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研究

音乐研究

汉代郊祀歌音乐形态研究

闫运利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100089)

提要:郊祀歌是古代天子郊祀天地神灵所用的乐歌。汉代皇帝郊祀天地各有侧重,间有制作,今留存武帝朝《郊祀歌十九章》。《郊祀歌十九章》系李延年等据音乐、祭祀需要,选取司马相如等人诗赋作品中的一句或几句割裂、拼凑而成。祭祀表演神圣、隆重,可能配以《云翘舞》。东汉、曹魏沿用,明确配以舞蹈,音乐体系更加成熟。《青阳》等歌北齐仍有传唱。唐后多有《天马歌》拟作,明胡应麟有《拟汉郊祀歌十九首》,多不歌。

关键词:汉代 郊祀歌 音乐形态

作者简介:闫运利,女,1987年1月生,河北邢台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2014级在读博士,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

郊,即“古者天子夏亲郊祀上帝于郊”。[1]祀,即“昭孝事祖,通神明”。[2]狭义上的“郊祀”指南郊祭天,北郊祭地;广义上包括南郊祭天、北郊祭地、泰山封禅、明堂、雩祭、籍田、神州、朝日夕月、风师雨师、社稷、先农、祈谷、先圣先师等。“夫郊祀者,明王之盛事,国家之大礼”。[3]郊祀活动是一个国家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郊祀歌是郊祀过程中祈天降福所用的乐歌。郭茂倩《乐府诗集》将“郊庙歌辞”置于十二类中的第一类,郊祀歌又位于郊庙歌辞之首。数量占十二卷中的七卷,足见其地位之重要。

学人对汉代郊祀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郊祀歌十九章》。如对作者的辩证,有龙文玲《汉〈郊祀歌十九章〉作者辩证》[4];对作品创作时间的讨论,有张树国《汉武帝时代国家祭祀的逐步确立与〈郊祀歌十九章〉创制时地考论》[5]、龙文玲《汉武帝〈景星〉及文学史意义》[6]及王淑梅、于盛庭《再论〈天马歌〉的写作缘由和年代问题》[7];对十九章内部排序内涵的解读,有张强《〈郊祀歌〉考论》[8];对《郊祀歌》与汉代郊祀礼乐文化之间关系的考察,有王长华、许倩《汉〈郊祀歌〉与汉武帝时期郊祀礼乐》[9];对“邹子乐”的考辨,有王福利《郊庙燕射歌辞研究》[10]、郭思韵《汉郊祀歌的“邹子乐”与东汉两用〈朱明〉小议兼论与〈帝临〉之关系》[11]。赵颖畅硕士论文《西汉郊庙乐府研究》对其作者、作品内部排序及郊祀仪式过程进行了全面论述。[12]另有罗根泽《乐府文学史》[13]、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14]、郑文《汉诗研究》[15]、张永鑫《汉乐府研究》[16]、赵敏俐《周汉诗歌综论》[17]等专著,都曾论及《郊祀歌十九章》,且各有创见。

但目前研究存在两方面的不足:一是对《郊祀歌十九章》之外的汉郊祀歌基本没有关注;二是从音乐角度研究的较少,目前只有王福利《郊庙燕射歌辞研究》一书对《郊祀歌》有所论述。因此本文拟在厘清汉代郊祀活动及郊祀歌辞留存状况的基础上,对以《郊祀歌十九章》为代表的汉代郊祀歌的创作、表演、流变等音乐形态进行系统、全面的整理与研究,以期对汉郊祀歌研究有所推进。

一 西汉郊祀活动及郊祀歌辞留存状况概述

公元前202年,刘邦正式称帝。自此始,西汉历经两百多年。根据西汉各朝郊祀活动特点分为高祖—景帝、武帝、昭帝—元帝、成帝—王莽四个时期。

(1)高祖时期,郊祀活动多依秦仪,未遑新制。如《史记·封禅书》载:

悉召故秦祝官,复置太祝、太宰,如其故仪礼。因令县为公社。下诏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诸神当祠者,各以其时礼祠之如故。”[18]

并且“有司进祠,上不亲往。”[19]高祖并不参加。高祖于四时春以羊彘祠枌榆社,衅鼓旗以祠蚩尤,于岁时祠灵星以牛,以羊豕腊祠社稷等。整个祭祀活动充满了浓重的民间巫术色彩,且无天地之祀。但高祖始创“五帝”之说,《汉书·郊祀志》载:

二年,东击项籍而还入关,问:“故秦时上帝祠何帝也?”对曰:“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祠。”高祖曰:“吾闻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说。于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20]

此说对后世祭祀五帝影响极大。

孝文帝时,多祠五帝。《史记·孝文本纪》载:

十五年,黄龙见成纪,天子乃复召鲁公孙臣,以为博士,申明土德事。于是上乃下诏曰:“有异物之神见于成纪,无害于民,岁以有年。朕亲郊祀上帝诸神。礼官议,毋讳以劳朕。”有司礼官皆曰:“古者天子夏躬亲礼祀上帝于郊,故曰郊。”于是天子始幸雍,郊见五帝,以孟夏四月答礼焉。[21]

又《史记·封禅书》载:

文帝出长门,若见五人于道北,遂因其直北立五帝坛,祠以五牢具。[22]

并且文帝受方士影响,郊祀天地较随意。如听赵人新垣平的进言,作渭阳五帝庙,且于夏四月,亲拜霸渭之会,以郊见渭阳五帝。“权火举而祠,若光辉然属天焉”。[23]场面甚为隆重。又听新垣平之言,“治庙汾阴南,临河,欲祠出周鼎”。[24]可见方士之言,主导当时的郊祀活动。当方士之言被攻破,“文帝怠于改正朔服色神明之事,而渭阳、长门五帝使祠官领,以时致礼,不往焉”。[25]《礼记正义·曲礼》言:

凡祭,有其废之,莫敢举也;有其举之,莫敢废也。[26]

祭祀不可擅自废、举,孝文帝之举,可见随意。

孝景帝在位,郊祀活动无有所兴。“十六年,祠官各以岁时祠如故。”[27]《史记·孝景本纪》仅记载一次郊祀活动:

中六年二月己卯,行幸雍,郊见五帝。[28]

总而言之,高祖时,无天地之祀;文帝时,多祀五帝;景帝时,无有所兴。在郊祀五帝活动中也未见与音乐相关的记载。但是郊祀与音乐自古就有联系,“古者祠天地皆有乐,而神祇可得而礼”。[29]只是郊祀活动所用音乐、歌辞成为正式的郊祀乐是自武帝时代的李延年始。

(2)汉武帝时代是一个极具开创性、娱乐性,充满神秘色彩的时代。从开创太一、后土之祀到始用郊祀乐,从打破周代以来的礼法到随意以天马等祥瑞之歌郊天祭祖,从相信方士无稽之谈到与方士共同主持汉代郊祀活动,无不体现着这种鲜明的时代特征。武帝“尤敬鬼神之祀”[30],郊祀活动频繁。据《西汉会要》载:

孝武亲郊十一,幸雍祠五畤八,幸甘泉郊泰畤三。[31]

