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家中王者
六岁时，我想当厨师。七岁时，我想当拿破仑。从那时起，我的雄心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增长。司汤达曾在某个地方提到一位意大利公主在炎热的下午吃冰激凌的快乐感觉：“真可惜那不是一种罪孽!”他颇有感慨。我六岁的时候，在厨房里吃任何东西对于我来说都是一种罪孽。走进家里的这个地方，是父母绝对禁止我做的少数几件事之一。我整整几个小时觊觎着，垂涎欲滴，直到找机会溜进那个迷人的地方。当着女仆们的面——她们开心地尖叫着，我抢过一块生肉或烤蘑菇，把它们硬吞下去，差点儿噎住我。可对于我来说，它们有种美妙的味道，一种令人陶醉的品性，只有恐惧和罪恶感才能传递这种感觉。
除了厨房这块禁地之外，我可以随心所欲。在八岁之前，我通常都是在床上小便，而这仅仅是因为我喜欢这样做。我是家里的绝对君主。我觉得没有任何特别好的东西。父母把我奉若神明。一次主显节，在我收到的无数礼物中有一件耀眼的王室服装——镶着大块黄玉的金冠和白鼬皮披风。从那个时刻起，我生活中几乎一直是这身装束。当忙碌的女仆们把我赶出厨房的时候，我多少次都是这身王者装扮：一只手拿着令牌，另一只手拿着掸子，呆立在黑暗的走廊里，气得直发抖，不可遏制地想去狠狠抽打那些姑娘!这种痛苦常常发生在令人窒息又让人产生幻觉的夏季正午之前。可以感觉到在厨房半掩的门里面，那些两手发红的牲畜般的女人在忙碌。可以窥测到她们健壮的屁股和鬃毛一般披散开的头发，还有从那群浑身是汗的女人堆里发出的热量和厨房物品的混杂味儿：散落的葡萄，沸腾的食油，从兔子腋下拔出的毛，沾着蛋黄酱的剪刀，还在微微颤动的金丝雀的肾脏。这种大杂烩，这种即将端上餐桌的美食难以估量的开胃香气夹杂着一股马身上那种酸味向我阵阵袭来。一缕阳光穿过团团烟雾和苍蝇照耀在被打散的蛋白上，蛋白闪闪发亮，活生生就像苟延残喘的马嘴上的泡沫。马在尘埃中摇摆着，血淋淋的鞭子抽打在它们身上，要迫使它们站起来。正如我以前说过的，我是个被溺爱的孩子。
我哥哥七岁时患脑膜炎死了，那是在我出生三年前。哥哥的死让父母陷入了深深的绝望，我的降生才让他们得到了慰藉。我和哥哥的长相一模一样，可是表现却截然不同。他和我一样，长着一副天才的面相，他的脸上表现出一种令人不安的早熟，而且他的目光还闪现出那种沉闷智慧所特有的忧郁。我却相反，远不像他那样聪明，但显得很聪明。我大概已经成了大器晚成的典型——“多形态生理变态小子”，我几乎还完整保持着吃奶孩子对前世人生的依稀回忆：我无限自私地执着于自己的快乐，稍有触动就变得危险起来。一天下午，我粗鲁地用别针划伤了一位保姆，尽管我敬重她，而这仅仅因为是她带我去买我要的糖果的那个商店关门了。
我说过我七岁的时候想当拿破仑，我要解释一下。在我家楼房的三层住着阿根廷的玛塔斯一家人，她的一个女儿叫乌苏莉塔，是个有名的美女。在1900年的加泰罗尼亚口头神话中，传说乌苏莉塔被欧亨尼奥·多尔斯选作他的著作《漂亮姐儿》的加泰罗尼亚女性原型。
我满七岁后不久，具有性感吸引力的三楼开始向我发起进攻了。在夏初闷热的傍晚，当三楼阳台发出几乎察觉不到的嘎吱声时，我常常会中止——有时还会猛然中止——我在阳台水龙头那儿喝水的至高快乐(愉快地渴望着，心怦怦跳)，以为三楼阳台的门也许会打开。在三楼，我颇有宾至如归的感觉。每天下午大约六点的时候，在一间摆有一个标本鹳的大厅里，一群披头发、操阿根廷口音的迷人的孩子围坐在一张巨大的桌子旁喝马黛茶，茶装在带银吸管的葫芦壳里，孩子轮流着喝。这种口口相传的喝法让我有种别样的不安，产生了一种道德上的心神不宁，并由此闪射出嫉妒之心的钻石般蓝色光芒。轮到我时，我喝了一口这温热的液体，觉得它是最甜的，比蜜还甜，众所周知，那种比血液还甜的蜜。因为我的母亲，我的血总是和我在一起。我的交际支点就是通过我口腔性感区的坚固的凯旋通道完成的。我想喝拿破仑的液体!拿破仑也在那里，在三楼的大客厅里。他的肖像就画在小桶的某一侧面，画在装饰着镀锡铁皮小桶儿的艳丽色彩环画的中间部位。这个小桶被漆成木制式样，里面盛着引起快感的马黛茶料。这个东西就放在中央，准确地说就放在桌子的中央。拿破仑的形象就再现在小马黛茶桶上，对于我来说，这是最重要的。多少年来，他那不可一世的高傲姿态，那披挂于扁平腹部的秀色可餐的白色条带，那发烧般红润的帝王面颊上的肌肉，那龌龊、优美、简洁明快的黑色幽灵般帽子的侧影，恰恰符合我原来给自己原则的理想模式——国王的模式。
当时，大家高唱着这首振奋人心的歌曲：
拿破仑就在，
一个雕花饰物的一端!
这个小小的拿破仑画像已经占据了我当时尚不存在的精神领域的核心，正如平底锅里煎鸡蛋时的蛋黄(虽无平底锅，然而它已经在平底锅的中央)。
就这样，我在一年的时间里疯狂地确定了自己的等级，从想做厨师到转而要做拿破仑，做个穿着自己并无个性的深色国王服的拿破仑。
——《达利自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