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研究
《御览诗》选诗标准论略
向回 （石家庄，河北省社会科学院，050051）
提要：《御览诗》作为今存唯一一部受帝王之命编纂的唐人诗集，其选诗标准向无学者作过系统考察。本文通过诸多方面的考察后认为，《御览诗》的编选是以诗歌是否易于入乐歌唱作为主要标准，其编选反映了中唐时期一部分士人逸乐的心态和崇尚浮靡艳丽的审美情趣。
关键词：《御览诗》 近体 浮靡 入乐歌诗
作者简介：向回，男，苗族，1978年生，湖南沅陵人。文学博士，现为河北省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与乐府学研究。
一 引言
有关《御览诗》的编集情况，陆游《跋唐御览诗》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皆有概述：
右《唐御览诗》一卷，凡三十人，二百八十九首，元和学士令狐楚所集也。按卢纶墓碑云：“元和中，章武皇帝命侍臣采诗第名家，得三百一十篇，公之章句，奏御者居十之一。”今《御览》所载纶诗正三十二篇，所谓居十之一者也。据此，则《御览》为唐旧书不疑。然碑云三百一十篇，而此才二百八十九首，盖散逸多矣。姑校定讹谬，以俟定本。《御览》一名《唐新诗》，一名《选进集》，一名《元和御览》云。[1]
《唐御览诗》一卷。唐翰林学士令狐楚纂刘方平而下迄于梁锽凡三十人诗二百八十九首。一名《唐新诗》，又名曰《选进集》，又名《元和御览》。[2]
《御览诗》为令狐楚奉唐宪宗之命而选，此无疑虑。此集题署为“翰林学士、朝议郎、守中书舍人、赐紫令狐楚奉敕纂进”，而令狐楚元和九年（814）十一月十一日以刑部员外郎为职方员外郎知制诰，十一月二十五日为翰林学士，元和十二年（817）二月以职方郎中知制诰、翰林学士充承旨学士，三月迁中书舍人，八月罢学士，但为中书舍人。[3]于此可知，此集编纂当在元和九年（814）十一月至元和十二年（817）八月间。集中所选三十人中，“惟韦应物为天宝旧人，其余李端、司空曙等皆大历以下人，张籍、杨巨源并及于同时之人”[4]；而所选之诗中，“惟取近体，无一古体，即《巫山高》等之用乐府题者，亦皆律诗”。[5]至于各人诗作入选之多寡，则以李益之36首为最多，卢纶32首次之，杨凝29首又次之。
此集在后世流传过程中，也时有遗佚。据陆游跋中所云，此集最初有诗310篇，然他所见者止289篇，已失11首，而今本仅存诗286首，较陆游所见又少了三首。中华书局1958年所编《唐人选唐诗十种》已收此集，所据者为汲古阁本，此后傅璇琮又据汲古阁本重新整理，将其编入《唐人选唐诗新编》中，由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于1996年出版。
关于此集的编选标准，纪昀曾说其“去取凡例，不甚可解”[6]，然经过一番研究后笔者认为，是否易于入乐歌唱是令狐楚选诗的主要标准。今试从集中作品全为近体齐言且本身多是乐府歌诗、诗风多浮靡艳丽，集中所选诗人多为唐时歌诗作者，编者本身善为歌诗等诸多方面详为论之。
二 近体的形式
概览《御览诗》即可发现，现今所存的286首诗作中，除李益《观回军三韵》为五言六句外，其余几乎无一例外地全为近体的五、七言律绝。即使是其中一些使用乐府旧题如《巫山高》《关山月》《婕妤怨》的作者，用的亦皆是近体形式。近体诗易于入乐歌唱，有唐一代所歌之诗大抵皆为近体。[7]这种体式上的取舍，说明《御览诗》的编选当以是否易于入乐歌唱作为标准。
（一）近体诗适于入乐
近体诗从产生到成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其中永明时期的沈约、周颙、王融，初唐时期的上官仪、沈佺期、宋之问等都对此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由于近体诗讲究四声之间的搭配，讲究诗句内在的音乐美，在同一句中将不同的音调交互使用，使其平仄调谐，利于唇吻，这样的诗歌即使诵读也会具有音韵美，故而易于入乐歌唱。朱光潜认为近体诗讲究诗句的内在音乐美，是用“内在音乐”代替了“外在音乐”，使其“卒不可歌”，[8]这显然是错误的结论。实际上，歌声与字声并不总是完全一致的。因为汉字有韵部，是以韵结尾的，句中各字音的高低长短可以随曲调而转移，平声字唱高些、唱短促些就可以变成仄声字，仄声字唱低些、唱缓长些又可以变成平声字。这一点古人早有说明：
