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能宪

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社会通过考试选拔士人的一种制度。在特定历史时期诞生的科举制度,严格遵循公开考试、公平竞争、公正擢拔的原则,使无以数计的中下层知识分子得以脱颖而出,登上历史的舞台,尽情抒写生命的意义与辉煌。科举制度取代此前的“世禄世官制”“征辟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等取士制度,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为繁荣文化教育、巩固中央集权做出过历史贡献。毫无疑问,有中国古代“第五大发明”之誉的科举制度的创立是历史的一大进步。

状元是科举制度的产物,是对历经乡试、会试、殿试最终成为科举制度金字塔顶尖人物的特别称谓。据《中国历代文状元》(王鸿鹏、王凯贤、张荫堂先生编著,2004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记载,在一千三百余年的科举史上,包括并存政权举行的科举考试在内,有名有姓的状元也只有653人。平均每两年产生一名状元,真可谓凤毛麟角。

中国历史上的状元虽然曾因唱名赐第、簪花打马、曲江欢宴、雁塔题名、释褐授官等无上荣耀而为时人称羡,但更为后人所推崇膜拜的是他们的博学多才、高风亮节和齐家治国的雄才大略与丰功伟绩。譬如,有史可考的第一位状元、以直言敢谏而名垂青史的孙伏伽(唐高祖武德五年状元);迎风高唱“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南宋理宗宝祐四年状元);有“诗佛”“画祖”之称的王维(唐玄宗开元九年状元);“颜筋柳骨”的书法宗师柳公权(唐宪宗元和三年状元);“长淮望断”的爱国词人张孝祥(南宋高宗绍兴二十四年状元);不附权贵的杂剧大家康海(明孝宗弘治十五年状元);矢志不渝愈挫愈奋的杨慎(明武宗正德六年状元);政声卓著的毕沅(清高宗乾隆二十五年状元);踏遍青山的植物学家吴其濬(清仁宗嘉庆二十二年状元);两为帝师殚精竭虑的翁同龢(清文宗咸丰六年状元);竭力维护国体的外交家洪钧(清穆宗同治七年状元);立志实业救国的张謇(清德宗光绪二十年状元)。他们都是后人学习的楷模。还有古稀自荐的尹枢(唐德宗贞元七年状元),是“活到老,学到老”的榜样;“僧饭噎瓜”的吕蒙正(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状元)堪称逆境成才的典范;方逢辰(南宋理宗淳祐十年状元)身残志坚;傅善祥(太平天国三年女科状元)“巾帼不让须眉”;苏瓌、郭震、贾至、程宿、王拱辰、彭汝砺、汪应辰等则是“自古英雄出少年”的有力诠释;更有许多兄弟、父子、祖孙状元和“三元”“六首”状元,无不彰显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与优良家风的薪火传承。

如今,科举制度废止已逾百年。状元虽已成为历史,但千百年来,随着文字的传承和戏曲的演绎,“状元文化”已经成为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今的“状元”再也不是对科举考试第一人的专属称谓。“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这句谚语激励着人们奋力精进,成为各行各业的翘楚魁元。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时代已赋予“状元”全新的内涵。“状元”已成为一种精神。每一个人都应该秉承这种精神,成为自己心中的状元。

在《中国历代状元轶事》这部书里,风飘石先生以翔实的史料、轻快的笔触向我们讲述了一个个生动的状元故事。字里行间处处浸染着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挚爱,处处体现了作者对构建传统文化价值体系、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责任和期望。

这是我第二次应乡党风飘石先生之请为其作序。第一次是他的地域史研究著作《九派浔阳》,那是了解九江历史文化不可多得的好书。现在,我还是要郑重地向读者推荐:这又是一部值得一读的好书。

丁酉年(2017)冬月
于北京钟鼓楼下之忘机斋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原常务副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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