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有意志才是自在之物

唯有意志才是自在之物

恰恰由于我们不会自满于时下对表象的这些认识,因此才更努力地去探索。我们想知道表象的意义,想知道除了表象以外,这世界是不是就什么也没有了—假如真是这样,那么世界也就一定同虚幻的梦、幽灵般的海市蜃楼一样,根本不值得我们去探求了。我们想知道的是,除了是表象以外,世界是不是还有其他什么;假如有,那到底是什么呢?

想从表象来探寻事物的本质,基本行不通。不管怎样探寻,除了作为比喻的空洞、形象的名称以外,人们什么也得不到,就像一个徒自绕着皇宫走而找不到入口的人,最终只能把各面宫墙描绘一番。在我之前,所谓的哲学家们走的都是这条路。

这样一来,探讨者自己就陷入了一个怪圈:在这个世界里,他是以个体的形式而存在的,这也就表明他的认识即便是作为表象的整个世界的前提,但到底是通过身体所获得的。就像前文所指出的,悟性在直观这世界时以身体的感受为着眼点。只当作认识者的主体,以其为主体来说,身体就是表象里的一个表象,客体里的一个客体。假如不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来考察这身体的活动与行为上的意义,对这个主体来说,就和它所知道的全部其他直观客体的变化一样,既陌生又不能理解。应该说,这个结果是作为个体出现的认识主体早就清楚的了,这就是“意志”。也只有它才是主体理解自己这个现象的钥匙,从而一一揭示和指出了它的本质和作为,行动的意义和内在的动力。

意志和身体的活动,并不是经过因果性关联起来的两种客观地认识到的不同情况,并不在因与果的关系当中,而是合二为一的同一事物,仅是在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下的给予:一种是完全直接的给予,一种是在直观中悟性的给予。身体的活动只是客体化了的、进入了直观的意志活动。因此我想把这一真理放在其他真理之上,称之为最高意义上的哲学真理。这一真理可以采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比如:我的身体和意志是同一的;被我看作直观表象且称为我的身体的事物,只要它是在一个没有其他方式可比拟的情形下为我所意识,那它就是我的意志;我的身体就是我的意志的客体性;假如忽略“我的身体是我的表象”这一点,那我的身体就只是我的意志;诸如此类。

身体的每一部分必须要和意志得以释放的主要欲望相吻合,一定是欲望的可见表现:牙齿、食道和肠道的输送就是饥饿的客体化;而拿取物品的手与跑步的腿所结合的已是意志较为间接的要求了,二者就是这些要求的可见表现。就好比人的普通体形与人的普通意志相吻合,个人的身体也与个体形成的意志、性格相吻合。因此不管是对全体还是每一部分来说,人的身体都有个体的特征,表现力丰富。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里所引的巴门尼德斯的一段诗句,就表达了这种思想:

就像人人都有屈伸自如的躯体结构,

与之相对应的,就是人们内心的灵魂;

由于精神与人的自然躯体

对于所有人都一样,在这之上

有决定性的依然是智慧。

唯有意志才是自在之物。作为意志就必然不是表象,并在种类上异于表象。它是一切表象、客体以及现象、客体性和可见性的出处。它是个别的,而且也是整体的内核。在每种盲目起作用的自然之力中,在每一个通过人类思考的行动之中,都有它的身影。而从显现的程度上看,两者有着很大的差异,不过对“显现者”的本质来说则并不是这样。

就像是一道符咒,“意志”这两个字好像要为人们揭示出自然界事物最内在的本质,这并不是一个未知数的标志,并不是一个由推理得到的东西,而是表明我们直接认识的东西,且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我们清楚并比了解其他东西更了解意志,无论那是什么。过去,意志常被人们放在力的概念之下,我则恰恰相反,要把自然界中的一切力都想象为意志。人们不该只把这归于字面上的争论,认为这没什么、可以不予理会,而更应将其作为特别重要且别具意义的事情。和其他概念相同,力也是以客观世界的直观认识—现象,即表象—为依据并由此而生的;是从因与果支配的范围内提取出来的,所以也是从直观表象中而来的。假如将力归于意志这个概念,实际上就相当于将较未知的还原为最熟悉的、最直接的且完全已知的,这也就大大地扩展了我们的认识。

意志在作为人的意志而表现得尤为清楚明白时,人也就可以完全认识到意志的无根据性而将人的意志称为自由独立的,不过又会将意志的现象到处要服从的必然性忽略掉,而以为行为同样是自由的。行为并非是自由的,动机作用于性格产生的一切个别行为都遵循着严格的必然性。就像前面说的,一切必然性都是因与果的关系,而一定不是其他。根据律是现象的一般形式,和其他现象一样,人在其行动中肯定也要服从根据律。当然意志是在自我意识里直接被认识的,因此在意识里也含有对自由的意识,但这样就忽视了作为个体的人,人格意义上的人并不是自在之物的意志,而是意志的现象了,由此也就进入了现象的形式—根据律了。这就是怪事的根源:人人都先验地以为自己是绝对自由的,在部分行为中也一样,无论哪个瞬间都可以开始另一种生涯,即变为另一个人。但在后验地经验中他惊讶地发现自己并不是自由的,而是得服从必然性;即便自己有很多计划与详尽的思考,但实际的行径最后并不会改变;从出生到死亡,他都一定要扮演自己不愿承担的角色,直到结束。

从根本上说,不管是理性的认识,还是直观的认识,它们都是由意志本身而来的。假如只作为一种辅助工具,一种“器械”,那么和身体的器官一样,认识也是维系个体与种族存在的工具,并属于意志客体化高层次的本质。认识是为实现意志的目的,为意志服务的,自始至终它都很驯服并胜任;在所有动物—差不多也包括所有的人—都是如此。

