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周代邦国与《国风》
第一节 周代邦国及《诗经》中的邦国考察
一、周代邦国数量考察
《礼记·王制》：“凡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国三十，七十里之国六十，五十里之国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国。名山大泽不以封。其余以为附庸、间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国。天子之县内……凡九十三国。……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国，天子之元士、诸侯之附庸，不与。”郑玄认为，这是殷制，西周初年，周公制礼在地域上扩大了范围，在数量上大致继承了这种制度，一千八百个左右。孔颖达引《孝经纬》：“周千八百诸侯，布列五千里内。”许慎《五经异义》引《公羊》家的观点，“殷三千诸侯，周千八百诸侯。”[1]关于周代诸侯数量，《公羊》家与《孝经纬》、郑玄的观点相同，但是殷商邦国的数量却不同。郑玄《驳五经异义》：“诸侯多少，异世不同。万国者，谓唐虞之制也。武王伐纣，三分有二，八百诸侯。则殷末诸侯千二百也。至周公制礼之后，准《王制》千七百七十三国。而言周千八百者，举其全数。”[2]同时，郑玄认为这是理论上或者说制度上规定一州之地可以封邦建国的数量，而非封国的实际数量。周代有多少个诸侯国？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问题，但是却非常复杂。
首先，周代初年具体分封多少诸侯国，早期文献没有具体记载，即使有少量涉及诸侯国数量的文献，其记载也不一样。其次，周代是一个持续了七百多年的朝代，周朝廷既有封建新诸侯国的行为，也有灭掉既有诸侯国的行为，所以诸侯国的数量不断变化。同时，诸侯国之间的兼并与分裂也是常有的事。所以，邦国的数量总体来看是不固定的。不过，我们可以通过《春秋》及其三《传》、《国语》及其他文献来考察春秋时期诸侯国的一般情况，从而推知西周诸侯国数量的一些情况。《左传》昭公二十八年：“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皆举亲也。”《荀子·儒效篇》，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吕氏春秋·观世》：“此周之所封四百余，服国八百余，今无存者矣。虽存，皆尝亡矣。”《晋书·地理志》检录《春秋经》及三《传》记载的诸侯国，共有170个诸侯国，其中139个知其所居，31个尽亡其处。清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列国疆域表》说：“昔武王大封列侯，各有分地，至春秋时，犹存百二十四国。”《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则收录210国，包括周代之前的“古国、华夏诸国和戎狄之国”，如果除去这些邦国，周代邦国是182个。瞿同祖根据《左传》《世本·氏姓篇》《文献通考·封建考》等资料，列举春秋时期存在的国家132国，“同姓诸侯共五十四，异姓诸侯共四十五，姓不详者三十四。”检录《春秋左氏传》，确定其记载的周代邦国大致145个。
一般情况下，诸侯国是由周天子封建而形成的，但是也有些不是。这些国家可以简单地分为周族的同姓和异姓两类，同姓诸侯主要为周朝廷所封建，而异姓邦国则非常复杂。瞿同祖将周代异姓邦国分为三类，“前代帝王之后”、“功臣”和“本来存在的部落”[3]。他又将异姓中非受王室直接封建的国家分为三类，“本来存在，因而封之”；“本来存在，因鞭长不及，或势力悬殊，无法干涉”；“命其自行开辟土地，而予以承认的”[4]。从历史角度看，西周到春秋时期，周天子所辖区域存在过的诸侯国数量绝不会仅仅140多个，或者170个，应该更多。司马迁《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第五》：“武王、成、康所封数百，而同姓五十五”，又《陈杞世家》云：“周武王时，侯伯尚千余人。及幽、厉之后，诸侯力攻相并。江、黄、胡、沈之属，不可胜数，故弗采著于传云。”司马迁说周初封国数百，而存在的邦国约有一千多个，没有说明具体数量。班固《汉书·诸侯王表》则说：“昔周监于二代，三圣制法，立爵五等，封国八百。同姓五十有余。”认为有八百个封国。《左传》昭公二十八年成鱄、荀子、司马迁、班固等人对周初姬姓国的数量的记载基本一致，都是五十多个，但是异姓邦国的数量却不一致。从《左传》所记春秋时期还存在一百多个邦国的情况来看，我们认为司马迁、班固的推测应该是比较接近的，西周初年应该存在几百个。荀子所谓的“立国七十一”有可能是周初王室直接封建的数量，而不包括没有直接封建而被迫承认的。我们不能最终确定周代初年是否分封几百个或八百个封国，但是西周初年武王、成王和康王时期是封建诸侯的主要时期是可以确定的。之后虽然没有间断封建国家，但是数量没有这么多。同时，在历史发展中，邦国也因为侵伐等原因而合并变化，所以邦国的数量也在不断变化。西周初年的邦国数量是几百个，春秋时期邦国的数量一百多个，战国初期诸侯国的数量五十多个。西周初年到战国末年八百多年的时间，诸侯国数量的变化则反映了周代社会发展的基本变化。对于我们来说，这只是数量的变化，但是这种数量的变化是与个人、族群、社会的遭遇与命运连在一起的，是由个人、族群与社会变化形成的。
二、西周封建的性质及邦国类型
