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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害羞。小学的时候演一个关于游猎的戏剧，别人都扮动物，只有我扮的是草。在演讲大厅里，我从未问过任何问题。在体育课上，我总是躲在角落里。如果别人撞到了我，我会道歉。街上散发的每张传单我都会接。我总是把购物手推车归到原位。如果咖啡店柜台上的调味奶用完了，我就喝黑咖啡。如果我在别人家过夜，毯子看起来就像没碰过一样平整。
我从未给自己办过生日派对。在请别人打开暖气之前，我早已套上三件毛衣。棋盘游戏玩输了，我也不生气。我把硬币草草塞进钱包里，免得挡了后面排队结账的人。小时候，我想长大后去扮吉祥物，这样我就可以既跳舞又不被别人看到。
小学时，我是唯一连续两年被选为冲突调解员的学生。我的工作是穿着一件绿马甲在操场上巡逻。如果有人吵得不可开交，他们就会来找我，而我会教他们用“我的意思是”沟通法，比如，告诉对方“当你……的时候，我感觉……”。一次，有个幼儿园小朋友向我求助说，他们每个人可以有十秒钟玩秋千，但是在她玩的时候，孩子们会数“一只猫，两只猫，三只猫”，而轮到男孩们玩，他们就数“一只大河马，两只大河马”，所以他们玩得更久。于是我宣布，从今天开始大家都数“一只老虎，两只老虎”。我一辈子都是用老虎来数数的。
我在此介绍自己，因为在接下来我要讲述的这个故事里，刚开始，我既无姓名亦无身份。我既没有性格特征，也没有主动行为。我被发现时身体半裸，孤身一人，不省人事。没有钱包，没有身份证明。人们找来警察，叫醒一位斯坦福大学的系主任，让他来看看认不认得我，并询问相关目击者。没有人知道我属于哪个院系，我从哪里来，我是谁。
我的记忆如是告诉我：2015年1月17日，是个周六，我住在帕罗阿尔托我父母家里。我的妹妹蒂法妮在加州理工念大三，她沿海岸线开了3个小时车北上来度周末长假。在家里，她通常跟朋友一起聚会，但偶尔也会留些时间给我。傍晚我俩接上她的朋友朱莉娅，一个斯坦福的学生，开车去阿拉斯特雷德罗保护区
，看落日将群山染成金黄。天色暗下来，我们在一家墨西哥快餐店前停了下来。我们热烈讨论着鸽子会在哪儿睡觉，争论着把卫生纸折成方形的人多还是就把它揉成一团的人多（我认为是前者，而蒂法妮认为是后者）。蒂法妮和朱莉娅提起她们那天晚上要去斯坦福校园里参加一个卡巴奥发兄弟会的派对。我正把绿色的洋葱调味酱舀进一个小小的塑料杯里，没怎么留意她们在说什么。
那天晚上晚些时候，爸爸煮了西兰花和藜麦。他把藜麦叫作“qwee-noah”端出来的时候，我们大呼小叫，“这叫keen-wah，爸，你怎么连这都不知道！！”我们用纸盘盛着吃，省得洗盘子。蒂法妮的另外两个朋友，科琳和特蕾，带来了一瓶香槟。原计划是她们三个去斯坦福跟朱莉娅会合。她们说：“你应该来啊。”我说：“我可以去吗？我去的话不会尴尬吧？”我会是聚会上年纪最大的人。我冲了个澡，还唱着歌，在一堆袜子里找内衣，在角落里找到一条发旧的圆点花纹三角裤。我穿上一条紧身的炭灰色裙子，戴上一条沉甸甸的红色小宝石吊坠银项链，套一件有褐色大纽扣的燕麦色羊毛开衫。我坐在棕色地毯上给我那双咖啡色军靴系鞋带，盘成髻的头发还是湿漉漉的。
我家厨房的壁纸是蓝黄条纹的。一口旧钟和木制橱柜靠着墙，门框刻着我们历年的身高（如果量身高时穿了鞋就画个小小的鞋子的符号）。打开橱柜的门，我们只能找到威士忌；而冰箱里仅有的调酒软饮料是豆浆和青柠汁。仅有的烈酒杯是我们去拉斯维加斯和夏威夷毛伊岛家庭旅行时买到的，那时我和蒂法妮收集它们给我们的毛绒动物玩具当小杯子用。我毫无顾忌地喝纯威士忌，自由而随意，就像你常随口说的那样：“我当然会参加你表弟的成人礼，唯一条件是你得把我灌醉。”
我们让妈妈开车载我们去斯坦福，走福特希尔高速公路只要7分钟。斯坦福就是我的后院，我的社区，过去很多年里，父母在这里雇了好几个便宜的家教。我在这个校园长大，参加草坪上搭帐篷的夏令营，口袋里鼓鼓囊囊地装着炸鸡块溜出餐厅，跟教授们一起吃晚饭，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的父母。妈妈在斯坦福书店附近让我们下车，下雨天她会从这里给我们带热可可和玛德琳小蛋糕。
我们步行了5分钟，顺着人行道的斜坡向下，来到松树下的一间大房子。一个上嘴唇留有细小胡须痕迹的人放我们进去。我在兄弟会的厨房找到一个提供苏打水和果汁的饮料机，便开始拍下按钮，调制软饮，并自卖自夸说这是红莓汁。“叮咚！现在为女士们提供红莓汁！卡巴奥发，卡巴奥发全天提供！”人群开始涌进来。灯熄灭了。
我们站在前门旁的一张桌子边，像个迎宾委员会，展开双臂喊着“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我看着女孩们走进来的样子，头半缩在肩膀里，怯生生地微笑，试图在房间里找到一张熟悉的面孔。我了解那种神色，因为我自己就是这么感觉的。上大学的时候，兄弟会是一个排斥外来者的王国，充满噪音、能量爆棚又激动不已，年轻人在那里欢呼雀跃，体格健壮的男性则占主导地位。大学毕业以后，兄弟会就充满令人生厌的酸腐气息、满地散落的薄纸杯，在那儿，你听得见鞋底从黏糊糊的地板上抬起来时发出的声音，潘趣酒喝着像涂料稀释剂，坐便器边缘上粘着几缕黑色小卷毛。我们在一张桌子上发现了一塑料瓶的伏特加。我像是在沙漠中找到水一样小心抱着它。保佑我吧。我把酒倒进杯子，又把它扔回去。人们在桌上互相碰来撞去，像小企鹅似的摇摇摆摆。我独自站在一把椅子上，双手在空中挥舞，如同一片喝醉的海藻，直到我妹妹把我扶下来。我们上外头灌木丛里小解。我和朱莉娅开始肆意说唱。我开始唱“干燥的皮肤”，想不出任何跟“丝塔芙”押韵的词，卡住了。
