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因两次科考落榜而愤然投笔从戎，他投靠到了吴长庆门下，军旅生活的磨炼，让他迅速成长。而在处理朝鲜的两次事变中，年轻的袁世凯脱颖而出，展示了自己临危不乱、当机立断的应变能力，博得了李鸿章的认可。李鸿章对袁世凯在大事面前的临危处理的才干甚为欣赏，也看出了袁世凯有应对复杂政治局面的能力，是难得的军事外交“奇才”，委任袁世凯为“驻朝总理交涉通商大臣”，从此打开了袁世凯政治生涯的第一页。袁世凯在这里开始展露其纵横捭阖的政治权谋，淋漓尽致地发挥他的机智谋略。在风云际会、动荡不安的时局下，他一步步走向了权力的巅峰。
一、登州从军 军中立威
光绪五年（1879年），袁世凯因再次科考落榜而愤然投笔从戎，他想到自己的前辈们正是因为军功显赫而谋得高官厚禄的。当年在北京读书时，李鸿章正在直隶总督任上，他对李鸿章的显赫地位不胜钦羡。李鸿章盘踞北洋，位极人臣，掌握清政府的军事、内政和外交大权，到19世纪80年代，他已经成为清政府中最有实力的人物。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集团，是一个由军阀、官僚、买办组成的庞大混合体。当时，凡想要做官或已经做官而想升官的人，大都要走李鸿章的淮系门路。
而袁世凯的袁氏家族和李鸿章的淮系集团关系由来已久。道光年间，袁甲三、曾国藩、李鸿章都在北京做官时就有很好的交往。1853年，袁甲三和李鸿章一起到安徽督办地主团练，一在淮北，一在淮南。李鸿章转入曾国藩的幕府后，他们之间仍有书信往来。袁甲三死后，其部众大都并入李鸿章的淮军。袁世凯的堂叔袁保恒、袁保龄都在李鸿章的手下为官，深受李鸿章的器重。李鸿章及其亲信幕僚和高级将领，如刘铭传、周馥、丁汝昌、吴长庆、宋庆等，都是袁世凯父辈的好友。考虑到自己的先辈们在官场中有如此宏大的关系网，袁世凯就想利用这个巨大的关系网，为自己开拓人生成功的道路。
而此时袁世凯的叔父袁保龄已被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奏调到北洋办理海防营务，颇受信任。袁世凯想通过叔父袁保龄投靠淮系，谋求发展。于是袁世凯来到天津，向堂叔告知了自己的近况。袁保龄虽然希望他通过科举获得功名出身，以光宗耀祖，但考虑到袁世凯当下无事可做，就推荐他到吴长庆处一边做事，一边读书，于是给了他40两银子，让他乘船去了登州。
吴长庆是袁世凯嗣父的生前好友，此时吴长庆身为淮军统领，光绪六年（1880年）冬率领淮军六营由浦口移驻登州，督办山东海防，兼办全省军务，实授浙江提督。袁世凯希望投奔到吴长庆的帐下，得到这位叔叔的关照和栽培，于光绪七年四月（1881年5月），前往山东登州，投靠淮军统领吴长庆。
吴长庆与袁保庆是盟兄弟，由于是世交，吴长庆对前来投军的袁世凯热情非常，不过袁世凯是刚出道的毛头小伙，没有办理军务的经验，在职位安排上并未委以重任，月给十两银子作为零用钱。吴长庆原是书生，文学颇有根底，虽然身在行伍，却极惜重人才，因此营中集聚了不少文人名士，如南通张謇、泰兴朱铭盘、海门周家禄等人。吴长庆见袁世凯胸怀大志，人颇不俗，就是文化底子稍嫌薄弱一些，便令他拜自己的幕僚为师，叫他在营中读书“所以报笃臣（袁保庆）也”
。
张謇
张謇（1853—1926年），字季直，号啬庵，江苏南通人。幼有神童之誉，光绪二十年（1894年）状元及第，仅长袁世凯6岁。是近代著名的实业家和立宪派首领。曾推动袁世凯参与清末立宪运动，帮助袁世凯取得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宝座，并在袁世凯任总统期间，担任过工商总长。光绪二年（1876年），张謇24岁的时候来到南京游历，结识了许多大家名士，一次偶然的机会，屯师浦口的吴长庆发现了他，二人一见如故，极为投机。于是吴长庆就请张謇入幕，奉为上宾，从此吴长庆把张謇视为左右手，并让儿子吴保初师从张謇受业；凡军中重要函牍，无不经张謇之手。后来，吴长庆被调往登州驻防，张謇也随营来到了山东。
当然，决定弃文从武的袁世凯，对于枯燥的八股文章，已经不再感兴趣，虽有张謇这样的名师也打不起精神来。对于张謇交给他的题目，袁世凯往往是敷衍了事，蒙混过关，交给先生的答卷，往往是文字芜秽，不能成篇，搞得张謇无从修改，头疼不已，师生两人都是苦不堪言。但是很快张謇就发现了袁世凯的超人之处，那就是袁世凯的办事能力非常强，日常交给袁世凯办的营中事务，袁世凯总是能迅速完成，并且办理得井井有条。两人很快成了莫逆之交，无话不谈。一次聊天张謇问袁世凯的志趣，袁世凯慷慨激昂地回答道：“我家中有田可耕，此来不是为了糊口。我以为中国现在受到列强压迫，法兰西侵略安南，扰吾南洋沿海，指顾之间，战事将起，假若对法失败，则列强或将群起瓜分。我当初因吴公任膺海防重镇，需才必多，正是大丈夫报国之秋，不料到此以后，见吴公温雅如书生，并无请缨赴敌之意，谅我亦不甘于久住也。”袁世凯这番直率情真的慷慨陈词，使得张謇不觉动容，有所感动，就对袁世凯说：“慰亭不必失望，我与吴公相处五年，深知吴公热心爱国。你既是有心人，不患无出头之日。”
袁世凯自从到了庆军，对军事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原来军事正是他的志趣所在，袁世凯暗自下决心，一定要循着这条路子走下去，作为晋身之阶，为将来建功立业打下基础，因此他处处留心，任事不辞劳苦，力求上进。张謇对这个年轻人的干练和机敏印象极深，就联合吴长庆的另一个幕僚朱铭盘，向吴长庆荐举袁世凯担任更重要的职务。袁世凯在吴长庆及其幕僚面前“谦抑自下”、虚心勤干的表现，“作激昂慷慨之谈”的远大抱负，让吴长庆对这位故人之子深有好感，对他甚为赏识。袁世凯在致其二姊的信中写道：“延陵帅（指吴长庆）相待日见加优，谏行言听，对感之至。”吴长庆认为袁世凯是“有造之士”。
1882年春节，营中循例放假数天。远离家乡亲友的士兵，利用假日，或是逛游市镇，或是聚赌于营盘。一些士兵赌着玩着，偶因一语不合，分成两帮，每帮几十口人，就相互争吵打起架来，最后竟发展到彼此开枪的地步。事情越闹越大，双方都有一些人负伤。袁世凯听到这个消息后，想到营官都回家过年去了，如果不设法制止，事情就难以收拾了。正在营中秩序无法维持的时候，他大胆地假传统领命令，带领一些亲兵赶到出事地点，查明真相后，立即把为首的肇事者就地正法，了结了这场械斗。事后，他向吴长庆报告了事情的经过，并且就自己专擅杀人一事向吴长庆请罪。吴长庆不但没有责备他，反而嘉奖其具有应变之才，日益信任。加上张謇和朱铭盘两位幕僚的极力推荐，不久吴长庆就委任袁世凯为营务处帮办，掌管部队的训练和军纪，月支薪30两银子。令拨勤务兵两名，资其差遣。这是袁世凯步入仕途的第一步，也是他军事生涯的开端。
二、出道朝鲜 初露锋芒
光绪八年（1882年），是袁世凯投奔吴长庆的第二年，朝鲜发生了“壬午兵变”。清廷派吴长庆率军赴朝平息叛乱，是年23岁的袁世凯也随军同往，从此开始了其在朝鲜长达12年的政治生涯。
大院君李昰应
朝鲜与中国山水相依，向为中国藩属，自汉唐以来一直奉中国为正朔。19世纪最后的40年，日本、俄国、英国、美国、德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相继侵入，朝鲜迅速陷入列强争夺远东的国际旋涡里。特别是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大修武备，军事实力大增，并制定推行了所谓的“大陆政策”，早在1873年，李鸿章就说过日本“觊觎朝鲜，实为中国根本之忧”。而朝鲜和日本一水之隔，是日本侵略的首选对象。而此时的朝鲜则抱残守缺，故步自封，内政不修，阶级矛盾尖锐。
在这样内外交困的局面下，朝鲜政局发生了剧烈的震荡，“壬午兵变”就是此时发生的。
朝鲜国王李熙
1864年朝鲜国王哲宗李昇去世，死后无子，乃立王族李昰应之子李熙为王。12岁的李熙以支系入嗣为王，即位后尊生父李昰应为大院君。1873年，李熙亲政，大院君失去摄政大权。李熙庸碌无能，大权转入王妃闵氏及其家族和亲信的手中。大院君不甘心就此放弃国家大权，仍然想大权独揽，这样在朝鲜王室就形成了以大院君和闵妃集团为首的两个权力集团的斗争。1876年，日本以朝鲜拒绝邦交蔑视日本为由，出兵入朝，逼迫朝鲜签订建交和通商条约。而此时闵妃集团控制了政局，并与日本订立了不平等的《江华条约》。日本借此鼓动朝鲜脱离中国的宗主国控制，并大肆扶植亲日势力，取得了不少特权。从19世纪70年代末开始，闵妃集团尽改大院君旧制，创设武卫、壮卫两营，延聘日本人充当教习。由于军制改革，被裁士兵无以为生。而1877至1882年间，日本垄断了朝鲜粮食交易，把粮食大量运往日本，使得士兵无以为食，到1882年夏，积欠兵饷竟达13个月之久。
1882午7月，朝鲜政府下令发放一个月的粮饷。但粮食被仓库官吏掺入大量糠秕沙石，不堪吃食，愤怒的士兵杀掉了营私舞弊的仓库官吏。闵妃的弟弟闵谦镐下令镇压兵变士兵，这成为激起汉城驻军兵变的导火索，随即兵变事态扩大。愤怒的士兵和大批贫民冲入军械库，夺取武器，攻进捕盗厅，释放了被捕士兵，并到大院君府上诉说冤情。大院君对兵变士兵佯装劝阻抚慰，其实暗中煽动暴乱，暗示此事是闵妃一党勾结日本人所为。变兵随即攻击日本使馆，杀死日本教官掘本礼造，日本公使率领馆员逃归日本。变兵还袭击闵氏集团权贵宅第，杀死闵谦镐等人，包围王宫，闵妃乔装打扮，逃出王宫。汉城大乱，政局陷入瘫痪，国王李熙被迫召还大院君主持国政以收拾乱局。大院君重新掌握了政权，宣布大赦天下，恢复旧军制，发放军饷，变军才退出了王官，一场兵变方告平息。由于这次变乱发生于壬午年，所以朝鲜史上称之为“壬午事变”。
日本驻朝公使花房义质逃回国后，报告了朝鲜兵变的经过，加之日本经过多方试探，已摸透了清廷对朝鲜的态度，悉知当时控制清帝国外交大权的是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李鸿章，而李鸿章一直持“以夷制夷”、息事宁人的外交方针。当时正值法国窥伺安南，南疆吃紧，李鸿章无力东顾，便一味强调妥协忍让，不许妄开边衅。鉴于侵朝时机已经成熟，日本政府遂决定借此事件大举派兵入朝。
清廷驻日公使黎庶昌侦知此事后，于1882年7月3l日、8月1日两次急电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张树声（此时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因母丧正丁忧在家），告知日本即将出兵朝鲜的情报，建议“中国宜派兵船前往观变”。几乎与此同时，出逃到忠清道的闵妃也指示其下属通知正在天津的朝鲜使臣金允植、鱼允中向清廷求救。张树声于8月2日、4日、5日三次致函总理衙门，要求派兵朝鲜，7日得到批准后，9日由庆军统领吴长庆、水师提督丁汝昌、候补道马建忠率军乘“威远”等三舰出兵入朝，镇压朝鲜兵变，同时阻止日本“借事居功问罪，得肆要挟之谋”。
