1 哑谜
即将在此讲述的故事，具有一种“决斗”的性质。
那是介于两个实力悬殊对手之间的决斗：一方是强而有力且肆无忌惮的国家，另一方则是一个既渺小又名不见经传的平民。这场决斗未曾在习称的“政治角力场”上进行，而且那位平民既未投身政治，更绝非“谋反者”或“国家公敌”之流的人物。他始终居于绝对的守势，除了捍卫其敝帚自珍的己身人格、生命和荣誉之外，别无所求。可是，他必须朝夕与之为伍的国家却用尽极端粗暴，甚至有些笨拙的手段，不断对这一切进行攻击。
那个国家运用恐怖的威胁，勒令该平民舍弃自己的男女朋友、抛开自己的想法来采纳官方的论点，并要求他以自己不习惯的方法来行礼，按照自己不喜欢的模式来吃喝，把闲暇时间用于令自己深恶痛绝的活动，献身于自己所抗拒的冒险行为，更进而逼迫他否定过去与自我。尤有甚者，他必须不断为上述事项公开表达狂热的兴奋与感谢之意。
这一切都是那位平民所完全无法接受的。他虽然身为受害者，却没有做好太多反击的准备。他绝非天生的英雄或殉道者，而只是一个具有许多弱点的普通人，更何况，他还是一个危险时代的产物。但他不愿如此忍气吞声下去，于是走上了决斗之路——心中既无激情，甚至带着几分无奈，却默默有着绝不退让的决心。
他的实力当然遥遥落于对手之后，但在行动上可以比较灵活。人们将会看见，他如何采取迂回运动，时而闪避，时而蓦然重返；以及他如何稳住身子，在千钧一发之际拨开重击。人们将会承认，对一个不具特别英雄色彩或殉道者风格的平凡人而言，他的表现可谓非常顽强。可是人们也将看见，最后他无论如何还是必须终止战斗。如果有人愿意的话，也可以换个说法来表示，那就是，他必须把战斗转移到另外一个层次。
那个国家是“德国”，而那位平民正是在下。我们之间的争斗可能会像其他竞赛游戏一样，让别人看得津津有味。（我希望它真的有趣！）但我并非纯粹为了消遣娱乐才讲述这些故事，因为在我心中还另外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
我个人与“第三帝国”之间的决斗绝非特例。一介平民为了捍卫自我及维护个人荣誉，而与一个强大且充满敌意的国家进行决斗之故事，六年来已经在德国上演了千万次。它们每一次都于绝对的隔离之下进行，缺乏外界的配合及参与。不少天生即具有英雄风格或殉道者色彩的“决斗者”表现得比我更为突出，直到他们进了集中营、上了断头台，甚至有资格将来被人立碑纪念为止。但其中也有人很快就归顺，今天早就成为只能暗中发发牢骚的“冲锋队预备队员”，或纳粹组织的小头头。
我个人的遭遇只不过是一个很寻常的案例而已。正因为如此，人们可以从中看出，今天尚待在德国的人们到底还能够有什么样的机会。
人们将会发现，德国人已经处于朝不保夕的境地。倘若外界愿意的话，他们原本不必变得如此穷途末路。而且我相信，外界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会希望他们不再这么毫无指望。如果外界能够采取实际行动的话，纵使无法阻止这场战争——现在为时已晚——但至少也可以借此缩短几年打仗的光阴。这是因为，凡出于善意而努力捍卫个人的和平与自由之德国人，正在有意无意之间同时捍卫其他的事物，那就是世界的和平与自由。
基于这个道理，我始终觉得有必要把世人的注意力，引导到正发生于不为人知的德国国内之事件。
在这本书里面我只作叙述，不会讲出大道理来。但本书内含一个道德寓意，那就好像埃尔加
的《谜语变奏曲》贯穿全曲之“另一个旋律主题”一样——哑谜。
我并不介意有人读完本书以后，完全忘却我讲述的冒险经历和交互事件。但是，人们若能记得那个秘而不宣的道德寓意，我将于愿已足。
2 历史事件的不同强度
早在那个极权国家既需索无度，又威胁恫吓地向我扑来，并教会我什么叫作“亲身体验历史”以前，我就已经遭遇了许许多多所谓的“历史事件”。所有仍然在世的这一代欧洲人都可以讲出同样的话来，只不过没有任何人会比德国人更有资格这么做。
这一切历史事件，免不了都在我本人和我所有同胞的身上留下痕迹。如果人们不清楚这一点，就无法理解后来发生的事情。
但所有发生于1933年以前的事件，与继之而来的事件之间存在着一个重大的区别：之前所有的事件或与我们擦身而过，或只是发生在我们的头上，使我们变得忙碌和激动。有些人因之丧命，有些人则落入贫困，但它们从未让我们陷入良知上的最后抉择。况且，我们的内心深处仍存有一块未受波及的净土。人们只是获得经验、建立自己的信念而已，并没有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可是，身陷“第三帝国”这部机器之内的人——不论是乐意还是抗拒——却无法做出同样的表示。
历史上发生的林林总总，激烈程度显然大相径庭。在真正的现实世界，也就是在匹夫的私人生活之中，一个“历史事件”几乎可以不留下任何痕迹。但它也可能带来破坏性的后果，以致玉石俱焚。这在一般历史论述之中是看不出来的。
比方说，“德皇威廉二世在1890年将俾斯麦免职”，这无疑是德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年。但几乎任何德国人的传记均不会提及此事，除非他是那一小群当事者之一。每个人的生活皆与以往并无二致，没有任何家庭因为这个事件而离散，没有任何友谊因之而破裂，也没有任何人抛弃自己的故乡，依此可以类推，甚至没有任何约会或歌剧的演出曾因之而取消。失恋的人依旧失恋，热恋的人依旧热恋，穷人依旧贫困，富人依旧有钱……
现在再让我们比较另外一个日期：“兴登堡于1933年任命希特勒为总理”，6600万人的生命之中从此出现一场大地震！
如同前面所述，基于“科学实用主义”的历史著作无法说出历史事件在强度上的差别。想获得更进一步认识的人，就必须阅读传记。但应该阅读的并非政治人物的传记，而是那些比较罕见，由默默无闻的寻常百姓所撰写之传记。我们可以由此看出：某些“历史事件”只是从私人生活，也就是真实生活的头顶上面掠过。那就好似湖上的浮云一般，湖面水波不兴，仅有匆匆一瞥的倒影。其他的历史事件则宛如狂风暴雨，在湖面掀起阵阵波涛，令人难以看清其原貌。此外还有第三种历史事件，它们所产生的效果就仿佛把湖水放干了一般。
我相信，如果不把这些不同的层次放在心上，就无法正确认识历史的真相（可惜人们几乎一直忽略了这一点）。所以就请大家让我放轻松一下，在进入本题之前，先依据我个人的观点来描述德国近二十年来的历史，也就是把德国历史视为我个人故事的一部分。这不会花费太多时间，并且能够使后面的文字比较容易让人理解。更何况，我们还可以借此而变得比较熟识。
3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上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宛如一声擂鼓开启了我有意识的生命。它对我所造成的冲击，与大多数欧洲人并无二致。它爆发于放暑假的时候——直截了当地说，这整场战争最令人恼火之处，就是它摧毁了我的假期。
但与目前正在慢吞吞成形之中的战争比较起来，上一次世界大战的突然爆发就显得非常慈悲了！
1914年8月1日，我们才刚刚决定不必把事情当真，继续留下来享受夏日的田野时光。当时我们正置身于“后波美拉尼亚”的一座庄园，在森林中远离了尘世的喧嚣。那是我这个稚龄学童在世上最熟稔和最心爱的地方。每年8月中旬离开这座森林返回城市，都是该年度令我最难过、最无法承受的事件。唯有过了新年庆典以后，大家争相抢夺挂在圣诞树上的礼物，然后把树焚毁的伤心情景才可与之相提并论。那年8月1日的时候，我们还有两个星期的光阴，那看起来就好像永远不会结束一样。
当然，几天以前曾经发生过一些令人不安的事件。报纸上面也出现了前所未见的头条新闻。家父阅读报纸的时间较以往延长了许多。他的脸色显得非常凝重，接着会在阅毕之后痛骂那些奥地利人。有一天，报上甚至出现了“战争！”这个大标题。我不断听见崭新的字眼，但无法了解它们的含义，所以必须不时请人帮忙说文解字一番：“最后通牒”“总动员”“同盟国”“协约国”。
有一位少校军官也待在同一座庄园里面。当我和他的两个小女儿正争吵得不可开交之际，他却突然接获“军令”——又冒出了一个新词——赶紧手忙脚乱离开了。客栈主人的几个儿子之中也有一人被征召入伍。当他乘着马车前往火车站的时候，每个人都跟在后面走了一程，口中高声喊着：“早日凯旋！”还有一人怒吼道：“要好好教训塞尔维亚人！”我听了以后，心中想起父亲每次阅报之后习惯说出的话语，于是接着喊道：“也要好好教训奥地利人！”可是，我很惊讶地发现，每个人都突然大笑起来。
更让我深受震撼的事情，就是听说庄园内最漂亮的两匹马儿——“汉斯”和“卷毛狗”——也必须离开了，那是因为它们隶属于“骑兵预备队”的缘故。需要解释的字眼还真多！我非常喜欢每一匹马儿，可是最漂亮的两匹却突然都要不见了，这不禁让我的心中感觉一阵阵刺痛。
但最令人气愤的，就是“动身”这个字眼已经一再被人提起：“或许明天我们就得动身了。”这句话听在我的耳中简直像是：“或许明天我们就得翘辫子了。”明天，而不是听起来仿佛无垠无涯的两个星期！
那时当然还没有收音机，报纸也总要迟上二十四个小时才会送抵我们的森林。此外，报纸的内容也远不如今日来得丰富，而且那个时代的外交家更懂得保密……唯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可能在1914年8月1日当天，还认为战争绝对不会爆发而决定继续留下来。
1914年8月1日令我永志不忘。每当我回忆起那一天的时候，内心深处总会浮现出一种宁静的感觉，一种已经弛缓下来的紧张气氛，以及“一切又已恢复正常”的念头。这真是一种罕见的“亲身体验历史”的方式。
那是一个星期六，四下充满了祥和之气，乡间最美好的周末也不过如此。此时工作已经结束，空气中回荡着返家牛群的铃声，整座庄园都井然有序、安宁静谧。长工和女仆正在屋内装扮自己，准备参加不知在何处举行的晚间舞会。楼下的大厅里面，墙头挂着鹿角，桌上已经摆出锡制器皿及亮晶晶的陶制碗盘。我却在那边发现，家父和庄园主人正端坐在靠背椅上，于深思熟虑之下全盘讨论时局。
我当然不大听得懂他们谈话的内容，而且我早就把它忘光了。不过我还一直记得的，就是他们的语气——家父较清扬的声调和庄园主人深沉的男低音——是那么和缓，那么令人感到慰藉。二人徐徐吐出的芬芳雪茄烟雾，就像细细的柱子一般在他们面前缭绕而上，能够让人产生信赖感。尤其他们讨论的时间越久，一切就很清楚地显得愈发有利，也越来越令人安心。现在事情已经清楚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战争根本就不可能爆发。所以，我们不必再穷紧张，可以和往年一样一直在此待到假期结束了。