地下室里满是人，溢到了水泥露台上的光点那里。我们站在几个矮个子白人旁边。他们把帽子倒着戴，像是小心翼翼地防止脖子在这大晚上的室内被晒黑似的。我抿了一小口温热的啤酒，说这尝起来像尿，就把它递给了妹妹。我感到无聊，人很放松，喝醉了，非常累，而离家只有10分钟路程。我比周围的一切都更年长。正是从这一刻开始，我的记忆变成一片空白，卷轴在这儿断了。
直至今日，我仍然相信那天晚上我做的事情中没有一件是重要的，只有一些无关痛痒的记忆。但这些事会被无情地重新提起，一次一次又一次。我做了什么，说了什么，都将被切开、被衡量、被计算，被呈现给公众来评判。一切都因为，这个派对的某个角落，有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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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亮了。我眨了眨眼，看到双手手背上结着褐色的血迹。我右手绷带已经松动，黏合剂失效了。我想知道自己在这儿多久了。我躺在一张狭小的床上，一张成人床，两侧都有塑料护栏。墙是白的，地板抛过光。有什么东西深深刺进了我的胳膊肘，白纱带缠得太紧了，手臂上的肉都凸了出来。我试着把手指插进绷带，但手指太粗。我朝左看。两个男人正盯着我。一个年长的非裔美国人，穿着斯坦福的红色防风夹克，另一个是白人，穿着黑色警服。我的双眼模糊起来，他们俩就变成了红方块，黑方块，斜靠着墙，胳膊放在背后，仿佛他俩已经在那儿待了一段时间。我又定睛看了看他们。他们露出我看着一位老人下楼梯时那样的表情：紧张不安，担心他随时可能跌一跤。
警官问我感觉如何。当他靠近我的时候，他的眼神毫不踌躇，不含一丝笑意，只是一直定定地睁大眼睛，就像两个小池塘。我想，挺好的啊，难道我该感觉不好吗？我正扭头四顾找我妹妹。穿红色防风夹克的男人介绍说自己是斯坦福大学的系主任。“你叫什么名字？”他们的注视令人不安。我感到疑惑，他们为什么不去问我妹妹，她一定是在这儿的什么地方。“我不是学生，只是来玩的。”我说，“我叫香奈儿。”
我睡着了多久？我一定是喝得太醉，摸进校园里最近的一栋楼里睡过去了。我是爬过来的吗？怎么会把双手都擦破了？是谁用这破旧的急救包给我包扎起来的？他们可能有点儿恼火，又有个醉酒的熊孩子得要他们来照料。着实令人尴尬，我已经过了这样肆意而为的年龄。不管怎么样，不能再麻烦他们了，谢谢他们给我这张折叠床。我扫视门厅，想知道哪扇门是出口。
他们问道，他们可以给什么人打电话，告知对方我在这儿。这儿是哪儿？我把妹妹的电话给了他们，然后看着穿防风夹克的男人走开，一边跟我妹妹通电话，一边走进了另一个房间，听不见他们说什么。我的手机在哪儿？我开始在身边摸索，想看能不能碰到个发硬的物件。什么都没有。我懊恼自己把它弄丢了，还得转回去找。
警官转身向着我。“你现在是在医院里，而且我们有理由相信你被性侵了。”他说道。我慢慢点头。真是个严肃的人！他一定是搞糊涂了，我在派对上没跟谁说话呀。我需不需要澄清？我难道还不够年龄自己签字出院吗？我想会有人进来说：“警官，她可以走了。”然后我向他们致意，离开。我想吃面包和芝士。
我感到肚子里一阵剧痛，要去小便。我问能不能用一下卫生间，他要求我等等，因为他们必须要留尿样。为什么？我想。我静静地躺在那里，憋着膀胱。终于，我被放行了。当我坐起来时，我注意到灰色连衣裙在腰上堆成了一圈。我穿着一条薄荷绿的裤子。我很纳闷，自己是从哪儿搞来的这裤子，又是谁把拉绳系成蝴蝶结的。我怯怯地走向洗手间，从他们的凝视中解脱了出来。我把门关上了。
我脱下新裤子，半闭着眼，再褪下内裤。我的拇指擦过大腿两侧，触摸着皮肤，什么感觉都没有。奇怪。我又重复了一遍这动作。我把双手平放在臀部，手掌顺着大腿摩挲，仿佛它们会突然恢复知觉，摩擦着，摩擦着，直到开始变热，我的双手停下来。我没往下看，只是呆呆地半蹲在那里。我双手交叉放在肚子上，半弯着腰，一动不动，没法坐，也没法站，裤子褪落到脚踝。
我总是想知道为什么幸存者会对其他幸存者如此了解。为什么，即使我们所遭受的攻击的细节各有不同，幸存者之间对视一眼即了然于心，无须解释。也许我们所共有的并不在于攻击本身的细节，而是那一刻之后的事：你第一次独处的时候。有什么东西从你身上溜走了。我去过哪儿了。什么被夺走了。一种被寂静吞噬的恐怖。从一个是非分明的世界中脱离。这一刻并非痛苦，并非歇斯底里，亦非痛哭流涕。而是你的内脏变成了冰冷的石头。是纯粹的困惑伴随着一丝察觉。慢慢成长的奢侈已经逝去。由此开始的是残忍的觉醒。
我慢慢俯身，坐到坐便器上。有什么东西在戳我的脖子。我摸了摸后脑勺，觉得打结的头发里有质地粗糙的东西。我到外面去了一小会儿，是落下的树叶么？一切都感觉不对劲，但是我感到肚子里有一种麻木的平静。宁静而黑暗的海洋，平坦而广阔。恐怖就在眼前，我可以感觉到它在移动，改变着我的内脏，那里潮湿而沉重，昏暗不明，但在表面上，我只见到一道波纹。恐慌似鱼儿般出现，飞快地划破水面，掠过空中，又溜回水里，一切复归于寂静。我无法想象我怎么会发现自己身处一间无菌室里，一个马桶，不穿内衣，独自一人。我不会去问那位警官知不知道我的内裤在哪里，因为我自身的一部分很清楚：我还没准备好去听那个答案。
我想到一个词：剪刀。警官用剪刀剪去了我的内裤，因为上面有阴道黏液，以防他们需要测试阴道黏液细菌。我在电视上看到过，医护人员通过衣物做切片检测。我站起身，注意到地上的泥土。我把裤子弄平，把拉绳系成蝴蝶结。我在水龙头前犹豫了一下，不确定他们是不是允许我把血迹洗掉。所以我就用指尖蘸着细水流，手掌碰了碰水，留着手背上结下的暗色污迹。
我回来了，像之前那样平静，礼貌微笑，爬回我的小床。系主任说已经把我的下落告知我妹妹，并递给我他的名片，“如果你有什么需要就告诉我”。他走了。我拿着这张小卡片。警官告诉我SART大楼要到早上才会开门。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楼，只知道我应该回去睡一觉。我平躺着，但觉得又冷又怪异，刺眼的灯光下就我们俩。我很庆幸不是一个人，但如果他能读本书或者去自动贩卖机那儿就好了。被人盯着时我没法睡着。