袁世凯在进军朝鲜的过程中，表现出了突出的才干。他出色的办事能力在筹备出兵的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清军从得知日本出兵的情报到登船赴朝，前后不过十天的时间。而吴长庆得到的出征准备时间只有七天，作为营务帮办的袁世凯，干练地完成了出兵筹备工作，得到了吴长庆的认可和嘉奖。
当清军于8月10日抵达仁川马山浦后，吴长庆曾指派先遣部队立即登陆，但该营管带却表示士兵不习惯航海，多数晕船，请求暂缓登陆。吴长庆大怒，立刻将该营管带撤职，派袁世凯代理。袁世凯受命后，督率该营于两小时内完成登陆，大受吴长庆的夸奖。这就使得清军早于日军半天到达，占据了政治军事上的主动。庆军六营三千余人直入汉城，“旬日之间，祸乱悉乎，人心大定”。
吴长庆率军抵达汉城城外，当即筑寨安营，准备先静观几日，待摸清形势，再决定下一步行动。庆营属淮军旧部，自从平定过太平军和捻军之后，军纪日益涣散，骄纵蛮横、强赊硬买、调戏妇女、赌博斗殴等事，均已习以为常。进驻朝鲜之后，庆军一些官兵以为天高皇帝远，肆无忌惮，奸淫劫掠，时有所闻，他们在汉城周边大肆抢劫，扰乱民众，在朝鲜当地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袁世凯自告奋勇地向吴长庆请命：“若大帅信得过，袁某愿担当整饬军纪之任。”吴长庆当即颁给令箭，并授予袁世凯便宜行事的权力，叫他全权督查军纪。
袁世凯“于是传令各营，有擅入民居及军营者斩。恰好有违犯命令者，于是立刻处斩数人传首示众”。有士兵强奸妇女，袁世凯“徒步前往查办，亲自监督搜捕，竟然废寝忘食。最终查获了人犯，亲手处决了他”。袁世凯执法整顿军纪毫不留情，雷厉风行地处斩了七名犯法的士兵。为了整饬军纪，袁世凯还向吴长庆请求惩治对违法乱纪负有责任的军官，吴长庆同意了，发文任命他总理前敌营务，允许他便宜行事。于是袁世凯选择军官中对部下约束不严者，予以撤职查办，重树军队的声威。庆军的军纪自此大为改观，袁世凯也更加让吴长庆器重，同时初步确立了他在庆军中的威信。
吴长庆部队的任务是平定朝鲜兵变，而乱首是大院君，惩处大院君是平乱的重点所在，进而为维护清王朝在朝鲜的宗主权威，需恢复清王朝所册封的朝鲜王室。在马山浦，吴长庆、马建忠、丁汝昌等开会商议，决定接受金允植的建议，诱捕大院君，“使国王复其政权”。8月25日清军进驻汉城南门外南檀一带。次日，吴、马、丁三人同去拜访大院君，“以好言诱之”。吴长庆返营后，即令袁世凯等作应急的准备。27日，吴长庆等在军营摆好了“鸿门宴”，专候大院君回拜，大院君果然中计，带领卫队多人按时来到清军驻地答拜，吴、马先诱其入帐密谈，袁世凯则设计阻止大院君的护从卫队于军营之外，只让大院君一人入室密谈，吴长庆等即令官兵强行将大院君星夜护送到马山浦，押送军舰，解往天津（以后又软禁在保定）。
诱擒李昰应是稳定局势的第一步，接下来就是惩治乱党，平定叛乱。袁世凯奉吴长庆之命与马建忠就这个问题进行磋商。马建忠提出：“昰应虽已逮捕，而其子李载冕尚以练兵大臣掌握兵权，恐乱党一闻捕治，或更奉以为乱。宜先诱而击之，然后行事。”他们决定因袭诱擒李昰应的办法，由马建忠诱拘李载冕，直到政局稳定后，才把他释放。
吴长庆通过金允植谒见了朝鲜国王李熙，让他发出请求清政府勒兵征讨的密诏，发布朝鲜士兵不得抵抗庆军的告示。李熙写了致吴长庆、马建忠请速勒兵往讨“乱党”的手书交金允植带回。吴长庆、马建忠等立即分头指挥部队前往搜捕，袁世凯参加了这次军事行动，亲自带领清军杀死几十人。兵变的参加者没有统一的组织领导，市民全是乌合之众，清军发起围攻后，纷纷作鸟兽散，兵变很快被平定了。
李熙对清军积极平定兵变很是感谢，9月6日，在宫内设宴招待了吴长庆、马建忠，并邀请了袁世凯参加，给予馈赠。之后，朝王又单独召见袁世凯，进行长时间的密谈，与之商讨重振朝政事宜。9月12日，李熙派人将逃往外地避难的闵妃接回宫中。袁世凯当然知晓闵妃对于朝鲜政局的影响力，袁世凯很快取得了朝鲜王室的信任，为其日后在朝鲜的政治砝码增加分量，迅速地在朝鲜高官权贵中打开了局面。
在清军入朝之前，袁世凯只是庆军中一个普通的低级官员，却在镇压“壬午兵变”中脱颖而出。“壬午兵变”之后，袁世凯逐渐成为朝鲜具有影响力的人物，在庆军中的地位也不断得到提高。由于他的卓越表现，吴长庆在向已经回到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任上的李鸿章汇报时，为袁世凯请奖。吴长庆上报说袁世凯“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攻剿，尤为奋勇”。李鸿章奏保奖励朝鲜出力人员，称袁世凯“治军严肃，剿抚应机”，奉旨以同知补用，并赏戴花翎。
袁世凯随庆军赴朝后的行动所做的分析、预测和规划，无不证明了他对“乱世”有一种超乎寻常的驾驭能力。袁世凯期望在朝鲜建功立业的雄心和筹谋在他出行前给两位兄长的信中就已经体现得十分充分。信上说：“弟碍于资格，中原难期大用。抵高丽，能握兵权”；“既建功业，不愁韩王李熙之不我用”。他打算做两件事，首先要“整军经武”，不让“小邦所轻视”；其次是“削平朝鲜内乱，执大院君而囚之”，这两件事他入朝后非常顺利地完成了。袁世凯认为“李熙庸主耳，无能为，夺其政权归我掌，犹反手耳”。由此可见有政治野心的袁世凯绝不是平庸之辈。
三、编练朝鲜新军
在“壬午兵变”之前，为了朝鲜的军事改革，中日两国就存在着竞争和对立。大院君执政时代，采取朝鲜古代军制；李熙亲政后，希望改用近代武器装备，摒弃古代军制。日本就乘虚而入，多方怂恿，赠以山炮、汽艇，派遣军事教官，教授日式操典，培训军官和士兵，为之编练了一支名叫“别支军”的部队，企图通过这些步骤逐步控制朝鲜军队。
“壬午兵变”平息以后，朝鲜国王与闵妃集团深感禁军之不可用，决定编练一支新军。1882年10月，朝王李熙派遣陈奏使赵宁夏来到天津面见李鸿章，表达对清政府出兵平定“壬午兵变”的谢意。另外，请求清政府帮助办理善后事宜，特别是帮助朝鲜“整军制”编练新军。李鸿章考虑到帮助朝鲜编练新军，有利于加强对朝鲜的军事控制，增强清政府在朝鲜的军事存在，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日本政府的政治和军事扩张，对中朝宗藩关系极为有利，便表示赞同，命令吴长庆亲自负责此事，认真操练，务必取得实效。吴长庆得知朝廷对此事十分重视，命袁世凯、王得功、朱先民等担当教官，负责编练朝鲜新军，从严操练。
19世纪的朝鲜陆军
袁世凯接到代朝鲜编练新军的命令之后，就开始积极地筹划编练新军的程序。他与朝鲜政府协商，先成立亲军左右两营一千人，由他拟订章程，编选壮丁，加以训练。首先由朝鲜政府组织选拔壮丁两千人，并由袁世凯亲自看貌而取一千人；这一千人的新编亲军分为左右两营，每营五百人，营以下分五哨，每哨一百人，设哨官一人。每营各派朝鲜军官一人任监督；左营驻三军府，由袁世凯督同副将王得功教练；右营先驻东营，后移至南别宫，由提督朱先民合同总兵何增珠教练，训练方式与淮军一致；两营分别由袁世凯与朱先民各配备庆军一名军官作为助手进行训练，粮饷由朝鲜政府与庆军共同筹措，所用武器装备，铜开花炮十尊、来复枪一千杆及弹药等，由清政府赠送供给。在袁世凯的精心组织和领导督训之下，只用了短短三个月的时间编练新军就告成功，交由朝方军官统带。1882年12月中旬，朝鲜国王李熙观看了新建亲军操演，认为新军步法整齐，枪法亦熟，赞扬袁世凯等教练有法，对清廷帮助编练新军表示感谢。李熙决定从江华沁营旧部中选拔五百名士兵，请袁世凯再练一营，编为“镇抚营”。经过袁世凯的努力，1883年夏，镇抚营编练告成，其营制仍如亲军营，唯操法不是按淮军操典，而是采英制四哨，德制一哨，英德操法并用。
袁世凯代朝鲜政府编练的三营新军功勋卓著，士兵素质、编列组织、军事技能等各方面较之旧式军队有所进步。袁世凯编练新军成功，获得朝鲜君臣的赞赏，并深受朝鲜国王的倚重。袁世凯在朝鲜编练新军的重要性虽然不及他日后小站练兵的影响那么巨大，但也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这次练兵可以说是“壬午兵变”之后中国在朝鲜势力急剧发展的象征，同时也表明袁世凯在庆军中地位日益凸显。他从此开始了左右朝鲜政局长达12年的政治生涯，而袁世凯知兵善武的名声也蜚声海内外。
在袁世凯编练朝鲜新军的时候，光绪九年（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渤海湾防卫空虚，李鸿章为了加强北洋海防，于1884年4月命令吴长庆率所部三营回驻奉天金州。张謇、朱铭盘等主要幕僚也随同回国。而由于朝鲜与日本等国的关系，也必须留下军队驻防。庆军驻留朝鲜三营仍驻汉城，由庆军分统、记名提督吴兆有和总兵张光前统带，直隶总督李鸿章推荐袁世凯为总理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同时兼带庆字营。李鸿章在奏折中说同知袁世凯“廉明果毅，晓畅机宜，久办庆军营务，兼带朝鲜练军，该国君臣均深敬佩，堪以委任总理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可期得力”。庆军是淮军主力，士兵多骄横成性，袁世凯在短期内便协调好各层关系，庆字营各级官兵很快服命于袁世凯，操练和军纪都“位于各营前列”。同时，军事之外的外交使命，清政府也令袁世凯办理，让他去与朝鲜官方和各国驻朝外交官打交道。袁世凯在朝鲜成为一个握有军事和外交实权的人物。
四、平定“甲申政变”
“壬午兵变”之后，清政府对朝鲜的宗主国地位大大加强，清政府借机对朝鲜实行了全面控制。在帮助朝鲜编练新军的同时，也加强了对朝鲜的军事控制；并通过与朝鲜签订通商条约，以此重申中国的宗主国地位，并派遣陈树棠为总办朝鲜商务委员，常驻汉城；推荐马建常、穆麟德代朝鲜管理海关，朝鲜分别任用马建常、穆麟德二人为交涉通商事务的会办和协办。此后，朝鲜的海关和外交事务实质上被控制在清政府的手中。
“壬午兵变”清军举措及时，进兵迅速，抢占了先机，出乎日本人意料之外，使其措手不及，日本没有在这次兵变中达到预定的目的。但他们觊觎朝鲜的野心不但未因此减弱，反而更加强烈。日本趁吴长庆立足未稳，朝鲜国内一片混乱之际，要挟朝鲜订立《济物浦条约》，获得了五十万元赔款和使馆驻兵的特权，为日后的甲午战争埋下了伏笔。日本国内更是一片征韩之声，军界更是紧锣密鼓，伺机待发。日本把侵占朝鲜看作实现其大陆政策的跳板，所以极为反对和仇视清政府对朝鲜的控制。在朝鲜内政方面，日本采取支持和利用“开化派”的策略，试图推翻亲华的后党政权，扶植亲日政权，为将来全面侵占朝鲜铺平道路。
