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中国哲学家。
1927年生于天津，湖北黄梅人。195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90年获加拿大麦克玛斯特(McMaster)大学荣誉博士学位，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儒藏》编纂中心主任、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文化书院创院院长。
有《郭象与魏晋玄学》、《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释》、《儒道释与内在超越问题》、《儒教、佛教、道教、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等著作行世。
遇到事情你不要逃避它的困难
汤一介出身于书香门第，他的祖父汤霖，是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进士；父亲汤用彤，是久负盛名的国学大师。汤用彤先生一生致力于中国哲学史和中国佛教史的研究，他的著作《魏晋玄学论稿》和《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是研究魏晋玄学与佛学不可不读的经典著作。汤一介从小深受父亲的影响，对传统文化接触很早，并且有着比较深入的思考。
主持人：您父亲汤用彤先生给你起“一介”这个名字的时候，是不是有意择取“一介书生”这个含义，希望您一生读书做学问？
汤一介：我想是的，他是想让我传承家风。我父亲很少管我，不管我的衣食住行，不管我读书，也不管我做人，他只是埋头做学问。小时候，我喜欢读一点古诗，有一天被他看到了，他就把庾信的《哀江南赋》找来推荐给我，说你既然爱读古典，可以读一读庾信的《哀江南赋》。《哀江南赋》大致讲一个家族应该有他的家风，如果家风断了，那么这个家族也就衰落了。父亲让我把这篇文章熟读，大概是想让我知道，我们是读书人家，读书是我们的本分，不要把读书的家风丢掉了。
主持人：您跟您的祖父其实并没有见过面，但是在您的传记里，您经常提到他。
汤一介：我祖父对我父亲有直接的影响。他曾经跟我父亲讲过两句话：“事不避难，义不逃责”。就是说，遇到事情你不要逃避它的困难，这一点在我父亲身上体现得很充分。我父亲是研究佛学的，佛教传入中国后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一直是一个学术上的难关，这个难关，在我父亲以前没有人能突破，是我父亲把它突破了，他做到了事不避难。另一句话“义不逃责”，就是说理应你做的事情，你就不要逃避责任，作为一名教授，我父亲教书兢兢业业，他也从不逃避教书的责任。
主持人：这种“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的精神，是否也影响了您？
汤一介：可以说影响了我的一生。“一介”这个名字对我还是比较适合的，我是非常喜欢读书的，现在我的藏书，在北大可以排第二，除了季羡林先生以外，我的藏书大概是最多的，有三四万册。
主持人：据说您小的时候学习并不是太好。
汤一介：严格地讲，我都没有拿到过小学和中学毕业的文凭，甚至大学毕业文凭也是后来补发给我的，因为在大学四年级下学期我就被调出去工作了，后来才补给我一个文凭，算我北京大学毕业。我读小学是在当年的北平(今北京)，1939年我读小学六年级的第二学期的时候，此前父亲已到昆明教书，母亲想带我们到昆明跟父亲团聚，这样我们就离开了北京，辗转上海、香港，经过越南，然后才跟我父亲会合，结果我的小学没能念完，小学文凭没拿到。后来我到一所宜良县立中学读初中，在那儿念了一年级，之后转到昆明的西南联大附中，当时我想上二年级，可是一考不行，考不上，只好留了一级。初二下半学期我试图跑到延安去，可是没有去成，又被转到了南开中学，在南开中学，我不甘心上初三，跳级到高一，这样初中文凭也没拿到。到了高中，功课跟不上，又留了一级，最后，高中文凭也没有拿到。
主持人：在这个辗转求学的过程当中，您自己的责任好像并不太多，主要是环境的问题，因为当时时局动荡不安。