我已经成功地传递出了一个如此明确的真理:我们存在的这个世界,按其本质来说,根本即是意志,根本即是表象—这就已假设了一种形式,主体与客体的形式,因而表象是相对的。假如我们问,在取消了这一形式和全部由根据律引出的从属形式以后还有什么?那么,除了意志,这个在种类上就异于表象的东西不会再是别的什么了。因此真正的自在之物就是意志。每个人都会看到,自己就是它,世界的内在本质就在其中。而每个人也会看到,自己就是认识着的主体,整个世界就是主体的表象;在人的意识作为表象的支柱这个前提下,表象才有了它的存在。所以,在这双重观点下,人本身就是这世界,就是小宇宙,并且认识到这世界的两个方面皆备于我。如果每个人都能承认自己固有的本质,那么,整个世界的、大宇宙的本质也将被归于其中。因此,不管是世界还是人本身,根本即是意志,根本即是表象,除此再无其他了。

实际在本质上,意志本身是没有任何界限、任何目的的,它是无限的追求。我们在讲到离心力时就触及了这一点。在重力—意志客体化的最低级别—上也可以发现这一点;重力永不停息地奔往一个方向,这很容易让人看出它没有最终的目的。由于,即便一切存在的物质都按照其意志组成一个整体,但在这个整体中重力朝着中心点奋力前行的同时也要对付不可透入性—不管它是固体的还是弹性的。所以物质的这种追求常受到阻碍,进而不会、也一直得不到满足或安宁。意志的全部现象的追求就是这种情形。在实现某个目标以后,又开始了一个新的追求过程,就如此反复以至无穷。植物从种子经过根、茎、枝、叶、花和果,以提高自身的显现,但最终的结果却只是新种子的开始,新的个体开端,又按照原有的过程上演,历经无限的时间循环往复。

动物亦是这样:过程的顶点就是生育,完成以后,这一批的个体生命时间不定地走向死亡,与此同时,新个体的出现很自然地保证了这一物种的延续,继续着相同的过程。无限的流动,恒久的变化,属于意志的本质显现,一样的情形也可以在人们的追求欲望里看到。这些欲望常常把自身的满足当作欲求的最后目标来诓骗我们,而一旦实现,就很快又被抛开了;即便我们不愿意坦率承认这点,实际上也常常当作消逝的幻想放在一边。假如还有什么值得期盼的,能使这游戏继续进行而不会陷入停顿,那就是幸运的了。从愿望到满足再到新愿望,这一持续不断的过程要是循环得快,就是幸福,慢,就是痛苦;而陷于停顿之中,就成了僵化生命的空虚无聊,成了毫无对象、模糊无力的妄想,成了致命的苦闷。由此,当意志有意识地把它照亮时,会清楚它此时的欲求,在此处的欲求,却并不明白它根本的欲求。每一个别的活动均有目的,但整体的总欲求却毫无目的。这就好比每一个别自然现象在随时随地显现时一定有一个充足原因,而在现象中显出的力却完全不需要原因,由于这个原因已是自在之物的、没有根据的意志现象的层次。总体而言,意志的自我认识即是总的表象—整个直观的世界,它是意志的客体性与显出,就像镜子一样。

无聊和欲望,恰是人生的两极

劳心劳力,虽然是人们都不愿承受,却一辈子也无法逃避的命运,但是,如果一切欲望还没出现就已经获得了满足,那人们又该用什么方式来度过漫长人生呢?如果人们生活在童话里的极乐国,在那儿一切都自动生长,烤熟的鸽子在天上飞来飞去,人人都很快就遇到了自己的爱侣,且很容易就拥有了他。假如真是这样,那么结果肯定是:一些人无聊得生不如死,甚至会选择自杀;一些人则故意找事,互相残杀,以给自己制造出更多的痛苦。这样看来,再没有什么舞台更适合这种人活动和生存了。

我已经在前文向大家做了交代:舒适与幸福具有否定的性质,而痛苦则具有肯定的性质—所以,一个人是不是过得幸福,并不能以他曾经拥有的快乐和享受为衡量标注,而要看他一辈子痛苦和悲哀的程度,这些才具有肯定的性质。不过如此一来,动物所遭受的命运好像比人的命运更容易忍受了。让我们认真考察一下二者的情形吧。

无论幸福与不幸以如何复杂多变的形式呈现,并刺激人们追求幸福,逃避不幸,构成二者的物质基础都源于身体上的满意或痛苦。这一基础不过就是健康、食物、免受恶劣环境的侵袭、得到性欲的满足,或者没有这一切。因此,与动物相比,人并没有享有更多真正的身体享受—除了人的更加高级的神经系统对这些享乐具有更敏感的感受。然而与此相对应的,人对每一种痛苦的感受也更加深刻了。人的身体上被刺激起来的情感,比动物的情感要强很多倍!情绪的波动也激烈得多,深沉得多!但是这一切的最终目的却并不比动物高明:不过是健康、饱暖等罢了。

人和动物之所以表现出这样不同的情况,完全是由于除了眼前的事,人更多地想到了未来。这样一来,在经过思维的加工以后,一切效果都被加强了;也就是说,正由于有了思维,人才有了忧虑、恐惧和希望。这些和现实的苦乐相比,对人的折磨尤甚,而动物所感受到的苦乐,只局限于当前。换句话说,动物缺乏人静思回想这一苦乐的加工器;所以动物不会把欢乐和痛苦积累起来,但人类凭借回想和预测做到了这一点。

对动物来说,当前的痛苦,始终是当前的痛苦,就算这一痛苦不断循环出现,它也只是现时的痛苦,跟它首次出现时没什么不一样,这样的痛苦也不会有所积累。所以动物们享有那种让人非常向往的无忧无虑。与之相比,由于人类拥有静思回想和与之相关的东西,那些本来是动物和人类共有的苦乐体验,在人类这里的感觉反而大大增强了,而这一切常常会造成瞬间的、甚至致命的狂喜,或者是足以引发自杀行为的极度的绝望和痛苦。仔细想想,事情就是这样。与满足动物的需求相比,满足人的需求本来只是稍微困难一些,但是为了增强欲望获得满足时的快感,就人为地增加了自己的需求,排场、鸦片、奢侈、烟酒、珍馐……与之相关的事物接踵而至。不但这样,也是由于静思回想,那些因荣誉感、羞耻感或雄心所产生的快乐或痛苦,也唯有人类才会感受得到。总之,这一苦乐的根源,就是人们对他人怎样看待自身的关注。

