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青年时期的工作
我在公务方面花了不少时间，却并没有让我放松自己的学习，反而使我更加集中精力继续学习。大约就是这个时候，我开始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第一次发表的文章是在《旅行者》晚报上的两封信，那是1822年年底发表的；后来《旅行者》被《全球》报收购，合并成《环球旅行者》报，它在当时是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托伦斯上校的产业，主编是富有能力的沃尔特·库尔森（他曾是边沁先生的抄写员，后来当了记者，接着当了编辑，再以后做过律师和财产代理人，最后去世时是内政部法律顾问）。这份晚报是自由党人最重要的机关报之一；托伦斯先生亲自执笔为该报写了许多政治经济学文章；针对当时正在攻击李嘉图和我父亲的某些见解，我在父亲的鼓励下，写了一封信进行反击；库尔森出于对父亲的尊敬和对我的好意，将信登载出来。之后托伦斯还写了一篇回复，对此我写了第二封答辩信。很快我尝试着做更有野心的事情。理查德·卡莱尔和他妻子与妹妹因出版敌视基督教教义的书刊被起诉，这件事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特别是与我接触较多的一些人的关注。当时还没有政治上，尤其是宗教上的言论自由，即使仅仅是理论上的也被严厉禁止，而现在好像至少已得到了承认；持有和人们不同观点的人，不得不为争取言论自由而随时准备进行反复辩论。我以威克利夫的笔名给《纪事早报》连续写了五封信，深入而仔细地论述了自由发表宗教见解的重要性，其中三篇于1823年1月和2月发表，另外两篇因言辞过于激烈而不被该报许可，一直没有发表。但我很快就以同样的主题（当时下议院正在辩论这个主题）写了一篇文章，被该报作为社论登载出来。在1823年的全年里，我在《纪事早报》和《旅行者》上发表了相当多的文章，有的是书评，但更多的是以书信形式的评论，评价议会发表的粗浅议论、法律的缺陷以及关于地方行政官或法院的违规行为。《纪事早报》当时在针对官员罪行的揭发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佩里先生去世后，该报的编辑和管理工作由约翰·布莱克先生接任。他从该报创刊以来一直担任着该报的记者，并且他博览群书，知识渊博，为人诚实，心地纯朴；他也是父亲的一位好朋友，非常熟悉和相信父亲和边沁的思想理论，并能熟练而巧妙地把这些思想以及其他有价值的思想展现在他的文章里。自此开始，《纪事早报》不再像过去那样仅仅是辉格党的喉舌，在此后十年里，该报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激进功利主义者发表见解的工具。此类文章大多由布莱克亲自写，协助他的是方布兰克，后者用为该报撰写的议论性文章和讽刺小品展示了他突出的写作才能。该报大量披露法律和司法行政上的缺陷，并对它们的改进做出了巨大贡献。在那时以前，除了边沁和我父亲以外，还没有发现对英国制度和行政机构最大弊端的公开批评。英国人几乎普遍地深信英国的法律、英国的司法制度以及英国的不支薪酬的地方行政官制度都是优秀的典范。我可以很负责地说，除了边沁先生提供的重要理论和资料之外，让人们识破这一迷信的最大功臣应是这位《纪事早报》的编辑布莱克先生。他不断地发表文章进行攻击，揭露法律、法院（支薪与不支薪）的荒谬和罪恶，使人们心中不断形成比较正确的认识。在其他许多问题上，他是社会舆论的喉舌，经常要比其他报纸提倡的东西早得多。布莱克是父亲的常客，格罗特先生常常说，他只要看到周一晨报上的文章，就知道周末布莱克是否与我父亲在一起。布莱克是父亲传播思想最有影响力的众多渠道之一，通过该报使父亲的言论及个人影响变成布莱克的文章发表出来。此外，加上他的著作的影响，父亲成为英国的一股力量，这股力量是普通大众只凭才智与品格很难获得的，而且这股力量往往在人们意想不到的地方发挥得最充分。上文我已说过，李嘉图、休谟和格罗特的很多成就中的一部分就是因为我父亲的鼓励与劝导。与布鲁厄姆相比，父亲在许多社会公益方面，不论是教育改革、法律改革还是其他问题，他所有的成就可以证明他是一个难得的天才。他的影响如不停息的流水，举不胜举，这种影响又因为《威斯敏斯特评论》的创立而被无限扩大。
和人们的推测相反，我父亲并没有参与《威斯敏斯特评论》的创办工作。多年前父亲与边沁先生经常说起的就是要创办一份激进党的机关报，以回击《爱丁堡评论》和《季刊评论》（当时它们正处于最有影响力的时期），当时边沁先生想由父亲出任主编，可是这个想法从未成为现实。后来，1823年边沁先生决定自己出资创办《评论》，并邀请父亲担任编辑，但父亲因为在东印度公司任职，公务繁忙而无法兼顾，所以拒绝了。于是边沁先生就邀请了鲍林先生担任此职（现为约翰爵士），他是伦敦市内的一位商人。鲍林先生在此前两三年中经常殷勤地拜访边沁先生，由于他有着优秀的才智，而且他对边沁先生高度尊敬，以及赞同着他的许多（即使不是全部）主张，同时他也与各国自由党人有广泛的交往和通信，所有这些让他似乎适合担任边沁的得力助手，帮助向全世界各地传播他的信誉和理论。父亲很少接触鲍林，但对他很了解，认为他完全不是想象中的适合办政治和哲学评论的人；而且他预感到这个刊物的前景不长，对它不抱什么希望。他深信这个刊物不但会使边沁折本，而且可能会使激进派的原则遭受质疑。但是父亲又不能置边沁先生于不顾，就同意为创刊号写一篇文章。按照在之前商定好的计划中受大家共同赞成的一部分，该刊将针对其他评论刊物的文字进行评论。父亲的这篇文章就是对《爱丁堡评论》从创刊起各期的作品做出的全面评判。他在开始写之前，让我把该刊所有文章或者每期的重要文章通读一遍（这种工作在1823年时要显得容易些），然后把我认为他需要看的文章，或者写得好或者写得差的地方摘录下来。