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 谈自己的作品
《即兴判断》代序
《塔下读书处》
一九九三年三月七日
说得性感一点：这是不公开的。最杀手的拳，老师不教的。前几年的课，是补药，现在吃的，是特效药。
今文，古文，把它焊接起来，那疤痕是很好看的。鲁迅时代，否认古文，但鲁迅古文底子好，用起来还是舒服。
这么一段序中之序，说老实话：搭架子。搭给人家看。懂事的人知道，“来者不善”，不好对付。要有学问的。
要一刀刀切下去，像山西刀削面。鲁迅很懂这东西。
莫扎特，差一点就是小孩子，幼稚可笑，但他从来不掉下去。
写作是快乐的。如果你跳舞、画画很痛苦，那你的跳法、画法大有问题。
“文学演奏会”第一讲笔录原件
（金高今天重返书院。）
今天，破例，讲文学写作——讲我自己的作品。
三个比喻：画家，画，你们看到的是最后的效果。有说是把画家画画全过程拍下来的，我就是说这写作过程。其次，舞台、后台，我把我的后台公开。再其次，过去的音乐家，自己演奏自己的作品。肖邦演奏自己的作品，最好。
今天算是木心文学作品演奏会。
不卑不亢地谈。许多艺术上不允许讲的话，我在课堂上讲——我们相处十年了，开课四年了，其实很少有机会我来讲自己写作的过程。从来没有深谈过。
说得性感一点：这是不公开的。最杀手的拳，老师不教的——写作的秘密。对你们写作有好处。前几年的课，是补药，现在吃的，是特效药。好处，是你们已经铺了一些底。
是尝试。可以松口气。我每次要备课三天，两万字，有事忙不过来，这样穿插可以调和。
众人打开木心的书（台湾版）。
今天讲《即兴判断》里的“代序”和《塔下读书处》。
前一篇是答客问，后一篇是讲别人。诸位将来都会遇到这种事——讲下去，你们会知道写作有那么一点奥妙。
“代序”，在音乐上类似序曲。有时可以取巧，用另一篇文章“代序”，很老练，用不到直接来写序。
凡问答，采访，不能太老实。要弄清对方意图。这篇访谈，事先知道是对许多作家的采访，包括问哪些问题。我要知道说给谁听——要刺谁。
发表后，别人的“答”也都发表了，正好给我骂到。
我不愿和他们混在一起，所以单独取出作代序。
《即兴判断》代序
丁卯春寒，雪夕远客见访，酬答问，不觉肆意妄言——谓我何求，谓我心忧，岂予好辩哉。鲜有良朋，贶也永叹，悠悠缪斯，微神之躬，胡为乎泥中。
——阅录稿后识
先要来个“招式”，不宜用问答语，宜用文言（“阅录稿后识”。“识”，音同“志”。而且不能写“木心阅稿后识”，要去名字。从前人家多用自己名字，不必要）——“丁卯春寒，雪夕远客见访”，是文言的美。“不觉肆意妄言”，是退开，是谦虚。
“谓我何求，谓我心忧”，《诗经》的典故，简化了。
“岂予好辩哉”是孟子的话，意思是我好辩吗？不得已也。难道是我好辩吗？这样，就把“肆意妄言”解了。“鲜有良朋，贶也永叹”（“贶”，音同“况”，赐的意思），取《诗经》，意思是少有朋友和我长叹长谈了。
“微神之躬，胡为乎泥中”，《诗经》句，意思是“若不是为了你的缘故，我不会在泥中打滚”——若非为了艺术，我不会在泥中打滚。
今文，古文，把它焊接起来，那疤痕是很好看的。鲁迅时代，否认古文，但鲁迅古文底子好，用起来还是舒服。
这么一段序中之序，说老实话：搭架子。搭给人家看。懂事的人知道，“来者不善”，不好对付。
要有学问的。
问：您对作品的畅销与否的看法如何？
答：作品畅销，必然成名，而历史上一路过来的不朽之作，当时大抵未交“畅销运”。成名与成功很难兼得，通常是两回事，成名不一定成功，成功不就此成名。
畅销书，也有确实可称成功的。如果并非成功，只是交了“适逢其会”的好运，那么，后来自有结果：一时成起来的大名，缩小了，没了。
各国各族的书市，总有各种热门的东西，无可厚非，在当时，厚者是非不了的——值得省视的是：畅销书标示着那个畅销范围的文化水准，一般都着眼于谁写了畅销书，其实问题不在作者而在读者，所以问题很大、很重，重大得好像没有问题似的。