在这一时期，朝鲜政局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闵妃集团重新掌握政权以后，闵妃集团与“事大党”是掌权的主流派，亲华，代表人物为闵泳翊、金允植、尹泰骏、赵宁夏等，后盾是吴长庆、袁世凯及其编练的朝鲜新军和清朝驻军。另一派是由亲日力量组成的开化党，由一些名门贵族出身的、年仅三十岁左右的青壮年所组成的政党，与守旧的“事大党”不同，他们提出了针对朝鲜社会生活中的落后和停止状况而作的一些改良主义的主张，但是他们主张外结日本，内行改革，联日排清，脱离中国，宣布朝鲜独立，实行君主立宪，以金玉均、洪英植、朴泳孝为首，后盾是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日本使馆驻军和开化党编练的新军。开化党人虽然代表了朝鲜人民要求改革内政，追求民族独立，反对清政府干涉控制的进步倾向，但实际上不自觉地成了日本扩张在朝势力、对外侵略的工具。
“壬午兵变”之后，大院君被拘往中国，坚持锁国攘夷政策的势力受到严重打击。这一事实造成两个后果：一方面闵妃集团由于清政府为其排除了政敌，坚决站到了清政府一边，成为所谓的“事大党”。另一方面朝鲜与日本关系发展的障碍消除，开化党公开亮出亲日的旗帜。事大派对开化派的亲日活动早有察觉，于是更加与清政府派驻朝鲜的吴长庆、袁世凯、马建忠以及德国人穆林德结合起来防范开化派。朝鲜社会内部的斗争，是守旧势力和谋求朝鲜近代化的开化派之间的矛盾斗争，这一斗争隐含着清政府和日本围绕对朝鲜控制权力争夺的因素，各种矛盾交织极为复杂激烈。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清政府的军事力量被抽调到沿海防务应对法国，特别是吴长庆及庆军三营调防离开朝鲜。这样就使朝鲜的军事政治格局骤然发生变化，加之清军在对法战争中连连受挫，致使朝鲜王室和一些亲华官员开始动摇。而日本人看到中国忙于战事，驻扎朝鲜军力不足，无暇兼顾朝鲜，就趁机播弄煽诱，抓紧活动，朝鲜宫廷和开化党官员“欲离中国，更思他图”。山雨欲来风满楼，日本人的阴谋很快被袁世凯洞悉，袁世凯把当时朝鲜的紧急政情迅速禀报给了李鸿章，把朝鲜、日本的关系和政局发展趋势透彻地表述，提示李鸿章要警觉朝鲜政局和日本动向。
致北洋大臣李鸿章报告朝鲜政局禀
（1884年11月12日）
朝鲜君臣，为日人播弄，执迷不悟；每浸润于王，王亦深被其惑，欲离中国，更思他图。探其本源，由法人有事，料中国兵力难分，不唯不能加兵朝鲜，更不能启衅俄人。乘此时机，引强邻自卫，即可称雄自主，并驾齐驱，不受制中国，并不俯首他人。此等意见，举国之有权势者半皆如是。独金允植、尹泰骏、闵泳翊意见稍歧，大拂王意，王浸疏远。似此情形，窃虑三数年后，形迹必彰。朝鲜屏藩中国，实为门户关键，他族逼处，殊堪隐忧。该国王执拗任性，日事嬉游，见异思迁，朝令夕改。近时受人愚弄，似已深信不疑，如不设法杜其骛外之心，异日之患实非浅显。卑职谬膺重任，日思维系，不避艰险，竭力图维。初犹譬喻可悟，自中法兵端既开，人心渐歧，举止渐异；虽百计诱导，似格格难入。日夕焦灼，寝食俱废，大局所关，不敢壅于宪听。近闻福州、台湾同时告警，东洋讹传最多，韩人不久必又有新闻。鬼蜮之谍，益难设想。外署虽与日人不睦，而王之左右，咸用其谋，不知伊于胡底也。竹添进一郎带兵换防，八九日内必到。薛斐尔已在东洋，闻将偕至，嗣有所闻再当密禀。
李鸿章收到了袁世凯的禀函，得以预先指示机宜，命令袁世凯等“不动声色，坚守镇静，并随时侦探情形详细密报”。有了李鸿章的指示，袁世凯“密令下军中，夜不解带卸履，因束兵士，一如战时外”。袁世凯本人更是日夜监视敌人动向，各方面的情报都较及时而准确。
尽管袁世凯日夜监视，对可能发生的突然事件保持高度警觉，并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还是没有料到政变的发生已是迫在眉睫了。1884年12月4日，政变爆发。4日晚6时，开化派的重要成员、时任邮局总办的洪英植以庆祝邮政大厅落成的名义邀请朝鲜政府官员和外国驻朝鲜使节赴宴庆祝。朝鲜守旧派大臣闵泳翊等与中方总办朝鲜商务委员陈树棠、税务司穆麟德出席，日使竹添进一郎托病未出席。席间，开化党徒在厅外放火，宾客纷纷离席察看。早已埋伏在厅外的开化党徒一拥而上，把亲华派大臣闵泳翊乱刀砍倒，宾主哗散。金玉均等乘乱入宫，谎称清军作乱，迅速冲进王宫，迫令国王写出“日本公使来卫朕”的敕书，由朴泳孝持敕书引日使竹添进一郎带兵入宫，把国王、闵妃软禁于景佑宫。然后矫诏传亲华大臣入宫，进去一个杀死一个，先后被杀的有闵台镐、尹泰骏、韩圭稷、李祖渊、闵泳穆、赵宁夏等人，几乎将宫中亲华重臣杀光。翌日，开化党组成新政府，以国王谕旨形式公布并函告各国使节，金玉均、洪英植、朴泳孝、徐光范、徐载弼等开化派中坚人物均出任新政府要职，并将新政府中枢名单函告各国公使。开化党于6日上午，以国王“谕旨”的形式颁布了他们的十四条政治纲领，美、英等国公使皆入宫晋谒朝鲜国王。这一年是甲申年，朝鲜历史上将此事件称为“甲申政变”。
朝鲜王妃闵氏
开化党发动政变，洪英植等入宫胁迫国王移居别宫，并请日兵入宫护卫。国王、闵妃等被禁闭于景佑宫，亲日派大权在握。政变猝发后，清政府驻朝商务代表陈树棠立即通知袁世凯等人，接着朝鲜官员金允植、南廷哲等前来请救兵营救国王。此时的朝鲜局势异常紧张复杂，开化党人勾结日本人挟持国王，阻断宫中与外界的交通，汉城流言广布，甚至传出将对朝鲜国王行废立的传闻，京城内外人心惶惶，群情激奋。
面对严峻的局势，袁世凯与吴兆有、陈树棠商定，由陈树棠约请各国公使出面，要求日本从王宫退兵，之后再惩办乱党挟持国王戕害大臣的罪行，如日本拒绝，则兵戎相见。而日使竹添进一郎置之不理，朝鲜政局情势险恶。而陈树棠主张静待局势发展，并向李鸿章发函汇报局势。而当时中朝之间尚未架设电报线，电知李鸿章最快的途径就是由停泊于马山浦的北洋兵船送往旅顺，再由旅顺电告李鸿章，往来一次需要数天时间。按常规情况，所有对朝决策都应该由李鸿章奏请清廷作出，驻朝将领没有资格随便决定政策方面的事情。但是此次事发突然，而且情况严重，若按常规请示，势必造成延误，坐失机会。袁世凯强调事态已到了十分紧急的地步，不能待命后再行动，如听任亲日派掌握政权，朝鲜就会摆脱中国而依附日本，他指出：“若日兵劫王东去，别立新主，则在此保护弹压，既失一国，又失一君，咎孰大焉？”同时他还考虑到：“韩既附日，韩乱党必断我归路，合兵攻我，何由回国？”袁世凯指出必须背水一战，如再等待清廷决策命令的下达，挽回大局的机会极可能就此失去，在这个紧要关头，袁世凯果断地做出了带兵强行进攻、营救朝鲜国王李熙的决定。吴、张二人终被说服，同意了袁世凯的决定。袁世凯指挥庆军会合朝鲜新军左、右营，分三路入宫。袁世凯自率庆军庆字营及新军左、右营为中路，入敦化门；吴率一营为左路，入宣仁门；张率一营为右路，负责策应。庆字营和朝鲜新军皆是袁世凯训练，行动迅速、作战勇敢，很快进入景佑宫，与敌军展开数轮激战；日兵曾据王宫狙击，袁世凯督兵还击，后日军退出王官，遭清军包围。这时洪英植、朴泳孝等劫韩王逃北门关帝庙，袁世凯派人追击并营救韩王。这时吴、张二人也率军赶到。日本使者竹添进一郎得知事情不妙，乃自焚使馆，率兵出小西门前往仁川，金玉均、朴泳孝等叛臣随日军逃跑，10日，袁世凯拥国王李熙回宫，平定了“甲申政变”。
“甲申政变”被袁世凯迅速平定后，朝鲜国王李熙邀他住在国王的偏殿，朝夕会晤。各部大臣环于袁世凯左右，听从指挥。12月15日，袁世凯上书李鸿章：“此时为朝鲜计，或战或和，在中国不难即了。然泰西方盛，不数年必有异谋，则中国尤难防御，莫如趁此民心尚知感服，中朝即特派大员设立监国，统率重兵，内治外交，均为代理，则此机不可失也。”他针对于日本“示以必战，则和局可成；示以必和，则战事必开”，要求“先派兵轮十数只、陆军数千人先入屯扎”，则日本“必可翻然乞和”。而此时的清政府正忙于中法战争，李鸿章因海防失败、台湾被法军封锁、越南北部的清军接连失地，被整得焦头烂额，无暇东顾。因此，李鸿章不愿与日本失和而另起兵端，袁世凯的建议并未予以采纳，指令袁世凯朝鲜局势应该“以定乱为主，切勿与日人生衅”。
然而，正在袁世凯为平定“甲申政变”而洋洋得意、挥斥方遒之时，他意识不到的内外的指责和诋毁接踵而至。首先是来自日本方面，清军挫败了日本势力渗透朝鲜的计划，而对在粉碎政变发挥了重要作用的袁世凯尤为切齿痛恨，“憾之刺骨，百般排陷之”。竹添进一郎不断地向日本政府指控袁世凯首先发难，把一切责任都转嫁到袁世凯的身上，指责袁世凯首先向日军进攻，造成日本军民的伤亡，并建议日本政府与清廷交涉，处罚中国营官，撤退中国驻朝军队，并向日军谢罪。而此时的日本舆论异常激愤，日本政府催促清廷解决这一问题。10月底，日本政府向李鸿章等问责日本使馆被焚事件，并暗示将追究日本士兵死伤的责任问题。不久，丁汝昌率舰船两艘进驻马山浦，并奉命传达谕旨，令袁世凯、吴兆有等人不得妄动。
袁世凯还受到清政府内部的指责，有人弹劾他擅开边衅。而由于袁世凯在军事上过度专断，吴兆有本来就对袁世凯深为不满，把一切责任都推卸在袁世凯身上，同时还控告袁世凯擅自挪用军款。原来，在政变中被杀的朝鲜保守派官员，均与袁世凯交往密切，在政变平定后，他顾念旧情并为了提高中国在朝鲜的威望，从军饷中拨款抚恤死者家属，打算事后作正常开销报账。不料吴兆有以此大做文章，加以揭发。同时还告他蓄养官妓、贩卖烟土、贪污军饷等。事后袁保龄曾告诫袁世凯说：“汝此次朝鲜之功，众论昭然，而吃吴某如此大亏者，即受阔字之病。”
在这种局势下，清廷派遣会办北洋事宜吴大澂、两淮盐运使续昌二人为正副钦差，赴朝处理善后事宜，此时袁世凯成了被查办的对象。调查的焦点为“首开战端”的责任与焚烧日本使馆事件的真相。竹添进一郎虽然承认收到袁世凯等人发出的信函，但“未及开封”便遭到攻击。袁世凯对此给予了有力的反驳：“弟等以为邪臣作乱，敢拒天兵，故而施放小枪，自为捍御，初不知先发枪炮者，即贵公使为之也。而且云‘赠书未及开封，我兵闯入’，夫兵家之情，瞬息万变，贵公使朝奉我书，日夕不览，以此为词，弟所不解。”而在焚烧日本使馆的事实真相辩论中，竹添进一郎咬定是朝鲜士兵袭击了日本使馆，并放火焚之。袁世凯与井上馨、竹添进一郎据理力争。袁世凯还向吴大澂、续昌上书书面报告，叙说事情的原委，并亲自谒见两位钦差，当面辩解。
当然吴大澂在来汉城之前，李鸿章把保全袁世凯之意透露了给他。此时，查办袁世凯并不是两位钦差的根本所在，两位钦差的主要任务是“剖析中倭误会”，“免生衅端”。吴大澂、续昌两位钦差大臣命令袁世凯把驻守王宫的军队悉数调回本营，并没有对袁世凯的“首开战端”做过多的责让，而是据实予以澄清，上报李鸿章与总理衙门了结此案。