我听到这里就走了出去，心情轻松愉快，于满意之中带着感激，以欢欣鼓舞的态度俯视夕阳西下时的森林——如今它又是我的了。那天原本云层密布，但接近傍晚的时候天色已逐渐放晴。现在金黄色的太阳正游弋于蔚蓝的天空，预告第二天将万里无云。我非常确定，现在又剩下来的十四天假期一定也会是同样的晴空万里！
当我第二天早上被叫醒的时候，收拾行李的工作已进行得如火如荼。我一时还完全无法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虽然前一天曾经有人试着向我解释何谓“动员”，但这个字眼仍然对我不具任何意义。可是现在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不可能再向我作出任何说明。我们必须在中午携带所有的家当起程——如果错过那班列车，便很难确定是否还找得到可以搭乘的火车了。
我们能干的女仆说道：“今天已经走到了零点五。”直到今天我仍旧不完全明白那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无论如何，其含义应该是：现在已经箭在弦上，每个人都只能听天由命了。
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趁着空当儿偷溜出去，在森林中来回奔跑，直到有人于临行前的最后一刻找到了我。那时我正坐在一个树墩上，把头埋在双手之中号啕大哭，完全听不进人家好言相劝的那句话：“现在打仗了，所以每个人都必须作出牺牲。”我不知怎地被塞进了马车，然后坐在两匹褐色马儿的后面快速奔驰。那已经不再是“汉斯”和“卷毛狗”，因为它们已经走了。我们的背后尘土飞扬，遮蔽了一切。此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童年时代的森林。
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以真实的方式经历战争的一小部分，心中充满了有东西被人夺走和破坏之后，自然而然会流露出来的伤痛。可是，我们才走到半路上，情况即已有所改变。一切都显得更加刺激，更具有冒险性，甚至变得像是在过节一般。以往火车行驶的时间是七个小时，这回却变成了十二个钟头。火车时走时停，每当有满载军人的列车从旁驶过，大家都挤到窗边挥手欢呼。
我们和往常旅行时不同，没有自己专用的小隔间。这回必须站立于走道，要不然就坐在我们的行李箱上面，在人群当中被推来挤去。人们彼此喋喋不休，就仿佛他们并非陌生人而是多年的老友一般。他们谈论得最频繁的话题就是“间谍”。在那次的旅途当中，我学会了一切有关“间谍”这个刺激行业的事物，而那也是我前所未闻的。火车驶经任何桥梁均会放慢速度，我的心中既害怕又充满期待，说不定真的就有间谍在桥下放置了炸弹！
我们抵达柏林的时候已经是午夜时分，我从来就没有过这么晚了还不睡觉的记录！我们的公寓还没有做好迎接的准备，家具上面仍然罩着布套，床铺也尚未整理就绪。有人就在家父还弥漫着烟草味的书房，把一张沙发弄成了我的卧榻。毫无疑问：战争也可以带来许多令人愉悦的事情！
随后几天，我在短得不可思议的时间之内，便学到了多得令人难以置信的事物。不久以前，我这个七岁男童几乎还不晓得什么叫作“战争”，当然就更不可能知道“最后通牒”、“总动员”和“骑兵预备队”的含义。现在却突然变得好像对它们早已一清二楚。而且，我不但完全明白何谓战争，它是什么模样，发生在什么地点，甚至连战争爆发的原因都难不倒我。我晓得，这场战争必须归咎于法国的复仇狂，英国在贸易上的嫉妒心，以及俄国的野蛮。这些用语我很快都可以朗朗上口了。有一天，我干脆自行开始阅读报纸，并很惊讶地发现，它们的内容竟然如此浅显易懂。
我还请人帮忙在欧洲地图上指来指去，并一眼即可确定，法国和英国根本就不可能是“我们”的对手。只不过当我看见俄国那个庞然大物时，心中却隐然浮现畏惧之意。不过很快就有人安慰我说，俄国的各种统计数字固然看起来吓人，但它们早已被令人难以置信的愚蠢和腐败，以及成天狂饮的伏特加酒所扯平了。
正如同前面所述，我仿佛早就已经晓得一般，在极短的时间内学来了各军事将领的姓名、各国军队的战力、战舰的武装和吨位、最重要的要塞所在地和战线的走向。我还很快就发现，那时正进行着一场游戏，而且它比我之前所见过的任何事物，更能够把生活塑造得既紧张又刺激。而我对这场游戏的兴奋与乐趣，一直到战败的苦果来临之际皆未尝稍歇。
我必须在此为自己的家人说几句公道话。那些把我的头脑搞得如此乱七八糟之人，并非与我关系最紧密的亲友。家父于战争爆发之际已经痛苦万分。开战以后，他对全国上下在最初几周内表现出来的欢欣鼓舞，始终抱持怀疑的态度。随即出现的病态仇恨心理，更让他深恶痛绝——虽然他免不了仍是希望德国打赢那场仗的忠实爱国者。家父是他那一代人里面的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一，他们内心深处曾经怀有一个信念，此即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早已成为过去。这也就是说，他们根本不晓得该如何看待那场战争。于是他和许多人一样，耻于对之作出任何正面的表示。我曾多次听见他说出尖锐的怀疑论点，同时那已经不再只是针对奥地利人而已。这与我新近培养出来的战争狂热是完全格格不入的。所以，家父和其他的家人并没有犯下任何过错，以致让我在短短数日之内，就变成了一个盲从的沙文主义者和一个“待在家中的战士”。
过错来自当时的氛围，来自周遭不可言状、处处感受得到的各式激情。万众一心所形成的涡流和怒潮，为身陷其中者带来一种前所未见的情绪化反应，就连七岁的小孩也无法幸免。那些意图置身事外的人，则几乎窒息于凄凉与孤寂所形成的真空之中。我从自己当时幼稚的乐趣（而且心中毫无怀疑和挣扎的迹象），首度感觉到我的民族具有一种效果惊人的罕见天赋，能够让群众同时陷入歇斯底里的状态。这种天赋或许正用于弥补其在追求个人幸福这方面低下的能力。我根本就不晓得，想把这种犹如庆典般的全民疯狂状态置之度外，其实是办得到的事情。而且我还没有领悟出来，一个显然可以让众人感到高兴，宛如节庆一般令人飘飘然的事件，竟然可以是非常危险和有害的。
对当时柏林市的一个七岁学童而言，战争并非真实的事物——其不真实的程度就跟游戏没有两样。那时还没有空袭警报和空投的炸弹，唯有在远方才会出现身上包扎五颜六色绷带的伤员。当然，家家户户都有亲友在前线作战，而且不时会传回阵亡通报。可是，小孩子很快就习惯于看不见那些人的踪影，至于他们有朝一日是否会永远消失，那也就不再具有任何差别了。
现实生活中的艰苦状况以及各种令人不快的景象，那也都算不上什么。食物非常糟糕，这不是大问题。后来食物变得很少了，皮鞋装上了嘎嘎作响的木制鞋跟，旧西装翻新了再穿，我们需要在学校搜集肉骨头和樱桃核，而且很奇怪的是，大家还经常生病。但是我必须承认，那一切均未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但这并不表示我“像小英雄似的承受了一切”，反而是因为我对那些事物根本就没有十分迫切的需求。我很少想到食物，那就好像足球迷在冠军决赛时心中没有食物一样。我对战情报道的兴趣远比对菜单来得大。
把当时的情况拿来与足球相提并论，这个做法其实有些牵强。事实上，当时我这个小孩子是一个战争迷，着迷的程度就跟足球迷差不多。但假如我把自己说成是仇恨宣传下的牺牲品，那就未免把当时的我讲得太差劲了。不过，那种说法在1915年至1918年间曾经被当初在开战头几个月之内兴奋得心力耗竭的人士过分渲染。
我个人对法国人、英国人或俄国人的恨意，正如同“朴茨茅斯队”的球迷“仇视”“沃尔夫汉普顿队”的程度一样轻微。我当然希望他们打败仗和受到屈辱，但这只不过是因为他们是我方获胜时不可或缺的对手而已。
唯有战争游戏本身的魅力才是真正有意义之处：它里面包含了一些秘密的游戏规则。而俘虏的人数、占领的土地、攻克的要塞、击沉的军舰等之重要性，就跟足球比赛射进门的球数，或拳击比赛时的“点数”大致相同。我不厌其烦地在心中制作积分表。我是战情快报的狂热阅读者，并把它们依据一个秘密的非理性规则加以“换算”。比方说：十个俄国战俘的价值等于一个被逮到的法国兵或英国兵；五十架飞机的价值相当于一艘装甲巡洋舰。假如战情报道列出了阵亡人数，那么我一定也会把死者拿来“换算”一番。虽然我无法想象，我的换算在实际状况下看起来会是什么模样。
那是一场晦暗不清、神秘万分的游戏。它具有无穷的邪恶魅力，足以抹除一切，使真实生活变得虚幻，更能够像玩轮盘赌或吸鸦片烟一般产生麻醉作用。在整个战争期间，我和同伴整天玩着这种游戏，整整玩了四年。没有人处罚我们，也没有人过来打扰。那场游戏本身，而非我们课余之暇在街头或操场上进行的无伤大雅之“战争游戏”，就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留下了危险的戳记。
4 一场国家大戏
或许有人认为我没有必要花这么多篇幅，来详细描述一个小孩子对世界大战很明显的不当反应。假如这只是个案的话，那么的确就没有如此大费周章的必要。只可惜，这并非单独的特例。德国一整个世代的人，便是在自己的童年或少年时期，以类似的态度经历了那场战争。而这一整个世代，也正是今天准备把它重新上演一次的人。
这些经历的后劲及余毒，未尝因为当事者是儿童或青少年而和缓下来。群众的心理反应其实与小孩子并无太大差异。我们很难想象得到，那些被灌输给群众，煽惑他们采取行动的概念可以是多么幼稚。而若想让一个理念对群众产生具有历史意义的推动力，通常就必须先将其层次降低到连小孩子都可以理解的地步。在这一代儿童的脑海中所形成的既幼稚又疯狂的想法，这么四年下来以后早已根深蒂固。再过二十年，它很可能就成为认真得具有致命性的“世界观”，而介入政治高层之决策。
战争是一场刺激万分、振奋人心的国家大戏，其所带来的消遣娱乐及情绪反应，无论就深度还是趣味性而言，都要比和平时期的任何游戏更加引人入胜。而在1914年至1918年间，它正是这代德国学童每天的经验。这在日后演变成一种憧憬，而纳粹主义的吸引力、简单性，以及对幻想及行动狂热所产生的要求，也就来自这种憧憬。这种憧憬同时造成了纳粹主义的不宽容特性，以及它对国内政治立场不同者的残暴对待。其中的道理便是，凡不想跟着玩这场游戏的人根本不被当成“对手”看待，而是被视为不合群的扫兴者。这样继续发展下去，即演变成对邻国的好战态度。这是因为，那些国家已不再被视为邻居，而是在有意无意之间被当成敌国看待。若不这么做的话，那场大戏根本就玩不起来。
