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紫禁城内外
一 袁世凯时代
紫禁城中的早晨，有时可以遇到一种奇异的现象，处于深宫但能听到远远的市声。有很清晰的小贩叫卖声，有木轮大车的隆隆声，有时还听到大兵的唱歌声。太监们把这现象叫做“响城”。离开紫禁城以后，我常常回忆起这个引起我不少奇怪想象的响城。响城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有几次听到中南海的军乐演奏。
“袁世凯吃饭了。”总管太监张谦和有一次告诉我，“袁世凯吃饭的时候还奏乐，简直是‘钟鸣鼎食’，比皇上还神气！”
张谦和的光嘴巴抿得扁扁的，脸上带着忿忿然的神色。我这时不过九岁上下，可是已经能够从他的声色中感到类似悲凉的滋味。军乐声把我引进到耻辱难忍的幻象中：袁世凯面前摆着比太后还要多的菜肴，有成群的人伺候他，给他奏乐，扇着扇子……
但也有另外一种形式的响城，逐渐使我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种“响城”是我在毓庆宫里从老师们的嘴里听到的。这就是种种关于复辟的传说。
复辟——用紫禁城里的话说，也叫做“恢复祖业”，用遗老和旧臣们的话说，这是“光复故物”，“还政于清”——这种活动并不始于尽人皆知的“丁巳事件”，也并不终于民国十三年被揭发过的“甲子阴谋”。可以说从颁布退位诏起到“满洲帝国”成立止
，没有一天停顿过。起初是我被大人指导着去扮演我的角色，后来便是凭着自己的阶级本能去活动。在我少年时期，给我直接指导的是师傅们，在他们的背后，自然还有内务府大臣们，以及内务府大臣世续商得民国总统同意，请来照料皇室的“王爷”（他们这样称呼我的父亲）。这些人的内心热情，并不弱于任何紫禁城外的人，但是后来我逐渐地明白，实现复辟理想的实际力量并不在他们身上。连他们自己也明白这一点。说起来滑稽，但的确是事实：紫禁城的希望是放在取代大清而统治天下的新贵们身上的。第一个被寄托这样幻想的人，却是引起紫禁城忿忿之声的袁世凯大总统。
我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紫禁城里是怎样从绝望中感到了希望，由恐惧而变为喜悦的。在那短暂的时间里，宫中气氛变化如此剧烈，以致连我这八岁的孩子也很诧异。
我记得太后在世时，宫里很难看到一个笑脸，太监们个个是唉声叹气的，好像祸事随时会降临的样子。那时我还没搬到养心殿，住在太后的长春宫，我给太后请安时，常看见她在擦眼泪。有一次我在西二长街散步，看见成群的太监在搬动体元殿的自鸣钟和大瓶之类的陈设。张谦和愁眉苦脸地念叨着：
“这是太后叫往颐和园搬的。到了颐和园，还不知怎么样呢！”
这时太监逃亡的事经常发生。太监们纷纷传说，到了颐和园之后，大伙全都活不成。张谦和成天地念叨这些事，每念叨一遍，必然又安慰我说：“万岁爷到哪儿，奴才跟哪儿保驾，决不像那些胆小鬼！”我还记得，那些天早晨，他在我的“龙床”旁替我念书的声音，总是有气无力的。
民国二年的新年，气氛开始有了变化。阳历除夕这天，陈师傅在毓庆宫里落了座，一反常态，不去拿朱笔圈书，却微笑着瞅了我一会，然后说：
“明天阳历元旦，民国要来人给皇上拜年。是他们那个大总统派来的。”
这是不是他第一次向我进行政务指导，我不记得了，他那少有的得意之色，大概是我第一次的发现。他告诉我，这次接见民国礼官，采用的是召见外臣之礼，我用不着说话，到时候有内务府大臣绍英照料一切，我只要坐在龙书案后头看着就行了。
到了元旦这天，我被打扮了一下，穿上金龙袍褂，戴上珠顶冠，挂上朝珠，稳坐在乾清宫的宝座上。在我两侧立着御前大臣、御前行走和带刀的御前侍卫们。总统派来的礼官朱启铃走进殿门，遥遥地向我鞠了一个躬，向前几步立定，再鞠一躬，走到我的宝座台前，又深深地鞠了第三躬，然后向我致贺词。贺毕，绍英走上台，在我面前跪下。我从面前龙书案上的黄绢封面的木匣子里，取出事先写好的答词交给他。他站起身来向朱启铃念了一遍，念完了又交还给我。朱启铃这时再鞠躬，后退，出殿，于是礼成。
第二天早晨，气氛便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首先是我的床帐子外边张谦和的书声朗朗，其次是在毓庆宫里，陈师傅微笑着捻那乱成一团的白胡须，摇头晃脑地说：
“优待条件，载在盟府，为各国所公认，连他总统也不能等闲视之！”
过了新年不久，临到我的生日，阴历正月十四这天，大总统袁世凯又派来礼官，向我祝贺如仪。经过袁世凯这样连续的捧场，民国元年间一度销声匿迹的王公大臣们，又穿戴起蟒袍补褂、红顶花翎，甚至于连顶马开路、从骑簇拥的仗列也有恢复起来的。神武门前和紫禁城中一时熙熙攘攘。在民国元年，这些人到紫禁城来大多数是穿着便衣，进城再换上朝服袍褂，从民国二年起，又敢于翎翎顶顶、袍袍褂褂地走在大街上了。
