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孔子

圣人孔子

我国春秋战国之际，社会的激烈动荡引起文化学术领域里的巨大变化，原本放置在官府的《诗》、《书》等典籍散在民间。原来只能由供职官府的人传授、讲习的知识和技术，现在可以在私人间传习。私人讲学，成为历史性的风尚。孔子是私人讲学的重要倡导者，也是在私人讲学的风尚中最有成就、最有代表性、对当时及后世影响最大的人，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被后世尊称为圣人，其思想学术传承不已，流传至今。

一、青少年时期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时代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县）人。生于公元前551年，死于公元前479年。他的先世是宋国的贵族，是微子之后。他的先祖孔父嘉，始以孔为氏。曾祖父防叔因政治斗争失败，逃到鲁国。父亲叔梁纥在鲁国做过下级官吏，很有力气。襄公十年（前563）随从鲁军打仗攻城的时候，守城的人把悬门（闸门）突然放了下来，要把鲁军隔成两边。叔梁纥以两手扶举悬门，使放不得下，攻入城内的鲁军得以退出城外。还有一次，叔梁纥与另外两人率甲士三百，打退了齐军的侵扰，立下功劳。相传，叔梁纥晚年与颜氏女徵在生孔子。

孔子幼年丧父，跟随母亲生活，家境贫困。但鲁人好礼的习俗很早就影响着他，他“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

到了15岁的时候，他立志向学，曾自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学如不及，犹恐失之。”“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这些都是孔子当时对待学习的态度，说明他的尊师博学、多闻、审思、明辨的精神从早年就已养成了。相传孔子“见于郯子而学之”，并告诉人说：“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又相传孔子曾礼于老聃，访乐于苌弘。

孔子20岁左右，做过季氏的委吏，看管仓库，计算账目。又做过乘田，管理畜牧，这都属于家臣一类的小官。

不久，孔子博学多识的声名大起来。有人愿意把子弟送过来，做他的门徒。后来他曾说，我到30岁的时候，仿佛对任何事情都有了主意了，这就是所谓“三十而立”。也就在孔子30岁左右，他有了第一批弟子，其中包括后来著名的弟子颜渊的父亲颜路、曾参的父亲曾点。只比孔子小9岁的子路也属于第一批门徒。传说他三千多弟子中，有七十二位贤人。

二、在齐鲁期间

昭公二十五年（前517），鲁国专权的季氏因和郈氏斗鸡而引起争端。鲁昭公企图夺回权力，便联合郈氏、臧氏伐季氏。季氏见状，急忙与孟氏、叔孙氏共攻昭公。昭公战败，流离在齐国的边境上。这年，鲁国在襄公庙里举行祭祀，跳万舞的只剩下两个人，多数到季氏那里跳万舞去了。依照古礼，只有天子才能用八佾舞，可是鲁国的大夫季氏也以八佾舞于庭，并且先占有了公室的舞者。孔子非常愤慨地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这一年，孔子35岁，从鲁国来到齐国。

孔子在齐国听到了虞舜时的古乐，所谓“韶”的乐曲，学习得十分专心。他感叹地说，想不到这音乐能达到这样了不起的地步！

齐景公曾向孔子问政。孔子回答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赞赏地说：“说得好呀！如果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虽然有粮食，我能吃得着吗？”

据说齐景公还有一次向孔子问政，孔子讲述了节俭的道理。齐景公听了也很满意，曾经打算把尼溪地方的田封给孔子。但因相国晏婴的劝阻，没能实现。

后来孔子再见到齐景公，景公虽然还很恭敬，却不问治国的道理了。又风闻齐国有的大夫欲加害于孔子。一次，景公终于向孔子点破，说：“我老了，不能任用你了！”这就迫使孔子不得不匆匆离开了齐国。

这样，孔子在齐国住了两年的光景，37岁左右，返回鲁国，继续私人讲学。有人问孔子，你为什么不参与政治，他回答说：“《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政？”这大概是因为季氏专权，所以孔子不愿从政。他认为通过教育，对政治施加影响，也是为政，不一定非做官不可。孔子自称“四十而不惑”，40岁的时候，知识丰富了，遇事就不致迷惑。

昭公三十二年（前510），流亡在国外的鲁昭公死于晋国的乾侯（今河北成安县东南），昭公之弟公子宋继位，就是鲁定公。定公五年，把持鲁国国政的季平子死了，他的继承人季桓子仍然大权在握。但他的一些得势的家臣也威胁着季桓子，他们彼此之间也时常摩擦。这时，有势力的家臣是仲梁（复姓）怀、阳虎和公山（复姓）不狃。先是仲梁怀跟阳虎发生冲突，阳虎打算驱逐仲梁怀，公山不狃出来做了和事佬。但因仲梁怀的气焰更加嚣张，阳虎终于驱逐了仲梁怀，并囚禁了季桓子。这样，阳虎挟制季桓子，而季桓子又挟制着鲁定公。面对这种情形，孔子不愿意出来做官，“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

定公八年（前502），公山不狃等五人联合阳虎，想把“三桓”的继承人都换上接近阳虎的人。阳虎又逮捕了季桓子，想要杀掉他。季桓子闻讯，用计逃脱。第二年，阳虎失败，逃到齐国，接着又去晋。公山不狃又据费邑叛季氏。在此期间，阳虎曾劝说孔子出仕。孔子承诺了，说：“吾将仕矣。”公山不狃也曾召孔子做官，孔子想去。这时，他的弟子子路不高兴了，说：“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孔子说：“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孔子不赞成家臣的跋扈，但他希望有一个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机会，有时似也难免有屈就的意思了。当时也许他还有利用“三桓”的反对力量以加强公室的想法。

鲁定公九年（前501），孔子在鲁国当了中都宰。因有成绩，升为司空，又由司空为司寇。司空，仿佛是后来管理建设工程的官职。司寇，则是掌管刑狱、纠察的官长。季平子原来“葬昭公于墓道南”，与鲁国诸先公墓相隔较远，对鲁昭公有贬斥之意。孔子以司寇的名义“沟而合诸墓”，即扩大墓域，使昭公与鲁群公墓合为一块墓地，借以正昭公之位。这是一种正名分的措施。

就在孔子做司寇的时候，跟随鲁定公到夹谷（今山东省莱芜市）参与齐国的和约会议。

齐国和鲁国是邻国，长期以来存在着矛盾，边界上常发生纠纷和摩擦，但两国人民都不希望战争。

一天，鲁定公接到齐景公的信，约请他到夹谷开会，签订友好盟约。鲁定公决定带上几个人去，并要孔子去做相礼。孔子问：“出席这次会议的都有哪些人？”鲁定公说：“这是一次和平会议，两国讲友谊，讲友好。齐国什么人参加我们不管，我们只去文官就行。”孔子说：“讲文事必须有武力做后盾，没有武力做后盾，讲和是讲不成的。再说，大会上可能发生某些变故，也得事前考虑周到。以前许多国家的这类会议，有很多教训。例如，当年宋襄公不就吃过没有武备的亏吗？”鲁定公听了，觉得很有道理，就让孔子去准备。孔子建议让申句须和乐颀为大将，各带五百辆兵车跟随，此外再派人领三百辆兵车，离会议地址十里安营下寨。

