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岛上日记
12月12日 长城站初步印象
在长城站安顿下来了。
长城站建于1985年，经过逐年扩建和修缮，生活设施已经相当完善。整个站区包括十几个建筑，均为铁制结构，为了抗风暴，大多悬空铆在深深插入地下的钢铁支架上。我们住的这一栋两层铁皮楼是1996年增建的，里外都漆成白色，看上去颇新。有二十几间屋子，每间都带卫生间，用具基本齐备，有两张床、一张书桌、一个衣柜。室内颇整洁，因为有电暖气，还相当暖和，室温保持在20°上下。我立刻想起，在来这里之前，一位征服过格拉夫冰盖的南极英雄听说了我们的计划，便笑说，你们的南极之行就相当于一次京郊之游，住长城站就相当于住二星级宾馆。看来，此话不单是“曾经沧海难为水”之豪言或戏言，基本上也是符合事实的。
除了作为住宅的生活栋外，其余建筑皆漆成红色，比较旧，承担着办公、科研、通讯、气象、发电、机车、仓库等功能。我们迎着大风，在即将撤离的十六次队的队长率领下参观了这些设施。
听这位队长介绍，我才知道，比起其他国家的站例如韩国站来，我们的条件就差得多了。韩国站每年的经费是八百万美元，而我们二站（长城站，中山站）一船（雪龙号）总共才三百万美元。经济实力的差别明显地体现在生活水准上。他们的食品全部在智利采购，始终是新鲜的，我们的食品则全部是在中国预备，靠雪龙号两年运送一次，因此基本是过期的。在仓库里看见，大米是1995年到期的陈米，有少量今年五月到期的智利大米则是韩国站遗弃给我们的。又如通讯，韩国队租用智利卫星，每月付五千美元，每个队员都可以随意免费打电话或上网，我们的队员则只能去智利站自费打投币电话，两相比较，虽然都身在极地，心理感受却截然不同。
不止于此，经费的不足还直接影响到科研。站上有一座房子名为科研栋，我亲眼看到，它基本上已是一座空庙，里面没有设备，仅剩的一种地震仪器也打了包准备运回国内了。这里的科考事实上已经停止。我曾奇怪，在我们第十七次队中，为何只有两名度夏队员是科研人员，其余都是行政、勤杂和普通技术人员，此时也就找到了答案。
夜晚12时，我坐在宿舍的窗前。大风刮了一整天，现在仍在刮，内行估计有八级。窗口朝东，面对着大海。天色渐暗，但仍能清晰地分辨窗外的景物。右侧的海面伸向天边，正前方是企鹅聚居的阿德雷岛，左侧是科林斯冰盖。海滩无沙，全是黑色的石头，一个积水的低洼里落了许多贼鸥。这是我到达长城站的第一天，我的心情是兴奋的，兴奋中却也掺进了一点儿沉重。
12月13日 极限体验与文化差异
谈到南极，人们爱用一个词：极限体验。据我看，像我们这样住在暖和的房子里，在离住房不远的范围内走动一番，站在海边看一会儿云、波浪和企鹅，天气好的时候，有组织地上某一个冰盖瞧瞧，是谈不上极限体验的，这个词对于我们始终是一个浪漫的夸张。
不过，就在这乔治王岛上，极限体验仍然是可能的，也确实是存在的。
昨天晚饭时，来了两个捷克客人，他们坐在我们的餐厅里，只喝茶，不吃饭。听说除了这两个男人，还有一对父女，也是捷克站的成员。所谓捷克站，只是姑妄称之，与这个岛上别国的站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在乔治王岛上，共有八个国家建站，即智利站、俄罗斯站、韩国站、乌拉圭站、阿根廷站、巴西站、波兰站以及我们的长城站。这些站都是以国家的名义建立，由国家拨款维持的。唯有捷克站不是国家所建，而是纯粹的民间行为。在纳尔逊冰盖的边缘，也许一开始有几个捷克人在那里盖了一间简陋的屋子，供临时藏身之用，后来每年会有个别爱冒险的捷克人步他们的后尘，也到冰盖上来体验生命的极限，那屋子就成了一个相对固定的营地。纳尔逊是一个小岛，在长城站南面，基本被冰盖覆盖，无人居住，捷克人就在那里尝试过一种与世隔绝的最简单的生活。去纳尔逊岛要渡过一道海峡，所有的人都是依靠机动橡皮艇越过这海峡的，唯独捷克人坚持要使用手划的橡皮艇，这也是他们极限体验的一个部分。若干年前，两个捷克人驾舟渡海，永远地消失在风浪中了。最近风大，几个捷克人就在长城站附近临时宿营，等候天气好转。
使我们惊讶的是，我们未见到的那一对父女，那个女儿竟然只有七岁，我们站上有人遇到过这个女孩。听说他们的宿营处就在我们站的油罐后面，今天晚饭后，我们结伴去寻访他们。
先到油罐后面，未发现有人宿营的迹象。我们沿着海岸继续南行，登上一个小山头，远处隐约可见一个四方的物体，像是一座小房子。下山要越过一大片积雪，不知地形深浅，想到失足冰缝的危险，投足不免踌躇起来。不一会儿，我们几人已经走散。四望无人，左边是大海、白浪、雪岛，右边是起伏的山，头顶盘旋着一群燕鸥，不时有一只燕鸥向我俯冲，发出尖利的叫声。终于走到了那个四方物体前，邵、何已经先我到达，我们三人一起察看，发现那是一个用废弃集装箱做的避难所，里面有一些简单的行李，附近还支着一顶帐篷，帐篷里放着睡袋。那么，是这里了。可是，不见人影。