许多事物都为后来的纳粹主义提供了助力，并协助其成形。但纳粹主义的根源并非来自“前线的经历”，而是出于德国学童的战争经验。整体而言，曾经上过战场的那一代人里面并没有太多真正的纳粹分子，今天他们反而是“爱发牢骚”和“爱挑剔”人士的主力。这是不难理解之事，因为曾经实地经历过战争的人，多半对它会有不一样的衡量标准。
但我不得不承认，在此难免会有例外出现：第一种例外是“永远的斗士”，也就是那些从战争的恐怖之中找到了自我的生活方式，而且能够乐此不疲的人。第二种例外则是“永远的失败者”，也就是那些以欢欣鼓舞之态度，亲身经历了战争恐怖毁灭的人。他们还想把它继续下去，以便向那让自己一事无成的人生进行报复。
戈林很可能就是第一种人，而希特勒则毫无疑问属于第二种人。至于真正称得上是纳粹主义那一代的人，就出生于1900年至1910年之间。他们以一场“伟大游戏”的方式经历了世界大战，却全然没有受到战争现实的波及。
“全然没有受到波及？”也许有人会责难道，“那么他们至少总挨过饿吧？”此说固然正确无误，但是我已经在前面提到过，饥饿可并没有怎么搅乱那场大戏，或许反而更有利其进行。食足饭饱的人，是比较不容易被梦想和幻觉所吸引的。无论如何，幻想并不会仅仅因为饥饿而破灭。换句话说，它只会慢慢被消化掉；而所留存下来的东西，甚至会演变成对营养不良的更大抵抗力。这或许就是那一代人比较能够令人同情的一面。
我们很早即已习惯用最少量的饮食来过日子。而大多数目前仍然在世的德国人，都曾经有过三次低于平均营养摄取标准的饮食：第一次是在打仗的时候，第二次是在高通货膨胀的时期，第三次就是现在——其口号是“要大炮，不要黄油”。就这一点而言，人们可谓已接受过良好训练，所以不会过于苛求。
我非常怀疑一个论点，即德国人当初是因为饥饿而结束了大战。在1918年的时候，他们已经连续挨饿了三年。而1917年的饥饿程度甚至较1918年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个人认为，德国人之所以停战，不能归因于他们正在挨饿，而是因为他们觉得那场仗就军事观点而言早已打输了，而且根本已经不可救药。无论如何，德国人不大可能会因为饥饿而终结纳粹主义或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他们眼中，“挨饿”简直是一种道德上的义务，最起码也并非什么特别糟糕的事情。他们俨然已经成为一个以自己天生的饮食欲为羞之民族。看起来非常矛盾的现象就是，纳粹不给百姓东西吃这个事实，甚至还间接成为有力的宣传工具。
纳粹公然诋毁那些开口“谩骂”的人，表示他们如此做的动机实乃出于自己得不到黄油和咖啡。今天的德国固然早已怨声载道，但人们的谩骂大多基于其他远较高尚的理由，而非因为饮食不良。假如他们仅仅因为饮食不良而开骂的话，只可能会羞愧欲绝。所以，与纳粹报刊所作报道完全相反的事实就是，德国人难得对食物的短缺发出抱怨。然而，每当纳粹报刊宣传真相的反面时，都十分清楚自己究竟在做什么：只要德国人不想被说成是因为卑下的进食欲而心生不满，那么他们就完全不敢再开口了。
如同前面所说，我认为，这就是当代德国人比较能够令人同情的一面。
5 “十一月革命”与德皇退位
在为时四年的战争期间，我已经逐渐淡忘了什么叫作“和平”，对战前生活的回忆也不断褪色。我早就无法想象，没有战情快报的日子将是个什么模样。这样的生活恐怕会连一点刺激也没有。因为它还能带来什么呢？我们上学，学会怎样写字和算术，然后还要学习拉丁文和历史。我们跟朋友嬉戏，与父母一同外出散步，难道这就是生命的全部内涵？
能够使生命充满紧张和刺激，让日子变得多姿多彩的，就是那些个别的军事行动：每逢有大规模攻势顺利推展，敌军被俘人员多达五位数，攻占了要塞并虏获“不可胜数之军用物资”的时候，那就好似过节一般。于是，有取之不尽的题材可供运用于幻想，生活之中也充满了亢奋，那就跟后来谈恋爱时的情况颇为类似。
可是，如果碰上了无聊的保卫战、“西线无战事”，或“已依预定计划实施战略转进”的时候，人生便弥漫着一片灰暗。同伴之间的战争游戏已经味同嚼蜡，学校的功课也变得加倍无趣。
每天我都步行前往距我们住处只有几个街角的派出所。那边有块黑板张贴出战情快报，比报纸刊出的时间提前了好几个小时。那是一张有时长一点，有时短一点的狭长白色纸条，上面印满了飞舞的花体大写字母——它们显然都出自同一架已经严重耗损的复制设备。我必须稍稍踮起脚尖、头部向后仰起，才有办法把它们完全看清楚。我每天都很有耐心地这么做，心中满怀着热忱。
前面曾经提到过，我对和平已经缺乏正确的概念，却对“最后胜利”仍持有自己的看法——“最后胜利”便是战情快报所列出一次次大大小小的胜利，有朝一日合并计算以后不可避免会出现的总账。当时，它在我身上产生的意义，大致可以拿来与“最后审判”及“死者复生”之于虔诚的基督徒，或“弥赛亚降临”之于虔诚的犹太人相提并论。它将是所有胜利报道令人难以置信的升华，以致让俘虏的人数、所征服的土地及缴获的物资完全相形失色。随之而来的发展就令人难以再想象下去了。我既渴望又胆战心惊地期待“最后胜利”的来临。它迟早总会出现，这是无可避免的事实，唯一令人存疑的，就是其后的生活还能够产生什么意义？
纵使在1918年7月至10月那段期间，我依旧盼望“最后胜利”的出现。尽管我不会笨到看不出来，战情快报已经变得越来越沉闷，而且我的期待早就完全违反了理性。可是不管怎么说，俄国不是已经被击败了吗？“我们”不是已经拥有乌克兰，而那里可以提供获胜所需的任何物资吗？“我们”不是依然深处法国境内吗？
虽然我无法假装看不见，已经有许许多多的人，甚至几乎所有的人，都已经随着星移斗转而对战争产生了与我不同的看法。可是，我的看法其实原本就是大家共同的观点，而且正因为它曾经是公论，后来才会变成我个人的看法！但最令人火冒三丈的，就是每个人似乎都在这个节骨眼对战争失去了兴趣。然而，现在正是人人都应该多加把劲的关头，好让战情快报从令人意兴阑珊的“挺进之尝试已告落空”或“已按预定计划后撤至防御阵地”，再度扭转成让人心大振的“向前突破之纵深长达三十公里”，“已粉碎敌之防线”，或“俘虏敌军三万人”！
我在商店门口排队购买人造蜂蜜或脱脂牛奶的时候（家母和我们的女仆已经无法再独立应付，所以有时我也必须帮忙排队），老是听见妇女们不断发出怒骂声和乱讲一些没有常识的丑恶字眼。通常我不会听完以后就把它当作耳边风：我会一无所惧，提高自己依然尖锐的童稚嗓音，针对“坚持到底”的必要性发表意见。那些妇女大多先大笑几声，然后愣在那里，有时更会失去自信而变得哑口无言。我就在胜利之中浑然忘我，手中摇晃着四分之一公升的牛奶离开那个辩论场……可是，战情快报并未因此而变得比较好看。
从10月开始，革命的脚步已日益迫近。它成形的过程与大战非常类似，先是到处突然充斥着新字眼与新概念，然后几乎和那场战争同样来临得出人意料。不过，二者之间的相似处也就到此为止。无论人们如何看待那场战争，它至少是一个完整的事件，而且曾经进展得相当顺利，在当时看来，它甚至还称得上是成功的。可是那场革命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它对后来德国整体历史发展产生了灾难性的意义。战争爆发以后固然出现了可怕的不幸事故，可是每个人的记忆之中都曾经有过欢欣鼓舞的日子，生命也一度变得意气风发。相形之下，1918年的革命虽然最终带来了和平与自由，实际上却几乎让全体德国人都只留下了一片灰暗的回忆。
大战爆发于阳光普照的绚丽夏日，革命却发生在湿冷的11月浓雾之中，光是这个差别即足以成为革命的致命伤。此说听起来固然可笑，不过却是事实。那些共和党人后来也会作此感想，而且他们从来就没有真正打算让别人把自己和11月9日联想到一起，更从未公开庆祝过这个日子。那些纳粹党人则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用11月18日来掩饰8月14日。
11月18日：虽然战争结束了，妇女重获自己的丈夫，男人重获自己的生命，可是这个日期却非常讽刺地并未造成举国欢腾。伴随它而来的反而是恼怒、战败、恐惧、没头没脑的射击事件和混乱，甚至连天气都糟透了。
我个人则对革命本身并无太多认知。各家报纸突然在星期六宣布：德皇已经退位。这不禁令我深感讶异，因为那则报道非常简短，报纸上面居然只有大标题而已。可是，我在战争全期所见过的任何报道都比它要来得长。其实，当我们阅读报纸的时候，德皇根本还没有退位。只不过，他很快便补上了这个动作，此段插曲也就不再具有太多实质的意义。
比“皇上退位”这个大标题还要来得耸动的事件，就是《每日广讯报》忽然在星期天更名为《红旗报》——某些革命派的印刷厂工人已经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但该报的内容并没有出现任何改变，过了几天以后它再度被正名为《每日广讯报》。这小小的一步不可不谓是整个1918年革命期间比较让人产生好感的部分。
接踵而来的是星期天首度传出了枪声。在整个战争期间，我可从来就没有听过有人开枪，可是现在当战事接近尾声的时候，人们却开始在柏林放枪。我们站在家中后侧的一个房间里面，一打开窗户就听得见声音不大但清晰可辨的机关枪哒哒的射击声。我心中开始变得惴惴不安，这时有人向我们解释重机枪与轻机枪发出的声响有何区别。我们开始揣测，到底是怎么样的战斗正在进行之中？枪声来自皇宫的方向——这是否意味着首都卫戍部队正在进行反击？是不是革命很快就会被敉平呢？
我对此满怀着希望，而且从本书迄今所叙述的一切即不难看出，我全心全意反对革命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事情。然而，第二天我就已经失望了——原来那是一场不同革命派系之间的失控射击事件，原因就只是其中的每一派都认为自己有权占据皇家马厩罢了。抵抗的迹象完全付诸阙如，显然革命已经获得了胜利。
那么现在这又将意味着什么呢？是不是至少会像过节一样闹哄哄，什么事情都乱七八糟，而且到处都在偷鸡摸狗，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无政府状态？实际上却并不是这个样子。学校里面最令人畏惧的老师——他是一个易怒成性，眼睛骨碌碌转来转去的暴君——反而在那个星期一公开宣布：“这里”，也就是在这所学校里面，可没有发生任何革命，这里还是照样维持正常的秩序。为了强调此点，他还将一些在下课之后把“革命游戏”玩过头的同学按到凳子上，用教鞭好好抽打一番来杀鸡儆猴。我们这些目睹过“行刑”过程的人，心头都浮现一片乌云，觉得那是大事不妙的前兆。如果连小孩子都在革命爆发两天以后，就因为玩“革命游戏”而在学校惨遭毒打，那么革命好像真的是有些不对劲。这样的革命绝不会有前途，是绝对不会成功的。