访者的第一问，你要想想，他问的是什么意思，什么心态（问，一定要别人问，左手挠右手，不痒，要别人挠，才舒服）。
答，是讲实话。平平实实讲。
答到第二段，转个弯，口气很安静：“一时成起来的大名，缩小了，没了。”
第三段，“各种热门的东西”，开始讲“东西”，用白话文了。最后几句，讲本质，钉子敲下去。
不是俏皮话，是真话——注意：凡是第一个问题，要用点力气。
问：您最喜欢的中文的文学刊物是哪些？
答：正在寻找中。
第二问，是我不愿回答的。但我答：“正在寻找中。”已经给面子了。够了——凡是文学家给你面子时，是他自己要面子。
问：平均每天花多少时间阅读及写作？
答：两三小时。十一二小时。
第三问，毫无意义的问题，但我讲老实话。
问：古今中外的文学大家中，谁对您的影响最大？
答：一个人，受另一个人的影响，影响到了可以称为“最大”——这是病态的，至少是误解了那个影响他的人了。或者是受影响的那个，相当没出息。
受“影响”是分时期的，如果终身受一个人的“影响”——那是误解，至少是病态。
说回来，古今中外确实有一位大家，较长期地“影响”我——《新约》的作者（非述者），主要在文体上、语气上，他好。
第四问：普遍喜欢这么问，放之四海而皆准而不准。大家都想找个文学干爹文学奶妈。你又来了，我羞你一下，但最后一段，很亲切，把耶稣一把搂过来。但还是说“较长期”。“影响”二字用引号，还不提耶稣名，注明“非述者”。
我讲他文体、语气好，是以艺术家对耶稣的态度，不是信徒使徒的态度。
问：假如有笔经费，支持您的写作计划，您的第一志愿是什么？
答：这是很有意思的，这是一个“李尔王”的问题。假如有三个人作答，甲说：有了支持，必将写出经天纬地的命世之作。乙说：如蒙相助，不成功便成仁。丙说：既能安心写，写完再说——看来这笔经费是付之甲的，或三七开、四六开，分给乙和甲。丙，没有希望。
美国的各种基金会，有专事奖励“天才”的，一旦物色到某人，由律师通知：如果您同意接受，那么每年可以自由支配这若干万美元，历若干年，OK，除了OK就不再顾问——如果那个“天才”把钱胡乱花掉，终于一事无成呢？该基金会答：即使如此，也是个别，绝大多数是卓然有成，以个别的损失，换绝大多数的效果，实在值得。
我想，所谓“志愿”，“第一志愿”，是早就有的，不是眼看有经费来了，“志愿”拔地而起。而且“志愿”如果能分为“第一”、“第二”……似乎不大像“志愿”，尤其对于写文学作品的人，“志愿”多了，就可能“非文学”了。
安逸的生活，良好的环境，使“志愿”实现得快些、顺遂些。否则，就慢些，波折多些，“志愿”还是要实现的。
写作，如果出于真诚，都知道“文学”有个奇怪的特性：写下去，才渐渐明了可以写成什么。所以“第一志愿”和“第二志愿”……同样是“要写得好”，如果“很好”，那就更好了。
凡是大言炎炎者，必定写不好——这一点也很奇怪。但可以坚信。
第五问：大家在这个问题上跌得更厉害——我放点火药了，但口气还是客气。我自己的意思，开始放在第三段问答中，第四段很诚恳，第五段，弄点余波荡漾，有点像老太婆讲话——最后一段，骂他一下。
问：您认为中国作家中，谁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奖？
答：不知道——只知三种必然性：一、是个地道的中国人。二、作品的译文比原文好。三、现在是中国人着急，要到瑞典人也着急的时候，来了，抛球成亲似的。
第六问，非常愚蠢的问题，都很关心。我一看，不回答吧，错过机会，回答吧：咦！怎么办？我回答是“不知道”，但只答“不知道”，势太弱——下面来了：一，地道的中国人；二，译文比原文好（这是胡说，哪有这样的话）；三，本质了。但这样的老实话要说得它简捷（但是，等到真的诺贝尔奖来了，在中国一定是冤案。抛球成亲，就是冤案），把诺贝尔奖骂进去了。乞丐做女婿。
问：您当前正在阅读的书是什么？