人的精神被这一根源所引起的苦乐占据着—事实上,一切其他方面的痛苦或快乐根本不能与之相比。为赢得他人好感的雄心壮志,尽管形式上各式各样,但差不多每个人都为之努力拼搏着—而这一切努力已不只是为身体的苦乐了。即使人比动物多了真正智力上的享受—这里具有等级的差别,从最基本的谈话、游戏,到人类创造的最高的精神智慧的结晶—当然,与之相对应的痛苦却很无聊,这对动物而言是不能被感知的—处在自然状态下的动物大致如此,那些被驯养的最聪明的动物也许能感知到这点。

对于人类来说,无聊就像鞭笞般难受,从那些只懂得塞满钱包却脑袋空空的可怜虫身上我们能看到这些痛苦;对他们来说,优良的生活条件已变成一种惩罚,他们已陷进无聊的深渊。为了躲避这一恐怖的境地,他们四处旅行,今天到这儿消遣,明天到那儿游玩。刚刚抵达某处,就四处打探可供“消遣”的地方,就像饥肠辘辘的贫困者忧心地探询赈济局的所在地。无聊和欲望,恰是人生的两极。

生活就像一件必须要完成定额的工作

对认知本身来说,无所谓苦痛。痛苦仅和意志有关,它的情形只不过是意志受到阻碍、抑制,而对此的额外要求就是必须对阻碍和抑制有所认识,这好比光线只有在物体反射光线时才可以照亮空间,声音只有在出现回响、共鸣,触碰到硬物产生空气波,且限定在特定的距离时才会被耳朵听见—也正由于此,在孤寂的山巅发出的呐喊和于辽阔的平原上歌唱,唯有低微的音响效果。同理,意志受到的阻碍和抑制,必定有着恰当的认识力,所谓的感觉痛苦才会成立,不过对认识力本身而言,痛苦仍是陌生的。

因此,感受到身体痛苦的前提,就是神经及其与脑髓的连接。所以假如切断了手脚连接脑髓的神经,抑或由于实施了哥罗芬麻醉,导致脑髓丧失了本身的功能,那么即便手脚受到损伤,我们也是感知不到的。所以,如果濒死的人意识消失,随之出现的身体的抽搐就被看作没有苦痛。而感知“精神”的痛苦要以认知为条件,就不需赘言了,很容易就可以看出精神的痛苦是随着认知程度的提高而不断增加的。因此,我们可以用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来形容二者的关系:意志就像琴弦,对意志的阻碍或抑制就是琴弦的颤动,认知就是琴上的共鸣板,痛苦就是因此产生的声响。

如此看来,无论意志遭受什么样的抑制,植物和无机体都不会有痛感。与之相比,无论是什么动物,即使是纤毛虫,都会有痛感,因为认知是动物的共性,不管这一认知有多不完美。伴随动物等级的提高,由认知而感受到的痛感也不断增强。所以最低等的动物只会感受到最微弱的痛苦,比如身体差点儿被撕断的昆虫,只靠着肠子的一丝粘连还能够狼吞虎咽地进食。就算是最高等的动物,由于缺乏思想与概念,它们所感知的痛苦也不能与人的痛苦同日而语。它们只在否定了意志的可能性以后,对痛苦的感知力才能达到最高程度。假如不存在否定意志的可能性,这一感受就变成了毫无意义的痛苦折磨。

年轻时,我们对未来的生活充满憧憬,就像在剧院里等着大幕开启的孩子,迫切而兴奋地期待即将上演的好剧。对现实即将发生的事情毫无所知,其实是一种福气,在对真相了如指掌的人看来,这些孩子有时就像一群无辜的少年犯—没有被判死刑,反而被判要活下去,只是对这个判决所含有的意义,他们并不清楚。即使如此,人们也都想长寿,也都要达到这样的境界:“从以此后每况愈下,直至最糟糕的一天到来。”

倘若我们能竭尽全力地设想一下,太阳在运转的过程中照耀到的一切匮乏、痛苦以及磨难的总和,我们就必须得承认:假如像月球那样,太阳没有在地球上创造出生命,而地球表面依然处在晶体的状态下,情况也许会更好一些。

我们也能够把生活看作是在极乐的安宁与虚无中加进的一小段骚动的插曲—即使毫无意义。不管怎样,即使是那些看起来生活得挺幸福的人,活得越久,越会清醒地认识到:总体而言,生活就是幻灭,不,准确地说就是一场骗局;或者更确切地说:生活具有某种错综复杂的气质。当两个年轻时的挚友,分别了大半生,晚年再度重逢时,二位老人间相互激起的就是“对自己一辈子彻底的幻灭与失望”感,因为只要看见对方,就会唤起自己对过去生活的记忆。在那活力四射的昨日,在他们眼里,生活散发着多彩的光芒;生活对我们的许诺如此丰富,只是真正履行的又没有几个—在昔日知己久别重逢的时候,这种感觉显然占据了上风,他们甚至不必用语言来描述,而相互心有灵犀,在心灵感应的基础上畅言怀旧。

如果谁经历了几代人的世事沧桑,就会产生一种好似旁观者的心境:这位观众已遍览市井戏台上全部的魔术杂耍,假如他一直坐在观众席上,接下来的节目不过是同样表演的循环往复。这些节目只为一场表演而设,所以在清楚了内容以后,不再有新奇感,重复的表演只会让人乏味。

假如考虑到宇宙浩繁复杂的布置安排:茫茫宇宙中,数不尽的发着光的、燃烧着的恒星,除了用自己的光热照别的星球以外,再没有其他事情可做;而被它们照亮的星球就是不幸与苦难上演的舞台。身处其中,即使遇到天大的好运,我们能获得的也只有无聊,就从我们所熟悉的物种来看,如此判断并不过分—倘若把这一切都考虑进去,那必定会让人发疯。

因此没有绝对值得我们羡慕的人,不过值得我们同情的人却数之不尽。

生活就像一件必须要完成定额的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的“安息”确实是最准确的表述。