父亲的这篇文章让《威斯敏斯特评论》第一次出刊就引起轰动，也是他所有文章中最能展现他的思想性和技巧性的一篇。首先，他整体分析了期刊文字的倾向，指出刊物不能像书籍一样等待成功，而是必须一出刊就能引起响应，否则刊物可能永远成功不了。因此，面对公众时，父亲认为刊物大体上一定要遵从并反复灌输公众已持有的见解，决不可去纠正或改进他们的见解。其次为了突出《爱丁堡评论》作为一个政治性机关刊物的特点，他进一步用激进派的观点全面分析了英国的宪法。他提醒公众认识到该宪法自始至终的贵族特性：下议院的多数议员由几百个家族产生；议会中较独立的一部分人（各郡的议员）几乎都是大地主；这种范围狭窄的寡头政治只是为便于统治，才允许不同阶级分享一部分政权。最后，他称教会和法律界是寡头统治的两个后台。他指出，这样组成的贵族体制自然倾向于把自己分成两个政党，由一个政党执政，另一个政党在大众舆论的支持下想要努力取代前者，而贵族的优势和占据的支配地位，根本不受到重大伤害。他描述了贵族的在野党可能采取的方针和占有的政治地位，解释了在野党为了取得公众的支持而假意支持受公众欢迎的原则。他指明了这种做法是怎样在辉格党所做的事情中体现出的，而《爱丁堡评论》作为辉格党的主要喉舌正在施行。他用“跷跷板”一词来形容该刊的主要特点；但凡触碰到统治阶级的权力和利益的每一个问题时，它们用不同的文章或文章的不同部分时而这样说，时而那样说；而且他还就以上种种情况用丰富的材料加以表明自己的立场。这篇文章给了辉格党及其所施行的政策从来没有过的严厉抨击，此前在英国还从来没有人为了激进主义而给予对手如此沉重的打击。我相信，当时除我父亲外再没有人能写出这样的文章。
此时，新创立的《评论》已与另一份筹备过程中的纯文学期刊联合，后者由亨利·萨瑟恩先生担任主编；他当时是职业文人，后来步入外交界。两位主编同意联合办刊分工合作，鲍林担任政治版刊物的编辑，而萨瑟恩负责文学版。《评论》的文学版本打算交由朗曼公司出版，该公司当时虽然在《爱丁堡评论》占有部分股权，但愿意承担这份新刊物的出版。但是当一切准备就绪，刊物的简报已经发出去时，朗曼公司见到我父亲抨击《爱丁堡评论》的文章，便撤销其出版决定。因此，父亲在大家的请求下利用他和出版商鲍德温的关系，使《评论》成功出版。于是《评论》的创刊号终于在1824年4月问世了，这完全超出了我父亲和大多数后来支持它的人的预料。
这期的发行量使我们大多数人都喜出望外，文章总的质量也超出了预期。文学版与艺术版的文章主要依靠宾厄姆先生，他是一位律师（后来担任检察官），与边沁先生是多年的好朋友，也是奥斯丁兄弟的朋友，极为热情地信奉边沁先生的哲学理论。非常巧的是，在第一期刊物中他的文章就有五篇之多，而且每篇文章都让我们特别满意。我清楚地记得，当时自己对《评论》有着错综复杂的感情；我非常高兴地看到这个刊物办得这么好，好到足以令人满意地成为那些支持刊物并公开宣称的观点的人们可以信赖的喉舌；我们认为该刊物总体上十分优秀，因此对我们认为有损它完美的地方感觉非常懊恼。除了我们对它持有一般好感之外，当我们知道它作为创刊号的发行量如此之大，并且知道它作为一问世就受到广泛关注的激进派评论刊物拥有和其他基础牢固的政党报刊同等权利时，我们更加毫不迟疑地竭尽所能，希望把它办得更好。
父亲继续偶尔写些文章，继《爱丁堡评论》之后，又披露了《季度评论》；在他的文章中，最重要的是发表在第五期上抨击索赛所写的《教会》一书的论文，和第十二期中一篇政治论文。奥斯丁先生只写过一篇论文，但十分成功；该篇文章反对长子继承权，回击了麦卡洛克最近发表在《爱丁堡评论》上的文章。格罗特也只写过一篇论文，因为他正在全身心地投入写《希腊史》；他写的这篇文章就是讨论他正在研究的主题，即彻底地揭露和批判米特福德。宾厄姆和查尔斯·奥斯丁继续为《评论》写了一段时间文章；方布兰克从第三期起经常向此刊投稿。我的知交好友埃利斯也给此刊写稿，但是到第九期他就离开了。大约这个时候，另外一批人又参与进来，有艾顿·图克、格雷厄姆和罗巴克。我自己也经常向此刊投稿，从第二期起到十八期止共写了十三篇文章，内容要么是对历史和政治经济学著作的评论，要么是读特殊政治主题如《谷物法》、《狩猎条例》和《诽谤法》的评论。有时父亲和我的其他朋友也会写点儿有价值的文章。鲍林先生的朋友写过精彩的文章。可是总的来说，在我所接触的那些对《评论》的宗旨有强烈兴趣的人中，没有一个人对《评论》的经营表示满意的。几乎每一期出版时，都有一些地方使我们非常厌恶，有的是观点和风格方面的问题，也有的纯粹是水平问题。我父亲、格罗特、奥斯丁兄弟等人对该刊做出的不满的评论，激起我们年轻人过度热情地附和。我们年轻人的热情高涨，让我们毫不犹豫地大发议论，这使两位主编的日子很不好过。现在回想起当时的所作所为，毫无疑问我们有的做得对，有的做得不对。我可以肯定，如果那时《评论》依照我们的想法经营（我指的是按照我们这批年轻人的想法经营），那么也不会办得更好，甚至也许比那时办得更差。但是在边沁主义历史上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使边沁主义广泛传播的这份刊物，从一开始就受到了认为对所有问题的见解都该代表边沁主义的人的强烈非议。