袁世凯在平定“甲申政变”之后，引起了中日之间的一场政治风波，加之清廷内部的流言诋毁，让意气风发、血气方刚的袁世凯愤懑不已。适逢嗣母牛氏生病，袁以此为借口，“抽身而退”。1885年1月31日袁世凯由汉城携眷乘坐“超勇”号启程回国。袁保龄对袁世凯于此时此刻引退大加赞赏。他说：“凯侄脱身回国，想此子狡狯，亦复胜其痴叔矣。”李鸿章见袁世凯能在是非交错的朝鲜政治旋涡中，不避嫌疑，果断率军出击戡乱，及大事面前的临危处理的才干甚为欣赏，也看出了袁世凯有应对复杂政治局面的能力，是难得的军事外交“奇才”。
在激烈的国际国内政治斗争的大局之下，袁世凯显示了他天生的政治敏锐嗅觉和深刻的洞察能力，在乱世中不断地取得成功。这种以退为进的政治手腕为他日后的重获启用，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声誉。
五、驻朝总理交涉通商大臣
“甲申政变”中日本参与政变，清政府出兵镇压政变，将中日双方处于直接对峙的位置。“甲申政变”被清朝驻军迅速镇压，表明清政府在朝鲜的势力和地位远比日本优越。清政府的优势地位和通过镇压政变扩大的控制和影响，是日本无法坐视不理的。“甲申之变”引起了中日外交冲突，日本国内与清政府开战的舆论一时间四起，竹添进一郎攻击袁世凯首开战端，但是伊藤博文和井上馨根据国内外形势，认为日本不具备和清政府开战的条件，决定采取和平方式与清政府谈判。日本政府任命参议兼宫内卿伊藤博文为全权大使、参议兼农商务卿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等与清政府展开交涉。日本政府给使团训令中规定了对清政府交涉的两项要求：第一，处罚12月6日事变中的清军指挥官袁世凯；第二，驻扎汉城清、日军队撤离。得此训令后，1885年2月28日，伊藤博文等离开横滨前往中国。4月3日，李鸿章、伊藤博文谈判在天津开始举行。后经过双方多次交涉，4月18日，中日双方在天津直隶总督衙门订立“甲申政变”善后中日《天津会议专条》，分别由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代表各自政府签字，条约内容主要有：
一、议定中国撤驻扎朝鲜之兵，日本国撤在朝鲜护卫使馆之兵弁，自画押盖印之日起，以四个月为期，限内各行尽数撤回，以免两国有滋端之虞，中国兵由马山浦撤去，日本国兵由仁川港撤去。
二、两国均允劝朝鲜国王教练兵士，足以自护治安。又由朝鲜国王选雇他外国武弁一人或数人，委以教演之事。嗣后中日两国均勿派员在朝鲜教练。
三、将来朝鲜国若有变乱重大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行文知照，及其事定，仍即撤回，不再留防。
从这次条约中可以看出日本已取得和清朝在朝鲜的同等地位。《江华条约》使朝鲜自认非中国属国；《天津条约》则使清廷自认朝鲜不是中国的属国，同时日本因此取得和中国同等地位，使清政府对朝鲜的宗主权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更是成为日后日本出兵朝鲜挑起中日甲午战争的借口。
关于惩办袁世凯等，李鸿章始终不肯接受，最后依据李鸿章的折中办法，以其私人名义“行文戒饬”袁世凯了事。至此，袁世凯所谓“擅启边衅”的责任由李鸿章完全推卸。袁保龄函告袁世凯说：“伊藤此次极力欲撼汝，尚赖合肥相国持正，颇费唇舌，此节自是可感。”同时又致书李鸿章的亲信幕僚章晴笙说：“凯侄得我帅力持正论以覆庇之，感切心骨。”
驻扎朝鲜总理交涉事宜的袁世凯
袁世凯归国后的朝鲜并不太平，朝鲜的局势又有了新的变化。1885年7月，清军从朝鲜撤出以后，除了日本的侵略势力不断渗透以外，俄国、英国和其他的列强也对朝鲜蠢蠢欲动。沙皇俄国乘机插足，其驻朝鲜公使韦贝勾结闵妃集团，控制朝鲜军队，妄图变朝鲜为俄国的“保护国”。而随着自主意识的加强和民族意识的觉醒，朝鲜对于中国与朝鲜的宗藩关系心存不满，希望通过各国列强之间的矛盾，争取自由和独立。在这种形式之下，朝鲜与俄国签订了《通商条约》，规定缔约国有权将军舰开到另一方的任何港口，不管这些港口是开放的还是封闭的。这等于宣告了俄国对朝鲜的独特地位。英国更是在俄国签订《通商条约》之后，以防止俄国侵占朝鲜为理由，抢占了朝鲜的巨文岛。
这一系列事件引发朝鲜内外矛盾交织激化，对清政府在朝鲜的政策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清政府面对朝鲜国内部背清离华的举动和俄国急于向朝鲜扩张的侵略野心，以及其他方面危及清政府在朝鲜的绝对权威和势力的各种挑战，开始感到应该用新的对朝政策来进一步巩固和强化清政府在朝鲜的宗主国地位和权力。面对朝鲜“欲乘中法有事，引强邻自卫”的举动，李鸿章为了维护中朝“宗藩关系”，采取了两项具体措施：第一就是护送大院君回国；第二是起用“足智多谋”的袁世凯，接替“忠厚有余，才智不足”的陈树棠为驻朝鲜商务委员。“壬午兵变”之后清政府把朝鲜大院君李昰应软禁在保定，是清政府为稳定朝鲜局势的一种策略。而软禁李昰应不过是清廷的权宜之计，屡遭物议，处于被动地位。几经研究，清政府决定护送大院君返归朝鲜，利用他的威望及是国王生父的关系，制衡他的儿子朝鲜国王李熙，并压制闵妃集团的势力，以稳定朝鲜局势。李鸿章于1884年12月14日向总署提出释放大院君问题，称“国人甚盼大院君回，似应请旨释回，交吴（长庆）、丁（汝昌）等带往，以系属朝人之心，而示羁縻等因”。朝鲜闵妃集团对释回大院君却充满了恐惧，还派遣使者请求清政府不要放回大院君，以免大院君回朝后引起祸乱，但这些努力并没有改变李鸿章的计划。
由于闵妃集团反对大院君，李鸿章认为护送人选关系重大。他反复考虑，选中了在处理“壬午兵变”和“甲申政变”中显示了卓越的胆识与才干的袁世凯，李鸿章认定袁世凯这位后起之秀是执行护送任务和职掌朝鲜事务的最佳人选。李鸿章起用袁世凯，除了对袁氏的器重和清政府对朝鲜政策渐趋积极等因素之外，袁世凯个人的努力也是不容忽视的。自回国之后，袁世凯与朝鲜朝野人士一直保持联络，尤其与事大党的金允植等人联系紧密。袁氏上呈李鸿章的《朝鲜善后策略》，也让李鸿章深刻明白了袁世凯对朝鲜问题的深刻洞察，于是急招归籍河南项城老家的袁世凯火速赶往天津。一到天津，李鸿章就接见了袁世凯，对他说：“今如演戏，台已成，客已请，专待汝登场矣。”袁世凯请求与丁汝昌一道带兵前往朝鲜，李鸿章并没有同意，并对袁世凯说：“韩人闻袁大将军至，欢声雷动，谁敢抗拒……汝带水师小队数十登岸作引导足矣。”
1885年9月27日，离开朝鲜已经九个月的袁世凯率领兵三十余人，分乘北洋水师的两艘战舰启程护送大院君归国。10月3日抵达仁川，10日抵达汉城。在汉城期间，袁世凯对闵妃和李昰应之间的矛盾进行了调节，并劝告朝鲜国王李熙不要亲近俄国，同时他还遍访朝鲜君臣以及各国驻汉城使节，讨论朝鲜局势。数日之后，袁世凯一行返回天津复命，圆满地完成了李鸿章交代的任务。
朝鲜“壬午兵变”之后，面对朝鲜局势的动荡不安，李鸿章认为有必要加强对朝鲜派遣一位职位相当于监国的通商大臣，1883年6月陈树棠被派往朝鲜任总办朝鲜商务委员，驻扎汉城。但自“甲申政变”之后，围绕朝鲜产生接连不断的事件，矛盾错综复杂，显然陈树棠的处理结果让李鸿章感到很不满意。李鸿章对井上馨提到的中国驻朝商务委员陈树棠“忠厚有余，才智不足”极有同感，所以更换驻朝官员是势在必行的了。1885年10月28日，李鸿章奏请派袁世凯接办朝鲜事务，奏云：“臣查陈树棠奉派赴朝，两载有余，办理商务尚无贻误。兹因积劳致疾，自应给假调治，另派干员接替。查有分省补用同知袁世凯胆略兼优，能知大体，前随吴长庆带兵东渡，久驻王京，壬午、甲申两次定乱，情形最为熟悉，朝鲜新旧党人咸相敬重。此次派令伴送李昰应归国，该国君臣殷殷慰留。昨接朝王来函，亦敦请该员在彼襄助，若令前往接办，当能措置裕如。”李鸿章还指出：“袁世凯足智多谋，与朝鲜外署廷臣素能联络，遇事冀可挽回匡正。”
1885年10月30日，清政府同意了李鸿章的奏折，清廷正式任命袁世凯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并以知府分发，尽先即补，俟补缺后以道员升用，加三品衔。同年11月13日袁世凯随行唐绍仪、刘永庆等二十余人，赴朝鲜上任。
时年26岁的袁世凯再度登上朝鲜的政治舞台，此后袁世凯成为清政府在朝鲜的实际代表。原来默默无闻的袁世凯开始为人们所关注。作为全面掌握朝鲜商业、外交事务和监督其内政的驻朝鲜大臣，袁世凯很快控制了朝鲜的宫廷、海关、贸易和电报业务，在1885至1893年期间成了朝鲜国内权力最大的人物。
袁世凯对朝鲜加强全方位的干涉和控制，巩固清朝与朝鲜之间的宗藩联系。袁世凯到朝鲜后加大对朝鲜的政治控制，特别是在“甲申政变”、第一次朝俄密约中朝鲜政府中表现出的背清离华的倾向和举动，使袁世凯认识到必须加强对朝鲜政治控制的力度，防止和杜绝朝鲜政府中类似的举动。但袁世凯在朝鲜实行的高压干涉措施，引起了闵妃集团的强烈反感。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了第二次朝俄密约。1886年8月，沙俄驻朝鲜公使韦贝与朝鲜签订了第二次朝俄密约，向俄国公使发出要求俄国保护的照会。但朝鲜的这一举动，被闵泳翊发觉并告知袁世凯。至此，朝俄第二次密约大白于天下。朝鲜屡次背清离华，袁世凯为加强对朝鲜的控制，在1886年9月30日和10月7日向朝鲜政府呈送了《朝鲜大局论》。
袁世凯在《朝鲜大局论》中重点论述了朝鲜“依附中国”有六大好处：
（1）中韩毗连水陆，天津、烟台、旅顺吴淞之兵，一二日可达各口，奉天、吉林、珲春之旌旗，数十日可抵汉城，朝发夕至，缓急能通，其势可恃，此利一也。
（2）中国视天下为一家，待藩封如一体。一有变乱立予削平，命将出师不索要兵费，不责成供给，壬午、甲申已历行之，前事俱在，其德可恃，此利二也。
（3）中国以大字小，仁至义尽。不郡县其国，不租税其地，但期唇齿相依，人民相安。朝鲜外托附庸之名，内有土地之实，子子孙孙，永保无疆，其心可恃，此利三也”。
（4）中国抚恤朝鲜已数百年，上下依恋，臣民悦从。若率由旧章，诚心服事则朝野安堵，政今易行，其泽可恃，此利四也。
（5）强邻环伺，耽耽其欲，苟见中韩固结，无隙可乘，知韩唯依中，中必助韩，自沮其虎视之气，而泯其蚕食之心。其威可恃，此利五也。
（6）中信韩而不疑，韩恃中以为固，内乱不作，外侮无恐。及是时，修明刑政，任用贤能，图治励精，富强徐致，其机可恃，此利六也。
“背离中国”有四大害处：
（1）不思旧好，而结新交，是亲者暂疏，疏则必疑；疏者欲亲，亲则愈忌。疑忌互生，祸不旋踵，其害一。
