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做好援越准备
●毛泽东强调指出：“我看凡是越南实际需要，就尽力提供，物资要给，军事顾问也要派。”
●在北京中南海，毛泽东很快作出了决定：同意在中国境内整编越军。
●毛泽东依旧笑呵呵地说：“恩来同志的建议很好，此人必须得慎重慎重再慎重才行！”
刘少奇任命中越联络代表
当时在胡志明到访北京后，为了加强和越南之间的联系，刘少奇就开始考虑派个代表去越南了解情况，并作为和越南联络的中方代表。
派谁去合适呢？后来，刘少奇选中了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罗贵波。1950年的新年刚过，刘少奇便约请罗贵波到他办公室来。
刘少奇笑着问罗贵波：“中央研究，让你作为中共中央与越共中央的联络代表去越南工作。请示了正在莫斯科的毛主席，同意让你去完成这项特殊任务。怎么样，有什么意见吗？”
罗贵波深知这一任务的分量，想了一下说：“没有做过这方面的工作，缺乏经验，怕误事，也不知要去多长时间。”
刘少奇说：“相信你能够做好。时间不会长，大约三个月吧。作为中共中央的联络代表，主要是去越南看一看，回来商量怎样援助越南。你先去了解情况，首先建立两党关系，做调查研究，向中央汇报，供中央决策，完成任务后就可以返回北京了。”
“坚决服从中央决定，努力完成任务！”罗贵波接受了这个艰巨的任务，并马上进行出发前的准备。
他在中央办公厅的安排下，会见了已等在北京的越南代表李班和阮德瑞，听取了他们对越南情况的介绍。
1月15日，罗贵波来向刘少奇辞行。
刘少奇嘱咐罗贵波说：“你去越南是秘密行动，这件事绝对保密。到达越南后，工作方法由越共中央决定，适当时候回国汇报。你们在越南的待遇，请越共中央根据越南干部的标准供给，不要提过高要求。”
刘少奇交给他一封信：“请把这封信带给胡志明主席。”
这是一封介绍信。信中说：
兹介绍我们的一位省委书记和军队中的政治委员罗贵波同志，到你处担任中共中央联络代表，带助手和随员共八人。
信的落款是“中共中央秘书长刘少奇”。
接下来，罗贵波又同军委总参谋部、总后勤部和中央组织部等部门进行了接洽，商谈有关事宜。
中方整训越南军队
1950年1月16日，罗贵波带着一部电台，同秘书、参谋、机要员、警卫和报务员等8人，离开了北京。
在越共中央代表李班、阮德瑞陪同下，罗贵波一行乘火车按时出发。实际上，在罗贵波准备前往越南的那几天里，越共中央就已经和中共中央建立了无线电联络。
1950年2月底，罗贵波到达中越边境，武元甲、黄文泰等在边界迎接。3月10日，罗贵波一行人抵达太原群山之中的越共中央驻地。越共中央总书记长征和范文同、孙德胜、阮良明等主要领导人均到一个竹木结构的“迎宾馆”前，迎接远道而来的罗贵波。
主宾寒暄后进行交谈，李班担任翻译，气氛显得友好而和谐。越共中央总书记长征扼要地介绍了越南的抗法战争形势，希望罗贵波先了解军事情况，以及与军事有关的政治、经济等情况，以便具体商量中国向越南提供援助的问题。
1950年3月19日，中共中央驻越南联络代表罗贵波与武元甲等越南有关领导人商议后一致认为，为援助越南，就必须打通中越边界的交通，以保证援越物资能顺利运到。
越共中央决定在越南北方的高平、老街地区组织一次战役，歼灭那里的法军。
罗贵波致电中共中央，提出选调若干军、师、团、营干部担任越军军事顾问的建议。
中共中央接到罗贵波的电报后马上召开会议商议。中央领导人很快取得了一致意见。
毛泽东强调指出：
我们援助越南是完全无偿的，更没有任何条件。我看凡是越南实际需要，就尽力提供，物资要给，军事顾问也要派。
4月4日，胡志明出访回到越南，第二天即邀罗贵波见面。胡志明向罗贵波谈了访问中、苏的情况，并请罗贵波参加即将召开的越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在这次越共政治局会议上，胡志明报告了访问中、苏的情况。在会议讨论中，越南军方提出把越南人民军主力1.25万人开到中国云南、广西进行整训的要求。
胡志明对此表示赞同，并就此事和罗贵波进行商谈。
4月12日，胡志明致电中共中央，请求在中国境内整训人民军主力部队，并要求尽快援助3000吨粮食，以解决部队之急需。