完全恢复了旧日城中繁荣气象的，是隆裕的寿日和丧日那些天。隆裕寿日是在三月十五，过了七天她就去世了。在寿日那天，袁世凯派了秘书长梁士诒前来致贺，国书上赫然写着：“大中华民国大总统致书大清隆裕皇太后陛下”。梁士诒走后，国务总理赵秉钧率领了全体国务员，前来行礼。隆裕去世后，袁世凯的举动更加动人：他亲自在衣袖上缠了黑纱，并通令全国下半旗一天，文武官员服丧二十七天，还派全体国务员前来致祭。接着，在太和殿举行了所谓国民哀悼大会，由参议长吴景濂主祭；军界也举行了所谓全国陆军哀悼大会，领衔的是袁的另一心腹，上将军段祺瑞。在紫禁城内，在太监乾嚎的举哀声中，清朝的玄色袍褂和民国的西式大礼服并肩进出。被赏穿孝服百日的亲贵们，这时脸上洋溢着得意的神色。最让他们感到兴奋的是徐世昌也从青岛赶到，接受了清室赏戴的双眼花翎。这位清室太傅在颁布退位后，拖着辫子跑到德国人盘踞的青岛当了寓公，起了一个有双关含意的别号“东海”。他在北京出现的意义，我在后面还要谈到。
隆裕的丧事未办完，南方发起了讨袁运动，即所谓“二次革命”。不多天，这次战争以袁世凯的胜利而告终。接着，袁世凯用军警包围国会，强迫国会选他为正式大总统。这时他给我写了一个报告：
大清皇帝陛下：中华民国大总统谨致书大清皇帝陛下：前于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奉大清隆裕皇太后懿旨，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命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旋经国民公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受任以来，两稔于兹，深虞险越。今幸内乱已平，大局安定，于中华民国二年十月六日经国民公举为正式大总统。国权实行统一，友邦皆已承认，于是年十月十日受任。凡我五族人民皆有进于文明、跻于太平之希望。此皆仰荷大清隆裕皇太后暨大清皇帝天下为公，唐虞揖让之盛轨，乃克臻此。我五族人民感戴兹德，如日月之照临，山河之涵育，久而弥昭，远而弥挚。维有董督国民，聿新治化，恪守优待条件，使民国巩固，五族协和，庶有以慰大清隆裕皇太后在天之灵。用特报告，并祝万福。
中华民国二年十月十九日 袁世凯
由于这一连串的新闻，遗老中间便起了多种议论。
“袁世凯究竟是不是曹操？”
“项城当年和徐、冯、段说过，对民军只可智取不可力敌，徐、冯、段才答应办共和。也许这就是智取？”
“我早说过，那个优待条件里的辞位的辞字有意思。为什么不用退位、逊位，袁宫保单要写成个辞位呢？辞者，暂别之谓也。”
“大总统常说‘办共和’办得怎样。既然是办，就是试行的意思。”
这年冬天，光绪和隆裕“奉安”，在梁格庄的灵棚里演出了一幕活剧。主演者是那位最善表情的梁鼎芬，那时他还未到宫中当我的师傅，配角是另一位自命孤臣的劳乃宣，是宣统三年的学部副大臣兼京师大学堂总监督，辛亥后曾躲到青岛，在德国人专为收藏这流人物而设的“尊孔文社”主持社事。在这出戏里被当做小丑来捉弄的是前清朝山东巡抚、袁政府里的国务员孙宝琦，这时他刚当上外交总长（孙宝琦的父亲孙诒经被遗老们视为同光时代的名臣之一）。那一天，这一批国务员由赵秉钧率领前来。在致祭前赵秉钧先脱下大礼服，换上清朝素袍褂，行了三跪九叩礼。孤臣孽子梁鼎芬一时大为兴奋，也不知怎么回事，在那些没穿清朝袍褂来的国务员之中，叫他一眼看中了孙宝琦。他直奔这位国务员面前，指着鼻子问：
“你是谁？你是哪国人？”
孙宝琦给这位老朋友问得怔住了，旁边的人也都给弄得莫名其妙。梁鼎芬的手指头哆嗦着，指点着孙宝琦，嗓门越说越响：
“你忘了你是孙诒经的儿子！你做过大清的官，你今天穿着这身衣服，行这样的礼，来见先帝先后，你有廉耻吗？你——是个什么东西！”
“问得好！你是个什么东西？！”劳乃宣跟了过来。这一唱一帮，引过来一大群人，把这三个人围在中心。孙宝琦面无人色，低下头连忙说：
“不错，不错，我不是东西！我不是东西！”
后来梁师傅一谈起这幕活剧时，就描述得有声有色。这个故事和后来的“结庐守松”“凛然退刺客”，可算是他一生中最得意的事迹。他和我讲了不知多少次，而且越讲情节越完整，越富于传奇性。
到民国三年，就有人称这年为复辟年了。孤臣孽子感到兴奋的事情越来越多：袁世凯祀孔，采用三卿士大夫的官秩，设立清史馆，擢用前清旧臣。尤其令人眼花缭乱的，是前东三省总督赵尔巽被任为清史馆馆长。陈师傅等人视他为贰臣，他却自己宣称：“我是清朝官，我编清朝史，我吃清朝饭，我做清朝事。”那位给梁鼎芬在梁格庄配戏的劳乃宣，在青岛写出了正续《共和解》，公然宣传应该“还政于清”，并写信给徐世昌，请他劝说袁世凯。这时徐世昌既是清室太傅同时又是民国政府的国务卿，他把劳的文章给袁看了。袁叫人带信给劳乃宣，请他到北京做参议。前京师大学堂的刘廷琛，也写了一篇《复礼制馆书》，还有一位在国史馆当协修的宋育仁，发表了还政于清的演讲，都一时传遍各地。据说在这个复辟年里，连四川一个绰号叫十三哥的土匪，也穿上清朝袍褂，坐上绿呢大轿，俨然以遗老自居，准备分享复辟果实了。
在紫禁城里，这时再没有人提起搬家的事。谨慎稳健的内务府大臣世续为了把事情弄牢靠些，还特地找了他的把兄弟袁世凯一次。他带回的消息更加令人兴奋，因为袁世凯是这样对他说的：“大哥你还不明白，那些条条不是应付南边的吗？太庙在城里，皇上怎么好搬？再说皇宫除了皇上，还能叫谁住？”这都是很久以后，在内务府做过事的一位遗少告诉我的。当时世续和王爷根本不和我谈这类事情，要谈的也要经过陈师傅。师傅当时的说法是：“看样子，他们总统，倒像是优待大清的。优待条件本是载在盟府……”