事实上,武帝幸雍祠五畤八次,幸甘泉郊泰畤四次,幸河东祠后土五次,封禅泰山七次。如《汉书·武帝纪》载:

(元光)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32]

(元狩)元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获白麟,作白麟之歌。[33]

(元狩)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34]

(元鼎)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35]

(元鼎)五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36]

(元封)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37]

(元封)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38]

(太始)四年十二月,行幸雍,祠五畤。[39]

“雍”指雍县。五畤即鄜畤,密畤,吴阳上畤、下畤,北畤。《汉书·郊祀志》曰:

盖天好阴,祠之必于高山之下畤,命曰“畤”。[40]

秦文公建鄜畤祀白帝,秦宣公建密畤祀青帝,秦灵公建吴阳上畤、下畤祀黄帝、炎帝,汉高祖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武帝前期热衷于祀雍五畤,后逐渐衰落。如《史记·封禅书》载:“有司上言雍五畤无牢熟具,芬芳不备。”[41]

《汉书·武帝纪》载郊甘泉泰畤四次,祠河东后土五次:

(元鼎)五年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立泰畤于甘泉。天子亲郊见,朝日夕月。[42]

元封五年四月,还至甘泉,郊泰畤。[43]

天汉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44]

后元元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45]

(元鼎)四年十一月甲子,立后土祠于汾阴脽上。[46]

元封四年春三月,祠后土。[47]

元封六年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48]

太初二年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49]

天汉元年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50]

甘泉泰畤、汾阴后土分别建于元鼎五年、元鼎四年,是武帝郊祀活动的重心。成帝时迁至长安南北郊,哀帝时恢复甘泉泰畤、汾阴后土。王莽时又恢复到长安南北郊。

又《汉书·武帝纪》载泰山封禅七次:

(元封元年)夏四月癸卯,上还,登封泰山。[51]

元封五年春三月,还至泰山,增封。甲子,祠高祖于明堂,以配上帝。[52]

太初元年冬十月,行幸泰山。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祠上帝于明堂。[53]

太初三年四月,修封泰山。[54]

天汉三年三月,行幸泰山,修封,祀明堂。[55]

太始四年春三月,行幸泰山,修封。[56]

征和四年三月,还至泰山,修封。[57]

封禅之礼最早见于管仲的《封禅篇》,亡佚。《史记·封禅书》曰:

泰山上筑土为坛以祭天,报天之功,故曰封。泰山下小山上除地,报地之功,故曰禅。[58]

每易姓而王、有符瑞,受命然后得封禅。或逢盛世,封禅以答谢上天。武帝多次修封泰山,祀上帝于明堂。且“天子皆亲拜见,衣上黄而尽用乐焉”。[59]

武帝频繁的郊祀活动,用乐却自李延年始。《汉书·郊祀志》载:

其春,既灭南越,上有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见。上善之,下公卿议,曰:“民间祠尚有鼓舞乐,今郊祀而无乐,岂称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乐,而神祇可得而礼。”或曰:“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为二十五弦。”于是塞南越,祷祠太一、后土,始用乐舞,益召歌儿,作二十五弦及箜篌琴瑟自此起。[60]

从灭南越的时间上看,武帝初识李延年应为元鼎六年。又《汉书·佞幸传》载:

延年善歌,为新变声。是时上方兴天地诸祠,欲造乐,令司马相如等作诗颂。延年辄承意弦歌所造诗,为之新声曲。[61]

“上方兴天地诸祠”之时即元鼎六年。此“新声曲”即现存的《郊祀歌十九章》,以《汉书·礼乐志》为证:

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62]

又据《汉书·艺文志》载:

泰一杂甘泉寿宫歌诗十四篇、诸神歌诗三篇、送迎灵颂歌诗三篇。[63]

虽不确定此三类二十篇是否全为武帝时期的作品,但可以肯定的是当时用于郊祀活动的歌辞很多,流传下来的只有《郊祀歌十九章》。

(3)武帝后,昭帝“富于春秋,未尝亲巡祭云”。[64]宣帝即位,重宗庙之祀,十二年后始重郊祀,幸雍祠五畤一次,幸甘泉祠泰畤五次,幸河东祠后土两次。如《汉书·宣帝纪》载:

五凤二年春三月,行幸雍,祠五畤。[65]

神爵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66]

五凤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67]

甘露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68]

甘露三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69]

黄龙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70]

神爵元年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71]

五凤三年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72]

宣帝“修武帝故事”,神爵元年后尤重祠甘泉泰畤。关于郊祀过程中与音乐相关的文献记载找到以下两处:

明年正月,上始幸甘泉,郊见泰畤,数有美祥。修武帝故事,盛车服,敬斋祠之礼,颇作诗歌。[73]

神爵、五凤之间,天下殷富,数有嘉应。上颇作歌诗,欲兴协律之事。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渤海赵定、梁国龚德。”皆召见待诏。[74]

可见宣帝欲兴协律之事,因没有相关文献流传下来,最终结果不得而知。但因“修武帝故事”,故宣帝一朝祠五畤、甘泉泰畤及河东后土所用音乐、歌辞,很可能是在武帝朝基础上略作修改。

元帝即位,“间岁正月,一幸甘泉郊泰畤,又东至河东祠后土,西至雍祠五畤。凡五奉泰畤、后土之祠。亦施恩泽,时所过毋出田租,赐百户牛酒,或赐爵,赦罪人”。[75]另幸雍祠五畤三次,整体上多遵旧仪。元帝虽“鼓琴瑟,吹洞箫,自度曲,被歌声”[76],颇好俗乐,但对当时用于郊泰畤、祠后土的郊祀乐并无建树。

(4)成帝时,一改昭帝、宣帝、元帝时代的“遵旧仪”,开始进入改革期。成帝初即位,丞相匡衡等以甘泉泰畤、河东后土不合古制,路途遥远、舟车劳顿,且吏民困苦、百官烦费,劳所保之民、行危险之地,难以奉神灵而祈福佑等原因,主张将甘泉泰畤、河东后土之祠迁至长安。其后又建言皆废雍五畤及陈宝祠等。如《汉书·成帝纪》载:

(建始)二年春正月,罢雍五畤。辛巳,上始郊祀长安南郊……三月辛丑,上始祠后土于北郊。[77]

后匡衡坐事免官,很多人开始反对迁甘泉泰畤、河东后土之祠。又因“初罢甘泉泰畤作南郊日,大风坏甘泉竹宫,折拔畤中树木十围以上百余”。[78]及成帝无继嗣,恢复亲郊礼及部分长安、雍、郡国祠。永始三年冬十月庚辰,皇太后诏有司恢复甘泉泰畤、汾阴后土、雍五畤、陈仓陈宝祠等。如《汉书·成帝纪》载:

(永始)四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神光降集紫殿……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79]

(元延元年)三月,行幸雍,祠五畤。[80]

(元延)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81]

(元延三年)三月,行幸雍,祠五畤。[82]

(元延)四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83]

(绥和元年)三月,行幸雍,祠五畤。[84]

(绥和)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85]