开会那天，鲁定公进入会场时，齐景公起身以礼相迎。

齐景公的一个宠臣名叫黎弥，这次担任会场上总的安排工作。开会之前他就对齐景公说道：“齐鲁两国之仇，年久日深。如今孔子来做大会的相礼，孔子这人有学问，有威望。他在鲁国任大司寇，如果鲁国治理好了，对我们齐国没有好处。鲁国强了，齐国不就相对弱了吗？不过我了解孔子的特点，他只懂文，不懂武；只懂礼，不懂兵。他对历代典籍很精通，但对打仗的事却一窍不通。我们可以借着这次会议把孔子收拾了，把鲁定公控制起来，那时鲁国就得听我们的，这比战场上杀伐攻战容易得多了。”齐景公有些犹豫，提出要和相国晏婴商量。黎弥说：“这事用不着和相国商量，您全交给我办就行了。”因此，这次会议的布置由黎弥一手包办。黎弥暗中约了西夷的兵，又调拨本国的五百辆兵车驻在会议地址近处。

孔子见齐国带来的兵很多，就嘱咐申句须和乐颀两员大将不离鲁定公左右，加强对鲁定公的保护。齐国的相礼是晏婴，鲁国的相礼是孔子。登坛之后，行过礼，交换了礼物，签署了盟约。会议结束时，齐国带来了舞班乐队，让他们表演，以表示庆贺。这一切都是黎弥安排的。

一会儿，黎弥就宣布要奏“四方之乐”，接着就有西夷三百多人，有的打着旗，有的拿着雉翎，有的提着刀，有的操着戈，一窝蜂地跑了进来。击鼓声、军号声、口哨声混杂在一起。他们抡刀舞剑，意在定公。鲁定公吓得脸上没了血色。孔子站立起来，走到齐景公面前，举起袖子对齐景公说：“两国国君开会，修好订盟，应当行中原之礼，怎么弄了些野人来这里舞戈弄剑？赶快叫他们下去！”

晏婴不知道这是黎弥暗中施的阴谋，也觉得这乐舞不雅，就说：“孔司寇说得对，应该用中原的乐舞。”经晏婴一说，齐景公无奈，只好将手一挥，让这些跳舞的退了下去。黎弥还布置了一些伏兵在外面，本来想，等待舞蹈的人在里面动起手来，外面的伏兵一起杀入。此时见他的计划不能实现，很生气，眼睛直瞪晏婴。听齐景公宣布要奏中原的雅乐，他就故意选了一首描写鲁国文姜淫乱的诗，叫一些侏儒来唱。这些唱曲的都穿着奇装异服，打扮得妖冶异常，口唱淫词，动作轻佻，意在借此羞辱鲁国。

孔子见此情形，挺身上前，手握剑柄，眼瞅着齐景公，喝道：“匹夫羞辱诸侯，其罪当斩。请齐国国君下令，让司马执法！”齐景公不说话，齐国的司马不动手，唱小曲的优人照样在取闹。孔子大声说：“两国既已通好，订了条约，就如兄弟一般，鲁国的司马和齐国的司马一样！”接着他就举起袖子向鲁国的司马挥了一下，说：“鲁国的司马申句须上来执法！”申句须和乐颀应声跑了上来，把男女队中领班的各拿一人，立即斩首。其余唱曲的都不敢胡闹了。齐景公也被吓得目瞪口呆。

孔子扶持着鲁定公走出宴会厅，黎弥本想带人堵截，看到孔子有勇有谋，不仅懂礼，而且懂得防卫，又有申句须、乐颀在护卫，不远处就驻扎着鲁国的大军，因此终于没敢动手。

这次外交上的胜利，提高了鲁国的地位，也提高了孔子的声望。孔子因势利导，抓住鲁君受三桓控制，而三桓又受家臣威胁的时机，想借以削弱贵族势力而提高君权。为此，鲁定公十二年（前498），孔子提出“堕三都”的建议。郈、费、成本是三桓势力盘踞的城堡。孔子以“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的古制，来说服定公以三桓违礼来消减其势力。他派子路为季氏的家宰，主持拆毁三都的部署。叔孙氏先把郈的城墙拆除。季氏将堕费，孔子以司寇的地位，派申句须、乐颀二人跟国人联合，击退了公山不狃、叔孙辄的反抗，迫使他们逃往齐国，遂堕费。及至将堕成时，孟氏伪装不知，而他的家臣公敛处父出面违抗。定公亲自率师围城，也没有攻克。这样，三家贵族中有两家在表面上被削弱了，孔子在内政上暂时取得了胜利。

孔子对鲁定公有功，得到鲁国人们的尊重。但鲁定公是个胸无大志的人，不能运用孔子的学说。没过多久，齐国的晏婴死了，大夫黎弥掌握了齐国的大权。黎弥怕孔子在鲁国得到重用，想了一条计策，劝齐景公给鲁定公送去一班女乐（古代的女子歌舞团）。他说：“鲁定公好色，准会迷上这些能歌善舞的美女，准会把孔子这个只会书、礼的先生气跑。”齐景公一听，同意了，就选了几十个漂亮的女孩子，派人送到鲁国去。鲁定公一瞧，果然入了迷，以此天天听唱歌，看跳舞，意乱神迷到什么事情都到不了心里去，早把治理国家丢到九霄云外去了。孔子见状，非常着急，就唠叨几句，鲁定公不高兴，就恭恭敬敬地躲着他了。孔子的学生子路看不惯，对老师说：“夫子，在这儿不行，咱们走吧！”孔子叹了口气说：“我哪儿不想走哪？我想等过了祭祀再说，主公也许还是能够遵守大礼哪。不是到了没法儿的时候，我总舍不得走啊。”

到了祭祀那天，鲁定公只是到场应了个景儿，就匆匆地回宫欣赏歌舞去了。依照当时的规矩，祭祀用过的肉应当由国君很隆重地分给大臣们。可是鲁定公却把这件大事推给大夫去办，大夫又推给家臣去办，家臣又推给底下的人去办，底下的人正乐得拿来自个儿受用，索性谁也不分了，把场面搞得乱七八糟。孔子祭祀完了回到家里，眼巴巴地等着祭肉，一直等到晚上也没见送来，直叹气。子路说：“夫子，怎么样？”孔子说：“唉，我干不下去了！命里该的，命里该的！”这回他决心离开鲁国，带着子路、冉求，还有别的几个弟子，一块儿驾着车走了。