此时，《评论》已经广为公众熟知，它为边沁式激进主义在主张和理论方面取得公认的地位，这样的名誉和地位与其信奉者人数之不成比例，也与当时大部分被认为是信奉者中人的个人成就和能力不成比例。众所周知，那是个自由主义迅速膨胀的年代，随着人们对法战争的恐惧和仇视情绪慢慢消失，公众开始重新关注国内政治，改革的思想潮流也开始逐渐高涌。但在欧洲大陆上，旧王族恢复了对人民的压迫，英国政府公然支持所谓“神圣同盟”的反对自由的阴谋，长期战争带来的巨大消耗造成了国内债务和税收的沉重负担，这使政府与国会十分不得民心。激进主义在伯德茨和科贝茨的领导下取得的声望和重要地位让政府惶恐不安。他们的恐慌并未因颁布了著名的《六项法案》得到暂时的缓解；而对卡罗琳王后的审判在大众心中激起了更大更深的仇恨。虽然这种仇恨从表面迹象看随着刺激原因消失而消失，但是到处都涌现出一股之前没有过的反对政府各种不公的思潮。休谟先生坚持要求对政府开支严格审查，促使下议院在讨论每一条引起争议的预算项目时产生了分歧，这种情况开始强有力地影响着舆论，最终迫使政府很无奈地缩减许多较小的开支。1820年由图克先生起草，由亚历山大·巴林先生递呈的伦敦商人要求自由贸易的请愿书，以及李嘉图在议会生活的几年中所做出的不懈努力，使政治经济学在公共事务中有力地突显出它的作用。李嘉图紧接着就“条金争论”所写的文章，和继他的文章之后发表的我父亲和麦卡洛克的论文和评论（那几年里麦卡洛克在《爱丁堡评论》发表文章都极有价值），都引起了公众对政治经济学的关注，使政府内部至少有一部分人转变了立场；赫斯基森在坎宁的支持下主张逐步取消这种保护贸易制度，他们的一位同僚实际上于1846年完成了这个任务，虽然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后残余直到1860年才由格拉德斯通先生彻底扫清。当时的内务大臣皮尔先生正小心翼翼地尝试着走无人走过的边沁主义特色法律改革之路。这个时期，自由主义似乎成了时代的主题，最高阶层鼓吹改良制度，而最低阶层强烈叫嚣着要求彻底改变议会章程。于是在这个时候经常会出现一批新的作家，他们自称是这股新潮流的立法者和理论家，以此来引起人们的注意，这就不足为奇了。他们写作的坚强信念，似乎没有人能够比他们的信念坚定；他们敢于正面抨击现有两个政党；他们毫不妥协地公开宣称反对许多为人们普遍接受的思想，他们对他人的怀疑态度表明了没有谁比他们更具有反社会的精神；至少我父亲的著作具备这样的力量和气势，他还有众多出现在他背后足以办一份评论的支持者；最后《评论》有了相当大的发行量和读者。所有这些使所谓哲学和政治学中的边沁学派在公众心里占有了十分重要的地位，其影响是前所未有的，也是后来英国兴起其他同样认真的思想学派所难以达到的。由于我置身在这个学派的中心机构，了解它的组成状况，而且我是其中最积极的少数人之一，所以可以毫不过分地说，我比大多数人更有资格谈一谈它的情况。
这个想象中的学派，事实上当时只是由围绕在他周围的一定数量的年轻人组成，他们被我父亲的著作和思想所吸引；他们或多或少已经或正在从我父亲那里吸取他的明确而果断的政治学和哲学思想。那种认为边沁身旁聚集着一批亲自聆听他讲述学说的信徒的说法，纯属无中生有；关于此父亲在《略论马金托什》中已经说得很明确了；凡是了解边沁先生生活习惯和谈话方式的人都知道，这种说法是荒谬的。边沁的影响是通过他的著作产生的。他通过著作对人类的现状产生影响，直到现在依旧在发挥作用，这无疑比我父亲的影响更广更深远。在历史上他是个比我父亲伟大的人物，但是我父亲的个人影响要大一些。人们从我父亲的谈话中寻找信念和教益，他也确实主要以谈话为手段来传播他的见解。我从没看到过有人能像他一样，用通俗的谈论让自己最完整的思想得以充分而正确地表达。他能完美地运用自己丰厚的思想底蕴，他的简洁畅快的语言能声情并茂，以及他发言时所流露出的高尚道德风范和理智的力量，使他成为最优秀的辩论家之一。他满怀奇闻典故，经常笑声爽朗，当和他喜欢的人在一起时，他是个活泼而有趣的伙伴。但父亲并不仅仅是通过（或者主要依靠）传播他的精神信念才显示出他的力量，他的品格力量所产生的影响力更加巨大，这一点我后来才懂得它的珍贵。他有着高度的公德心，有视大众的利益高于一切的胸怀，他的这些品质让同样的高尚与美德的萌芽在受他鼓励和他接触的人们心灵上逐渐生根发芽并不断成长。他的赞同成为这些人的愿望，他的非难成为他们的羞耻；他的谈话和当场的行动给了那些怀有相同目标而奋斗的人以精神上的支持；他以高度的自信心给予那些灰心失望的人们（总会在某些具体情况中失去自信）以鼓励，而他的坚定的信念来自对理智的力量，对社会总体的进步趋势，以及每个人都能通过明智的努力而行善的深信不疑。
正是父亲的见解赋予当时边沁主义即功利主义的宣传以显著的特点。他的这些见解零散地、多面地不断往外传播，主要通过三种渠道不断地源源流出。第一种是通过我，我的思想是唯一在他教导下形成的，并由我对很多年轻人产生相当有力的影响，再由这些年轻人向别人宣传。第二种是通过剑桥大学几个与查尔斯·奥斯丁年龄相仿的人，他们在奥斯丁的带领下，或者在他的思想的鼓舞下，信仰许多与父亲所主张类似的学说，其中有些小有名气的人后来设法认识父亲并经常拜访他。这些人中值得提起的是斯图拉特，即后来的贝尔伯勋爵和现在的罗米利勋爵，罗米利的父亲是有名的塞缪尔爵士，他是我父亲的老朋友。第三种渠道是通过剑桥大学生中较年轻的一代，他们比奥斯丁稍晚，与艾顿·图克同辈，他们因具有与值得尊敬的图克的思想相似而和他交好，再由图克介绍给我父亲。他们中最著名的是查尔斯·布勒，其他还有许多人也个别地接受父亲的影响并传播父亲的思想，例如布莱克（上文已提到）和方布兰克。但是在那批人中间的大多数，我们估计也只能算是部分的同盟者，比如说方布兰克在许多重要问题上就与我们存在分歧。但是，实际上我们当中对任何一部分见解都不存在完全的一致，我们中也没有任何人绝对信奉我父亲的学说。譬如说，他的《论政府》一文，我们虽然几乎都认为是政治学里的杰作，但是其中有一个段落我们并不赞同，在那一段中他提到可以不给妇女普选权，这与良好政治并不抵触，因为她们的利益与男人的利益一致。对于这个理论，我与我的知交朋友都表示坚决反对。应该为父亲解释一下，我父亲否认他故意强调妇女应该排除在普选权之外。他主张妇女应该和四十岁以下男子一样都没有选举权，关于这一点就在文章的下一段里，他对男子也提出完全相似的见解。他实际所说的不是讨论普选权是否应受限制的问题，而只是讨论（假定应给予限制）限制到什么样的程度，有了它才肯定不会危及良好政治的安全。但是我在当时和此后也经常意识到，他所承认的见解与他所否认的见解都存在极大的错误。声称妇女的利益包含在男人的利益里，就等同说臣民的利益包含在国王的利益里一样，而普选权赋予每个人的现实理由都要求不能把妇女排除在外。这种观点也是我们年轻的一批激进分子共同持有的，让我们高兴的是，边沁先生在这个重要问题上完全站在我们这一边。