一个护士出现了，瞥了我一眼，立刻转身对着警官，“怎么她没毯子？！”警官说他已经给了我一条裤子。“好吧，给她拿条毯子！怎么没人给她条毯子？她就躺那儿连条毯子都没有！”我看着她激动地打着手势，提出更多要求，如此执着于我的保暖问题，毫无畏惧地提出要求。我脑子里回想着这句话：谁给她拿条毯子。
我又闭上了眼睛，这一次沉浸在温暖之中。我准备离开这个凌乱不堪的梦境，在自己的床上醒过来，躺在我的花面被子里，头上悬挂着宣纸做的灯笼，而妹妹就睡在隔壁屋里。
我被轻轻推了推，睁开眼睛，还是那样的亮光，还是那几条毯子。一位金发女士穿着白大褂站着，身后还有两位女士。她们对我微笑，好像我是个新生儿似的。这几位护士中有一位名叫乔伊，我把这当作冥冥中的一个好兆头。我跟着她们出门，走进一个小型停车场。我觉得自己像个衣着邋遢的女王，毯子拖在身后，像天鹅绒披风，两旁还跟着随从。我眯起眼睛仰望天空，想知道是什么时候了。已经天亮了吗？我们走进一幢单层建筑，空荡荡的。她们带我进入一间办公室。我裹着几条毯子坐在一张沙发上，注意到一个架子上的活页夹脊上都标着“SART”字样。下面用黑色记号笔写着，性侵应变小组。
这就是他们。我只不过是个旁观者，两只眼睛安置在一具米黄色的尸体上，尸体上有一窝肮脏的棕色头发。那个早晨，我会看着银针扎进我的皮肤，沾血的棉签从我两腿之间取出来，然而，没有什么会令人畏缩、龇牙咧嘴或倒吸口气。我的感官关闭了，我的身体是具无力的人体模型。我只知道那些穿白大褂的女士是值得信任的，所以我服从每一道命令，当她们对我微笑时，我也报以微笑。
一沓文件放在我面前。我从毯子里伸出胳膊签名。如果她们解释这是要我同意的条款，我也听不懂。文件一份又一份，颜色各异，淡紫色、黄色、橘红色。没有人解释为什么我的内裤不见了，为什么我的手在流血，为什么我的头发脏了，为什么我穿着可笑的裤子，但事情似乎进展顺利，我想如果我一直签字、点头，我就可以收拾干净，从这个地方出去，然后重新开始。我把名字写在文件最下面，一个大大的弧形C和有两个凸起的M。当看到一页纸的顶部用粗体写着“强奸受害者”几个字时，我停了下来。一条鱼跃出了水面。我停了停。不，我不同意成为一名强奸受害者。如果我在这条横线上签了名，我就成为其中一员了吗？而如果我拒绝签字，我就能保持正常的自我了吗？
护士们离开去检查室准备了，一个女孩做自我介绍说她叫阿普丽尔，是性侵应变小组的辩护律师。她穿着运动衫和打底裤，头发看上去很有趣，一束杂乱的卷发扎成马尾。我喜欢她的名字，就像我喜欢乔伊的名字一样；4月是细雨飘落的月份，是马蹄莲盛开的时节。她给了我一份装在塑料杯里的黑糖燕麦粥，我用一个劣质白色汤匙吃了。她看上去比我年轻，却像母亲般照顾我，一直叫我喝水。我不知道她怎么能在星期天起得这么早，想知道这对她来说是不是寻常的一天。
她递给我一个橙色的文件夹。“这是给你的。”里面是黑白复印的关于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信息包，歪歪扭扭地装订起来，令人费解的电话号码列表。一本小册子上画着一个穿眉钉的女孩，看起来那么焦虑，那么愤怒。紫色的大写字母写着：你并不孤单。这不是你的错！什么不是我的错？我干了什么？我打开一本小册子，《事后反应》。第一类写着：“0到24小时：麻木，头晕，不明的恐惧，休克。”我点了点头，惊人地相似。下一类别是：“2周到6个月：健忘、疲惫、内疚、噩梦。”最后一类是：“6个月到6年或更久：孤独，记忆触发，自杀念头，无法工作，药物滥用，人际关系困难，孤独。”这是谁写的？是谁在这张破纸上描绘了一个不祥的未来？这个心碎的陌生人的时间表，我该拿它怎么办？
“你想用我的电话给你妹妹打电话吗？你可以告诉她过几小时后来接你。”阿普丽尔拿出手机。我希望蒂法妮还在睡觉，但她很快就接了电话。我知道她在哭；当她把车撞瘪了，或者找不到衣服穿，或者电视里的狗死了，我知道她都会哭。但这次哭声听起来很不一样，就像鸟儿在玻璃盒子里拍打翅膀，一片混乱。这声音使我浑身发抖。我的声音变得平稳而轻松。我能感觉到自己在微笑。
“蒂菲！”我说。我听不懂她在说什么，只是我的声音更加平静，让她的声音平稳下来。“姐们儿，我在吃免费的早餐！是啊，我挺好！别哭！他们觉得发生了些事情，不是，他们连这是不是真的都还不知道，只是预防措施，但我最好在这里多待一会儿，好吗？你过两小时能来接我吗？我在斯坦福医院。”实习生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轻声说：“圣何塞，你在圣克拉拉谷医疗中心。”我迷惑地瞪着她。“哦，对不起，我在圣何塞的一家医院！”我说道，想着自己是在离家开车要40分钟的另一个城市？“别担心！”我说，“我准备好了再给你电话！”
我问阿普丽尔知不知道我是怎么到这儿的。“救护车。”我突然担心起来，我付不起这费用。体检要花多少钱？松针像小爪子一样挠着我的脖子。我拔出一根褐色的尖刺。一个路过的护士温柔地嘱咐我别去碰它，因为他们还需要给我的头部照相。我便把它放回去，像插一个发夹一样。检查室已经准备好了。
我站起来，注意到松果和松针散落在垫子上。这到底是哪儿来的？当我弯腰去捡的时候，头发散落肩头，让更多东西掉到了干净的瓷砖上。我跪在地上，盖着毯子，开始把这些毫无生命的东西整齐地堆成一堆。“这些你们要么？”我把它们捧在手掌里问道，“我能把它们扔了吗？”她们说别担心，就放着吧。我又把它们放在沙发上，为自己弄得一团糟而感到尴尬，一尘不染的地板和家具上都留下了粗心的痕迹。护士用平淡的声调安慰我：“只是些枯枝败叶，枯枝败叶。”