师傅的话，好像总没有说完全。现在回想起来，这正是颇有见地的“慎重”态度。和紫禁城外那些遗老比起来，紫禁城里在这段时期所表现的乐观，确实是谨慎而有保留的。袁世凯的种种举动——从公开的不忘隆裕“在天之灵”，到私下认定“皇上”不能离开皇宫和太庙，这固然给了紫禁城里的人不少幻想，但是紫禁城从“袁宫保”这里所能看到的也只限于此。因此，紫禁城里的人就不能表现出太多的兴奋。到了复辟年的年底，北京开始变风头的时候，证明了这种“审慎”确实颇有见地。
风头之变换，始于一个肃政史提出要追查复辟传闻。袁世凯把这一案批交内务部“查明办理”，接着，演讲过还政于清的宋育仁被步军统领衙门递解回籍。这个消息一经传出，不少人便恐慌了，劝进文章和还政于清的言论都不见了，在青岛正准备进京赴任的劳乃宣也不敢来了。不过人们还有些惶惑不解，因为袁世凯在查办复辟的民政部呈文上，批上了“严禁复辟谣言，既往不咎”这样奇怪的话，而宋育仁被递解回籍时，袁世凯送了他三千块大洋，一路上又大受各衙门的酒宴迎送，叫人弄不清他到底是受罚还是受奖。直到民国四年，总统府的美国顾问古德诺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共和制不适中国国情，继而又有“筹安会”出现，主张推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的皇帝，这才扫清了满天疑云，使人们明白了袁世凯要复的是什么辟。风头所向弄明白了，紫禁城里的气氛也变了。
我从响城中听见中南海的军乐声，就是在这时候。那时，三大殿正进行油缮工程，在养心殿的台阶上，可以清清楚楚地望见脚手架上油工们的活动。张谦和告诉我，那是为袁世凯登极做准备。后来，“伦贝子”（溥伦）代表皇室和八旗向袁世凯上劝进表，袁世凯许给他亲王双俸，接着他又到宫里来向太妃索要仪仗和玉玺。这些消息使我感到心酸、悲忿，也引起了我的恐惧。虽然陈师傅不肯明讲，我也懂得“天无二日，国无二君”这句老话。袁世凯自己做了皇帝，还能让我这多余的皇帝存在吗？历史上的例子可太多了，太史公就统计过“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哩！
在那些日子里，乾清门外的三大殿的动静，牵连着宫中每个人的每根神经。不论谁在院子里行走，都要关心地向那边张望一下，看看关系着自己命运的油缮工程，是否已经完工。太妃们每天都要烧香拜佛，求大清的护国神“协天大帝关圣帝君”给以保佑。仪仗是忙不迭地让溥伦搬走了，玉玺因为是满汉合璧的，并不合乎袁世凯的要求，所以没有拿去。
这时毓庆宫里最显著的变化，是师傅们对毓崇特别和气，没有人再拿他当伯禽来看待。他在太妃那里竟成了红人，常常被叫进去赏赐些鼻烟壶、搬指之类的玩意儿。每逢我说话提到袁世凯的时候，师傅就向我递眼色，暗示我住嘴，以免让毓崇听见，传到他父亲溥伦耳朵里去。
袁世凯写在《优待条件》上的字据
有一天，毓崇应召到太妃那里去了，陈宝琛看见窗外已经没有了他的影子，从怀里拿出一张纸条，神秘地对我说：
“臣昨天卜得的易卦，皇上看看。”
我拿过来，看见这一行字：
“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他解释说，这是说我的仇人袁世凯前途凶恶，不能危害于我，是个吉卦。他还烧了龟背，弄过蓍草，一切都是吉利的，告诉我可以大大放心。这位老夫子为了我的命运，把原始社会的一切算命办法都使用过了。因此，他乐观地做出结论：
“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元凶大憝的袁世凯作孽如此，必不得善终！‘我仇有疾，终无尤也！’何况优待条件藏在盟府，为各国所公认，袁世凯焉能为害于我乎？”
为了“不我能即”和保住优待条件，师傅、王爷和内务府大臣们在算卦之外的活动，他们虽没有告诉我，我也多少知道一些。他们和袁世凯进行了一种交易，简单地说，就是由清室表示拥护袁皇帝，袁皇帝承认优待条件。内务府给了袁一个正式公文，说：“现由全国国民代表决定君主立宪国体，并推戴大总统为中华帝国大皇帝，为除旧更新之计，作长治久安之谋，凡我皇室极表赞成。”这个公文换得了袁世凯亲笔写在优待条件上的一段跋语：
先朝政权，未能保全，仅留尊号，至今耿耿。所有优待条件各节，无论何时断乎不许变更，容当列入宪法。袁世凯志，乙卯孟冬。
这两个文件的内容后来都见于民国四年十二月十六日的“大总统令”中。这个“令”发表之前不多天，我父亲日记里就有了这样一段记载：
十月初十日（即阳历十一月十六日）上门。偕世太傅公见四皇贵妃，禀商皇室与袁大总统结亲事宜，均承认可，命即妥行筹办一切云。在内观秘件，甚妥，一切如恒云云。
所谓秘件，就是袁的手书跋语。所谓亲事，就是袁世凯叫步兵统领江朝宗向我父亲同世续提出的让他女儿当皇后。太妃们心里虽不愿意，也不得不从。其结果是，优待条件既没列入宪法，我也没跟袁家女儿结婚，因为袁世凯只做了八十三天的皇帝，就在一片反袁声中气死了。
二 丁巳复辟
袁世凯去世那天，消息一传进紫禁城，人人都像碰上了大喜事。太监们奔走相告，太妃们去护国协天大帝关圣帝君像前烧香，毓庆宫无形中停了一天课……
接着，紫禁城中就听见了一种新的响城声：
“袁世凯失败，在于动了鸠占鹊巢之念。”
“帝制非不可为，百姓要的却是旧主。”