在这个世界上,人类是被折磨者,同样也是折磨别人的魔鬼—这里就是地狱。

人生最大的智慧就是享受当下

并不像人们所说的,这个世界上的事物的特征只是缺少完美,其实是颠倒和扭曲。不论是人的智力、道德,还是自然物理方面,一切都体现了这一点。

面对诸多恶行,常常会有这样的借口传入我们耳中:“对于人类来说,这样的行径其实是自然的。”但这样的借口没有一点说服力;我们对此的回答应该是:“正因为这样的行为非常恶劣,因此它是自然的;正因为它是自然的,因此它非常恶劣。”假如能准确理解这个思想的含意,那就表明已对原罪学说有所认识了。

我们在评判某个人时,必须要坚持这样的观点:此人存在的基础是“原罪”—某种罪恶、荒谬与颠倒,原本就是一些无胜于有的东西,所以一个人注定要死亡。此人的劣根性必定也是通过这样一个典型现实反映的:没有人能经得起真正的审视和检查。我们还要对人这样一类生物抱有什么样的期待呢?所以从这一点出发,我们能更加宽容地评判他人;即使是潜伏在人身上的魔鬼突然苏醒发威,我们也不会过于吃惊;我们也会尤为珍视在他人身上看到的优点,不管这是源自其智力还是别的什么因素。我们对他人的处境也会更加关注,并会认识到:从本质上讲,生活就是一种感到匮乏、不断需求与经常处于悲惨之中的条件状态,不论是谁,都得为自己的生存努力奋斗,所以就不会总是一副笑脸迎人的样子。

假如人真的像乐观的宗教与哲学所描述的样子,也就是说人是上帝的作品,甚或就是上帝的化身,并且不论从什么意义上讲,人这一类生物都是他应该成为的样子,那么,在我们与一个人初次见面、加深了解进而相互交往以后,我们所获得的印象与这种说法会是多么地截然不同啊!

“原谅就是一切。”(《辛白林》,第5幕第5景)我们要用宽容的态度来对待人们的缺点、愚蠢和恶劣的行径,因为我们眼前看到的只是人类的共同缺陷。而我们之所以会对这缺陷这样愤怒,只因此刻我们自己还没有显现这些罢了。

也就是说,它们并未现于表面,而是藏在深处。如果有机会,就会马上现身,这好比我们从他人那里获得的经验,即使某种弱点在某个人身上会更加清晰,但不能否认的是,由于人具有个体差异性,在一个人身上的全部恶劣因子要比在另一个人身上的劣根性的总和还要多。

生存的虚无感到处都有,显露无遗:生存的整个形态;空间与时间的无限,相形之下个体在空间与时间上的有限;现时的匆匆易逝,却是现实此时仅有的存在形式;所有事物间相互依存又相对的关系;一切都处在不断变化之中,没有任何驻留、固定的存在;无限的渴望伴随着永远无法得到的满足;一切付出的努力都受到阻碍,生命的进程就是这样,直到阻碍被克服为止……时间和它所包含的所有事物所具有的无常、易逝的本质,只是一种形式罢了,像这样的努力与拼夺的虚无本质就以此向生存意志显现而出,而后者作为自在之物,是永恒存在的。由于时间的缘故,所有的一切都在我们的手中立刻化为虚无,其真正价值也全部消逝了。

以往曾存在过的,现在已不再,就好像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但当前存在着的一切,在下一刻就成了过去的存在。所以与最重要和最有意义的过去相比,确实性就是最不重要和最没意义的现在所具有的根本优势。因此,现在与过去的关系,就相当于有与无的关系。

人们非常惊讶于这样的发现:在经过许多个千万年以后,自己忽然存在了!之后经过不长的一段时间,自己又会回归到漫长时间的非存在。这里面总有一些不妥—我们的心这样说。想到这样一些事情,即使是悟性很低的粗人,也可以隐隐触碰到时间的观念。若想真正步入形而上学的殿堂,就一定要清楚作为观念存在的空间与时间,这为我们理解其他同自然秩序完全不同的事物秩序奠定了基础。康德的伟大就在这里。

我们生命里的一切只在某一刻才属于现在时的“be”,当这一刻过去以后它会永远变成过去时的“used to be”。每当夜幕降临,就表明我们又少了一天。眼见我们原本很少的时间渐渐消失不见,这的确会让我们变得疯狂,所幸我们的内在深处还隐隐意识到:永不枯竭的源泉属于我们,生命时间可以借着这一源泉获得无限的更新。

基于前述这些思考,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理论:人生最大的智慧,就是享受当前的时刻并使它成为生命里永恒的目标,因为只有当前的这一刻才是唯一且真实的,其余的一切只是我们的想法和思绪罢了;不过我们一样也可以把这类做法看作最大的愚蠢,因为在随后的时刻发生的,会像上一刻那般梦一样消失得踪影全无,不复存在,这类东西永不值得用心地奋力争取。

唯有不断消失的现时才是我们生存的基点,此外没有其他。实质上,我们的生存形式就是连续不断的运动,那种朝思暮想的安宁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人类的生存就像一个跑下山坡的人—若想停下脚步就肯定会摔倒,唯有接着奔跑才能找到平衡以便稳住身体;或者好比在手指上掌握平衡的木杆;再不就就像行星,假如停止向前运行,就会撞到太阳。所以生存的根本特征就是运动不止。

在这样一个没有固定性的世界里,保持不变的状态是没法实现的,所有的一切都在变化与循环着。人人都在匆匆前行与奔驰,好比不断前行、做出很多动作以保证身体平衡的走钢丝的人—这样的世界,幸福无从谈起。

在一个柏拉图所说的“只有持续永恒的形成、发展,永无既成存在”的地方,幸福没有安身之处。没有人是幸福的,而每个人一辈子都在争取一种臆想的、却很少获得的幸福。假如真能得到这样的幸福,那他尝到的只有失望、幻灭的滋味。一般来说,在人们终于到达港湾时,搭乘的船只早已千疮百孔,风帆、桅杆更是踪影全无。但鉴于生活仅由稍纵即逝的现时所构成,现时的生活立刻就会完结,所以,一个人究竟曾经是幸福还是不幸,就不太重要了。