三、周游列国

孔子一行来到卫国。卫灵公当时正想把卫国发展得强大起来，一听鼎鼎大名的孔子来了，抱着一肚子希望前去迎接。他向孔子讨教怎样操练兵马，怎样打仗。没想到孔子冷冰冰地说：“我就懂得礼节、道德这些事，没学过打仗的事。”卫灵公一听这话，心里也就凉了。

卫灵公对孔子表面上敬重，依照鲁国的生活待遇给以俸禄。但不久，卫灵公就听信人言，怀疑孔子来卫有什么野心，就派公孙余假监视。孔子发觉，只住了十个月，就悄悄离开了。

孔子打算到陈国去，就带着学生驾车南行。他们路过一个叫匡的地方（今在河南省长垣县西南），那边的人把孔子当作了阳虎，就把他们包围起来。阳虎也是鲁国人，因为谋反失败，逃跑了。他早先欺负过匡人，匡人都恨他。可巧孔子的相貌有点儿像阳虎，匡人就来找孔子报仇。在危急关头，幸亏卫灵公派人来请孔子回去，匡人才知道找错人了。孔子这回白白地受了五天罪。

于是，孔子又回到了卫国。这回给卫灵公的夫人南子知道了。她想利用这位道德高尚的圣贤，就打发人去请孔子。南子在卫国的声名挺不好。但孔子一听卫灵公的夫人请他，就一本正经地去拜见南子。南子见孔子向自己行礼，就笑眯眯地还礼问好。孔子见南子长得十分标致，心里想：“长得漂亮的人，难道就一定没有德行吗？”他心里还迷迷糊糊的，学生子路已经气坏了。一见老师出来，就挺生气地怪孔子不应当跟这种女人见面。孔子急得冲天发誓说：“见见面怎么了？我要是有不合情理的地方，老天爷会罚我的！老天爷会罚我的！”

孔子自从见了南子以后，卫灵公像对待南子一样对待孔子。出去的时候，卫灵公让南子一块坐在车里，还叫孔子陪着。他带着天下无双的美人儿跟独一无二的道德高人，得意扬扬地在大街上经过，觉得挺体面。但卫国的老百姓见了，却觉着恶心得要吐。有的唱道：

漂亮夫人！

圣贤先生！

上首坐着夫人，

下首坐着先生。

先生受到了尊敬吗？

看起来还不如漂亮的夫人。

孔子听了，绷着脸儿，心里很不是滋味，只好离开了卫国。

路上学生冉求问颜回：“夫子为什么要离开卫国？他是心里有鬼，还是怕自己受不住南子的诱惑吗？卫国正有一个内讧的好机会，南子也喜欢夫子的主张，为什么放弃这种机会？还会有什么好时机？”颜回说：“我也不明白，但夫子一定有他的道理。你为什么不问问夫子呢？”

冉求觉得有理，就趁大家在野地里歇息时，请教孔子。

孔子说：“我不愿意在卫，有一个道理。你们想想，如果父子相残，父妃与太子、父妃与孙子间有冲突，我该怎么做呢？我实在无法从人伦与国家中找出仁义道德的好法子，就只能离开了。”

冉求心中有所暗想，就直接问：“夫子是不是怕与南子亲近呢？”

孔子说：“是啊！人说，在瓜田里，你不能系鞋带子；在李树下，你不能正冠，因为有偷人家瓜果的嫌疑啊。我为什么要那么做呢？我离开了卫国，南子可以好好治国了，我也算帮了一个忙，为什么不这样做？”

子贡与冉求互看一眼，心里不大赞成孔子的主张：这么做，就真能避开嫌疑吗？冉求说：“吴王攻下了郢都，公冶长说，他与吴王间找不到君臣想得的那种和谐，他愿求一死，也要劝谏吴王。”孔子叹息道：“我教你们，不是让你们去死。天下失德的君王太多了，为他们而死，不值得。人的生命可贵至极，绝不可坐以待毙。我们能做官，就做；做不了，就唱着歌，驾着车，高高兴兴地离开那里。只有卫国才是我们做官的地方吗？南子是一个女人，她主卫国的国政能有多久呢？灵公的孙子辄会是一个好君王吗？有仁德的君主，才能有圣贤的大臣。你想让吴王夫差做一个仁德君王，会有多难？我想，求啊，你该写信，要子长回来，我们再去各国。难道天下之大，就没有谁明白，我们的主张是救治天下的根本吗？”

冉求在写给曾点的信中说：夫子想走遍天下，他不信没有人懂得，他的治世道理是真正有用的，能救治这个纷乱的世界。冉求在写给季孙斯的信里说：夫子想，要是能在世上推行一种仁德治世的主张，就可以天下太平了。我们跟着夫子，盼着有人相信夫子的主张，听信夫子的道理。一旦有人愿意听信夫子的，那他的国家就是一个强国，他的庶民百姓就人人安康幸福。

孔子一行来到曹国，因无法安身，又跑到了宋国。在宋国的地界，他跟几个学生在一棵大树下歇口气，就治国的道理相互问答，并演习礼仪。

这时，宋国的一个大臣怕国君重用孔子，就想办法要把他轰出去。于是叫人把那棵大树砍倒了，先给孔子一个警告。孔子一行只好离开宋国，上郑国去了。

到了郑国，孔子跟他的学生失散了，垂头丧气地在东门口站着。子贡沿路打听他老师的下落。有一个人告诉他说：“在东门口站着一个老头儿，模样倒像个传说中的圣贤，可精神恍惚，好像一只无家可归的野狗，不知道是不是你要找的老师？”子贡到东门口一看，果然是老师。见到孔子，他就把那个人说的话，一五一十告诉了孔子。孔子听了，苦笑着说：“要说我是一只无家可归的野狗，这倒挺像，挺对！”

孔子一行来到陈国，在一个同情他的大官家里一气儿住了三年。这时候，晋国跟楚国争夺陈国，紧接着吴国又来攻打。孔子住不下去了，就想还是回到卫国去。

到了卫国，卫灵公已经死了，他的儿孙为争夺王位，正打得热闹。孔子只好回转身来，想通过陈国，到蔡国去。

孔子与弟子站在黄河边，看着浩浩荡荡的黄河。弟子们听到了老师的一声叹息：河水啊，就这么流淌过去了，不舍昼夜。

子贡、颜回等看到夫子伫立河岸，夫子的身影与黄河凝成一幅阔大的画面。他们细细品味起夫子的人生滋味来。可逝者已逝，来者无可追，他们怎么也体味不到孔子的心绪，他们与孔子的心境相差得很远很远啊。