（2）背中国而即自主，势必引欧洲以为援。欧洲残忌性成，吞噬为计，币重言甘，百方欺诱，得间而入，必先夺其兵利之权，而后据其土地之要，其害二。
（3）中国密迩朝鲜，一旦为他人有，必不甘心，水陆并进，捷足先登，指顾之间，大兵压境。纵欧洲有救援之师，而已迫不及待，朝鲜已亡，其害三。
（4）朝鲜朋党方兴，内忧未艾。倘一背华，则上下交疑，人心离畔，不待中国兴师问罪，而内乱已作，其害四。
此后在1886年10月7日，袁世凯又向朝鲜国王李熙呈送了《喻言四条》，《时弊十款》的政策建议书。袁世凯竭力强调朝鲜必须尊奉清政府为宗主国绝对权威和地位的各种历史和现实的根据，斥责朝鲜背清离华的倾向。
袁世凯驻朝期间强化政治控制。首先是维系中朝宗主关系的传统仪式，袁世凯指出“朝鲜既为华属，则驻韩华员谒见韩王各仪，自应与各友邦使员有别。因此以尊上国之体制，亦所以别属邦之名分，礼势宜然也”。袁世凯对朝鲜挑战清王朝宗主国地位的行为，采取了高压政策。如发生在光绪十六年（1890年）的赵太妃赐奠事件。1890年5月，“历事四朝、倾向慕华”的赵太妃逝世，根据惯例朝鲜应当派遣讣告使来华。但朝鲜却迟迟未派讣告使，袁世凯以“明彰体制、宣示各国”催促朝鲜按规行事。在袁世凯的一再催促之下，朝鲜才勉强派承旨洪钟永为讣告使来华。清廷遂派户部左侍郎续昌、右侍郎崇礼为致祭朝鲜国王母妃正副使。当续昌与崇礼抵达汉城之后，朝鲜方面在美国驻朝大使的挑拨下要求取消“郊迎礼”（即清廷派出的钦差使臣，朝鲜国王必须亲自出城迎接），致使续昌与崇礼“不入汉城”，甚至一度出现“美提督兵船来仁，各国亦纷纷调兵”的僵局。袁世凯致电李鸿章：“唯韩为华属，乃请外兵自卫，华如不问，是自弃其主权矣。”建议“调水师赴汉城代为保护”。袁世凯的强硬立场，不仅使“美兵撤退”，而且最终迫使朝鲜国王亲自出城迎接两位钦差大臣。
袁世凯在朝鲜扶持尊奉清朝为上国的事大党，并以此达到控制朝鲜内政外交的目的。1885年5月，李鸿章采纳日本外相井上馨的建议，劝朝鲜国王重用金宏集、金允植、鱼允中等事大成员，结果未被接受。袁世凯赴朝之后，第一步就是向朝鲜国王施加压力，使其起用金允植等人。在袁世凯的扶持之下，继金允植之后，徐相雨、赵秉式、赵秉稷等事大成员相继入主外署，成为事大党的领袖。而在近臣方面，袁世凯也见机行事，大加笼络，洪在羲、郑秉夏、闵泳骏等相继成为亲华势力的骨干。袁世凯之所以能在朝鲜呼风唤雨，甚至被后人冠以“监国”的头衔，与事大党势力的强大不无关系，并使中朝宗藩关系得以维持。
袁世凯对朝鲜派出驻外使节进行干涉。自大院君还朝后，闵妃集团就对自己的地位感到威胁，对清廷的不满也日益增加。在国外势力的诱惑下背清离华寻求自主意识渐浓。在1886年，美国署任驻朝公使福久煽动朝鲜向各有约国家派遣全权公使。在福久离任后，继任的德尼又多次煽动朝鲜国王向各国派使。在这种情况下，朝鲜政府于1887年决定向各建交国派遣使节。于1887年8月18日正式任命朴定阳为出使美国全权公使，沈相学为出使欧洲五国（英、德、法、俄、意）全权公使。根据国际惯例，全权公使是二等使节，而当时清政府的驻外使节，一般都是驻办公使，为三等使节。袁世凯认为朝鲜的这一做法，是对中朝宗属关系的漠视。因为在外交场合，各国使节的位次一般是依外交使节的等级确定的，朝鲜派出全权公使，目的就在于将其置于比中国使节更受尊重的地位。袁世凯认为这将有碍清政府宗主国体面，随后主张采取限制的措施，建议总理衙门指示中国驻外使节“无论韩何项使臣，概与华大臣用呈文，往来用衔帖，华大臣用朱笔照会”。
此后，袁世凯还多次向朝鲜政府提出，派遣驻外使节应商请中国同意，即先咨报后派遣。朝鲜政府则以互派使节是朝鲜与各国所订条约的内容之一，条约“既经咨报奏准，则约内所开各节亦皆邀准”。而且向来派遣使节，均系一面派送，一面咨行，并无先咨后派之例为由一意孤行。袁世凯对此加以驳斥，清政府也同意袁世凯的意见，电谕：“朝鲜派使西国，必须先行请示，俟允准后再往，方合属邦体制。”李鸿章则进一步要求朝鲜所派使节只能是驻办公使，即三等公使，不能用“全权字样”。朝鲜政府则以派使问题早已由外署知照各国使臣，现在另改使节等级，多有不便为由，要求仍沿用全权公使，等“报聘”之事完成后即刻调回，只留参赞代理馆务。李鸿章见阻止不成，以“三端”作为附加条件加以限制，“三端”的具体内容是：（1）韩使初使至各国，应先赴中国使馆具报，请由中国钦差挈同赴外部，以后即不拘定；（2）遇有朝会公宴、酬酢交际，韩使应随中国钦差之后；（3）交涉大事关系紧要者，韩使应先密商中国钦差核示。在承诺遵守“三端”之后，朝鲜使臣朴定阳于11月12日才获准赴美。但是，朴定阳抵达华盛顿之后并没有先到中国使馆“报到”，以“未奉明文”为由，拒绝由中国驻美公使张荫桓引见，直接展开一系列外交活动。袁世凯得知消息之后，立即照会朝鲜政府，就朴定阳声称“未奉明文”一事提出抗议，要求朝鲜政府立即致电朴定阳遵守“三端”。清政府也随即电谕：“三端既经议定，岂容轻易更张？着即电知该国王，恪遵前议办理。”在袁世凯再三催促之下，朴定阳才于1888年11月称病离职。朴定阳回国之后，朝鲜国王拟提升其为外署督办，因袁世凯坚持追究其违章之罪，国王未能如愿。
袁世凯驻朝期间加强对朝鲜的海关控制。朝鲜海关成立时，即归属清朝海关管辖，而保证中国顺利控制朝鲜海关的关键是掌握朝鲜税司的任命权，这虽然不属于袁世凯的职权范围，但他深知海关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意义。“壬午兵变”之后，朝鲜国王咨请北洋大臣“代聘贤明练达人士”到朝鲜指导商务与外交，李鸿章遂推荐德国人穆麟德赴朝，会办朝鲜商务，指导朝鲜外交。穆麟德因策动韩俄密结被撤职后，滞留朝鲜拟另谋新职务，袁世凯再度入朝之后，为排除这个不合作因素，极力驱赶穆麟德离朝。穆麟德去职之后，其职位由总税务司赫德遴选海关总署的美籍副税务司墨贤里接任。在袁世凯的支持下，墨贤里在其任期内认真奉行中朝海关联合的使命，大力整顿朝鲜海关。朝鲜海关受外署统辖，而外署一直由与袁世凯关系甚密的事大党成员把持，因此朝鲜海关实际上在袁世凯的势力控制之下。
袁世凯驻朝期间注重发展朝鲜的商务。袁世凯在对朝商务发展上所采取的引导华商东渡、对华商予以扶植和保护、努力争取开通商船等措施无疑推动了中朝商贸的发展，扩大了中国对朝鲜的影响。1882年，中朝签订《水陆贸易章程》、《中江通商章程》、《吉林朝鲜商民贸易章程》，再加上袁世凯及陈树棠等人坐镇汉城，中朝商务往来才渐渐活跃起来。袁世凯对发展中朝商务更是不遗余力，他曾集中力量扩张汉城与仁川的商务——增建华商会馆，扩充租界，并尽力招来华商。袁世凯还利用手中的特权，“立董事、设巡警以为维持，凡提倡保护之方，无不竭力经营”。在袁世凯等人的努力下，中朝商务取得飞速发展：在朝华商从1885年到1893年的8年间，人数由188人增至2182人。中国对朝贸易也呈现出蒸蒸日上的发展势头，打破了日本垄断对朝贸易的局面。光绪十一年（1885年），中国在朝鲜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仅为日本对朝鲜进出口总额的2.33％，到光绪十八年，已达到45.58％。其中对朝鲜输入额，从光绪十—年的22.74％，上升为80.43％，几乎可以相匹敌。华商对朝贸易的迅速扩大，与袁世凯对华商的积极扶植和提倡有密切的关系。
袁世凯驻朝期间加强控制朝鲜的电报业务和航运。电报作为近代化的通信手段，不但具有经济意义，而且关系政治与军事。袁世凯作为军人已在朝鲜驻防两年多，深感通讯不便之苦，他在致陈树棠的信中叹道：“孤军海外，输运文报每月余不达，奈何，奈何！”到袁世凯正式使韩以后，就十分重视朝鲜电报线的建设以及控制管理权问题。袁世凯曾力劝朝鲜政府架设釜山至汉城的电报线，并交中国施工、管理。并约定朝鲜向中国的电报线“借款未清之日，一切局务仍由华员主持，秉承汉局总办，以一事权”。李鸿章对于架设电线可“免驿站之迟误，而省驻防靡费”的说法颇表赞同，加之出于防止日本垄断朝鲜的电报业务，并进一步加强对朝鲜控制的战略考虑，遂令督办电报局盛宣怀等商议筹办。光绪十一年六月初六日（1885年7月17日）中朝签订《中朝电线条约》。该条约规定：（一）中国电信局贷款十万两给朝鲜，架设义州线（由奉天凤凰城经义州直达汉城），自通报起五年以后，分二十年还款，每年归还五千两（不计利息）；（二）朝鲜政府订定借款未清之日，仍由中国电局代为管理；（三）朝鲜政府因中国电局垫款创设电线，有裨朝鲜政务不浅，订准水陆电线工竣后，自通报之日起，二十五年内不准他国政府及各国公司在朝鲜地面海滨代设电线，致侵本国之事权，及损华电局之利益。如朝鲜政府有欲扩充、添设之处，必须仍由华电局承办，以免分歧，等等。《中朝电线条约》不仅明确规定了由中国电局架设与管理义州线，而且确保了清政府在朝鲜的电讯控制权。
中朝之间的商务交通往来，一直以陆路边境的“使臣贸易”和定期“互市”为主，直到壬午年间《中朝水陆贸易章程》签订之后，中朝间的水路贸易才逐渐开始有了正式的航线。而日本方面则借助频繁的朝日商贸，对朝航运事业突飞猛进，几乎形成了垄断之势。袁世凯驻朝以后，针对日本在朝鲜的贸易独占状况，大力拓展中国在朝商务以与之竞争。随着袁世凯的努力，中朝间商业往来逐渐兴盛，日本轮船公司倚仗在朝鲜远洋航运上的垄断地位，与中国商民之间纠纷不断。中国商民常受其苦，遂向袁世凯求助，袁世凯也因此对日本大为不满。为了打破日本的航运垄断，更好地推进中朝贸易，抵制日本的贸易独占，同时也为了反映华商要求政府自辟航线的民意，袁世凯于1887年向李鸿章进言振兴中朝商贸，必须先从重振中朝航运入手，建议重辟中朝航线仁川、上海间的航线（通称仁沪线）。李鸿章乃委令江海关道龚照瑗与盛宣怀等共同商议，并请赫德协助，最终商定采取官商合办的方式（由江海、东海两关每年拨发一万二千两，华商亦出资相同数额），派广济轮，每隔二十天左右行驶仁川一次。该轮于1888年2月中旬试航，至1888年4月17日正式开航，仁川至上海从此有了定期航线，“方是期年之间赢利二万，商旅大便”。
中朝航线开通以后，袁世凯又利用较优越的政治条件，开辟朝鲜内河航线，于光绪十八年（1892年）筹议成立在仁川到汉城之间航行的中国小轮船公司，抵制外国人对朝鲜内河航行权的觊觎。光绪十一年（1885年），德国世昌洋行利用对韩贷款，曾取得漕米运输权一年。光绪十六年（1890年），日本人亦曾托税司史纳机商请韩外署，准予内河航行权，遭拒绝后，又用朝鲜人的名义，开辟了仁川汉城间的航运。袁世凯积极竞争，到光绪十八年（1892年），终于利用朝鲜要求贷款的机会，向朝鲜政府提出“华商集股购驶小轮，作为韩接运船”，“来往仁川、汉城及沿江各处”。朝鲜国王批准了这一要求，并且规定韩国漕运不许再与他国定约。