存在即失足,生活即幻灭

人所拥有的复杂又极尽巧妙的机体,就是生存意志所显现的最完美的现象,不过这机体最后仍会归于尘土,所以,这一现象整个的本质与努力显然也要走向毁灭。从本质上讲,意志的一切争取都是虚幻的—所有这些就是真实的大自然所给予的最朴实和单纯的表达。如果存在本身具有真正的不附带条件的价值,那么这个存在的目的就不应是非存在。歌德优美诗句的字里行间也隐含着这种感觉:

于古老塔顶的巅峰,

英雄的高贵精灵在上。

首先能从这样一个事实中推断出死亡的必然:由于人只是一种现象,因此也就不是“真正确实的”(柏拉图语)—假如人确实是自在之物,就不会消亡。而这些现象后面所隐含的自在之物,却由于自在之物的本性,只能在现象之内显现出来。

我们的开始和我们的结束,两相对比,反差是如此之大!前者在肉欲创造的幻象和性欲快感带来的意乱情迷里产生,后者则伴随着器官的衰亡和尸体散发的恶臭。在快乐享受生命的问题上,从出生到死亡常常走下坡路:天真无邪的童年,快乐幻想的青年,奋发图强的中年,年老体衰又让人怜惜的老年,临死疾病的折磨和与死神最后的战斗。所有这些无不表明:存在即失足,恶果越来越明显地显露出来。

生活即幻灭,没有比这更准确的见解了。一切的一切都正确地表明了这一点。

生活具有某些微观的特征:一个不可分的点被空间和时间这两种强力透镜拉扯。因此我们眼前的生活已被放大了许多。

时间仅是我们思想中的装置,经过某个意义上的时间的维持,为一切事物(当然也包含我们自己的虚幻存在)穿上一件实实在在的外衣。

为错失享受快乐或幸福的良机而懊悔伤心,这是非常愚蠢的!这些快乐幸福能维持到如今吗?只会变成某种无聊的记忆而已。我们真实享受经历过的事情都是这样。因此,所谓的“时间形式”只是个媒介,就像是特地为使我们清楚尘世间快乐的虚无本质而特设的一样。

不管是人类还是动物,其存在并不是某种永恒不变、最起码也是暂时不变的事物,刚好相反,这些皆是流动性的存在,只有连续不断的变化才成为存在,这就像是水中的旋涡。即便身体的“形式”暂时、大概地存在,但前提是身体物质要不停地变化,不停地新陈代谢。所以,时时努力获取适合流入身体的物质,就是人和动物的第一要务。同时,他们也会意识到上述方式只能暂时维持他们这样的生存构成,所以随着死亡的到来,他们非常渴望且身体力行地将其生存通过多种方式传递给将要取代他们的生物。这种奋斗与渴望,出现在自我意识中就是性欲;在对其他事物的意识,即对客体事物的直观中,则是以生殖器的形式显现的。这种驱动力就像是把珍珠串联起来的一条线,线上的珍珠就是那些迅速交替的个体生物。假如在我们的想象里加快这种交替,且在单一个体与整个序列里,只以永恒的形式出现,而物质材料一直处于永恒变化之中,由此我们就会认识到,我们不过是一种并不确定的、表面的存在。这种对生存的理解与阐释构成了柏拉图学说的基础,这一学说将告诉我们:存在的只有理念,而与理念相对应的事物,仅具有影子般的构成。

我们,只是单纯的现象,同自在之物完全不同—这一看法在以下事实中得到了最直观的阐释:持续的吸收与排泄物质就是保证我们生存的必要条件,对此(食物和营养)的需求常常循环出现。个中情形就好像那些需要供应物维持的烟火或喷射出的水流,供应物如果停止,现象也就随之渐渐停止、消失了。

也可以这样说,生存意志是通过纯粹的现象显露出来的,所有这些现象最后都将彻底地由有变成无。不过这种“无”及其连带现象一直都处于生存意志的范围里,并以此为根基。当然这些全是模糊难明的。

假如我们不再从宏观上审视世事发展的进程—尤其是人类世代更替的迅即及其存在假象的匆匆一现,而转为观察人类生活的精细之处(就像喜剧故事中所表现出的那样),于此,我们所得到的印象,就好像在高倍显微镜下观察充满纤毛虫的水滴,或察看一小块儿奶酪菌—螨虫们的辛苦劳动与时而发生的争斗让我们忍俊不禁,这就像在一个极为窄小的空间内大模大样地开展严肃而隆重的活动,在极为有限的时间内作出相同的举动,也会产生一样的喜剧效果。

每一部生活史就是一部痛苦史

我们要通过人的生存本身,来考量意志内在的、本质的命运,由此来证明:生命本质上就是痛苦。

不管在什么层次的认识上,意志皆是以个体的形式出现的。作为个体的人,在无限的时空中仍自觉是有限的,与无限的时间和无垠的空间相比,自身以几乎一个消逝的数量,投入到时空的无限。既然时间与空间无限,那么个体的人只会有一个相对的某时某地,个体所处的时间与地点也仅是无穷无尽中的特别有限的部分。真正个体的生存,只有现时当下。现在会不可避免地逃入过去,就是不断过渡到死亡,慢性的死。个体过去的生命,排除对现时存在的某些后果,除了铭刻的过去与这一个体意志相关的证据不论,既然已经死去、完结、化为虚无了,如此,个体在适当的情形下就一定会将过去慢慢淡忘,无论那内容是快乐还是痛苦。

我们早已在无知无识的自然界中发现其内在本质就是不断地、无休止无目的地追求挣扎,尤其在我们观察人和动物时,这一点就更加明显地显现在我们面前。人的一切本质就是欲望和挣扎,能与不可抑制的口渴相比较。不过,需要是全部欲求的基础,缺陷就意味着痛苦,所以人本来就是痛苦的,人的本质就逃不出痛苦的掌心。假如并非如此,人会因为容易得到满足,而即时消除了他的欲望,欲求的对象也就随之消失了。这样一来,恐怖的无聊与空虚就会乘虚而入,就会让人感到自身的存在和生存本身是不能承受的负担。因此,人生的过程就像钟摆一样,在痛苦与无聊间不停摆动;实际上,二者就是人生的最后两种成分。

构成意志现象本质的,就是那不停地追求与挣扎,在客体化的较高层次上,它之所以依然占据首要的与最为普遍的基地,是因为在这些层次上,意志呈现为一个生命体,并遵从供养这个生命体的原则;而让这一原则发挥作用的,恰恰在于这一生命体即是客体化了的生命意志本身。据此,作为意志最完美的客体化—人也就成了生物中拥有最多需求的生物了。人—全部是具体的欲求与需要,是无数需求的凝聚体。带着这些需求在这个世上生存,人只能靠自己,一切都没有定数,只有自己的需要才是最真实的。在如此直接而沉重的需求下,全部人生常常都在为维护那生存而忧虑着。这个世界对他来说,没有一点儿安全感。有诗为证:

人生如此黑暗,

危险如此之多;

只要一息尚存,

就这样、这样度过!