西周时代的邦国是分封的结果，它们不同于现在的国家，对于封建和邦国的性质，学者们多有论述。翦伯赞说：“但是土地的所有与人民的隶属，只是一种政治权力的象征，为了使象征的权力转化为真实的权力，就必须使这种作为权力之象征的土地与人民，相互结合以发挥其经济上的效能。于是天子以之分封于诸侯，诸侯以之封于家臣，而开始‘作邑’‘作采’的历史任务。自此以后，商代的村落公社转化为无数的封区和领邑了。”[5]他从经济、政治关系及社会形态来说明分封的性质，商王朝的土地变为周王所有，商代的奴隶和自由民变为周朝廷农奴，商朝村落公社之“邑”变为周朝廷的封国和采邑。许倬云认为，西周初年的封建正如柳宗元在《封建论》中所指出的那样，“事实上是基层地方社群政治权力的延续。”[6]又说：“西周分封并不只是周人殖民队伍分别占有一片东方的故地，分封制度是人口的再编组，每一个封君受封的不仅是土地，更重要的是分领了不同的人群。杨希枚以为古代赐姓制度，实是分封民姓、族属，与‘胙土’、‘命氏’合为封建三要素。……西周的分封制在族群衍裂以组成新族群的意义，大于裂土分茅别分疆土的意义。这制度的出现及发展，正是前承殷商以‘族’为社会构成分子的阶级；新封的封国，因其与原居民的揉合，而成为地缘性的政治单位，遂逐渐演变为春秋的列国制度。因此分封制下的诸侯，一方面保持宗族族群的性格，另一方面也势须发展地缘单位的政治性格。”[7]赵伯雄认为，“西周所谓邦，实际上是宗族（一个或者几个）与地域的结合体。周人所建立的国家，就是由许许多多这样的邦组成的。”[8]
周代诸侯国非常多，周人对邦国有自己的认识和分类。我们根据《左传》等文献对周代邦国类型进行简单的研究。
1、大国、次国和小国
大国、次国、小国之分是《礼记》《周礼》《左传》等文献中对邦国记录的基本分类，但是这些文献对大国、次国、小国具体规模的记载却不一样。特别是《礼记》和《周礼》，作为制度性的文献，其不同记载引起了经学家和历史学家的不少争论。我们现在不再拘于学派门户之争，从历史的角度来探讨这些问题。
西周初年的封国数量很多，但是规模不大。《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第五》：“武王、成、康所封数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过百里，下三十里，以辅卫王室。”西周时期，诸侯国之间兼并战争虽然不断，但周朝廷势力强大，从地域来讲，诸侯国的规模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小的。“直到春秋初期，即铁器应用于农耕之前，黄河中下游存在着许多国家，它们的实际幅员都很小，即所谓大国方百里，小国七、五十里，还有更小的不足五十里的附庸国。按古代所谓方百里指10000平方古里（一古里300步）。我们知道古百亩约合今30亩，所以方百里实际约合今3000平方华里，这样，若设想截长补短为正方形，其纵横幅不过50余华里；这还是为数不多的大国。殷代也号称邦畿千里，据顾海音研究，商代农田规模小而分散，不会有很大面积的毗连的农田。”[9]春秋时期，诸侯国地域面积的差异越来越大。
春秋中后期，诸侯国明显有一个等级顺序，即大国、次国和小国，这在《左传》中有明显的表现。《左传》成公三年晋国荀庚与卫国孙良夫同时聘问鲁国，荀庚在晋国诸卿中位列第三，而孙良夫是卫国的上卿，成公向臧宣叔询问怎么安排聘礼的顺序，臧宣叔说：“次国之上卿，当大国之中，中当其下，下当其上大夫。小国之上卿，当大国之下卿，中当其上大夫，下当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卫在晋，不得为次国。晋为盟主，其将先之。”在这里，诸侯国有大国、次国和小国三个等级，不同等级邦国的官爵皆有对应。晋国为当时盟主，是大国，卫国在晋国面前连次国都不是，仅为小国，于是先为荀庚举行聘礼，然后为孙良夫举行聘礼。这与《礼记·王制》的记载几乎相同，“次国之上卿，位当大国之中，中当其下，下当其上大夫。小国之上卿，位当大国之下卿，中当其上大夫，下当其下大夫。其有中士、下士者，数各居其上之三分。”又《左传》襄公二年：“楚公子申为右司马，多受小国之赂，以逼子重、子辛。”《左传》襄公八年郑国子驷曰：“敬共币帛，以待来者，小国之道也。”《左传》襄公十一年臧孙纥说：“凡我同盟，小国有罪，大国致讨，苟有以藉手，鲜不赦宥，寡君闻命矣。”如果这些地方，小国、大国之称多少有些修辞性的话，那么诸侯国的三个等级在襄公二十七年的宋国之盟会中则非常明显。参加盟会的国家有鲁、晋、楚、蔡、卫、陈、郑、许、曹、宋、齐、秦、邾、滕十四国，其中齐、秦、邾、滕四国虽参加会议，但没有盟誓。第一等级的大国有四个：晋、楚、齐、秦，这可以从赵孟的话中看出，“晋、楚、齐、秦，匹也，晋之不能于齐，犹楚之不能于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于敝邑，寡君敢不固请于齐？”第二等级的诸侯国包括鲁、宋、蔡、卫、陈等，参加盟会的叔孙说：“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国也，何故视之？宋、卫，吾匹也。”第三等级的国家就是邾、滕等更小的国家，往往附属于其他国家，向其所属国缴纳贡赋，获得保护。这次盟会的起因是宋国向戌与晋国的赵文子、楚国令尹子木要好，想平息诸侯国之间的战争以获得美誉，此次会盟取得了非常重要的成果，基本达到了向戌的目的，“晋、楚皆怠于大出兵，不被侵伐者，宋凡六十五年，鲁凡四十五年，卫凡四十七年，曹凡五十九年；然小战仍有，如鲁帅师取郓，晋帅师败狄，楚伐吴灭赖。”[10]此次会盟中，大国、次国、小国的等级、地位和作用在此次会盟中尤为明显。