虽然我们中间并不是每个人都完全赞成我父亲的每一种主张，但是正如我之前所讲，对我们这批后来被称为“哲学激进主义”第一批宣传者来说，父亲的理论是我们所组成的这个小团体主要的标志和特征。我们中的任何人的思想方法，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边沁主义的特色（即以边沁为领导或倡导者），而是把边沁的观点和现代政治经济学观点以及哈特利的形而上学融合在一起。比如马尔萨斯人口论同隶属边沁的任何理论一样，也是组成我们这个团体的旗帜和宗旨。这个伟大的理论原本为反对人类社会有着无限的改良前景的说法而提出来的，我们尤其热情地从相反的方向来理解这种理论，即认为要实现这种改良，唯一的办法只有通过主动限制人口的增长来保证全体劳动者以高工资充分就业。关于我们和我父亲共同观念的其他主要特点现解释如下：
在政治上，父亲几乎无限信任两件事的功效：议会制政治和议论的完全自由。父亲十分相信只要能让人类的思想具备足够的理性光芒，它就会对人类心灵产生巨大的影响。他认为，如果能教所有的人读书，能够把各种思想用语言或文字向他们阐述，能给他们普选权，就能使他们选出立法机关，实行他们所信仰的思想理论，而后似乎一切问题都可解。他认为只要立法机关不再代表某一阶级的利益，它就会诚挚地和理智地为大众的利益服务；因为人民在经过受教育具备的理解能力的指导下，一般能够理性地选出他们的代表，这之后，就可以给予他们的代表自由处理的权力。因此，他认为贵族统治，即任何形式的寡头政治，是唯一阻止人类选出最明智的代表管理他们事务的障碍，也是他严加指责的目标；而他主要的政治信念，即民主普选权，并不是源自自由、人权或在此之前提出的保卫民主的有一点儿意义的各种警句口号，而是把它作为“保障良好政治”的必要因素。在这个问题上，他同样只紧紧抓住他认为主要的因素：只要政治良好，是君主政体还是共和政体对他来说关系不大，这种态度要比边沁温和很多；而边沁认为的国王是“腐败的罪首”，这是十分有害的。除贵族统治外，他反对英国的宗教或教士组织，认为他们在地位上是使宗教堕落的罪恶源头，是反对人类思想进步的阻碍，这也是父亲极为厌恶的目标；可是他并不讨厌正直的教士个人，他有几个真挚的教士朋友。在伦理学方面，在他认为与人类的幸福有重要关系的一切问题上，他的道德感情都是热情而又严厉的；而他对通常的宗教教义却完全不关注（虽然这并不表现在个人行为上），因为他认为此类教义只是出于禁欲主义和教士权术，没有任何可靠依据。例如在男女关系方面，他希望给予人们更多的自由，虽然他并不明确限定什么是或应当是这种自由的确切条件。他这种见解不能证明他在思想上或实际生活中有情欲问题。相反，他预言这种自由的增加产生有益影响之一，是人们的想象力将不再集中于肉体关系或与之相关的事物，不再把这些夸张作为生活的一个重要目标；他认为这种想象力和情感的堕落是人类心灵最根深蒂固并且普遍存在的邪恶之一。在心理学方面，他的基本理论是在不同环境下通过普遍的“联想原理”可以形成人的性格，以及认为教育有着提高人类的道德和智力水平的无限可能性。在他所有的理论中，这一条理论最为重要也最值得去坚持。不幸的是，就是这一理论与当时及后来流行的思潮抵触最大。
凡此种种见解都是我所在这个青年小团体以万分高涨的热情紧紧拥护的，此外我们还把这种共同的信仰当成了宗派意识，而后一点至少从意向上说与父亲没有关系。由于我们（应该说是人们想象中的我们）甚至曾被人们滑稽地夸大为“学派”，而使我们中有些人在一段时间里真正希望成为这样的“学派”。十八世纪法国“哲学”派是我们追捧模仿的榜样，我们希望获得不低于他们的成就。我们这个团体中尤其是我，是对这种稚气的野心抱有最大希望的一个；如果说此事不会被觉得浪费篇幅与时间的话，倒可以说出许多详情来。
但是，准确地说我所谈到的这一切只是这个团体的外表，或者说仅仅是理论性的部分，而且还只是这个部分的一个方面。至于要透视到我们这个团体内部，分析我们是怎样的一种人，我必须先说明，我谈的仅限于我本人，只有对我自己我才是真正了解的；同时我相信，我所描述的关于我本人的情况，如果不作很多方面的修改，是不适用于我的任何伙伴的。
我想，人们经常把边沁主义者描述为仅仅是推理的机器，这种说法虽然对大多数具有这个称号的人极不适用，但对我人生中的某两三年的情况并非完全不符合。也许这个说法对我这种刚入社会，对向往的共同目标怀有新鲜热情的青年人才是适用的。在下面一点上，也没有特别异常的地方：不能期望一个与我当时年龄相仿的年轻人成为我恰好成为的那类人。我怀有数不清的干大事的抱负和愿望，其中最强烈的情感就是热情地为人类谋福利，当然里面还夹杂其他的情感观念。但是在我人生的那个阶段，我的热情主要还集中在理论性的见解上，还说不上出于真正的仁慈或对人类的同情，虽然这些品德已在我的道德准则中占有相当的地位。我的热情也与任何追求崇高理想的高度热忱不同。虽然我极其容易受这种感情的影响，但在当时这种感情的自然养料——诗歌的熏陶——曾经中断，而接受更多的是与感情相反的训练，那就是不带丝毫感情的逻辑与分析。此外，如上文中提到，父亲对我的教导往往忽视了感情的价值。这并不是因为他本人铁石心肠或麻木不仁，我相信事实恰恰与此相反。他认为感情不需要来自他人的关心，只要恰当地关心行为本身，肯定就会有足够的感情。他在伦理学和哲学争论中，看到人们把感情作为行为的最终理由和辩护，而忽视感情本身也需要辩护；当看到行为的结果对人类幸福产生害处时，实际上也需要感情为之辩护；当觉得一个人性格里富有感情时，人们就认为他值得被看作好人（父亲认为只有行为才能证明人的美德），这些事情经常引起他的愤慨。在评论人物或事物时，他对称颂感情最无耐心，即使提到也只是只言片语带过。