我们继续前行，攀上一座积雪的山峰。山峰的那一边，纳尔逊冰盖浮在夕阳里，像一座巨大而剔透的冰山。西沉的夕阳依然耀眼，从冰盖右后方照来，背光的效果使得海水黝黑，冰盖闪射神秘的青光。回头望，雪中耸立着一块血红的石峦。密集的燕鸥群在天空鸣叫飞舞。我们无言地伫立在崖边，伫立在寂静中，向纳尔逊致敬。
就在这个海中孤岛上，这片充满不测的荒凉冰原上，一个父亲带着他的七岁的女儿，他们要共同体验生命的极限。我也是一个父亲，我有一个更年幼的女儿，但是，哪怕我的女儿长到了七岁，长到了不止七岁，我都不会带着我的女儿来冒这样的险。因为什么呢？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在中国人的血管里，流的是父慈子孝的血，而不是冒险的血。即如在这极地，或者毋宁说正因为在这极地，我们站里格外强调集体行动，强调安全第一，个人化的冒险行为是大忌，难怪迄今为止在南极丧生的都不是中国人了。那么，看来所谓极限体验是求之者有，避之者无，基本上是一种文化现象。
在一定意义上，极限体验就是拿自己的生命做试验，试验的目的是测定生命的极限在哪里。
所谓生命的极限，可以从两个方向上理解。向下理解，即生命得以维持的最低限度的条件，这条件包括能量的摄入、器具的使用和社会的交往等，这些都要降到最低限度。试验的方式是苦行和隐居，吃最少的食物，住最简陋的居处，尽量不用现成的人工制品，尽可能不与社会发生联系，其极端者便是野食穴居，回归原始人的生活。向上理解，即生命能够战胜的最高限度的危险，这危险主要指威胁生命的自然环境和自然力量，例如沙漠、海洋、激流、高峰、火山、冰盖、暴风雪，等等。试验的方式是冒险性质的体育运动，如冲浪、漂流、滑雪、攀崖，以及以沙漠、险峰、汪洋、极地等生命禁区为目标的探险旅行。
人为何会有寻求极限体验的冲动呢？很可能是因为，正是在逼近生命极限的地方，人的生命感觉才最为敏锐和强烈。从生命的观点看，现代人的生活有两个弊病。一方面，文明为我们创造了越来越优裕的物质条件，远超出维持生命之所需，那超出的部分固然提供了享受，但同时也使我们的生活方式变得复杂，离生命在自然界的本来状态越来越远。另一方面，优裕的物质条件也使我们容易沉湎于安逸，丧失面对巨大危险的勇气和坚强，在精神上变得平庸。我们的生命远离两个方向上的极限状态，向下没有承受匮乏的忍耐力，向上没有挑战危险的爆发力，躲在舒适安全的中间地带，其感觉日趋麻木。因此，在实质上，对极限体验的追求是对现代文明的抗议和背叛，是找回生命的原始力量和原初感觉的努力。
可是，生命的极限究竟在哪里呢？所谓极限，岂非在不达与过之间，而不达就不是极限，稍过就丧失生命，因而最后唯有死亡才能标出极限的所在？事实上，对极限体验的追求确实具有向死亡进军的趋势。苦行的结果即使不是冻馁而死，至少也会严重损害健康。探险家倘若不克制自己的探险冲动，不断地向更大的危险冒进，死于某一似乎偶然的险情几乎是他的必然结局。那么，以损伤乃至丧失生命为代价来体验生命的极限，这究竟是否值得？或者，是否只应该有节制地进行极限体验，把它限制在一定的时间和程度之内？我向自己提出了这一系列问题，同时立刻意识到，我这样提问很可能仍然是循着中国人的秉性在思考。然而，我无法设想，有冒险精神的西方人可以不面对这些问题。
12月14日 海边闲看企鹅
在地球上，只有南极是企鹅聚居之地，因而这种憨态可掬的动物几乎成了南极的象征。要看企鹅，必须到南极，因而每一个来这里的人几乎都怀着先睹为快的迫切愿望。到达长城站的第一天傍晚，我们就在站前的岸上看见了三只企鹅。已在图片和屏幕上熟悉了它们的姿影，现在亲眼看见，一面有一种梦想成真的惊喜，一面又有一种仿佛老友相见的亲切。企鹅们也不避人，在我们面前安闲地站着，摇摇晃晃地走来走去。两天下来，频频相遇，真觉得它们是老朋友了。
长城站面东，略微偏北，正前方是一个小海湾，在视野里与对面的阿德雷岛相连。阿德雷岛的面积约两平方公里，岛上企鹅聚居，因此，我们常常可以看见它们三五成群游到这边岸上来。共有三个品种：阿德雷、帽带、境图。这里没有身体最硕大的帝企鹅。阿德雷岛因阿德雷企鹅得名，想必是这种企鹅最多，但渡海来访的并不多，见得多的是帽带和境图。所有的企鹅基本上都由双色构成，从头到翅膀到尾，背部为黑，腹部为白。使企鹅的形体显得稚拙的是那一个肥硕的白肚子，配上那一对短小的黑翅膀和一撮拖地的黑尾羽，看上去像胖娃娃穿了件燕尾服。帽带的头部最可爱，雪白面颊上一对黑眼睛像两个小墨点，那画家仿佛意犹未尽，又在眼睛下方靠近脖子的地方画了一道细细的黑线，像扣在下巴上的一根帽带，帽带企鹅由此命名。境图的体形较大，红眼眶、红喙、红足，灰黑的脑袋像鸽子，而躯体则与鹅非常接近了。阿德雷的形状与境图很相像，只是眼眶、喙、足都是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