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穷孩子到大报总编辑
赵兰英
在中国报刊史上，这一页十分鲜亮。从复刊至今只有十五个春秋，《新民晚报》已从4开6版扩至4开24版，从一张母报发展至6种系列报刊，从没有一幢办公用楼到建起两幢大楼、两个印刷中心，从固定资产30万元到8.8亿元，从发行50多万份到185万份，并且在香港建立数十个发行点，同步发行；在美国建立了记者站，推出了美国版……坐在办公室那质地尚好的黑色沙发上，总编辑丁法章没有露出丝毫笑意，反复说着这样一句话：“这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他，由一个苏北农村的穷孩子成为令人钦羡的中国第一大都市晚报的总编辑，机遇乎？天赋乎？且看他的路程。
苦难童年 逃荒来到上海
童年的生活那般艰辛，确实刻骨铭心，仿佛就在昨天。1940年9月，丁法章出生在苏北盐城一户贫困农民家庭。那是一段民不聊生的时期。苏北十种九不收，经常闹水荒。更有那“人祸”——国民党、还乡团动不动下乡“扫荡”。年幼的丁法章，经常随着家人逃难。一路上，担惊受怕，“嗖、嗖”的子弹声，直从耳边飞过，在两侧的水田里“嗤嗤”作响。不幸，父亲中弹了，幸好伤在肩胛上，保住了性命。至于放牛、割草、插秧、打鱼……哪样农活他没干过？夏天，蚊叮虫咬，闷热难当。小小年纪的丁法章左眼皮上生了现在人难以见到的“热疖”。那时，哪来的医院，乡下人又哪懂得消毒一类的知识，又哪有这样的条件。于是，父亲抓起一把笤帚，想用上面的竹尖将脓包挑破，吓得他满村逃，在打谷场上还是被父亲追上了。父亲狠狠心，将他摁在地上。又脏又粗的竹刺，扎在了脓包上，撕心裂肺地痛。他哭喊着、尖叫着，放出去的脓血喷出好远好远。从此丁法章的眼皮上留下了深深的疤痕。1950年，又是一场大水灾。父亲先期到上海投奔亲戚来了，两年后全家人都陆续来了，在普陀区朱家湾安下了家。朱家湾与潘家湾、潭子湾、药水弄一起，俗称“三湾一弄”，是上海最最有名的“滚地龙”地区，居住着几乎大多从苏北逃难来的农民。父亲先是借一间破草房住着。晚上人一躺下来，双脚就伸出了房外，可见其狭小如鸽子笼。以后，全家挤住在租借的一间阁楼上。父亲在环卫局做沟路工，哥哥也在从事环卫工作。可想而知，这样一个家庭没有多少文化。父亲和哥哥只上过几年初小，母亲和姐姐都是文盲。为生活所迫，小小年纪的丁法章，也不得不经常去帮父兄干活，直到上高中。
酷爱文学 着迷般向报社投稿
从生活底层出来的孩子，往往特别珍惜读书的机会。丁法章在乡下只断断续续读了两年书，来到上海后一下就在一家私立学校读三年级。说不上是什么原因，他从小就喜欢文学，就有一种愿望：将来一定要在文字上留下点东西。他书读得刻苦、认真，不识字的妈妈夸他写出来的字，就像用筛子筛过一样，横看竖看都很整齐。很快老师就喜欢上了这个从乡下来的孩子，让他当了班上学习委员，写的作文经常被作为范文贴在墙上。也许老天爷就是喜欢捉弄人。几年后考初中，他真有点战战兢兢，害怕考不上。揭榜那天，偏偏大红榜上没有他的名字。这下，十四五岁的他吓软了身子。父亲带他到教务处一查，原来粗心的老师写错了，榜上的“王法章”就是“丁法章”。接下来要检查身体，他又担心左眼皮上有疤，左眼视力只有0.6，人家要不要？竟然有几天整夜都睡不好。所有的害怕、担心，都因为怕失去读书的机会。
中学六年，丁法章的生活始终充满阳光。他是班级墙报的主编、学校文学社团的召集人、校团总支宣传委员和校团委副书记，还被评为上海市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荣获纪念章1枚，还作为中学生的代表，出席了上海市第三次青年代表大会。