大国、次国和小国的分别是怎样的呢？有什么样的标准呢？这必然表现在礼制、地域、军事、经济、人口等众多方面。《左传》襄公十四年：“师归自伐秦。晋侯舍新军，礼也。成国不过半天子之军。周为六军，诸侯之大者，三军可也。”杜预《注》说：“成国，大国。”《周礼·夏官》说：“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从军队编制上看，周天子为六军，大诸侯国三军，次国为二军，小国一军。在重要官爵数量方面也有差异，《礼记·王制》：“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大国三卿，皆命于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国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国二卿，皆命于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同一诸侯国内或同等诸侯国的卿、大夫、士的食禄和地位是不一样的，同时不同等级国家之间，同级卿士的食禄和地位也是不一样的，皆有所对应。《礼记·王制》：“次国之上卿，位当大国之中，中当其下，下当其上大夫。小国之上卿，位当大国之下卿，中当其上大夫，下当其下大夫。其有中士、下士者，数各居其上之三分。”这与《左传》成公三年臧宣叔的说法相同。当然也表现在土地方面，《礼记·王制》又说：“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之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孟子·万章下》记孟子答周代“班爵禄”，“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达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管子·事语》也说：“此定壤之数也。彼天子之制，壤方千里，齐诸侯方百里，负海子七十里，男五十里。”这些文献尽管具体说法不一，但是诸侯国分三个等级是一样的。
《礼记·王制》等文献与《左传》在大国、次国、小国等级的区别上是一样的，但是也有很矛盾的地方。在《礼记·王制》等文献中诸侯国的等级与爵位、军队编制、禄田等等是相应的，诸侯爵位高诸侯国等级就高，军队编制就多，禄田就大。《左传》所反映的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的，如鲁国为公爵，襄公时却在次国之列。大国、次国和小国的区分可能是周代初年的制度设计，这种大小的差异只是相对的。春秋时期，有的小国小到一次规模很小的战争就能使全国人成为俘虏，鄅国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左传》昭公十八年：“六月，鄅人藉稻，邾人袭鄅。鄅人将闭门，邾人羊罗摄其首焉，遂入之，尽俘以归。鄅子曰：‘余无归矣。’从帑于邾，邾庄公反鄅夫人，而舍其女。”鄅国为子爵，其地最大也就是方圆五十里。“三代之世，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都。故孔子言邑，自十室以至千室，其大小可知，而齐晋之初封不过百里。今之下州小县尚可当古之大国。盖古之疆域不及今五分之一，而执玉帛者有万，非俭于制，其势不得不尔也。”[11]
大国、次国、小国这种等级的分别与诸侯国在周王朝的爵位密切相关，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爵位并不是影响诸侯发展的唯一条件。以军队来看，大国的军队在发展过程中不是固定的，春秋初期，大国军队的人数是非常少的，军队的编制也根据具体情况而不断变动，如晋国就从一军、二军增加到五军、六军[12]。春秋中后期，各国军队的数量不断增长，尤其像晋、楚等大国。同时，西周初年到春秋末年，诸侯的疆域并不固定，强兼弱削普遍存在。《左传》昭公元年赵孟说：“疆埸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王、伯之令也，引其封疆，而树之官，举之表旗，而著之制令，过则有刑，犹不可一。于是乎虞有三苗，夏有观、扈，商有姺、邳，周有徐、奄。自无令王，诸侯逐进，狎主齐盟，其又可一乎？”《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子产所说更为直接，“郑子产献捷于晋，戎服将事。晋人问陈之罪。……晋人曰：‘何故侵小？’对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国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国多数圻矣，若无侵小，何以至焉？’”随着历史的发展，强兼弱削，到春秋时期形成了明显的大国、次国、小国等级别，这时的大国、次国和小国同周代初年的三个级别相比已经有很大的不同了，爵位与邦国等级不对应，邦国大小是邦国军事、经济、领土、人口等实力因素强弱多少的体现。《孟子》《礼记》《管子》中邦国大、次、小的差别是象征性的，体现的是权力的等级，当然，这种权力的等级直接导致了邦国势力大小的等级。
2、同姓与异姓之国
同姓与异姓是春秋时期区别邦国重要与否的标准。《左传》昭公二十八年：“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皆举亲也。”《荀子·儒效篇》：“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司马迁《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第五》：“武王、成、康所封数百，而同姓五十五。”司马迁说周初封国数百，没有说明具体数量，而班固《汉书·诸侯王表》则说：“昔周监于二代，三圣制法，立爵五等，封国八百。同姓五十有余。”武王克商之后，所封诸侯，同姓居多，以上各说数量非常接近，都是五十多个。这体现了周代封建制度与血缘宗法制度的密切关系，周初王室直接分封大多是同姓，同姓之中兄弟之国又占将近三分之一。周王室把重要地区大都分封给了有直接血缘关系同姓之人，“皆举亲也”。《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富辰说：“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异姓邦国也是周朝廷的重要屏障。异姓既然不是同姓，是不是意味着与姬姓邦国没有血缘关系呢？不是。姬姓通过娶妻和嫁女两种具体的婚姻形式同其他邦国和部族建立了紧密的关系。通过婚姻关系同异姓部族建立的密切关系，其基础仍然是血缘因素。《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赵简子问子大叔礼，对曰：“为君臣上下，以则地义；为夫妇外内，以经二物；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婚媾、姻亚，以象天明。”所以周朝廷和这些邦国、姬姓与异姓皆处在血亲和姻亲的亲戚关系网中。这种制度设计是为了保护周天子和姬姓族群的绝对统治地位。
