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不得人心的国家队

在距离1986年世界杯还有些日子的时候，大概是当年的4月，我们国家存在着一些比国家队更重要的问题。没办法，阿根廷人一直就是这样，政治总是要掺和到足球运动中来，政治总是要利用这项运动，从来如此，现在仍然如此。时任总统劳尔·阿方辛公开说了他不喜欢当时的国家队之后，流言就愈加盛行。据说当时政府想要比拉尔多下课，把另一个人放到主教练的位子上。而接下来我要说的是我所知道的真相：一天，鲁道夫·奥赖利，一个与体育相关的官员给我打电话，同他一起的还有奥斯瓦尔多·奥特罗，电话里他们对我说：“我们要换掉比拉尔多。”

那是意大利的晚上十一点钟，电话响了，听筒递到我面前，于是我说：“不好意思，您是如何弄到我的电话号码的？”

“我们是政府的人，我们能弄到所有人的电话号码，您说呢？”

“是这样吗？您别费心了，因为我连您的面都没见过，而您却在半夜十一点打电话到我家里。您知道我这里是半夜十一点吗？那么我来跟您说说更加重要的事。”

“抱歉打扰了，迭戈。您要说什么？”

“如果政府想换掉比拉尔多的话，请弄清楚这意味着也要把我换掉。因此你们要意识到，这不是换掉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同时换掉两个。如果他走了，那我也不留下。”

随后我挂断了电话。

我现在提起这件事是想让诸位清楚一点：在当时政府给我打电话说要换掉主教练的情况下我没有背叛比拉尔多，然而在很多年之后，将近三十年之后，比拉尔多却背叛了我。

那时候我其实是梅诺蒂的支持者，但是我为了成就一番伟业，做出了选择，因为当时的我深信这支球队一定能成就一番伟业。这番事业一直被破坏，被拖延。当我想做出反对的姿态时，我做到了；当我提出要一切以球队为先时，我也做到了。阿方辛总统当时有什么可担心的？他应该担心的是比拉尔多之后弄出的种种丑事。

我踢球有很多目的，为了成就伟业而踢，为了青年人而踢，同时也为了比拉尔多。他当时不是坏人。我这样说并不是因为现在我说他是坏人，但是在2010年南非世界杯之后，当他选择和阿根廷足联站在一边时，对我而言他就与死人无异了。谁也不能改变我的这个想法。很多人带话给我，说比拉尔多想跟我谈谈，但是我不会给他任何机会，决不。之前我说过所有这些事都不是所谓的“故事”，现在更不是。这些都是真相，我的真相。

当然这些坏事并不会让我忘记往日的美好时光，比如他曾来巴塞罗那找到我，跟我讲述他的计划。但是一码归一码。现在是时候说出一些不光彩的真相了，应该听一听我的版本，而不是比拉尔多的版本。

卡洛斯那时候根本不让我们训练！当人们谈论比拉尔多的战略时，我只能说：拜托！到了对战韩国队的前一天，我们都不知道到底要怎么踢。布鲁查加到底是踢左前腰还是右前腰？“切乔”是从中路还是边路补位？我们对这些都一无所知。

但还有一件事确实也是事实，那就是比拉尔多在没有人想到我的情况下，亲自找到了我。

我想要报仇

当时，比起马拉多纳，更让所有人担心的是帕萨雷拉。这家伙在非赛季期间到略雷特德马尔找到了我。那是1983年的3月，天气还很凉爽，但是我对天气冷热并没有感觉，唯一让我感兴趣的是如何让我回到训练场踢球。由于我在1982年12月染上了该死的肝炎，我已经有三个月没碰足球了。在赛季开始前，我们已经和巴萨的一位教练约安·马尔戈萨预热训练了一阵子，普罗斯塔莫陪着我，他也是我在阿根廷青年人队的队友。当时我马上就能回去训练了，这让我内心跃跃欲试。另外，听说那个只让我们疯狂进行体能训练而不让我们碰球的德国教练员乌多·拉特克马上就要离开，取而代之的是梅诺蒂的到来，我这种跃跃欲试的心情就更加难以按捺。于我而言，上帝在保佑我。再加上我慢慢在巴萨适应下来，所有这些都是积极的因素。

比拉尔多这时突然跟我当时的经理人豪尔赫·赛特尔斯普利勒一起出现在我面前。他当天夜里直接从巴拉哈斯机场到了巴塞罗那，我们在晚餐前谈了一会儿，第二天早上，这个疯子问我要了一条短裤，然后就跟我一同开始了训练。那天我还有六千米要跑，是我最后缺的六千米。我们跑跑、走走，然后再跑。我们谈了很多话，可谓是畅所欲言。对于那天的谈话我记忆犹新。

“我想知道你现在的身体状况。”

“挺好的，我已经有三个月没有训练了，但是明天我就会重新开始踢球，之后就没人能阻止我了。”

“很好。我想要跟你说的是你入选国家队的可能性。”

“卡洛斯，你知道的，我的合同里说除了选拔赛之外，任何比赛我都能踢，前提是巴萨没有什么重要的比赛。但是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还是身披国家队战袍。”

之后比拉尔多开始跟我谈待遇的问题。他总是能谈到这方面去。用他的说法就是“钱”。他问我是否有什么特别的要求。

“不不不，别提这个了。我什么时候在金钱方面有过困难？！如果我去征战这次世界杯，那也是为了国家，为了我身上的国家队队服。钱的事情我一点也不在乎。”

1978年的世界杯我没赶上，1982年的世界杯我是参加了，但是那届失败了，而且是由我而起，因为我的身体素质跟不上。但是那届世界杯上我们也不是一点闪光点也没有。阿根廷人的劣根性就是这样，1978年赢了，都是加德尔的功劳，1982年输了，德沃托担责。是这样吗？当然不是！

但是我当时确实是状态不佳，所以我想复仇，我全身心地想完成这次复仇。

在我回归后的第一次采访当中我说，在1982年的世界杯上我并没有失败，因为我已经竭尽所能。但我也清楚地知道那届世界杯上损失最大的人也是我。当时有那么多殷切的期望、那么多热力的宣传，还有那么多希望看见我摔倒的虚伪小人。这一切我都记得清清楚楚，我还记得我说过：“老爸，别听他们瞎说。在我们国家有许多比马拉多纳更重要的事情。我想把这届世界杯从我脑中抹去，然后开始思考1986年的世界杯。”这是我在1982年说的话。一年之后，我的种种情况开始显示我当时并没有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