“袁世凯与拿破仑三世不同，他并不如拿氏有祖荫可恃。”
“与其叫姓袁的当皇帝，还不如物归旧主哩。”
……
这些声音，和师傅们说的“本朝深仁厚泽，全国人心思旧”的话起了共鸣。
这时我的思想感情和头几年有了很大的不同。这年年初，我刚在奕劻谥法问题上表现出了“成绩”，这时候，我又对报纸发生了兴趣。
袁死了不多天之后，报上登了“宗社党起事未成”“满蒙匪势猖獗”的消息。我知道这是当初公开反抗共和的王公大臣——善耆、溥伟、升允、铁良，正在为我活动。他们四人当初是被称做申包胥的，哭秦庭都没成功。后来铁良躲到天津的外国租界，其余的住在日本租借地旅顺和大连，通过手下的日本浪人，勾结日本的军阀、财阀，从事复辟武装活动。四人中最活跃的是善耆，他任民政部尚书时聘用的警政顾问日本人川岛浪速，一直跟他在一起，给他跑合拉纤。日本财主大仓喜八郎男爵给了他一百万日元活动费。日本军人青森、土井等人给他招募满蒙土匪，编练军队，居然有了好几千人。袁世凯一死，就闹起来了。其中有一支由蒙古贵族巴布扎布率领的队伍，一度逼近了张家口，气势十分猖獗。直到后来巴布扎布在兵变中被部下刺杀，才告终结。在闹得最凶的那些天，出现了一种很奇特的现象：一方面“勤王军”和民国军队在满蒙几个地方乒乒乓乓地打得很热闹，另一方面在北京城里的民国政府和清室小朝廷照旧祝贺往来，应酬不绝。紫禁城从袁世凯去世那天开始的兴隆气象，蒸蒸日上，既不受善耆和巴布扎布的兴兵作乱的影响，更不受他们失败的连累。
袁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紫禁城派了曾向袁世凯劝进的溥伦前去祝贺，黎元洪也派了代表来答谢，并且把袁世凯要去的皇帝仪仗仍送回紫禁城。有些王公大臣们还得到了民国的勋章。有些在袁世凯时代东躲西藏的王公大臣，现在也挂上了嘉禾章，又出现于交际场所。元旦和我的生日那天，大总统派礼官前来祝贺，我父亲也向黎总统段总理赠送肴馔。这时内务府比以前忙多了，要拟旨赐谥法，赏朝马、二人肩舆、花翎、顶戴，要授什么“南书房行走”、乾清门各等侍卫，要带领秀女供太妃挑选，也偷偷地收留下优待条件上所禁止的新太监。当然还有我所无从了解的各种交际应酬，由个别的私宴到对国会议员们的公宴。……
总之，紫禁城又像从前那样活跃起来。到了丁巳年（民国六年）张勋进宫请安，开始出现了复辟高潮。
在这以前，我亲自召见请安的人还不多，而且只限于满族。我每天的活动，除了到毓庆宫念书，在养心殿看报，其余大部分时间还是游戏。我看见神武门那边翎顶袍褂多起来了，觉着高兴，听说勤王军发动了，尤其兴奋，而勤王军溃灭了，也感到泄气。但总的说来，我也很容易把这些事情忘掉。肃亲王逃亡旅顺，消息不明，未免替他担心，可是一看见骆驼打喷嚏很好玩，肃亲王的安危就扔到脑后去了。既然有王爷和师傅大臣们在，我又何必操那么多的心呢？到了事情由师傅告诉我的时候，那准是一切都商议妥帖了。阴历四月二十七日这天的情形就是如此。
这天新授的“太保”陈宝琛和刚到紫禁城不久的“毓庆宫行走”梁鼎芬，两位师傅一齐走进了毓庆宫。不等落座，陈师傅先开了口：
“今天皇上不用念书了。有个大臣来给皇上请安，一会奏事处太监会上来请示的。”
“谁呀？”
“前两江总督兼摄江苏巡抚张勋。”
“张勋？是那个不剪辫子的定武军张勋吗？”
“正是，正是。”梁鼎芬点头赞许，“皇上记性真好，正是那个张勋。”梁师傅向来不错过颂扬的机会，为了这个目的，他正在写我的起居注。
其实我并没有什么好记性，只不过前不久才听师傅们说起这个张勋的故事。民国开元以来，他和他的军队一直保留着辫子。袁世凯在民国二年扑灭“二次革命”，就是以他的辫子兵攻陷南京而告成功的。辫子兵在南京大抢大烧，误伤了日本领事馆的人员，惹起日本人提出抗议，辫帅赶忙到日本领事面前赔礼道歉，答应赔偿一切损失，才算了事。隆裕死后，他通电吊唁称为“国丧”，还说了“凡我民国官吏莫非大清臣民”的话。袁世凯死后不久，报上登出了张勋的一封通电。这封通电表示了徐州的督军会议对袁死后政局的态度，头一条却是“尊重优待清室各条”。总之，我相信他是位忠臣，愿意看看他是个什么样儿。
按照清朝的规矩，皇帝召见大臣时，无关的人一律不得在旁。因此每次召见不常见的人之前，师傅总要先教导一番，告诉我要说些什么话。这次陈师傅用特别认真的神气告诉我，要夸赞张勋的忠心，叫我记住他现在是长江巡阅使，有六十营的军队在徐州、兖州一带，可以问问他徐、兖和军队的事，好叫他知道皇上对他很关心。末了，陈师傅再三嘱咐道：
“张勋免不了要夸赞皇上，皇上切记，一定要以谦逊答之，这就是示以圣德。”
“满招损，谦受益。”梁师傅连忙补充说，“越谦逊，越是圣明。上次陆荣廷觐见天颜，到现在写信来还不忘称颂圣德……”
陆荣廷是两广巡阅使，他是历史上第一个被赏赐紫禁城骑马的民国将领。两个月前，他来北京会晤段祺瑞，不知为什么，跑到宫里来给我请了安，又报效了崇陵植树一万元。我在回养心殿的轿子里忽然想起来，那次陆荣廷觐见时，师傅们的神色和对我的谆谆教诲，也是像这次似的。那次陆荣廷的出现，好像是紫禁城里的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内务府和师傅们安排了不同平常的赏赐，有我写的所谓御笔福寿字和对联，有无量寿金佛一龛，三镶玉如意一柄，玉陈设二件和尺头四件。陆荣廷走后来了一封信，请世续“代奏叩谢天恩”。从那时起，“南陆北张”就成了上自师傅下至太监常提的话头。张谦和对我说过：“有了南陆北张两位忠臣，大清有望了。”