从历史发展来看，这种制度确实达到了这种效果，据瞿同祖统计，春秋时代所存在的国家中，同姓诸侯五十四，异姓诸侯四十五，姓不详者三十四，终春秋时代姬姓国家和周天子的地位和影响依然非常重要。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出，春秋时期特别是中后期，时人观念中邦国同姓和异姓的区别已弱化了，现实中人们对邦国的认识框架是大国、次国和小国了。这种观念的变化，反映了周代封建制度的衰弱。
3、诸夏之国与夷狄之国
在《左传》等文献中，诸夏之国和夷狄之国的区分也是非常明显的。《左传》闵公元年：“狄人伐邢。管敬仲言于齐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宴安鸩毒，不可怀也。《诗》云：“岂不怀归？畏此简书。”简书，同恶相恤之谓也。请救邢以从简书。’齐人救邢。”杜预说：“诸夏，中国也。”诸夏指处在“中国”的周朝廷的封国，夷狄指远方边境的外族国家，不在周朝廷的封国范围内。《左传》昭公十三年邾人、莒人在晋国申诉说：“鲁朝夕伐我，几亡矣。我之不共，鲁故之以。”于是，晋侯不接见来访的鲁昭公，并使叔向来说明原因。鲁国子服惠伯说：“君信蛮夷之诉，以绝兄弟之国，弃周公之后，亦唯君。寡君闻命矣。”同年，子服惠伯私下对中行穆子说：“鲁事晋，何以不如夷之小国？”邾国为曹姓，周初为附庸，春秋初年为周的封国，在这里，诸夏与夷狄都是周朝廷的封国，诸夏为兄弟之国，蛮夷指兄弟、亲近之国以外的国家。在《左传》中，人们区分诸夏与夷狄的频率，同大国、次国、小国的区分相比，非常少。也就是说，尽管人们观念中有这样的区分，但是这种标准不重要了。在当时的区域内，诸夏与夷狄的融合已非常充分了。
三、《诗经》所涉及的邦国考察
上面分析了周代邦国的数量及性质，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诗经》所涉及的邦国情况。《诗经》涉及的邦国，可以从三个方面考察，一是《诗经》编辑的体例，《诗经》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其中风和颂涉及邦国。国风涉及十五个地域，其中诸侯国十一个，分别是邶、鄘、卫、郑、齐、魏、唐、秦、陈、桧、曹。《周南》、《召南》、《豳风》、《王风》的命名是按照地域，不是诸侯国。需要说明的是，邶、鄘是否为诸侯国存在争议，我们同意是诸侯国的观点，故而列出。邶、鄘作为诸侯国存在的时间较短，从武王设立三监到周公平定三监叛乱，前后约六年时间，周公平定三监后，封康叔于卫，其后邶、鄘并入卫国。这十一个邦国中，秦在西周时是附庸，郑是畿内之邑，不是诸侯国，东周以后才成为诸侯国，其他都是西周初年分封的邦国。颂包括《周颂》、《鲁颂》和《商颂》，其中鲁为邦国之名，周、商是族群和朝代之名，因为宋国承祀殷商，《商颂》是宋国的音乐。颂涉及鲁国、宋国两个诸侯国。
除了《诗经》体例上涉及邦国，《毛诗小序》及三家《诗》说也提到了部分邦国。《邶风》中《式微》、《旄丘》都与黎国有关，《小序》：“《式微》，黎侯寓于卫，其臣劝以归也。”《小序》：“《旄丘》，责卫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卫，卫不能修方伯连率之职，黎之臣子以责于卫也。”《鲁诗》认为，《式微》与黎庄公夫人有关。《鄘风·载驰》是许穆夫人所作，许穆夫人即许穆公夫人，是卫国公主，嫁到许国。《齐风》中《猗嗟》、《敝笱》涉及鲁国，《卫风·河广》涉及宋国。《小雅·何人斯》，《毛序》说：“苏公刺暴公也。暴公为卿士，而谮苏公焉，故苏公作是诗而绝之。”苏国、暴国都是畿内之国。《小雅·大东》是谭国大夫所作的讽刺周朝廷过度征役的诗，谭国是东方的邦国。《大雅·板》是凡伯讽刺周厉王的诗歌，凡是畿内之国，是周公的后代。《瞻卬》、《召旻》都是凡伯讽刺周幽王的诗歌，此凡伯应该是周厉王时凡伯的后代，都是王朝的卿士大夫。《大雅·桑柔》是芮伯讽刺周厉王的诗歌，芮国也是畿内小国。《大雅·崧高》是尹吉甫赞美宣王的诗歌，《毛序》：“天下复平，能建国亲诸侯，褒赏申伯焉。”申伯即申国之君。《周颂·振鹭》，《毛序》说：“二王之后来助祭也。”“二王之后”指宋国、杞国国君，他们是商朝、夏朝的后代。
还有三首诗歌，《毛诗》与三家《诗》的观点不同，按照三家《诗》的观点，这些诗歌涉及几个邦国。《周南·芣苢》，《小序》说：“后妃之美也。和平则妇人乐有子矣。”而刘向《列女传》认为是远嫁到蔡国去的宋国女子作的《诗歌》，刘向学《鲁诗》。《召南·行露》，刘向《列女传》认为是申国女子所作，申国女子许嫁给丰人，但是夫家礼不备而想迎娶，申女不肯去，夫家进行诉讼，该女子于是作了这首诗歌。《王风·大车》，《毛序》认为是讽刺周大夫的诗歌，“礼义陵迟，男女淫奔，故陈古以刺今，大夫不能听男女之讼焉。”而刘向《列女传》认为是息国君主夫人所作。从诗歌内容上看，刘向《列女传》对《行露》、《大车》的解读都说得通，可备一说。