罗贵波在武元甲陪同下，视察了越南人民军。他看到的是：部队严重缺粮，士兵体质虚弱，装备破旧，武器很差，缺少弹药，纪律不严，更缺少攻坚作战的经验。
视察部队后，罗贵波很快向越方提出：
要打开中越边界线，必须把部队加以整训，使之成为有更大战斗力的拳头；人民军现在多以营、团为单位活动，应下决心尽快建立若干正规的作战师。
罗贵波未到越南时，越军只有一个不健全的三二〇师。由于罗贵波的推动及越方的积极行动，越军很快建立起三〇八师和三〇四师，后又陆续组建起三一二、三一六和五十一工炮3个师，部队正规化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战斗力也随之大大提高。罗贵波把越南军队整训的要求上报了中央。在北京的中南海，毛泽东很快做出了决定：
同意在中国境内整编越军。
按照中央军委的命令，滇桂黔“边纵”司令员、云南军区副司令员庄田赶往砚山，会同第十三军干部，开始整训越南军队。
为了能使越南军队尽快赶走法国殖民者，中央军委责成第四兵团由第十三军负责，并对进入云南的越南部队提供全套最新装备，要求“凡是国民党统治区兵工厂制造的武器一件也不给越军，要给，就给全套美式装备”。
第十三军军长周希汉接到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命令后，立即全身心地投入到整训的准备上。他加班加点，拟定了整训越南部队的方案，并报请了中央。
越南西北战区负责将领王承武、双豪先期来到云南开远，解放军第十三军军部和周希汉军长与之商议了越南各部队如何分批开进云南的有关事宜。
后来经过和越军的几次商谈之后，双方达成决议：
越军各个战斗单位在河江集结，集结完毕一批即从麻栗进入中国境内；开进部队的掩护问题，以清水河为界，以南由越南部队负责，过河之后即由中国人民解放军负责安全警戒。
但对于整训地点，双方发生了分歧。越方提出在麻栗坡或在麻栗坡后50余公里的文山县城。但是，周希汉军长对越方提出的两个地点都认为较为不妥。
他的理由是：
麻栗坡一来距离边境太近，二者县城地处山沟；文山县有解放军的一个团在那里执行剿匪作战任务，不便于军队训练。
经过互相协商，越方同意周希汉军长指定的整训地点砚山县。遵照周希汉军长的命令，设在砚山的第十三军随营学校数千人于5月初搬迁到滇中弥勒县，腾出房子让给即将开进的越南三〇八师。而周希汉则带领一批干部和电台人员紧接着到了砚山。
从1950年5月7日开始，越南部队按照事先确定的路线由越南河江省进入云南。越军在麻栗坡县边境老山下的清水河两岸，把各种枪支放在河岸上，然后徒手进入中国境内。可惜的是，越军的第三十六团被法军隔断在河江三角洲地区，未能来到云南整训。
跨过国境线，越南部队进入刚刚获得解放的新中国。如今，他们没有必要在夜里急行军了，也不必担心法军的直升飞机会突然出现在头顶上，因为这是中国的土地。
对于越南的这支“两广纵队”，受到沿路中国老百姓的夹道欢迎，云南当地的老百姓拿出自家的粮食和水供他们享用，并举起了无数欢迎的大幅标语。
越南的这支部队穿得破破烂烂，绝大部分人都光着脚走路，面色苍白。可是，他们一到砚山顿时变了样，个个都精神抖擞起来。
越南“两广纵队”按照班的编制走进安排好的房子，里面是已搭好了的12个铺位，铺位上挂着蚊帐。12支枪排列在门边，其中有10支步枪、2支冲锋枪。
到了6月份，除了越军三十六团以外，预定的越军各个战斗单位都来到了砚山，越南人民军三〇八师在中国云南省砚山县正式编成了。
解放军第十三军抽出一个师的连以上干部开始整训越军。主要内容是班、排、连、营规模的进攻战术训练，单兵作战技术、战术训练，以及抵近爆破、埋雷、设障，用迫击炮抛射炸药包、摧毁敌工事等的战斗技能训练。
越南官兵对迫击炮抛射炸药包特别感兴趣，认为适宜在越南战场上广泛使用。在后来的战争中，这成为摧毁敌军机场飞机和一些非永固性目标最有效的打法。
善良大度的中方不仅为前来整训的越军第三〇八师提供了全副美式轻武器，而且还提供了12门山炮和充足的炮弹，帮助越军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山炮营。
为此，解放军十三军军长周希汉命令越军三〇八师的山炮大队开赴砚山，从大队长（营长）到连长、排长、瞄准手、驭手，一个对一个手把手地传授。