那时，停战的时刻尚未到来，但无论是我还是别人的心中都十分清楚，革命实际上即意味着战争的结束，而且显然不会有“最后胜利”出现。本来大家只需要再多加把劲就成了，可是不知何故却没有人这么做。这种没有“最后胜利”的终战会是个什么样子，我对此可完全没有概念。我必须先要看见报道以后才有办法想象出来。
战事进行于遥远法国的不知名角落，发生在一个不真实的世界，只有战情快报才会从那边传回来，那就仿佛彼岸带给我们的讯息一般。正因为如此，战争的结束对我而言也就不具有确切的真实感。我周遭可以用感官来认知的环境更没有出现任何变化。每个事件纯粹发生于伟大战争游戏的梦幻世界之中，四年以来，我就生活在其中……但不可讳言的是，相较于真实的世界，那个世界对我产生了更加重大的意义。
11月9日及10日两天仍然有战情快报出现，它们的语气也和往常一样：“敌军企图突破之行动已遭击退”，“我军于奋勇还击后返回预先备妥之阵地……”。到了11月11日，当我和往常一样按时抵达的时候，派出所的黑板上面已经没有了战情快报。它只是黑漆漆地空出一大块，我在惊恐之余心中想着：如果我连续几年下来每天汲取精神食粮和幻想素材的地方，永远只剩下一块空空如也的黑板的话，又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情景？这时我继续向前步行，寻找不可能不出现的战况报道。既然战争已成过去（这是每个人都不难想象出来的事情），那么它至少总该有个结束的时刻吧？这就好像比赛终场时有裁判鸣哨收兵一样，至少也值得说明一下。再过几条街还有另一个派出所，说不定那边就会有快报出现。
那里同样没有张贴出任何文字，看来警方也已被革命感染，而且旧秩序已经荡然无存了。但我还是不死心，于是冒着11月的蒙蒙细雨沿着大街小巷继续走下去，一心只想找到任何有关的讯息。结果我来到了一个全然陌生的地方。
不知怎地，我在一家贩卖报纸的小店铺橱窗前面发现了一小群人。我小心翼翼地挤了进去，终于读到其他人正在默默阅读，而且让他们觉得大不以为然的东西。那里张贴出一份号外，上面的大标题写着：“停战协议业已签署”，其下还列出了各个条件。那是一份长长的清单，读着读着，我不觉目瞪口呆起来。
我该拿什么来形容自己当时的感受呢？那是一个十一岁男童，在自己的幻想世界完全破灭以后的感受。事后回想起来，在正常的现实生活里面，很难找得到可与之相提并论的事物。某些犹如梦境般的灾难事件也唯有在梦幻世界之中才可能发生。假设有个人多年以来向银行账户存入了大笔金钱，有一天他心血来潮向银行索取收支明细表，却发现自己不但没有巨额存款，反而还积欠了一身的债，那么他心中的感受可能就会类似我当时的感受。然而，这种事情只可能存在于梦境之中。
号外上面列出那些条件的时候，已经见不着最后几份陆军战情快报当中的委婉表达方式。它们所展现出来的，是对战败者迎面而来的冷酷语言。其冷酷无情的程度，就好像军方报道向来只描述敌军的败绩一般。“我们”居然也会有战败的时候，尤其这竟然不是偶发事件，反而是一场接着一场大胜之后的最终结果。这已经完全超出我所能理解的范围。
我把那些停战条件读了一遍又一遍，把头向后仰得高高的，就和四年以来阅读战情快报时的姿势没有两样。最后我离开人群走了出去，完全不晓得自己正迈向何方。我寻觅报道而来到的处所，已经够让我觉得陌生了。现在我走到了更加不熟悉的地方，那里的街道没有一条是我曾经见过的。这时又飘下了11月的雨水。
正如同那些陌生的街道，整个世界也让我觉得陌生和毛骨悚然起来。显然那场大戏除了我晓得的引人入胜之规则以外，还另外有我未曾注意到的秘密规则。这里面毫无疑问一定存在着很不对劲的地方。如果世事发生得如此阴险诡谲，如果一场接一场的胜利最后会导致战败，而真正的游戏规则却无法事先公布，非要等到令人震惊的结果出现以后才会被披露出来，那么还有什么东西能够给人带来安全感和信赖心呢？我仿佛看见了万丈深渊，我的内心对生命出现了恐惧。
我无法相信，德国的战败为任何人带来的沉重震撼，能够超过那个十一岁的男孩子——当时他正踽踽独行于既陌生又潮湿的街道上，不知自己正步向何方。他更没有注意到，11月的斜风细雨已经让他全身上下都逐渐湿透了。
我尤其无法相信，那个名叫希特勒的一等兵心中之痛楚会比我还要来得严重。他大约在同一个小时里面，于帕瑟瓦克野战医院听见德国战败的消息。不过，他的反应比我要激烈许多——他在书中写道：“我的眼前又变成一片漆黑，只得以手摸索，踉踉跄跄走回寝室。然后我扑倒于自己的卧铺之上，把刺痛不已的头部埋藏在毯子和枕头底下。”接着，他就下定决心要当政治人物。
很奇怪的是，他的反应比我还要来得稚气和顽固，而且不光是表面上如此而已。如果比较一下希特勒和我经历相同的痛楚之后所出现的内心反应——前者表现出的是愤怒、硬拗和决心从政，后者则怀疑游戏规则的有效性。经过这番比较之后，我不得不作出如下的结论：我这个十一岁少年表现得比那个二十九岁男子可要成熟多了。
无论如何，从那一刻开始即已无可置疑，我根本就不可能对希特勒政权抱持友好的态度。
6 革命的破坏者与“义勇军”
我暂时无缘与希特勒的帝国产生任何瓜葛，所面对的仍然是1918年的革命，以及一个德意志共和国。
革命对我本人及我的同辈所产生之影响，刚好与世界大战相反：战争并没有改变我们的现实人生（即日常生活），只是让它继续无聊下去，却为我们的幻想提供了极为丰富且用之不竭的素材。革命则为日常生活带来了许多新奇的事物。那些新事物虽然既多姿多彩又刺激万分——我马上就会加以叙述——但它们未给幻想留下任何发挥的余地。
革命与战争不同，它并非一个简单明了的实体，所以无法让人很快整理出头绪来。与之有关的各种危机、罢工、射击事件、政变及游行队伍，每每都显得矛盾多端和杂乱无章，从来就没有人真正明白它们究竟所为何来。它们不会令人心振奋，甚至根本无法让人理解。
1918年的革命并非出于预谋，同时也缺乏行动计划，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它是军事崩溃时形成的副产品，几乎完全没有领导。而人民——正是人民——感觉自己受到军方及政治领袖欺骗，于是把他们吓跑。这真的只能叫作“吓跑”而非“赶走”。因为，当具有威胁性的吓人姿态出现之后，从德皇以降的各方神圣立即自行逃逸得无影无踪。这大致与随后1932年和1933年之交的情形颇为类似：共和国的领导阶层也同样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德国从右派直到左派的政治人物显然都没有学会“失败的艺术”。
权力就躺在街头，但接掌权力的人士里面，真正的革命者少之又少。事后回顾起来，即使那些革命者也并不完全清楚自己到底想做什么，也不晓得该如何把事情贯彻到底。革命爆发半年以后，他们几乎全都变成了丧家之犬。这不仅仅是因为运气不佳而已，实际上多少也必须怪罪他们自己才具不足。
那些新当权派多半是一些处境尴尬的冬烘先生。他们多年下来早已养成担任忠诚反对党的习惯，而突如其来落入手中的权力反而变成极大的负担。他们只是诚惶诚恐，耐心等待好时机出现，以便尽快把权力脱手。除此之外，他们当中还有为数甚多的破坏者。那些人已经下定决心要来阻挠，也就是说，要背叛革命。例如那位令人憎恶的诺斯克，后来即成为其中最著名的人物。
现在一出大戏即将上演：真正的革命派发动了许多次组织不良且外行的政变。那些破坏者则按照预定计划推动反革命，而一些所谓的“义勇军”后来伪装成政府部队，在短短数月之内即以血腥手段镇压了革命。
在这一整出戏码里面，即使不吹毛求疵也找不出足以令人鼓舞之处。我们这些有产家庭的年幼子弟，刚刚才被硬生生从长达四年的爱国战争幻梦之中扯了出来，当然更只可能“反对”赤色革命：反对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及其“斯巴达克斯同盟”。我们只是隐约晓得，他们想“夺走我们的一切”。我们的家长因为有钱，很可能会遭其杀害。而且，他们根本就是想引进“俄国的那一套”。我们不论自己愿不愿意，只得“支持”埃伯特、诺斯克及“义勇军”。只可惜，我们心中对这些人物同样无法产生热情。他们演出的大戏摆明就是要让人倒尽胃口，其所沾染的背叛气息是如此浓烈，就连一个十岁小孩的鼻孔都钻得进去。
我想在此再度强调一次，从历史的角度观之，儿童对政治的反应绝对是值得注意的——“连每个小孩子都晓得的事情”，这通常就是一个政治事件的“第五元素”，也就是其真正的精髓所在。
怎么样都让人感觉不对劲的，就是那些好勇斗狠的“义勇军”。虽然我们或许并不反对他们把兴登堡或德皇重新请回来，但他们竟一再强调自己乃是为“政府”，也就是为埃伯特和诺斯克而战；而那两个人显然是自己志业的背叛者，并且长得就是那副德行。
除此之外，虽然事情发生得近在我们身边，却比过去出现于遥远法国的事物更加令人难以捉摸。从前的军方快报至少每天都会把战况列举出来，现在我们有时天天听见枪声，可是往往无从得知那到底意味着什么。
有时电力供应中断了，有时电车不开了。可是事态一直混沌不清，究竟那些人是为了表示支持“斯巴达克斯”党人还是支持政府，才会把汽油烧了，让大家只能步行？有人把传单塞进我们手中，要不然就是看见海报上面的斗大标题：“清算的时刻即将来临！”
我们必须把那些充满谩骂、攻讦对象不明的长篇大论从头到尾读过一遍，才有办法弄清楚，被指责的人究竟是那些“叛徒”“工人的谋杀者”，还是“丧尽天良的蛊惑百姓者”——此即分别为埃伯特、沙伊德曼，或李卜克内西、艾希霍恩之流的人物。
游行的队伍日日可见。当时的示威者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当他们中间有人吼出口号以后，众人即齐声高呼“万岁！”或“打倒！”。站在远处的人只听得见成千上万张嘴巴一起喊出的“万岁！”或“打倒！”，却无法辨认“独唱者”所讲出的关键词眼。结果，局外人依然听得一头雾水，不知其所为何来。
事情就这么断断续续进行了大半年之久，早已变得越来越没有意义而逐渐退潮。其实，革命的命运早在12月24日即已大致底定，只不过当时我们还不晓得而已。那天，工人和水手在皇宫前方爆发的街头混战中获胜以后，便纷纷作鸟兽散返家欢度圣诞佳节。