这段时间，他着迷般地向报社投稿。说来有点好笑，那时他见报上有小品文之类，往往一篇短文配有一幅插图，心想这点小文章自己会写，可不善画画，也投不了稿哇。他想学画，但又不想让人知道，于是偷偷地到处去临摹别人的画。这样，觉得画得有点像样了，就学着人家的样将文章与画一起向报社寄去。和许多青年文学爱好者一样，初时投稿十投十不中。不过有时能收到铅印的编辑退稿单，那也是一件高兴的事，就像艺术品那样一一珍藏起来。1955年，丁法章生命旅程中闪出了亮点。先是，他投给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一封信，希望能得到他们编辑的一本专门介绍和评介新书的内部刊物《文艺书刊》，不料居然全信被登在这本刊物上。他欣喜若狂。编辑部还寄来了稿费。没过多久，忽然有一天弄堂里传来“丁法章电话”的喊声。此时的丁法章，还从未接打过电话。怎么会有人打电话给我？谁打来的？有什么事？他既满腹疑惑又激动紧张。一路小跑着来到公用电话前，也不知如何拿话筒。好半天听出对方是《青年报》的编辑，也不知怎么回事，他一下心跳加速，激动得连听下去的勇气都没有。他请管电话的阿姨帮他听。真是天大的喜讯，他投出去的一篇写里弄好人好事的稿件，编辑部决定采用，有些细节还想来补充一下。这次成功，无疑又为这位热血青年注上了一支兴奋剂。他又订阅了《萌芽》、《诗刊》等文艺杂志。
确定目标 矢志不渝地走下去
与许多成功者一样，持之以恒、坚定不移，是丁法章之所以在以后成为总编辑的关键所在。
初中毕业时，丁法章的想法既实际又浪漫。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家境又贫寒，能否继续学业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他想毕业后就当一名建筑工人。怎么会有这个念头？说来也简单。当时上海出了好几位工人作家，有一位写诗的作家郑成义便是建筑工人。在尚未成年的丁法章眼里，建筑工人神气、豪迈，天天登高，为祖国盖大楼，这种生活易抒情，能写散文、写诗。但命运仿佛注定他以后要吃新闻这碗饭。他所在的中学当时对他只有一个选择，即继续升高中，而不能有其他。
这段经历也许还不足以说明什么，那么高中毕业后的选择就很能说明问题了。由于在高中这段生活的杰出表现，学校决定请他毕业后留校当语文教师兼做校团委工作。这一份工作对于家庭来说是相当体面也相当需要的。但丁法章却不情愿，他想上大学，想当记者。父亲有犹豫，机会不是人人都有的，万一大学考不上怎么办？这时，已经成家的哥哥出来讲话了：“弟弟书读得好，已经不容易了。他想上大学就让他去上。”在哥哥的支持下，他走上了被数万学子称为“黑色七月”的高考之路。每天清晨5点不到，他就起床跑到公园背诵课文。不仅上海的，福建、安徽等地出的各类高考复习资料，他都找来一一攻读。这一年第一志愿报考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单上海考生就有240余人，最后只被录取23人。无数个难熬的日子过去了，通知来了，他被录取了，高兴啊高兴!他又激动得一夜没睡好。
很快，五年的大学生活结束了。因为“文革”，1966年毕业的这届大学生推迟一年才分配。这期间，年近27岁的他与青梅竹马的女友结婚了。分配时，丁法章的去向是江西宜春地区《赣中报》。这虽面临告别亲人、夫妻分居等诸多困难，但可以从事钟爱的新闻工作。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不能不说丁法章有勇气，矢志不渝，他选择了赴任。这时，妻子刚分娩不久。告别父母，告别妻儿，刚毅的男子汉还是止不住落下了泪水。
(作者为新华社高级记者。节选自1997年第6期《今日名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