除了他身上这种特性带给我及其他人的影响外，我们发现，我们认为所有最重要的见解常因人们感情的缘故而受到抨击。功利思想被谴责为冷酷的计算，政治经济学也被当成是无情的东西，控制人口的理论被斥责为违反人类的自然感情。我们拿“感伤”这个词来反驳，并连同“阔论”和“模糊”两个词作为我们指责他们的常用术语。虽然与反对我们的那些人比较，我们通常是对的，但争论的后果促使我们不珍惜感情的熏陶（除公私责任情感外），感情在我们大多数人思想中，尤其是我的思想中基本没有分量。我们主要想的是改变人们的看法，让他们相信事实证据，懂得什么是他们的真正利益，一旦他们懂得自己的真正利益所在，我们认为，他们必定会把交流思想当成工具，尊重彼此的利益。当我们真正意识到无私的仁慈和热爱正义的最高美德时，我们不再期望通过针对这些情感的任何直接行动来使人类获得新生，而是希望通过受过教育的有识之人的作用，去改变人类自私的思想感情。虽然对那些受更崇高的行为准则约束的人来说，最后这一点是他们手中非常重要的改良手段，但是我不相信当时边沁派或功利派中能坚持到今天的任何人，还主要依赖它作为改进人类行为的方法。
由于从理论上和在实践中都忽视了对感情的陶冶，结果自然是低估了诗歌本身以及它作为人类天性中一个因素的想象力的价值。人们在心目中从过去到现在，都普遍认为边沁主义者是诗歌的敌人，这种看法对边沁本人也比较适用。他过去常说“全部诗歌都是歪曲”，但他说的这句话的含义还可被更进一步理解为，所有感人的言语也是歪曲，甚至还包括所有在性质上超过算术答数范围的修辞描写和教导都是歪曲。第一期《威斯敏斯特评论》上的一篇宾厄姆的文章在解释他为什么不欢喜穆尔时说，“穆尔先生是一位诗人，所以他不是一位推理家”，这篇文章更加深了人们认为《评论》的作者们都憎恨诗歌的印象。而事实上，我们中大多数人都非常喜爱诗歌，宾厄姆本人也曾写过诗，至于我（我父亲也是这样），准确地说我并不讨厌诗歌，而是从理论上对它不感兴趣。我讨厌诗歌中的任何感伤情绪，也同样不喜欢散文里的感伤情绪，而诗歌里却包含了特别多的这种情绪。我完全没意识到诗歌作为引导感情的手段及诗在人类文化中的地位。但是我个人却很容易受某些诗歌的感动。在我对边沁主义最抱有宗派热情的那段时期，我偶然间读到了蒲柏的《论人》，虽然其中见解几乎与我的信念完全相反，但是我清晰地记得它对我的想象力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也许那时任何其他一篇比用韵体写成的深刻议论更高级的诗篇也不会对我有同样的影响。无论如何，我难得有机会读到这样的诗篇。但这种情况仅仅是被动的。远在我的智力基础有大幅扩展之前，在我思想发展的自然过程中，我已经通过虔诚地赞美英雄人物，特别是对哲学上英雄的生活和性格的赞美，获得了最有价值的诗的熏陶。许多为人类造福的先驱，他们从普鲁塔克的《古希腊罗马名人传》中获得的体验记录成文字留给后代，对他们产生了激励人心的影响；同样柏拉图描述中的苏格拉底和某些现代传记，也给我带来了精神鼓舞，尤其是孔多塞所著的《杜尔葛传》；这本书经作者刻意的描述，能唤起读者最高尚的热情，因为它是由一个最聪明、最高尚的人叙述的同样一个最聪明、最高尚的人的生活。我所同情的这些思想界的代表人物的英雄美德深深地感动了我。当我需要提高我的感情与思想境界时，我总是马上求助于他们，正如别人求助于他们喜爱的诗人一样。顺便我要提一点，这本书纠正了我狭隘的宗派主义的愚昧。这本书的开头写着这样一句话，“他认为各种宗派都是有害的”，说明了杜尔葛为什么一直和百科全书派人士不一样，这些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我不再称自己和我的同伴为功利主义者，在用人称代词“我们”或其他集合人称名词时，我不再标榜宗派主义。至于我思想深处的宗派主义，直到后来才十分缓慢地去除干净。
大约在1824年年底或1825年年初，边沁先生从杜蒙先生那儿收回了他《论证据》的文稿（杜蒙根据此稿所写的《司法证据论》此时已经完成并出版），决定用原稿出版。他觉得我有能力担任书稿的整理和出版的筹备工作，正和最近宾厄姆为他编辑《论谬误》一书的方式一样。我很愿意承担此项任务，它几乎花了我一年的业余时间，还不包括我以后负责的这五大卷书的复印的工作时间。边沁先生先后分三次写此书，每次中间都隔了较长时间，每次写作的体裁都不相同，而且每次写时又不参阅上一次所写的文稿。其中有两次他从头到尾涉及了整个主题。我的工作就是要把这三大文稿汇编成一篇论著。我以他最后写的那份文稿为模板，并从其他两份文稿中挑选内容对此中未提到的部分加以补充。我还必须把其中晦涩难懂的超出读者能理解程度的语句以及突然的文句改编成通顺易懂的句子。边沁先生还特别希望我根据自己的理解，尽力把他文稿中遗漏的地方加以补充。为此，我专门阅读了有关英国证据法最有权威的论文，对边沁先生文稿中遗漏的英国法规不合理的部分加以评论。我还针对杜蒙著作的读者对其书中边沁先生的理论所提出的反对见解进行了答辩；此外，我对书中比较抽象的部分如“未必性”和“不可能性”的理论增加了一些补充说明。我是用比较自负的语气，写的这些由编者增添的容易引起争议部分的文字，从而使它们看着不像是出自我这样无经验的年轻人的手笔。而事实上我也从来没想过显示我的个人才能；作为边沁著作的无名编者，我基本都使用作者的口吻写作，也从没有想过这样做对他和对书的主题是否合适，对我来说，可能是不大合适的。在该书出版时，边沁先生强烈要求把我的名字作为编者印在上面，我虽极力推辞，但不起作用。
