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妻子们的思秋期

I
妻子们的思秋期

— 无言剧 —

寂寞、难过……

北见荣一和妻子菊江,生活在北陆地区的A市。北见先生是某大型都市银行的分行行长,他们住的地方是银行内部代租的高级公寓,月租十二万日元。菊江有个从十几岁起就认识的密友多加子,两人的丈夫还在同一家银行。两年前的春天,多加子接到菊江打来的一通电话,感觉很不对劲,她非常担心,急急忙忙从东京赶往A市。

这么多年来,两人一直保持着联系,多是菊江给多加子打电话。从菊江的丈夫工作的城市打来,大概每个月一次的频率,两人会聊些家常,并没什么特别的。但自从菊江他们搬去了鹿儿岛,通话频率高了起来。那时候多加子住在山形县,几乎十来天就接到一通菊江的电话,后来变成每周一次,有时候甚至一天两次。

“她总是说‘我好寂寞啊,你呢?’说着说着就哭起来。我安慰她:‘这样不行哦’‘振作起来’‘要不,去外面走一走吧’……但没用,我感觉到,她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差……”

自从菊江跟丈夫搬去A市,多加子就从对话里感觉到了异样,好像她有些生病的征兆,比如大白天打电话来哭哭啼啼,总是说“我好难过,这可怎么办……”之类的话。

“我邀请她过来散散心,定下来了好几次,跟她说可以借丈夫出差的机会,顺便来找我。但每次一到日子,我和她联系,她就哭着说,‘不来了,求求你,别见到我现在的样子……’也差不多是那段时间开始,经常听她在抽泣声里断断续续夹着‘我想死’‘我还是死了吧’之类的话……”

听到“死”字,多加子开始慌了。菊江以前住的银行公寓楼里,隔几户的邻居家里就发生过女主人上吊自杀的惨案。当时菊江很受打击。多加子不禁想起菊江那时的表情,与此时话筒后面菊江的表情重叠在一起,不是吧……万一……她不敢细想太多,担心得坐立难安。

她们有个共同好友——绫子,住在京都,丈夫也在同一家银行工作。加多子联系了绫子,两人在中间车站会合,第二天下午就一同乘车赶到了菊江家里,那时候春雪还未消融。

房间里一片漆黑,窗帘紧闭。十五块榻榻米大小的客厅里,被子散乱一地,菊江穿着睡衣,裹着被子,半蹲在地上。她一个人在家,说丈夫出差了。

被子旁边一片凌乱,电话,脏兮兮的烟灰缸,脱掉的外套、内衣,碎纸片,乱糟糟地堆了一地。菊江没有孩子,就把宠物狗当孩子一样疼爱,但最近怕是没人带它出门,大小便拉得家里到处都是。整个房间散发出刺鼻的酸臭味,其中还混合着酒气。

“她本来一百二十斤的体重,竟然瘦到了八十斤,手脚细得没了人形,肚子却鼓得像个孕妇,眼睛一圈黑得像唱戏的一样,那副样子,太可怕了。”

让多加子她们震惊的还不止这些。菊江竟然当着她们的面,倒了一满杯威士忌,一口干了下去。两个人阻拦着不让喝,她还不停地哀求着,让我喝吧……结果又像喝水一样灌下去。喝完开始狂吐,号哭。

外表看似幸福的高级公寓,谁能想到房间里竟是此般情景。究竟发生了什么?

去海边的精神病院

“对不起,我变成了这样子,但让我喝一点吧,求求你了,你看我的手,抖得停不下来了……”

菊江伸出枯瘦如柴的双手,向多加子她们哀求着。再一问,丈夫出差三天,她就一直这样喝了睡,睡了喝,浑浑噩噩地过了三天。

终于让她喝了一点,她才睡去,伴着轻微的鼾声。多加子趁这个时间,把房间收拾了一下,才发现,衣柜的棉被里、抽屉角落、储物柜里,到处散落着洋酒的空瓶子,数数有十几个。家里脏得一塌糊涂,厨房、浴室、卫生间,一看就知道很久没打扫过了。

多加子了解菊江,她是个比常人更爱干净的人,从来没有怠慢过家务。没想到,如今竟变得如此邋遢。

她们劝菊江先去医院看看,菊江不同意,说要等到丈夫回家再说,种种推托。第二天傍晚,菊江迷迷糊糊地站起来,靠着墙,摇摇晃晃想走去卫生间,一头栽倒,吐出了咖啡色的血。

多加子吓坏了,赶紧叫救护车,可这种危急时刻,菊江还在抵抗,说:“不要打电话!邻居知道的话,我老公会很没面子。”多加子只好叫来出租车,总算把她送去了当地的综合医院。

那时候,菊江被诊断的结果,已经是重度酒精依赖症。

在医院做了紧急处理后,过了几天,菊江被转移到A市的精神病院,接受更专业的治疗。那是个靠日本海的小地方。医院盖在小丘陵的自然森林里,从窗户望出去,是一望无际的农田、沙滩和防风林,后面是冬天的银色大海,望不到边。

A医生是菊江的主治医师,他带我走去住院部的路上,我看到两三位女性患者靠在一起,坐在朝南的向阳处,闭目养神。她们也是酒精依赖症患者。这个医院的生活很简单,从早上六点起床,到晚上九点熄灯,病人就是吃饭、冥想、劳动、娱乐、反省……全靠大家自觉完成。我还看到,医院的墙壁上贴了很多句标语:

“更理性、更坚强、更认真,我发誓,一定戒酒!”

一个写着“保护室”的小房间里,有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胡子拉碴。房间的水泥地板上铺着被子,他站在上面,弯着腰,伸手在墙上挠来挠去,好像在抓什么。

“他有小动物幻觉,感觉墙上有小动物在爬,就想用手去抓。这也是酒精依赖症的特有症状。”

A医生说,菊江刚住院的时候,也出现过幻听和幻觉。

她常常向护士投诉:“隔壁房间的吉他声,吵得我睡不着觉!快让他停下来!”她老说有人在弹吉他,还唱民谣,又或者觉得耳边有人在大声吵闹,还时不时出现被害妄想,“肯定是间谍,想把我关在屋子里,给我实施电击!”一直吵着要回家。

住在医院的女患者,都有着各种复杂经历。有个酒精中毒的女病人,本来都痊愈了,但丈夫在国外出差期间,旧病复发,酒瘾变成了购物瘾,一掷千金,狂买流行服装,不得不再次住院治疗。据说,她家的衣服堆积如山,多到可以开一家时装商店。