他们虽然在假日结束以后重新摆出战阵，可是此时政府已经调集了充足的“义勇军”人马。柏林连续十四天没有了报纸，有的只是或近或远的枪声——还有谣言。政府获胜之后，报纸也跟着重新出刊，过了一天又传出一则消息：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已经死了，他们两个人都是在企图逃跑时被射杀的。据我所知，这就是“于逃逸时遭到击毙”一词的滥觞。从此以后，它便成为莱茵河以东地区对付政敌的惯用行为模式。当时人们对之仍未习以为常，以致还有不少人真正相信其字面上的含义。好一个文明的时代！
革命形势虽已急转直下，但一切可并没有就此恢复平静。反之，最激烈的街头战斗要等到3月才在柏林展开（在慕尼黑则为4月）。换句话说，那时实际上已经到了为革命安排葬礼的阶段。
柏林的战斗是因为“人民海军师”——也就是原来的革命部队——被诺斯克在简单仪式中正式宣布解散之后而爆发的。他们可不想被解散，于是采取了抗争行动。柏林东北城区的工人也群起响应，那些受到“蛊惑”的群众于是连续鏖战了八天八夜。可是，他们怎么样也没有想到，自己的政府竟然会率领敌方人马前来迎击，结果演变成了一场毫无指望且激烈万分的困兽之斗。
战斗的结局早已不言自明，而胜利者更于事后进行可怕的报复。值得注意的是，在那个时候——也就是1919年初——左派的革命斗争一直徒劳无功，而未来的“纳粹革命”却已经巍然挺立，只不过还差个希特勒而已。埃伯特和诺斯克所借以自保的那些“义勇军”，就其成员的本质，尤其就其观点、举止及战斗方式而言，根本就是日后纳粹“冲锋队”的翻版。他们早已发明了“于逃逸时遭到击毙”这个做法，如今更在“拷问”这门科学上日益精进。同时，他们已经培养出一种大手笔的作风，那就是懒得多问，便不分青红皂白把比较不重要的敌人在墙前一字排开枪毙。这已经是1934年6月30日的前奏曲，只不过他们的实务还缺乏理论根据，尚有待希特勒来加以补足。
7 内战的“战火洗礼”
几经思考以后我只能表示，就连“希特勒青年团”的雏形在当时都已经出现了。例如，我们曾经在自己的班级组成了一个名叫“老普鲁士赛跑同盟”的俱乐部，其座右铭是：“反对‘斯巴达克斯’，要体育和政治！”此处所谓的“政治”，指的就是不时在上学途中，把一些自称支持革命的倒霉鬼痛殴一顿。
除此之外的主要活动则为体育：我们利用校园或公共设施举办赛跑活动，同时心中产生一种感觉，认为这样子便可以证明自己反对“斯巴达克斯”。我们相信这是非常重要的爱国活动，因为我们是“为祖国而跑”。这与日后的“希特勒青年团”又能够有多少差别呢？所不同的仍然只是缺少了后来添加进来的希特勒个人倾向，例如反犹太主义。
犹太裔的同学跑起步来，就跟我们其他人同样“反斯巴达克斯”、同样地爱国。有一位犹太人甚至还是我们当中的佼佼者。我敢对天发誓，他们从来就没有做过任何破坏民族团结的勾当。
1919年3月巷战的时候，我们的运动场地全部变成了战场，“老普鲁士赛跑同盟”于是不得不暂时中断活动。我们所在的市区刚好是街头战斗的中心地带。我们的中学成为政府军的前进指挥总部，隔壁的国民小学（多么具有象征意义！）则变成了“红军”的据点。两栋建筑物之间的争夺战就持续进行了许多天之久。我们的校长因为待在宿舍里面，结果被乱枪射死。等到我们重新看见那间屋子的时候，发现它的正面已被子弹打得到处都是坑坑洞洞。我们又可以上学以后，我的课桌下面好几个星期都还有一大摊始终清除不掉的血迹。
我们多出了额外的假期，便这样一周接着一周继续放假下去。我们可以说就在那个时候获得了“战火的洗礼”：我们只要一有机会就从家中溜到各个战斗现场，以便“看见一点东西”。能够看见的东西其实并不多，就连街头战斗都已经呈现出“现代战场的空旷性”。但是，我们能够听见的东西却相当多：机关枪、野战炮和狙击手的射击声，很快就让我们习以为常，有时连掷弹筒和重炮也夹进来凑热闹，那可就更加刺激万分了。
钻进被封锁的街道，已经变成一种运动：我们偷偷溜进房舍、庭院和地窖，然后突然出现在封锁部队的后方，遥遥站在“止步！凡继续前进者格杀勿论”那块牌子的背后。我们可没有被枪毙，因为根本就没人想要理我们。
那些路障通常起不了太大的作用，正常的街头生活往往以令人匪夷所思的方式与战斗行动搅和在一起。我还记得在一个艳阳高照的星期日（这也是那年刚出现的少数温暖星期日之一），一群又一群的漫步者正沿着一条大街徜徉。四下洋溢着和平的气息，连枪声都已不复可闻。可是就在一瞬之间，所有的路人皆往街道左右两侧闪开，躲进了屋内。
原来，有几辆装甲车轰轰隆隆疾驰而来。人们只听得见户外恐怖的近距离爆炸声，机关枪也蓦然从沉睡中惊醒，仿佛地狱般的情景就如此进行了五分钟之久。然后，装甲车又轰轰隆隆驶离，机关枪的射击声也随之沉寂下来。我们几个小孩子首先鼓起勇气，从门廊钻了出去，只见到处是一片奇特的景象。整条马路已经空无一人，取而代之的是每栋房子前面大堆小堆的碎玻璃——玻璃窗可承受不了近距离射击时所产生的震动。其他吓破胆的行人眼见已经没有风吹草动，也就一个个从门廊里面冒了出来。几分钟以后，大街上又充满了春日外出漫游的人群，就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所有的一切都显得那么诡异，而且从未有人对细节作过解释。比方说吧，我始终搞不清楚那次的射击事件究竟是冲着什么来的。报纸并没有对此作出任何陈述。我们反而从报上获悉另外一个消息：就在那个星期日，当我们还在春日蔚蓝的晴空之下漫步时，几公里以外的利希滕贝格却有人把几百名（或上千名？统计数字的出入很大）被俘虏的工人驱赶到一起，然后用一阵扫射加以“扳倒”。那个消息让我们深感惊吓，这比起几年前发生于遥远法国的事件要来得更接近、更真实多了。
那个事件从此不了了之，再加上我们当中没有人认得任何死者，而报纸在随后几天所报道的都是些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我们心中的恐惧也就被淡忘。大家继续生活下去，时光也不断向后推移，进入了炎炎夏日。学校不知在什么时候恢复了上课，“老普鲁士赛跑同盟”也重新开始继续进行其极为有益的爱国活动。
8 卡普政变
那个共和国借助一种相当罕见的方式来自保。基于一个事实，我们只能说它“罕见”，因为至迟从1919年初开始，它就只能靠敌人来保卫自己。当时，所有的革命军事组织均告溃败，其领袖已经死亡，其成员已严重折损，只剩下“义勇军”还持有武器。那些“义勇军”实际上早就是非常优秀的“纳粹党人”，只不过这个名称尚未出现而已。他们为什么不把自己积弱不振的主子推翻，并在当时就建立“第三帝国”呢？想这么做可一点也不困难。
为什么他们不这么做？为什么他们辜负了那么多人的期望？而且，那许多人并不只局限于我们这些“老普鲁士赛跑同盟”的成员而已。
这很可能出于一个非理性的因素。同样的非理性因素后来也曾在纳粹执政之初令许多人大失所望——他们曾误以为“国防军”有朝一日会挺身而出，终结希特勒对其理想及目标所带来的可怕耻辱——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德国军人缺乏坚持自己信念的勇气。
坚持信念的勇气，此即勇于自己作出决定、自己敢做敢当的态度。这在德国本来就是相当罕见的情操，像俾斯麦即曾于其一句名言中对此作出描述。而当一个德国人穿上军装以后，这种情操就更加荡然无存了。德国的士兵和军官在战场上都勇不可当，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纵使政府要求他们向自己的平民同胞开枪，他们几乎也永远会服从这样的命令。但如果要他们起而反抗当局，那么他们就胆怯得跟兔子一样。反抗的念头才刚刚冒出来，他们就会像着魔似的，眼前立刻浮现一个枪决行刑队的恐怖景象。仅此一端即足以使他们思之而却步。他们当然并不怕死，可是他们害怕这样一种特定的死亡方式，而且“怕得要死”。这种情况使得德国军方永远不可能抗命或发动政变——无论谁来当政皆是如此。
虽然曾经出现过唯一的一次例外，不过那个反证实际上却证明了我的论点。那就是1920年3月，由一群反对共和的政治门外汉所发动的“卡普政变”。虽然政变者已经争取到共和国一部分军方领导人的全心认同，而且剩余的军头也已心猿意马站到他们那一边；虽然行政当局立即显露出自己的软弱，完全不敢独立采取抵抗行动；虽然有诸如鲁登道夫之辈具有军事号召力的人物与之沆瀣一气，最后却只有一小支部队，也就是所谓的“埃尔哈特旅”参与了实际行动。结果，其他的“义勇军”单位还是全部“效忠于政府”，最后这场右派的政变尝试更因为左派的抗拒行动而告落幕。
这一幕闹剧仅需用几句话就可以交代过去：当“埃尔哈特旅”在一个星期六早上行军通过“勃兰登堡城门”之际，政府当局立刻呼吁工人进行总罢工，然后急忙潜逃至安全处所。政变的领导人卡普，则在黑白红三色旗之下宣布成立“国民共和国”。工人于是发动总罢工，军队也继续“效忠于政府”，新政权诸事不遂，以致卡普政府于五日后即黯然下台。
旧政府重新登场以后，立即要求工人返回工作岗位；但工人们现在开始索取自己的报酬：至少某些已经丑态毕露的部长必须走人，尤其是那位恶名昭彰的诺斯克。结果，政府又把那些“忠心耿耿”的部队调回来镇压工人，工人们于是再度浴血抗争。抗争最激烈的地区在德国西部，而那里所进行的是真正的战斗。
许多年以后，有一位躬逢其盛的前“义勇军”人士向我叙述了当时的情况。当他提到那几百名或死于战斗，或“于逃逸时遭到击毙”的牺牲者时，语气中隐然蕴涵着某种宽厚的同情之意。“那些人是青年工人的精英”，这是他在沉思和感伤之余，多次加以重复的话语。这显然就是那些事件在他脑海中遗留下来牢不可破的印象。
他在赞叹之余继续说道：“那些小伙子当中的某些人实在是非常勇猛。这跟1919年的慕尼黑完全是两码子事：那边的家伙只不过是一群贼鬼、犹太人和游手好闲者，我对他们可一点同情心也没有。但1920年我在鲁尔地区所面对的，却是真正的青年工人精英，而且他们当中许多人的下场着实令我感伤。可惜他们是如此冥顽不灵，所以我们除了把他们枪毙之外，已经别无选择。我们本来想放他们一马，在侦讯时刻意问道：‘看来你们只不过是受到了误导而已，对不对？’谁知他们却怒吼道：‘不对！’然后高声喊出打倒‘工人的谋杀者’和‘人民的叛徒’等口号。这么一来，就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救得了他们了。我们必须把他们悉数枪决，而且每次都是一大批人同时执行。我们的指挥官在当晚向大家表示，他的心情从来就没有如此沉痛过。是啊！1920年在鲁尔地区战死的那些人，就是青年工人当中的精英。”