我根据太监给我买的那些石印画报，去设想张勋的模样，到下轿的时候，他在我脑子里也没成型。我进养心殿不久，他就来了。我坐在宝座上，他跪在我面前磕了头。
“臣张勋跪请圣安……”
我指指旁边一张椅子叫他坐下（这时宫里已不采取让大臣跪着说话的规矩了），他又磕了一个头谢恩，然后坐下来。我按着师傅的教导，问他徐、兖地方的军队情形，他说了些什么，我也没用心去听。我对这位“忠臣”的相貌多少有点失望。他穿着一身纱袍褂，黑红脸，眉毛很重，胖乎乎的。看他的短脖子就觉得不理想，如果他没胡子，倒像御膳房的一个太监。我注意到了他的辫子，的确有一根，是花白色的。
后来他的话转到我身上，不出陈师傅所料，果然恭维起来了。
他说：“皇上真是天亶聪明！”
我说：“我差得很远，我年轻，知道的事挺少。”
他说：“本朝圣祖仁皇帝也是冲龄践祚，六岁登极呀！”
我连忙说：“我怎么比得上祖宗，那是祖宗……”
这次召见并不比一般的时间长，他坐了五六分钟就走了。我觉得他说话粗鲁，大概不会比得上曾国藩，也就觉不到特别高兴。可是第二天陈宝琛、梁鼎芬见了我，笑眯眯地说张勋夸我聪明谦逊，我又得意了。至于张勋为什么要来请安，师傅们为什么显得比陆荣廷来的那次更高兴，内务府准备的赏赐为什么比对陆更丰富，太妃们为什么还赏赐了酒宴等等这些问题，我连想也没去想。
过了半个月，阴历五月十三这天，还是在毓庆宫，陈宝琛、梁鼎芬和朱益藩三位师傅一齐出现，面色都十分庄严，还是陈师傅先开的口：
“张勋一早就来了……”
“他又请安来啦？”
“不是请安，是万事俱备，一切妥帖，来拥戴皇上复位听政，大清复辟啦！”
他看见我在发怔，赶紧说：“请皇上务要答应张勋。这是为民请命，天与人归……”
我被这个突如其来的喜事弄得昏昏然。我呆呆地看着陈师傅，希望他多说几句，让我明白该怎么当这个“真皇帝”。
“用不着和张勋说多少话，答应他就是了。”陈师傅胸有成竹地说，“不过不要立刻答应，先推辞，最后再说：既然如此，就勉为其难吧。”
我回到养心殿，又召见了张勋。这次张勋说的和他的奏请复辟折上写的差不多，只不过不像奏折说的那么斯文就是了。
“隆裕皇太后不忍为了一姓的尊荣，让百姓遭殃，才下诏办了共和。谁知办得民不聊生……共和不合咱的国情，只有皇上复位，万民才能得救。……”
听他念叨完了，我说：“我年龄太小，无才无德，当不了如此大任。”他夸了我一顿，又把康熙皇帝六岁做皇帝的故事念叨一遍。听他叨叨着，我忽然想起了一个问题：
“那个大总统怎么办呢？给他优待还是怎么着？”
“黎元洪奏请让他自家退位，皇上准他的奏请就行了。”
“唔……”我虽然还不明白，心想反正师傅们必是商议好了，现在我该结束这次召见了，就说：“既然如此，我就勉为其难吧！”于是我就又算是“大清帝国”的皇帝了。
张勋下去以后，陆续地有成批的人来给我磕头，有的请安，有的谢恩，有的连请安带谢恩。后来奏事处太监拿来了一堆已写好的“上谕”。头一天一气下了九道“上谕”：
即位诏；
黎元洪奏请奉还国政，封黎为一等公，以彰殊典；
特设内阁议政大臣，其余官制暂照宣统初年，现任文武大小官员均著照常供职；
授七个议政大臣（张勋、王士珍、陈宝琛、梁敦彦、刘迁琛、袁大化、张镇芳）和两名内阁阎丞（张勋的参谋长万绳栻和冯国璋的幕僚胡嗣瑗）；
授各部尚书（外务部梁敦彦、度支部张镇芳、参谋部王士珍。陆军部雷震春、民政部朱家宝）；
授徐世昌、康有为为粥德院正、副院长；
授原来各省的督军为总督、巡抚和都统（张勋兼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
据老北京人回忆当时北京街上的情形说：那天早晨，警察忽然叫各户悬挂龙旗，居民们没办法，只得用纸糊的旗子来应付；接着，几年没看见的清朝袍褂在街上出现了，一个一个好像从棺材里面跑出来的人物；报馆出了复辟消息的号外，售价比日报还贵。在这种奇观异景中，到处可以听到报贩叫卖“宣统上谕”的声音：“六个子儿买古董咧！这玩意儿过不了几天就变古董，六个大铜子儿买件古董可不贵咧！”
这时前门外有些铺子的生意也大为兴隆。一种是成衣铺，赶制龙旗发卖；一种是估衣铺，清朝袍褂成了刚封了官的遗老们争购的畅销货；另一种是做戏装道具的，纷纷有人去央求用马尾给做假发辫。我还记得，在那些日子里，紫禁城里袍袍褂褂翎翎顶顶，人们脑后都拖着一条辫子。后来讨逆军打进北京城，又到处可以捡到丢弃的真辫子，据说这是张勋的辫子兵为了逃命，剪下来扔掉的。
假如那些进出紫禁城的人，略有一点儿像报贩那样的眼光，能预料到关于辫子和上谕的命运，他们在开头那几天就不会那样地快活了。
那些日子，内务府的人员穿戴特别整齐，人数也特别多（总管内务府大臣特别指示过），因人数仍嫌不够，临时又从候差人员中调去了几位。有一位现在还健在，他回忆说：“那两天咱们这些写字儿的散班很晚，总是写不过来。每天各太妃都赏饭。到赏饭的时候总少不了传话：不叫谢恩了，说各位大人的辛苦，四个宫的主子都知道。”他却不知道，几个太妃正乐得不知如何是好，几乎天天都去神佛面前烧香，根本没有闲工夫来接见他们。
在那些日子里，没有达到政治欲望的王公们，大不高兴。张勋在发动复辟的第二天做出了一个禁止亲贵干政的“上谕”，使他们十分激忿。醇亲王又成了一群贝勒贝子们的中心，要和张勋理论，还要亲自找我做主。陈宝琛听到了消息，忙来嘱咐我说：