汤一介：有一些学生很聪明，可以跳级；如果我很聪明的话，也可以跳级。我没有跳级成功，足见我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主持人：您觉得聪明是决定一个人最终成就的主要因素吗？
汤一介：那倒不一定。我记得我父亲讲过，第一流聪明的人，如果不努力的话，就连第二流的成就都达不到；而第二流聪明的人，如果努力，是可以取得第一流的成绩的。
主持人：您是不是觉得您应该是第二流聪明的人，但是努力了？
汤一介：是努力了，但是我不敢说我是取得第一流成绩的人。
主持人：您刚才谈到在中学的时候，有一次试图去延安，那段历史是怎么样的？
汤一介：初二下半学期，有一位高年级的同学找到了一本叫做《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书，我们看了之后，觉得延安这个地方，应该挺好玩的，而且也很吸引人，所以就想到那儿去看一看。
主持人：没有更多的政治原因？
汤一介：没有。当年的延安是一个很有朝气的地方，所以我们想去看看。我们五个人，各自偷了家里的一些金子，把它换了钱做路费就上路了，但是刚走到贵阳，就被当地的警备部队抓住了，把我们关在警备司令部侦缉队的一个小房子里。当时我们随身带着《二万五千里长征》这本书，非常危险，所幸关我们的房子铺着地板，晚上我们就偷偷把《二万五千里长征》撕掉，一页一页地塞到地板缝里面，第二天审问我们的时候，我们一口咬定要去重庆念书，没有说到延安去。这样关了我们大概一个礼拜以后，我们学校的教务长来了，就把我们接回去了。
那一次，我积极参加了反美游行
20世纪40年代，中国灾难深重，人民颠沛流离，饱受战乱之苦。面对这样的现实，年轻的汤一介深感痛心和困惑。1943年他曾经针对当时的社会现象写过一篇针砭时弊的文章，并愤激骂世，因此获得了“汤八蛋”的绰号。
1946年夏，汤一介全家搬回北京，这一年汤一介参加了大学入学考试，结果却不幸落榜，只好进入北京大学先修班学习。1947年夏天，汤一介由先修班升入北京大学哲学系，这一回他终于如愿以偿。
进入大学后的汤一介，心无旁骛，专心致力于哲学，在同学眼中，那时的他是一个很有思想、很有头脑的学生。
汤一介：1943年正是抗战最困难的时期，我们经常批评当时的一些现象。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一滴汽油一滴血》，当时达官贵人们常用汽车送孩子上学，可是在抗战困难时期，汽油是非常贵重的东西，看到那些汽车招摇过市，我就痛骂他们是王八蛋，他们就回敬我，叫我汤八蛋。
主持人：您在传记里提到，在1948年也就是您十八九岁之前，您对政治不感兴趣，对时事很悲观，常常是采取一种旁观者的态度。
汤一介：我十七八岁的时候，抗战刚刚结束，当时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对时局非常失望，因为国共两党仗打得非常厉害，国家的前途完全不知道，特别是在那个时候，我父亲对我有一定的影响。那个时候在西南联大，有一部分教授参加了国民党，有一部分教授做了民主人士，我父亲从来是对这两种态度都不赞同，他觉得作为教授就应该教书，把学生教好，这才是天职。他这种中立的与世事无关的旁观者的态度，对我很有影响。“一二·一”运动时，很多学生都去游行了，我就没去参加，只是站在旁边观看。
主持人：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投入到政治运动当中去的？
汤一介：应该说是“沈崇事件”之后。沈崇是我们北京大学先修班的同学，我们虽然不是同一个班，可是在一起上国文课。1946年12月，沈崇从平安电影院出来，走到东单广场，遭到了美国兵的强奸。这件事情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因为过去受屈辱的感受是间接的，这次的感受却非常直接。那一次，我积极参加了反美游行，我们在东单广场静坐、喊口号，要求美国人滚出中国，我们有一个同学还把美国国歌改编成一首歌，叫做《滚出去洋禽兽》。从那个时候起我的思想开始有了一些变化，不过，我虽然投身到了政治活动当中，但是没有参加任何党派。当时我们有一些同学参加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还有一些同学参加了其他进步组织，我都没有参加。我可以说是他们的同路人，就是反对国民党的同路人。有意思的是，当时我们出的壁报，却受到来自两方面的攻击：国民党学生攻击我们，共产党学生也攻击我们，认为我们是中间派。