这里离晋国很近，但孔子不想直入晋国。因为这时已经三家分晋，分别叫作赵国、韩国、魏国。他去见谁呢？见相国赵简子吗？见晋平公吗？跟他们说些什么？弟子们见夫子这般犹豫，感到不可理解。颜回说：“夫子是厌见血腥，他不愿意见三家分晋。如果三家以血的代价来分晋，晋就像是一个完整的人被活活撕裂，变成三份，那该有多么痛苦？所以夫子的心像这条河一样化成波波心澜。”

孔子一行从陈国到蔡国的路途上，正赶上“吴伐陈、楚救陈”的战乱，遭受到绝粮的困境，跟从的弟子大多饿病。子路很不高兴地来见孔子，说：“君子亦有穷乎？”孔子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孔子还照常讲学、弹琴、歌唱，在镇定中度过困厄。

孔子到了原属蔡地而已成楚地的负函（今河南信阳市境）。叶公当时镇守负函，虽然听说过孔子，但不太了解。他向子路打听孔子的为人，子路不答。孔子知道后，对子路说：“你就该说：孔子为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后来叶公当面问孔子怎样管理政事，孔子报告他：“近者悦，远者来。”意思是，让近处的人安居乐业，远方的人来投奔。这是针对叶公管理迁到负函的蔡人来说的，希望他施行德政。

楚昭王听说孔子到了陈蔡一带，就打发人来请他。这时孔子一行正被陈、蔡两国士兵围困着饿肚子，到了第四天头上，楚国的兵马到了，才解了围，把孔子一行接到了楚国。

楚昭王恭恭敬敬地招待孔子，还想封给他一块地方。楚国的令尹子西反对这件事，他对楚昭王说：“大王可千万别小看了孔子。跟他的那班人里有文的，有武的，要是有了地盘，慢慢地往大里发展，到那时候，大王想管他也管不住了。”子西这么一说，楚昭王觉得有理，一片热火劲儿，也就凉了下去。

孔子知道楚国也不能够用他了，只得又垂头丧气地走了。

他停留在楚国边境和返回卫国的路途上，遇到了一些不知姓名而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物，他很有兴趣地关注着。有个好像疯狂样子的楚国人，跑到孔子的车旁，唱道：“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车，想跟他谈谈，他却赶快躲开了。

在返回卫国的路上，孔子跟弟子们一时找不到渡口。看见两个人在一起耕地，便叫子路去打听过河的地方。他们清楚了车上的人是鲁国的孔子，子路是孔子门徒以后，一人说：“孔子是圣贤，应该知道渡口在哪里。”另一人对子路说：“现在的世道是到处乱纷纷，谁能把它改变过来呢？你与其跟着躲避那个、选择这个的人跑，还不如跟随我们不问世事的人呢。”他们继续不住地翻地，不再说话了。子路回来，告诉了孔子。孔子听了，怅然良久，才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还有一次，孔子和弟子们走在路上，子路落在后边了，他不知道孔子走了哪条路。这时遇见一位拄着拐杖、背着竹筐的老者，便问：“子见夫子乎？”老者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说完插起拐杖，开始拔草。子路赶上孔子后，把这事告诉了孔子。孔子说：“这是个隐士。”再打发子路去寻找，老人已经走了。

孔子在周游列国期间，所遇到的这些人物的言论，无疑是对孔子的讥讽、惋惜，这是他在齐国很少遇见的。不过，孔子并没有因此而改变自己的主张。

鲁哀公六年（前489），孔子从楚国的边境返回卫国，这是卫出公四年。出公，名辄，是卫灵公的孙子，太子蒯聩之子。蒯聩因谋杀南子，被卫灵公驱逐出国。灵公死后，辄被立为国君，蒯聩又回国同他争位。孔子到卫国时，政局已经大致稳定，“孔子弟子多仕于卫，卫君欲得孔子为政”。

有一天，子路对孔子说：“假如卫君等着您去治理国政，您准备首先做什么事呢？”

孔子回答：“必也正名乎！”意思是一定要纠正凡事凡物的名分和名称。

子路说：“您竟迂阔到如此地步吗？干吗要先纠正这些呢？”

孔子说：“你这人真莽撞呀！君子对自己不懂的事，总是默不作声。不确当的名称不纠正，说话就不能顺理成章；说话不顺理成章，事情就办不好；事情办不好，国家的礼乐制度就建立不起来；礼乐制度建立不起来，刑罚的执行就不会得当；刑罚不得当，百姓就会束手束脚，手足无措。所以君子定下一个名称，一定说出来就明白；说出来就明白的话，也一定行得通。所以君子开口说话，总要一点儿不马虎才行。”

子路无话可说了。不过弟子们还想了解孔子有无在卫出仕的意图。冉求问子贡：“你看老师会帮助卫国的国君吗？”子贡说：“我去探问一下老师的口气。”

于是，子贡走进孔子屋里，问：“伯夷、叔齐是什么人？”孔子答：“古之贤人也。”子贡又问：“他们兄弟二人互相推让，不肯做孤竹国的国君，都跑到国外，后来是不是怨悔啦？”孔子说：“求仁而德仁，又有何怨？”子贡出来对冉求等说：“看来老师不会帮助卫君。”这就是说，孔子跟子路、子贡的两次谈话，都是针对卫出公跟他的父亲蒯聩争夺君位的批评。孔子能够在卫国住下来，大概是由于卫出公以待贤者的礼节来奉养孔子。

孔子从55岁至68岁，周游列国14年，曾到过卫、匡、蒲、曹、宋、郑、陈、蔡、晋、楚的边境，并反复进出于卫国。所到的七八个诸侯国，没有一个国君给他官做，他的一套主张没有多少人听。眼看已经快70岁的人了，哪里还有气力再到处奔波？因此，他想回到鲁国。

四、晚年著书

鲁哀公七年，吴君与鲁君相会，吴要求鲁国献地，又要求季康子去禀见，幸亏子贡出面交涉，鲁君和季康子才免受屈辱。第二年，吴又攻鲁，幸亏孔子弟子有若在内的七百英武士的坚决抵抗，吴兵才退走。季康子感到孔子的弟子中确有人才，就派人去卫国请冉求回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冉求率领“季氏之甲”击退了侵鲁的齐军，立了战功。季康子问冉求：“你的军事才能是学来的，还是生就的？”冉求回答说：“学之于孔子。”季康子又问孔子到底是怎样的人，冉求对孔子倍加称赞。季康子问冉求，是否可以请孔子回来。冉求说：“想请他回来，只要不听信小人的坏话，就可以了。”于是，季康子派人带了重礼迎孔子回国。就在这一年，孔子结束了十四年的奔波，返回鲁国，这时已是68岁的老人了。

孔子从30岁左右就从事私人讲学。归鲁之后，又专心从事文化教育事业。他对传统的《诗》、《书》、礼乐，加以整理，用来作为教诲弟子的教材。据说孔子晚年喜欢读《易》，曾“韦编三绝”。他还利用官史作《春秋》，上起鲁隐公，下至鲁哀公，计十二公，以编年体裁和简约的文辞，记载了242年的史事，传授后学。这部《春秋》以正名为主旨，含有“寓褒贬，别善恶”的意思，使得当时被称为乱臣贼子的人，都有所畏惧。