古之善歌者有语，谓当使“声中无字，字中有声”。凡曲止是一声清浊高下如萦缕耳，字则有喉、唇、齿、舌等音不同，当使字字举本皆轻圆，悉融入声中，令转换处无磊块，此谓“声中无字”，古人谓之“如贯珠”，今谓之“善过度”是也。如宫声字，而曲合用商声，则能转宫为商歌之，此“字中有声”也。善歌者谓之“内里声”。不善歌者，声无抑扬，谓之“念曲”；声无含韫，谓之“叫曲”。[9]
四声之论，虽起于江左，然古人之诗，已自有迟疾轻重之分，故平多韵平，仄多韵仄。亦有不尽然者，而上或转为平，去或转为平上，入或转为平上去，则在歌者之抑扬高下而已。故四声可以并用。[10]
于此观之，字声平仄与音调高低可以随着乐曲的要求而任意转换。在戏曲唱腔中，歌者可以将任意一个字音按需要哼出平、上、去、入四声来，这种哼腔听来颇有韵味。外国人唱京戏之所以听来没什么韵味，就是因为他们不能就一个字的韵部哼出四声来。其实，即使现在的流行歌曲中，字声的平仄转换也是常见的。而之所以有这种“哼腔”和平仄韵互转的情况出现，就是因为四声和五音之间有某种程度的对应关系。近体诗之讲究声韵，就是诗歌作者自觉地运用了二者之间的这种对应关系，使歌者不用转换字声即能将歌词声韵与乐曲音调很好地融合起来，这样的诗歌当然易于入乐歌唱。
（二）唐世歌诗多为近体
有唐一代音乐文学相当繁荣，古籍文献中关于唐代诗歌入乐歌唱的记载流传下来的也很多，而这些入乐歌唱的诗歌，绝大多数都是近体歌诗。翻检《乐府诗集》近代曲辞即可看出，除《忆江南》《宫中调笑》《转应词》等一些体式特定的曲子辞外，其所收几乎全为近体歌诗。王灼《碧鸡漫志》云：
唐时古意亦未全丧，《竹枝》、《浪淘沙》、《抛球乐》、《杨柳枝》，乃诗中绝句，而定为歌曲。故李太白《清平调》词三章皆绝句，元、白诸诗，亦为知音者协律作歌。白乐天守杭，元微之赠云：“休遣玲珑唱我诗，我诗多是别君辞。”自注云：“乐人高玲珑能歌，歌予数十诗。”乐天亦《醉戏诸妓》云：“席上争飞使君酒，歌中多唱舍人诗。”又《闻歌妓唱前郡守严郎中诗》云：“已留旧政布中和，又付新诗与艳歌。”元微之《见人咏韩舍人新律诗戏赠》云：“轻新便妓唱，凝妙入僧禅。”沈亚之送人序云：“故友李贺，善撰南北朝乐府故词，其所赋尤多怨郁凄艳之巧。诚以盖古排今，使为词者莫得偶矣。惜乎其终亦不备声弦唱。”然唐史称：李贺乐府数十篇，云韶诸工皆合之弦筦。又称：李益诗名与贺相埒，每一篇成，乐工争以赂求取之，被声歌供奉天子。又称：元微之诗，往往播乐府。旧史亦称：武元衡工五言诗，好事者传之，往往被于筦弦。又旧说：开元中，诗人王昌龄、高适、王之涣诣旗亭饮。梨园伶官亦招妓聚燕，三人私约曰：“我辈擅诗名，未定甲乙，试观诸伶讴诗分优劣。”一伶唱昌龄二绝句云：“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帆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奉帚平明金殿开，且将团扇共徘徊。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一伶唱适绝句云：“开箧泪沾臆，见君前日书。夜台何寂寞，犹是子云居。”之涣曰：“佳妓所唱，如非我诗，终身不敢与子争衡。不然，子等列拜床下。”须臾妓唱：“黄沙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之涣揶揄二子曰：“田舍奴，我岂妄哉！”以此知李唐伶妓取当时名士诗句入歌曲，盖常俗也。[11]
由王灼此处所言观之，唐人律绝入歌情况相当普遍。不但创新词入乐者如李白要用近体，被定为歌曲的《竹枝》《浪淘沙》《抛球乐》《杨柳枝》等为诗中绝句，就是歌妓所取名士之诗入乐歌唱者，亦几乎全为绝句，或者是截取长诗中的四句。无怪乎《钦定曲谱》中会说：“自古乐亡而乐府兴，后乐府之歌法，至唐不传，其所歌者，皆绝句也。”[12]说乐府之歌法至唐不传当然不合于历史，但有唐一代所歌者以近体特别是绝句为多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所以后世治乐府的学者，多把有唐一代的绝句或律诗当作了唐世之乐府。胡应麟《诗薮·内编》云：“乐府之体，古今凡三变：汉、魏古词，一变也；唐人绝句，一变也；宋、元词曲，一变也。”[13]冯班《钝吟杂录》亦云：“伶工所奏，乐也；诗人所造，诗也。诗乃乐之词耳，本无定体，唐人律诗，亦是乐府也。”[14]