主持人：大学时您选择了哲学专业，当时有没有明确自己想当一个哲学家？
汤一介：我非常想当一个哲学家，我那时候满脑子都是哲学问题。当时有个趣事，冯友兰先生有一本书叫《新知言》，我把这本书买来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我的同学跟我开玩笑，就偷偷在我的名字前面加上“院士”两个字，这样就成了“院士汤一介”，他们的意思是说，我将来想做院士。那时候我确实有一定的抱负，甚至有意识地多学一些外语。除了英语之外，在大学我选修了德语课，要研究世界范围内的哲学问题，这些外语工具是必须要掌握的。
她说这本书值得一看，我就认真读了
汤一介爱书，有三本书对他的一生产生了深刻影响。其中一本书，不仅使青年汤一介找到了理想、找到了理想化的生活，而且还成就了他和妻子乐黛云的美好爱情。多少年后，汤一介这样回忆道：在我读了《绞索套在脖子上的报告》后，似乎精神境界有一个升华，可以说我有了一个信念，我应做个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人。由于是乐黛云让我读这本书的，因而加深了我对她的了解，以后我们由恋爱而结婚了。在这几十年的生活中，在各种运动中我整过别人，别人也整过我，犯了不少错误，对这些我都自责过、反省过。但我在内心里，那种伏契克式的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情感仍然影响着我。人不应没有理想，人不能不热爱生活。
主持人：您曾经说对您的一生产生深刻影响的书有三本，是哪三本？
汤一介：第一本书是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那是我在高中时读到的。这本书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充满了热情，写得非常深入。钱先生一生热爱中国文化和历史，是深以中国文化和历史为骄傲的一位大学者。通过这本书，我懂得了我们中国有那么长的历史，有那么丰富的文化，同时也为钱先生这种对中国文化和历史倾注了巨大热情的学者所感动。第二本实际上是一篇文章，即庾信的《哀江南赋》，这是父亲介绍给我读的。第三本是伏契克的书，叫做《绞索套在脖子上的报告》。
主持人：我们今天的译本名叫《绞刑架下的报告》。
汤一介：对。那是1950年的时候，乐黛云推荐给我的，她说这本书值得一看，我就认真读了。这本书对我影响非常大，它不仅影响到我的行动，也影响到我的思想。读过这本书之后，我觉得我过去所谓的爱，只是一种小爱，而人应该有一种大爱。书中有这样一句话：我爱生活，我愿意为它而奋斗——他是要为一个理想的生活而奋斗。通过读这本书，我认识到，一个人应该关怀所有的人，不应该只关心自己，或者自己周围的那个很小的圈子。
主持人：为什么这一本书会使您产生这么大的转变？这种影响，跟当时的时代有没有关系？
汤一介：当然有关系。那是1950年，那个时代，对我们这些年轻人，包括老一代的知识分子，影响最大的是毛主席所讲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句话，因为这是我们的切身感受。过去我们经常受外国人的欺辱，比如“沈崇事件”，而中国共产党解决了这个问题。解放以后，我们不再受外国人的欺负了，这个变化对我们这代人的影响非常之大。我们之所以积极投身到革命、投身到社会活动中间，跟这种认识大有关系。
主持人：您刚才提到了您的夫人乐黛云老师，能谈谈您二位认识的经过吗？
汤一介：我是1949年5月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正好那个时候北京大学文学院要成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总支部，我被选入这个总支部做组织委员，乐黛云是宣传委员。乐黛云是中文系的，我是哲学系的，原来我们并不认识，这样我们在一起工作就认识了。乐黛云是1948年加入党的地下组织“民青”的，解放前夕一直参加党的地下活动。我一接触她，就觉得这个女孩子非常特别。她非常热情，做事情非常投入，而且执著地热爱自己的事业。
主持人：听说在1957年开始的反右派斗争中，乐黛云老师被打成了右派？