后来，中方又把拉炮的骡马一起送给越军。这些骡马都算得上是久经沙场的“老将”，全部是从北方转战千里来到云南边疆的。为了援越，中方可是慷慨解囊！
要知道，中方向越军第三〇八师提供的装备，远远超过自己的军队。越军得到了10门五七式无后座力炮，这是解放战争后期重庆兵工厂的最新产品，中国军队还没有使用就送给了越南军队。
中央讨论军事顾问团人选
1950年3月份的一天，毛泽东在中南海里主持讨论会，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为组成军事顾问团入越，协助越军作战的事宜，毛泽东要和几个中央领导进行商谈。
“朱老总，你看由谁来担任此次援越的领导？”毛泽东见开会人员到齐后，就笑呵呵地问朱德。
朱德坐在那里，显得很严肃，听到毛主席的问话后，他想了想说道：“这次入越的情况比较复杂，必须是一位军、政皆熟的人。”
周恩来也插话说道：“不错！这不仅关系到越南人民是否能够战胜法国殖民者的问题，而且还关系到新中国能否立足于世界强林之中。谁去，我们必须慎重考虑一下。”
毛泽东依旧笑呵呵地说：“恩来同志的建议很好，此人必须得慎重慎重再慎重才行！”
朱德望着毛泽东主席，说道：“我与恩来同志商量了很多次，一致决定让原第三野战军十兵团政委韦国清来担任。”
“韦国清吗？22年前与邓小平、李明瑞、张云逸他们一起参加百色起义的，又进过红军学校学习，还参加过白塔埠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和上海战役，在军、政方面确有一定才能。”毛泽东想了想说。
朱德一听笑了起来：“主席真是好记性啊，多少年前的事都记得一清二楚，我可不行喽！”
毛泽东哈哈一笑道：“这叫着知彼知己，方可做到百战不殆。”
之后，毛泽东转过头来问周恩来：“韦国清现在是否在北京，我要立即召见他，与他探讨一下。”
周恩来回答毛泽东主席说：“他在北京，本来准备让他到外交部任职，故此将他调至北京，至于具体是什么工作，还没有定下来。”
“我看就他了！”毛泽东看了看大家，突然停了停，接着又说道，“以第二、三、四野战军各抽调一个师的全部干部参加赴越军事顾问团。”
大家表示赞同主席的意见，紧接着，毛泽东主席继续往下说道：“再由第三野战军调集干部组成顾问团团部班子，由第四野战军抽调一个军事学校的班子担任越军军事学校的顾问。”
毛泽东说完，周恩来把目光转向了朱德，问道：“朱总司令，你还有什么要补充说明的吗？”
朱德回答说：“让西北、西南、华东、中南军区和军委炮兵司令部，各抽调营以上干部13名，参加军事顾问团，担任越军高级指挥机关和部队的顾问，或助理顾问。”
其实，胡志明通过罗贵波向中方提出增派军事顾问团的要求后，毛泽东就已经开始考虑合适人选了。
马上，这个消息便传遍了全国，中国将向越南派出以韦国清为首的军事顾问团，这些人将奔赴越南，帮助越南抗击法国侵略者。
1950年4月初，韦国清遵照中央的指示，向各野战军领导人请示选调组织军事顾问团所需要的干部，各野战军领导同志均表示积极支持。邓小平还提出，顾问团人员可从各野战军选调，为了工作方便，团部人员均应从第三野战军选调。
毛泽东接见援越顾问团
1950年4月份，中共中央军委就选调顾问团各级顾问和工作人员以及物资准备等事项，向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下达命令，希望他们马上选调人员。
接到中央的命令后，各野战军党委和首长十分重视此项任务，很快选调了有一定实战经验和政治水平的军事、政治、后勤营以上干部59名。其中，营职有3名、团职有17名、师职有6名、军职有2名、兵团职有1名，连同其他工作人员共有281名，组成军事顾问团。
4月23日，中央军委再次指示西北、西南、华东、中南军区和军委炮兵司令部增调营以上干部13名，参加顾问团，准备担任越军高级指挥机关和军队的军事、政治、后勤顾问或助理顾问。接着，中共中央军委根据聂荣臻5月20日的请示和刘少奇当日的批复，电令军事顾问团团以上干部来京报到，接受任务和安排。
除韦国清已在北京外，由于被选调人员报到时间不一和其他原因，到6月中旬，只有梅嘉生、邓逸凡等近20人抵达北京，等待中央接见。
韦国清是这个军事顾问团的团长。在陈毅、粟裕领导下的第三野战军中，韦国清有“小诸葛”之称。他机智勇敢，取得过很多辉煌的胜利。韦国清早在2月份就携带新婚的妻子许其倩匆匆来到北京。6月下旬，从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挑选的军事顾问成员都到齐了。
