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挚的友谊

深挚的友谊

跨进了约翰之后,课程上的烦闷消除了,而经济上的苦窘还是继续着。辛辛苦苦做了几个月的青年“老学究”所获得的经费,一个学期就用得精光了,虽则是栗栗危惧地使用着。约翰是贵族化的学校,富家子弟是很多的。到了星期六,一辆辆的汽车排在校前好像长蛇阵似地来迎接“少爷们”回府,我穿着那样寒酸气十足的衣服跑出门口,连黄包车都不敢坐的一个穷小子,望望这样景象,觉得自己在这个学校简直是个“化外”的人物!但是我并不自馁,因为我打定了“走曲线”的求学办法。

但是我却不得不承认,关于经济方面的应付,无论怎样极力“节流”,总不能一文不花;换句话说,总不能一点“开源”都没有。这却不是完全可由自己作主的了!在南洋附属小学就做同学的老友郁锡范先生,那时已入职业界做事;我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往往到他那里去五块十块钱的借用一下,等想到法子的时候再还。他的经济力并不怎样充分,但是隔几时暂借五块十块钱还觉可能;尤其是他待我的好,信我的深,使我每次借款的时候并不感觉到有着丝毫的难堪或不痛快的情绪,否则我虽穷得没有办法,也是不肯随便向人开口的。在我苦学的时候,郁先生实在可算是我的“鲍叔”。最使我感动的是有一次我的学费不够,他手边也刚巧在周转不灵,竟由他商得他的夫人的同意,把她的首饰都典当了来助我。但是他对于我的信任心虽始终不变,我自己却也很小心,非至万不得已时也绝对不向他开口借钱;第一次的借款未还,绝对不随便向他商量第二次的借款。一则他固然也没有许多款可借;二则如果过于麻烦,任何热心的朋友也难免于要皱眉的。

我因为要极力“节流”,虽不致衣不蔽体,但是往往衣服破烂了,便无力置备新的;别人棉衣上身,我还穿着夹衣。蚊帐破得东一个洞,西一个洞,蚊虫乘机来袭,常在我的脸部留下不少的成绩。这时注意到我的情形的却另有一位好友刘威阁先生。他是在约翰和我同级的,我刚入约翰做新生的时候,第一次和他见面,我们便成了莫逆交。他有一天由家里回到学校,手里抱着一大包的衣物,一团高兴地跑进了我的卧室,打开来一看,原来是一件棉袍,一顶纱帐!我还婉谢着,但是他一定要我留下来用。他那种特别爱护我的深情厚谊,实在是使我一生不能忘的。那时他虽已结了婚,还是和大家族同居的,他的夫人每月向例可分到大家族津贴的零用费十块钱;有一次他的夫人回苏州娘家去了一个月,他就硬把那十块钱给我用。我觉得这十块钱所含蓄的情义,是几十万几百万的巨款所含蓄不了的。

我国有句俗话,叫做“救急不救穷”,就个人的能力说,确是经验之谈。因为救急是偶然的、临时的;救穷却是长时期的。我所得到的深挚的友谊和热诚的赞助,已是很难得的了,但是经常方面还需要有相当的办法。我于是开始翻译杜威所著的《民治与教育》。但是巨著的译述,有远水不救近火之苦,最后还是靠私家教课的职务。这职务的得到,并不是靠什么职业介绍所,或自己登报自荐,却是和我在南洋时一样,承蒙同学的信任,刚巧碰到他们正在替亲戚物色这样的教师。我每日下午下课后就要往外奔,教两小时后再奔回学校。这在经济上当然有着相当的救济,可是在时间上却弄得更忙。忙有什么办法?只有硬着头皮向前干去。白天的时间不够用,只有常在夜里“开夜车”。

后来我的三弟进南洋中学,我和我的二弟每月各人还要设法拿几块钱给他零用,我经济上又加上了一点负担。幸而约翰的图书馆要雇用一个夜里的助理员,每夜一小时,每月薪金七块钱。我作毛遂自荐,居然被校长核准了。这样才勉强捱过难关。

毕云程先生乘汽车赶来借给我一笔学费,也在这个时期里,这也是我所不能忘的一件事,曾经在《萍踪寄语》初集里面谈起过,在这里就不赘述了。

深挚的友情是最足感人的。就我们自己说,我们要能多得到深挚的友谊,也许还要多多注意自己怎样做人,不辜负好友们的知人之明。

(原载1937年4月上海生活书店《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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