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遇见妻子加拉
只有一个人达到了一种可以与文艺复兴的宁静完美相媲美的生活层面，而这个人就是我的妻子加拉。我能得到她真是个奇迹。她可以做出那种转瞬即逝的姿态，带着那《第九交响曲》般的面部表情，这些姿态和表情在反映出一个完美灵魂的结构轮廓的同时又细微到肌肉本身，细微到皮肤表面，细微到她生命层次的海泡石里。它们经过最细腻情感的划分和提炼之后变得结实，再经过组合，形成了有血有肉的结构。正因此，我可以说坐姿下的加拉在风格上绝对可以与罗马蒙托利俄彼得教堂旁边的布拉曼特的坦庇埃脱相比。因为就像司汤达在梵蒂冈所做的那样，我可以准确地把握到她挺拔的操守之柱，她娇嫩又坚强的童年栏栅，她神性的微笑阶梯。就这样，我伏在我的画架前，长达数小时地侧目斜视着她，对自己说，她就像拉斐尔或弗美尔画出的那样完美。我们周围的人似乎还没有长成，被画得太差了!或者更准确地说她们就像那些已经饿得胃痉挛的人在露天咖啡馆匆匆画出的素描漫画。
我二十九岁那年夏天是在卡达格斯。我当时正追求加拉，我们和一些朋友一起在海滩边的一个葡萄架下吃午饭，葡萄架上方有一群蜜蜂，发出震耳欲聋的嗡嗡声。尽管还只是一种刚刚产生但已日趋成熟的沉甸甸爱情扼在我的喉咙上，我还是感到幸福至极，就像一只耀眼的足金章鱼置身于无数忧伤的宝石之中。我刚刚吃了四只烤龙虾，喝了点儿葡萄酒，一种当地产的酒。当地那些酒虽然没有太大的名气，但就其本身质地而言，也是地中海最美味的秘制佳肴之一。它有一种特殊的香气，还有很多很多的虚妄，几乎能刺激人流出伤感的眼泪。
我们吃完午饭时已经很晚了，太阳快要落到地平线了。我光着脚，我们中的一位姑娘一直尖叫着，让人们看看我的脚有多漂亮，她对我已经仰慕一段时间了。事情是明摆着的，可我却觉得她那样做很荒唐。她坐在地上，把头轻轻靠在我的膝盖上。突然间，她把手放在我的一只脚上，随即她那颤抖的手指几乎是察觉不出地贸然抚摸着我的脚。我一下站了起来，脑子里由于一种对自己的奇怪嫉妒感而慌乱，仿佛我突然间变成了加拉。我拒绝了我的崇拜者，把她推倒在地，用尽全力踩踏她，直到其他人跑来把她拖到我够不着的地方为止，此时她已浑身是血。
1936年，在巴黎圣心教堂附近贝克勒尔大街七号我们的住所里，加拉第二天早晨要做个手术，她得在医院里过夜，做些先期处理。手术挺大，可是加拉有着坚不可摧的勇气和生命力，没有表现出任何担心。我们整个下午都在做两件超现实主义制品。她像个孩子般的高兴。她以优美的弓形动作——她的动作让人想起了卡尔帕乔所画的形象，根据机械作用的几个小变化，让人称奇地收敛起一些机械小部件。后来我发现，这个造型充满了她对随后手术的下意识幻想。卓越的生物学特征显而易见：就要被金属触角剥离的细胞膜，纤细的金属触角就是外科器械，一个盛满面粉的钵，面粉用来减缓两个女性乳房的对撞……乳头里生出了公鸡羽毛，抚弄着粉末，温存着相撞击的乳房。羽毛几乎没有触及乳房的表面，在这洁净的面粉中给人以无限轻柔的感觉，轻柔得几乎感觉不到乳房的周边。
与此同时，我制造了一件“东西”，我给它取名为“催眠法钟”。这个钟是一个置于豪华基座上的巨型面包，我在面包的背面固定了一打“佩利坎”牌墨水瓶，每个瓶里都插着一根不同颜色的羽毛。我对它产生的效果感到振奋。夜色降临时，加拉已经制作完了她的物品，我们决定在去医院之前，把它送到勃勒东那里去，让他看看。(这类物品的制作已经成为流行趋势，当时在超现实主义圈子里达到了高潮。)我们迅速把加拉的物品放到了一辆出租车上。可是出租车刚启动，一个猛然刹车便让这个本来小心翼翼放在她裙子上的物品散开了，碎块散满了出租车的车厢和座位。最糟糕的就是那个钵，里面的两磅面粉全部洒了出来，弄得我们全身都是面粉。我们想把散落的面粉拾起一部分来，可是面粉已经弄脏了。出租车司机不时回头看看我们手忙脚乱的样子，脸上带着极度怜悯和迷惑的表情。我们在一家商店门前停下车，又买了两磅面粉。
这些事件让我们忘了医院的事，到医院后已经很晚了。我们出现在院子里时，院子浸染在紫红色的5月黄昏下，我们当时的样子在出来迎接我们的护士看来显得怪异和让人紧张。我们想抖掉身上的面粉，结果抖出了一团面粉云雾，特别是我，连头发都沾上了面粉。他们会怎么想这样一个丈夫呢？他从一辆非常普通的出租车下来，带着他要做大手术的夫人，衣服上沾满了面粉，这一切看起来似乎十分有趣。可能对于曾经见过我们当时古怪样子的米歇尔·昂热大街诊所的护士们来说，这仍然是个十分难以破解的谜，也许如果她们偶然读到这几行字，便会恍然大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