两个护士把我领进一间阴冷的灰色房间，里面有一面大镜子。晨曦微露。她们让我脱衣服。这似乎有点过分了。我不明白为什么我要露出皮肤，但在我的大脑答应这一要求之前，我的手已经开始脱衣服了。听她们的。她们打开一个白色的午餐纸袋，我脱下肩带已发旧的米色带衬垫文胸放进去。灰色裙子被放进另一个袋子里，以后我再也没见过它。还有关于检查精液的事。一切都消失了，我一丝不挂地站着，两个乳头回瞪着我，我不知道该把胳膊放在哪里，只想双臂交叉在胸前。她们从不同的角度给我的头拍照，告诉我别动。我习惯拍肖像照时把头发放下来，在一边侧分，但我当时不敢碰那团高低不平的乱发。我想知道是否应该露齿微笑，应该往哪儿看。我想闭上眼睛，仿佛这样就可以把自己隐藏起来。
一个护士从口袋里掏出一把蓝色塑料尺。另一个拿着一个沉重的黑色照相机。“要对这些擦伤进行测量和记录。”她说。我感觉到戴乳胶手套的指尖爬过我的皮肤，尺子的硬边紧贴着我的脖颈、肚子、臀部和大腿。我听到了每一次咔嗒声，照相机的黑色镜头盘旋过每一丝头发，每个鸡皮疙瘩，每条血管，每个毛孔。皮肤一直是我自我意识最深层的来源，因为在孩提时代，我就开始饱受湿疹的折磨。即使后来皮肤愈合了，我也总是想象它会长斑或变色。我僵住，被镜头放大。但当她们弯下腰来绕着我转的时候，她们温柔的声音把我从脑袋里提了出来。她们像《灰姑娘》里的小鸟一样照顾我，嘴里衔着卷尺和布条，轻快飞动，为灰姑娘的礼服量尺寸。
我转过身去看她们在拍什么，瞥见我臀部上有一块红色的交叉影线。恐惧使我闭上眼睛，把头又转向前方。我总是对自己的身体极为苛刻：你的两个乳房离得太远。两个可怜的茶叶袋。你的乳头朝着不同的方向，就像鬣蜥蜴的眼睛。你的膝盖变色了，几乎是紫色的。你的肚子软塌塌的。你的腰太粗，像个长方形。腿是挺长，但要是不够细，又有什么用呢？但当我赤裸裸地站在晨光中时，那个声音消失了。
她们继续上下左右来回移动的时候，我盯着自己看。我抬起头顶，伸长脖子，把肩膀往后拉，让手臂放松。晨光融化在我的领口，我的耳朵曲线，流向我的锁骨，我的臀部，我的小腿。看看你的身体，你胸部的曲线，你肚脐的形状，你漂亮的大长腿。在这间晃动着白大褂和蓝绿色手套的房间里，我是一块温暖的砂岩色的调色板，一个发光的容器。
最后我们终于可以开始清理我的头发了。我们三个人把松针一根一根地抽出来，放进一个白色的袋子。我感到有碎片被发丝卡住了，当一根根头发从头皮上被拔下来时，我感到一阵剧痛。不停地拔，直到袋子里塞满了刺和头发。“这些应该够了。”她说。我们把剩下的东西清理出来，扔在地板上等着它们被清扫，这时候屋里很安静。我轻轻地在肩膀上吹了吹，把泥土吹掉。护士们梳理我打结的后脑勺的时候，我设法清理出了一根鱼骨形状的松针。这感觉永无止境。如果他们让我低下头，要把我的头发剃了，我也会毫不犹豫地低下脖子。
她们给我穿上一件软绵绵的病号服，陪我走进另一个房间，里面摆着一把看上去像牙医用的椅子。我躺下，两腿分开，脚搁在脚镫上。我的上方是一幅帆船的图片，用图钉钉在天花板上，看起来像是从日历上撕下来的。这时候，护士们端来一个托盘。我从未见过这么多金属工具。在我的两个膝盖之间，我看到了她们三个：一座小山脉的样子，一个坐在凳子上，两个站在她身后，全都盯着我。
“你真冷静。”我不知道相对于谁来说我很冷静。我盯着头顶上的小帆船，想着它飘在这个小房间之外的某个地方，一个阳光明媚的地方，离这里很远很远。我想，这艘小帆船有个很大的任务，就是分散我的注意力。两根长长的木质棉签插进了我的肛门里。帆船尽了全力。
几小时过去了。我不喜欢冰冷的金属、硬硬的棉签头、药丸、注射器、大腿张开的状态。但她们的声音令我感到安慰，仿佛我们待在这里是为了叙旧，她们递给我一杯霓虹色的药丸，就像那是株含羞草。她们一直保持眼神交流，解释着每次插入之前的每个动作，“你怎么样？我们这样做还好吗？这是根小小的蓝色涂笔，就在阴唇上涂一层。会有点冷。你是在这附近长大的吗？情人节有什么打算吗？”我知道她们问我这些问题是为了分散注意力。我知道，闲聊是我们一起玩的游戏，是她们提示我的举动。而在谈话的背后，她们的手正紧迫地移动，镜头的圆形边缘正窥视着我两腿之间的洞穴。另一架微型照相机在我体内蜿蜒而上，我的阴道内壁显示在屏幕上。
我明白她们戴着手套的手是为了阻止我掉进深渊。无论什么东西要爬进我体内的走廊，都会被抓住脚踝拽出来。她们是一股力量，为我设置路障，甚至让我发笑。她们无法让已发生的一切不发生，但她们会将这一切记录下来，拍下每一毫米的照片，把它密封在袋子里，强迫某些人去看。她们一次也没有叹息，没有怜悯我，或叫我“小可怜”。她们没有把我的屈服误认为软弱，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去证明自己，向她们证明我不仅仅是这样。她们知道。羞愧在这里无法呼吸，会被赶走。所以我放松身体，把它交给她们，而让思绪在轻飘飘的谈话中飘来荡去。这就是为什么在这段记忆中，每当我想到她们的时候，不适和恐惧退居其次，主要的感觉是温暖的。
几个小时之后，她们结束了。阿普丽尔带我来到一个靠墙建的大型塑料棚屋。里面每寸地方都塞满了毛衣和运动裤，一堆一堆地摞在一起，准备好迎接新主人。它们是给谁的，我想知道。我们中有多少人会来领取我们的新衣服和装满小册子的文件夹。一个完整的系统已经建立起来了，还会有无数像我这样的人：欢迎来到俱乐部，这是你的新制服。在你的文件夹里，你可以找到列明创伤和恢复步骤的指导方案，而恢复可能会花费你一生的时间。实习生笑着说：“你喜欢什么颜色就选吧！”就像选撒在冷冻酸奶上面的配料一样。我挑了一件蛋壳白的运动衫和一条蓝色的运动裤。
剩下的事情就是让我自己整理干净。警探已经在路上了。我被带回到那间寒冷、灰暗的房间，这时我注意到角落里的金属淋浴喷头。我谢过她们，关上门。挂好我的病号服。在一篮子随意摆放的酒店捐赠洗发水里仔细挑选，绿茶味、海风味、水疗檀香味。我转动把手。第一次全身赤裸独自站着，不再有轻柔的低语和温柔的手。一切都很安静，只有水拍打地板的声音。
除了那张纸，没有人说过“强奸”这个词。我闭上眼睛。在我的记忆闪烁消失之前，我只看到妹妹站在一圈灯光下。什么不见了？我低下头，伸手碰触阴唇，看到它被笔涂暗了，紫茄子色令人恶心。告诉我发生了什么。我听护士说过梅毒、淋病、怀孕、艾滋病，我吃过药片后再次获得了清晨。我看着清澈的水流过我的皮肤，毫无用处；我需要清理的东西都在身体里面。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身体，一只肥厚、变色的袋子，然后想，让人把这也拿走吧，我没法单独跟它待在一起。