大多数人的一生都在为生存不断拼搏着,即使明知这场战斗的结果是失败。而让他们可以经得住这场艰苦卓绝的战斗的原因既是贪生,更是怕死;不过死毕竟常常站在后台,且不能避免,随时会走到前台来。生命本身就是处处布满旋涡与暗礁的海洋。人想方设法地想要避开这些旋涡与暗礁,尽管知道自己即便使出“浑身解数”成功避开这些陷阱,也会一步步走向那不可避免的、无可救药的、最终的海底葬身,并且是直对着这个结果,一往无前地驶向死亡。

不过现时需要注意的是,首先,人生的烦恼与痛苦很容易激增,以至于死亡竟成为人所期盼的事情,人们甘愿奔向它;其次,人刚刚在痛苦与困乏中得到喘息,空虚无聊立刻乘虚而入,以至于人又必然寻找消遣。那些有生命的事物忙忙碌碌地运转,原本是迫于生存,但是如果他们的生存已经毫无问题,他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因此,推动他们的第二个动力就是摆脱这种负担(即生存)的挣扎,让生存不会被感知,即打发时间、排遣空虚无聊的挣扎。

这样我们就看到,几乎所有无忧无虑的人在抛掉了一切其他的包袱以后,却把自身当作包袱了;现时的情形是,打发掉的每一小时,即曾经为此倾尽全力以使之延长的生命中扣除一分,这反而变成收获了。不过空虚无聊却也不是可以轻视的祸害,最后它会在人的面孔上描绘出最鲜活的绝望,它将使像人这样并不如何互助互爱的生物忽然急切地相互追求,因此它就成了人们喜爱社交的动因了。就如同人们应付其他的灾害一样,为了避免空虚无聊的侵袭,只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处处都有公共的设备。由于这一灾害与饥饿一样,会促使人们奔往最大限度的肆无忌惮,人们需要的是“面包与马戏”。费城的忏悔院以寂寞和无所事事让空虚无聊成了一项惩罚的措施;而这种恐怖的惩罚已导致罪犯的自杀。困乏是平民们平时的灾难,与此相对的,空虚无聊就是上流社会平时的灾难。在平民生活中,星期日就意味着空虚无聊,六个工作日就意味着困乏。

由此看来,人生是在欲求和达到欲求间被消磨掉了,愿望的本性就是痛苦。愿望的达成将很快趋于饱和状态。目标形同虚设:每拥有一物,就表明让一物失去了刺激,于是欲求又以新的形态出现,不然,寂寞空虚就会乘虚而入;不过和这些东西作斗争,并不比与困乏作斗争来得轻松—只有当欲求和满足相交替的时间间隔刚刚好,二者所产生的痛苦又减少到最低时,才能构成幸福的生活过程。这是因为,人们习惯上认为的生活中最美妙、最纯粹的愉快的部分(这种愉快能让我们从现实生存中超脱而出,让我们变成对这种生存一点儿都不心动的旁观者),就是没有目的和欲求的单纯的认识,好比对美的体味,从艺术上得到的怡悦,等等。只有一小部分人可以享受到(这对天赋要求极高),而即使是这一小部分人,其享受的过程也是很短的,而且因为自己具有较高的智力,让他们所能感知的痛苦比那些迟钝的人多很多;不但这样,也让他们显然孤立于和他们不同的人群,那一丝对美的享受也因此被抵消了。

至于绝大部分的普通人,他们不能享受这种纯智力的好处,那种从艺术上得到的怡悦,他们也没法享受,反而完全处在欲求的支配下。因此,如果想引起他们的兴趣,受到他们的青睐,就一定要通过某种方式刺激他们的意志,哪怕只是在可能性中稍稍地触动一下意志,但决不能将意志的参与排除在外。这是因为,与其说他们在认识中生存,不如说他们在欲求中生存更恰当:作用与反作用就是其仅有的生活要素。这一本性常常不经意地流露出来,从日常现象和生活细节上搜集这类材料非常容易,比如,每到一个旅游胜地,他们总是写下“××到此一游”。因为这些地方既然对他们不起丝毫反应和作用,他们就用这个来表达他们对此地的反应和作用。再如,他们并不满足于只是观赏一只本地没有的罕见动物,而是要与它玩耍,刺激它,抚弄它,这些行为同样是因为作用与反作用。人类刺激意志奋起的需要,在扑克牌的发明和流传上表现得更为彻底,而这恰恰显露出人类可悲的一面。

不过大多数情形下,我们都封锁着自己,避免让自己接触到这一苦药般的认识:生命本质上就还是痛苦。痛苦并不是从外部向我们涌来,痛苦不竭的源泉恰恰是我们自己的内心。而我们却常常为这从未远离自己的痛苦找其他原因当借口,就像自由人为自己找偶像,好让自己有个主人一样。我们不知疲倦地从这一个愿望奔向另一个愿望,即便获得的满足每次都会给我们许下诸多好处,但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多半没过多长时间就会转变成让人尴尬的错误—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在用妲奈伊德穿底的水桶汲水,并且急急忙忙地奔向新的希望:

只要我们所追求的,一天没有到手,

对我们来说,其价值就超过一切;