我编辑此书花费的时间相对我个人的进步是值得的。这本《司法证据的基础理论》是边沁所有著作中内容最丰富的一部。证据的理论是他最重要的主题之一，这个主题又关联到许多其他论点，此书包含了他思想中的大部分精髓。除此之外，它的另一大优点就是对英国法律中的弊病和缺陷做了最详尽的揭露；因为这些弊端此后依然存在，所以在他以后写的许多著作中他继续毫不留情地揭露。此书除对证据法议论之外，还插入了许多说明性的事例，阐释了英国议会的全部程序和做法。所以，我编辑此书得到的直接知识，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比单纯阅读要深刻得多，真是不小的收获。这件工作还带给我意想不到的收获，它极大地提高了我的写作能力。自从我完成此项编辑工作后，我所写的东西比以前要好得多。大家都知道，边沁晚期的文风有点儿烦冗拖沓，由于过分重视文字的优美，以及他追求用词的精确，所以他所写的文章里的语句会出现一个从句套另一个从句的现象，在读者理解他文章主旨时，还必须弄懂他全部的修饰语词和限定语词。他的这种写作风格不断夸张，以至于后来不习惯读他文章的人理解起来都觉得十分费力。但是他的早期写作风格，如《政府杂论》和《司法机构计划》等文章，都可称得上是语言简洁明快的典型，再加上他的内容丰富，几乎没有人能够超过他。他的这种早期风格在《证据论》的手稿中也有许多鲜明的例子，对此我编辑时尽力保留下来。编写这种长篇的优秀手稿，对我的写作能力影响很大；同时我又勤奋地阅读了其他英法作家的著作，如戈德史密斯、菲尔丁、帕斯卡尔、伏尔泰和库里埃的作品，他们极其自然而又表达有力的写作风格进一步提高了我的写作能力。在此种种影响下，我的写作脱离了像我先前作品中表现的那种枯燥乏味，我的文章主旨的骨架开始显得有血有肉，风格也显得活泼轻快。
我的进步首先在一个新的领域里展示出来。利兹的马歇尔先生是现在的马歇尔家族的祖辈，当格兰庞德丧失的代表权由约克郡接受时，他被选为约克郡的议员。他是一位热心的议会改革家，家境富有，花钱慷慨。他因为非常喜欢边沁先生《论谬误》一书，所以想到每年把议会的辩论汇编成书，内容可不以议会记事录的日期顺序那样编排，而是按照主题来分类，同时加上发言人的谬误的评论。有这个想法之后，他自然就写信给《论谬误》这本书的编者，于是宾厄姆在查尔斯·奥斯丁协助下，承担了此项编务，这份刊物称为《议会史实与评论》。此刊物销量较少，经营上不能盈利，因此只维持了三年，但是它却引起了议会和政界人士的注意。而我们这批人的主要精力都用到办这个新刊物上，而且该刊的发行给编者带来的信誉远比《威斯敏斯特评论》要多。宾厄姆和查尔斯·奥斯丁写了许多文章，斯特拉特、罗米利和其他几位自由党的律师也写了很多篇。我父亲以他最佳的风格写了一篇，查尔斯·奥斯丁的哥哥也写了一篇。库尔森也写了一篇极为优秀的文章。至于我自己写的一篇文章有幸能登在第一期的卷首，内容是评论1825年议会会议的主要议题，题目叫《天主教联盟和天主教的无能》；我在第二期上写了一篇精心构思的论文，题目为《论1825年的商业危机和货币争论》；在第三期上我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一般的主题，另一篇是论商业中的互惠原则，内容针对当时坎宁与加勒廷的著名的外交通信。这些文章不再仅仅是我对所学别人的理论的重述和应用，而且包含我的原创性思想（如果能把旧有思想加上新的形式和新的延伸就可以称为原创思想的话）。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些文章已经成熟，而且融合很多东西一起形成新的特色，这是我以往文章里从未有过的，所以发表出来一点儿也没有显得幼稚。但是文章的主题不是已经过时，就是被别人早已更完整地讨论过，因而它们只是重复别人做过的，肯定也将与最开始我在《威斯敏斯特评论》上发表的文章一样，被逐渐淡忘。
在这样为刊物写文章的同时，我没有放松其他的自学方式。就在此时我学习了德语，使用的是汉密尔顿法，为此我与几个同伴组成了一个学习班。那时起到几年后，我们集体学习所采取的形式对促进我思想进步帮助很大。我们学习的形式是通过阅读和讨论，集体研究几门我们希望掌握的学科。我们集合十几个人，格罗特先生把在针线街的住房的一个房间借给我们作学习之用；他的合伙人——功利学会最早的三个会员之一——普雷斯科特也参加我们这个组织。我们每周集会两次，上午从八点半到十点，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大部分人都停止了日常工作。我们学习的第一个学科是政治经济学，选择了几篇系统化的论文作为课本，我父亲的《政治经济学要义》作为我们的首选课本。先由一个人朗读一章或者几小节，然后大家开始讨论，任何人对论文都可随时提出异议或发表评论。我们的原则是要彻底讨论每一个提出来的问题，不论大小，并要延长讨论直至每个参会的人对各自做出的结论完全满意为止。书中或讨论中随之出现的每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们也一定要弄懂，而不会放过，直到把发现的每个难题完全解决为止。在某些问题上我们会反复讨论几个星期，甚至在会下的时间也努力思考，并尽力解决上次讨论会上新出现的难题，就是以这种方式我们学完了父亲的《政治经济学要义》，紧接着继续用同样的方式学完了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和贝利的《价值论》。这种细致入微而又生动有趣的讨论不但使参与者大有进步，而且还能在抽象的政治经济学的一些主题上提出新的见解。我后来出版的《国际价值》中的理论就是从这些讨论中得来的；我在《论利润与利息》中修正了李嘉图在利润理论中提出的理论，也是受益于这些讨论。在我们这群人中具有原创性思想的有埃利斯、格雷厄姆和我，其他人也都对讨论贡献很大，尤其是普雷斯科特和罗巴克，前者学识渊博，后者眼光独到、辩证敏锐。《国际价值》和《论利润与利息》中的理论是我和格雷厄姆共同思考出来的，其中我们的功劳可对等。如果我们能按原来的想法去做的话，那么我后来的《论政治经济学中未解决的几个问题》一书本来可以连同他的几篇论文，以我们两人的名义共同发表。但是当我开始写时，我才发现我之前过分夸大了我们二人见解的共同之处；他完全不同意我两篇论文中最具独创性的见解，也就是《国际价值》里的见解，所以我不得不把这些见解看作完全属于我一个人的，而且许多年后此书出版时也只署了我一个人的名字。还值得一提的是，父亲在修订第三版《政治经济学要义》时，有几处所做的改动就是根据这些讨论会中所提出的批评意见，尤其是他修正的其中两点理论是我提出的（虽然还没有达到形成我们新理论的程度）。