汤一介：这是非常突然的事情，因为乐黛云被划成右派，是在1958年初，反右高潮已经过去的时候。当时右派分六类，她是第二类，算很重的，第一类就应该服刑了。那时我们的第二个孩子刚刚出生，按规定，她可以把孩子带到8个月，然后再下放到农村去劳动改造。在孩子长到8个月的时候，她就到门头沟去劳动了。那时候我也被下放到大兴县搞“人民公社化”，所以她下放我并不知道。有一天晚上我偷偷回来，想看看乐黛云、看看孩子，可是回到家里一看，我的孩子竟然一个人睡在小床上，乐黛云已经下乡去了。当时我把儿子抱起来，满眼泪水，他才只有几个月大啊。当时我就只有一个感觉，觉得人为什么这么残酷，让一个襁褓中的孩子失去照顾。
主持人：您当时想没想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汤一介：没有想过。因为乐黛云是一个很有激情的青年人，是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的，比我爱得多。所以在她被划成右派的时候，我给他们系党总支打了一个电话，说我觉得乐黛云不可能是右派。但是他们的党总支并没跟我谈，反而给我们哲学系打了一个电话通报情况，哲学系就根据这一条，认为我和乐黛云划不清界限，给了我一个严重警告处分。
主持人：据说在这之后，您给乐老师写信仍写乐黛云同志，这“同志”两个字也给您带来了一些麻烦。
汤一介：我一直都写“同志”。我们每个礼拜通一封信，平常都是我自己去投寄，有一次在乡下不好投寄，我就请一个同学帮我去投寄，他看到“同志”两个字，就汇报了。在1959年“反右倾”运动的时候，又把这个问题兜出来，还是说我不能划清界限，我就成为当时“反右倾”重点批判的对象之一。
主持人：那您后来写信就不写“同志”了吗？
汤一介：照样写“同志”。
乐黛云：我们觉得这些信非常珍贵，里面谈到的都是我们当时的一些生活，都是我们当时对人生的看法。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很怕人家把它抄走，后来我就把它们装进一个塑料口袋，埋在一个葡萄架下面。“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们再到那个地方挖，却怎么也找不到了，可能是做的记号不对，也许是别的原因，后来就再也找不到这些信了。
那个时候我最担心的事情是挨揍
“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汤一介和冯友兰等北大哲学系的教员都遭到批判，但当时的汤一介并没有质疑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文化大革命”十年，汤一介正值“不惑之年”，但事实上这却是他一生中最迷惑的十年，他感觉自己已经失去自我，没有了方向。
汤一介：当时，我是坚决反对聂元梓的，但是我并不愿意参加哲学系两派的斗争，我感觉到很难说谁对谁错，我想躲开。1964年底，我就要求下去搞“四清”了。但在1965年，中央书记处开会，邓小平做了报告，邓小平说北京大学虽然有错误，但是还是个好学校，之后北京市委决定在北京大学召开整风会议，这样我就被从下面调回来参加整风会议。有一次邓拓找我单独谈话，要我在会上做发言，当时他提出一个思想，就是聂元梓有四个第一。我这个人确实是非常听话的，中央的决定都是听的，觉得中央一定是对的，因此就在会上讲了四个第一。这件事到“文化大革命”中间就不得了，说我针对林彪的“四个第一”，也讲了四个第一。
当时我常常要被批斗，让我举一个写着“黑帮汤一介”的黑牌子，站在一个高台子上。我很紧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牌子非常重，底下都是群众，如果你举不动了，牌子掉下来砸在群众头上，那你就成了“现行反革命”了，非常不得了。那时候冯友兰先生是一个大人物，红卫兵来了，每天都把他拉来批斗，等于耍着玩一样，让他站在一个凳子上，让我站在边上陪斗，当时我们两家住隔壁。那个时候我最担心的事情是挨揍，因为红卫兵是没有组织的，你只要说了一句什么话，或者有一个什么动作他们认为不好的话，那你就一定会挨揍。所以我动也不敢动，就老老实实地站在一个地方。
主持人：冯友兰先生当时是什么样子呢？
汤一介：冯先生表现得很镇定。“文化大革命”以后我问他：你当时到底害怕不害怕？他说：怕是有点怕，但是我心里只是默念一首诗：“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就是说你们讲这些都没有意义，我心里默念这个东西，使得我的心情能够镇定下来。