当那些事件正在进行的时候，我对它们仍一无所知。它们发生于遥远的鲁尔地区，柏林的事态则并没有如此扣人心弦，不但未曾流血，甚至还进行得相当文明。与1919年的诸多狂野射击事件比较起来，1920年3月反而沉寂得令人不寒而栗。正因为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而且生活中的一切均陷入了停顿，那才是最让人觉得毛骨悚然之处。这真是一场怪异的革命！我可以把它概述如下：
在一个星期六，事件爆发了。当天中午，面包店里面的人群已经彼此交头接耳谈道：“现在皇上就要回来了。”当天下午，学校也停课了。当时，我们经常在下午上课，那是因为燃煤供应不足使得一半的学校被迫关闭，以致每两所学校必须共享一座校舍，分批在上午或下午上课。那天停课的时候风和日丽，我们便在校园内玩“红派和国民派”的游戏。只可惜没有人想当“红派”，这是美中不足之处。大家的心情都非常愉快，不过偶尔有点不敢相信那个事件会发生得如此突然，而且我们完全不晓得任何有关的细节。
有关的细节一直无从获悉，因为傍晚以后报纸已停止出刊。电力供应随即亦告中断，第二天清晨更首度停水。邮局已经停止递送邮件，各种交通工具不再行驶，所有的商店皆关门大吉。一言以蔽之：什么东西都没有了。
我们那一区的某些街角还存有几口古时候遗留下来的水井，它们与自来水厂没有任何瓜葛，于是水井的辉煌时代蓦然重返：几百个人就在其前大排长龙，手中持着水壶和水桶等待取水，还有几个年轻的彪形大汉在井边操作唧筒。拿到水的人就提着装得满满的水桶，一边在街头缓步而行，一边小心翼翼保持平衡，免得把那个珍贵的液体泼洒出去。
除此之外便如前面所述，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甚至就某种程度而言，事情发生得比“什么都没有发生”还要来得少。以往纵使在最寻常不过的日子里面，多少总还会有事情发生，可是这回真的是一切都完全陷入停顿，没有射击事件，没有游行队伍，没有群众聚会，也没有街头讨论。那名副其实只能叫作“没事”。
到了星期一，学校继续停课。校园内仍然充斥着沾沾自喜的满足感。只不过，因为一切都进展得那么奇特，所以满足感之中也夹杂着轻微的焦虑。我们的体育老师具有强烈的“国家主义色彩”（所有的老师都有“国家主义色彩”，只是没有任何人比得上那位体育老师），虽然他曾经一再信心满满地宣称：“我们可以立刻觉察出来，有一只黑手在暗中操盘。”事实上，我们却无法觉察出任何事情；而体育老师会作此表示的原因，也正在于他想借此来掩饰自己对事态一无所知的窘境。
我们离开校园，朝着“菩提树下大街”走去。我们的心中隐然觉得，碰上重大爱国事件时就必须前往“菩提树下大街”。更何况，我们希望能够在那边看见或亲身经历一些事情。可是，那边完全没有东西可以让我们看见或亲身经历一下。只有几名闷得发慌的军人，站在毫无必要搭建起来的机枪掩体后面。根本就没有人过来攻击他们，一切都具有一种星期日、沉睡及宁静兼而有之的独特风味。这就是总罢工的结果。
接着而来的那几天，更只能用“无聊”两个字来形容。井边排队取水的动作，起初还可以因为新鲜感而产生某种吸引力，但很快也就变得令人厌烦。其情况就和厕所无法使用、完全没有新消息及邮件、很难买到食物、晚上漆黑一片、永远过不完的星期日等如出一辙。此外，更缺乏足以让国家意识亢奋的事件来平衡一下。街上没有军人列队行进，也没有人公开宣读“致我国民书”，根本是什么事情也没有。即使当时已经有了收音机，事态依旧如此！只有唯一的一次在墙壁上面出现了涂写的大字：“外国将不采取干预行动”。所以，看来连外国都已经不知去向了！
接着，有一天突然传出消息：卡普已经下台。虽然那则消息还是来得没头没脑，但从隔日开始，街头又出现此起彼落的枪声，这就足以让人晓得旧政府又回来报到了。不知什么时候，自来水再度呼噜呼噜流了出来。然后，学校恢复上课，每个人似乎都有松了一口气的感觉。最后，居然连报纸也重新出刊了。
一般而言，“卡普政变”结束以后，政治已经让我们这些青少年觉得索然乏味。无论是什么党派的人士现在都同样丢尽了颜面，与政治有关的一切事物早就不再具有任何吸引力。“老普鲁士赛跑同盟”已经自行解散。我们当中的许多人转而朝向其他方面寻找乐趣，比方说有人集邮，有人弹钢琴，也有人玩戏剧。只有极少数人还沉迷于政治，而且我首度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些继续搞政治的人多半是一些愚蠢、粗暴和惹人讨厌的家伙。现在他们就加入一些“正确”的社团，其中包括了“德意志国家青年联合会”或“俾斯麦同盟”（当时还没有“希特勒青年团”）。很快就有人在校园内炫耀用来打人的铜制指环、橡胶棍，甚至祭出了钢制的“杀人棒”。他们吹嘘自己在夜晚进行的张贴海报或撕毁敌方海报的危险行动。他们开始使用特别的行话，借以表明自己的不同身份，并开始对我们当中的犹太人展现不友善的态度。
“卡普政变”结束没有多久的某天，当我们上一堂很无趣的课程时，我看见他们当中的一名成员在笔记簿上画出奇怪的符号，而且画来画去都是同样的东西：先是简单几笔线条，然后以一种令人惊异的流畅方式形成对称的小格子状装饰图案。我忍不住也跟着画了起来。
“这是什么？”我压低声音问他——即使再无聊，我们到底还是正在上课。
“反犹太标志。”他像发电报似的轻声简短作答，“埃尔哈特部队的钢盔上面就有这个记号，人人都应该晓得，它的意思是：‘犹太人滚出去’！”然后，他又继续随兴胡乱涂鸦。
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卐字徽标志。它是“卡普政变”遗留下来的唯一事物。在随后的时间里面，它会出现得更为频繁。
9 拉特瑙部长遇刺身亡
要等到过了两年以后，政治才一下子又变得有趣起来。这不得不归功于一个人物的出现：瓦尔特·拉特瑙。
在他之前和之后的德意志共和时代，从来就没有其他政治人物能够如此激发出群众及年轻人的幻想。施特雷泽曼及布吕宁二人任职的时间虽然比较长，而且曾经借助自己的施政，对两段短暂的历史插曲产生过若干决定性的影响，可是他们从未具备如此的个人魅力。顶多只有希特勒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与拉特瑙相提并论，不过，我们也必须对此作出限制。这是因为，长久下来以后，希特勒身上已经出现了太多的蓄意宣传，以致今天几已无法在真正的个人魅力和骗人把戏之间作出区分来。
拉特瑙时代还没有所谓的“政治明星”，而且他从未有目的地把自己变成万众瞩目的焦点。就公共领域之内出现“伟人”时的神秘过程而言，他是我所见过最强而有力的例证：他能够蓦然四下穿墙越壁与群众进行接触。人们能够普遍感受到他的存在，迫不及待想倾听他的声音，而本来让人意兴阑珊的事物可以突然变得生动有趣起来。人们觉得“非他不可”，因而旗帜鲜明地采取狂热立场。各种传言乃应运而生，个人崇拜也于焉形成，于是出现了爱慕，也出现了恨意。这一切都是不自主的反应，而且出现得不可避免，甚至几乎进行于无意识之中。那就好像磁石对一堆铁屑所产生的作用，是同样的非理性，同样地令人无法摆脱，同样地难以解释。
拉特瑙先是出任重建部长，而后担任外交部长。接着，人们在倏忽之间发现，国家终于又有了政策。当他出席国际会议的时候，人们也首度感觉到，终于有人能够出面代表德国。他与卢舍尔签订《实物交付协定》，并与齐采林签订《德苏友好条约》。虽然此前几乎没有人能够想象出“实物交付”的具体含义，而对俄条约之中又充满了只有少数人才看得懂的外交辞令，人们却在食品店和书报摊针对二者进行激烈辩论。我们这些初中学生则彼此争论得面红耳赤，有人认为那些条约是“天才的杰作”，可是也有人将之斥为“犹太人背叛民族的行径”。
不过，能够引人注意的不光是政治而已。报纸上面刊出的相片看得见拉特瑙的脸孔，也看得见其他政治人物的脸孔。可是，其他人很快就会被遗忘，唯独他的长相让人一直萦绕于心。人们所看见的是他充满机智与忧伤的深色眼睛。大家阅读他的演讲词，从其言外之意感受到一种明确的语调，其中同时包含了控诉、要求与承诺——那是一种先知的语调。许多人把他的著作拿来参考（我也这么做了），然后再度深深感受到一种动人的要求，那是强制与说服、要求与招徕兼而有之的倾诉。这同时也就是其高度魅力之所在。那些书籍既以理服人，同时又充满了想象的空间；既使人梦幻破灭，同时又振奋人心；既令人产生怀疑，同时又令人信心坚定。最强而有力的语言就从书中含蓄、轻柔的语调之中传达了出来。
奇怪的是，关于拉特瑙的大部头传记却迟迟未曾出现，这绝非其所应受的待遇。他毫无疑问可名列本世纪最伟大的五六位人物之林。他是贵族出身的革命家，是充满理想主义的经济规划者，是身为犹太人的德意志爱国者，是身为德意志爱国者的自由主义世界公民。身为自由主义派的世界公民，他同时又是“新千年至福说”的信奉者及法律的忠实仆人——他唯有在这一点才真正称得上是犹太人。他拥有高深的学问，所以有资格谈论教育。他极为宽裕，所以有资格谈论财富。他是一位国际人，所以才能够卓然于世。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假若他不是1922年时的德国外交部长的话，大可成为1800年时的德国哲学家、1850年时的国际金融巨子、一位伟大的犹太教士或修道的隐士。各种互不兼容的特质以一种既危险又有些令人畏惧的方式，在他身上水乳交融，而且这唯有在他那个时代才有可能出现。这个由许多不同的文化、思潮在他身上交织而成的综合体，并未演成一种思想潮流或行为模式，而是构成了一个具体的人物。
一位群众领袖看起来就是这个样子吗？可能有人会提出这个问题来。而很奇怪的是，这个问题的答案正为：就是如此。我在这里提到的“群众”，指的并非“无产阶级”，而是一个无以名之的群体。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不论出身的高低如何，在某些特定的时刻都会是它的成员。
群众只会对跟自己截然不同的人物产生特别强烈的反应。合乎常轨的人如果够能干的话，或许能够广得民心。可是，唯有异乎寻常的人物才有可能被绝对地爱慕或绝对地仇视，被奉为神明或斥为恶魔。这样的人物远非群众所能企及，他只会比群众高尚许多或卑劣许多。这是我从自己的德国经验之中所获得的认知。
拉特瑙与希特勒便分别位于此现象的两个顶端，让群众的幻想发挥到了极致：前者所凭借的是令人仰之弥高的文化素养，后者所凭借的则是让人无法望其项背的卑鄙下流。其中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就是二人分别来自一个凡人难以到达的领域，也就仿佛是来自“彼岸”一般。前者来自深邃的精神领域，集三千年的文化及欧亚两大洲于一身。后者则来自一个连最低级的廉价小说也描绘不出来的渊薮，那是一个由小市民的暗室所屯聚的霉味、流浪汉收容所、军营的粪坑和行刑室所组合而成的阴曹地府，恶魔即自此向上蹿升。这两号人物就从自己的“彼岸”散发出真正的魔力，他们的政策相形之下反而显得无足轻重。