学完政治经济学以后，我们以同样讨论的方式学习三段论逻辑学。此时格罗特也参与到我们的讨论会中。这方面我们学习的第一本课本是奥尔德里奇的著作，但我们厌恶他的肤浅，所以我们就从许多经院派逻辑学手稿中挑选出了最完善的一份进行翻印，这些手稿就是从我父亲这个此类书籍的大收藏家那里拿到的。这本书是耶稣会教士杜·特里乌的《逻辑学入门》；这本书学完后，我们开始学惠特利的《逻辑学》，当时此书是京都百科全书出版社的第一次重印版；最后我们学习霍布斯的《计算法和逻辑学》。我们就用同样的方式学完这些课本，让我们获得了范围广而又具有原创性的形而上学理论知识；我的《逻辑学体系》第一册的大部分内容就是得益于这些讨论，书中指出了经院派逻辑学家理论的原则和特点，以及完善了命题的重要性理论。格雷厄姆和我提出了大部分新的见解，而格罗特和其他人做出了最出色的判断或检查。从这时起，我就筹划着写一本有关逻辑学的书，虽然最初计划的字数比最后写出来的要少得多。
学完逻辑学后，我们开始学习分析心理学，并挑选了哈特利的著作当课本。为使人手一册，我们找遍了整个伦敦的书店，以至普里斯特利版的价钱突然上涨。以同样形式学完此书，我们的讨论会就暂告一段落了；但不久后父亲的《精神分析》出版了，我们为了学习此书，又聚在一起，直到学完这本书，我们的讨论式学习也宣告结束。我一直认为我能够成为一个有创造性见解的独立的思想家就是从这些讨论会开始的；也正是这些讨论使我形成了（或大大强化了）一种思维方式，在这种思维方式的带动下我才能够取得已经达到的或者将要达到的思想上的成就，才使我在完全解决难题前绝不在解决一半时就停下来；也使我决不放弃任何一个难题，一定要追根究底地研究，直到完全清楚；还使我决不放过问题中即使不是很重要的任何含糊的地方；使我在没有彻底弄清楚整个问题之前从来不自认为已经完全懂得问题的所有方面。
我们在1825-1830年所作的公开演讲，在我那几年生活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于它们对我的个人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我觉得有必要详细讲述一下其中的一些事。
有一个称作“合作协会”的欧文主义者组织已经存在一段时间，他们每个星期在英国大法官法庭巷聚集一次，进行公开的辩论会。1825年上半年罗巴克因偶然的机会结识了其中的几个会员，于是他也去了一两次那个辩论会，并参与了反对欧文主义的辩论。我们中间有人提议我们集体去那里和他们进行公开全面的辩论，查尔斯·奥斯丁和他几个不常参加我们集体活动的朋友也参与了这个计划。而合作协会的成员也一致赞成这个计划，因为他们自然更愿意与其他的对手进行激烈的辩论，不愿意仅仅在他们内部进行沉闷的辩论。这次辩论的主题是人口问题，并以我方的查尔斯·奥斯丁的一篇优秀的演讲作为开始。我们的辩论战每星期一次，并连续进行了五六个星期。每次都会有很多人来听，其中除合作协会的会员和他们的朋友外，还有来自四个法律协会的一些听众和几个发言者。关于这个主题的辩论刚刚结束，另一场关于欧文理论体系的一般优点的辩论又开始了，而这次辩论持续进行了大约三个月。这是一场欧文主义者和被他们视为最顽强的对手的政治经济学派之间的激烈辩论战，但它同时也是一场极其友好的辩论。我们作为政治经济学派的代表怀着和对手同样的目标，并竭力将它们表达出来。他们那一方的主要辩手是一位值得尊敬的人，也与我很熟，就是科克城的威廉·汤普森先生，《论财产分配》一书的作者，也是代表妇女界反对我父亲的《论政府》中有关妇女那段评论而发表了《呼吁书》的作者。埃利斯·罗巴克和我在此次辩论中都表现得相当积极，而来自四个法律协会的参加了这次辩论的那些人中，我记得有查尔斯·维利尔斯。在针对人口问题进行辩论时，对手也得到了会外一些人的有力支持，当时已经上了年纪的有名的盖尔·琼斯发表了一篇言辞精彩的演说。与他同时发表演说的瑟沃尔的辩论技巧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虽然我几乎不同意他所说的每一句话。他是一个历史学家，当时是大法官法庭的律师，后来成为圣大卫教堂的主教，仅以他在剑桥联合会时练就的雄辩技巧负有盛名，在剑桥他还是奥斯丁和麦考利的前辈。他的演讲是对我的一篇演讲的回应。还没有听完他的十句话，我就认定他是我听过的最出色的演说家，此后我没有见过比他更优秀的演说家。
这些辩论所引起的那些参会人们的浓厚兴趣，使他们更容易接受政治经济学家麦卡洛克提出的建议，即伦敦需要成立一个像爱丁堡理论学会那样的组织，正是在这个学会中布鲁厄姆、霍纳等人首先对他们公开演讲的技能进行了锻炼。我们在合作协会的经验使我们乐观自信地认为可以联合伦敦的这一批人来实现这个目标。麦卡洛克给向他学习政治经济学的几个有志青年说过此事，他们中还有几个人热情地支持这个想法，特别是后来成为克拉伦顿伯爵的乔治·维利尔斯。他和他的两个兄弟海德与查尔斯·罗米利、查尔斯·奥斯丁还有我以及另外几个人开会制订了一个计划。我们决定每年11月到下一年6月每两周在共济会旅馆聚会一次。很快就有很多人加入到我们这个集会里，包括几位议会议员和几乎全部剑桥联合会和牛津联合辩论学会最出名的演说家。但是我们这个学会招收会员时很难招到许多的托利党演讲者，这种情况既令人感到奇怪又说明了当时的趋势。我们尽力邀请到的几乎都是处于各种不同地位和阶层的自由党人。