绥和二年三月,成帝崩于未央宫。皇太后诏有司复长安南北郊,以顺成帝之意。成帝三迁其址,整体上以甘泉泰畤、汾阴后土为主。整个过程基本沿用《郊祀歌十九章》,只因丞相匡衡主张郊飨天地贵诚尚质,对极度夸饰描绘的部分歌辞做了修改。如《汉书·郊祀志》载匡衡所言:

臣闻郊飨帝之义,扫地而祭,上质也。歌大吕舞云门以俟天神,歌太簇舞咸池以俟地祇,其牲用犊,其席槁稭,其器陶匏,皆因天地之性,贵诚上质,不敢修其文也。以为神祇功德至大,虽修精微而备庶物,犹不足以报功,唯至诚为可,故上质不饰,以章天德。紫坛伪饰女乐、鸾路、骍驹、龙马、石坛之属,宜皆勿修。[86]

因此匡衡将《惟泰元》中“鸾路龙鳞”改为“涓选休成”,《天地》中“黼绣周张”改为“肃若旧典”。

哀帝即位,“尽复前世所常兴诸神祠官,凡七百余所,一岁三万七千祠云”。[87]且令太皇太后诏有司复甘泉泰畤、汾阴后土祠如故,遣有司行事而礼祠,君不亲祠。从哀帝罢乐府的具体内容看,当时的郊祀乐已具规模。“郊祭乐人员六十二人,给祠南北郊……诸族乐人兼云招给祠南郊用六十七人”。[88]

平帝及王莽时期,复长安南北郊,多改祭礼,郊祀制度逐渐定型。元始五年,王莽与太师孔光、长乐少府平晏、大司农左咸、中垒校尉刘歆、太中大夫朱阳、博士薛顺、议郎国由等六十七人集体商议,“复长安南北郊如故”。[89]王莽于居摄元年正月,祀上帝于南郊。关于当时所用音乐,尚未找到相关文献记载。但《汉书·王莽传》有一处记载:

六年春……初献新乐于明堂、太庙。群臣始冠麟韦之弁。或闻其乐声,曰:“清厉而哀,非兴国之声也。”[90]

鉴于当时郊乐、庙乐多有通用现象(如《天马歌》),所献“新乐”也可能用于郊祀天地。但除了“清厉而哀”的风格外,我们对其创作、表演等情况并不知晓。

二 东汉郊祀活动及郊祀歌辞留存状况概述

东汉近两百年间,郊祀之事多遵西汉旧仪。下文分为三个阶段——光武时期、明章盛世、没落时期,对东汉郊祀活动及郊祀乐使用情况进行简要论述。

(1)光武帝建武元年“即皇帝位,燔燎告天,禋于六宗,望于群神”。[91]政治色彩更加浓厚,并成为魏晋之后郊祀活动的重要特征。二年正月,初建南郊于洛阳城南七里。中元二年,初立北郊于洛阳城北四里,并于正月辛未祀后土。此时期郊祀活动整体上中规中矩,多依旧仪。如洛阳城南七里制郊兆,圆坛及五帝位置皆采元始中故事。此外,祭品、音乐使用崇尚节约。如祭祀时“天地共犊,余牲尚约”。[92]北郊、封禅、明堂皆“用乐如南郊”——凡乐奏《青阳》《朱明》《西颢》《玄冥》。《青阳》《朱明》《西颢》《玄冥》分别是《郊祀歌十九章》中的第三、四、五、六首,东汉沿用其名。关于歌辞内容暂无明确记载,笔者认为可能沿用《郊祀歌十九章》。郭茂倩在《乐府诗集·郊庙歌辞序》中提到:

永平三年,东平王苍造光武庙登歌一章,称述功德,而郊祀同用汉歌。[93]

表演情况文献多有记载,具体内容详见本文第三部分。

(2)明帝、章帝继承了光武帝的中规中矩和崇尚节约,多采元始中故事。北郊、祀五帝于明堂,皆“奏乐如南郊”。迎时气于五郊,奏《青阳》《朱明》(《帝临》)、《西颢》《玄冥》,并舞《云翘》《育命》之舞。如《后汉书·祭祀志》载:

永平二年春正月辛未,初祀五帝于明堂,光武帝配。五帝坐位堂上,各处其方。黄帝在未,皆如南郊之位。光武帝位在青帝之南少退,西面。牲各一犊,奏乐如南郊。[94]

立春之日,迎春于东郊,祭青帝句芒。车旗服饰皆青。歌《青阳》,八佾舞《云翘》之舞。立夏之日,迎夏于南郊,祭赤帝祝融。车旗服饰皆赤。歌《朱明》,八佾舞《云翘》之舞。先立秋十八日,迎黄灵于中兆,祭黄帝后土。车旗服饰皆黄。歌《朱明》,八佾舞《云翘》、《育命》之舞。立秋之日,迎秋于西郊,祭白帝蓐收。车旗服饰皆曰白。歌《西颢》,八佾舞《育命》之舞。立冬之日,迎冬于北郊,祭黑帝玄冥。车旗服饰皆黑。歌《玄冥》,八佾舞《育命》之舞。[95]

关于祀黄帝后土所奏之乐,《后汉书·礼仪志》有不同记载:

先立秋十八日,郊黄帝。是日夜漏未尽五刻,京都百官皆衣黄。至立秋,迎气于黄郊,乐奏黄钟之宫,歌《帝临》,冕而执干戚,舞《云翘》、《育命》,所以养时训也。[96]

笔者认为,当时可能歌《帝临》,而非重复《朱明》。《礼记正义·月令》载:

中央土,主土,黄色,其帝黄帝,其神后土。[97]

《帝临》歌辞“后土富媪”“嘉服上黄”恰好与之相符。再者,《青阳》《朱明》《西颢》《玄冥》所歌分别为春、夏、秋、冬之景,与各自时令也相称。

章帝时“又为灵台十二门作诗,各以其月祀而奏之”。[98]灵台始建于东汉光武帝建武中元元年,多用于观天象、望云气、兴祭祀。并且明堂、灵台、辟雍相邻,东汉多位皇帝先宗祀明堂,后登灵台、望云气。据《汉魏洛阳故城南郊礼制建筑遗址》考古发现,灵台是一座依附中间方形土台,四面修筑有两层房舍,高约14米,周长约49米见方的高台式建筑。其中周围院墙有十二个门,四面每面三座门。[99]章帝“灵台十二门”诗,可能为此地的祭祀活动而作。又宋王应麟《玉海》载:

今官乐但有太簇,皆不应月律。可作十二月均各应其月气,乃能感天地,和气宜。[100]

可见当时灵台也可能用来感动天地、祭祀天地之神。“灵台十二门”诗即当时祭祀乐歌的歌辞,但歌辞内容及表演情况均未见相关文献记载。

(3)自和帝始,郊祀活动逐渐走向没落。据记载和帝仅一次宗祀五帝。殇帝因邓太后雅性不好淫祀,诏罢祀官不在祀典者。安帝于延光三年幸泰山、祀五帝,顺帝则于永和元年、汉安元年两次祀五帝。桓帝“好音乐,善琴笙。饰芳林考成濯龙之宫,设华盖以祠浮图老子”[101],并用郊天乐。献帝则郊祀上帝,改元建安。