孔子在政治上，有抱负、有见解，但没有在政治实践上得到检验自己政治理想的机会。孔子常受到各国当权人物客气的咨询。晚年归鲁后，遇有大事，鲁国的当权者也经常征求他的意见。鲁哀公曾问孔子：“何为则民服？”孔子回答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说：“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季康子想用多杀坏人、亲近好人的办法来稳定社会秩序。他询问孔子的意见，孔子回答说：“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孔子回鲁后，他唯一的儿子孔鲤死了，老年丧子，伤心与悲痛是不言而喻的。过了没几年，又眼见他最得意的弟子颜渊死去。他听到这一不幸的消息后，伤心得连声说：“噫！天丧予！天丧予！”孔子哭得十分悲痛。跟随他的人说：“子恸矣！”孔子说：“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

哀公十四年（前481），齐国的国君简公被大夫陈恒杀害了。70岁高龄的孔子斋戒沐浴后朝见哀公，说：“陈恒弑其君，请讨之。”哀公说：“你向季孙、仲孙、孟孙三个大夫去说吧。”孔子又向三个大夫说了，但都不同意出兵讨伐。孔子说：“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

第二年，孔子最亲密的弟子子路又在卫国政变中惨死，孔子再次痛哭失声。

哀公十六年（前479），孔子在弟子们的悲哀声中死去，终年73岁。鲁哀公亲致悼词。

孔子在世时的言论，弟子们进行了整理，后世流传很多，其中最主要而可信的是《论语》一书。

五、孔子的思想

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出身于一个具有贵族传统而已失掉贵族地位的家庭，生长在保存宗周典籍和文物制度最多的社会风俗古旧的鲁国，却又是活动与社会大变动的时期。他做过大夫，却一生主要从事私人讲学；他废寝忘食地钻研古代典籍，却能“温故而知新”。这就使他的思想既有保守，也有进步的一面。他向往西周的制度，基本上是属于贵族的立场。他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甚矣吾哀也，久矣吾不复梦周公！”孔子不断谴责当时的“天下无道”，希望有一个“天下有道”的社会，而这个“天下有道”的社会，是孔子理想的社会，并不全是他所标榜的古圣先王之道。孔子的私人讲学，是这个历史时期出现的新事物。孔子论政，把“举贤才”作为一个主要内容，这是对职官世袭的否定。所有这些，都表明孔子思想中的进步因素。

（一）“仁”为核心的政治思想

仁，是孔子思想体系中的核心。在孔子以前，虽然也有人谈过仁，但作为一个思想体系的主要内容，是从孔子开始的。《论语》讲“仁”的地方很多。有些讲到“仁”的话，是针对提出问题的具体情况说的，因而强调某一方面。孔子把仁悬为理想的道德标准，又把仁说成是对亲疏远近和贵贱等级有差别的爱。例如，樊迟问仁，孔子说：“爱人。”但他又说：“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他主张“泛爱众，而亲仁”。又说：“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孔子所说的君子，是指贵族统治者；“小人”，是指被统治的人民。“仁”或“不仁”是两种人、两种道德的区别。所以说，“仁”的阶级性、等级性是很明显的。

孔子说过：“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他认为人民需要仁比水火还迫切。水火固然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但如果不小心，有时会受其害。而“仁”，对人民只有好处，没有害处。他认为行仁政，就一定会得到人民的支持。

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又说，仁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又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说成是“恕”道。这种“推己及人”的思想，是要求贵族承认在“己”之外的人，具有独立的意志、人格。但对待人是以主观的内心为标准，而不是以客观的对方为标准，这样在对立的阶级就难以做到。所以，当子贡问：“如有博施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孔子回答说：“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孔子认为广施恩惠于民又能周济众人，不仅是“仁”者做不到，就是像尧舜那样的圣人，也很难做到。由此可见，孔子所说的“仁”人，是很有局限的。

孔子讲“仁”，有利用血缘关系调和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的意思。因此，“仁”包摄有“孝”、“悌”、“忠”、“恕”。他的弟子有若说：“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一个孝顺父母、顺从兄长的人，就不会犯上作乱了。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这五者就是恭、宽、信、敏、惠。“恭者不侮，宽者得众，信者人任焉，敏则有功，惠者足也使人。”这是孔子总结出来的，作为一个仁者，要有调整统治阶级内部关系与缓和敌对阶级矛盾的原则。这里讲的宽、惠都是说对劳动者的态度要缓和一些。孔子还说过“便民以时”，“使民如承大祭”。前一句说使用劳动者不要在农业生产的季节，后一句说使用劳动者一定得慎重。

孔子的“仁”中，更包括了“忠”。他认为“天下有道”就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这样“则政不在大夫”，“则庶人不议”，并且“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但当时的情形并不如此。在孔子看来，简直是“无道”，主要表现在：“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民散久矣”。

在这种情形之下，就要使得人民的力量如何向政府集中，大夫的如何向国君集中，国君的如何向天子集中。孔子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人民、大夫和国君对天子履行“忠”道。只要怀有“异心”的人都归顺起来，履行“忠”道，就能恢复被扰乱的社会原有的秩序。而“恕”，是以“忠”为归依的。“忠”与“恕”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因“恕”而得“忠”，为“忠”而行“恕”，这就是孔子的一贯之道，都是“仁”的表德之一。

《论语》中讲“仁”最清楚的，是《颜渊》篇孔子答复颜渊的一段话。颜渊问仁时，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其意思是，一个人能够约束自己，使自己的言论行动都合于礼，就是仁。一旦做到了这一点，天下的人都会公认你做到了“仁”。颜渊又进一步问“克己复礼”的具体内容，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在这里，“仁”和“礼”这两个范畴被紧密联系起来，“仁”被规定为从属于贵族的礼制，这就说明“仁”和“礼”同样有着明确的阶级实质。

在孔子看来，礼不应该仅仅是一种形式。他认为“仁”应是“礼”的基础，应当把“仁”的新精神注入已经僵化的礼的躯壳，礼才能发挥作用。他用“仁”的观点批评贵族们说：

“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

孔子的理想社会表现在对“礼”的规定：“夫礼，天子爱天下，诸侯爱境内，大夫爱官职，士爱其家。过其所爱，曰：侵。”一层一层，都能得到爱护与保全，又不致因侵夺而加速制度的改变。换言之，对于礼制的破坏，就是“不仁”。归结为一句话：“克己复礼，天下归仁。”

（二）历史观

孔子对历史有浓厚的兴趣，他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他以《诗》、《书》教弟子，其中有许多历史文献。弟子后学所编的《论语》中，反映出了他的历史观。他还依据旧史、《春秋》，以传授后学历史知识。