参加者除了上述提及的人外，还有麦考利、瑟尔沃尔、普雷德、威克勋爵、寒缪尔·威尔伯福斯（是后来的牛津主教）、查尔斯·波利特·汤姆森（后来的西德纳姆勋爵）、爱德华、亨利·利顿·布尔沃、方布兰克以及许多其他我已记得不是很清楚的人，但这些人后来在政界或文学界都多少有所成就。这样看来，我们的学会在这么多人的支持下前景良好。在学会即将成立的前夕，推选出一位会长和挑选几个要在第一次的辩论会上发言的人是必要的，遗憾的是我们当中稍有名气的人没有一个愿意担任会长或进行首次发言。在我们所推选的人中，被我们说服的只有一位，我和他不是很熟悉，我只知道他在牛津负有很高的声望，还听说他在那里以出色的演讲而出名（不久后他成为托利党的一名议员），因此我们推选他担任学会会长并进行第一次演讲。那个重要的日子终于到来，那天会场座无虚席，我们当中所有出色的演讲家都到来了，他们并不是主动来给予支持的，而是来看看我们的学会筹办得是否成功。这位牛津演说家的这次演讲却以失败的结果收场，使到场的听众大失所望，在他之后更是没有人能主动而又诚心尽力地发言，导致了演讲会的彻底失败。这之后我们都希望这个著名的演讲家再也不要来了，这件事至少在我了解人世方面是一个教训。而且这次意料之外的失败完全改变了我在这个计划中的作用，我原本从没想过要在学会中担当主要角色或者经常登台演讲，至少在学会创立之初是这样。但是现在我明白了，这个计划成功的关键还是在于新人，于是我就主动担任这个重要角色。第二个主题的讨论是在我的带领下开始的，从那以后基本每次辩论会我都发表演讲。后来在一段时间里我们的工作相当艰难，除了我和罗巴克外，学会创建初的那些人几乎都失去了耐心，只有维利尔斯三兄弟和罗米利还支持了我们学会一段时间。在后来的（1826-1827年）集会季节，情况开始好转，我们拥有了两位杰出的托利党演说家——海沃德和希（后来的皇家法院特别高级律师）；激进派方面参与了查尔斯·布勒、科伯恩和其他几个剑桥里支持边沁主义的第二代人士。在这些人以及其他个人的时而援助下，还有两位托利党人、罗巴克和我作为长期的演讲者，使每一场辩论都成了哲学激进派人士与托利党律师之间的精彩激辩。后来我们的辩论影响越来越大，几个社会上颇有名气的人也来听我们的辩论。在此后的两个集会的季节（1828-1829年），我们的这种辩论越来越频繁，当时科尔里奇派莫里斯与斯特林以第二自由党甚至是以激进党人的身份加入我们的辩论，他们和边沁主义有着迥然不同的立场，甚至激烈地反对边沁主义；他们运用为反对十八世纪哲学而出现的欧洲思想的一般理论和思维方法进行辩论，使我们的辩论中又多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擅长辩论的派别；而且他们现在都是受过最好教育的新的一代中思想运动的领军人物。我们学会的辩论与一般意义的辩论差别很大，因为我们辩论的双方常常能提出最有力的论据和最有哲学意义的原理，因而能够用它们进行严密地和细致地互相反驳。这种辩论方法对我们当然好处多多，对我的好处更为突出。实际上，我从来不用华丽的言辞发表演说，而且有时反应迟钝、姿势也不好看，但是我总能使别人认真倾听。当我想认真表达重要东西时，我常常根据内心感情和所要阐述的思想实质写下演讲稿，这种习惯大大地增强了我的实际写作能力；另外，我不但懂得分辨抑扬顿挫，而且懂得辨析生动的语句的意思，并且能根据这些语句对不同听众的效果估测出他们的影响力量的特性。
为准备学会的工作以及准备上午的集会辩论，我花去大部分空闲时间，当1828年春天我结束为《威斯敏斯特评论》写稿时，学会的工作成为我精神的安慰。这份刊物陷入了经营困境的地步。虽然它第一期的销售量很好，但是，后来销量长期低迷，收入不够难以维持经营。虽然已经大幅减少开支，但还是入不敷出。一位编辑萨瑟恩已经辞职，之前几个撰稿人（包括父亲和我）写文章跟别的作者一样可领取稿费，而后来都不再要稿费。然而创立之初的基金还是基本或者完全用完，如果想把《评论》继续办下去，那么就必须做一些新的调整。我和父亲曾就此事跟鲍林谈过几次，我们愿意尽最大力量维持我们的喉舌《评论》，但鲍林不能再担任主编。因为这个刊物当时已不可能再聘请一位领薪水的编辑，于是我们就根据这个理由在能保住他面子的情况下建议解除他的职务。我们和几位朋友准备以无薪水的撰稿人身份继续把刊物办下去，并决定由我们这些人中的一个作为不要工资的编辑，或者大家共同承担编务。但是正当我们在鲍林明显知道的情况下商量进行此事时，他却在另外的地方与佩罗内特·汤普森上校进行了磋商。我们收到鲍林的来信，他以主编的名义第一次通知我们，说他已为刊物作好安排，并建议我们为下一期刊物写稿，说明了会支付稿酬。只要他说到做到，我们还是认为鲍林有权做出与我们提出的办法相比对他个人更有利的安排。但是，我们把他这种表面上似乎同意我们的办法，实际又隐瞒着我们另作安排的做法，当成是对我们公然地侮辱。即使我们没有这样的想法，我们也不愿再花费时间和精力给他所主编的《评论》投稿。因而父亲也找借口推辞写稿，虽然两三年后因实在无法推托他又写了一篇政治性的论文。而我是当面正式拒绝的，于是我就和原来的《威斯敏斯特评论》撇清了关系。我为《评论》写的最后一篇文章，比之前所写的任何一篇投入的都更多；但这是我主动愿意花精力去写的，因为这篇文章为早期的法兰西革命者辩护，反对托利党人在沃尔特·斯科特爵士的《拿破仑传》的序言中，对作者所做的肆意歪曲。为写这篇文章，我所读的书的数量、所做的笔记量和摘录量，甚至连需要买的书的数目（那时还没有那种可借书拿回家参考的公共图书馆或收费图书馆）都大大超过了撰写文章的实际需要，因为我当时心里有个不成熟的想法，决心写一部法兰西革命史；虽然我一直没动笔写它，但我收集的资料给后来卡莱尔写这本书提供了很大帮助。
- 这篇文章的续篇刊登在《评论》的第二期上，是我在父亲指点下写的，此文没有什么价值（只是从写作练习角度，此文带给我以往任何文章都没有的好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