不过一旦拿到手,就立刻另有所求。

总有一个渴望紧紧牵引着我们,

我们这些渴求生命的人。

全部的满足、人们所谓的幸福,不论是从其本来意义还是本质上看,都是消极的,没有一点是积极的。这种幸福并不是因为它自身本来要降福于我们,而必定永远是个愿望的满足。

由于愿望(即是缺陷)本是享受的前提条件,如果达到满足,愿望即完结,享受因而也就结束了。因此,除了从痛苦与窘困中获得解放以外,满足与获得幸福更不能是其他什么了。想要获得这种解放,首先不只种种现实的痛苦要显著,安宁的愿望也要不断受到种种纠缠、扰乱,甚至还要有让我们感到不堪生存重负的致命的空虚和无聊,想要有所行动却又这样艰难—一切打算都会面临无尽的困难与艰辛,每前进一步,就会遭遇新的阻碍。不过,即便最后克服了一切阻碍达到了目的,人们能够获得的,除了从某种痛苦或愿望中获得解放以外,即又再回到这痛苦或愿望未起之前的状态外,也不会获得其他什么了—在前面对幸福所下的结论正是基于此,所以全部的满足或者幸福又不会是持久的满足与福泽,而只是暂时从痛苦或缺陷中获得解放,之后必定又进入新的痛苦或沉闷,比如空洞的想望、无聊的状态;全部这些都能从世界的生活本质中,从艺术中,尤其是从诗中获得例证。

这样就会发现,不管是哪一部史诗或戏剧作品,只不过是在表达一种为幸福而作的苦苦挣扎、努力和斗争,绝不是在表达一种永恒的完满的幸福。戏剧的主人公,受到写作的约束,历尽万千磨难和危险而艰难达到目的,一旦目的达成,便快速落下舞台的幕布(全剧终)。显然,在达到目的以后,除了指出那一醒目的目标—主人公曾想方设法要找到幸福的目标,不过是和主人公开了一个玩笑,除了指出其在达到目标后并没有比之前的状态好多少外,就再没什么可以演出的了。真正永恒的幸福是不可能的,所以这幸福也不能成为艺术的题材。田园诗的目的虽然是为了描述这种幸福,但很明显它也不能担此重任。在诗人手中,田园诗常常不自觉地成了叙事诗—一种毫无意味的史诗:琐碎的痛苦、琐碎的欢乐、琐碎的奋斗—最普遍的情形就是如此。

为什么不能达到永久的满足,幸福为什么是消极的—考察想要弄清楚的这些问题,都已在前面阐释过了:意志就是一种毫无目标、永无止境的挣扎,而人的生命与任何的现象都是意志的客体化,意志总现象的每个部分都打上了这一永无止境的烙印,从这些部分现象一贯的形式起,从时间和空间的无限起,直至全部现象中最完善的一类—人的生命与挣扎止,全都如此虚度了。那是一种好像在梦里徘徊着的朦胧的追慕与苦难,是在一连串琐碎思虑的陪伴下经过四个年龄阶段而达到死亡。这些人就像是钟表一样的机器,只要上好了发条就能走,却不清楚为何要走。每当有人出生,就表明一个“人生的钟”上好了发条,为的是一拍连一拍、一段接一段地重新演奏那已响起过很多次、连听都不想再听的街边风琴的调子,即使其中出现变奏也不足为怪—这样,每一个个体,每一张人脸及其一辈子的经历都只是短暂的梦—无尽的自然精神的梦,永恒的生命意志的梦;不过是一幅飘忽不定的画像,任凭意志在它那无尽的画幅上随便涂抹,画在空间和时间上,让画像有个片刻的停留—同无尽的时间相比接近于零的瞬间,随即抹掉以便为新的画像腾出空间来。

但是不管是哪一个如此飘忽的画像,哪一个如此肤浅的念头,不管它怎样激烈,怎样承受深刻的痛苦,最后都一定由整个的生命意志,用害怕已久却终将面对的死,苦涩的死,来偿还。人生难以想通的一个方面就在这里;目睹一具人的尸体会让我们突然变得严肃起来,同样是出于这个道理。

单个个体的生活,假如从整体看,并仅关注大体的轮廓,所见只有悲剧;不过细察个别的情况,又会见到喜剧的因素。这是因为,一日间的蝇营狗苟和辛勤劳动,一刻间的别扭淘气,一周间的愿望和忧虑,每一时辰的差错,在经常打算戏弄人的偶然性与巧合性的润色下,都变为喜剧性的镜头。不过,那些没有实现的愿望,徒劳的挣扎,为命运残忍践踏了的希望,一生中所犯的那些错误,以及慢慢增加的痛苦和最后的死亡,就组成了悲剧的演出。如此一来,命运就好像在我们一生遭受痛苦后又特别加入了嘲笑的成分。我们的生命难以避免地注定会含有全部悲剧的创痛,但同时我们还不可以用悲剧人物的尊严来自许,而是被迫在生活的各个细节里成为那些猥琐的喜剧形象。

尽管每个人的一生都充满烦恼,使人生常常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中,却依然没法弥补生活对填充精神的无力感,消除人生的空虚和肤浅;也没法拒绝无聊—它全心等待去填补忧虑空出的每一个间隙。因此又会出现另外一种情形:人的精神除了应对真实世界带来的忧虑、烦恼和无谓的忙碌外,还有多余时间在种种迷信的形态下创造出其他幻想世界。人会依据自己的形象来创造诸如妖魔、神灵和圣者等东西,随后往往会对这些东西定期或不定期地献祭牲畜、祈祷、修缮寺庙、许愿、朝拜、迎神,诸如此类。

这些行为往往与现实有着密切的联系,甚至还会让现实蒙上阴影。现实所发生的任何事都会被认定是那些鬼神在主导。只是与鬼神打交道就占去了人生很大一部分时间,并不断维系着新的希望,在幻觉的作用下好似要比与真人交往有趣得多。这就是人们双重需要的特征与表现:对救援和帮助的需要;对有事可做和打发时间的需要。

我们已经十分概括地考察了人生最基本的轮廓。在这个范畴内,先验论让我们坚信,从根本上说,人生已不会有真正的幸福。在本质上,人生就是一个形态繁多的痛苦、惯常不幸的状况。而假如我们现在尽量用事后证明的方式来研究具体的情况,想象一些场景并在事例中描绘那不可名状的烦恼、经验以及历史所指出的烦恼,而不去考虑人们是向什么方面看,出于什么念头进行研究,这样,我们就能在心目中更清晰地唤起这一信念了。