（三）中晚唐之际唐诗选本多重近体
有唐一代的唐诗选本较多，今存世者尚有十三种。因其皆是以当代人的眼光来关注和研究唐诗，与唐诗的实际发展同步，故历来为唐诗研究者所重视。就今存世较为完整的几种唐人唐诗选本来看，不同选本所选体裁各有偏重。《河岳英灵集》选古体诗178首，近体诗56首，较为侧重古体。《箧中集》所选24首皆为古体。《国秀集》选古体诗27首，近体诗191首。《极玄集》选古体诗2首，近体诗99首。《又玄集》选古体诗31首，近体诗172首。《才调集》选古体诗143首，近体诗857首。这些选本均侧重于近体。至于其选诗标准，楼颖《国秀集序》称芮挺章“谴谪芜秽，登纳菁英，可被管弦者都为一集”；[15]韦縠《才调集叙》自谓“纂诸家歌诗，总一千首”。[16]二者明确标明易于入乐的歌诗是其选诗标准，而其所选作品中近体律绝又占了绝大多数，这就说明有唐一代特别是中晚唐之际，近体诗是主要的入乐歌辞。
正因为近体诗易于入乐歌唱且有唐一代所歌之诗以近体律绝为多，而《御览诗》中所选又无一例外的全为近体律绝（《观回军》三韵亦是近体），我们就可以做大胆的猜想：《御览诗》编选最主要的一个去取标准，就是这些诗是否易于入乐歌唱。
三 所选诗人的系统考察
《四库全书总目》谓《御览诗》所取之诗“大抵以音节谐婉为主”[17]，就是说其所收作品有易于入乐歌唱的特点。当然，单纯的近体形式这一点尚不足以支撑这种论断。但只要对集中所选诗人的具体情况作一番考察，就会坚信这种猜想。
《御览诗》所选诗人诗作以李益36篇居首。据《旧唐书》本传记载，李益“长为歌诗。贞元末，与宗人李贺齐名。每作一篇，为教坊乐人以赂求取，唱为供奉歌词。其《征人歌》、《早行篇》，好事者画为屏障；‘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之句，天下以为歌词”。[18]从这里的记载来看，李益因为长于歌诗而有诗名，又因其歌诗符合统治者的审美趣味，故常为教坊乐人以赂求取而唱为供奉歌词。这进一步提升了他的诗名，以至于贵为至尊的唐德宗，作诗之际都想找他来唱和。《新唐书·卢纶传》云：“（纶）尝朝京师，是时，舅韦渠牟得幸德宗，表其才，召见禁中，帝有所作，辄使赓和。异日问渠牟：‘卢纶、李益何在？’”[19]胡震亨《唐音癸签》所谓“唐人诗谱入乐者，初、盛王维为多，中、晩李益、白居易为多”[20]，应该是合于史实的。而且《新唐书·卢纶传》的记载还透露了另一个信息，就是李益与卢纶同为德宗垂青，而令狐楚编选《御览诗》时选有卢纶诗作32首，仅次于李益，则二者之诗当有某种共同之处。
选诗数量紧随李益与卢纶之后者，是被誉为“三杨”的杨凝（29首）、杨凭（18首）与杨凌（17首）。三杨为从兄弟，皆有文名。柳宗元《与杨京兆凭书》谓杨凭“以文律通流当世”，又与杨凝、杨凌“叔仲鼎列，天下号为文章家。”[21]《唐故兵部郎中杨君墓碣》称杨凝兄弟之文“东薄海、岱，南极衡、巫，文学者皆知诵其词，而以为模准；进修者率用歌其行，而有所矜式。”[22]就三杨的仕宦履历来看，杨凭历事节度府，召为监察御史，累迁太常少卿、湖南江西观察使；杨凝以校书郎为书记，由协律郎三转御史；杨凌曾为协律郎。在唐代，作为太常卿副职的太常少卿虽不要求必须精通音乐，但其中多为精通音乐者；协律郎中有精通音乐者，亦有长于文学者。权德舆《兵部郎中杨君集序》谓杨凝“所著文一百四十余篇，歌诗倍之，皆天球大圭，奇采逸响，不待数珩璜珮玦之目，然后知其妙”[23]，而杨凝又有“赵瑟多愁曲，秦家足艳妆”[24]、“帝京元巳足繁华，细管清弦七贵家”[25]之类的诗句，可见其于音乐舞蹈不算粗疏。又，以乐府见长的刘商主要活跃于大历、贞元年间，大历初为合肥县令，贞元中任汴州（今河南开封）观察推官，其《赋得射雉歌送杨协律表弟赴婚期》有“杨生词赋比潘郎，不似前贤貌不扬。听调琴弄能和室，更解弯弧足自防”[26]之句，可知此杨协律熟知音乐。据左汉林《唐代协律郎的任职条件和职责新论》[27]一文考证，大历至贞元中杨姓协律郎只有杨凝、杨凌从兄弟二人。今考二人履历，杨凌建中四年（783）客滁州时已任协律郎，且正是在此年或此前不久娶了韦应物的长女，[28]而杨凝任协律郎在贞元三年（787）后，[29]故刘商《赋得射雉歌送杨协律表弟赴婚期》中“杨协律”很可能就是杨凌。“三杨”的文学造诣、音乐才能以及仕宦履历，足以说明《御览诗》大量选录他们的作品，有其诗歌易于入乐歌唱的因素存在。