答：瑞士的Jacob Burckhardt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此书百年以来德文本及各种译本一直风行不衰，新版迭出。西方对待自身的人文传统的真挚态度，项背相望，气脉连贯。（中国任何一期前朝文化，都还没有这样的回顾评鉴的巨著）布克哈特的这本书，不以精彩卓越胜，系统性也只在就事论事，它平实，恳切，笔锋常含体温，所叙者多半是我早已详知的故实，却吸引我读，读着读着，浸润在幸乐之中。凡是令我倾心的书，都分辨不清是我在理解它呢还是它在理解我。
快慰之余，不禁想：假如中国也有人写这样性质的书（关于东西汉或南北朝或三唐二宋的文化演变），也是一部平实、恳切、满含体温的巨著，那么，百年以来，也会风行不衰新版迭出吗——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这就要写一部书来解答，写出来之后，也没有人要看。所以不写。所以等于回答了问题。
第七问：这种问题，你要诚恳对待。他没有恶意，没有话问了，不含恶意的愚蠢。但不能真的说你在读什么书，不能太老实。要找可以借题发挥的书，哪怕你读都没读过。
我举布克哈特这本书，是借来骂我们这边，而且要站得比布克哈特高。二段答词中再提“平实、恳切、满含体温”，是叫人注意，这几句自己是得意的。以下句子，还是重复，要一刀刀切下去，像山西刀削面。鲁迅很懂这东西。
问：最近看过的令您印象最深的一本书是什么？
答：重读少年时耽读的但丁传记，这次的作者是马里奥·托比诺，意大利人，写来尤其娓娓脉脉，我原来以为但丁的头发是栗色的，这才知道是金色，金发金心的大诗人。
边读边回忆少年时在故乡沉醉于《新生》的那段蒙昧而清纯的年月，双倍感怀——各有各的佛罗伦萨。
第八问，也是很普遍的问题，回答时，借此机会休息休息。但光是讲读但丁传记，平凡而不景气，所以提到“少年时耽读”的版本和这次的版本。但不能大题小做，真正读但丁，所以提“金发”之类。最后一段才是主题：“各有各的佛罗伦萨”。蛮得意的一笔下去。
提到当年的杂志《新生》，那不是读《神曲》的年龄（这读的少年有问题），但感慨是在“蒙昧而清纯”，是在“各有各的”——但丁回不了佛罗伦萨，我也回不了中国。
这是我的幕间休息，甜甜的。这样写，是可以和但丁做做朋友，既同情但丁，又自悲，物伤其类。
问：您觉得目前国内的文学水平与您开始写作时比较，是较高或较低？
答：四十年来，中国文学进进退退反反复复，现在耆老的一辈作家，差不多全是搁笔在他们自己的有为之年，所以只能说半途而废。据后来的状况看，即使半途不废，也许未必就能怎么样。试想，如果真有绝世才华，那么总能对付得了进退反复的厄运（别国就不乏这等颠扑不破的大器），环境、遭遇，当然是意外分外坎坷，而内心的枯萎，恐怕还是主因，“置之死地而后生”这句话就用不上了。用得上这句话的是中年一辈作家，可惜根底都逊于老辈，但也许正因为这样，所以劲道特别粗，口气特别大，著作正在快速等身中。面对这些著作，笼统的感觉是：质薄、气邪，作者把读者看得很低，范围限得很小，其功急，其利近，其用心大欠良苦——怎么会这样的呢，恐怕不光是知识的贫困，而主要是品性的贫困，品性怎么会贫困的呢，事情就麻烦了，说来必须话长，使人不想短说。接下去，是年轻的一辈，比之老辈中辈，那年轻的一辈最有幸，恰好在“不怕虎”的年龄上经历“史无前例”的虎虎十年，劳之，饿之，非常符合“天降大任”的模式。俄而国门开了，公费行万里路，私下读万卷书，动辄获奖，一蹴成名，照理实在是好事大好事，可是不知怎的总含着“梦”的成分，有受宠若惊者，有受惊若宠者，就是没有宠辱不惊者。“文学”，酸腐迂阔要不得，便佞油滑也要不得，太活络亢奋了，那个“品性的贫困”的状况更不能改变，而且，“知识的贫困”也到底不是“行路”、“读书”就可解决。时下能看到的，是年轻人的“生命力”，以生命力代替才华，大致这样，大致都这样在以生命力代替才华——除了搁笔的和勉强执笔的作家，其他，都充满希望，足可一直一直希望下去。提问所指的那个整体性的“文学水平”呢，近看，不成其为水平，推远些看，比之宋唐晋魏，那是差得多了。推开些看，比之欧洲、拉丁美洲，那也差得多了。怎么这样比？其实——这样比，才有意思，否则，不用比，无从比起，还是一边食粥一边写，像那位不知诺贝尔奖为何物的曹侯这样地写，啜粥难免有声，其他的声可免则免。
