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第一次担任主编
我的第一本书，准确地说，我担任主编的第一本书《新闻写作》，诞生于1975年夏天。其实在此之前，1973年9月我刚调回复旦新闻系的时候，因为暂时没有安排教学任务，领导曾让我编过一本关于调查研究的综合资料，不过那主要是供内部参考的一种油印本，不能算为正式出版物，因而称不上是我的第一本书。我之所以会成为《新闻写作》这本书的主编，乃因为我是75届毕业生的班主任。按惯例，毕业班同学在离开校门的最后半年里，都会被安排校外毕业实习任务。75届同样如此。我和采访写作教研室的另一位老师，负责组织班上七八位“尖子”学生，留在学校编写一本介绍报纸常用文体基本写作知识的书，作为该毕业班赠给母校的纪念礼物。由于我有过六七年新闻工作的经历，系领导要我担任这本书的主编。
当时还处在“文革”后期。在“文科要以社会为工厂”，特别是在“结合战斗任务组织教学”的特殊背景下，我们通过到新闻单位作简单调查，很快确定了报纸的常用文体不外乎是：消息、通讯、小故事、调查报告、工作总结(亦称经验总结)、小评论、大批判文章与情况反映(亦称“内参”)。经过阅读有关资料，反复讨论研究，广泛征求意见，我们逐步明确了每种文体的编写框架：以简明扼要地介绍基本的写作知识作为主体，附带有范文精选和作品评析。全书要体现“简明、通俗、实用”的风格特色。至于基本写作知识，应涵盖该种文体的特点、种类、地位、作用、写作要领以及必须注意的问题等几个方面。选文和评析都力求简而约、少而精。很显然，这是一个比较切合实际的多快好省的编写方案。
编写方案很快得到系领导的首肯。根据编写任务，我们首先将这些“尖子”学生分为四组，每组承包两种文体，还指定其中一人负责，并明确了编写的时间节点：三个月内拿出初稿，毕业离校前正式定稿。任务明确后，各小组都制定了行动计划，一般都先走出去搞社会调研，虚心向新闻单位的采编人员求教，向基层负责政宣工作的干部求教，向广大报刊通讯员和写作爱好者求教，充分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在心中基本有谱以后，各组再作内部分工：或一人以执笔为主，一人以组稿为主；或每人各负责一种文体，最后相互统稿。其间，我们根据工作进展情况，不定期召开全体人员会议，每次都先由各组汇报编写进度，交流现有成果，相互取长补短。对存在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通过相互讨论，集思广益，取得共识；对宏观层面反映出来的问题，则由我负责向系领导反映，尽可能及时予以解决。由于这些学生多半来自“工农兵”第一线，综合素质比较好，不少都有一定的工作经历和活动能力，个别同学特别成熟，年龄与我相差无几，因而工作很快打开了局面，比我预料的不知要好多少。说实在的，在具体指导这本书的编写过程中，尽管从确定指导思想、编写提纲、布局谋篇、文字表达到合成定稿，我投入了大量时间，付出了不少心血和汗水，但师生互动、教学相长，同学们的编写热情和治学态度同样令我十分感佩，留下了美好而又难忘的印象。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在编写小组师生们的共同努力下，经过150多个日日夜夜，这本约40万字的教学成果终于如期完成，受到了系领导和老师们的一致好评，认为这是历届毕业生中留给母校最珍贵的礼品之一。
这里还有一段小插曲：为了赶上9月初开学后能用上这本书，经系领导同意，我和同在采访与写作教研室的楼灿文老师，冒着高温酷暑，一路劳顿来到皖南屯溪印刷厂，向下放在那里当厂长的大学同窗学友何慧娴求援。这位同学厂长十分帮忙，马上调集骨干力量加班加点赶印，我和楼老师则在现场校正，使原定完成出厂的时间大大提前，一天也没有耽误开学后的使用。
这本书的后发效应特别让人振奋，它赢来了一举三得的回报：第一，全国30余家省级报纸的内部业务刊物，陆续连载了这本书的主要章节，《解放日报》还以《报纸常用文体的写作》为书名出了单行本，广为印发；第二，上海市教育局将此书简编为《新闻写作函授教材》，在本市和兄弟省市的新闻写作函授学员中普遍使用。我还以此书中的《小评论的写作》为教材，在上海电视台搞过一次教学实况直播；这本书作为复旦大学新闻系乃至全国不少新闻院校的教材，被沿用多年。
当然，今天来看，这本书从指导思想、编写原则到录入范文，都不免打上那个特定年代的烙印，我们应该以历史的眼光去对待它。但这毕竟是我第一次当了一回主编，感觉特别有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