我们很难想象，假使拉特瑙享有足够时间来执行自己的政策，他将会把德国和欧洲带往何方？如同众人所晓得的，他并没有太多时间，因为他上任半年以后即遇刺身亡。
前面曾经提到过，拉特瑙已经激起了真正的爱慕与真正的恨意。其中的恨意非常狂野和非理性，那是一种已经无以言喻的原始仇恨。继他之后也唯有希特勒曾经如此被别人深恶痛绝过。但可以理解的是，仇视拉特瑙的人和仇视希特勒的人，正与他们所仇视的对象一样，彼此之间有着天壤之别。
“那头猪必须被宰掉”，这是仇视拉特瑙的人早就讲过的话。可是，当某一天的日报简明扼要刊出了“拉特瑙部长已遭谋害”之标题，而且未作更进一步报道的时候，人们还是深受震撼，感觉自己脚下的土地好像已经塌陷一般。而当人们后来读到，暗杀行动竟是如此轻而易举，发生得简直就像是理所当然一般，那种惊吓的感觉就变得愈发强烈。
拉特瑙每天早上都在固定的时刻离开位于格鲁内瓦尔德的寓所，驱车前往“威廉大街”上班。某天早晨，另一辆汽车在幽静的“别墅街”窥伺，一等到这位部长的座车抵达此地便尾随在后，然后趁机超前。车上的三名年轻乘客利用超车的机会，同时以左轮手枪在近距离内朝着他的头部和胸部射击。接着，他们立刻加大马力全速驶离（今天甚至还在事发地点为那几个人竖立了一块纪念碑）。
从某种角度来看，这件事原来就和“哥伦布的鸡蛋”一样简单。事情就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柏林格鲁内瓦尔德，而非远在南美洲的加拉加斯或蒙得维的亚。只要去现场实地参观一下即可看得出来，该处与其他的郊区街道并无不同。大家很快就晓得，那些刺客都是和我们一样的年轻人，其中有一个还是中学生。而我们同班的同学里面不是才刚刚有人说过：“……必须被宰掉”吗？
在憎恶、愤怒和哀痛之余，那个肆无忌惮的行为却又轻易得让人不禁感觉好笑。根本没有人能够想象得到，事情居然这么简单就可以完成。而真正恐怖的事情就是，用这种简单得可怕的方式即可创造历史。显然，未来并不属于像拉特瑙那样的人物——必须努力充实自我，使自己具备非凡特质；反而属于像张三、李四那样的货色，只需要学会开车和放枪就够了。
这种感受在那个时候却被强烈的忧伤与愤怒所交织而成的情绪掩盖。1919年1000名工人在利希滕贝格被枪杀的事件，甚至还远不如这单独一个人的遇刺来得令群情激愤，而他实际上还是一个大资本家。他辞世之后的那几天，其个人魅力依然未曾褪色。我连续多日经历了此后即未曾见过的情况——一个真正的革命怒潮。数十万人自动自发参加拉特瑙的葬礼，等到出殡仪式结束以后，人群并没有散去，反而在街上游行了好几个小时。漫长的游行队伍看不见尽头，里面的群众都默不作声，脸上露出怒容及想要讨回公道的表情。
这很快就可以让人感觉到，假如有人鼓动他们去扑灭那些当时还被称作“反动分子”，而实际上已经是纳粹党徒的家伙，群众一定毫不犹豫马上采取行动，而且会执行得既快速又彻底。
可是，不但没有人要求他们这样做，反而还呼吁他们要维护纪律和秩序。政府开了好几个星期的会，所讨论出来的仅仅是一部《共和国保护法》。该法规只对侮辱部长者定出为期甚短的徒刑，结果反而沦为笑柄。几个月以后，该内阁即黯然下台，把位子让给了一个法治政府。
短暂的拉特瑙时代所留下的余波，再度证实了1918年和1919年时的教训：凡是左派人士所进行的事情，都没有一样会获得成功。
10 群魔乱舞的1923年
接着，1923年来临了。今日的德国人，很可能就在这光怪陆离的一年内养成了某些特质，以致让其余的世人觉得莫名其妙和不寒而栗。其实，在正常的“德国民族性”里面，原本并不包含这些特质，此即充满着无限激情与恶意的愤世嫉俗狂想，为实现不可能的目的而对“不可能事物”产生之虚无快感，以及一种为了保持活力而出现的活力。
当时，一整个世代的德国人皆被摘除了一个心灵上的器官。那个器官使人得以脚踏实地、保持平衡及稳重。同时，它会视状况的不同而以良知、理性、得自生活经验的智慧、忠于原则、讲道德、虔信上帝等诸多形式表现出来。缺乏这个心灵上的器官以后，一整个世代的人便在那时学会了——或者自以为学会了——无须具备令人保持稳定的力量即可待人接物。此前的几个年头已经是很好的虚无主义先修班，而1923年更成为虚无主义的最高学府。
世上没有其他民族曾经遭遇过类似德国“1923年经验”的情况。每个民族固然都亲历了世界大战，其中大多数也曾面对革命、社会危机、罢工、财产的重新分配以及货币贬值等。可是，没有任何民族像德国人那样，在1923年这一年之内，以五花八门、荒诞不经的夸张方式，把它们全部都经历了一遍。也没有任何民族曾经像参加大型嘉年华会一般，眼前只见群魔乱舞。这种既血腥又诡谲的狂欢喧闹看似漫无止境，其间除了货币之外，一切的价值观亦随之而贬值。1923年使德国濒临绝境，这不仅对纳粹有利，同时也为各种千奇百怪的冒险者带来了大好机会。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无论就心理因素或政治条件而言，纳粹主义很早即已根深蒂固。可是，今日纳粹的精神错乱色彩，却来自当时冷血的疯狂状态，以及肆无忌惮妄图实现“不可能事物”的盲目决心。此外更加上了“只有对我们有利的事情才合法”，或者“天下没有‘不可能’这个词”之类的态度。对那些未尝承受过心灵伤害的民族而言，这样的经验显然是遥不可及的事情。可是，等到当前的战争结束以后，若无才智过人者出面重建和平，很可能整个欧洲将会经历更夸张的“1923年状况”。每当我思及此点，心中便浮现出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1923年才一开始，爱国情操便再度激昂起来，其情况简直像是又回到了1914年。普安卡雷派兵占领了鲁尔地区，德国政府于是呼吁百姓进行消极抵抗。德国国民也深深感受到国家所面临的耻辱及危机——这很可能比1914年要来得更加真切与严重。郁积已久的倦怠与失望于是爆发出来，百姓乃“奋身而起”，在群情激愤之下准备采取行动。可是，他们该采取怎么样的行动呢？是准备作出牺牲来，还是准备抗争？这一切都并不十分清楚，而且没有人真正指望他们作出具体行动。所以“鲁尔战争”根本就不是什么战争。没有人被征召入伍，自然也就不会有战情报道出现。既然找不到具体目标，战争的气氛很快就冷却下来。各地的群众光是整天在那边吟咏《威廉·泰尔》里面的“吕特利誓约”，以示团结之意。
可是这种姿态逐渐变得既可笑又可耻，因为它的内容空洞，只不过是在装模作样罢了。一离开鲁尔地区就什么事情都完全没有发生。鲁尔河畔则在外界的资助下进行罢工。不但工人领到了钱，就连雇主也一样。可是很快就显现出来，他们领到的钱实在是太多了——这究竟是为了酬庸他们的爱国心，还是为了补偿他们所损失的收益呢？“鲁尔战争”起初还在“吕特利誓约”的伴随下轰轰烈烈地展开，可惜不过几个月以后，便已经渗出了贪污和腐败的味道。结果很快就不再有人对此感觉冲动，也不再有人关心鲁尔地区，更何况，他们自己家中发生了许许多多来得更加疯狂的事件。
就在那一年，报纸的读者又可以玩起一种刺激万分的数字游戏来。这正仿佛上次大战的时候，俘虏的人数及缴获物资的数量包办了头版标题一般；只不过，这回的数字与战事无关。尽管1923年开始得如此火药味十足，那些数字所牵扯的却是原本平淡无奇的证券交易所每日例行公事——官方公告的美元汇率。现在美元走势的波动已经成为晴雨表，人们以恐惧与激动兼而有之的心情，从中望见了马克的崩盘。除此之外，他们还可以据此观察出更多的现象：美元汇率攀升得越高，我们也就以越狂野的速度，奔驰前往一个“子虚乌有邦”。
马克贬值，这原本并非什么新鲜事。1920年的时候，我花了半马克偷偷买来第一支香烟。到了1922年底，香烟的价格已经逐渐调涨到战前的10倍至100倍之间，而美元兑马克的汇率则大约在1比500。当时，马克只不过是逐步贬值而已，工资、薪水及物价也大致能够同步调升。那些巨额的数字计算起来固然略显麻烦，但除此之外尚无任何异乎寻常之处。许多人还在谈论着“物价上扬”这个问题，却没有想到还会出现远甚于此的恶劣情况。
现在，马克的币值变得疯狂起来。“鲁尔战争”刚开始的时候，美元兑马克的汇率已经冲至1比2万。停顿一阵子以后，它又向上攀升至4万。在此暂时打住，然后继续起步，先是经历了间歇性的起伏，旋即突破10万大关。没有人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只得随着事态的发展而不时擦拭自己的双眼，就仿佛在观察一个奇特的大自然现象一般。美元成为每日的话题。接着，我们在四下环顾之后突然发现，这个事件已经彻底摧毁了我们的日常生活。
凡持有定期存款、抵押担保或其他投资理财形式的人，皆发现自己的钱财已在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不久以后，积存的小笔零用钱与巨额财富之间已经不再具有任何差别：一切均已化为乌有。许多人尝试改以其他方式来进行投资，却只能发现结果并无不同。他们很快就完全明白，已经发生了奇怪的事情，使得他们损失了所有的财富。他们的思绪也随之转移到更为迫切的问题上面。
由于商人紧盯着美元的走势，食物的价格也开始急速飞涨。一磅马铃薯在前一天可能开价5万马克，今天却要花上10万马克才买得到；上一个星期五带回家的6.5万马克薪水，到了星期二可能还不够拿来买一包香烟。现在该怎么办？
人们突然发现了一个安全的岛屿，那就是股票。这是唯一多少还能够保值的投资理财方式。虽然并非所有股票的行情都如此看好，但它们起码大致还跟得上通货膨胀的脚步。于是，人们就去买股票。每个小公务员、每个公司职员、每个轮班工作的工人皆持有股票。每当需要支付日常开销的时候，他们便卖掉几张。到了领薪水的日子，人潮就拥进银行，股票行情于是如火箭般一飞冲天。各金融机构均大发利市，名不见经传的新银行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蓬勃发展。全国上下每天都如饥似渴地关注股市行情。有时一些股票跌停，成千上万人便呼天抢地随之一同坠入深渊。每家商店、每间工厂、每所学校，皆有人在交头接耳传授股市秘笈。
年迈的人和不食人间烟火者的境遇最为堪怜。他们当中有不少人被迫上街乞讨，要不然干脆自寻短见。年轻人和脑筋动得快的人则如鱼得水，在一夜之间即可乐享自由、富裕和独立的生活。在那种情况下，反应太慢和相信以往经验的人，所得到的惩罚就是饥饿或死亡；凡能掌握时代脉动见机行事者，却可赚取巨额财富。年方二十一岁的银行总经理纷纷出炉，高中应届毕业生则从比自己大不了几岁的朋友那边汲取股市信息。他们打着王尔德式的领结，举办香槟酒派对，来消遣自己不知所措的父亲。