我们关于不可避免的、源于生命本质的痛苦所作的论证,本质上是冷静的、哲学的。每一个从青年时的幻想中清醒过来的人,假如他注意过自己和别人的经验—不论是在生活中,在当下和往昔的历史中,还是在杰出诗人的作品中—从许多方面作过观察,而且没有受到什么深刻成见的影响以致影响他的判断力,那么他或许会认识到如下的结论:人世间是一座偶然和错误的王国,在这一国度中,凡事都由它们支配,不管大事还是小事。

除了它们以外,还有愚昧和恶毒在旁挥动皮鞭,任何较美好的事物唯有突围这一条路可走,但非常艰难!高贵和明智的事物难以发挥作用或受到人们的关注;不好,思想王国中的谬论与悖理,艺术王国中的庸俗与乏味,行为王国中的得以恶毒与奸诈,事实上除了只被片刻的间歇打乱外,一直都掌握着统治权。与之相对应的是,每一种卓越的事物往往只是个例外,而且是百万分之一的概率。

而对于个人的生活,可以说每一部生活史就是一部痛苦史。从规律上来看,人的一生就是一系列不停发生的大小事故,即使人们极力隐瞒也不能掩盖这一事实。人们之所以隐瞒,是因为他们明白,别人想到这些恰恰是自己现在能够幸免的灾难的时候,必定难以产生关切和同情,而简直要说是感到满足了。但也许完全不可能有这样一种人,假如他是清醒和坦率的,会在他生命之火燃尽的时候还甘愿重复此生的经历;若是这样,他宁愿选择从来没有在这世上存在过。

天才就是静思默想的人

大部分人从一出生就成为平庸中的一员,他们的脸上有着庸俗的表情,从他们脸上能够清楚地看出:他们的认识活动完全唯他们的意志活动是瞻,二者被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以至于他们除了与意志及其目的相关的事物外,不能感知其他事情。天才的表情—这是一切禀赋很高的人都相像的地方,它来自家族遗传—相比之下就非常突出,他们的智力从为意志的服务中解脱出来,认知活动胜过了意志活动。

由于所有痛苦都产生于意志活动,而认知本身却是毫无痛苦或愉快的倾向的,因此,这让天才人物饱满的额头和清澈、直观的眼神—由于它们没有屈尊于意志及其需要—带上了一种巨大的、好似脱离了尘世的喜悦气质。有时,当这种喜悦被充分表现出来时,脸部的其他器官,尤其是嘴巴,流露出来的忧郁正好与之相配合—这种结合可由乔尔丹诺·布鲁诺在一部喜剧中的佳句恰如其分地表达出来:“悲哀夹杂着愉快,愉快夹杂着悲哀。”

作为智力根源的意志反对智力从事任何与意志毫不相关的其他事情。因此,只有当智力脱离意志时—即使只是一时—它就有可能对外部世界做出纯粹客观和深刻的认识。只要智力依然受意志的束缚,它是不能靠一己之力活动的。只要意志不唤醒智力并让它行动起来,智力就会处于沉睡的状态中。如果它被意志唤醒,就会根据意志的利益对事物之间的关系作出十分精准的了解和判断。精明人就是如此,当然他们的智力必须一直处于被意志唤醒的状态,必须受到意志活动剧烈的刺激和鼓动。

不过,正因为这样,他们也就没有机会认识事物的客观本质。由于意志活动和目的打算让他们的眼光变得狭隘,他们仅仅看到事物中与意志和目的有关的一部分,对其余的部分视若无睹,其中一部分则被曲解后在人的意识中出现。例如,一个风尘仆仆的旅行者,只会把莱茵河及其河岸看作地图上浓重的一撇而已,河上的桥梁就是断开这一大撇的一条细线。而在一个头脑中满是目的和打算的人看来,这个世界就是作战计划图中一处美丽的风景。当然,这些是帮助准确理解的较为极端的例子;不过,意志轻微的兴奋和激动就会带来认识上的一些与前面例子相似的歪曲和变形。只有当智力脱离意志活动的掌控,自由面对客体,且在没有意志驱动的情形下依然处于特别活跃的状态时,世界才显示出真正的色彩和形状,所有和正确的含意。

当然,出现这种情形与智力的本质和使命相悖,因此,从某种程度上看这种情形是非正常的,也是特别稀有的。不过,天才的真实本质也正在于此,也唯有在天才身上,上述状态才能以非常高的频率出现。但对于其他人,只有在与此相似的情形下,才会偶然、例外地发生。在《美学的基础》中约翰·保罗把天才的本质定义为静思默想,我把这个定义理解为我前面阐述的意思。也就是说,普通人沉溺于纷乱、骚动的生活里,因为他们的意志,他们被这种生活所奴役,他们的头脑中充满了生活中的事物和事件,但他们却对这些事物视若无睹,甚至连生活的客观含义都没法领会。这就好比在阿姆斯特丹交易所内的一个商人,旁边的人说话他都听得到,但整个交易所发出的好似大海的轰鸣、连续不断的嗡嗡声他却听不见,而这种声音却让远观者非常惊讶。

相形之下,天才的智力和自己的意志,也就是和自己的个人是处在分离状态的;许多相关的事情并未掩盖这世界和事物本身的本来面目。相反,天才对这些事物有着非常清晰的意识,并且,在这些事物的客观表象中能发现和认识这些事物原本的样子。从这种意义上讲,天才就是静思默想的人。

正是因为这种静思默想,画家才能把他看见的大自然忠实地在画布之上再现出来。文学家则运用抽象的概念,精准地重新召唤出直观所见,把普通人只能感知的一切用语言表达出来,进而引入听众抑或读者的意识里面。动物毫无与人类相似的静思默想行为。它们具有意识,也就是说,它们能认出自己及其能感受到的苦与乐,以及引起自身苦与乐的东西。不过,动物的认识向来都是主观的,永远都不会客观,在它们的认知中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天经地义的,所以它们所了解的东西永远都不可能成为用于描绘、表现的题材,也不会成为需要思考解决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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