袁世凯驻朝期间在朝鲜实行的干涉政策，是以强化和维护清政府在朝鲜的宗主权为根本目的实施的对朝鲜内政外交全方位的干涉。而在李鸿章看来，袁世凯虽然轻举妄动，但有才干，有功劳，任劳任怨；经过屡次训饬，意气已平，尚能慎重自持；熟悉情况，纤毫必报，牵制李熙非他不可，处理朝鲜问题离不开此人，“通品”之才难求。1890年（光绪十六年），李鸿章给袁世凯写了“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局，独为其难”的十六字考核评语，奏请免补知府，以道员尽先补用，并赏加二品衔。光绪十九年（1893年），奏补浙江温处道。
六、甲午战前的较量
袁世凯在朝鲜为强化两国间宗藩关系、巩固国家东方防卫，实施了一系列积极的干涉政策。在袁世凯的坐镇监控之下，朝鲜内政外交始终没有摆脱中国的干涉，引发了日本对中国完全排除日本在朝鲜势力的危机感，刺激了日本控制东亚的野心。甲午战争之前，围绕着开战借口的取得，中日之间展开了一系列复杂的较量。
日本虽于“甲申事变”后迫于三国关系的实际状况和东亚严峻的国际形势，暂时放弃了对朝鲜的直接干涉。但是日本并未放松对朝鲜的经济侵略，也没有放弃在有利条件下对中朝两国关系的离间。为了最终一举实现荡平中朝两国间的暧昧关系，日本虽暂时搁置与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争议，甚至为防止朝鲜落入欧洲殖民主义者手中而一度怂恿中国出头加强对朝鲜的控制，但袁世凯在朝鲜强化和朝鲜之间的宗藩关系时，日本又时刻警惕，并不断寻找机会予以牵制。特别是袁世凯驻朝期间从内政外交各方面展开对朝鲜控制并且这种控制表现出明显的针对日本的苗头时，日本的危机感逐渐增强。尽管壬午年、甲申年日本在朝鲜遭受了两次军事上的失败，也曾迫于实力和国际局势谋求过中日合作，但是这种合作显然包藏着最大限度地获取实际利益和对中国用心险恶的算计。
袁世凯在朝鲜排日政策的展开，虽然有壬午年、甲申年交恶仇隙的因素存在，但是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担忧日本从侧面控制朝鲜。在袁世凯看来，日本的商务扩展绝不仅仅只是商务这么简单，而是带有某种长远的考虑，而且这种考虑毫无疑问会对中国不利。袁世凯鉴于日本“专力于兴起商务，招集商民，盘根植固，倍蓰中国，其处心积虑固不徒为今日计”，为进一步抑制日本势力在朝鲜扩张，竭力培植亲中派，孤立和排挤、打击亲日派，甚至派人到日本刺杀亲日派头子金玉均，“遇事挑唆”日朝关系。
而袁世凯在朝鲜对日本的防范和限制虽然是出于巩固国家东方防卫，并无进图日本的打算，但是早已将中国视作假想敌的日本却并不以为然，甚至因此将中国视为对自己扩张国家权益的威胁而必欲加以铲除而后快。清政府受日本入侵台湾和吞并琉球事件的刺激，为加强海疆防卫而一举实现海军的建立和扩展也被视作对日本的威胁。而1886年夏天“第二次朝俄密约”事件发生期间，李鸿章应袁世凯请求秘密派人赴朝鲜调查，准备对朝鲜国王实施废立事件的发生，更是刺激了日本敏感的神经。本来在朝俄密约事件中一度积极支持中国排除俄国在朝鲜势力的日本，也因之态度大变。
1886年8月发生的“长崎事件”，无疑是日本对清朝中国在朝鲜居于主动地位而自身却无所作为这样一种愤懑的发泄。当时清政府为促进巨文岛事件的解决，派出北洋水师巡视朝鲜的东西海岸，因“定远”、“镇远”两舰吨位过大而中国没有深水船坞，不得已赴日本长崎修理。然而中国军舰的到来，却被视作中国以优势海军向日本的示威。在8月13日上岸购物的中国水兵与日本警方发生偶然冲突后，受到刺激的日本警方于15日晚乘中国水兵再次上岸时制造了使中国官兵死伤惨重的又一次冲突。此后两国间围绕这一问题的解决展开了长时间的外交交涉，日本始终采取回避和拖延的策略，甚至“拒不认错，反以‘将来恐致失和’恫吓中方，并进行军事准备”，直到中国在外交上作出适度的压力和让步，才得以“伤多恤重”、互相赔偿为原则最终解决。尽管事件最终以和平的方式获得了较为体面的解决，但它的发生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时期日本对中国的敌意以及由此而生发的危机感。“长崎事件”之后北洋舰队已成为日本最关注、最警惕的清朝战斗力量。
袁世凯在朝鲜采取的一系列加强中朝宗藩关系的策略，无疑时时刺激着日本，日本为自己的势力可能被彻底地排挤出朝鲜而感到危机和恐慌。然而在战争的准备工作彻底完成之前，日本不会轻易与中国开战，它只需要宣示保留对中朝宗藩关系的态度即可。袁世凯在朝鲜表现出的强势却让日本的危机感日渐上升，在这样的紧张形势下，日本积极扩军备战以尽快与中国一战的紧迫感愈来愈强了。
朝鲜发生“壬午兵变”之后，日本原拟借机大肆要挟扩大在朝利益，然而清朝的迅速出兵打乱了日本的计划。“甲申政变”中日本汲取了壬午年间军事上落后于中国的教训，借中法战争之机策动朝鲜的亲日派发动政变，直接参与军事政变，却仍因袁世凯的果断出击而再告失败。虽然此后日本凭借外交手腕在谈判桌上取得了不小的胜利，捞回了军事上的失利，但事后对于朝鲜事件的全局进行检讨时，却不得不承认自身在军事上相对于中国的弱势地位。而此时的朝鲜，早已经成为西方列强争衡的焦点，英、俄之间的争夺尤烈，英国和俄国先后策动的“巨文岛事件”和“朝俄蜜月”，进一步扩大各自在朝侵略利益。
为了应对严峻的朝鲜局势，避免朝鲜落入列强之手，日本决定利用清廷对朝鲜的宗藩关系要求对英、俄两国予以牵制，让清廷充当与列强交涉的马前卒，而自身则致力于军事力量的积累。日本不仅不再纠缠于中、朝间宗藩关系的有无和实质，反而积极鼓励清廷加强对朝鲜的干涉和控制，同时则针对清朝的军事力量展开了有步骤的扩军备战。
在陆军方面，1885年3月，中日天津谈判尚未开始，日本即聘请德国参谋本部少校梅克尔担任军事顾问兼陆军大学教官，以德国军制为模板确立了日本陆军建制和战略。5月，陆军又决定设置监军，以保证在战争爆发时，能够立即率领由两个师团编成的军团出征，此外又通过一系列的改革，使陆军成为能够参加对外战争的军队。1888年，日本以适应对外战争为目标进行了军事改革，废除镇台，代之以能够独立作战的师团。同时日本积极进行武器的改良和研发，并配备日本全军，逐步实现军事武器国产化，既定的扩军计划也大体完成，陆军已经拥有7个师团，兵力达12万人以上，此外还有10万预备兵力。
在海军方面，日本为了适应大陆作战，1885年3月决定在日本西部建立军港，第二年又开始建设吴和佐世保两军港，并在两地设置镇守府，准备对清作战。“长崎事件”后日本针对北洋舰队，大力发展海军。天皇在次年3月发布大力兴办海军的敕令，并决定拨出30万日元用于扩充海军军备。首相伊藤博文号召地方有志之士为日本海防捐献资金，此后，日本各地掀起了海防献金热潮，半年之间，海防献金就达203万日元之多。1891年，为了试探中国北洋舰队的实力，以进行有针对性的海军军备建设，日本主动邀请北洋舰队赴日访问。在顺利摸清北洋舰队的家底的同时，日本又成功地在民众中间渲染北洋舰队的威胁，引发日本举国的惊恐情绪，为政府增加海军军费、扩充海军舰艇提供了借口。当北洋舰队尚在日本期间，松方内阁即提出9年内建造1万吨级的铁甲舰4艘和巡洋舰6艘、价值5860万元的海军发展议案。第二年伊藤内阁又公布了建造10万吨军舰的计划。1893年日本天皇再次发布敕谕，决定自此往后6年间，每年再拨30万日元，并抽出文武官员薪俸的1/10用于海军建设。日本还聘请法国著名造舰专家贝尔坦主持以打败北洋舰队的“定远”、“镇远”两舰为目标的造舰计划。在贝尔坦的帮助下，日本随后建造了俗称“三景舰”的“严岛”、“松岛”和“桥立”三舰，三舰尽管吨位不足，却仍然配备了专门对付“定远”、“镇远”两舰的大型主炮。此外日本还建造了“千代田”、“吉野”、“秋津洲”等巡洋舰。到甲午战争前夕，日本海军已拥有军舰28艘、鱼雷艇24艘，联合舰队的规模已经大体具备。当1893年海军装备完成之后，日本便迫不及待地要在朝鲜挑起争端。
袁世凯在朝鲜的最后几年，朝鲜的政治已经腐败到极致，朝鲜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十分尖锐，统治阶级内部一部分儒学者鉴于内治的腐败和外交的困局，主张以改革内治抵制侵略。后来崔济愚糅合儒、释、道三教义理，创立了名为“东学道”的民间宗教性团体，具有反对西方基督“洋教”的民族主义色彩，朝鲜官府断定它是“邪教”而予以严禁。19世纪90年代初，东学道的活动与影响日益扩大。俄、法等国驻朝人员通知朝鲜官方，朝鲜不日将有乱，须要严加防备。东学道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却逐渐与下层民众相结合，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1894年，因为不堪压迫，全罗道爆发了东学道徒领导的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史称“东学党起义”。
对于东学党的变乱，袁世凯最初并不觉得有担心的必要，因为以东学道名义在各地爆发的农民起义前后达40多起，始终没有形成规模，且朝鲜政府已经从江华岛抽调政府军前往镇压，随后又派洪启薰率领京军壮卫营前往招讨。袁世凯也派出“平远”、“苍龙”两船替朝鲜政府运兵，还派遣徐邦杰等十余人随军行动充当顾问。然而到了1894年5月，朝鲜官军屡次败于起义军的消息传来以后，袁世凯逐渐感到事情的严重性，他在5月25日给李鸿章的报告中不无忧虑地指出：“匪已戕官据城，自应先剿后抚。而各兵畏缩，唯欲姑息了事，纵能解散，后患尤多。”尽管之前袁世凯曾于年前东学党起义中拒绝朝鲜政府出兵代剿的请求，但是这时开始已经逐渐产生出兵代剿的想法了，闵泳骏也力主中国代剿，但是朝鲜政府害怕日本也借机出兵，反而不利，最终作罢。然而5月31日，全州失陷，朝鲜政府终于下定决心向清政府求援，袁世凯于是致电李鸿章：“韩归华保护，其内乱不能自了，求华代戡，自为上国体面，未便固却。”同时指出：“如不允，他国必有乐为之者，将置华于何地？自为必不可却之举。”
袁世凯之所以最终决定提请李鸿章出兵代剿，与日本的蓄意欺骗不无关系。事实上经过十年的扩军备战，日本对华作战的准备早已完成，剩下的就只是寻找开战的机会而已，而且日本国内面临巨大变动的政局也使得伊藤内阁不得不采取措施将国民的视线转移到反政府之外。因此早在东学党起义爆发之际，日本已将之作为改变东亚局势的大好机会，其驻朝使馆人员也密切关注朝鲜的状况和中国的动向。早在1894年5月22日朝鲜政府还没有就请求中国出兵代剿一事达成一致的时候，日本驻朝代理馆务书记官杉村濬原即向政府建议，为了防止清兵进入朝鲜导致局势不利于日本的变化，并维持两国间的均势起见，或者以保护使馆为名派兵入朝，或者采取其他方法，总之应该尽早确定计划。其后的6月1日，日本使馆书记生郑永邦访也以询问“匪情”为名，向袁世凯试探中国出兵的虚实，并鼓动中国出兵代剿。同时郑永邦还针对袁世凯的疑虑特别表示对于中国的出兵日本政府必无他意。袁世凯因此觉得出兵代剿一事已臻成熟，随后便致电李鸿章，报告朝鲜请兵的情况。3日，朝鲜政府正式备文请求中国出兵以后，杉村濬原再次向袁世凯确认了中国出兵的动向。因而在中国尚未正式作出出兵决定之前，日本已经全盘掌握了中朝两国的动向，随后在国内积极做好战争的动员准备，为在收到清政府出兵照会后第一时间大举出动作好了准备。