选诗数量在“三杨”之后的是皇甫冉（16首）。独孤及《唐故左补阙安定皇甫公集序》云：“五言诗之源……至沈詹事、宋考功，始裁成六律，彰施五色，使言之而中伦，歌之而成声。缘情绮靡之功，至是乃备。虽去雅浸远，其利有过于古者，亦犹路鼗出于土鼓，篆籀生于鸟迹也。沈宋既殁，而崔司勋颢、王右丞维复崛起于开元天宝之间。得其门而入者，当代不过数人，补阙其人也。……其诗大略以古之比兴，就今之声律，涵咏风骚，宪章颜谢。”[30]此文透露了这样一些信息：其一，沈宋等人使五言诗的创作“裁成六律，彰施五色”，以至于“言之而中伦，歌之而成声”，即沈宋二人对五言诗声律的追求，使五言诗易于入乐歌唱。其二，皇甫冉的诗歌创作能步沈宋后尘，“以古之比兴，就今之声律”，亦即能将古诗之内容融入近体的形式，使其易于入乐歌唱。
选诗数量位列皇甫冉之后而又达到十首的依次是卢殷（14首）、杨巨源（14首）、刘方平（13首）以及均选10首的郑锡、顾况和梁锽。此六人中，杨巨源“才雄学富，用意声律”“绝句清泠”，[31]今存作品中又有《听李凭弹箜篌》二首与《僧院听琴》（一作《宿藏公院听齐孝若弹琴》）之类的赏乐诗；顾况“善为歌诗”[32]；封演《封氏闻见记》称梁锽（封、梁同为天宝间人）为“词人”，[33]他们的诗作获令狐氏垂青，易于入乐而歌是原因之一。
至于那些选诗不足10首的诗人，其情况亦可考见一二。晚唐韦縠《才调集》载有司空曙《病中遣妓》：“万事伤心在目前，一身垂泪对花筵。黄金用尽教歌舞，留与它人乐少年。”[34]这从侧面说明司空曙对音乐歌舞的爱好与擅长。卢纶贞元中曾作怀旧诗，较为公允地评论了“大历十才子”的诗歌，其论司空曙云：“郎中善余庆，雅韵与琴清。郁郁松带雪，萧萧鸿入冥。”[35]元辛文房《唐才子传》亦谓司空曙之诗“属调幽闲，终篇调畅。”[36]“雅韵与琴清”与“终篇调畅”的评论，正说明了司空曙之诗有易于入乐歌唱的特点。李端“隐衡山，自号衡岳幽人。弹琴读《易》”，[37]张籍“尤工乐府诗，举代少其伦”，[38]他们的诗歌也是易于入乐歌唱的。
从上面的系统考察来看，《御览诗》中的这些诗人，有的做过朝廷乐官，有的诗作“为教坊乐人以赂求取，唱为供奉歌词”，其他的也要么是“用意声律”，要么是“善为歌诗”，再不就是喜欢“弹琴读《易》”。像这样的一些诗人，说他们的诗具有易于入乐歌唱的特点，不为无据。不仅如此，《御览诗》中诸诗人各自的诗风，也能说明它们具有易于入乐歌唱的特点。
胡震亨《唐音癸签》谓《御览诗》所选之诗“皆妍艳短章”，[39]许学夷《诗源辩体》谓《御览诗》所选诗人“其诗多纤艳语”。[40]这里所谓“妍艳”“纤艳”，均指诗歌艺术风格上的浮靡、艳丽。具体到诗人诗作，古籍中也有类似记载。方回《瀛奎律髓》在评令狐楚《御览诗》所选作品时谓刘复四首“大抵工丽”，[41]郑鏦四首“皆艳丽”。[42]高仲武编《中兴间气集》谓李嘉祐之诗“与钱郎别为一体，往往涉于齐梁，绮靡婉丽”，[43]皇甫冉《巫山诗》“终篇奇丽”。[44]《旧唐书·卢简辞传》谓李端、钱起、韩翃“能为五言诗，而辞情捷丽，纶（按：指卢纶）作尤工。”[45]还有一些诗人，其诗作常被视为有齐梁之风。如胡应麟《诗薮》云：“《巫山高》，唐人旧选四篇，当以皇甫冉为最。然刘方平‘楚国巫山秀’一篇亦佳。方平中唐人，题梅花五言律，用修谓可配太白，此作于齐梁不多让也。”[46]按，胡应麟这里所说的皇甫冉《巫山高》，《御览诗》中已收，甚有齐梁风味。刘方平“楚国巫山秀”即其所作《巫山高》一篇。“题梅花五言律”即刘方平所作《梅花落》一篇，《诗薮》谓其为“全作齐梁者”。[47]令狐楚将刘方平置于《御览诗》之首，可见其对刘诗的喜爱。集中虽未收刘方平的《巫山高》与《梅花落》二诗，但刘氏入选的13首诗歌大多是以女子口吻而写的，无不具有齐梁风味，受到了历代诗评家的评点。如贺裳《载酒园诗话·艳诗》评集中所收的《京兆眉》曰：“似嘲似惜，却全是一片矜能炫慧之意，笔舌至此，可谓入微。”[48]指出了诗人善于描摹女子内心的特点，而这正带有浓烈的六朝遗韵。因为古时歌唱者一般都为女性，所以那些易于入乐歌唱的诗作往往就具有浮靡、艳丽的特点，以适合女子声口。正因为《御览诗》中的作品都是些易于入乐的歌诗，所以它们的诗风就都显得浮靡和艳丽。[49]
四 所选作品的系统考察