综上所述,西汉郊祀活动频繁且极具开创性,音乐活动丰富。但仅存《郊祀歌十九章》二十首。东汉郊祀活动则多沿用西汉,郊祀乐“同用汉歌”。北郊、封禅、明堂、迎气均“奏乐同南郊”——《青阳》《朱明》《帝临》《西颢》《玄冥》,即《郊祀歌十九章》中的第二、三、四、五、六首。因此《乐府诗集》未收录东汉郊祀歌。故下文以《郊祀歌十九章》为重点对汉代郊祀歌辞音乐形态进行详细考察。

三 《郊祀歌十九章》音乐形态研究

《郊祀歌十九章》共二十首,篇目依次为《练时日》一、《帝临》二、《青阳》三、《朱明》四、《西颢》五、《玄冥》六、《惟泰元》七、《天地》八、《日出入》九、《天马歌二首》十、《天门》十一、《景星》十二、《齐房》十三、《后皇》十四、《华烨烨》十五、《五神》十六、《朝陇首》十七、《象载瑜》十八、《赤蛟》十九。《郊祀歌十九章》入乐,并用于郊祀天地,始于元鼎六年。即此二十首郊祀歌的音乐形态自李延年配乐,用于郊祀后才有,多首在产生初期并不具备。本节主要从创作情况、表演情况、流变情况三个方面对其音乐形态进行具体考察。

(一)创作情况

《郊祀歌十九章》作为音乐作品,分为歌和诗两部分。“歌”包括所用音乐、舞蹈,“诗”主要指流传下来的歌辞文本。所以《郊祀歌十九章》的作者和创作时间应分“歌”和“诗”两个方面探讨。首先从“歌”的角度考察,《汉书·佞幸传》载:

延年善歌,为新变声。是时上方兴天地诸祠,欲造乐,令司马相如等作诗颂。延年辄承意弦歌所造诗,为之新声曲。[102]

此“新声曲”即现存的《郊祀歌十九章》,显然李延年为“造乐”者之一。又《汉书·礼乐志》所载《青阳》等四首题有“邹子乐”三个字,所以“邹子”[103]也为“造乐”者之一。其次从“诗”的角度考察,作者应为汉武帝、司马相如等数十人[104]及匡衡。明确为汉武帝所作的有《天马歌二首》《齐房》《朝陇首》《象载瑜》,匡衡修改了《惟泰元》《天地》部分歌辞。关于司马相如等人,郭茂倩在《乐府诗集·郊庙歌辞序》中提到:

武帝时,诏司马相如等造《郊祀歌》诗十九章,五郊互奏之。[105]

这是对《汉书·礼乐志》“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一句的误解。《汉书·礼乐志》载:

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106]

而《汉书·郊祀志》载:

其春既灭南越,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见。[107]

此年为元鼎六年。《汉书·司马相如传》载:

相如既卒五岁,上始祭后土。八年而遂中岳,封于泰山,至梁甫,禅肃然。[108]

可见相如卒于元狩五年。所以“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举荐的应是司马相如等数十人的诗赋作品,而非指司马相如等人[109]

《郊祀歌十九章》具体选入了司马相如的哪些诗赋作品,多已不可考。据现有资料考证,目前只有“太尊蔗浆析朝酲”句选入《郊祀歌十九章·景星》的证据。《景星》歌辞如下:

景星显见,信星彪列,象载昭庭,日亲以察。参侔开阖,爰推本纪,汾脽出鼎,皇祐元始。五音六律,依韦飨昭,杂变并会,雅声远姚。空桑琴瑟结信成,四兴递代八风生。殷殷钟石羽龠鸣,河龙供鲤醇牺牲。百末旨酒布兰生,泰尊蔗浆析朝酲。微感心攸通修名,周流常羊思所并。穰穰复正直往宁,冯蠵切和疏泻平。上天布施后土成,穰穰丰年四时荣。[110]

晋嵇含《南方草木状·卷上》解释“诸蔗”词条时提到“诸蔗一名甘蔗……南人云可消酒,又名干蔗。司马相如乐歌曰‘太尊蔗浆析朝酲’是其义也”。[111]清人朱乾《乐府正义》释《景星》提到“《西京杂记》引‘太尊蔗浆析朝酲’为司马相如乐歌,则此为相如所作也。”[112]可见司马相如“太尊蔗浆析朝酲”句曾被选入《景星》乐章。[113]

总而言之,在李延年未出现前,郊祀歌辞只是用来歌咏当时之事,并没有用于郊祀天地。李延年出现后,郊祀始有乐舞。即《郊祀歌十九章》可能是李延年根据音乐、祭祀需要,选取司马相如等人诗赋作品中的一句或几句整理、拼凑而成。如《景星》乐章选入司马相如“太尊蔗浆析朝酲”,其余歌辞可能是其他文士之词。《郊祀歌十九章》的创作方式应为选词入乐。

关于歌辞创作时间,多有争论。比较明确的是《朝陇首》《齐房》《象载瑜》,分别作于元狩元年、元封二年、太始三年。如《汉书·武帝纪》载:

元狩元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获白麟,作《白麟之歌》。[114]

(元封二年夏)六月,甘泉宫内中产芝,九茎连叶……作《芝房之歌》。[115]

(太始三年)二月……行幸东海,获赤雁作。[116]

《天马歌二首》和《景星》,史书记载有出入。关于《太一天马歌》,《汉书·武帝纪》载:

(元鼎四年)夏六月,得宝鼎后土祠旁。秋,马生渥洼水中,作《宝鼎》、《天马》之歌。[117]

《汉书·礼乐志》载:

元狩三年,马生渥洼水中作。[118]

关于《西极天马歌》,《汉书·武帝纪》载:

(太初)四年春,贰师将军广利斩大宛王首,获汗血马来。作《西极天马歌》。[119]

据王淑梅、于盛庭《再论〈天马歌〉的写作缘由和年代问题》考证,《太一天马歌》作于元狩二年,《西极天马歌》作于元鼎四年。[120]关于《景星》,《汉书·武帝纪》载:

(元鼎四年)夏六月,得宝鼎后土祠旁……作《宝鼎》、《天马》之歌。[121]

《汉书·礼乐志》载:

元鼎五年,得鼎汾阴作。[122]

王先谦《汉书补注》认为武帝得鼎在四年,“五”当作“四”。[123]即《宝鼎歌》作于元鼎四年,《景星》则可能作于元鼎四年或五年。

其余十四首具体作者、创作时间尚不明确,只能大致推测。《后皇》歌辞中提到“后皇嘉坛,立玄黄服”“物发冀州,兆蒙祉福”。[124]又“汾阴属冀州”,[125]显然所祀之神为汾阴后土。故《后皇》可能作于元鼎四年立后土于汾阴之时。根据歌辞风格和内容推测,《练时日》《惟泰元》《天地》《天门》《华烨烨》《五神》《赤蛟》应该作于“祷祠太一、后土,始用乐舞”之时。《帝临》《青阳》《朱明》《西颢》《玄冥》则作于元鼎六年之前。关于《日出入》,朱乾《乐府正义》云:“武帝感于方士之言,入海求仙,希图不死,一时文士,揣摩世主而为之辞。”[126]不论歌辞出于谁人之手,武帝急于成仙的心理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日出入》应作于武帝晚年,至少元鼎六年之后。