第九问：这问题，问的人是把头撞到机器里。答的人，往往存心不良。“提高”了，说是他的功，“降低”了，是抬高他自己。“时代车轮”这个东西不能乱碰的。
我是用足力气回答这个问题。“半途而废”，用力了，下一句，更用力了，“也许未必就能怎么样。”
讲中年辈时，老资格的样子，用点文言如“其功急”、“其利近”等等——“怎么会这样的呢”，自己这么一问，主题托出来，但马上又压下去：“品性怎么会贫困的呢？”长话不能短说（不愿跟这些人说）。
后面“‘文学’，酸腐迂阔要不得”，光说“酸腐”，字不够，四字才好，才有厚度。下面“便佞油滑”，也得四个字。
再后面，以“生命力”代替才华，三次用，加强语气，有快感，有力度——下面说“一直一直希望下去”，就算宽厚一些。最后几句。是不让他们说话：你们不要胡来，不要提什么当代的文学水准——“不用比，无从比”，脸一板。
问：您认为作为一个作家最重要的条件是什么？
答：诚吧。
（毕加索说：我们这个时代缺乏的是热诚，塞尚感动我们的是他的热诚。）
第十问：正好来这个问题，用二字就可以了，还不够，借毕加索说一说。
问：作家这个行业最重要的职业道德是什么？
答：就是前面这个问题。
而且，“作家”是个“行业”？当“道德”由“职业”来规范时，还可能是道德？
倒可以谈谈作家最不道德的行径是什么，那是：存心欺骗人，蓄意狎弄人，使读者习惯于被欺被狎，久而久之，以为不是这样就不是文学——“这样”的现状，正是作家的作孽。
第十一问：你们头脑要非常清楚，不能给他面子。但不回答，太刻薄锋利，但还是忠厚（“职业道德”，这句话是不通的）。
问：好的作品、好的作家，用什么方式鼓励“最受用”？
答：“好的作品”，“好的作家”，谁来定这两个“好”呢，若说好的作品好的作家是由“好的读者”、“好的评家”来判定，那么，又多了两个“好”，又是谁来颁赐的呢——姑置不论，姑妄就题论题：
已有好的作品，已列为好的作家，那就不需要鼓励。需要鼓励的是，写了些东西，不够好，而颇有可能写出好的东西来，那样的人（此时，称之为“作家”嫌早）鼓励鼓励，才值得设想一下什么是他所“最受用”的。
作品是物，物是无从鼓励的。作者是人，普通人，只要赞美。特殊人，但求理解。一流作家（漫长历史好容易作出仲裁的）其涵量百年千载理解不尽，赞美就显得很次要似的。如果在他有生之年，同代人能含糊地认知这种作家的“作品”的“人”，这点认知，便是百年千载的“理解”进程的启始，算是早的、顺利的、侥幸的。而其实倒是“鼓励”了读者：一、大体轮廓上看出面对面的是何种性质的作家、何种性质的作品。二、能解的解，不解的保持不解，这样就减少误会和歪曲——所以，宁是读者“最受用”，读者“受用”了，作者也不无“受用”之感。回过身来打量另外的那种只需赞美不求理解的“作”“家”，恐怕有着什么根本性的隐衷。《聊斋志异》里面有许多女的男的，俊俏伶俐，非常之需要赞美，非常之不求理解，一旦眼看要被理解了，便逃之夭夭。
那么，大概总不外乎用“理解”这个方式去对待作家，是最受用的吧，在进程中，夹入几个褒义的动词形容词，那就不必计较了。
第十二问：编辑先生以为自己是大家长，婆婆妈妈。要把这东西弄破。谁来定这个“好”？这是常识问题。“姑置不论”，不和他计较。下段，先是夫子自道，后来就骂他们。
问：您如果不是花这么多的时间写作的话，您想您会做什么？
答：骑马。弹琴（piano）。烹调川菜。去西班牙斗牛，不，看斗牛；午睡，那边都午睡，小偷也午睡。我是为夜间写作投资。