还有一位家庭主妇,和儿子的家庭教师发生了性关系,事后又自责,担心被丈夫发现,整天惴惴不安。因为太想逃避这种痛苦,便开始酗酒,最终一发不可收拾。

即便有些人完全恢复,也会被过去的阴影缠绕。她们心里很清楚,无论如何都不能碰酒,却又会在心魔的驱使下,像梦游一样,在超市偷东西,等回过神来时,已经被逮捕。

这些女性,都是心里太难过了,积郁成疾,才沾染上了酒精。

“她也是这样……”

医生娓娓道来这位银行行长夫人——菊江的故事。

想念死去的孩子

当时,和多加子一起送菊江去医院的是绫子,她丈夫和菊江的丈夫曾一起在神户分行共事,大家还一起住过阪急沿线的公司宿舍,关系相当密切。东京奥运会那年,菊江家搬去了东京,没多久,绫子家搬去了横滨。这之后,两家人的交往更深了。

“住东京的时候,她刚过三十,我们一起学习法国刺绣,还跟老公上司的太太一起学印染……有时候会约四五个聊得来的女性,喝酒啊,聚一下。那时候,她挺受欢迎的,偶尔喝多了,醉的时候也胡言乱语,突然说什么‘啊,好想出家当尼姑啊……’”

绫子毫不避讳地说起这些。但菊江为什么“想出家”呢?

这应该和那些“孩子”有关,对菊江来说,这是永远无法释怀的心病。

在菊江二十八岁那年春天,她怀有六个多月的身孕。当时,丈夫结束了福冈的工作,被调去神户。那个年代还没有新干线,只能坐夜间卧铺。凌晨,不知道什么原因,车厢突然受到强烈撞击,剧烈摇晃,菊江也跟着从床上翻滚下来,撞到了肚子。

虽然最后也到了神户住所,但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当天夜里,菊江感觉很不舒服,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晚了。流产。

“宝宝的手指像小叉子一样,小小的,多可爱啊……”

每每说起这段往事,菊江都忍不住流下眼泪。其实这之前,菊江已经流产过一次,没想到,这次又这样,要说不介意那是不可能的。更不幸的是,火车事故后,她又经历了一次七个月的早产。

“那孩子活了三十多个小时,她一直后悔,为什么没有早点采取急救措施……孩子死后,被埋在了神户郊外的公共墓地。这之后,菊江就常念叨‘要是那孩子还活着,今年就多少岁了’之类的。”

那些连名字都没有的“孩子”,却让菊江深深挂念。而这时,她丈夫晋升管理层,当了广岛分行的领导,再次面临搬家,更加剧了对菊江的折磨。

“我最近啊,常常听到孩子们在叫我。这是什么意思呢?哎,我死后,一定会下地狱吧……”

绫子说,从那时候起,开始听到菊江抱怨“很寂寞”。事实上,这可能也和绫子有关系。

住在东京的时候,大家一起学习法国刺绣,过着所谓银行行长夫人的“优雅”生活。菊江和绫子的关系在女伴中也尤为亲密。因为三十多岁的时候,她们都没孩子。

“公司公寓这种地方,如果家里没孩子,很容易被别人疏远。所以这一点上,我们俩‘同病相怜’,关系也就更亲近。”

但四十二岁那年,绫子自己也没想到,她高龄生了孩子。两个人的关系从此有了距离。

绫子告诉她自己怀孕的时候,菊江在电话里,很暖心地对绫子说:

“无论怎么样,一定要生下来!再辛苦,也要加油哦!”

她像在鼓励自己一样。虽然是真心为朋友开心,但从此以后,这条路上只剩自己一个人,菊江对无名的“那孩子”的思念也更深了。

菊江在广岛的房子是高层公寓,从十一楼的房间望出去,能远远看到广岛湾。夕阳西下,造船所的起重机被染成橘色。每天早上,送走丈夫后,她就被困在这个钢筋水泥的密室里,孤身一人。

“不仅仅是没有孩子的孤单,人到了四十岁,会被更复杂的心理因素困扰。”

菊江的主治医师A医生这么告诉我。是什么困扰呢?

罪魁祸首是失眠的夜晚

工作调动,是日本白领的家常便饭。菊江、多加子、绫子她们丈夫工作的银行也是如此,几乎每隔三年,就有次全国规模的人事调动。如果那一年赶上孩子升初中、高中,父亲就只好单身赴任,否则会影响孩子升学。调动次数之频繁,给家庭带来了很大影响。

即便全家跟着一起调动,也会给家人带来长期困扰。

多加子的丈夫,一直在管理岗位,工作三十多年来,远近调动加在一起,至少换过八个地方。多加子说,孩子初三那年,为了让他安心复习,只能拜托给在东京的父母照顾,结果变成了夫妻二人的世界。

“男人不论去哪儿,只要有工作,就能迅速建立起人际关系,找到自己的社交圈。女人就没那么容易了,适应新环境相当花时间。就算报各种兴趣班,也不一定能遇到和之前一个流派圈子的老师。我先生还总说我,‘你这个人,做什么都半途而废’,其实是我每次刚进入状态,就要跟着他换地方,学什么都断断续续。”

住在东京时,菊江学了印染,会把自己的作品送给亲戚,零花钱多的时候就和朋友聚会,慢慢地也有了自己的交际圈。

搬去广岛后,菊江断了之前的人际网络,又经历流产、早产的打击,多种情绪交织在一起,一给多加子她们打电话,就倾诉自己“寂寞”。

如果有孩子,还能参加PTA(1),和孩子的母亲们交往熟识,但菊江没有机会,丈夫的工作调动对于她来说,只意味着更可怕的孤单。

“还有,和丈夫公司的太太们交往也很麻烦。男人的身份地位,会映射到女人的交往里。一不小心说了得罪人的话,后果不堪设想……打交道得万分谨慎。所以我啊,和其他公司的太太们,什么保险公司、交通公司,交往时间还更长一些。”

多加子说,菊江搬去广岛后,也只和丈夫公司的家属交往,但都浮于表面。

渐渐地,菊江不爱出门了,更闹心的是,本来就人生地不熟,家附近还总有噪音,失眠侵袭而来。广岛的房子在国道边,车流量很大,哪怕深夜也车水马龙,马达声不绝于耳。丈夫适应能力强,睡觉前戴上耳机,听听音乐,不知不觉也能睡着。但菊江辗转反侧,整夜睡不着。为了补回睡眠,她就想早上送走丈夫后白天再睡,然而还是无法入睡。大概就是从那时候起,菊江喝起了威士忌,当成安眠药用。就算白天喝睡着了,晚上也能醒来,迎接丈夫回家……