为便于观览,现将《郊祀歌十九章》总体情况列一简表如下:

续表

此外,关于十九章内部是否有序,萧涤非认为:

据《汉书》,以《朝陇首》为最早,作于元狩元年(公元前122),以《象载瑜》为最晚,作于太始三年(公元前94),两作前后相距,至二十八年之久,可知十九章作者,至太始末年始论定。今《汉书》所录次第,似不以时代为先后。如《朝陇首》作于元狩元年,而列在第十七,《天马歌》二首,一作于元狩三年,一作于太初四年(公元前101),而列在第十,不知何故?岂当日经武帝排定固如是耶。[127]

这一猜想确有创见,并成为后来学者争论的热点。学界普遍认为十九章内部有一定顺序,并对排序内涵做出多种解读。[128]笔者认为,李延年在为《郊祀歌十九章》作曲的同时,确实有意进行排序。如《史记·佞幸列传》载:

延年善歌,为变新声。而上方兴天地祠,欲造乐诗歌弦之。延年善承意,弦次初诗。[129]

又《史记·乐书》载:

至今上即位,作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声,拜为协律都尉。通一经之士不能独知其辞,皆集会五经家,相与共讲习读之,乃能通其意,多尔雅之文。[130]

“弦次初诗”“次序其声”中的“弦次”“次序”正说明这一点。武帝所定郊祀之礼可能正是体现在此十九章之间的郊祀顺序上。

就歌辞本身而言,题目命名依《诗经》,取诗首若干字为题。三言、四言为主,兼以五言、六言、七言,四句一转韵。强烈的节奏感和成熟的五、七言句式,已可见诗歌体式的逐步发展与完善。从歌辞内容与音乐风格上来看,多咏祥瑞,以新声代雅乐。如《汉书·礼乐志》载:

今汉郊庙诗歌,未有祖宗之事,八音调均,又不协于钟律,而内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乐府,皆以郑声施于朝廷。[131]

歌辞中香草美人、珠玉瑶堂,颇具楚地风情。描写神灵降临,“结玄云,驾飞龙”“左仓龙,右白虎”,充满神秘、浪漫色彩。李白“霓为衣兮风为马”“虎鼓瑟兮鸾回车”,颇得其神韵。整体而言,汉郊祀歌在一定程度上流露出人神的真性情,获祥瑞的喜悦、盼愿国泰民安的真诚。这些真情、感动及对神灵的敬畏在后世郊祀歌创作过程中渐有流失。这是汉代郊祀歌独有的魅力和风采。

(二)表演情况

《汉书·礼乐志》载:

以正月上辛用事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夜常有神光流星止集于祠坛,天子自竹宫而望拜,百官侍祠者数百人皆肃然心动焉。[132]

“上辛”,农历每月上旬的辛日。据《春秋穀梁传》载:

郊必用上辛者,取其新洁莫先也。[133]

又《春秋繁露》曰:

郊必以正月上辛者,言以所最尊者,首岁之事。每更纪者以郊,郊祭首之,先贵之义,尊天之道也。[134]

汉家常以正月上辛祀泰一于甘泉圜丘,于三月祀后土于汾阴方丘。“昏祠至明”,盛况空前。歌辞中常提到“爰熙紫坛,思求厥路”(《天地》)、“帝临中坛,四方承宇”(《帝临》),紫坛、中坛即甘泉圜丘。“后皇嘉坛,立玄黄服”(《后皇》),嘉坛即为汾阴方丘。关于甘泉圜丘,匡衡言:

甘泉泰畤紫坛,八觚宣通象八方。五帝坛周环其下,又有群神之坛……紫坛有文章采镂黼黻之饰及玉、女乐,石坛、仙人祠,瘗鸾路、骍驹、寓龙马。[135]

可见紫坛为郊祀甘泉泰一的主要场所,坛有八角,象征八方。即歌辞所唱“尊桂酒,宾八乡”(《练时日》)。五帝坛周环于紫坛第二层,下面同有群神之坛。据匡衡所言,紫坛的装饰比较奢华。有华美精致的文饰、玉饰,繁盛的女乐表演等。此外,歌辞“星留俞,塞陨光,照紫幄,珠黄”(《天门》),颜师古注曰“紫幄,飨神之所也。帐上四下而覆曰幄。”[136]东汉光武帝建南郊坛,“重营皆紫,以像紫宫。”[137]可见祭祀尚紫,紫色在中国祭祀文化中是最尊贵的颜色。

“童男女七十人”所歌即《郊祀歌十九章》。关于当时的音乐盛况,歌辞中有充分描写。“钟鼓竽笙,云舞翔翔”(《惟泰元》)、“千童罗舞成八溢,合好效欢虞泰一。九歌毕奏斐然殊,鸣琴竽瑟会轩朱。展诗应律玉鸣,函宫吐角激徵清。发梁扬羽申以尚,造兹新音永久长”(《天地》)、“五音六律,依韦飨昭,杂变并会,雅声远姚。空桑琴瑟结信成,四兴递代八风生”(《景星》)等。其中歌辞提到的乐器有钟、鼓、竽、琴、瑟等,同时伴有极为壮观的舞蹈。舞人多为“童男童女”,所持舞具主要有“羽龠”“玉梢”。“殷殷钟石羽龠鸣”(《景星》),“羽龠”是文舞的一种舞具,“龠”则兼有乐器功用。郑玄曰:

文舞有持羽吹龠者,所谓龠舞也。[138]

“饰玉梢以舞歌,体招摇若永望”(《天门》),颜师古注曰:

梢,竿也,舞者所持。玉梢,以玉饰之也。[139]

关于当时所用何种舞蹈,文献少有记载。据笔者推测,《云翘舞》可能为其中之一。《云翘舞》源于何人何时,暂不详。《魏书》载魏侍中缪袭云:

汉亦有云翘、育命之舞,罔识其源,旧以祭天。[140]

又据《汉书·礼乐志》载汉哀帝罢乐府,提到:

诸族乐人兼云招给祠南郊用六十七人。[141]

颜师古注“招”读与“翘”同。[142]可知至少汉哀帝时,《云翘舞》已用于祀南郊。

至成帝时,匡衡认为“神祇功德至大,虽修精微而备庶物,犹不足以报功,唯至诚为可,故上质不饰,以章天德”。[143]紫坛伪饰女乐等不修,郊祀活动整体趋于简约,郊祀乐使用也有所简化。至东汉,光武帝等崇尚节约,北郊、封禅、明堂、迎气皆“用乐如南郊”。并且对祭祀的时间、地点,所用歌、舞及参祭者、车旗的服饰要求更加严格。迎春东郊,祭青帝。车旗服饰均为青色,歌《青阳》,舞《云翘舞》,“唱之以角,舞之以羽翟”。[144]迎夏南郊,祭赤帝。车旗服饰均为红色,歌《朱明》,舞《云翘舞》,“唱之以徵,舞之以鼓鞉”。[145]迎黄灵中兆,祭黄帝,车旗服饰均为黄色,歌《帝临》,舞《云翘》、《育命》舞。迎秋西郊,祭白帝。车旗服饰均为白色,歌《西颢》,舞《育命》舞,“唱之以商,舞之以干戚”。[146]迎冬北郊,祭黑帝。车旗服饰均为黑色,歌《玄冥》,舞《育命》舞,“唱之以羽,舞之以干戚”。[147]