我想用头撞墙，撞散记忆。我开始拧瓶盖，把润滑的洗发水倒在胸前，把头发披在脸上，淋烫皮肤，站在散落的空瓶子中间。我想让水渗入我的毛孔，烫死每一个细胞并让它们再生。我想吸入所有的蒸汽，让自己窒息、失明、蒸发。洗头的时候，乳白色的水在我的脚周围旋转，流进一个金属地漏里。我感到内疚；加利福尼亚干旱难耐，正经历着一场无情的旱灾。我想起家里，爸爸在每个水槽下面都放着红色水桶，拿我们用过的肥皂水浇灌植物。水是奢侈品，而我却站着一动不动，看着一加仑又一加仑的水流入下水道。对不起，我今天得多洗一会儿。40分钟过去了，但没人来催我。
我关了水龙头，站在雾气中，沉默不语。指尖皱皱巴巴，泛起一条条长长的苍白纹路。我擦掉镜子上凝结的水珠，在镜面上留下了污迹。我双颊泛红，梳理了湿漉漉的头发，胳膊伸进一件棉质运动衫，把项链挂回脖子上，戴在胸前。我系好靴子上的鞋带，这是我被允许保留的仅有的东西之一。我把蓝色运动裤塞了进去，再一想，又解开，把裤脚拉出来，这样更好。我把头发盘成一个圆髻时，注意到袖子上挂着一个标签。上面画着一幅晾衣绳的小画，写着“感恩服装”。
每年，安奶奶（没有血缘关系，但还是我们的奶奶）都会用可回收材料做一些夸张的纸帽子，梨形网格纸、彩色漫画、靛蓝羽毛和花朵折纸。她在街头集市上售卖这些帽子，并将收益捐给当地机构，其中包括“感恩服装”，一个为性暴力幸存者提供衣服的机构。如果没有这个机构，我离开医院时只能穿着一件薄薄的长袍和一双靴子。这意味着她所有花在餐桌上剪材料、贴帽子，在阳光下的小亭子里售卖的时间回赠了我一套温柔的盔甲。这是安奶奶把我抱在怀里，告诉我：我准备好了。
我走回办公室，双手抱膝坐着等待。警探出现在门口，修剪整齐的头发，长方形镜框，黑外套，宽肩膀，还有一个写着“金”的名牌，他一定是个韩裔美国人。他站在门口，满脸歉意，好像这是我的家，而他正要穿着沾满泥巴的靴子进来。我站起来迎接他。我信任他，因为他看起来很难过，难过到我要微笑，以使他确信我一切都好。
他放下一个拍纸簿，一个黑色的长方形录音机，告诉我所说的一切都会被记录下来。“当然可以。”我说。他坐着，笔尖在纸上盘旋，录音带的小轮轴在滚动。我没有感到受威胁；他的表情告诉我他是来倾听我的。
他帮我回忆我爸爸做的是什么菜，我吃了多少，喝了几杯，我家离斯坦福有多远，喝的是什么牌子的威士忌，为什么参加这个派对，到达的时间，派对上有多少人，喝了什么酒，是不是从密封容器里倒出来的，我什么时候在外面什么地方小便，什么时候回到里面。我一直往上盯着天花板，好像这样可以让我更好地思考。我还不习惯如此精确地回忆日常的事情。与此同时，他一直在潦草地写着，不时点一下头，一直在拍纸簿上做记录、翻页，一页又一页。当我讲到关于站在院子里的部分，我看见他用大写字母写下她最后的记忆几个字。他的钢笔咔嗒一声插上了。他看着我，仍然在寻找什么。就像我们要去某个地方，路却被切断了。我没有他需要的东西。
根据笔录，他只说那天早上有几个人看见我晕倒，警察来了，但我仍然没有反应。他说：“鉴于事件性质，你所在的地方以及你的情况，我们总是，我们必须考虑有可能发生了某种形式的性侵。”性质，你的情况。他说，调查结束后，那名男子的名字和信息将成为公开记录。“我们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他说，“希望没有。但是，最坏的情况是，我们必须解决这个问题。”我只听到“希望没有”。
香奈儿：“嗯，你知道他们是在哪里找到我的吗？”
警官：“好吧。在那里和一幢房子之间，有一小块地方，嗯，我想是一个垃圾箱。不是在垃圾桶里面。”
香奈儿：“是的，不是在里面。”
警官：“不是，而是在后面那块地方。”
他说：“几个路过的人看到你在那里，他们好像说：‘等等，那边看起来不太对劲。’然后他们停下来，嗯，他们看见有人……然后另一个人路过，看到你。然后向我们报了，报了警……嗯，自然地从一开始，嗯，我们假设可能是强奸。”
我不明白。我怎么去到外面的？有什么看起来不对劲的地方？警探在他的座位上动了动，他问：“你和谁勾搭上了吗？”这时我感到有点畏缩。这是个让我觉得古怪的问题。我说没有。“所以没人得到允许可以碰你。”他看起来很悲伤，好像他已经知道答案了。我觉得身体僵硬了起来。我说：“他们昨晚就抓住了他，对吧？他是想逃跑吗？”
他说：“所以现在我们要确定是否就是这个人，那么这个人是不是当时正在对你做什么，或是试图对你做什么的那个人呢？嗯，但是当时有人在你身边表现得实在可疑。”可疑。“我尽量谨慎地说这个人就是那个人。根据刑法典，我们可以根据可能的理由逮捕一个人，因为强奸是重罪，我们可以基于相信可能有重罪发生的理由去逮捕一个人。即使它并没有发生。”
潜台词是发生了一件很严重的事，但每句话都以另一种场景结尾，而在那种场景里我毫发未伤。即使它并没有发生。正在做或是试图做。希望没有。可疑。我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找到了立足点：在一个世界里什么都没发生，在另一个世界里我可能被强奸了。我理解他对信息有所保留是因为调查仍在进行中。也许他还看到我的头发在滴水，我穿错了衣服。也许他想到了我妹妹，她就要来了。
金警探说明天我可能会记起更多事，他会给我他的名片。我点点头，但我知道，我已经告诉了他我所知道的一切。他说今天傍晚晚些时候我可以去警察局取我的手机。在他身后，我妹妹出现了，驼着背，面无表情。当我成为姐姐时，我身上的受害者就消失了。在录音带上，我的询问快结束时，你可以听到她到达的声音：
我说：“嗨。”
“哦，我的上帝。”
“嗨。”
“哦，我的上帝。”
“我真的很抱歉。”
“哦。”
“我让你担心了。”
“不，没关系。”
“哦，对不起。”