当许多人受尽苦难，陷入绝境与赤贫之际，同时却也充斥着年轻人的狂热、男盗女娼的风气，以及宛如狂欢节一般的氛围。当下的有钱人突然变成了青年，而非老一辈的人士。甚至连钞票的本质也出现了变化，因为它的保值期只有短短几个小时而已。此前此后皆未尝出现过类似这种有钱就花的现象，而且花钱的方式也跟上一代人迥然不同。
现在冒出了数不胜数的酒吧和夜总会，还有一对对在娱乐场所街头溜达的年轻男女，仿佛置身于描绘上流社会的电影场景之中。到处都有人兴致勃勃大谈恋爱，所以连爱情也沾染了通货膨胀的色彩。众人都迫不及待想把握这个机会，而且发现了爱情的“新写实主义”，于是衍生出一种无拘无束、既闹哄哄又喜滋滋的逍遥自在作风。其典型的做法，就是恋爱关系都发展得非常迅速，而且不拐弯抹角。在那些日子里头学会谈情说爱的年轻人，都省略了浪漫情调，拥抱着没有繁文缛节的方式。
与我同龄的人却并不属于这一代。当时我们还只有十五六岁，就差了那么两三年。等到后来有资格谈恋爱的时候，却仅能靠着身边20马克左右的零用钱来勉强凑合一下，难免暗中嫉妒那些曾经有过大好机会的年轻先进们。我们自己只能像是把目光穿透钥匙孔一般，有过匆匆一瞥，刚好有足够时间让鼻孔里面永远留下那个时代的气息。我们只不过曾经被带去参加一些疯狂的派对，很早熟地经历了令人疲惫的自由放任，以及喝了太多鸡尾酒以后的轻微宿醉。我们从较年长的青年人那边听到了许多故事。其面部表情更以奇特的方式描绘出放纵的夜晚，以及浓妆艳抹的少女令人心波荡漾的热吻。
这些欢乐情景的背面，就是乞丐人数的激增。盗贼和小偷现在也变得愈发肆无忌惮。所以，报纸刊登有关自杀的消息，以及警方在街头广告柱张贴的盗窃公告，也越来越多。有一次，我还看见一位老妇——或许应该称之为年迈的贵妇人——以奇特的姿势坐在公园板凳上，她的身边围绕着一小群人。“死了。”路人甲如此说道。路人乙还补上一句：“饿死的。”我对此一点也不感觉讶异，因为我们在家中有时也必须挨饿。
家父不巧正属于那些无法了解或不愿意去了解那个时代的人士之一，这就仿佛当初他拒绝去了解那场战争一般。他的挡箭牌是“普鲁士官员绝不投机”这句座右铭，硬是不肯买股票。当时，我觉得他的脑筋已经死板到了冥顽不灵的地步，这似乎与其个人特质格格不入，因为他是我所见过最聪明的人之一。不过，今天我比较能够体谅他的立场。事后回想起来，我或多或少可以领悟他为何会对那种“不像话的事情”深恶痛绝，因而对之一味加以排斥。我也可以理解，他在“凡是不该存在的事情就不该出现”这句老话背后所表达出来拒绝妥协的态度。只可惜，这种高道德标准的实际后果，往往会变质成为一场闹剧。倘若家母没有以她自己的方法来迁就现实的话，这场闹剧很可能就会以悲剧收场。
于是，一位普鲁士高级官员家中出现了如下的固定生活模式：在每月的最后一天或第一天，家父领到他的月薪，这就是我们全部的生活费，因为银行存款和存折早已一文不值。至于薪俸的实际价值则很难估算出来，而且其购买力随时都在波动。比方说，有时候1亿马克可以是一笔巨款，可是过了没有多久以后，5亿马克却只够拿来当作零用钱而已。无论如何，家父只要一领到钱，马上就设法购买地铁月票。这样他至少在一个月以内，每天上下班还有车子可坐——尽管他搭乘这种交通工具其实并不顺路，必须绕来绕去浪费许多时间。
他下一步的工作是开支票付清房租和学杂费，接着，全家人在当天下午共赴理发店。剩下来的钱就悉数交给家母，我们全家（包括女仆在内，但只有他本人除外）随即在第二天早上四五点钟起床，包一辆出租车直奔大卖场。抵达以后便按照计划大肆采购，一位高级官员的月薪在一小时之内即已全数花费在不易腐败的食物上面。大块的奶酪、整只的火腿、几十公斤的马铃薯等东西立刻都载上出租车。如果车子上面实在找不到地方了，女仆就和我们当中的一个人共同去弄一辆手推车过来。大约早上八点的时候，我们赶在上学之前带着一个月的存粮回到家中，接着，整个月就一文不名。
有位好心的面包师傅愿意让我们赊账，不时送些面包过来。除此之外，我们就只能靠马铃薯、熏肉、罐头食品和汤精块来填饱肚子。有时还会突然冒出一些必须支付的开销！在整整一个月里面，我们就跟最穷的穷光蛋一样贫困，连单程车票和报纸都买不起。我实在无法想象，假如有人生了病或出了任何意外，日子又该如何继续过下去？
对家父家母而言，那想必是一个既恶劣又艰难的时代。但从我的角度来看，它只是相当奇怪而已，倒没有带来太多不便之处。正因为家父上下班都得大绕远路，他待在家中的时间极短，我每天有许多小时完全无人看管，可以享受绝对的自由。虽然我自己已经不再拥有零用钱，但是比我高几届的学长们可有钱得很。纵使我前往参加他们的疯狂庆祝会，这对他们来说也只不过是九牛一毛而已，不会造成任何损失。我于是培养出一种态度，把自己家中的贫困和朋友们的富裕同样都不看在眼里。我不会因为前者而自怨自艾，也不会因为后者而心生妒意，只是觉得二者都奇特得不同凡响罢了。事实上，无论现实世界是多么紧张刺激，那时的我只有一小部分生活在当下。我所沉浸的书中世界可以来得更加多姿多彩，而且它已经将我多半征服了。
我阅读《布登勃洛克家族》及《托尼欧·克洛格尔》、《尼尔斯·吕那》和《布里格手记》，还有魏尔伦的诗集、里尔克、格奥尔格及霍夫曼斯塔尔等人早年的作品，以及福楼拜的《11月》、王尔德的《葛雷的画像》与海因里希·曼的《横笛与短剑》。
我把自己幻化成类似书中英雄那般，对世事深感疲惫、追寻“世纪末”颓废美感的人物。那时的我，是一个不修边幅、看起来略带野性的十六岁青少年，衣物已因个子长高而显得太短，头发也已经太长，早就该去理一下了。当我漫步于因为通货膨胀而像是发了高烧，又像是得了麻风病的柏林街头时，就摆出托马斯·曼笔下之城市贵族，或王尔德笔下翩翩贵公子的姿态。纵使当天清晨我刚刚和女佣一起，把一盒又一盒的奶酪及一袋又一袋的马铃薯堆上手推车，我的那种英雄感觉却一点也未尝因此而受到损伤。
难道这些感觉都来得没头没脑吗？难道它们都是被那些课外读物强行注入的吗？一个十六岁的青少年固然容易在秋冬之交觉得人生乏味，会因为一切都显得无聊而出现忧郁的倾向。可是，我和同辈的人不也曾尝尽足够的苦难，在疲惫之余有资格以怀疑的眼光来看待生命，故可自命不凡与愤世嫉俗，因而对托马斯·布登勃洛克以及托尼欧·克洛格尔等书中主角产生认同感？
我们已亲身经历过一场战争大戏和战败时的震惊，接着是革命时期打破一切幻想的政治学习过程。现在每天又必须眼睁睁望着所有的生活准则化为齑粉，以及年长者的智慧与人生经验一同走向破产。我们也曾接触过各种相互矛盾的思潮。起初我们有一阵子是和平主义者，然后是民族主义者，接着又拥抱马克思主义。
拉特瑙的下场则给我们上了一课，那就是，再了不起的伟人也难逃一死。“鲁尔战争”更明显地向我们指出，高尚的意图与龌龊的实务可以同样轻易地为人所遗忘。难道还有任何事情能够让我们兴奋起来吗？可是，“兴奋”不巧正是年轻人生命中的调味料。现在残留下来的只有超脱于时空之外的美好事物（例如格奥尔格与霍夫曼斯塔尔二人的灿烂诗篇）、怀疑论者的傲慢，以及等待梦寐以求的爱情出现。
那时还没有任何女孩子能够激起我的爱慕之意，反倒是一位男同学理念与我完全相同，而且他喜爱的书籍也跟我一样。我们之间发展出一种近乎病态、不食人间烟火、既腼腆又热络的交情。男生之间也唯有在女朋友真正出现以前才会维持这样的交情，而且这很快就会成为过去。当时，我们经常在下课以后漫步街头，随兴找个地方探察美元的汇率，然后花费最少的心思，以三言两语来盱衡时局，接着就开始谈论书籍的内容。我们当初已经有言在先，每出去逛一次就要把一本新书彻底讨论完毕。我们真的这么做了，就这样既羞怯又迫不及待地彼此探触对方的心灵世界。那时，我们的四周已经开始沸沸扬扬，几乎可以感觉得到整个社会已经四分五裂，而且德国正在土崩瓦解之中。但对我们二人而言，这一切都只不过是背景资料罢了，供人用来探讨天才的本质，以及天才的本质是否可与道德上的瑕疵及堕落的行为并行不悖。
可是，这种背景资料未免太吓人了：它事先完全令人无法想象，发生以后又让人一辈子也忘不了。
到了8月，美元汇率已冲至1比100万以上。我们屏息观察它的变动，仿佛看见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纪录。约莫两个星期之后，事情已经开始变得好笑起来。汇率的走势似乎在百万大关积聚了新的能量，美元升值的速度也加快了十倍以上，立刻又突破1亿，然后是10亿。在9月间，100万马克已不再具有任何实际意义，“10亿”开始变成计价的单位。10月底的时候这又变成了“1兆”。此时令人惊惧的事情发生了：中央银行停止印制钞票。银行柜台前面居然还有人拿出面值1000万和1亿的钞票，他们显然没有搞清楚状况，已遥遥落于美元升值和物价上扬的脚步之后。钞票在此刻已经买不到生活必需品，商业更连续数日完全陷入停顿。贫民区的百姓没有了任何法定货币，干脆进行自力救济，动手劫掠商店内的咖啡、茶叶等来自前殖民地的货物。一时之间，革命的气氛又甚嚣尘上。
8月中旬的时候，政府已因街头骚动而下台。“鲁尔战争”随即正式遭到放弃，而且根本就没有人再回头想起这件事来。还没有多久以前，外国强占鲁尔地区的行动曾促使我们立下誓言，表示我们是一个有如兄弟般紧密团结的民族！可是现在我们所面临的，却是政府的垮台，甚至德国的解体。这些可怕的政治事件，与我们个人生活当中的谜团遥相呼应。从来就没有出现像当时那般谣言满天飞的局面：莱茵地区在搞分裂，巴伐利亚在闹独立，德皇已经复辟，法军正在开拔过来……那些多少年来早已陷入冬眠期的政治“联盟”，不论其来自右派还是左派，突然又都生龙活虎起来。他们在柏林周围的森林里面进行射击训练，有关“地下国防军”的流言也四下传播，人们甚至听见了许多关于“行动之日”的消息。
那时已经很难在“可能”与“不可能”之间作出区分。独立的“莱茵共和国”存在了数日之久。萨克森则被一个共产党政府统治了好几个星期，以致共和国政府派出“国防军”前往弹压。有一天早晨，报纸甚至误传：库斯特林的驻军已经开始“向柏林进军”。
当时流行的口号是：“要把叛徒私审私决”。警方张贴于街头广告柱的盗窃公告，现在变成了寻人启事及谋杀通报。消失得杳无踪迹的人少说也有好几十个，他们几乎全部与那些“联盟”有着某种关系。要等到过了许多年以后，他们的骨骸才在柏林附近的森林或郊外被一一挖掘出来。那些“联盟”习以为常的做法，就是把不可靠或有嫌疑的同伙毫不留情地清除掉，然后找个地方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