被孤独包围着,那感觉就像独自穿越荒漠,她只好趁丈夫不在家,偷偷借酒精的力量,逃避失眠的痛苦——这种短效的安眠药,给她带来了多大的影响,菊江自己也想象不到。

“没有孩子,从老公上班,到晚上回家,一整天的时间都是自由的——家庭主妇一旦沾上酒精,试图填补空虚,减轻自己的不满,就很容易变成酗酒。菊江也是这样,喝得醉醺醺的,但表面上,她的理由是,我只想睡觉……”精神科医生如此说道。

其实那个阶段,菊江正在和内心的空虚做着激烈斗争。

疏远的夫妻关系

身处孤独的公寓中,菊江很想缓解噪音导致的失眠,她爱上了白天喝酒,像是自我安慰般渐渐沦陷其中。一直以来,她都和丈夫一起吃早餐,后来慢慢没了食欲,一个人打发午饭、晚饭,也几乎不吃东西,甚至连准备的力气都没了。

到最后,喝到手指僵硬,甚至不受控制地发抖,指尖也跟着出现疼痛,无法弯曲,涂不上口红,也打不开电冰箱,因为抓不住把手。按电话号码的时候,得用两只手夹住钢笔,用笔尖才能按到数字。

主治医生说,女性从喝酒到酗酒,这个过程比男性快得多。菊江也只不过四年时间,就到了这种严重的程度。然而,即便比男性的时间短得多,这期间,丈夫也不可能没有察觉吧?负责治疗的医生说,丈夫肯定一早就发现了,只不过没有努力阻止。

“酗酒,其实就是用酒精代替内心语言,表达说不出口的情绪。对菊江来说,这是个暗示行为,她内心非常希望丈夫来制止她,看到她的内在需求。”

但这位丈夫没有回应妻子的需求,也没能消除她的不满,反而纵容她,对她的表达视而不见。他以为这是好的方法,结果妻子对这种忽略更加不满,只好继续自我折磨——医生如此分析了两个人的关系。

“说直接点,这对夫妻,缺少男女之间更简单粗暴的交流。比如,这位丈夫完全可以很生气地把瓶子抢下来,甚至骂妻子‘你这个混蛋,又想喝酒!’,但他没有这样做。而妻子呢,也没有自制力,她本来可以选择更直接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情绪,但她选择自己忍着,不愿意给对方添麻烦,最后都成了自己的精神压力……表面上看,他们夫妻的关系风平浪静,其实暗地里,隐藏着各种危险因素,导致妻子最终染上酒精依赖症……”

山田洋次(2)导演的系列电影——《男人不容易》(中译《寅次郎的故事》)里,主角寅次郎动不动就因为小事而暴怒,甚至大打出手。观众们看到这样的人设,都会爆笑不已,觉得他很蠢,很可爱,但看着看着,又会忍不住哭起来——因为在寅次郎的世界里,他想笑就笑,想哭就哭,没有这样的“危险因素”。

提起菊江的丈夫,朋友们多评价他“忠厚老实,成熟有担当,工作能力强,挑不出大毛病”。有这样的伴侣,菊江还有什么不满,以至于用语言都无法表达?

于是,我去见了菊江。

一个严寒的冬日,雪花从黯淡的天空飘落,我赶往A市郊区的一家旅馆。菊江已到达二楼房间。出现在我面前的她,竖着大衣领子,又裹了一件大披肩,看起来是上了些年纪,毕竟四十九岁了,但言谈举止,仍是行长夫人的气质。

她心里应该挣扎了很久,考虑该如何与陌生人谈起自己的过去,而且是堪称悲惨的往事。但她的表情看不出丝毫异样,说话还是那么温柔。然而,聊了才知道,眼前这位行长夫人,其实出生在普通家庭,也有过并不幸福的童年。

菊江的老家在长崎县的海港小城。父亲是家具师傅,手艺好,带有两三个徒弟,就是脾气暴躁,常常喝醉了酒对母亲大打出手。菊江晚上上床后,常听到父亲骂骂咧咧,都是在训斥母亲。

“我小时候总在想,为什么妈妈不从爸爸身边逃走呢,我甚至还恨过我父亲。直到长大后,我才想明白,其实,父亲也有宠爱妈妈的时候,慢慢地,也原谅了他……”

菊江的母亲,娘家是开酿酒厂的,她和做木工的父亲似乎不登对,是什么样的感情,让两个人生活在一起,菊江小时候一直没想通。在她五岁的时候,有一天,母亲突然不辞而别。

寂寞的少女时代

“女演员冈田嘉子与杉本良吉手牵手,越过桦太敷香町(现库页岛波罗尼克)的国境线,进入苏联……”(3)

这是昭和十三年(1938)一月三日的新闻,大家在一片震惊里迎来了新年。前一年七月,日军入侵中国,战火硝烟弥漫,临近年末,又占领了南京。军国主义横行的背景下,上原谦和田中绢代的电影《爱染桂》(4)大获成功,主题曲《旅行的夜风》唱片销量达到百万张,真是个宛如梦幻泡影的时代。

菊江的母亲,这个生活在长崎海港小城的女人,就是在这个时候离开的。那一天,母亲抛下五岁的菊江和正值青春期的菊江的兄姐,独自踏上了开往上海的邮轮。

乡土史专家说:

“昭和十几年的时候,上海与长崎之间的往来极其密切。邮轮‘上海号’和‘长崎号’,在港口之间不停往返,下午从长崎出港的船,在第二天早上的绯色朝霞中,就能抵达扬子江河口,傍晚抵达上海。那时候,去上海的人太多了,中学修学旅行去上海,想去赌马也说走就走……做贸易的人就更多了,他们给住在上海的日本人卖友禅染的和服、挂画,给中国人卖仁丹、肠胃药、牙膏等。”

菊江的母亲混在这些商人里,去上海卖起了和服。

虽说上海不远,但一个家庭主妇孤身一人,远走经商,亦属罕见。所以,熟人都推测,要不就是这个女人太强势,要不就是家里出了什么事情,但菊江什么都不知道。

“听说是父亲在外面欠了钱,也可能是妈妈太辛苦了,总是挨父亲的打,想逃离这个家……但不管怎么说,妈妈什么都没跟我说,不辞而别,我当时很受伤。那天,我回到家发现妈妈不在,之后也一直没回来……