关于《云翘》《育命》舞的舞人服饰,《后汉书·舆服下》载:

爵弁,一名冕。广八寸,长尺二寸,如爵形,前小后大,缯其上似爵头色,有收持笄,所谓夏收殷冔者也。祠天地五郊明堂,《云翘舞》乐人服之。[148]

建华冠,以铁为柱卷,贯大铜珠九枚,制似缕鹿。……前圆,以为此则是也。天地、五郊、明堂,《育命舞》乐人服之。[149]

如下图所示:

爵弁

建华冠

可见,《云翘舞》乐人头戴爵弁冠,手持羽翟、鼓鞉类舞具;《育命舞》乐人则戴建华冠,手持干戚、干戈之类舞具。

曹魏时期,文帝改《云翘》《育命》舞为《凤翔》《灵应》舞,并兼祀圆丘天郊、方泽地郊。如《宋书·乐志》载:

文帝黄初二年,改《巴渝舞》曰《昭武舞》……《云翘舞》曰《凤翔舞》,《育命舞》曰《灵应舞》。[150]

又《魏书》载:

魏时又以《云翘》兼祀圆丘天郊,《育命》兼祀方泽地郊。今二舞久亡,无复知者。[151]

后用于宗庙祭祀,宋周麟之《太庙乐章·皇帝阁六首》:

木铎扬宽诏,云翘舞化风。垂衣金殿里,圣德与天通。[152]

综上所述,西汉常以正月上辛祀泰一于甘泉紫坛,于三月祀后土于汾阴方丘。七十余人参与歌舞表演,通宵达旦,盛况空前。歌辞中提到的乐器有钟、鼓、竽、琴、瑟等,同时伴有极为壮观的舞蹈,其中可能有《云翘舞》。舞人多为童男童女,所持舞具有羽龠、玉梢等。东汉光武帝等尚节约,南郊、北郊、明堂、迎时皆奏《青阳》《朱明》《帝临》《西颢》《玄冥》。但对祭祀的时间、地点,所用歌、舞及参祭者、车旗的服饰要求更加严格,并明确配以《云翘》《育命》舞。魏文帝改《云翘》《育命》舞改为《凤翔》《灵应》舞,仍用于郊祀天地。至宋代,《云翘舞》可能用于宗庙祭祀。

(三)流变情况

《青阳》《朱明》《帝临》《西颢》《玄冥》,东汉仍在使用。明确配以《云翘》《育命》舞,音乐体系更加成熟。汉郊祀歌一直沿用至曹魏,郭茂倩曰:“魏歌辞不见,疑亦用汉辞也。”[153]北齐仍有唱《青阳》等四时歌。如《北齐明堂乐歌》,太祝送神奏《高明乐》《覆焘舞》:

青阳奏,发朱明。歌西颢,唱玄冥。大礼磬,广乐成。[154]

至唐代,李白、张仲素作《天马歌》《天马辞》三首:

天马歌 李白

天马来出月支窟,背为虎文龙翼骨。嘶青云,振绿发,兰筋权奇走灭没。腾昆仑,历西极,四足无一蹶。鸡鸣刷燕晡秣越,神行电迈蹑恍惚。天马呼,飞龙趋。目明长庚臆双凫,尾如流星首渴乌,口喷红光汗沟朱,曾陪时龙蹑天衢。羁金络月照皇都,逸气稜稜凌九区,白璧如山谁敢沽?回头笑紫燕,但觉尔辈愚。天马奔,恋君轩,跃惊矫浮云翻。万里足踯躅,遥瞻阊阖门。不逢寒风子,谁采逸景孙。白云在青天,丘陵远崔嵬。盐车上峻坂,倒行逆施畏日晚。伯乐翦拂中道遗,少尽其力老弃之。愿逢田子方,恻然为我思。虽有玉山禾,不能疗苦饥。严霜五月凋桂枝,伏枥衔冤摧两眉。请君赎献穆天子,犹堪弄影舞瑶池。[155]

天马辞二首 张仲素

天马初从渥水来,歌曾唱得濯龙媒。不知玉塞沙中路,苜蓿残花几处开。

蹀躞宛驹齿未齐,枞金喷玉向风嘶。来时行尽金河道,猎猎轻风在碧蹄。[156]

李白《天马歌》以七言为主,杂以三、五言。句式灵活多变,情感充沛流畅,表达了逸群绝伦之士不遇知己的悲慨不平之气。王琦在《天马歌》解题中引明胡震亨曰:

汉郊祀《天马》二歌,皆以歌瑞应。太白所拟,则以马之老而见弃自况,思蒙收赎,似去翰林后所作。[157]

太白此作应为模拟古题。

张仲素曾任宪宗时翰林学士,与王涯、令狐楚多有唱和之作,合称“中书三舍人”。存诗约39首,[158]尤擅乐府诗。《唐才子传校笺》载:

善诗,多警句。尤精乐府。往往和在宫商,古人未有能虑者。[159]

“和在宫商”是张仲素乐府诗最显著的特点,多作《宫中乐》《圣明乐》《塞上曲》等。此二首《天马辞》分别模仿《太一天马歌》《西极天马歌》,属模拟古题。

宋郑樵《通志·乐略》归《天马歌》为“车马六曲”[160]——《车遥遥篇》《高轩过》《白马篇》(亦曰《齐瑟行》)、《驱车》《天马歌》《八骏图》。关于《天马歌》,后人多有拟作。宋代有刘宰《天马歌书刘漕子淮海秋思诗稿后》[161],元代有杨维桢《佛郎国进天马歌》[162],明代有冯裕《天马歌》[163]、李攀龙《天马歌》[164]等。多用于赠马、咏马,或抒怀才不遇之意,已不唱。

明胡应麟作《拟汉郊祀歌十九首》,篇目依次为《练时日》《帝临》《青阳》《朱明》《西颢》《玄冥》《惟泰元》《天地》《日出入》《天马》《天门》《景星》《后皇》《斋房》《华烨烨》《五神》《朝陇首》《象载瑜》《赤蛟》《蒲梢歌》《太乙歌》《灵芝歌》。《齐房》《后皇》互换位置,《景星》《五神》等篇幅有所增加。一首《天马歌》置于其后,新增《蒲梢歌》《灵芝歌》,《拟汉郊祀歌十九首》共二十二首。除此外,《拟郊祀歌十九首》与《汉郊祀歌十九章》的篇目顺序、歌辞句式、语言风格等基本一致,但已不歌。

关于《灵芝歌》,文献记载多有不同。郭茂倩《乐府诗集》[165]与明梅鼎祚《古乐苑》[166]标为“古辞”,元左克明《古乐府》[167]未作任何标注。清朱乾《乐府正义》认为此首《灵芝歌》为《齐房》的本辞:

《齐房》,一曰《芝房歌》……其本辞曰因灵寝兮产灵芝,象三德兮瑞应图。[168]

而《太平御览》和《玉海》认为《灵芝歌》为班固所作:

又班固《颂论功歌诗灵芝歌》曰:“因灵寝兮产灵芝,象三德兮瑞应图。”[169]

班固《颂汉论功歌诗灵芝歌》曰:“因灵寝兮产灵芝,象三德兮瑞应图。延寿命兮光此都。”[170]

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辑《郊祀灵芝歌》,收于班固名下。[171]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同收至班固名下,并另录《嘉禾歌》。注曰:

大抵固作汉颂中附论功歌诗若干篇。各篇并有小题。此与上灵芝歌皆其佚遗也。[172]

故《灵芝歌》可能为班固所作,郭茂倩误作古辞。《灵芝歌》元代仍有传唱,黄君瑞《蕨其叹》:

众人歌我《蕨其叹》,九茎莫唱《灵芝歌》。[173]

后世多有拟作,明胡应麟有《灵芝歌》等。[174]


[1] 《汉书》第25卷,中华书局,1962,第1213页。

[2] 《汉书》第25卷,中华书局,1962,第1189页。

[3] (宋)王溥:《唐会要》第9卷,中华书局,1955,第151页。

[4] 龙文玲:《汉〈郊祀歌十九章〉作者辩证》,《学术论坛》2005年第4期。

[5] 张树国:《汉武帝时代国家祭祀的逐步确立与〈郊祀歌十九章〉创制时地考论》,《国学新论》2009年第2期。

[6] 龙文玲:《汉武帝〈景星〉及文学史意义》,《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7] 王淑梅、于盛庭:《再论〈天马歌〉的写作缘由和年代问题》,《乐府学》2010年第5辑。

[8] 张强:《〈郊祀歌〉考论》,《淮阴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3期。

[9] 王长华、许倩:《汉〈郊祀歌〉与汉武帝时期郊祀礼乐》,《文学评论》2007年第1期。

[10] 王福利:《郊庙燕射歌辞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11] 郭思韵:《汉郊祀歌的“邹子乐”与东汉两用〈朱明〉小议兼论与〈帝临〉之关系》,《中国典籍与文化》2011年第3期。

[12] 赵颖畅:《西汉郊庙乐府研究》,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13] 罗根泽:《乐府文学史》,东方出版社,1996。

[14] 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15] 郑文:《汉诗研究》,甘肃民族出版社,1994。

[16] 张永鑫:《汉乐府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

[17] 赵敏俐:《周汉诗歌综论》,学苑出版社,2002。

[18] 《史记》第28卷,中华书局,1959,第1378页。

[19] 《史记》第28卷,中华书局,1959,第1378页。

[20] 《汉书》第25卷,中华书局,1962,第1210页。

[21] 《史记》第10卷,中华书局,1959,第430页。

[22] 《史记》第28卷,中华书局,1959,第1383页。

[23] 《史记》第28卷,中华书局,1959,第1382页。

[24] 《史记》第28卷,中华书局,1959,第1383页。

[25] 《史记》第28卷,中华书局,1959,第1382页。

[26]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礼记正义》第7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204页。