从诗人角度考察《御览诗》，可以得出其有易于入乐歌唱的标准考虑。从所选作品的角度考量，同样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御览诗》中所收诗作不仅因其浮靡、艳丽的风格而适合女子声口，其多叙宫怨、闺思、送别、冶游、春情这样一些表现世俗情感的内容，同样很适合女子演唱。其中有些作品，甚至就是类似于齐梁风格的咏物、咏人诗作，往往或明或暗地都有一个或一群女性形象出现，是世俗乐歌的主要描写对象。更为重要的是，《御览诗》现存286首作品中，有的同时见载于《乐府诗集》；有的《乐府诗集》虽未载录，但其题名为《乐府诗集》中的知名曲调；另外还有一些作品，通过考稽史料可以发现其为唐世新歌，或者有入乐歌唱的痕迹。这也是《御览诗》以易于入乐歌唱为收录标准的一个见证。下面试以具体作品分类说明。
其一，《御览诗》中许多作品同时见载于《乐府诗集》。如刘方平的《班婕妤》，皇甫冉的《巫山高》《婕妤怨》，郑锡的《邯郸少年行》，李端的《关山月》《巫山高》，卢纶的《塞下曲》（六首）、《天长久词》（三首）、《宫中乐》（二首），于鹄的《江南意》，杨凌的《明妃曲》，李宣远的《塞下作》，姚系的《古别离》，李益的《鹧鸪词》《题宫苑花》等，《乐府诗集》都有收录，只是有些作品题名有所不同。
其二，有些作品《乐府诗集》虽然未收，但其题名为《乐府诗集》中的知名曲调，有同题作品收录。如郑锡的《度关山》《千里思》《襄阳乐》《出塞》《出塞曲》《玉阶怨》，柳中庸的《凉州曲》，郑鏦的《玉阶怨》《婕妤怨》《入塞曲》，杨凝的《从军行》，霍揔的《塞下曲》《关山月》《雉朝飞》《采莲女》，杨巨源的《襄阳乐》《关山月》《折杨柳》，等等。这些题名均为《乐府诗集》中的知名曲调，涉及了横吹、相和、清商、琴曲、杂曲等多个部类。又，集中所载的刘方平《采莲》一首，杨士弘《唐音》、高棅《唐诗品汇》、陆时雍《唐诗镜》等均题作《采莲曲》，而《采莲曲》为乐府清商旧曲。皇甫冉《长安路》一首，《文苑英华》题作《长安道》，而《长安道》为汉横吹曲名。皇甫冉《班婕妤》一首，洪迈《万首唐人绝句》、杨士弘《唐音》题作《婕妤春怨》，《二皇甫集》、《唐诗品汇》题作《婕妤怨》，《御定全唐诗》题作《婕妤春怨》，并于题下注云：“一本无春字。”无论是《班婕妤》还是《婕妤怨》，都是《乐府诗集》相和歌辞中的乐府旧题。而郑鏦的《邯郸侠少年》与卢殷的《妾换马》，很可能也是杂曲《邯郸少年行》与《爱妾换马》的异名而已。
其三，集中所收部分作品实为唐世新歌，或者有入乐歌唱的痕迹。如刘复《春游曲》一首。《乐府诗集》杂曲歌辞中载有张仲素《春游曲》三首。琴曲歌辞中又载有题作王维的《游春曲》五言二首，视为《蔡氏五弄》中的《游春》，但此二诗《唐诗纪事》归入张仲素名下，题作《游春曲》，《全唐诗》归入王涯名下，题作《春游曲》。《乐府诗集》在王维《游春曲》之后同时还有题作王维的《游春辞》七言二首和令狐楚的《游春辞》五言三首，王维的《游春辞》《唐诗纪事》归入王涯名下，令狐楚的《游春辞》《全唐诗》题作《春游曲》。这些作者归属混乱，或题“春游”或题“游春”的乐府歌诗，实际上都是王涯、令狐楚、张仲素三人元和年间宫中唱和的翰林歌词，是唐世新歌而非琴中旧曲。[50]据此看来，刘复的这首《春游曲》也是唐世新歌。而《御览诗》所收刘方平的《新春》一首，很显然已被乐人截取入乐歌唱。其诗云：
南陌春风早，东邻曙色斜。一花开楚国，双燕入卢家。眠罢梳云髻，妆成上锦车。谁知如昔日，更浣越溪纱。[51]
《乐府诗集》近代曲辞收有《浣沙女》二首：
南陌春风早，东邻去日斜。千花开瑞锦，香扑美人车。[52]
长乐青门外，宜春小苑东。楼开万户上，人向百花中。[53]
此二首《乐府诗集》中未题撰者姓氏。其“长乐青门外”一首实为王维《奉和圣制上巳于望春亭观禊饮应制》的前四句，仅仅将“辇过百花中”改为“人向百花中”，这显然是乐人截取词人歌诗的“选词配乐”。同理，其“南陌春风早”一首，显然也是截取了刘方平《新春》的前四句，只是诗句的改动较大而已，但诗歌的整体构思却完全一致。
五 集外的因素
《御览诗》是今存唯一一部受帝王之命编纂的唐人诗集，这里面有两个人物的喜尚对诗作去取有很大影响，一个是授命的唐宪宗，另一个就是奉命的令狐楚。
先来看令狐楚的情况。令狐楚虽说主要文学成就在于骈文，其诗歌大多散佚，只依赖于《文苑英华》《乐府诗集》《唐百家诗选》《唐诗纪事》等总集才有少量留存，但就《乐府诗集》收有其乐府歌诗凡九调三十首这一点来看，他的诗歌创作以可入乐而歌的乐府为多。又，尤袤《遂初堂书目》中载有《张仲素歌词》与《令狐楚歌词》，而专门辑录元和中王涯、令狐楚、张仲素五言七言乐府小诗的《三舍人集》，又名《元和三舍人集》或《翰林歌词》，可见三人同为翰林学士时曾大量制作歌词。再者，从当时与令狐楚有交游的著名诗人的诗作来看，他的诗歌也有易于入乐歌唱的特征。如白居易《宣武令狐相公以诗寄赠传播吴中聊用短章用伸酬谢》云：