《诗经》中的诗歌也提到了一些邦国的名字。《王风·扬之水》提到戍防申国、甫国和许国。《大雅·崧高》也提到了申国和甫国。《大雅·大明》提到挚国和莘国，分别是文王之母太任、武王之母太姒的母国，挚国、莘国是殷商朝廷下的邦国，周朝廷建立后应该依然还在。《大雅·绵》：“虞芮质厥成，文王蹶厥生。”虞、芮也是殷商邦国，入周后也应该存在。《大雅·皇矣》提到密国、阮国和共国，“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这三个都是殷商的邦国，密国被文王灭掉，阮国、共国作为周国保护的对象，周朝廷建立后应该存在。《皇矣》还提到了崇国，文王时周国与崇国发生了非常激烈的战争，周国获胜，崇国被灭国还是依然存在，并不清楚。《大雅·韩奕》赞美了韩侯，韩侯即韩国君主，而且韩国的都城是燕国将士帮助建成的，“溥彼韩城，燕师所完。”《大雅·常武》反映了周宣王平定徐国叛乱的情形。
可见，《诗经》中提到了很多邦国，从其体例上可以看到邶、鄘、卫、郑、齐、魏、唐、秦、陈、桧、曹、鲁、宋十三个。在《毛诗》和三家《诗》的解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以下邦国，黎、许、鲁、宋、杞、苏、暴、凡、芮、申、蔡、息十二个。从《诗经》的诗歌文本中，可以看到申、甫、许、挚、莘、虞、芮、阮、共、韩、燕、徐十二个。这里面有一些是重复的，除去重复的，《诗经》总共涉及三十一个邦国。这些邦国对于我们观察《诗经》是非常有意义的。首先，《诗经》保存了非常可贵的史料，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史料对这些邦国多少有所了解。通过几首诗歌或一首诗歌，我们听到了它们的声音，看到了它们的身影，这是非常珍贵的，因为从西周初年数百个邦国到春秋时期的一百五十个左右，大部分邦国都淹没在历史洪流中，没有留下一点儿痕迹。其次，从《诗经》的编辑体例上来看，我们一般认为《诗经》有十五国风，十五国风是在十五个邦国和区域中收集的诗歌。虽然国风是在十五邦国和地域搜集的诗歌，但是国风诗歌的作者显然已经超出了这十五个邦国和地域，国风诗歌有更丰富的内容。《小雅》是反映周朝廷政治状况的诗歌，如果我们从诗歌作者的地域和身份来看，显然有更丰富的内容。《何人斯》是苏公讽刺暴公的诗歌，两个人都是王朝卿士和大臣，又是苏国、暴国的国君。《宾之初筵》是卫武公作的诗歌，《毛诗》认为是卫武公讽刺时政的，《韩诗》和《齐诗》认为是卫武公过度饮酒而自悔的诗，不管哪种观点，都肯定这首诗是卫武公所作。《大东》是谭国大夫所作。这些诗歌没有编入国风，而是编入雅诗，这都跟表达的意旨和讽刺对象有关。第三，从国风的邦国设置来看，国风作为音乐体系非常稳定和独立，受周王朝社会政治变迁的影响不大。十五国风中，邶、鄘、卫、王、齐、魏、唐、陈、桧和曹十个邦国都是西周初年确立的。邶、鄘二国的地域不久归入卫国，但是在国风分类中依然有邶、鄘，虽然它们领属的都是卫国之诗。唐国本身是殷商的邦国，西周初年封给叔虞，后改名为晋，但是在国风系统中仍然称唐风。这意味着国风作为音乐系统在西周初年确立，而且在后来的发展中非常稳定。这些邦国在分封初期规模都非常小，在后来的发展中差异比较大，齐、晋在春秋时期成为强国，而卫国则沦落为小国，从收录诗歌的数量和内容来看，无论是孔子编辑的结果还是国史、太师编辑的结果，都反映不出这种变化。这也说明国风作为周朝廷的音乐体系是独立的和稳定的。
第二节 《国风》地域与周代封建制度
“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转移；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13]西周初年统治者在推行封建制度的同时，也进行着礼乐文化建设。作为西周初年非常重要的文化建设事件就是周公的制礼作乐，诗歌、音乐和仪式是礼乐文化的重要内容，“国风”作为诗歌和音乐也就成为西周初年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国风”作为传统的声教之法对周王朝的礼乐文化建设起着积极的作用，同时周朝廷的礼乐制度建设也对《诗经·国风》的确立和形成起着决定性作用。
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周代地域考察
《小雅·北山》：“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传》：“溥，大。率，循。滨，涯也。”这个“天下”和“土滨”的大致范围是什么样子的呢？
西汉贾捐之《弃珠厓议》：“以三圣之德，地方不过数千里，‘西被流沙，东渐于海，朔南暨，声教迄于四海’，欲与声教则治之，不欲与者不强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气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东不过江、黄，西不过氐、羌，南不过蛮荆，北不过朔方。”东汉许慎《五经异义》：“今《尚书》欧阳夏侯说，中国方五千里。古《尚书》说五服旁五千里，相距万里。谨案：以今汉地考之，自黑水至东海，衡山之阳至于朔方，经略万里。”贾捐之和许慎的结论是当时今古文《尚书》等经书研究的结果，可以说是当时经学学者们的认识，他们所说的地域是夏、商、周诸夏族群统治和活动的区域，周代的疆域自然包括在内。在他们描绘的区域中，东面和南面的界线较为清楚，东面到达海边，即黄河、长江下游地区，到达渤海、黄海和东海；南面为荆州，或者说衡山之阳，即今天湖南省衡山县的衡山。北面和西面的界线不是很清楚。关于西面，《禹贡》说“西被流沙”，又说：“导弱水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关于流沙的具体位置，学者们的观点不一致，有的认为是居延泽，有的认为在今天的敦煌的鸣沙山，也有的认为流沙就是合黎[14]。居延泽、敦煌鸣沙山都在今天甘肃省的西北部，距离不太远，流沙应该大致就指这一地区。贾捐之所说的“氐、羌”，许慎所说的“黑水”应该是解释“流沙”的地点，也大致是这一地区。关于北面，贾捐之和许慎都说是“朔方”，《汉书·地理志》：“至武帝攘却胡、越，开地斥境，南置交阯，北置朔方之州”，有朔方郡。汉代“朔方”，大致就是今天内蒙古南部、陕西省西北部和宁夏东北部交界的临近地区。