“本朝辛亥让国，就是这般王公亲贵干政闹出来的，现在还要闹，真是胡涂已极！皇上万不可答应他们！”
我当然信从了师傅。然而自知孤立的王公们并不死心，整天聚在一起寻找对策。这个对策还没想好，讨逆军已经进了城。这倒成全了他们，让他们摆脱了这次复辟的责任。
陈师傅本来是个最稳重、最有见识的人。在这年年初发生的一件事情上，我对他还是这个看法。那时劳乃宣悄悄地从青岛带来了一封信。发信者的名字已记不得了，只知道是一个德国人，代表德国皇室表示愿意支持清室复辟。劳乃宣认为，这是个极好的机缘，如果再加上德清两皇室结亲，就更有把握。陈师傅对于这件事，极力表示反对，说劳乃宣太荒唐，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人；即使外国人有这个好意，也不能找到劳乃宣这样的人。谁知从复辟这天起，这个稳重老练的老夫子，竟完全变了。
“触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
复辟的第一天，我受过成群的孤臣孽子叩贺，回到毓庆宫，就听见陈师傅这么念叨。他捻着白胡子团儿，老光镜片后的眼睛眯成一道缝，显示出异乎寻常的兴奋。
然而使我最感到惊奇的，倒不是他的兴奋，也不是他在“亲贵干政”问题上表现出的与王公们的对立（虽然直接冒犯的是我的父亲），而是在处理黎元洪这个问题上表现出的激烈态度。先是梁鼎芬曾自告奋勇去见黎元洪，劝黎元洪立即让出总统府，不料遭到拒绝，回来忿然告诉了陈宝琛和朱益藩。陈宝琛听了这个消息，和梁鼎芬、朱益藩一齐来到毓庆宫，脸上的笑容完全没有了，露出铁青的颜色，失去了控制地对我说：
“黎元洪竟敢拒绝，拒不受命，请皇上马上踢他自尽吧！”
我吃了一惊，觉得太过分了。
“我刚一复位，就赐黎元洪死，这不像话。国民不是也优待过我吗？”
陈宝琛这是第一次遇到我对他公开的驳斥，但是同仇敌忾竟使他忘掉了一切，他气呼呼地说：“黎元洪岂但不退，还赖在总统府不走。乱臣贼子，元凶大憝，焉能与天子同日而语？”
后来他见我表示坚决，不敢再坚持，同意让梁鼎芬再去一次总统府，设法劝他那位亲家离开。梁鼎芬还没有去，黎元洪已经抱着总统的印玺，跑到日本公使馆去了。
讨逆军逼近北京城，复辟已成绝望挣扎的时候，陈宝琛和王士珍、张勋商议出了一个最后办法，决定拟一道上谕给张作霖，授他为东三省总督，命他火速进京勤王。张作霖当时是奉天督军，对张勋给他一个奉天巡抚是很不满足的。陈师傅对张作霖这时寄托了很大的希望。这个上谕写好了，在用“御宝”时发生了问题，原来印盒的钥匙在我父亲手里。若派人去取就太费时间了，于是，陈师傅当机立断，叫人把印盒上的锁头索性砸开，取出了刻着“法天立道”的“宝”。（这道上谕并未送到张作霖手里，因为带信的张海鹏刚出城就被讨逆军截住了。）我对陈师傅突然变得如此果断大胆，有了深刻的印象。
复辟的开头几天，我每天有一半时间在毓庆宫里。念书是停了，不过师傅们是一定要见的，因为每样事都要听师傅们的指导。其余半天的时间，是看看待发的上谕和“内阁官报”，接受人们的叩拜，或者照旧去欣赏蚂蚁倒窝，叫上驷院太监把养的骆驼放出来玩玩。这种生活过了不过四五天，宫中掉下了讨逆军飞机的炸弹，局面就完全变了。磕头的不来了，上谕没有了，大多数的议政大臣们没有了影子，纷纷东逃西散，最后只剩下了王士珍和陈宝琛。飞机空袭那天，我正在书房里和老师们说话，听见了飞机声和从来没听见过的爆炸声，吓得我浑身发抖，师傅们也是面无人色。在一片混乱中，太监们簇拥着我赶忙回到养心殿，好像只有睡觉的地方才最安全。太妃们的情形更加狼狈，有的躲进卧室的角落里，有的钻到桌子底下。当时各宫人声嘈杂，乱成几团。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空袭，内战史上第一次使用中国空军。如果第一次的防空情形也值得说一下的话，那就是：各人躲到各人的卧室里，把廊子里的竹帘子（即雨搭）全放下来——根据太监和护军的知识，这就是最聪明的措施了。幸亏那次讨逆军的飞机并不是真干，不过是恐吓了一下，只扔下三个尺把长的小炸弹。这三个炸弹一个落在隆宗门外，炸伤了抬“二人肩舆”的轿夫一名，一个落在御花园里的水池里，炸坏了水池子的一角，第三个落在西长街隆福门的瓦檐上，没有炸，把聚在那里赌钱的太监们吓了个半死。
给张作霖发出上谕的第二天，紫禁城里听到了迫近的枪炮声，王士珍和陈宝琛都不来了，宫内宫外失掉了一切联系。后来，枪炮声稀疏下来，奏事处太监传来了“护军统领”毓逖禀报的消息：“奏上老爷子，张勋的军队打了胜仗，段祺瑞的军队全败下去了！”这个消息也传到了太妃那里。说话之间，外边的枪炮声完全没有了，这一来，个个眉开眼笑，太监们的鬼话都来了，说关老爷骑的赤兔马身上出了汗，可见关帝显圣保过驾，张勋才打败了段祺瑞。我听了，忙到了关老爷那里，摸了摸他那个木雕的坐骑，却是干巴巴的。还有个太监说，今早上，他听见养心殿西暖阁后面有叮叮当当的盔甲声音，这必是关帝去拿那把青龙偃月刀。听了这些话，太妃和我都到钦安殿叩了头。这天晚上大家睡了一个安稳觉。第二天一清早，内务府报来了真的消息：“张勋已经逃到荷兰使馆去了！……”
1917年农历五月十三日，在张勋复辟逆流中，年仅12岁的溥仪第二次登基为“大清皇帝”，然而时不足两周，溥仪又被赶下台