新诗传咏忽纷纷，楚老吴娃耳遍闻。尽解呼为好才子，不知官是上将军。辞人命薄多无位，战将功高少有文。谢朓篇章韩信钺，一生双得不如君。[54]
令狐楚新诗传播吴中，遍于楚老吴娃之耳，这种传播的快捷性与普遍性表明，它们很可能是以入乐歌词的形式传播的。而从刘禹锡、王建等人“新成丽句开缄后，便入清歌满坐听”[55]、“今日便令歌者，唱兄诗送一杯”[56]、“玄都留五字，使入步虚声”[57]、“秋日梁王池阁好，新歌散入管弦声”[58]这些诗句来看，令狐楚的诗歌是很容易入乐而歌的，而且似乎是有意创作歌词。既然他自己的创作具有如此的特点，他在编选集子时将其当作选录的主要标准，自是应有之举。
唐宪宗的情况也能说明问题。如前文所述，宪宗祖父德宗极喜李益与卢纶的诗歌，而二者正是《御览诗》中选诗最多的诗人，共计68首，占了五分之一强。元和元年前后，唐宪宗召年近花甲的李益入朝担任都官郎中，又曾令中书舍人张仲素访卢纶遗文，[59]都是基于其对二者诗歌的喜好。元和十二年（817）令狐楚出为华州刺史，“后它学士比比宣事不切旨，帝（即宪宗）抵其草，思楚之材。”[60]虽然这里说的是令狐楚的骈文而非诗歌，但骈文本就是一种讲究对仗和音韵谐美的文体，宪宗对骈文的特殊爱好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他喜欢那种讲究对仗和音韵谐美的诗歌。
宪宗元和年间，宫中盛行风格轻艳的近体歌诗。元和二年（807）白居易作《太平乐词》二首，其题下注云：“已下七首在翰林时奉敕撰进。”[61]其他五首指《小曲新词》二首与《闺怨词》三首，这七首均为近体五绝，风格轻艳。《旧唐书·元稹传》记载：“穆宗皇帝在东宫，有妃嫔左右尝诵稹歌诗以为乐曲者，知稹所为，尝称其美，宫中呼为元才子。”[62]穆宗即宪宗之子，于此可见宪宗对元白轻艳诗风的喜爱。而这种易于入乐的轻艳歌诗，正是《御览诗》的选诗标准。又，撰写朝廷乐章、创制乐府歌辞是唐代翰林学士的职责之一。[63]王涯、令狐楚、张仲素三人宪宗元和年间同为翰林学士，曾于宫中大量创作五七言乐府歌诗，被时人编成《翰林歌词》，此亦说明当时宫中创作近体歌诗风气之盛。翰林学士为皇帝身边的人，他们的这种创作风气即使不是为了迎合宪宗的喜好，也一定会对宪宗产生巨大的影响。
六 余论
上文从五个方面证明了《御览诗》的选诗标准之一是作品是否易于入乐歌唱。宋孙甫《唐史论断》卷下“裴度罢相位”条云：“宪宗以世难渐平，有侈乐之态。”[64]此集既是供宪宗御览而选，集中作品又多为易于入乐歌唱的浮靡艳诗，可见当时在中兴的外衣下，唐朝廷中又兴起一股逸乐之风。《御览诗》虽只是一两位社会上层人物喜尚的直接表现，其实却反映了当时整个社会很大一部分士人的逸乐心态和审美情趣。
[1] 参见傅璇琮《唐人选唐诗新编》，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第227页。
[2]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第15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第440页。
[3] 参见姜剑云《令狐楚年谱简编》，《山西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第38～39页。
[4] 四库全书研究所整理《四库全书总目》第186卷，中华书局，1997，第2603页。
[5] 四库全书研究所整理《四库全书总目》第186卷，中华书局，1997，第2603～2604页。
[6] 四库全书研究所整理《四库全书总目》第186卷，中华书局，1997，第2603页。
[7] 关于这一点，吴相洲师《论近体诗的产生与音乐之关系》一文有详尽论述，可参看。原文载《唐诗十三论》，学苑出版社，2002。
[8] 可参看朱光潜《中国诗何以走上律的路》一文。原文载《朱光潜美学文学论文选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9] 沈括《梦溪笔谈·乐律》，胡道静：《梦溪笔谈校证》第5卷，中华书局，1959，第231页。