她说：“别道歉。”
我站得笔直，不可动摇，我是向她介绍房间里其他陌生人的成年人，他们都很友善，你可以和他们聊聊。阿普丽尔一边给她倒水，一边拉过一把椅子。蒂法妮哭个不停。警探开始问话的时候，我的目光一直落在她身上。她谈论着同样的饮料，朋友的名字，派对的气氛。她提到有个金发男人一直把脸贴在她的脸上，摸她的臀部，跟着她转。她所有的朋友都开始避开他。她说她觉得很奇怪，那家伙什么话都不说，就是身体前倾的时候用大大的眼睛盯着她。她说她因为感觉不舒服而笑了起来，结果他们的牙齿撞上了。
她说她离开我一小会儿去照顾一个喝吐了的朋友，以为我一个人不会有事。她回来时，警察正在清理派对。她问两个一直在门口服务的学生怎么回事，他们告诉她派对因噪音投诉被取消了。她在停车场问一个警察，他说他不能说。她猜我是去帕罗阿尔托市中心见朋友去了。但她还在附近转来转去地问：“你见过一个长得像我的女孩吗？”她和科琳打开兄弟会的每一扇门，我没接电话，她先是生气，接着是担心。她们朝着树林喊我的名字，而我当时正被推到轮床上，消失在四四方方的白色救护车里。
“学生们拦住了他，”我说，“很棒，对吧。”那天早上，我了解到是几个旁观者看到一个行为古怪的人，并追上了他。我没有意识到我们有过身体接触。我不知道这个人在我的衣服下面触摸过我，也不知道我身体哪个部位暴露了。我告诉自己，危机已经避免，坏人已经被捕，现在我们可以自由离开了。警探谢过我们。晚上我们会去斯坦福警察局取我的手机。身穿白大褂的女士们给我拥抱，抱得很紧，然后放开了我。
太阳出来了，照在停车场稀疏的汽车上，反射出刺眼的光。多么不真实的周日早晨。这是怎么回事？这简直是发生过的最荒唐的事。她们往我那里塞了太多东西。我甚至不能——看看我穿的是什么。这套衣服有多恶心？我展示着向后梳得溜光的头发，身上超大号的运动衫，昂首阔步地走着，有点头晕。蒂法妮仍旧泪眼汪汪，呼吸不顺畅，笑起来打嗝。
我们坐在车里，盯着铁丝网，她等着我告诉她该去哪里。看得出来，她还在发抖。我没有在想他是谁，我的感觉如何，或者这些照片会去哪里。我所有的思绪都围着她转，我的小妹妹，为了她，我应该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一直以来我练就了为她保持冷静的本事。有一次，她晕机，身体前倾，在她的呕吐物掉到腿上之前我就伸手把它接住。当奶奶在我们的沙拉上撒蓝奶酪的时候，蒂法妮捏住鼻子，我就趁奶奶转身把她盘里粘了奶酪的菜叶塞进自己的嘴里。看过《E.T.外星人》之后，她被那个干瘪的外星人和他皱巴巴的手指吓坏了，在之后七年里每晚都睡在我的床上。电影里有人接吻时，我就拿个枕头挡住她的脸，“不能看，你太小了。”我写了几篇有说服力的文章，改了又改，最后说服父母给我俩买诺基亚手机。每次班级派对上，我都会把一半的甜甜圈或思尼克饼干用餐巾纸包起来，在课间给她送去。我喜欢马的时候，用狗链把她绑在椅子上，叫她“崔妮蒂”，在她背上放个浴垫当马鞍，给她梳头发，让她从我手里吃脆谷乐麦圈。我还记得父母在“马厩”里找到她时的样子。“如果你想玩，就得你来当马。”父母说。你来为她牺牲，你来保护她远离外星人，你来吃蓝奶酪。我明白，那是我的第一份也是最重要的工作。
但我还没有准备好回家见父母。我需要时间思考。蒂法妮和我已经够大了，可以来去自由；没回家意味着我们住在朋友家，没有理由担心，我们街区很安全。我知道我不能告诉他们我是在医院里醒来，身上都是草叶，因为有人表现可疑，我无法让他们接受那个消息。我会说：“不过没事了。”而他们会说：“这可不好。”爸爸会问是谁，在哪里，为什么，怎么会这样。妈妈会让我躺在床上，喝一杯热姜茶。你告诉父母，他们就会大惊小怪。我不想要大惊小怪。我想让一切都过去。
我确信警察会告诉我有个人试图做什么但没有成功，很抱歉给我造成不便。事实上，我非常确定这完全是个错误，所以当妹妹问我是否要告诉父母，我说：“也许过几年吧。”我想象着有一天在晚餐闲聊时不经意地谈起这件事：“你们知道吗，有一次我差点被侵犯？”他们会说：“抱歉啊，我们不知道这种事发生在你身上。当时怎么不告诉我们啊？”我就会说：“唉，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最后也没什么事。”然后我会挥手让他们把菜豆递给我。
坐在停车场里，我唯一能想到可以去的地方就是快闪汉堡店。早上10点，吃汉堡有点早，但快闪汉堡不一样。我们把室内贴了白色瓷砖的汉堡店当作成长教堂。当我们中的某个人感到难过、高兴或心碎时，我们就会想要去那儿。那里所有的盐和酱都能让我感觉好一点。但当我们到了那里，我觉得自己穿的衣服很尴尬，于是要了免下车服务。我们点了汉堡，然后停在路边吃。我咬了一口，但没尝到酱汁的味道。我把汉堡塞进包装纸里，放在脚边。我已经消磨了足够多的时间。我们知道现在家里一定空无一人，爸爸出去办事，妈妈和朋友们在一起，都出门去参加周日的例行活动了。
我的父亲是一位退休的心理治疗师，他以前每周工作六天，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倾听人们的心声。他引导人们穿过那些我们永远不会听到的故事，以此挣钱养家，为我们提供食宿。我妈妈是一位作家，她写了四本中文书，这意味着她的书我还不会读。尽管他们是开明的父母，但我对他们的大部分生活一无所知。
经过二十年的私人执业，我爸爸说他听过你能想象到的每一种生活。我母亲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农村长大的，她目睹过你想象不出的世间百态。他们俩都明白，生活巨大而混乱，没有什么是黑白分明的，没有什么会按照线性轨迹发展，当一天结束的时候，早上能醒来就已经称得上是个奇迹。他们在肯塔基州唯一的中国文化中心举行了婚礼，结成了引人注目又看似不可能在一起的一对。