我的父亲和陈师傅在这时出现了。他们的脸色发灰，垂头丧气。我看了他们拟好的退位诏书，又害怕又悲伤，不由得放声大哭。下面就是这个退位诏书：
宣统九年五月二十日，内阁奉
上谕：前据张勋等奏称，国本动摇，人心思旧，恳请听政等语。朕以幼冲，深居宫禁，民生国计，久未与闻。我
孝定景皇后逊政恤民，深仁至德，仰念遗训，本无丝毫私天下之心，惟据以救国救民为词，故不得已而允如所请，临朝听政。乃昨又据张勋奏陈，各省纷纷称兵，是又将以政权之争致开兵衅。年来我民疾苦，已如火热水深，何堪再罹干戈重兹困累。言念及此，辗转难安。朕断不肯私此政权，而使生灵有涂炭之虞，致负
孝定景皇后之盛德。著王士珍会同徐世昌，迅速通牒段祺瑞，商办一切交接善后事宜，以靖人心，而弭兵祸。
钦此！
三 北洋元老
这个退位诏并没有发出去，当时公布的只有裹夹在大总统命令中的一个内务府的声明。
大总统令
据内务部呈称：准清室内务府函称：本日内务府奉谕：前于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钦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因全国人民倾心共和，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民国共和，并议定优待皇室条件，永资遵守，等因；六载以来，备极优待，本无私政之心，岂有食言之理。不意七月一号张勋率领军队，入宫盘踞，矫发谕旨，擅更国体，违背先朝懿训。冲入深居官禁，莫可如何。此中情形，当为天下所共谅。著内务府咨请民国政府，宣布中外，一体闻知，等因。函知到部，理合据情转呈等情。此次张勋叛国矫挟，肇乱天下，本共有见闻，兹据呈明咨达各情，合亟明白布告，
咸使闻知。
此令！
中华民国六年七月十七日
国务总理段祺瑞
由自认“临朝听政”的退位诏，一变为“张勋盘踞，冲入莫可如何”的内务府声明，这是北洋系三位元老与紫禁城合作的结果。想出这个妙计的是徐世昌太傅，而执行的则是冯国璋总统和段祺瑞总理。
紫禁城在这次复辟中的行为，被轻轻掩盖过去了。紫禁城从复辟败局既定那天所展开的新活动，不再为外界所注意了。
下面是醇亲王在这段时间中所记的日记（括弧内是我注的）：
二十日。上门。张绍轩（勋）辞职，王士珍代之。不久，徐菊人（世昌）往见皇帝，告知外边情形。……
廿一日。上门。现拟采用虚下渐停之法。回府。已有表示密电出发，以明态度云云。荫兄（载泽）来谈。
廿二日。上门住宿。近日七弟屡来电话、信札及晤谈云云。张绍轩来函强硬云云。
廿三日。上门。回府。……闻冯（国璋）已于南京继任（代理大总统）云云。张绍轩遣傅民杰来谒。六弟来函。……
廿四日。由寅正余起，南河沿张宅一带开战，枪炮互放，至未正余始止射击。张绍轩已往使馆避居。
廿五日。丙辰。上门。始明白（这三个字是后加的）宣布取消五月十三日以后办法（指宣布退位）。
廿八日。上门。差片代候徐太傅、段总理两处。
廿九日。初伏。差人赠于徐太傅洗尘肴馔。大雨。世相（续）来谈，据云已晤徐太傅，竭力维持关于优待条件。惟二十五日所宣布之件（指“退位诏”）须另缮改正，今日送交云。徐太傅差人来谒。申刻亲往访问徐太傅晤谈刻许。
六月初一日。壬戌。朔。上门。偕诣长春宫（敬懿太妃）行千秋贺祝（这后面贴着大总统令，将内务府的卸复辟之责的公函布告周知）。
初四日。徐太傅来答拜，晤谈甚详，并代段总理致意阻舆云。
十二日。小雨。民国于六月以来，关于应筹皇室经费及旗饷仍如例拨给云云。
十四日。遣派皇室代表润贝勒往迎冯总统，甚妥洽。……
十五日。差人持片代候冯总统，并赠肴馔。
十六日。上门。绍宫保（英）来谈。……
十七日。上门。民国代表汤总长化龙觐见，答礼毕，仍旧例周旋之。……
十八日。亲往访徐太傅，晤谈甚详，尚无大碍。
廿一日。上门。……收六弟自津寓今早所发来函，略同十八日所晤徐太傅之意，尚好尚好。……
廿七日。七弟自津回京来谈。阅报民国竟于今日与德奥两国宣战了。由绍宫保送来五月二十二日之强硬函件，存以备考。
廿九日。亲访世太傅致嘱托之意。
七月初一日。壬辰。朔。上门偕见四宫皇贵妃前云云。……接七弟电语，畅谈许久。
初四日。七弟来谈，已见冯总统，意思尚好。……
紫禁城用金蝉脱壳之计躲开了社会上的视线，紫禁城外的那些失败者则成了揭露和抨击的目标。我从报上的文章和师傅们的议论中，很快地得到了互相印证的消息，明白了这次复辟的内情真相。
复辟的酝酿，早发生在洪宪帝制失败的时候。当时，袁世凯的北洋系陷于四面楚歌，一度出任国务卿后又因反对袁世凯“僭越”称帝而引退的徐世昌，曾经用密电和张勋、倪嗣冲商议过，说：“民党煎追至此，不如以大政归还清室，项城仍居总理大臣之职，领握军权。”这个主意得到早有此心的张、倪二人的同意，但因后来没有得到各国公使方面的支持，所以未敢行动。袁死后，他们又继续活动，在徐州、南京先后召开了北洋系军人首脑会议。并在袁的舆梓移到彰德时，乘北洋系的首脑、督军们齐往致祭的机会，在徐世昌的主持下，做出了一致同意复辟的决议。