第十三问：这问题可以不回答，但给他一点面子。我在纽约哪有骑马、弹琴，但要这么写，塑造这样一个东西。“去西班牙斗牛”是故意说错话。再来一个具体的，“午睡”。故意这样。要有气度。
问：在什么地方（环境）你写得最顺意？
答：繁华不堪的大都会的纯然僻静处，窗户全开，爽朗的微风相继吹来，市声隐隐沸动，犹如深山松涛……电话响了，是陌生人拨错号码，断而复续的思绪，反而若有所悟。
第十四问。无非安静一点的地方。但也得像“秋菊打官司”，有个“说法”。答这两个问题，都是摆姿态。
问：您个人是否觉得与社会颇为格格不入？作为一个文学家，您是否觉得自己与社会的主导价值、流行时尚颇有距离？
答：就人类社会的整体观念的结构性而言，我容易认同并且介入。局部的一时的“格格”呢，能迁就的迁就，不能迁就的便退开（为了取得“退开”的能动性，花了数十年工夫）。另外则好在我从来没有“作为一个文学家”的自我感觉。时常听到别人在说“我们作家……”如何如何，觉得完全隔膜，反正别人的“我们”，对于我是“他们”（“她们”），闪身让开，免得挡了道。关于社会的“主体价值”、“流行习尚”，最好能处于“导演”的位置上，不行，便希望处于“演员”的位置上，又不行，退而作“观众”。社会是个剧场，观众至少也在剧场里，所以，若说“距离”，仅仅是观众席与舞台的一点距离，有时坐前排，有时坐后排，有时坐包厢，十八十九世纪似的。总之“距离”不大，大了就看不清演的是什么戏了——我是个戏迷，报纸上国际版、社会版的新闻每天看得仔细，文艺版娱乐版则一掠而过，不够戏味。我想，既然宿命地是个戏迷，我不入剧场谁入剧场？大概是这样，是这样的。
第十五问：他希望答者对两个问题“格格不入”、“保持距离”，都说yes。确实是的，但我不肯回答，等于抓个女人跟她诉苦——诉什么？我不诉这个苦。
怎么办？居高临下，从大处着手：“从人类社会……”我认同介入。关于导、演、观众，是既老实又不老实。其实是导演做不成，做演员，又不愿，做观众，叫叫。
以下是自己玩玩自己。
最后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口气很大，把地狱说成剧场。我是个救世主，失业的救世主。
你看一路下来多少危险的地方。答者不能掉下去。
莫扎特，差一点就是小孩子，幼稚可笑，但他从来不掉下去。
问：假如您的作品有正面的社会、政治影响的话，您希望它是些什么？
答：现代人（现代社会）缺乏或丧失两种远景：历史远景，理想远景。旧信仰式微之后，新信仰没多久就恶性地破灭了，再新的信仰，萌发不起来。如能凭借“过去”和“未来”的两极认知，结合为一个“观点”，并有赖于文学的本体性所可能潜起的亲和作用，便希望与读者共取这个“观点”，同事两种远景的执着，从而尝试判断，“现在”的失控，是否缘于“过去”的失落，必然导致“未来”的失败。（这个世界性的荒谬图景，表现在局部地域就特别彰著严重）“社会”、“人”变成不情不理无情无理的怪物。故以此反证：清醒于两种“远景”的存在感，尚能面临“失控”的年代时毕竟有所抗衡，有所肯定，有所葆储，有所荣耀，犹如古希腊人的“不丢盾牌”——道理粗浅如此，唯其粗浅，就不能不曲折盘旋地呈现它，才有可能近乎“文学”，即隐隐秉着这个棘心的意念，漫无实际的功利目的，兀自调理一群岌岌可危的方块字，不使僭越“文学”的本体界范。事情就差不多了。书，大别之是两类，一类水手读，一类船长读。我喜欢水手，原是想给水手取乐的，写写又写得似乎是为船长解闷了。弄得两方都嫌烦，水手嫌古板，船长嫌胡闹——要是中国的文学作品果真能有正面的社会、政治的良好影响，那就太令人兴高采烈了。在欧洲，这种事是有的，有过几次。中国，看看像是有了，又没有了。这种像是有了终究没有了的事，给人以希望。但，还有一件事：莎士比亚，他的作品，对正面的社会、政治影响是些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