[27] 《汉书》第25卷,中华书局,1962,第1215页。

[28] 《史记》第11卷,中华书局,1959,第446页。

[29] 《汉书》第25卷,中华书局,1962,第1232页。

[30] 《汉书》第25卷,中华书局,1962,第1215页。

[31] (宋)徐天麟:《西汉会要》第9卷,中华书局,1955,第73页。

[32] 《汉书》第6卷,中华书局,1962,第162页。

[33] 《汉书》第6卷,中华书局,1962,第174页。

[34] 《汉书》第6卷,中华书局,1962,第175页。

[35] 《汉书》第6卷,中华书局,1962,第183页。

[36] 《汉书》第6卷,中华书局,1962,第185页。

[37] 《汉书》第6卷,中华书局,1962,第193页。

[38] 《汉书》第6卷,中华书局,1962,第195页。

[39] 《汉书》第6卷,中华书局,1962,第207页。

[40] 《汉书》第25卷,中华书局,1962,第1202页。

[41] 《史记》第28卷,中华书局,1959,第1402页。

[42] 《汉书》第6卷,中华书局,1962,第185页。

[43] 《汉书》第6卷,中华书局,1962,第196页。

[44] 《汉书》第6卷,中华书局,1962,第202页。

[45] 《汉书》第6卷,中华书局,1962,第211页。

[46] 《汉书》第6卷,中华书局,1962,第183页。

[47] 《汉书》第6卷,中华书局,1962,第195页。

[48] 《汉书》第6卷,中华书局,1962,第198页。

[49] 《汉书》第6卷,中华书局,1962,第200页。

[50] 《汉书》第6卷,中华书局,1962,第202页。

[51] 《汉书》第6卷,中华书局,1962,第191页。

[52] 《汉书》第6卷,中华书局,1962,第196页。

[53] 《汉书》第6卷,中华书局,1962,第199页。

[54] 《汉书》第6卷,中华书局,1962,第201页。

[55] 《汉书》第6卷,中华书局,1962,第204页。

[56] 《汉书》第6卷,中华书局,1962,第207页。

[57] 《汉书》第6卷,中华书局,1962,第210页。

[58] 《史记》第28卷,中华书局,1959,第1355页。

[59] 《史记》第28卷,中华书局,1959,第1398页。

[60] 《汉书》第25卷,中华书局,1962,第1232页。

[61] 《汉书》第93卷,中华书局,1962,第3725页。

[62] 《汉书》第22卷,中华书局,1962,第1045页。

[63] 《汉书》第30卷,中华书局,1962,第1753页。

[64] 《汉书》第25卷,中华书局,1962,第1248页。

[65] 《汉书》第8卷,中华书局,1962,第265页。

[66] 《汉书》第8卷,中华书局,1962,第259页。

[67] 《汉书》第8卷,中华书局,1962,第264页。

[68] 《汉书》第8卷,中华书局,1962,第268页。

[69] 《汉书》第8卷,中华书局,1962,第271页。

[70] 《汉书》第8卷,中华书局,1962,第273页。

[71] 《汉书》第8卷,中华书局,1962,第259页。

[72] 《汉书》第8卷,中华书局,1962,第266页。

[73] 《汉书》第25卷,中华书局,1962,第1249页。

[74] 《汉书》第64卷,中华书局,1962,第2821页。

[75] 《汉书》第25卷,中华书局,1962,第1253页。

[76] 《汉书》第9卷,中华书局,1962,第298页。

[77] 《汉书》第10卷,中华书局,1962,第305~306页。

[78] 《汉书》第25卷,中华书局,1962,第1258页。

[79] 《汉书》第10卷,中华书局,1962,第324页。

[80] 《汉书》第10卷,中华书局,1962,第326页。

[81] 《汉书》第10卷,中华书局,1962,第326页。

[82] 《汉书》第10卷,中华书局,1962,第327页。

[83] 《汉书》第10卷,中华书局,1962,第327页。

[84] 《汉书》第10卷,中华书局,1962,第329页。

[85] 《汉书》第10卷,中华书局,1962,第329页。

[86] 《汉书》第25卷,中华书局,1962,第1256页。

[87] 《汉书》第25卷,中华书局,1962,第1264页。

[88] 《汉书》第22卷,中华书局,1962,第1073页。

[89] 《汉书》第25卷,中华书局,1962,第1265页。

[90] 《汉书》第99卷,中华书局,1962,第4154~4155页。

[91] 《后汉书》第1卷,中华书局,1965,第22页。

[92] 《后汉书·祭祀志中》,中华书局,1965,第3157页。

[93] 《乐府诗集》第1卷,中华书局,1979,第1页。

[94] 《后汉书·祭祀志中》,中华书局,1965,第3181页。

[95] 《后汉书·祭祀志中》,中华书局,1965,第3181~3182页。

[96] 《后汉书·礼仪志下》,中华书局,1965,第3122页。

[97]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礼记正义》第24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684页。

[98] 《后汉书·祭祀志中》,中华书局,1965,第3184页。

[9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魏洛阳故城南郊礼制建筑遗址(1962-1992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0,第351页。

[100] (宋)王应麟:《玉海》第6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第128页。

[101] 《后汉书》第7卷,中华书局,1965,第320页。

[102] 《汉书》第93卷,中华书局,1962,第3725页。

[103] “邹子”指战国阴阳家邹衍,详见王福利《郊庙燕射歌辞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71~88页。

[104] 王福利认为有司马相如、吾丘寿王、东方朔、枚皋、兒宽、孔臧、董仲舒、刘德,详见王福利《郊庙燕射歌辞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56~62页。

[105] 《乐府诗集》第1卷,中华书局,1979,第1页。

[106] 《汉书》第22卷,中华书局,1962,第1045页。

[107] 《汉书》第25卷,中华书局,1962,第1232页。

[108] 《汉书》第57卷,中华书局,1962,第2609页。

[109] 陆侃如:《乐府古辞考》,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十五年二月初版,第19~20页。

[110] 《乐府诗集》第1卷,中华书局,1979,第7页。

[111] (晋)嵇含:《南方草木状》,《中国风土志丛刊》,广陵书社,2003,第8页。

[112] (清)朱乾:《乐府正义》第1卷,乾隆五十四年刻本。

[113] 郭茂倩在《景星》题解中说:“(《景星》),一曰《宝鼎歌》。”但《景星》选入司马相如作品,但《宝鼎歌》为汉武帝所作。从这一角度看,两者可能并不是同一首乐歌。

[114] 《汉书》第6卷,中华书局,1962,第174页。

[115] 《汉书》第6卷,中华书局,1962,第193页。

[116] 《汉书》第6卷,中华书局,1962,第206页。

[117] 《汉书》第6卷,中华书局,1962,第184页。

[118] 《汉书》第22卷,中华书局,1962,第1060页。

[119] 《汉书》第6卷,中华书局,1962年,第202页。

[120] 王淑梅、于盛庭:《再论〈天马歌〉的写作缘由和年代问题》,《乐府学》第5辑,学苑出版社,2010,第130~136页。

[121] 《汉书》第6卷,中华书局,1962,第184页。

[122] 《汉书》第22卷,中华书局,1962,第1064页。

[123] (清)王先谦:《汉书补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260~261页。

[124] 《乐府诗集》第1卷,中华书局,1979,第8页。

[125] 《汉书》第22卷,中华书局,1962,第1066页。

[126] (清)朱乾:《乐府正义》第1卷,乾隆五十四年刻本。

[127] 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第43页。

[128] 张强:《〈郊祀歌〉考论》,《淮阴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3期。

[129] 《史记》第125卷,中华书局,1959,第3195页。

[130] 《史记》第24卷,中华书局,1959,第1177页。

[131] 《汉书》第22卷,中华书局,1962,第1071页。

[132] 《汉书》第22卷,中华书局,1962,第1045页。

[133] 李学勤主编《春秋谷梁传注疏》第20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337页。

[134] (汉)董仲舒:《春秋繁露》第15卷,中华书局,1975,第507页。

[135] 《汉书》第25卷,中华书局,1962,第1256页。

[136] 《汉书》第22卷,中华书局,1962,第1062页。

[137] 《后汉书·祭祀志中》,中华书局,1965,第3159页。

[138] 李学勤:《周礼注疏》第2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630页。

[139] 《汉书》第22卷,中华书局,1962,第1062页。

[140] 《魏书》第109卷,中华书局,1974,第2839页。

[141] 《汉书》第22卷,中华书局,1962,第1073页。

[142] 《汉书》第22卷,中华书局,1962,第1073页。

[143] 《汉书》第25卷,中华书局,1962,第1256页。

[144] (清)孙冯翼:《皇览》,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十月,第1页。

[145] (清)孙冯翼:《皇览》,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十月,第1页。

[146] (清)孙冯翼:《皇览》,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十月,第1页。

[147] (清)孙冯翼:《皇览》,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十月,第1页。

[148] 《后汉书·志第三十》,中华书局,1965,第3665页。

[149] 《后汉书·志第三十》,中华书局,1965,第3668页。

[150] 《宋书》第19卷,中华书局,1974,第533页。

[151] 《魏书》第109卷,中华书局,1974,第2839页。

[152] (宋)周麟之:《海陵集》第12卷,《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第93页。

[153] 《乐府诗集》第1卷,中华书局,1979,第1页。

[154] 《乐府诗集》第3卷,中华书局,1979,第43页。

[155] 《乐府诗集》第1卷,中华书局,1979,第9~10页。

[156] 《乐府诗集》第1卷,中华书局,1979,第9~10页。

[157] 王琦注《李太白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77,第185页。

[158] 《全唐诗》第367卷,中华书局,1979,第4135~4139页。

[159] 傅璇琮:《唐才子传校笺》第5卷,中华书局,1987,第535页。

[160] (宋)郑樵:《通志》第49卷,中华书局,1987,第633页。

[161] (宋)刘宰:《漫塘文集》第4卷,民国嘉业堂丛书本。

[162] (元)杨维桢:《铁崖先生古乐府》第7卷,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三月初版,第75页。

[163] (明)石存礼等:《海岱会集》,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第74页。

[164] (明)李攀龙:《沧溟集》第1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第4页。

[165] 《乐府诗集》第1卷,中华书局,1979,第9页。

[166] (明)梅鼎祚:《古乐苑》第1卷,《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9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第18页。

[167] (元)左克明:《古乐府》第1卷,《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96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第441页。

[168] (清)朱乾:《乐府正义》第1卷,乾隆五十四年刻本。

[169] (宋)李昉等:《太平御览》第570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第504页。

[170] (宋)王应麟:《玉海》第197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第3617页。

[171] (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第11卷,《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1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第281页。

[172]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第170页。

[173] (明)宋公传:《元诗体要》第6卷,《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7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第576页。

[174] (明)胡应麟:《少室山房集》第3卷,《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90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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