“大概每隔三个月,妈妈回来一次,但很快又走。长的时候,隔半年才回来。小学入学典礼那天妈妈也不在,是姐姐陪我去的,她大我九岁。

“我小学在海边,在学校可以听到邮轮的汽笛声,每次一放学,听到‘上海号’、‘长崎号’拉长的‘嘟——’声,我就很紧张,怕妈妈刚回来又走了,会不会等下一到家,又见不到她了。有时候,担心真的成了现实。所以那时候起, 我就没有安全感,总想着‘会不会……’,一直很不安……”

母亲走的时候,菊江还小,家里人可怜她,都很疼爱她。不光是爸爸、爷爷奶奶,连哥哥姐姐,都像疼宠物似的宠着她。

“我和兄姐的年龄差了不少,所以他们很少把我当成玩伴,和他们一起玩耍、吵架什么的,印象里都没有。在家里,我总被特殊对待,假如只有一个点心,我说想吃,大家就说,好吧,给你吧……总是这样。妈妈的缺席,反而让我得到了更多溺爱。”

精神科医生说,这样的成长轨迹,可以折射出菊江后来的心理问题。

“女孩子大多通过父亲来构建男性形象,但菊江的父亲爱喝酒,又对母亲动粗,造成菊江对他有抵触情绪,认为父亲是’自私的、不讲道理的渣男’,这让她后来选择伴侣时,倾向于找和父亲截然不同的类型。父亲没能给到她的,她希望在这个男性身上得到。也就是说,丈夫成了‘父亲的替代’。”

菊江夫妇之间就是这样,父女关系取代了男女关系。菊江自小在溺爱里长大,独立性很差,这也延续到了和丈夫的关系里,在丈夫的“保护伞”下,开始了新的人生。但是,人不能一直被动地活着。在菊江内心深处,“无法离开丈夫的自己”和“想要离开丈夫的自己”,渐渐形成了激烈冲突。

戴着面具假装幸福

二十三岁那年,菊江和丈夫结了婚。从私立女子商业学校毕业后,她作为新员工入职银行,那刚好是她丈夫工作的公司。

“当时哥哥姐姐们都已经成家,妈妈也从外面回来了,我和父母三个人生活在一起。但我的原生家庭,从来没有一家人的温馨,我早就想离开了。当时有点急着嫁出去,哪怕对方并不是我的理想类型。”菊江笑着说。

她丈夫是家里的长子,全家人在战争期间去了伪满地区(现在中国的东北地区),回到日本后,他几经努力才从大学毕业。他入职时已经二十五岁,和公司传统的新人直升路径大为不同。当时是昭和二十年代(1945—1954年),日本经济一片惨淡,所以到现在,他还时不时“梦到被入职考试淘汰”。没办法,这就是昭和第一代人吃过的苦头。

婚后,两人有时候像父女,有时又像是朋友,但在别人眼里,绝对是幸福的一对。菊江自己也表现得很幸福,经常叫上朋友来家里聚餐,还一起打麻将,这也是丈夫教她的。有时,丈夫在外应酬喝多了,把同事下属都叫到家里来,菊江也不怒,跑前跑后地准备下酒菜,热情接待,和大家打成一片,又喝又闹。任谁都会夸她是位好太太,会和人相处。

但只有菊江自己,听到了内心发出的声音——我会不会只是在演“幸福的戏”?这种声音,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

“就是大家在家里闹的时候。其实我心里一点也不开心,也觉得没有意思,但还是要配合,装成懂事的太太。这种表里不一,渐渐成了我的心病。”

而正是丈夫让菊江意识到这种反差。对这位时而是父亲,时而是朋友的伴侣,菊江发现了两人之间的问题。

“我先生这个人,说好听一点,就是精神健康,他不太想复杂的事情,觉得差不多就行了,人生应该多多享受。而我刚好相反,遇到什么事情,都要花时间搞个一清二楚。每次有矛盾,他调整得很快,可以马上岔开话题,呼呼就睡着了。我却放不下,甚至想把他给叫醒,争个清楚明白……如果说懂得女性的苦恼、会操心也算是种美德的话,那他简直就是毫不体贴的男人,完全无法理解女性思维。渐渐地,我有种唱独角戏的感觉……”

菊江内心的情绪变化,像酒精发酵一样,在慢慢酝酿,但丈夫没有发现这一点。甚至,连菊江自己也选择沉默,并不想表露出这种不满,只是继续扮演着好太太的角色。

“有时,我俩出去看电影,很想和他深入探讨一下,但又担心,他工作这么忙,我说多了他会很烦吧,肯定觉得我很吵。我才不愿意招人烦,不如简单一点,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就行了,我先生肯定也喜欢这种女性……我就这样给真实的自己戴上了面具,把自己嵌入他希望的样子里。哪怕以后脸蛋没那么可爱了,至少要性格可爱,才不会被嫌弃……为了做这种惹人怜爱的女人,我扼杀了自己的本性……”

一年又一年,丈夫在职场上步步高升,但工作也越来越忙,常常连着好多天深夜才回家,不是有应酬的饭局,就是在打麻将,周末也要陪客户打高尔夫球。菊江好不容易盼来的休息日,经常化为泡影。

“你别等我了,自己先吃吧。”

每次接到丈夫的电话,差不多都是这句话。菊江只能独自一人,坐在餐桌旁,机械地往嘴里送东西,食不知味。菊江说着,眼泪就流了下来。

漫无止境地等待丈夫

会交际,深受丈夫的同事和手下好评,扮演着看起来很幸福的太太……然而,真实情况并非如此,她只是不想辜负丈夫的期待,一直勉强自己……

真实的自己,戴着假面的自己,互相交织着,痛苦地折磨着菊江的内心,雪上加霜的是,没孩子这事,更让她深深内疚。

“丈夫是家里的长子,而我却生不了孩子,公婆有意见也是正常。而且,我是怀孕后流产,当然,我也没觉得是丈夫的错。可是流产后,我婆婆没有跟我说过一句鼓励安慰的话,‘注意身体啊’、‘下次加油’之类的都没有,这让我很难受。她只给我寄来一封信,问,‘你是不是有什么问题?’说得好像我有缺陷一样。”

菊江自己本来已经缓过来一些,虽然孩子没了,那也没办法,不全是自己的错……但被婆婆这么一说,又陷入了自卑中,觉得自己是个“不能生孩子的失职妻子”。

“但我从没说过婆婆的半句不是,一是不想破坏婆媳关系,二是听到别人说自己父母不好,我丈夫肯定也不好受……只要我和丈夫的关系不受影响就行了,就这么想的。况且,比起惩罚别人,压抑自己更容易一些,就这样忍了下去,虽然这不是我的本意。”