取得一致意见之后，复辟的活动便分成了两个中心。一个是徐州的张勋，另一个是天津的徐世昌。张勋由彰德回到徐州，把督军们邀集在一起开会（即所谓第二次徐州会议），决议先找外国人支持，首先是日本的支持。张通过天津的朱家宝（直隶省长）和天津日本驻屯军的一个少将发生了接触，得到赞助后，又通过日本少将的关系，和活动在满蒙的善耆、蒙古匪首巴布扎布，徐蚌的张、倪，天津的雷震春、朱家宝等联络上，共同约定，俟巴布扎布的军队打到张家口，雷震春即策动张家口方面响应，张、倪更借口防卫京师发兵北上，如此便一举而成复辟之“大业”。这个计划后来因为巴布扎布的军队被奉军抵住，以巴布扎布被部下刺杀而流于失败。徐世昌回到天津后，他派了陆宗舆东渡日本，试探日本政界的态度。日本当时的内阁与军部意见并不完全一致，内阁对天津驻屯军少将的活动，不表示兴趣。陆宗舆的失败，曾引起津沪两地遗老普遍的埋怨，怪徐世昌用人失当。陆宗舆不但外交无功，内交弄得也很糟。他东渡之前先到徐州访问了张勋，把徐世昌和日方协商的条件拿给张勋看，想先取得张的首肯。张对于徐答应日本方面的条件倒不觉得怎样，唯有徐世昌要日方谅解和支持他当议政王这一条，把张勋惹恼了。他对陆说：“原来复辟只为成全徐某？难道我张某就不配做这个议政王吗？”从此张徐之间有了猜忌，两个复辟中心的活动开始分道扬镳。
不久，协约国拉段内阁参加已打了三年的欧战。徐世昌看出是一步好棋，认为以参战换得协约国的支持，大可巩固北洋系的地位，便怂恿段祺瑞去进行。段一心想以武力统一全国，参战即可换得日本贷款，以充其内战经费，于是提交国会讨论。但国会中多数反对参战，这时想夺取实权的黎元洪总统乃和国会联合起来反对段祺瑞。所谓府院之争逐步发展到白热化，结果，国务总理被免职，跑到天津。段到天津暗地策动北洋系的督军，向黎元洪的中央闹独立，要求解散国会，同时发兵威胁京师。张勋看到这是个好机会，加之在第四次徐州会议上又取得了各省督军和北洋系冯、段代表的一致支持，认为自己确实做了督军们的盟主和复辟的领袖，于是骗得黎元洪把他认做和事佬，请他到北京担任调解。当年的六月下旬，他率领军队北上，在天津先和北洋系的首领们接触后，再迫黎元洪以解散国会为条件，然后进京，七月一日就演出了复辟那一幕。
许多报纸分析张勋的失败，是由于独揽大权，犯了两大错误，造成了自己的孤立。一个错误是只给了徐世昌一个弼德院长的空衔头，这就注定了败局；另一个是他不该忽略了既有野心又拥有“研究系”谋士的段祺瑞。早在徐州开会时，冯、段都有代表附议过复辟计划，张勋后来入京过津见过段，段也没表示过任何不赞成的意思，因此他心里认为北洋系的元老徐、冯、段已无问题，只差一个王士珍态度不明。最后在北京他把王士珍也拉到了手，即认为任何问题都没有了。不料他刚发动了复辟，天津的段祺瑞就在马厂誓师讨逆，各地的督军们也变了卦，由拥护复辟一变而为“保卫共和”。这一场复辟结果成全了段祺瑞和冯国璋，一个重新当上了国务总理，一个当上了总统，而张勋则成了元凶大憝。
张勋为此曾经气得暴跳如雷。他警告段祺瑞和那些督军们说：“你们不要逼人太甚，把一切都推到我一个人身上，必要时我会把有关的信电和会议记录公布出来的。”我父亲日记里说的“来函强硬”就是指这件事。张勋这一手很有效。冯、段知道张勋这句危词的分量，因此也就没敢逼他。冯、段政府公布命令为清室开脱的那天，同时发布过一项通缉康有为、万绳栻等五名复辟犯的命令。但被讨逆军冯玉祥部队捕获的复辟要犯张镇芳、雷震春等人，立刻被段祺瑞要了去，随即释放。过了半年，总统明令宣布免除对一切帝制犯（从洪宪到丁巳复辟）的追究，虽然把张勋除外，但实际上他已经自由自在地走出了荷兰使馆，住在新买的漂亮公馆里。第二年，徐世昌就任总统后不到两个星期，更明令对张勋免予追究，后来张勋被委为林垦督办，他还嫌官小不干呢。
这些内幕新闻最引起我注意的，是民国的大人物，特别是当权的北洋系的元老们，都曾经是热心于复辟的人。这次他们都把张勋当做靶子来打，对我却无一不是尽力维护的。
段祺瑞在讨逆的电报里说：“该逆张勋，忽集其凶党，勒召都中军警长官三十余人，列戟会议，复叱咤命令，迫众雷同。旋即挈康有为闯入宫禁，强为推戴，世中堂续叩头力争，血流灭鼻，瑾、瑜两太妃痛哭求免，几不欲生，清帝孑身冲龄，岂能御此强暴？竟遭诬胁，实可哀怜！”冯国璋在通电里也说：张勋“玩冲人于股掌，遗清室以至危”，又说：“国璋在前清时代，本非主张革命之人，遇辛亥事起，大势所趋，造成民国。”他们为什么这样为紫禁城开脱呢？又何以情不自禁地抒发了自己的感情呢？我得到的唯一结论是：这些人并非真正反对复辟，问题不过是由谁来带头罢了。
在紫禁城看来，只要能捉老鼠，花猫白猫全是好猫，无论姓张姓段，只要能把复辟办成，全是好人。
所以在冯、段上台之后，孤臣孽子们的目光曾一度集中到这两位新的当权者身上。在张勋的内阁中当过阁丞的胡嗣瑗，曾做过冯国璋的幕府，在丁巳复辟中是他一度说动了冯的，现在又活动冯国璋去了。后来段祺瑞也和世续有过接洽。但在冯、段这一年任期中，事情都没有结果。因为冯、段上台之后闹了一年摩擦，北洋系由此开始分裂为直系（冯）和皖系（段）。在忙于摩擦中，冯没有给胡嗣瑗什么答复就下了台。段虽然也找过世续，透露出复辟也无不可的意思，但经过丁巳事件变得更加谨慎的世续，摸不透这位靠讨伐复辟而上台的总理是什么意思，所以没敢接过话头。
冯下台后，徐世昌出任总统，情形就不同了。在复辟刚失败之后，《上海新闻报》有篇评论文章，其中有一段是最能打动紫禁城里的人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