我家的家具都不相配。我们的毛巾既不舒服也不洁白，而是印着史酷比狗狗图案，用得旧旧的。有客人来吃晚饭的时候，蒂法妮和我会把所有的书、漏气了的篮球和乳液样品藏起来，直到一切都一尘不染。我们的目标是像朋友家的房子那样光亮。但聚会之后，就好像房子也可以解开它裤子的纽扣、放开肚子，我们所有的东西又会涌出来。
我的家是一个万物生长、旁逸斜出都被宽恕的地方，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人来，都会受到欢迎。我的家人是在同一个小宇宙中运行的四颗行星。如果我们有一个口号，那就是“你可以自由地做你自己的事”。家是异于传统的，家是温暖的，家是亲密的同时又保持各自独立，家是黑暗无法进入的地方。我下定决心不让黑暗进来。
当我们把车开进车道时，妹妹的手机响了，警探打来电话。她递给我。“你要起诉吗？”他说。“这是什么意思？”我问。他说他无法告诉我太多过程的细节，这更多是由地区检察官部门负责的。他说，检察部门已经倾向于在法律上提出指控，但是否推进则取决于我自己。他说如果我这么做，对他们来说事情会好办一些，但我也不是一定要这么做。我问他能否给我几分钟的时间来决定，我会给他回电话。
我挂了电话，转身向着妹妹。我没有人可以问，蒂法妮也不知道。我应该这么做吗？应该，对吗？也许我不应该。但无论如何，他们会继续，所以我也应该，我的意思是，这是什么？能怎么做？我四顾无措地坐着。我应该这么做，对吧？如果他们需要的话。当时我以为这相当于签署了一份请愿书，在上面盖个小小的同意的章，表明我支持警方追查此案的决定。我害怕如果我说不，那就意味着我站在了陌生人的一边。我甚至没有想到过法庭，那只不过是发生在电视上、模糊而充满戏剧性的终极对决。再说，那家伙已经进监狱了。如果事实证明他什么都没做，他就会获释，否则他就会留下来服刑。他们有定罪所需要的一切证据。这只是个形式。我给他回了电话，“嗯，是的。是的，我会的。谢谢。”
那时候，我不知道钱能打开牢门。我不知道当暴力发生时，如果一个女人喝醉了，她不会被认真对待。我不知道当暴力发生时，如果他喝醉了，人们会同情他。我不知道我的失忆会成为他的机会。我不知道受害者就是不被相信的同义词。
坐在车道上，我不知道这个小小的“是”会把我的身体再次打开，会磨得我的伤口刺痛，会向公众撬开我的双腿。我不知道预审听证会是什么，不知道审判到底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有人会阻止妹妹和我相互交谈，因为那样的话辩方会指控我们合谋。那天早上我说的“是”这个字开启了一个未来，在这个未来里，我将度过23岁、24岁、25岁和26岁，直到这个案件结案。
我穿过客厅回到自己的房间，告诉妹妹我一会儿就会出去。我锁上门，又洗了一次澡，把医院从我身上冲走。她把客厅里的折叠沙发拉出来，打开电视。我躺到她旁边。她的胳膊像镇纸一样抱着我，好像担心我会被风吹走。电视单调地播放着，午后的阳光透过客厅的窗户洒进来，父母在客厅里走来走去，而我们则睡一会儿醒一会儿。我们一起去参加派对，后来分开了，现在又在一起了，但不再是从前的样子。
夜幕降临，我们起来告诉父母我们要去买冰激凌。我后悔这么说，因为现在当我吃冰激凌的时候，妈妈就会看着我，而我则不得不说：“我保证，真的是冰激凌。”
我们先去接朱莉娅，她一直在学校图书馆学习。她和蒂法妮从她们开始戴牙套时就一直是朋友。朱莉娅总是很活泼，但当我把车停下来时，她看起来有些颤抖。
我看着车里的她俩，意识到我的秘密已经变成了她们的秘密。我明白我们不该以这种方式处理事情。如果是蒂法妮住院，我希望我的父母会知道。但我的处境很奇怪。如果有人问：“你为什么不告诉父母？”我就会反问：“为什么没人告诉我？”在我知道事情的更多信息之前，我需要让这个故事处在我的把控之下。
停车场很安静，很黑。我以前曾多次经过这座大楼。它很小，由一条壕沟围着，岸边种着枝干发褐的低矮灌木，蛾子在街灯明晃晃的光束间飞来飞去。门嗡的一声响，我们被领进了阴暗的大厅，里面的软木公告板上贴满了布告和传单。金警探不在那里。相反，一位身穿防风夹克的警官负责接待我。她有橄榄色的皮肤，稀疏的黑发几乎垂到腰间。我跟着她进了一个小房间，桌上放着一个记事本和一个录音机，蒂法妮和朱莉娅在楼下大厅的一个房间里等着。我以为她会告诉我那个男人的事，把我的手机给我，祝我一切顺利。但是门关上了，百叶窗拉了下来。提问又开始了，她要求我回忆前一天晚上的每一个琐碎细节，这次甚至更精确。我们的谈话笔录最终长达79页。这一过程让我感到乏味而多余，我无法理解我所说的话有何意义，也无法理解它将如何发挥作用。
一阵敲门声，另一个警官，身材高大，穿着橡色制服，髭须浓密，黑色的皮带上满是不同的黑色形状。他看上去严厉而疲惫，说他很高兴看到我没事。他说话的方式让这件事听起来像个奇迹，好像我死了一次又活过来了。他告诉我，一个发现我的人在说起这事的时候忍不住哭了，他不得不停下来喘口气。警官说他自己也差点哽咽了。我想，大男人们都哭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女警官从一个大信封里拿出我的手机。蓝色的手机壳上满是泥土，沿着边缘结成了一条发脆的棕色边线，仿佛手机被埋了又挖出来。手机里有几十个来自蒂法妮和朱莉娅的未接电话和短信：“你在哪里，我很害怕。”警官让我把那天晚上拍的所有照片发邮件给她。有一张我拿着一个红色的杯子，故意做对眼。为什么我不能笑得正常点，就这一次。我给她发了所有的照片和截图，没有意识到它们都将作为证据存档。她给了我提问的机会。根据记录，我说：“嗯，他们说我出了什么事。我没有真的明白那是什么意思。我还是……真的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她说她还没有得到全面的汇报。她说我“是被两个斯坦福的学生发现的”，没再说别的。然后我问她那个人为什么逃跑。她告诉我是因为“有些事看起来不对劲”。我试图更靠近犯罪现场，慢慢靠近停着的警车和黄色胶带引起的骚动。但每次我走近些，她就走过来挡在我前面。当我走到右边时，她躲开了。我伸长脖子想看看他们在隐藏什么，但没用，那个地方禁止入内。我要待在一些没有明确标记的界线之后。