勉强自己,最后,全部积累成内心压力。

菊江读的是女子商业学校,校风特别传统,教育方针也倾向于培养贤妻良母型的女性,比如女孩子要擅长打算盘,嫁人后要相夫教子……虽然菊江自己很反感,但她的父母和亲人都是明治时代的人,在长崎土生土长,骨子里继承了这种老传统。

“没孩子让我很内疚,有些话想和婆婆说,却总开不了口,也许我内心还是被传统的价值观深深束缚着吧,再加上我不停地把自己框入‘好妻子应该怎样’之类设定好的模子里。但真实的我,很想从那里逃离……这种对立使压力越来越大。”

菊江的内心变化,如果能倾诉给丈夫,也许事态会完全不同。不过,即便妻子这么做了,丈夫也不一定能很好地处理吧。世上有几个丈夫能发现妻子细微的心理变化,又愿意静下心认真倾听,想要去帮助她呢?男人总觉得“女人的话无足轻重,都是琐碎的小事”,整天陷在利益至上的工作里,生生扼杀了女人的表达欲望。菊江的情况则更为严重,自从丈夫升职后,两个人连说话的时间都没了。

“今天会早点回来吗?”

“这个我要去了公司才知道啊。”

这个阶段,两人还有些情感交流,之后没多久,连这种交流也荡然无存了。

“他早上出门上班前有几分钟时间,两个人可以面对面说上话。等他晚上回到家,倒头就睡。生活里的琐事,做妻子的也想和老公分享,比如隔壁家的三花猫如何……这些日常,都想晚上和他说说,一直等他回家。结果怎么等都等不回来,只好再等星期天,谁知道又有其他事情……其实,说什么并不重要,只是想和丈夫聊聊天……日积月累,情绪积压起来,最后终于忍不了了。”

菊江的丈夫从分行次长升到行长时,还不到五十岁。这个职位,对银行从业者来说,正是如鱼得水的阶段。不过,这也是他一步步踏实努力的结果。

“我和我丈夫,就像坐了两个不同的升降电梯,他一直向上,而我一直向下,就这样错开了……”

菊江这样描述着自己的婚姻状态。她心底涌起的寂寞,无人知晓,只有无边无际的空虚做伴。

丈夫的职场异常残酷

内心崩溃,却无法和丈夫沟通,只能压抑自己,在煎熬的边缘, 孤独地等待丈夫回家…… 这样的日子, 让菊江的压力逐渐膨胀。

负责治疗菊江酒精依赖症的医生说:

“如果她本来就是没什么追求、小鸟依人型的女性,愿意依靠丈夫生活,也许压力还没这么大。可是她内心情感很丰富,又没有机会表露,只能封闭自己,‘一味地等待’丈夫回家,这种被动的人生,最后压垮了她。”

菊江在浑浑噩噩的日子里,不禁思考,自己究竟为了什么而活,难道要注定过没有意义的人生吗……沉迷于威士忌,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酒精进入身体的一瞬间,我一下子忘掉了所有烦恼,那些破事情,随便吧!这种感觉太虚幻,也太诱惑了,我真的好想得到解脱,所以第二天也喝,日复一日……”

当菊江陷入这样的状态时,丈夫竟然不闻不问,只顾着在公司忙前忙后。可是,究竟在忙些什么呢?

在银行业,总行会给分行下达销售指标,在此基础上,分行行长会提交预计完成的目标。往往到最后几天,大家就得拼命赶业绩。不过即便达成,竞争也没有结束。每个分行行长的业绩,都会被录入总行的电脑系统。这个系统,就像令人难以喘息的残酷世界,无情的评价无处不在。悲剧,也就这样发生了。

有一桩发生在中部地区A市分行的惨案。

十二月初的一天,下午三点多,营业课的女职员(二十六岁)要去四楼的物品保管室拿文件,就找总务课长拿钥匙,但钥匙怎么也找不到,只好找来万能钥匙,正准备打开铁栏大门时,却发现钥匙孔里插着一把。

“好奇怪啊,这是谁呀……”女职员觉得有些诡异,朝屋子里看了看,没发现什么,走了进去,结果却看到了眼前一幕。

“快来人啊!课长他……”

正在上班的男职员们听到惨叫,急忙飞奔过来。物品保管室里,两排并列的铁书架尽头,营业课的B课长上吊自杀了。

铁架最上面,挂着课长的皮带,他的脚下,有一张八十厘米高的台子。立案警察说,他应该是踩着这个上吊的。

“等我们赶到时,已经没气儿了。我们在地板上铺了被子,把他的尸体放平,他身上还整整齐齐地穿着西装,系着领带。据说那件西装,他有三套一模一样的。鞋也穿得好好的。穿戴这么齐整去自杀,真是罕见。不过也看得出,是个认真到头的人……”

同事说,当天B课长像往常一样,早上八点四十分来上班。听部下汇报了工作,又下达了指示后便回到自己的办公座位上。

“B课长最近一直精神不太好,那天也是,看他回到自己的位子时,若有所思,无精打采的样子。”

银行三楼是员工食堂,他中午在那儿吃过午饭,有人看到他三点左右还在自己的座位上,没想到之后……

这位课长,毕业于国立大学,通过了国家公务员的最高级别考试,进入银行业,今年才四十三岁。这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

憧憬孤岛生活

我去见了B课长的直属上司,一位典型的金融精英,举止得体,说话滴水不漏,从始至终没有失态。

据说,这家银行有个不成文的规定,直属上司和下属之间,每年有一次面对面交谈,沟通今后的计划、未来的职业打算,乃至个人的烦恼。不知道B课长走上绝路之前,有没有说过些什么呢?

“和他谈的时候,他说过,晋升速度太慢,还因为这个而抑郁。我当时鼓励他,你做得不错,拿出点自信来……”

B课长是昭和三十五年(1960)进的这家银行,同期入职者中有一半人以上都升到了分行次长以上的职位。和他同在A市分行的一个次长,原本是在他之后调来,还是他大学的学弟,后来却成了他的上司。这几乎意味着晋升通道被堵死了,他自己也一清二楚。但奇怪的是,为什么他得不到晋升呢?