1894年6月4日，李鸿章决定派遣直隶提督叶志超率领淮军1500人赴朝，另派北洋舰队军舰两艘赴仁川护卫。1894年6月5日，在得到驻外使馆陆续发来的有关中国出兵的情报后，为了实现对中国战略上的主动，避免壬午、甲申年间落后的局面，日本政府已经开始进行军队的召集，并令休假的驻朝公使大鸟圭介率领二十名警察和三百名水兵立即乘舰返回朝鲜。7日，当中国出兵朝鲜的照会到达日本外务省后，日本立即通过驻中朝两国使馆宣布其按照朝日间《济物浦条约》规定准备出兵保护使馆的消息。得知日本的出兵，袁世凯立即派人向日本使馆询问出兵理由和登陆的时间、地点，并向来访的日本使馆书记生郑永邦建议与大鸟圭介会商，此后又一度寻求外交团协助阻止大鸟圭介带兵进入汉城。然而袁世凯的努力并不能改变日本执意在朝鲜挑起事端的意图，为了避免对执行原计划的干扰，日本方面拒绝了袁世凯的会商提议。面对严峻的现实，袁世凯深感此次大鸟圭介的带兵返任，绝对不会是单纯的保护使馆那么简单。但是鉴于李鸿章等待调停的指示和大鸟圭介拒绝会商的现状，他也只好遵照李鸿章的指示尽力与日本驻朝使馆交涉。
然而不久大鸟圭介突然改变了对袁世凯的不接触态度。大鸟圭介态度的转变实由朝鲜的局势和此种局势下日本的外交处境所致。大鸟圭介此次带兵前来，不仅遭到中、朝两国的抵制，也遭到列强驻朝鲜外交人员的非议，造成外交上的被动。为了缓和外交上的被动局面，大鸟圭介不得不改变策略。于是在12日，大鸟圭介主动拜访袁世凯，使袁世凯得以实现连日来直接会商撤兵的要求。当日，双方就各自政府立场进行了试探性转达，初步达成各自阻止续派本国军队的意向。此后数日，袁世凯与大鸟圭介之间就双方已派赴朝鲜的军队安置问题、停止增派后续部队以及撤兵问题展开协商并一度达成协议，然而由于日本政府抱定开战的目的，大鸟圭介的谈判不过是奉命虚与委蛇以尽量争取准备的时间，并尽可能地拖住中国而已。14日，陆奥宗光以政府将采“改革朝鲜内政”的“断然措施”告知大鸟圭介，同时训示采取一切措施务必使日军留驻汉城，甚至代为拟定派员赴起义发生地调查并提供与和平状况完全相反的报告，以为日军的留驻提供根据。所以在15日协议条款完全确定只待签字的时候，大鸟圭介却以未奉政府明文为由加以拒绝，而此时日军却在源源不断地开赴朝鲜。
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
至此，袁世凯看出大鸟圭介并无和谈诚意，既然协议无望，袁世凯也不得不检讨并修正对于朝鲜问题的看法，力主增兵。他在18日致中国驻牙山的清军将领叶志超的电报中指出：“日人跳梁，意在防我，强以大兵入我藩都，终将相机狡图。我如一振，日必自衰，唯兵来意，在保局息事，殊无奈何。麾下不妨先播进汉声势，而不必遽进，看其如何态度。”此时袁世凯已经意识到中国方面的软弱和妥协对于事件解决的不利，尽管仍抱着避免战争的态度，但是较之李鸿章和清政府始终害怕刺激日本而一味依赖外交调停，他在抵抗决心上已经有所迈进。但是袁世凯对于此时的中日外交无法产生决定性影响，他所主张的“示以必战，则和局可成，示以必和，则战争必开”的以战止战策略，也始终得不到重视，因此袁世凯除了指导朝鲜外署据理力争并联合外交使团尽力调处外，别无他法。然而日本无意和平了结，外交使团的调解最终也无济于事。
本来袁世凯在和大鸟圭介的撤兵协议化为泡影之后，一度主张对日本示以兵威，6月20日李鸿章与俄国公使喀西尼的会面让李鸿章坚持依靠俄国的调停，袁世凯的意见没有被重视。此后在朝鲜的大鸟圭介则以优势兵力先后以宗属问题和内政改革向朝鲜政府施加压力，试图寻找与中国决裂的借口。由于袁世凯始终极力避免与日本的冲突，局势并没有直接恶化。大鸟圭介并不甘心，随后又进一步以所谓的宗属问题和朝鲜内政改革对朝鲜政府相威胁。鉴于日本的步步进逼，又无法采取有效的措施，袁世凯遂主张顺应日本的要求，实行朝鲜的内政改革。袁世凯在致李鸿章的报告中建议：“韩政乱根于闵，不除妃，断无从着手。日前苦劝诸闵告退，拔用有名望老臣，已三日，毫无动静。未便乘危勒逼，致与倭合，况纵能暂听，逾时必仍旧。如李昰应及此自振最妙，惜老无用。”按照袁世凯的这一方案，似乎是要以顺应日本内政改革要求的名义，劝退诸闵，革除弊政，让大院君主政，在朝鲜实施有利于中国的改革。但是这一方案的提出，无疑是袁世凯在朝鲜的局势已经趋于严重恶化的边缘时刻所想到的最后办法，也反映了他为挽救朝鲜和中朝宗藩关系的最后努力。但是，闵氏集团的坚决抵制和李鸿章的不以为然，让袁世凯在朝鲜策应李鸿章的最后努力徒劳无功。
而此时的袁世凯终于看透了日本的狼子野心，心里已很清楚这场战争的不可避免，他也深知战争迫在眉睫时应该采取的方法，那就是迅速调兵应对日本。在袁世凯发动政变的计划被李鸿章否定之后，他又数次急告李鸿章，请求迅速向朝鲜增派海陆军以加强实力。当时中国在朝军队仅叶志超所率淮军1500余人，且在远离汉城的牙山等地，而此时日军陆续增兵进朝，兵力已达8000余众，且已占据东南部各大主要城市港口，中日双方的军力已经有了巨大的差距。6月27日，袁世凯就当时形势再次电告李鸿章建议说：“倭蓄谋已久，志其奢，倘俄、英以力勒令，或可听，如只调处，恐无益，徒误我军机。”他认为驻扎牙山的叶志超军，孤军深入，危险极大，应运派兵船“载往鸭绿江或平壤，以待大举”，“若以牙军与倭续来兵相持，衅端一成，即无归路”。而此时的李鸿章仍然相信依靠俄英调停必能解决中日争端，轻信日本允诺不先与华开衅的假话。而此时的袁世凯深陷朝鲜，孤立无援，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尽管仍保持着“监国大臣”的身份，也只好保持沉默，苦盼李鸿章在谈判桌上扭转乾坤，力挽狂澜。但是日本人的侵略计划是既定的，不会因谈判而改变，打着谈判的幌子，日本人加快了调兵的步伐，加快战争的准备，并实现了对朝鲜政府的全面控制。眼看着日本人势如破竹，自己在朝鲜苦心经营十余年的努力均告失败，袁世凯心灰意冷。他见大势已去，无力回天，敌众我寡，形势一天比一天恶化，更有传言说，日本人已在暗中策划着置袁世凯于死地的阴谋。作为日本势力在朝鲜扩张的死对头，日本人早在“甲申政变”之时就对他咬牙切齿，形势江河日下，自己已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再待下去只怕凶多吉少。袁世凯自身已无力改变朝鲜局面，而且本人也因为驻朝以来长期推行排斥日本的政策而面临着日本的报复，万般无奈之下请求回国。
6月29日，袁世凯向李鸿章连发三电，请求回国。他说：“华人在此其辱。凯在此难见人，应下旗回。拟留唐守（唐绍仪）看馆探事。”又说：“倭近万人，各处布置，待与华挑衅。朝密结不认华属，凡为华员职员均舛例，应撤回，免辱”，“闻大鸟拟照公法作梗，兵压凯出，果尔辱甚。只可……回国密商，请兵伐韩”。李鸿章没有同意他回国的请求。7月14日袁世凯再次请求返国，奏请李鸿章说他“素有发烧症，近因久痢气虚，昨夜剧患头目昏暓，周身疼痛……唯韩事方殷，未便晷刻废事，已饬唐守绍仪暂照料。唐优智虑，明机宜……必不致误事。”他请求道：“凯病如此，唯有死，然何益于国事，痛绝。”在袁世凯的再三请求下，7月16日，李鸿章最终批准其归国。7月19日，在驻朝公使朱尔典的帮助下，袁世凯乔装易服，由唐绍仪手持两枪护送，半夜从英使馆出发，转仁川英国军舰回国，结束了他在朝鲜的外交官生涯。
清末重臣李鸿章
7月20日，日本向朝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朝鲜政府废除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令清军回国，并限令22日午夜12点予以答复，否则将自行决意从事。22日，朝鲜政府给予日本复照，提到中国援兵本可撤退，但根据《天津会议专约》未便撤退；关于中国保护属邦问题，则与本国无涉。日本对此极不满意。23日，日军悍然进入汉城，勾结开化党人，劫持国王李熙，拥立大院君李昰应。25日，李昰应允日本之要求，宣布废除与清政府缔结的一切条约，授权日本驱逐在朝清军。同日，日本海军在丰岛海面向北洋舰队发动突然袭击。8月1日，中日两国宣战，甲午战争正式爆发。
自朝鲜回国后，袁世凯曾受到李鸿章的指派，转赴前线，办理军需饷械转运，其正式头衔是“东征转运专员”。由于东北各路清军的迅速溃退以及战事的急转直下，袁世凯的东征转运并没有也不可能做出什么实际成绩来。不久，随着中国两大海军基地旅顺和威海卫的相继失守，中日和议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袁世凯也就结束了他的东征转运工作，回到了北京。
袁世凯出使朝鲜长达九年，复杂的外交事务的历练，开阔了他的眼界，锤炼了他的政治才能。朝鲜君臣对于袁世凯帮他们维持内外局势是十分感激的。朝鲜国王曾表示：袁世凯“拯我于危，扶我宗社，人谁无情，岂能忘其大德？”直到甲午战争爆发，日军大兵开进朝鲜，袁世凯奉调回国，朝鲜一些官员还多方与袁世凯联络，或追随袁世凯到东北前线，把复国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的身上，可见袁世凯在朝鲜的威望。正如翁同龢对袁世凯在朝鲜期间政绩的评价，“奉使高丽，颇得人望”。
袁世凯知兵的名气迅速在国内传播开来。凭借在出使朝鲜期间赢得的声誉和名望，袁世凯进一步谋求编练新式陆军的差使，以此为契机走上了他政治生涯的新起点，他在这里开始展露出纵横捭阖的政治权谋，淋漓尽致地发挥着他的权谋机略。在风云际会、动荡不安的时局下，时代的机运和他个人的才智，使他一步步走向了权力的巅峰。
张謇：《啬翁自订年谱》，光绪七年四月。
刘厚生：《张謇传记》，上海书店影印本，第7页。
天津市历史博物馆馆藏：《北洋军阀史料》（袁世凯卷）卷一，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49页。
张謇：《张季子九录·文存》，第11卷，第2页。
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见吴长翼：《八十三天皇帝梦》，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6页。