只有这些是我能理解到的。我走进房间，空气就变了。人们的表情黯淡下来，他们压低声音说话。他们犹犹豫豫地向我走来，就像他们不想惊到一只动物一样。他们在我脸上搜寻着什么，而我茫然地回望。然后他们都说，看到我做得这么好，这让他们钦佩。她说：“我不得不说，你非常冷静，你非常……你一般都是这样吗？”我点了点头，说当妹妹在场时，我会淡化自己的情绪。但他们似乎仍被我的镇定所迷惑；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反应似乎应该完全不同，而正是这点让我不安。
我解释说我还没有告诉父母。“这可以理解，”她说，“你懂的，你在努力，我认为你在努力从情绪上拯救你的父母……直到你可以……更好地理解发生了什么。”她很善良，能理解我的感受，但她把我所有的问题都改变了方向。
询问结束前，我讲清楚了两件事：
1．在我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之前，谁都不可以联系我的父母。
2．我不想再次见到或接触到那个人，无论他是谁。
蒂法妮进去做询问笔录时，我被带进一间等候室，里面的奖杯落满灰尘。警官把下列笔记打了出来：
另外一个人很安静，不说话。科琳和蒂法妮觉得他很奇怪，因为他很有侵略性。蒂法妮说他大约5英尺11英寸到6英尺高，有着金色卷发和蓝眼睛。他的脸刮得很干净，反戴棒球帽。他穿的是长裤，不是短裤。她不记得他穿的是什么衬衫。她觉得他看起来像她大学里的一个朋友。那个咄咄逼人的家伙正在分发啤酒。有一次，他走到蒂法妮跟前，开始亲她的脸。然后他去吻她的嘴唇。她吓得大笑起来。科琳和朱莉娅看到后也笑了。那个人离开了。过了一会儿，当蒂法妮们面对面交谈时，那个咄咄逼人的家伙回来了。他迈步插进她们之间，试图再次和蒂法妮亲热。他从前面抓住她的腰，吻了她的嘴唇。她告诉他她得走了，然后从他的怀抱里挣脱了出来。
到家后，我坐在车里，蒂法妮走了进去。我意识到我的男朋友卢卡斯会奇怪我为什么一整天都很沉默。他住在费城，我们交往了几个月。他在第一声铃响后就接起了电话。“昨晚我还担心你呢，”他说，“你顺利到家了吗？”
我不知道我还给他打过电话。我翻看了一下通话记录，发现漏接的电话里有他的名字。我在半夜给他打电话，在他那边凌晨3点的时候吵醒了他。“找到蒂法妮了吗？”他问道，“我担心你会在灌木丛里醒过来呢。”我的腹部发硬。他知道了？他怎么会知道？“你什么意思？”我说。他说，聊到最后，我不是在说英语，而是一直在胡言乱语。每次我停下来不讲话了，他都会对着电话大喊，让我去找蒂法妮，但我却毫无回应。他知道我孤身一人，无法行动。我觉得自己在下沉。“你给我的语音信箱留了言，”他说，“你听起来完全醉了。”我说：“别删，答应我你不会删除它好吗？”
“一切都还好吗？你听起来很难过。”他说。我点了点头，好像他能看到。“只是困了。”我说。我走进去，把我的苹果手机从它脏兮兮的壳里拿出来，但没有洗。我把运动服叠好，塞进抽屉里。我把橙色文件夹放到架子上，把医院的手环剪下来塞到里面。我有一种奇怪的愿望，想要保存所有的东西，那些能证明这一替代性现实存在的人工制品。
第二天是马丁·路德·金纪念日，长周末的最后一天。在蒂法妮开车回学校之前，我想让她知道，我们不应该在此时避开或疏远家人，我们必须和爸爸妈妈待在一起。我提议一家人出去吃晚饭。我们站着等位，旁边有红色剪纸装饰、一碗甜瓜糖、一缸皱着眉头的鱼。我们点了一整只北京烤鸭。和往常一样，妈妈给我们做示范：把圆饼铺平，抹上一层梅子酱，再加一小块脆脆的深红色鸭肉、几根葱和黄瓜条，把它们整个包起来。妈妈正在卷鸭子。妈妈，妈妈你看，嘎嘎嘎。晚饭后，妹妹驱车200英里回学校，穿过一望无际的平原，吉尔罗伊，萨利纳斯，金城，回到圣路易斯奥比斯波。她说她害怕让我一个人待着。“为什么啊？”我说，“太傻了，我会没事的。”
那时候事情很简单；我把那天早上的记忆放进一个大罐子里。我搬着这个罐子，一层一层又一层地往楼下搬，把它放在一个柜子里，锁起来，然后轻快地走上楼去，继续过我以前建造的生活，那个与他无关，或者与他对我做了什么无关的生活。罐子不见了。
我不知道，在前一天晚上11点，他以15万美元保释出狱。在被逮捕不到24小时之后，他已经获得了自由。
Arastradero Preserve，自然保护区，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帕罗阿尔托市。
Kappa Alpha，美国大学内的男生社团组织。
Punch，一种由葡萄酒、烈酒或果汁添加糖或香料而成的饮料。
Cetaphil，日化品牌，其润肤乳产品比较知名。
原文为deputy，即deputy sheriff，美国警察体系中县治安官辖下的助理治安官、乡村警察。本书统一译为“警官”。
SART，性侵应变小组（Sexual Assault ResponseTeam）。
乔伊“Joy”有欢乐、喜悦之意。
阿普丽尔“April”有4月之意。
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执导的科幻电影，1982年上映。
Snickerdoodle，一种饼干，用黄油或油、糖、面粉并粘上肉桂糖制成。
Cheerios，美国一种谷物即食麦片圈品牌。
Martin Luther King Day, 1986年美国总统里根宣布每年1月的第三个星期一为联邦法定假日，以纪念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博士的生日。
Gilroy, Salinas, King City, San Luis Obispo，都是加利福尼亚州的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