“他太认真了,认真到钻牛角尖,自我要求也高,但业务上总是出差错……”

比如说吸收储户存款,这是银行员工最基础,也是最核心的业务。在上司眼里,他确实做得很认真,但总达不到预期效果,哪怕叮嘱再三。

“最后往往需要我们老板亲自去客户那里,才能搞定事情。虽说前期是他打好了基础,但还是挺受打击的,他总怀疑自己能力不行,不适合做这一行……”

当上课长后,他负责起草项目计划,然后交给次长、分行长过目,但经常出现无法按期上交的情况。

“尤其是这次,他拖到最后也没交……我就跟他说,哪怕没写好也要交上来,否则工作都开展不了。可他怎么想的,他非得准确考量过经济环境,才能动笔写,而且还总不肯顺着上头的意思做出乐观预期。这家伙还说,不想写敷衍了事的东西,自己每天也苦恼得不行。”

B课长的前一个工作地点是千叶县的C市分行,我也去见了他当时的上司。听说他在C分行的时候,经常和这位上司一起打高尔夫球。

B课长在这里做贷款业务时,曾发生过一件事情。他的一个下属,在融资的合同上写错了金额数字,导致银行在法庭判决上遭受了经济损失,这自然和课长脱不了干系。

“那件事情有了定论后,我们银行在内部发了全国通告,说‘今后要万分谨慎,不要再犯此类失误’,虽然隐去了分行的名字,也不是他的直接过错,但造成的精神打击可想而知。”

就在B课长自杀前两个月,同事也看出他的状态不好,就很少叫他一起出去喝酒。但有天晚上,上司很罕见地叫了他,他便和其他同事一起去了家挂着红灯笼的小酒馆。

有个年轻下属坐在他旁边,清楚地记得课长喝多了酒,贴到他耳边,声音含含糊糊地,突然冒出来一句:

“工作太没意思了,真想上吊自杀啊,我活不久了……”

“不是吧,课长……别吓我啊……”下属年龄小,也判断不出这句话中有几分玩笑、几分认真。另一个上司回忆起来说:“他那时候还说,‘好向往《鲁宾孙漂流记》里的那种生活啊,真想去南海的孤岛上过日子’之类的。我还回应他,一样,都一样,我也想离开这个规矩多的社会,偶尔贴近大自然,去孤岛什么的也不错……”

直到那天早上,他上班前还和妻子交谈了几句。

“今天不想上班了……”

“那,就请假在家休息吧……”

“哎,不行……工作还没做完……”

她没想到,四十三岁的丈夫竟就此赴死而去。

全勤的结局却是自我毁灭

悲剧发生后,银行方面才得知,B课长之前一直在精神科诊所看病。他担心被公司的人知道后,大家会把他当病人看待,影响晋升,对自己更加不利,所以拼命隐瞒。他的主治医师说,分行里好像确实没有人知道这件事。

“他第一次来,是自杀前十个月左右,当时已经确诊为重度抑郁,我建议他最好休假疗养。他总说事情太多,休息不了。作为医生,对他的离去,我感到很遗憾。”

读大学时,B课长组织过一个慈善团体,叫“一日一善会”,还帮忙清扫校园。他是个憨厚老实的人。银行的出勤记录上也可以看到,直到去世,他都没有缺勤过一天。不夸张地说,是工作毁灭了他。

课长去世后,银行的工作人员立即去慰问了他的父母,我听他们说了以下这样的话——

课长老家在九州南部的一个海边小镇。从市中心往南走,冷冻仓库和木材市场围着新建的港湾设施连成一排。面朝着宽阔的海滨路,有一家小卖部夹杂在蔬菜店和水果店中间,那里是课长的父母家。几个同事去的时候,看到店门口有位七十多岁的老妇人,围着围裙,正在收拾空箱子,摆放蔬菜。看年纪,推测是课长的母亲。

“联系老父亲的时候,他非常怨恨我们,一直说:‘我儿子那么优秀,连国家公务员考试都能通过,是你们银行不会用人!要是给我儿子安排更合适的职位,他肯定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也更能发挥能力呀!’”

年迈的父母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儿子怎么能狠心抛下妻儿,先走一步。这得是多痛苦啊!一想到儿子的痛苦,他们就难过得不行。

同事们胆战心惊,鼓起勇气打了招呼。老妇人果然是课长的母亲。她一个眼神望过来,大家都不敢出声,之后她转过头,继续做着手上的事情。

“我什么都不想说了。活到这个岁数,我从没有这么伤心欲绝。你们银行的人也打过电话了,说什么你们会继续努力,连我儿子的那一份一起,请他的老母亲也不要被打倒,也要继续努力……我和老头子,我们都不想再提那件事了,请你们回去吧。”

说着,老妇人掀起围裙一角,擦了擦眼睛,转身走进了店里。

在这个小镇的西边,有座小山丘,附近有一片新兴住宅区,都是崭新的独栋建筑。B课长的夫人就住在其中一栋中。门框上还挂着她先生的铭牌。同事们敲了两三下门,引得狗大声狂叫,她才稍微打开玄关旁的玻璃窗。

“请问您是……有什么事情吗?”她轻声问着。

同事们回应了一句,但狗叫得太凶了,她听不到说什么,轻轻拨开额头上的头发,才看清楚一些她的面容。听清来意后,她立即说,“我没什么好讲的”,声音虽小,但非常冰冷,转而迅速关上了窗。

就在这一事件发生的同时,中部地区的一家分行,也出了不得了的事情。

那是十二月末的一个星期一,严寒冬日,大雪纷飞,地上积了厚厚的雪。分行的D次长一般都来得很早,坐在一楼靠近金库的位子。但那天到了营业时间,他也没来。次长之前在东京工作,这次单身赴任,住在分行旁边的公寓。他每个月有一两次回东京过周末,有临时情况的话,都会打电话过来,然而那天并没有电话。

下属打电话去他公寓,也没有人接。他本是个很谨慎的人,所以总让人觉得事情不太对劲……那天,一直到营业时间结束,也没有他的消息。

第二天早上,行长收到了一封信。

走投无路的五十岁

给行长寄信的,正是前一天消失的D次长。

一个五十岁的男人,就这样不辞而别,我感到万分抱歉。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件事,我已经尽了全力……再次深表歉意。

信上写了这些,还零零碎碎地交代了一些事情,他负责保管的物件、钥匙之类的,都留在了银行,不小心带走了几张的士票,但已经撕毁作废。最后还写道:

我在这里正式提出辞职,还请多多包涵。

信封里还一起装着辞职信、身份证、职员徽章,邮戳显示寄出地是名古屋。

行长大吃一惊,赶紧检查次长的桌子,抽屉收拾得整整齐齐的。又给他东京的家里打了电话,他夫人说也陆续收到了六七封信,信中写着,虽然因为工作的事情被行长骂过,但绝不是行长所说的那样。但是,一切都事与愿违,有生以来,他第一次想到了死,虽然事情可能没有这么严重……

信上还这么写:

我眼泪控制不住地流下来,我没有勇气继续写下去了。事到如今,我心里只想死给你们看,让你们后悔一辈子。虽然我放不下孩子,房子也没还完贷款,我也只能希望他们好好活下去了。我要一个人,去遥远的地方,孤独终老,拜托你们不要找我。

行长看得一头雾水,这是什么意思?玩失踪?