乐黛云：当时几乎每天晚上都审他，我又不能进去，可是我觉得很怕。因为那时候突然有的人就会不见了，就给带到了什么地方，关进牛棚里头，或者带到什么地方关起来。那时候真的是很恐怖的，我说要带走他，至少也得让我知道他在什么地方，我好去给他送衣服、送一点东西什么的。所以每次审他我都跟着去，在楼外面等着，他当时在哲学楼的二楼交代问题，每天晚上都到11点多，我就坐在哲学楼那个坎儿上等，每天都是这样。那时候人好像都很麻木的，我一滴眼泪都没掉过。
实际上我们跟江青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尽管汤一介和乐黛云夫妇想尽量避开一个接一个的政治斗争，但似乎总也摆脱不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汤一介还因为种种原因，必须接受审查，直到1978年初他才被彻底平反，而此时的汤一介已经51岁了。
主持人：您讲过，在这些运动过程中，您一直想躲避开政治上的纷争，但是始终躲不开，包括到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文化大革命”之后，您好像还受到一小段时间的审查？
汤一介：那主要是“批林批孔”的事情。当时清华大学编写了一本关于林彪和孔孟之道的材料，毛主席看了以后，觉得清华编得不好，就说是不是请北大的一些教授来一起编写。这样就找了包括冯友兰先生、魏建功先生、周一良先生，还有我，我们这些人。我当时很投入地做这件事情，感觉到既然毛主席非常信任我们，所以我就参加，就很投入地工作。材料出来以后，是用中央一号文件的形式发表的，号召全国学习。因为我在一号文件里头起的作用比较大一些，所以当时在各种范围内做演讲，基本上都是我跟周一良去，我做前一部分的报告，他做后一部分的报告。实际上当时就等于是在受江青他们的利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组织上要求我们交代跟江青的关系，我们就老老实实地交代了。一直审查了差不多一年多的时间。
实际上我们跟江青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因为江青说她传达的都是毛主席的指示，可是我们也不知道，到底哪些是毛主席的指示，哪些不是毛主席的指示。
你的基础不牢固，想建出大厦来就非常困难
1980年，汤一介终于恢复了在北大讲课的资格，此时的汤一介已经不愿再与任何政治有任何瓜葛。他努力将教学研究与现实政治脱钩，并力求提出一套新的观点来，但这对当时的汤一介来说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历程。当他写完《郭象与魏晋玄学》之后，感觉已经逐渐摆脱教条主义的框框了。
主持人：您经常说一句话，就是您觉得非常遗憾，自己不是一个哲学家，也不可能是一个哲学家了，为什么这么讲呢？
汤一介：大家可能不大了解这段历史：1949年以后有一种说法，就是我们这些研究哲学的人，不能叫做哲学家，只能叫做哲学工作者。谁能叫哲学家呢？只有政治上的领袖才能叫哲学家，我们的工作主要是解释这些政治领袖的思想，这才是我们的职责。
主持人：主要是解释毛主席的思想。
汤一介：对，这才是我们的任务。我们不能创造和毛主席不同的思想，我们只能解释毛泽东的思想，解释得好的就是好的哲学，解释得不好的就是不好的哲学。
主持人：所以您当一个哲学工作者、一个解释者当了30年。
汤一介：到了20世纪80年代，我的想法有了一点变化，我觉得我不应该只是解释别人的思想，应该有自己的思想，但是这时候已经比较晚了。因为你要真正做成一个有系统的哲学体系，必须要有深厚的功底才行。我们这一代人的哲学功底，以及其他方面的学问功底都有缺陷。相比我们的老一代，比如我父亲、冯友兰先生他们，有非常大的先天缺陷：他们的国学基础比我们好，他们年轻的时候上过私塾，四书五经都能背，我们没有这样的国学基础；而另一方面，相比他们，我们也没有很好的西学基础，他们都在国外待过较长时间，对当时西方的思潮是比较清楚的，所以我们的国学基础和西学基础都不如我们的前辈学者。你的基础不牢固，想建出大厦来就非常困难。
主持人：您有没有把您自己和您的父亲汤用彤先生作一个对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