孔子运用变化的观点观察社会历史。“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说明他对过去有留恋之意，但却认为历史是不断变化的。他说：“周监于二代（夏、商），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就明显地说，周比夏、商两代都发展进步了。子张问孔子，今后十世的事可以预先知道吗？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他认为夏、商、周三代的礼制基本上沿袭不变，只是有删有补。他认为“百世”的历史运动也只是有删有补，因而“虽百世可知也”。这就是孔子对“损益”史观的说明。

孔子好学。他的学，是“好古敏以求之”。学的内容是《诗》、《书》、礼乐，其他如生产和军事都是不学的。他在探讨夏、商历史时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也。”他持有这种认真、慎重的态度，是认为在学“往古”之中能够知道未来，所谓“告诸往而知来者”，“温故而知新”。

孔子主张在不改变礼的本质的前提下，做一些损益、局部修改，以适应现实的需要。例如，他说，用麻布礼帽，符合传统的礼；现在用丝料，比较省功，我赞成。又说，礼节仪式，与其奢侈，不如节俭；丧礼，与其注重仪式的完备，不如真正悲戚。

春秋时期历史运动的总趋向，显然不是因于西周而有所损益的社会，而是激变、量变中有质变，是“礼坏乐崩”，是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孔子在“周道”基础上加以损益的理想社会是行不通的。当时已遭到一些人的反对，说他“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孔子自己也说：“道之将废也与？命也！”他无可奈何地只好归之天命了。

在涉及历史运动的动力时，孔子特别强调君子的作用。在《论语》一书中，常常把“君子”与“小人”对举。从其所说内容来看，君子与小人的区别为：一是道德高低之分，二是智愚之别，三是是否懂得天命，实际上都是不同社会身份的反映，是贵族和劳动者之不同身份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

孔子认为贵族君子是仁者，是明礼义、有知识、懂天命的人；小人是生产者、不仁者、只知私利的愚者、不懂得天命的人。他说：“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当时有人说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他自己谦虚地说：“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却说这是“夫子自道也”。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而他自己是“五十而知天命”。另外，《论语》一书的学、知范围是贵族君子的“人事”，也可以说明孔子是贵族君子的立场。

孔子晚年见到鲁君的政权之不稳，如经济权被剥夺已经五代了，政权旁落到大夫的手里已经四代了，这样发展下去，是够危险的。他考察其原因，都是由于当时，不论做大夫的也好，做陪臣的也好，士君子也好，都不理解为政的意义；只要握了权，就专横起来，各自为政。这还叫作“政”吗？于是，他在答复季康子问政时，对“政”定义道：“政者，正也。”

他这样解释“政”，一方面固然对季康子有所讥讽，讽刺季氏不仅三分了鲁国的公室，且从三分鲁国公室中，把所分得的土地，采取租佃办法，征收地租，认为这是不正。所以接着说，如果“子（指季康子）率正”的话，“孰敢不正”呢？另一方面，就是指示当时执政者一条为政的道路：除自己要公正外，对于被认为有乖于礼、有悖于名分的事情应一一予以匡正。

孔子还写了一部正名分的《春秋》，传说这部《春秋》写出来后，使得当时被称为乱臣贼子的人，都有所畏惧。

但据许多学者研究，孔子写《春秋》一事不是很可靠。当时各国都有史官记述历史，大概都叫作《春秋》。传说墨子就曾读过百国《春秋》。至于“寓褒贬，别善恶”的义例，这是当时各国史官记述历史的通例，也并不是从孔子才发明的。鲁国史官记述这部《春秋》，自然不例外。因此，不能认为这部《春秋》是孔子为“正名”而写的。

但是有一点，孔子把“作”《春秋》的“作”字当作“讲”字来说，也就是说，孔子对他的弟子，对当时许许多多的人物大大地宣讲了一番，所以被称为讲述《春秋》，而其中以正名作为主线，“寓褒贬，别善恶”，扶正祛邪。

（三）人事与天命观

孔子没有摆脱天命、鬼神，只是常常采取保留态度，所谓“不语怪力乱神”。

不过，他是把天作为有意志看待的。他答王孙贾的话时说：“得罪了天，那是没法子祈祷的啊！”

有一次，孔子病了，子路以孔子是鲁的大夫，故叫他的门弟子作为大夫的家臣来招待孔子。后来孔子感到这不好，又发急地说：“我这样做，欺谁呢？难道欺天吗？”

又有一次，他答子贡说他为什么不说话时，带气地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有人认为这是自然之天，孔子的意思是叫人自己多做事少说话，所以以“天何言哉”为例，并没有说天无意志。

孔子认为“天有意志”，并不像殷商、西周的统治者一样，说得那么有力，那么强调。他只是发誓时或感叹时这样消极地说天会有什么作用，如是而已。所以子贡说不曾听得夫子言“天道”，大概也就是个缘故。

孔子为什么不言“天道”、不强调天的意志呢？其原因：一是孔子知道，由于社会变动得很激烈，所谓“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致使一般人不仅不“畏天”，反而“怨天”。这样，又如何再拿“天”来维系社会人心呢？所以他只能在个人方面显示对于“天”的信赖，却不敢对人来言“天道”，说天能赏善罚恶。二是他见“天道”不行，已另行提出了“正名”的办法，来重整社会的既成秩序。三是他见“天道”不行，又另行倡导“仁”的思想，以维系社会人心，巩固周的统治。四是他见“天道”不行，又倡导命运说来支配人的意志。他说“君子有三畏”，第一就是“畏天命”。“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子夏也述说他的话道：“死生有命，富贵在天。”

孔子见到当时鲁国的孟孙、叔孙和季孙，三分四分公室；又见到“齐其归陈氏”，他的意思是：这许多，都是“不义而富且贵”，都是“富与贵，不以其道得之”，换句话说，都是“不知天命”而妄图富贵。

子贡在商业经营中发了财，孔子认为这又是不安本分，妄肆求富，所以骂他“不受命”而违反天命。

在天命、鬼神与人事之间，什么起决定性作用呢？孔子不否认天命与鬼神的作用，但更重人事。他在评论社会历史问题时，很显著地重视人的因素。他评论管仲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我其被发左祍矣。”孔子所推重的人的作用，都是在某方面有特殊才能的人。他评论一位政治家，总要以是否能用人才作为衡量的标准之一。这跟他“举贤人”主张和私人讲学为培养从政人才的思想是一致的。

人死了，是否为鬼为神，孔子似乎是存疑的。子路曾问怎样敬事鬼神，他大概因为绝口不谈这类问题，便来了一个关门的答复：“侍奉生人的道理还不曾弄清楚，怎的谈得上敬事鬼神呢？”子路不懂，又去追问，孔子还是不理会似的答道：“在生的如何还不知道，怎么就谈到死后去呢？”