次长夫人也从东京赶来,在公寓里见到了行长,说:“我真没想到,他一个人生活还收拾得这么井井有条,看来他状态真的不好。这些旧报纸,堆放得分厘不差,好像用尺子量过一样。”

桌子上有个笔记本,里面记着NHK养生节目的解说,其中有关于胃肠病的内容写得密密麻麻,字迹却极为规整。但无论怎么找,都没找出来蛛丝马迹。

夫人那天报了警,申请搜查失踪人口,之后一直等待着丈夫的消息。但直到过完新年,也没有线索。

行踪不明的D次长也毕业于国立大学,当年五十岁。

“他在我们总部的监察部门做了很久,是从分行营业厅岗位调过去的。工作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会不会因此造成了他的心力交瘁?不过,他是个喜怒不形于色的人,表面上一点都看不出他的内心波动。”

行长这么说道。信里提到的“那件事”,还有“被骂”,是指前不久,银行因为占地界线的问题,和旁边的业主发生了冲突。次长是负责人,非常烦恼,但也不是什么大问题,绝不至于人间蒸发。D次长是不是还有其他什么事情呢?

“对银行的人来说,五十岁,是最焦虑的年纪。”

他的同事如此说道。如今,大多数都市银行、大型银行,都把退休年龄推迟到了六十岁,但实际上,一般五十岁左右,早的甚至四十八九岁,就得接受“调职”命令,在银行的相关企业或是客户的公司安排个差不多的位子,做两年回银行后,没有合适职位,只能让你退休——这几乎成了大家默认的流程。

“可以拒绝调任,但两次就是上限,再推脱就只能降职,发配到鸟不拉屎的地方,或者干脆做‘窗边族’,基本上相当于处分。说什么‘银行不会倒闭’,那都是过去的神话,如今,竞争太激烈了。元老级也差不多是时候退场了,怎么减少人员支出,特别是中老年员工的支出是个大问题。”

D次长大概就是被这种冰冷的现实击倒了。

失踪一个月后,银行方面尊重他的辞职意愿,向其夫人支付了一笔退职金。而原因不明的次长失踪事件,也渐渐被大家淡忘了。直到六个月后,他突然出现——

与女职员的私奔

东京某区,夜晚。从私铁站出来,穿过商业街走十二三分钟,可以看到一片外形相似的独栋住宅群,D次长的家就坐落在里面的一个角落。此前,他给这个家寄来了令人悲痛的信件后便失去踪影。

半年之间,杳无音信。然而某一天,他又突然回到了这个家里。

抛下工作,离开妻子,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无目的旅行,唤醒疲惫的身心——这大概是每个上班族都做过的白日梦,但被逼失踪的D次长,绝不是为了追求如此浪漫的梦想。而且,消失后,他又回到了妻子身边,只能说明这个五十岁的男人无处可去。怎么看,都很没面子,他会不会向我和盘托出心里的苦闷呢?

“生还”后,他找了家小公司上班。我到的时候,他还没回家。一直等到了夜里十一点,路上依然人来人往,才看到他抱着便当盒回来。

“你好,我是银行介绍过来的……”

刚开口,他就一下子靠在门边上,不想听我说下去。

“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很抱歉……我连家人都没有说……没办法帮你这个忙……”

他耷拉着头,关上了玄关窗户,熄了灯。

当然,在银行业,上吊自杀、抛家弃子,走极端之路的人肯定是少数中的少数。但是不是也可以推测,正是因为他们生存的商业空间里气氛太压抑,导致敏感脆弱的人无法承受,才走上不归路?这种压抑不只存在于菊江丈夫的银行,在日本,随处都可见被压得喘不过气的男人。就这一事件,我试着问过一个中年银行职员,他在另一家颇具实力的都市银行上班。

“其实银行都会把这些丑闻压下去,连内部员工都不知道实情。但就我所知……”他说着,列举了这两三年发生的悲剧,自杀、失踪,还有猝死,甚至还有被标榜为“战死”的。

他们位于大阪商业区的一家分行,之前发生过自杀事件。一个三十多岁的员工,因为苦恼“对自己没信心,觉得以后也难晋升”,竟然就在单身宿舍上吊了,还是个国立大学的精英。

东京南部的分行,一个四十多岁的课长和手下一名女员工一起失踪了。银行方面立即做了处分,开除了私奔的两人。

市中心繁华区的分行,一个三十多岁的已婚男职员,也和女职员一起失踪了。据说,他平时总抱怨“觉得工作没希望”。

东京都国电站的分行,一个四十多岁的课长代理猝死。同事说是过劳死。

同样是东京都内,私铁站前的分行,一个课长直接在公司猝死。据说去世的前一天,他还奋战在工作一线,是业内出了名的工作狂。

去见菊江的丈夫北见荣一之前,我听人这样讲:

“他啊,是个随和的人,平时很活泼,性格开朗。女人们都说,菊江的丈夫啊,真是个好男人。在家里,他还自己腌泡菜,自己擀饺子皮,做饭比他太太还好。”

是不是真像传言说的这么好,我决定去见这位分行长求证。他刚从外地开会出差回来,很快就给了我回复。据他说,和自己同期入职的有一百人,如今还在银行业的,估计只有二十人了。有的离职,有的被调任,也有人自杀。剩下的人里,做到总行部长,或者分行长以上级别的,只有七个人。可以说,北见是一百人里胜出的七人之一。

“不过呢,现在回过头来看……”

说到菊江突然陷入酒精依赖症,这位分行长,和我聊起了“丈夫的理由”。

工作狂的理由

北见荣一进入管理层,荣升分行次长,是在昭和四十五年(1970)。那是经济快速发展的年代,大阪举办了世博会,每个人都在追逐着自己的梦想。北见当时刚四十岁出头,是最能干的年纪,又在公司里有了些地位,帮银行做企业融资,没有理由不拼尽全力。

“现在回过头看,我们年轻时那股拼命三郎的劲头,真的像傻瓜一样。但工作真的很开心啊,没办法。”

当时,北见是贷款部的次长,接手了一个协助融资的项目,是帮某大型造船公司旗下的承包企业贷款盖工业区。

那个年代,日本的造船业有很多国外订单,每日马力全开。不过,一旦大型造船厂的零配件跟不上,就会影响生产进程,造成巨大损失。所以,如何快速提供资材,成了形势所逼、亟待解决的课题。