6月27日，韦国清率20余名顾问、秘书、机要人员来到中南海丰泽园颐年堂。刘少奇、朱德亲切接见了他们，向他们交代了任务。
因为朝鲜战争刚刚爆发，毛泽东多日来一直在熬夜工作，这个时候还没有起来。刘少奇和朱德怕打搅主席休息，就没有叫醒他。
到接见快结束的时候，毛泽东才笑着走来了：“哎，我睡不着啊！”
毛泽东和韦国清、梅嘉生、邓逸凡等人一一握手，亲切地询问他们的姓名、年龄、职务等个人情况。
见到了毛主席，大家心里都特别兴奋，都热切地希望毛主席能有重要指示。毛泽东对中国军事顾问团赴越南工作的意义、任务和指导思想以及工作方式等作了明确的指示，希望他们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作战作风。
毛泽东说：“不是我要派同志们去越南，是胡志明主席向我要的。谁叫我们革命先胜利呢，那就要帮助人家，这叫国际主义。你们到越南，首先要帮助打胜仗，打开一个地方，以便集中军队，然后仗就越打越大。”
毛泽东还特别强调，顾问团全体同志要把越南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来对待。
这个时候刘少奇插话说：“中央作出这个决定，是有重大理由的。越南是当今世界上最引人瞩目的地方。你们此次去执行的任务，是具有世界意义的。这是必须要做的工作。如果我们不去帮助越南，让敌人呆在那里，我们的困难就会更大，麻烦也就更大。你们去后，要帮助越南建设一支正规军队，逐步能进行正规作战，并且一定要组织打胜仗。仗打起来了，会有许多伤亡，要大批培训干部。”
朱德说：“我们是国际主义者，必须把援助越南当成重大的国际任务，要不惜一切地帮助他们到胜利”。朱德接着说：“一定要帮助越南把军队搞好，要打胜仗。我们的原则是有什么家伙打什么仗。什么时候打？要寻找恰当的机会，不能照搬我们原有的办法，因为条件不同了。必须学会取胜法军的办法，必须会打既勇敢而又巧妙的仗。最重要的是巧妙，因为敌人的武器装备比越南强。还要帮助他们把敌军工作做好，优待俘虏，这是取胜的宝贵经验。”
毛泽东接着说：“同志们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搞好同越南同志的团结，特别是要搞好与越南领导人的团结。要注意，搞不好团结，宁可别做工作。”毛泽东点燃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接着又说：“越南民族是一个好民族。近几年来，越南的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成绩很好，不要看不起人家。在越南群众面前，不能表现出我们是胜利者的骄傲情绪。我们的胜利，人家是知道的，不用自己去表示。”
刘少奇接着毛泽东的话说：“大家要小心谨慎，不要有看不起人家的表示，不能摆大国的架子。同志们去后，除帮助越南建军、打仗之外，要少发表意见，因为说多了容易引起误会。至于军事上，应当积极提意见，但要注意少批评，多做示范。可以多提办法，让人家作决定，人家也可以不听你的意见。但是如果关系搞得好，你的话是会被采用的。”
对于顾问团在越南的工作，毛泽东作了仔细的交代，他说：“怎么当好顾问，这要认真研究。顾问就是顾问，实际上就是参谋，给人家的领导同志当好参谋。参谋就是出主意，想办法，协助领导。不可包办代替，更不能当太上皇，发号施令。”毛泽东吸了一口烟，接着说：
“我们帮助人家，还要帮助得好。这只凭主观愿望好不行，还要根据实际情况帮助得恰当。要同人家好好商量，要有老实、谨慎的态度。对待人家的缺点错误，可以告诉他们，我们也有过失败。多向他们介绍经验教训，少讲‘过五关斩六将’。在帮助人家的过程中，要经常检讨自己的言论和行动。每天一次，三天一次，最少要一周一次。要检讨我们哪些做得对，哪些做得不对。”