关于这个地域，我们需要说明几点。首先，这个地域不是西到流沙东到海，北至朔方南至衡山之阳见方的一个齐整的地区，就像《周礼·职方氏》所描绘的那样，而是周朝廷势力所能影响到的较远距离。周人对天下地域空间的认知远远大于这个距离。其次，周朝廷势力所能影响到的距离并不是其实际统治的地域，其实际统治的地域要小。在《周礼·职方氏》中将周朝地域王畿以外地区分为九服，即侯服、甸服、男服、采服、卫服、蛮服、夷服、镇服和藩服。这些区域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卫服之内，分布着诸夏之国，这一区域大致是周朝廷有效统治的地域；另一部分是蛮服、夷服、镇服、藩服，在“诸夏”的外围，这些地域并不是周朝廷能直接控制的，但是周朝廷对这些区域有巨大的影响。刘师培指出，《周礼·职方氏》可分为诸夏之国的区域，即侯、甸、男、采、卫等五服，临近诸夏之国的区域，即蛮、夷、镇等三服，远离诸夏之国的区域，即藩服[15]。第三，周朝廷影响和统治的地域在历史发展中是变化的，其疆域不是固定不变的。贾公彦解释《周礼·职方氏》郑玄注“周九州之界方七千里”说：“以先王之作土有三焉。若太平之时，土广万里，中国七千；中平之世，土广七千，中国五千；衰末之世，土广五千，中国三千。”[16]这里对周代地域面积的推算也许不准确，但是对历史中周代地域变化的认识是正确的。一个族群、邦国又总是与一定的地域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是历史性的，不是固定不变的。一个朝廷或诸侯国有固定疆域的观念是一个后起的观念，夏、商、周时期这种观念还不是很强，所以也就没有固定而清晰的疆界。金景芳、吕绍纲解释《尚书·禹贡》“东渐于海”说：“谓禹时疆域东方渐进到海。既谓渐进于海，就不是如后世言国家疆界那样，一刀切两面，里外分明，而是极为灵活，或赢或缩，靡可一定。”[17]所以，我们这里所说周代地域是周朝廷及其邦国活动和它们的势力所能到达的地理空间范围，而不是指周朝廷的固定疆域。
二、十五国风的地域
1.周南、召南地域
《周南》、《召南》中的诗歌是在特定区域内收集的，它们涵盖哪些区域，古代的学者有不同的意见。《毛诗大序》：“然则《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大序》虽然并没有指出具体的范围，但是它的解释对《周南》、《召南》地域的研究有很大的影响。在这里，它把“周南”系于周公，“召南”系于召公，就意味着“周南”之“周”即周公之“周”，“召南”之“召”即召公之“召”。“南”是周部族发展影响的方向，即自北而南。后来很多学者即沿着这个思路来确定周南、召南的地域。
郑玄《周南召南谱》：“周、召者，《禹贡》雍州岐山之阳，地名。今属右扶风美阳县，地形险阻，而原田肥美。……文王受命，作邑于丰，乃分岐邦。周、召之地，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于己所职之国。武王伐纣，定天下，巡守述职，陈诵诸国之诗，以观民风俗。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尤纯，故独录之，属之大师，分而国之。其得圣人之化者，谓之周南。得贤人之化者，谓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于南国也。”据郑玄所说，周、召是地名，在岐山南面，是文王受命后分封给周公和召公的采地。文王在丰作邑，岐山南面的地域空虚，于是分封给周公和召公。孔颖达说：“言分采地，当是中半，不知孰为东西，或以为东谓之周，西谓之召。事无所出，未可明也。”后来一些学者则指出了周、召的具体位置。清代陈奂说：“南，南国也，在江汉之域。周，雍州地名，在岐山之阳。谯周、司马贞说，本太王所居，扶风雍东北，故周城是也。周公食采于周，故曰周公。”[18]又说：“《释文》：召，地名，在岐山之阳，扶风雍县南有召亭。《水经·渭水注》：雍水东迳召亭南，故召公之采邑。京相璠曰：亭在周城南五十里。”[19]一个在扶风雍县东北，一个在雍县南面。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周南召南考》与此大致相同。虽然其采地在岐山附近，但是周公、召公管理的却是“江汉汝旁之诸侯”。周南、召南之“南”即从岐山开始由北向南的扩张，到达长江、汉水、汝水流域。周南、召南即“南国江汉汝旁”的诸侯国，其具体有多少邦国并不清楚，但是其地域大致涵盖南到长江、汉水，东到汝水的范围，即梁、荆、豫、徐、扬的部分地域。二南地域以陕为界。陈奂说：“当武王、成王之世，周公在王朝为陕东之伯，率东方诸侯，摄政五年，营治东都王城，六年制作礼乐，遂以文王受命以后与己陕内所采之诗，编诸乐章，属歌于太师，名之曰周南焉。”[20]又说：“周武王封召公于北燕，在成王时为三公，北燕国，今京师顺天府治。召公未就国，居王朝为西伯，自陕以西主之。周公定乐，遂以分陕所典治之国，名之曰召南焉。”[21]召南地域在陕的西面，由召公典治；周南在陕的东面，由周公典治。