这样看来，孔子对鬼神问题，似乎是很淡漠的。但是，他既不谈鬼神，为什么又叫人对鬼神要好。人死为鬼，叫人去服丧三年，“致孝乎鬼神”要丰盛，又叫人“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这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孔子不谈鬼神与他的不“言天道”是一样的，也是由于当时社会基础已经动摇，只是谈鬼神，已无法维系一般人的信任，倒不如从对鬼神的实际行为上着手，如服丧三年、祭葬以礼，等等。这样，一则“慎终追远”中督促人们趋向厚道而不怀叛意；二则，可以把宗族中纵的关系维系住。这样的不谈，比谈的有过之无不及。

当时还有这样的说法：鬼神对于不是他这一族或这一等类的人而来祭奠，是不接受的。也就是说，鬼神是属于高级的，只有贵族死了才能为鬼为神，所以鬼神不会接受异族贱类的人的祭奠。

孔子也综述了这个意思，说得更明白。他说：鬼神是不接受异族贱类的人来祭奠的，如果他们要去祭奠的话，便是谄求福禄。这样说来，只有贵族死了才能为鬼为神，所以孔子只是叫贵族后裔能够“慎终追远”，促使被奴役者趋向厚道。至于被奴役者本身，不可能为鬼为神，自也“不得立宗庙”，即使给予他们以鬼神的恫吓，也是徒劳。因此，孔子也就认定，只有对有鬼神的贵族们加强他们后代子孙的“慎终追远”行动即可，没有必要对鬼神做直接、广泛宣传的必要。

（四）教育思想

孔子是伟大的教育家。

他曾注意到社会经济条件与政治、教化的关系。他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对人民主张先“富之”，而后“教之”。

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就是说，人性本来相近，后天学习不同而相远，这是孔子教育思想的出发点。他认为：“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意思是说，先学习礼乐再做官的是没有爵禄的一般人，先有了官位后学礼乐的是卿大夫的子弟。孔子主张选用先学习礼乐的人。

孔子招收弟子，没有贵贱、贫富、族类的限制，所谓“有教无类”。他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只要给我一点见面薄礼，我没有不教诲的。孔子的学生，有的是贫贱的平民，如颜回住在陋巷，过着一箪食、一瓢饮的生活。子路常吃藜藿之食，到百里以外负米奉养父母。孔子说：“衣蔽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曾参也是贫穷的人，仲弓的父亲是贱人，公冶长曾是犯人。在孔子的弟子中，有明显贵族身份的，是鲁国的孟懿子和南宫敬叔，宋国的司马子牛。

《论语》中“学干禄”、“问政”、“问从政”，议论当时的“从政”者的内容，和孔子称许、推荐他的弟子某人“仕”、“从政”、“为宰”，或更具体的官职，都说明孔子讲学的目的是培养“从政”、“为宰”的人才，而不是培养耕田种菜的生产劳动者。他说：“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子夏也说：“学而优则仕。”

教育的对象是人。孔子认为人生下来就有等级之差、智愚之别，也就是分为“生而知之者”、“学而知之者”、“困而学之者”、“困而不学者”。既然人有这样智慧高低的不同、认识能力的级差，所以教育的内容、深浅的程度也应不同。他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中等智力以上的人，可以告诉他高深的学问，中等智力以下的人，不可以告诉他高深的学问。

孔子实行“因材施教”，目的是培养“成人”，即使人成为一个标准的人。在孔子看来，“成人”应该具有智、仁、勇三德，再加上有技艺和礼乐的修养，既多才多艺，又清心寡欲，更临危不惧的有道德之人。“成人”的标准，不在于才力，而在于道德。人的智慧用于为人之道，就成为有道德的人。因此，人便分为上智之人与下愚之人，但“唯上智与下愚不移”。

为此，孔子教育弟子的主要内容是“文、行、忠、信”四个方面。文虽放在第一位，但行、忠、信大都属于道德品质教育，实际上德育占有主要位置。孔子经常教育弟子要学礼，认为“不学礼，无以立”。认为“学礼”是学习做人处世的根本。他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他要求弟子首先做一个符合社会标准的人，其次才是学习文化知识。孔子还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他把学《诗》作为培养德行、陶冶性情、增长知识的重要手段。他还认为学《诗》能够增政治、外交的才干。

孔子的教育态度是“诲人不倦”。教育方法是“循循然善诱人”。他很了解弟子的特点，如说：“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

孔子在教学与学习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教学方面，他首先引导弟子在学习上“求诸己”。他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其次，他主张启发教学。他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他主张因材施教，对子弟们提出的同一问题，他根据每个人的特点予以不同的回答。一次，子路问：“闻斯行诸？”孔子说：“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求问：“闻斯行诸？”孔子说：“闻斯行之。”公西华不明白为什么一个问题，会有两个不一样的答案。孔子告诉他说：“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在学习方法上，孔子主张“学”与“习”并重，“学”与“思”不能偏废。他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他又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在学习方法上，他还主张“学”与“问”相配合。“子入太庙，每事问。”他称赞卫国的孔文子说：“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曾参受了他的影响，也主张“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

在学习态度方面，孔子主张要老实，要虚心，更要勤勉。他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他自称是“学而不厌”，“发愤忘食”。

孔子主张学习要去掉一些主观的东西。他主张：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学习就要择善而从，有过即改。他说：“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过则勿惮改”，“过而不改，是谓过矣”。

既然教育的前提是“性相近，习相远”，那么经过“学礼”、“习礼”、“用礼”，就可以维护、巩固人性，建立以“仁”为核心的伦理道德关系，达到仁人的境界，所以孔子反复强调：“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为了捍卫“仁”的最高原则，牺牲生命在所不辞。所以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他认为，人的生存应当正直而有道德，不应当诬枉不直而侥幸苟活。所以他说：“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只要时时不违仁，处处去行仁，就会培养出“仁人”、“圣人”，最终达到“天下归仁”和恢复周礼的目的。孔子的这些思想，都是服从于和服务于其政治目的的。

六、孔子的后学

孔子的弟子，相传有3000人。司马迁《史记》立《仲尼弟子列传》，著录弟子72人，皆受业身通的异能之士。其中，有年龄、名字及受业，闻见于书传者35人，无年及不见于书传者42人。《论语·先进》特别著录孔子弟子七百人分为四种。“德行：颜渊、闵子蹇、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大戴礼记·卫将军文》记述了子贡所称述孔门之贤者，于《论语》所举者外，有公西赤、曾参、颛孙师、南宫绦、高柴。这十几个人，可说是七十子中的佼佼者。而颜回最为看重所称道，子贡、子夏、曾参的社会影响最大。