[10] 顾炎武：《音论》，卷中，“古人四声一贯”条，见《音学五书》，中华书局，1982，第39～40页。
[11] 岳珍：《碧鸡漫志校正》第1卷，巴蜀书社，2000，第19～20页。
[12] 四库全书研究所整理《四库全书总目》第199卷，中华书局，1997，第2810页。
[13] 胡应麟：《诗薮》，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第14页。
[14] 冯班：《钝吟杂录》第3卷，中华书局，1985，第37页。
[15] 傅璇琮：《唐人选唐诗新编》，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第227页。
[16] 傅璇琮：《唐人选唐诗新编》，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第691页。
[17] 四库全书研究所整理《四库全书总目》第186卷，中华书局，1997，第2604页。
[18] 《旧唐书·李益传》第137卷，中华书局，1975，第3771页。
[19] 《新唐书》第203卷，中华书局，1975，第5785页。
[20] 胡震亨：《唐音癸签》第26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275页。
[21] 柳宗元：《柳宗元集》第30卷，中华书局，1979，第789页。
[22] 柳宗元：《柳宗元集》第9卷，中华书局，1979，第212页。
[23] 权德舆：《兵部郎中杨君集序》，《全唐文》第489卷，中华书局，1983，第4996页。
[24] 杨凝：《春情》，《全唐诗》第290卷，中华书局，1999，第3294页。
[25] 杨凝：《上巳》，《全唐诗》第290卷，中华书局，1999，第3294页。
[26] 《全唐诗》第303卷，中华书局，1999，第3446页。
[27] 原文载《河北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28] 韦应物集中有《寄杨协律》，杨凌有《奉酬寄示》。而且从韦应物建中四年所作的《送元锡杨凌》《送杨氏女》《送杨协律》等诗来看，杨凌与其长女结婚应在此年或前不久。
[29] 柳宗元《唐故兵部郎中杨君墓碣》谓杨凝“式徙荆州，由协律郎三转御史”。兴元元年（784）樊泽节度山南东道时，杨凝自秘书省校书郎为其府掌书记。贞元三年闰五月，樊泽徙荆南节度使，杨凝随府迁。故知其任协律郎在贞元三年之后。
[30] 《全唐文》第388卷，中华书局，1983，第3940～3941页。
[31] 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5卷，第2册，中华书局，1987，第412页。
[32] 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3卷，第1册，中华书局，1987，第639页。
[33] 见《封氏闻见记》卷五“第宅”条。
[34] 傅璇琮：《唐人选唐诗新编》，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第806页。
[35] 王仲镛：《唐诗纪事校笺》第30卷，中华书局，2007，第1032页。
[36] 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4卷，第2册，中华书局，1987，第55页。
[37] 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4卷，第2册，中华书局，1987，第75页。
[38] 白居易：《读张籍古乐府》，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第1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第5页。
[39] 胡震亨：《唐音癸签》第31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321页。