三家《诗》周南、召南的地域与《毛诗》大致相同。王先谦说：“《毛传》巨谬，在伪造周、召二南新说，掺入《大序》之中，及分邶、鄘、卫为三国。二南疆域，三家具存其义，若如毛说，是十五《国风》不全也。”[22]《史记·太史公自序》：“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又据裴骃《史记集解》引挚虞文认为，《鲁诗》“古之周南，即今之洛阳。又曰：洛阳谓周南者，自陕以东，皆周南之地也。”王先谦说：“二南四至：周南之西与周都接，以陕为界。其东北与召南接，以汝南郡汝阴县为界。其东南与陈接。东与楚接。盖周业兴于西岐，化被江汉汝蔡，江汉所为诗，并得登于《周南》之篇，其地在周之南，故以周南名其国。”[23]根据王氏描述，周南的地域大致在今天河南三门峡市、驻马店市、阜阳市、徐州市铜山县之间，其北面即是商朝控制地域。王先谦又说：“《水经注·江水》篇引韩婴叙《诗》文。言秦拔鄢郢，以汉南地置南郡。……以地理、经文参证之，《韩叙》指召南疆域也。汉南郡，今湖北荆州府荆门州，襄阳施南宜昌三府境。南阳，今河南南阳府汝州境。《周南》诗有《汝坟》，是其境至汝。周南东北，即召南西南也。”[24]根据王先谦引《韩叙》所说的召南地域“南阳南郡之间”，即今天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荆州市、武汉市、南阳市的范围内，其北面是周人控制的地方。这里“周南东北，即召南西南也”让人费解，根据王先谦的描绘，应该是“周南西南，即召南东北”。
尽管王先谦对《毛诗序》、《周南召南谱》周南、召南中周、召之地的说法并不赞同，但是他据《鲁诗》和《韩叙》所确定的周南、召南地域同郑玄所说的地域并没有不同。对于周公、召公分陕而治，周公治陕东，即周南地域，召公治陕西，即召南地域，四家《诗》的观点是一致的。四家《诗》、《诗谱》等对周南、召南的认识和解读是基于周部族在殷商末年的发展历史，以及诗歌本身所体现的史实和文化意义，这种认识和解读是非常合理的。周南、召南保留了殷商末年西周初年江汉及汝水流域部分邦国的诗歌，反映了周与这些地域邦国的文化与社会交往。
2.邶、鄘、卫地域
邶、鄘、卫是殷商都城朝歌周围的部分地区。就地域来说，邶是朝歌北部地区，卫是东部地区，而鄘地，《汉书·地理志》认为是殷都南部地区，而《帝王世纪》则认为是殷都西部地区，历代学者以之为南部地区居多。《逸周书·作洛篇》云：“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禄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东。”陈奂认为，此处以鄘为殷都东部。关于三个地区周初由谁管理也有不同观点，《汉书·地理志》认为：“邶以封纣子武庚；鄘，管叔尹之；卫，蔡叔尹之；以监殷民，谓之三监。”《帝王世纪》则说：“自殷都以东为卫，管叔监之；殷都以西为鄘，蔡叔监之；殷都以北，霍叔监之；是为三监。”关于周初是否在这三个地区分封邦国也有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在此三地分别建国。《汉书·地理志》说：“河内，殷之旧都。周既灭殷，分其畿内为三国，《诗》邶、鄘、卫是也。……故《书序》曰：‘武王崩，三监叛’，周公诛之，尽以其地封康叔，号曰孟侯，以夹辅周室；迁邶、鄘之民于洛邑，故邶、鄘、卫三国之诗相与同风。”还有的观点认为在此处建立一国。陈奂根据《续汉书·郡国志》、《说文》等文献认为，邶是商代都城北面之邑，武王灭纣之后封武庚于此，为邶国，鄘和卫是邶国下属之邑。成王平定武庚叛乱之后，封康叔于纣之故都，为卫国，邶和鄘是其下属之邑[25]。郑玄《邶鄘卫谱》说：“周武王伐纣，以其京师封纣子武庚，为殷后。庶殷顽民被纣化日久，未可以建诸侯，乃三分其地，置三监，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三监导武庚叛。成王既黜殷命，杀武庚，复伐三监。更于此三国建诸侯，以殷余民封康叔于卫，使为之长。后世子孙稍并彼二国，混而名之。”郑玄的观点也颇为曲折，他认为武王伐商之后只是三分其地，让管叔、蔡叔、霍叔分别监管，没有分封诸侯。成王平定叛乱之后封康叔于卫，即朝歌东方地区，邶和鄘地也封建了诸侯国，但是具体是什么诸侯国却不清楚，后来卫国逐渐兼并了邶和鄘。
关于邶、鄘，王国维根据出土文物提出一种新的观点，认为邶即燕，鄘即鲁。王国维《北伯鼎跋》：“北，盖古之邶国也。自来说邶国者，虽以为在殷之北，然皆于朝歌左右求之。今则殷之故墟得于洹水，大祖大父大兄三戈出于易州，则邶之故地，自不得不更于其北求之，余谓邶即燕，鄘即鲁也。邶之为燕，可以北伯诸器出土之地证之。邶既远在殷北，则鄘亦不当求诸殷之境内。余谓鄘与奄声相近，……奄地在鲁，《左》襄二十五年传，鲁地有弇中，汉初古文‘礼经’出于鲁淹中，皆其证也。邶、鄘去殷虽稍远，然皆殷之故地。……及成王克殷践奄，乃封康叔于卫，封周公子伯禽于鲁，封召公子于燕，而太师采诗之目，尚仍其故名，谓之邶、鄘，然皆有目无诗。季札观鲁乐，为之歌邶、鄘、卫，时犹未分为三，后人以卫诗独多，遂分隶之于邶、鄘，因于殷地求邶、鄘二国，斯失之矣。”[26]王氏这种观点非常新颖，但是我们并不同意，因为燕国和鲁国在西周和春秋皆一直存在，如果《诗经》中邶风、鄘风就像王国维所说，其所录诗歌不能不表现出来，而邶风、鄘风都是卫诗，也就是说孔子之前的编《诗》者没有把它们看作是“鲁风”和“燕风”的，所以王氏观点不准确。“北伯鼎”之北伯应该另有其人。
从上述观点，我们可以看出，多数学者尽管对于鄘的方位有些争议，但对于邶、鄘、卫是殷都周边地区是没有争议的，而且对于邶、鄘、卫三地后来皆归于卫也是普遍认同的。我们认为，周初邶、鄘、卫极有可能是三个诸侯国，即使不是诸侯国，也是三个相对独立行政区域。首先，从《史记·周本纪》、《汉书·地理志》等文献可以看出，武王灭商之后，布置三种力量控制此地。无论三监是武庚、管叔、蔡叔也好，是管叔、蔡叔、霍叔也好，三种力量非常明显。同时，对于殷都周边地区划分为邶、鄘、卫三个部分也没有争议。其次，有些学者认为今文《诗》把三风合为一卷，而古文《诗》分为三卷。一卷也好，三卷也好，都列出邶、鄘、卫地域名称，而没单用“卫”一个名称。而1977年阜阳汉简《诗经》的出土则进一步证明了邶、鄘、卫是三个独立的部分，邶、鄘、卫是地域和国别的名称。所以，历来学者一般认为邶风、鄘风、卫风的名称是周初太师所确定的名称和类别，我们认为这是合理的。在殷都及其周边地区建置三个诸侯国极有可能是武王灭商时的计划和设想，武王用三种力量来控制这一地域就是最好的说明。实际上，周太师把该地域的音乐和诗歌分为邶、鄘、卫三部分正透露出武王的计划和设想，它们是相互印证的。由于武王灭商后两年就去世了，然后发生三监及武庚叛乱，所以当初的计划没有实现。武庚叛乱被平定之后，以周公为首的统治集团仍然延续武王的计划，在该地域要建置三个诸侯国。因为，周公在成王五年至七年间进行了制礼作乐活动，邶风、鄘风和卫风的区别和分类在作为行政、制度和文化建设的制礼作乐后仍然保留下来。如果对该地域管理和设置不延续武王的计划，三风的划分在制礼作乐中会有大的改变，因此郑玄《诗谱》的推测是非常有道理的。卫国到了卫懿公时，卫国为狄人所灭。齐桓公迁卫于曹、楚丘。