颜回，字子渊，鲁人，少孔子30岁。他以颖悟好学、安贫乐道为孔子所赞赏。孔子说：“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悦。”又称道颜回：“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颜回早死，孔子哭之恸。有人说：“您哭得太恸了。”孔子说：“我不为这个人哭得恸，还为谁恸呢！”鲁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说：“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

子贡，姓端木，名赐，子贡是字。卫人，少孔子31岁。他敏于事理，善于言辞。他由衷地敬佩孔子的德行学识，坚决抵制某些人对孔子的非议。鲁国大夫叔孙武叔毁谤孔子，子贡说：“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有一个叫陈子禽的人，对子贡说：“你是谦恭罢了，仲尼难道比你高明吗？”子贡答复他说：“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鲁哀公时，齐国田常打算伐鲁。孔子知道了，对弟子们说：“鲁是父母之国。国危如此，二三子何为莫出？”子路、子张等请行，孔子都没有答应。最后，孔子派子贡到齐，说服田常，又由齐到吴见吴王夫差，到越见越王勾践，再至吴、到晋。子贡所到之处，各说其当政者以利害，打动了他们的心理，改变了国际的形势，缓解了鲁国的危局。史称“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把有关各国的变化，归之于子贡的活动，未免过于夸张，但子贡的活动对于当时局势的变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则是可信的。由此也就可以看出子贡的辩才及其在国际事务上活动的能力。孔门对于辞令原是重视的，专门有语言一科，而子贡在这方面的成就是突出的。子贡的活动，可能在形式上已开战国中期纵横家的做派，虽然活动的性质不同。

子贡又是做生意的好手。孔子说他：“赐不受命而货值焉，亿则屡中。”他是七十子中最为富裕的人，史称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收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孔子死后一般守孝三年，子贡却守庐墓六年。他曾相鲁，终于齐。

子夏，姓卜，名商，少孔子44岁。他是孔门中特别重礼的人。有一次，他问孔子《诗》中“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是什么意思。他的问题，着重在最后的一个诗句。孔子说：“绚事后素。”意思是说，绘画之事，先布众彩，然后以素色分布其间以成文。子夏立刻就联想到礼，而说“礼后乎”，因此而受到孔子的称赞。又有一次，司马牛因没有兄弟而感到孤独，子夏劝他说：“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为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子游批评他，说：“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子夏不接受这个意见，认为子游错了，他的教育方法正是君子之道。子夏讲礼，偏重于礼的细节，极易陷入形式主义。《荀子·非十二子》说：“正其衣冠，齐其颜色，嗛然而终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贱儒也。”

子夏治学，强调知识的占有。他说：“日知其所无，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孔子死后，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史称：“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早起法家李悝也为子夏弟子。

曾子，名参，字子舆，鲁国南武城人，少孔子46岁。《汉书·艺文志》著录《曾子》十八篇，原书久佚。今《礼记》中有《曾子问》一篇，《大戴礼记》中有《曾子·立事》等十篇，可能是曾门弟子所记录整理。另有《孝经》一书，记孔子关于孝道的言论，相传是曾参所作。这可能是因曾参以孝著名，故以《孝经》依托于曾参名下，而传说不一定可信。

曾参也重礼，但更重仁。他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又一次，孔子特别点了曾参的名，说：“参，吾道一以贯之。”曾参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孔子离开以后，门人就问这是什么意思。曾参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谈话。所谓忠恕，正是曾参对于仁的一种表述形式。不过曾参的忠恕是偏重于内心的修养，孔子的仁则有更多的政治理想。

曾参讲仁义，讲孝悌忠信。曾参没有留下专讲性善的材料，但这些都跟性善的思想相联系。后来子思作《中庸》，孟子言性善，讲仁义，言仁政。从思想体系上看，子思、孟子跟曾子是属于一个派的。尽管战国中期的学风使孟子带有辩士的作风，而曾子则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表现出一种拘谨的人生态度，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思想体系上同属一个流派。

孔子当初带领弟子周游列国，是为了在政治上推行自己的主张，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可是客观上极大地开阔了孔子及弟子们的眼界，达到了“学问与游历”相结合的目的。后来中国读书人往往羡慕“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阅历，说明孔子为后来人做出了这方面成功的示范。在周游列国过程中，孔子及其弟子表现出很强的政治和组织、管理、外交能力。后来楚昭王想以七百里之地封孔子，让他实现自己的理想。可是令尹子西却提醒楚王，说孔子的学生中有奇才异能的人可不少，可是他们全都听孔子的，不听当世王侯的，要是“得据土壤，贤弟子为佐”，还不成为文王、武王？这样的话有一定道理。因此，孔子的弟子虽然能人很多，可是仕进都不太顺利。再加上孔子逝世后，他们也书生气十足地搞“守庐墓”、“三年心丧”那一套，并且主要致力于把老师晚年讲学习礼的一整套传承下来。

七、孔子的影响

孔子是中国儒家的创始人，从古到今，影响很大，他的思想体系在世界上广泛传播，与释迦牟尼、耶稣相比有过之无不及。

西汉的司马迁是极其崇拜孔子的。他将孔子的传记列入“世家”，相当于诸侯。他在《孔子世家》赞中写道：

《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这一段话，主要是从教育方面来赞美孔子的。他看出，孔子的抱负虽在于政治，他的成就却在教育。孔子留下了整套教材，成系列的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有组织的教学实践方式。他的弟子们严守祖师爷的规矩，一代又一代地流传下来。

在历史长河中，孔子及其学说经历了曲折的道路。

在长期的帝制时代，先是汉平帝元始元年（1），皇帝封孔子为褒成宣尼公。此后历代王朝都尊称孔子为圣人，诗文中多称孔子为宣圣。唐开元二十七年（739），追谥孔子为文宣王，因而孔庙也被称为文宣王庙或宣王庙。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封孔子为至圣文宣王，以后又不断加封，因称孔子为至圣先师，孔庙也被称为至圣庙，元明以后称文庙并遍布宇内。而曲阜孔庙由于是孔子故宅所在，因而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历代帝王都以到此祭孔为重礼大典。

但是，后来发生了巨大变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因为当务之急是反帝反封建运动，而儒家被视为封建文化的代表，遂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孔子遭遇了厄运。而到“文革”中，更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批孔反儒运动，使孔子的形象被歪曲，儒学的命运更悲惨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儒学作为一种文化思潮悄然兴起，并且四处扩散，方兴未艾。

如今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不能代替人们的精神需求。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不能脱离传统。作为伟大的思想家，孔子及其学术对东方文化乃至我们的国民素质有着深刻的影响。要了解、懂得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就必须全面认识、研究孔子及儒家的影响，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择善而从，随着时代的发展对其进行新的诠释和充实，以解决当代世界许多严峻的问题，保护我们自然的、社会的生态环境，形成共同的伦理和行动纲领，促进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构建更加和谐的社会，走向充满光明的人类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