原本,这些承包工厂分散在造船厂周边,但现在,必须将这些工厂集中在一个地方,造一个全新的工业区。

“当时,我们和各个承包企业的老板一起,开学习会,去其他工业区参观。看起来我们只负责融资,但其实从计划到完工,全程都有参与。竣工时,那种大功告成的成就感,到现在都忘不了。”

北见说,和手下一同经历了这些工作的艰难险阻,到最后看到完工的巨大船舶时,不禁想起自己为此而奋斗的岁月。看到船,就感觉自己也有一份功劳……

他说,如此醉心于金融业的工作,就是因为完成项目时的喜悦,太有魔力。

不仅如此,这个工作还有另一个魔力,让人非常享受……那就是男人间的友情,一起经历了人生百态的交情。

“我们和中小企业的社长、专务,都有很深的交往,可以说是男人的感情吧。即便现在,我出差去某个城市,一到车站就会给他们打电话,他们二话不说,立即就会赶来……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真诚,也是我觉得工作有意思的原因啊……”

北见说他有一个交心的朋友,就是在负责工业区的时候认识的。当时,朋友还只是造船公司的中层,现在已经做到了大企业的高管。

“到现在见面,他还总说,要不是你和我一起干,我也到不了现在的位子……喝酒啊,打高尔夫球啊,一通电话,我们排除万难也要赴约,就是这样的交情……所以,什么妻子已经在家做好了饭等我之类的,我们真说不出口,也不觉得是个太大的事儿。”

当菊江内心掀起万丈波澜的时候,丈夫正疯狂地工作着,甚至高声讴歌着人生价值,难怪就没有关注妻子了。

“一早出门,一直到晚上,不知道几点才能到家,做了晚饭也不吃,几乎天天如此。这样肯定会生气吧。内人也和我吵过,说‘家里不是旅馆!’我嫌麻烦,连架都懒得吵,她就更生气了,啰啰唆唆说个不停,骂着骂着累了,就喝威士忌,喝多了就睡。我这才舒一口气。当时就是这么过的。”

菊江对酒精越来越依赖的时候,她的丈夫北见却在职场上春风得意,从分行的次长升为行长。

北见回顾自己做行长的那段时光时如此说:“在漫长的银行生涯中,我的能力终于得到了认可,这也成为以后的资本,很有意义。”

然而,同一时期,菊江却如入牢笼,被无边无际的孤独包围着。

我的人生,究竟是什么?

完成组织分配的任务,获得人生价值,沉醉于同甘共苦的男人友情中,为公司奉献自己的人生——如果说,这是成功人士的话,那菊江的丈夫北见荣一一定算一个。

然而,对于属于企业人种的丈夫来说,他所爱的对象,却不是妻子。他更关心的是工作,是他背负着责任感的工作。对其他事情,他并无兴趣。丈夫与妻子之间的距离,渐行渐远,直到丈夫眼里已看不见妻子的存在。荣一和菊江的关系走到这一步时,那个名为“酒精依赖症”的精神疾病,就像突然大响的警报声,在菊江体内达到顶点,不断摧毁着她的身心。

后来,菊江的症状日趋严重,甚至出现了幻听和幻觉。而今,经过疗养,她终于摆脱了这一切。对于曾经让她麻痹的酒精,现在也完全断念。清醒时分,她才重新看清楚她与丈夫之间的状况。

“他啊,是个不会、也不愿深入思考的人。”

菊江这么评价她丈夫,“人应该怎么活着”、“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这种问题,他不会想太多,也不会为此而烦恼。

“如果总是为这些问题烦扰的话,就不可能在社会上打拼,还成功了吧……这样一想,其实男人也挺可怜的……”

菊江清醒地看到了丈夫在社会上的生存方式,另一方面,也同样犀利地向内看透了自己。

“其实我最近在想,虽然我表面不屑于做那种在意老公职位,乐此不疲地给老公做好后勤工作的好太太,但实际上,我也是和他并肩战斗的企业战士……”

这句话另有深意。荣一在家里时,很少提起工作上的事情,甚至可以说是只字不提。但哪天在和上司、手下的交往中遇到了不顺,他偶尔也会抱怨一下。那时,菊江是怎么安慰丈夫的呢?

“‘这样子啊,但也只能忍一下了,这么辛苦也是没办法啊……’以前,我都会这么说。但其实,那不是鼓励,也不是安慰,是我打从心底在意他在公司的地位而已。我很清楚,我的幸福生活和他的稳定联系在一起。我表面上说得很识大体,其实不过希望他可以继续像个战士,在企业里披荆斩棘。我到现在才明白,我也和他一样,身处战争当中……”

菊江就这样总结了一番“夫妻为共犯”的理论。但现在,她似乎对丈夫多了些温存。

“我不会再对他说加油啊、忍一下啊之类的。他的缄口不言,让我也一样承受着压力,所以我选择对他沉默。如果我去理解他的感受,跟着他一起抱怨,‘这真的太讨厌了’、‘天啊,那家伙居然这么说’之类的,他的心情,也会在我这里得到宽慰。我如今才明白这一点,可惜,有点太晚了……”

菊江说着,无奈地笑起来。

荣一终于到了退休年龄。在如此漫长的年月中,菊江一个人承受了难以想象的巨大空虚,独自表演着无言剧。在这个剧里,她自导自演,思考着人生问题。

——我总是依赖着老公,等他回家,被他的生活节奏左右,靠缥缈的期待过着这一生。我到底为了什么而活,我仅有一次的宝贵人生,竟然就这么走到了尾声……

一直如此自问,却始终找不到答案,只能如暗夜行路一般,不知不觉陷入了凄惨的人生泥潭。只有在喝醉了、沉沉睡去的时刻,才能感到心安。还好,菊江终于走出了人生的迷宫。

“我和老公一起生活了二十六年,但经历了这么多,我们彼此之间还是会说,‘做了夫妻很多年,好像还是不太了解对方吧’……”

这对舞台上的夫妻,如今,终于开始面对面相互诉说着什么了……


(1)PTA: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 (家长教师协会)的简称,为了提高教学效果,以学校为单位而设立的学生家长、学校教职员工的联合组织。诞生于美国,在日本也十分普遍。

(2)山田洋次(1931— ):日本编剧、导演,代表作有《寅次郎的故事》《东京家族》《小小的家》《家族之苦》。

(3)此处指1938 年,日本左翼戏剧家杉本良吉与当红女演员冈田嘉子偷渡苏联的事件。

(4)《爱染桂》:1938 年上映的日本电影,讲述医生和护士之间的爱情故事,是当时最热门的电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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