4.唐风、魏风、桧风、王风地域
唐风是晋国之风，之所以冠以“唐”的地名，是因为晋国继承了殷商邦国唐国的地域，这也反映了唐风是在周初确立的。郑玄《唐谱》说：“唐者，帝尧旧都之地。今曰太原晋阳是，尧始居此，后乃迁河东平阳。成王封母弟叔虞于尧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晋水，至子燮改为晋侯。其封域在《禹贡》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尧族群是诸夏族群和文化形成的重要组成部分，帝尧曾都于此，显然唐是周初控制的重要区域。
魏国，在今山西省芮城县一带，西周初年所封，姬姓，春秋初年为晋献公所灭。《汉书·地理志》：“河东土地平易，有盐铁之饶，本唐尧所居，《诗》《风》唐、魏之国也。……魏国亦姬姓也，在晋之南河曲，故其诗曰：‘彼汾一曲’。‘置诸河之侧。’”魏风之地也是华夏族群活动的重要地点。《魏谱》：“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在《禹贡》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周以封同姓焉。其封域南枕河曲，北涉汾水。”陈奂说：“魏在商为芮国地，与虞争田，质成于文王。至武王克商，封姬姓之国，改号曰魏。春秋鲁闵公二年，周惠王之十七年也，晋献公灭魏。今山西解州芮城县是其地也。”[27]这一地域是虞舜、夏禹活动的重要地点。
桧为西周初年所分封的诸侯国，妘姓，都城在今河南的密县与新郑之间，其统治区域大致包括今密县、新郑、荥阳的一些地方，春秋初年被郑武公所灭，其地为郑国所有。陈乔枞说：“《说文》：‘郐，祝融之后，妘姓，所封潧、洧之间，郑灭之。从邑，会声。’又云：‘会，合也。’《方言》注：‘会，两水合处也。’《水经注》：‘潧水出郐城西北鸡络坞下。洧水东南迳城南。’郐地居溱、洧之间，二水合流，故以‘会’名国，作‘桧’者假借字耳。”[28]郑玄《桧谱》说：“桧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桧国在《禹贡》豫州外方之北，荥波之南，居溱、洧之间。祝融氏名黎，其后八姓，唯妘姓桧者处其地焉。”桧地是祝融氏族活动的地域。
王风。王即王城，今河南省洛阳市。郑玄《王城谱》：“始武王作邑于镐京，谓之宗周，是为西都。周公摄政五年，成王在丰，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谓之王城，是为东都，今河南是也。”周幽王时，申侯与犬戎攻灭宗周，西周灭亡。周平王迁都洛阳，为东周。《汉书·地理志》：“昔周公营洛邑，以为在于土中，诸侯屏藩四方，故立京师。……洛邑与宗周通封畿，东西长而南北短。短长相覆为千里。”王城在地域上是明确的，“王风”之诗采之王畿，但是对于“王风”的性质却有不同认识。郑玄《王城谱》：“平王以乱故徙居东都王城，于是王室之尊与诸侯无异，其诗不能复雅，故贬之谓之王国之变风。”郑玄认为，“王风”即周室之变风，因东迁之后，王室与诸侯无异，故贬之，列于诸侯之变风中。顾炎武认为：“邶、鄘、卫、王，列国之名，其始于成康之世乎？太师陈诗以观民风，采于商之故都者，则系之邶、鄘、卫；采于东都者，则系之王；采于列国者，则各系之其国。骊山之祸，先王之诗率已阙轶，而孔子所录者皆平王以后之诗，此变风之所由名也。诗虽变而太师之本名则不敢变，此十二国之所以存其旧也。”顾氏认为，“王风”是成、康以来太师陈诗分类之旧名，之所以都是变风，因为犬戎之祸，先王之诗阙轶了，孔子录平王之后之诗为之。我们同意顾氏的观点。清代陆奎勋在其《陆堂诗学》中指出，以“王风”贬周或尊周都不对，“王”就是东都地域之名，“《黍离》十章，采自王畿，不称‘王’而奚称？或曰周可称也，余谓‘王’亦以地而言，自平王历景王，都王城者十二世，敬王避子朝乱乃徙都成周，义不得舍王而称周，且称周与《周南》混矣。”[29]
5.齐风、陈风、曹风地域
齐风是齐国地域的诗歌。齐国作为一个诸侯国，其地域是不断变化的。武王克商后，封太公于营丘，营丘在今天山东省淄博市。郑玄《齐谱》：“齐者，古少皞之世，爽鸠氏之墟。周武王伐纣，封太师吕望於齐，是谓齐太公。地方百里，都营丘。”周公平定三监叛乱之后，又增强了齐国权力，实际上齐国成为东方诸侯之长，《史记·齐太公世家》说：“使召康公命太公曰：‘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齐由此得征伐，为大国。都营丘。”齐国的地域不断扩张，之后逐渐成为东方大国。
陈为西周初年分封的诸侯国。妫满是帝舜的后代，有功于周，武王把自己的大女儿嫁给他，封他于陈，今河南省淮阳县一带，其统治区域大致包括今河南东部和安徽西北部的部分地方。《陈谱》：“陈者，太皥虙戏氏之墟。”孔颖达《疏》：“虙戏即伏牺，字异音义同也。”《汉书·地理志》：“陈本太昊之虚。”太昊即太皞。陈地为太皞、伏羲曾生活的地域。太皞、伏羲也是华夏族的重要祖先。
曹风之地也是尧和舜所活动的地点，周初周武王封其弟弟叔振铎于此，在今山东菏泽一带。《曹谱》：“曹者，《禹贡》兖州陶丘之北地名。周武王既定天下，封弟叔振铎于曹，今日济阴定陶是也。其封域在雷夏菏泽之野。昔尧尝游成阳，死而葬焉。舜渔于雷泽，民俗始化，其遗风重厚，多君子，务稼穑，薄衣食，以致畜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