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3卷），1932年版，第13页。
张树声：《张靖达公奏议》（第6卷），第9页。
马昌华主编：《淮系人物列传》，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264页。
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3卷），第45页。
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中华书局1930年版，第37—38页。
中国历史研究社编：《东行三录》，神州国光出版社1952年版，第80— 81页。
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第1卷），第7页。
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4卷），1932年版，第 25页。
襟霞阁主编：《袁世凯家书》，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13、14页。
关于吴长庆调防有几种说法，第一种是袁世凯钻营投机，通过张佩纶和堂叔袁保龄的关系，运作调动吴长庆以把持庆军；第二种是袁世凯写密信背后诋毁吴长庆，李鸿章因此调离吴长庆等。笔者认为，这些观点并不妥当，就当时的政治局势来讲，李鸿章调防吴长庆的庆军三营是为了全国的海防大局着想，这里有几点可供参考：第一，当时中法战争爆发，法军已经攻击和台湾和福建等地，渤海湾防卫空虚，加强海防拱卫京畿，是李鸿章的必然选择；第二，吴长庆作为李鸿章编练淮军最早成军的铭、鼎、树、庆四军之一，是他的淮系老班底，这几个统领都是他的心腹嫡系，当然不会因袁世凯的诋毁而轻易更改对吴长庆的态度。第三，袁世凯统带的只是剩下的三营庆军中的一营，而且是吴长庆保荐的，加之袁世凯能够在朝鲜发迹，与吴长庆的力保是分不开的。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吴长庆的调离朝鲜，更多是李鸿章从中国海防全局考虑，而袁世凯个人的影响因素相对较小。
王如绘：《近代中日关系与朝鲜问题》，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6页。
（清）李鸿章：《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卷十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300—3301页。
金玉均：《甲申日记》，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日战争》（二），2000年版，第467页。
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5卷，第30页。
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第1卷，第10页。
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6卷），第19、20页。
《袁世凯家书》（第7卷），第13页。
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6卷），第27—29页。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一），第443页。
（清）李鸿章：《李鸿章全集·电稿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53—354页。
（清）袁保龄：《阁学公集·书札》，第3卷，第57页。
田保桥洁：《近代日鲜关系之研究》（上），朝鲜总督府中枢院1940年版，第1081—1083页。
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8卷），第10页。
李宗一：《袁世凯传》，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26页。
《袁世凯家书》，第6卷，第13页。
（清）袁保龄：《阁学公集·书札》，第4卷。
（清）吴汝纶：《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第十六卷），光绪乙巳金陵刻本，第10页。
（清）袁保龄：《阁学公集·书札》（第4卷），第31页。
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第1卷），第18页。
（清）吴汝纶：《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55卷），第7页。
王彦威、王亮：《清季外交史料》（第六十一卷），（台湾）文海出版社1985年版，第18—19页。
唐绍仪（1860—1938年），或作绍怡，字少川，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人。1874年以幼童赴美留学，1881年回国，在天津水师学堂附属洋学堂学习和任职。1885年随袁世凯赴朝任翻译、委员。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夕，代理驻扎朝鲜总理交涉商务事务大臣。1895至1901年在袁世凯练兵营务处和两广总督李鸿章幕下任幕僚。袁世凯巡抚山东时，主持山东洋务局。袁世凯升任直隶总督后，任天津海关道。1904至1907年，历任与英国谈判《续订藏印条约》全权大臣、外务部右侍郎、京汉铁路督办、邮传部右侍郎、奉天巡抚等职。1910年为邮传部尚书。武昌起义后，作为袁世凯的代表与革命党议和。1912年任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政见与袁世凯不合，6月为袁世凯所迫去职。
（清）李鸿章：《李鸿章全集·电稿》，第37页。
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11卷），第30页。
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第1卷），第50页。
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第1卷），第50页。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8卷），第25页。
（清）李鸿章：《李鸿章全集·电稿》，第855页。
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4卷），第2358页。
（清）李鸿章：《李鸿章全集·电稿》，第35页。
（清）李鸿章：《李鸿章全集·电稿》，第1页。
（清）李鸿章：《李鸿章全集·电稿》，第23页。
《袁世凯来禀》，《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1册，第573页；（清）李鸿章：《李鸿章全集·寄译署》（一），第575页。
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第42页。
林明德：《袁世凯与朝鲜》，第199页。
林明德：《袁世凯与朝鲜》，第200—201页。
许姬传：《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9页。
沈祖宪辑录：《养寿园电稿·电禀稿》，台湾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第6页。
《釜山电线条约》，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504页。
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第46页。
《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000页。
（清）李鸿章：《李鸿章全集·寄译署》，第237页。
（清）李鸿章：《李鸿章全集·寄译署》，第506页。
林明德：《近代中日关系史》，台湾三民书局1984年版，第99页。
沈祖宪辑录：《养寿园电稿》，第66页。
参考王家俭：《中日长崎事件之交涉》，见《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清）李鸿章：《李鸿章全集·电稿》，第679页。
（清）李鸿章：《李鸿章全集·电稿》，第681页。
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6卷），第16—21页。
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13卷），第26页。
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14卷），第8页。
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14卷），第3页。
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13卷），第28页。
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13卷），第29页。
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14卷），第7页。
（清）吴汝纶：《李文忠全集·电稿》（第16卷），第22页。
《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2453页。
（清）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记》，乙未八月十一日，台湾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