[40] 许学夷：《诗源辩体》第36卷，杜维沫校点，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第357页。
[41] 方回选评、李庆甲集评校点《瀛奎律髓汇评》第17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654页。
[42] 方回选评、李庆甲集评校点《瀛奎律髓汇评》第30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第1324页。
[43] 傅璇琮：《唐人选唐诗新编》，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第472页。
[44] 傅璇琮：《唐人选唐诗新编》，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第480页。
[45] 《旧唐书》第163卷，中华书局，1975，第4269页。
[46] 胡应麟：《诗薮》外编卷四，中华书局，1958，第180页。
[47] 胡应麟：《诗薮》外编卷四，中华书局，1958，第179页。
[48] 参见郭绍虞《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225页。
[49] 吴相洲师《论近体诗的产生与音乐之关系》一文中有浮靡诗风与近体声律关系以及浮靡的诗作易于入乐歌唱等问题的论述，可参看。原文载《唐诗十三论》，学苑出版社，2002，第59～62页。
[50] 关于《春游曲》为唐代新兴乐歌及王涯、张仲素、令狐楚三人宫中唱和的具体情况，可参见拙著《杂曲歌辞与杂歌谣辞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128～130页）。
[51] 傅璇琮：《唐人选唐诗新编》，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第376页。
[52] 《乐府诗集》第80卷，中华书局，1979，第1128页。
[53] 《乐府诗集》第80卷，中华书局，1979，第1129页。
[54] 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第18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第1213页。
[55] 刘禹锡：《重酬见寄》，《刘禹锡集》第3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第318页。
[56] 刘禹锡：《酬令狐相公六言见寄》，《刘禹锡集》第3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第319页。
[57] 刘禹锡：《酬令狐相公雪中游玄都见忆》，《刘禹锡集》第3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第316页。
[58] 王建：《寄汴州令狐相公》，陈贻焮主编《增订注释全唐诗》第289卷，第2册，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第1027页。
[59] 《新唐书·卢纶传》：“宪宗诏中书舍人张仲素访集遗文。”《新唐书》第203卷，中华书局，1975，第5785页。
[60] 《新唐书·令狐楚传》，《新唐书》第166卷，中华书局，1975，第5099页。
[61] 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第18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第1213页。
[62] 《旧唐书》第166卷，中华书局，1975，第4333页。
[63] 关于翰林学士撰写朝廷乐章、创制乐府歌辞的职责问题，可参看张煜《新乐府辞研究》一书第三章“唐代翰林学士与新乐府辞创作”（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64] 孙甫撰《唐史论断（附录）》，中华书局，1985，第5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