朱德说：“在军事行动上，我们要实事求是，不要操之过急。还要把我们的失败经验教训告诉他们。”朱德看了看毛泽东，接着又说：“扶持越南走自力更生的道路。我们的帮助不是唯一的办法。中国的革命战争主要是靠夺取敌人的武器打击敌人，同时也靠自己生产武器。自力更生是我国革命胜利之本。我们有手榴弹，有勇敢，把它捏拢起来，这比大炮还要好。我们的战争先是靠炸药包打胜的，以后才取得敌人的大炮。”最后，朱德特别强调指出：“无论如何要帮助越南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坚持自力更生的原则。”
毛泽东说：“我知道，派你们去的地方很艰苦，面临着很艰巨的任务。要打摆子，有牺牲的危险，要多准备克服困难，不要多作如意打算。你们什么时候能回来？不要急。你们到越南去，必须多准备遇到一些困难情况，准备时间太短，会使大家失望。”
刘少奇说：“越南革命胜利的时间不会太快，因为敌人是帝国主义。我看三年的准备是需要的。”
朱德说：“同志们到越南去工作是很艰苦的，要有这个精神准备。我们共产党人要能够吃苦，要作长期艰苦奋斗的打算。”
毛泽东说：“这次请韦国清同志当顾问团长，本来是叫他到联合国工作的，但联合国在美国的操纵下，不让咱们进去。以后又想让他去英国当大使，但是英国对我们总是三心二意的，那就只能降格了，不派大使了。这样就叫他去越南当顾问团长。他很同意。这很好！共产党人哪里需要就到那里去，舒服的环境可以去，艰苦的地方也能去。只要工作需要，其他都不计较，这一点，你们要学习韦国清同志。”
毛泽东的关心甚至细致到了顾问团成员携带的物品上，他带着和蔼的目光，亲切地问朱德：“他们该带的东西都带了吧？”
朱德的脸上也荡漾着微笑，他回答说：“他们有个单子，还得叫下面研究研究，有些东西似乎不大必要，或者不要那样多，如手表、皮鞋、派克钢笔等等。”
毛泽东想了想说道：“总司令批了就行了，不要叫别人研究了。知道的人越少越好。你就大方一些吧！手表、皮鞋、钢笔统统满足他们的要求，第一次派顾问团嘛！代表我们的国家，我们再困难也不在乎这点东西，你们看呢？”
刘少奇和朱德回答道：“好，就按这个单子吧。”
毛泽东又转过头来对顾问团成员说：“你们的津贴也增加点，还要给些安家的东西吧。按老习惯，以救济的名义给些小米什么的，这些工作都需要做一做。还有什么特殊困难，有就解决。韦国清同志，这些事情就都委托给你了。”
韦国清大声答道：“请主席放心，保证安排妥当！”
接见结束后，韦国清率顾问赶赴南宁集合，进行出发前的会谈。
顾问团奔赴越南
7月下旬，中国军事顾问团在南宁正式建立，79名干部、250名随员。为便于保密，军事顾问团不对外公开，以“华南工作团”为代号。
在南宁集中期间，韦国清向顾问团人员传达了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精神，组织学习讨论，以提高认识、端正态度。并制定了《军事顾问团工作守则》，要求全体人员认真、严格地遵照执行。
同时，成立军事顾问团党委会。经中央军委批准，由韦国清、邓逸凡、梅嘉生、马西夫、李文一、邓清河6人组成党委会，韦国清为书记，邓逸凡为副书记。
根据越方的要求和越南革命斗争的形势，中共中央赋予军事顾问团两项任务：一是帮助越南打胜仗，驱逐法国侵略者；二是帮助越南建设正规军队。
在此期间，越南首任驻华大使黄文欢，专程从北京到达南宁为军事顾问团介绍越南和越南人民军的情况。
广西军区负责人张云逸、李天佑、莫文骅一直十分关心和支持顾问团出国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并周密布置出国途中的安全警卫。
8月9日，广西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张云逸亲自为他们送行。
8月9日，军事顾问团在团长韦国清、副团长梅嘉生、邓逸凡率领下，在越南首任驻华大使黄文欢的陪同下，由南宁启程，途经田东、百色、靖西，经过艰难的跋涉，于8月12日拂晓到达越南高平省广渊地区人民军边界战役前线指挥部驻地。越方热情接见。
中国军事顾问团在听取越军总部关于越南人民军情况介绍和对顾问团的工作建议后，宣布了组织分工：
顾问团下设军事、政治和后勤顾问组。韦国清任越南总军委和越军总司令顾问，梅嘉生任军事顾问组组长，邓逸凡任政治顾问组组长，马西夫任后勤顾问组组长，并分别担任越军总参谋部、总政治局和总供给局顾问。同时向越南人民军的三个主力师派出了顾问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