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弄堂里厢的小胖子
俗话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这话是有一定道理的。
通过对一个人童年的观察，我们至少可以在两个方面对他有所了解。
其一，是这个人的遗传基因。
这里说的“遗传基因”并不是严格指生物学、遗传学意义上的“遗传因子”，而是更为宽泛的父母长辈在基因上对子女个体的定性。这种定性既体现在生理范畴—子女的身高、体重，是否健康、强壮，有无遗传病史等；同样体现在心理范畴—子女内向或是外向，胆大或是胆小，文静或是好动，善谈或是寡言……而这一切，都是他成年后迈向成功道路的重要决定因素。
种子的品质特性决定了植物的优劣特征，继承自父母的“遗传基因”，同样是一个人成功道路上最基础的决定因素之一。
其二，是这个人的生长环境。
“孟母三迁”的故事，告诉了我们环境对儿童成长的巨大影响。“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特别对于儿童而言，成长环境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心理特点、个性倾向的建立，影响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最终形成。父母长辈的适度关爱、学校老师的正面引导、同学玩伴的和睦相处……出现在身边的每一个人、发生在身边的每一件事，都会对其人格、性格、品格构成至关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甚至能在一定程度对个人生理、心理方面的先天特征予以修正，扬长避短。
培育一棵好的盆栽要从幼树时期开始整形修剪，培养一个优秀的人才同样要从最关键的童年时期着手教育指导。
应该说，曹可凡拥有一个相对优越的生存环境—无论是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曹可凡的祖上都为家族留下了颇为丰裕的财富。作为荣氏家族的左膀右臂，被称为“面粉二王”王氏家族的大女婿，曹可凡的祖父凭借着自己的努力以及伯乐的赏识，成功摆脱了昔日低微穷困的生活，为自己的家庭赢得了迈向富裕殷实的第一桶金，也为子孙后代换来了一个幸福的成长环境。
然而第三代，往往是一个家族中最微妙，也是最关键的一代。
西方有一句谚语，叫作“三代才能培养出一个贵族”；而中国又有一句全然相反的谚语，叫作“富不过三代”。这说明，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人们都将第三代的作为看成家族成败兴衰的关键。到底是“龙生龙、凤生凤”“虎父无犬子”，还是在娇纵、奢侈的环境下沦为纨绔子弟，没有人能够预知结果。
特别是在新旧中国交替之际，逐渐兴盛发展的曹家究竟会往哪个方向发展？作为家族关键的第三代，在上海出生、成长的长子嫡孙，曹可凡究竟是在什么样的家庭环境下长大，父母的遗传、环境的变迁又对他的成长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不妨让我们追溯到四十多年前，从曹可凡小时候的生活中，追寻些许成年后的影子？
（一）我的父亲
我的祖父总共生有六个子女，两个女儿，四个儿子。在这其中，我父亲排行老三，上头有两个姐姐，他是家中的长子。
父亲他们出生的年代，正是近代中国最混乱的时刻，到处都在打仗，生意也非常难做。对绝大多数老百姓来说，都会有种过一天是一天，过了今天不知道明天的感觉。
在这种时局下，大户人家总会想方设法把孩子送去国外，一方面是接受更先进的教育，更主要的还是躲避国内的战乱，让孩子们在一个相对安稳的环境下生活。
祖父的想法也是如此。在解放战争时期，祖父将他的两个儿子—我的二叔、三叔送去了美国念书，身边只留下了我的父亲和四叔。之所以把这两个孩子留在上海，是因为我父亲身体不好，有着比较严重的肺病—在当时，肺病可是非常严重的疾病，祖父实在不放心让我父亲背井离乡去海外生活；而我四叔则是最小的一个孩子，那时候年纪实在太小，没法送去国外生活。
所以，在我小时候的记忆中，只记得二叔、三叔都只在祖父和父亲的口中出现过，虽然时常有书信往来，但真正见面却是我成年以后的事了。而时至今日，我的祖父、父亲、二叔、三叔、四叔以及两个姑姑都已经相继过世。
虽然没能去国外念书，但作为有钱人家的孩子，我的父亲依然接受了良好的教育。父亲从小在教会学校念书，大学毕业于中国近代最著名的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许是受到家族代代经商的影响，尽管父亲自小对中国历史兴趣浓厚，但他依然选择了经济学作为大学的主修专业。父亲的逻辑思维能力很强，思路清晰缜密，办事规范严谨。毕业之后他进入了中国纺织机械厂担任工程师，属于新中国为数不多的高学历青年才俊。
父亲是一个非常传统的知识分子，爱看书，爱学习，而且有着很强的主动学习能力和自我学习意愿。早些年，在我们锦园的家里，专门有一间他的书房，里面密密麻麻地摆满了各式各样的书，其中不少是原版外文书—有英文的、俄文的、德文的、日文的……
为了能读懂这些书，父亲非常勤奋地自学外语。在他很小的时候，他就开始学习俄语，还特地雇了俄国老师来家里给他上课；后来，他又自学了德文，因为没有请老师教，当时也没有什么德语录音教材，所以他学的只能叫作“哑巴德语”—会看、会写，但一句都不会念；到了抗战时期，上海沦陷，正在读小学的父亲又在日本人的命令下开始学习日语，并且很快就达到了阅读日文书籍的水平；当然，由于他毕业于美国人创办的教会学校，英语水平几乎等同于母语，无论是文字阅读还是言语交流都丝毫没有障碍。可以说，在语言方面，父亲是有着很高的天赋的。在这一方面，我非常幸运，得到了他的些许遗传，更得到了他的悉心指导。这对我现在从事语言工作可谓是受益匪浅。
（二）“文革”穷日子
1963年，我来到了这个世界。
在我刚出生的时候，家里的条件还算优渥。祖父留给父亲的家产还都在—除了锦园的房子以外，父亲手头还有一些面粉公司、棉纺公司的股份，每年都能拿到分红。除此以外，作为工程师的父亲每月能拿到109元工资，这在那个年代算得上是很高的收入标准了。所以那个时候，家里依然能住宽敞的房子，吃得好穿得好，还有佣人伺候，几乎算得上是衣食无忧。
然而，好日子没过多少年，家道便在整个国家的动荡中中落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
“文革”时期经常提到的“阶级敌人”有：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坏分子、叛徒、特务、走资派、知识分子—社会把这些人统称为“黑九类”。爸爸拿过国家的“定息”，便直接被戴上了“资产阶级”的帽子，受牵连自是难免的。
最先是被批斗。红卫兵冲到家里来，把爸爸、妈妈，还有我，全部抓到外面去游街示众。这个叫作“游斗”，在当时是非常流行的。我父母以及其他一些挨批挨斗的大人，每人脖子上都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他们的“罪行”。我那时还小，只有三四岁，小学都还没有上，但即便如此，他们还是很“细致周到”地替我准备了一块小一号的牌子，同样挂在脖子上，上面写了些什么罪状我是完全不明白的，总之被押出去和大人们一起游街示众。
“文革”的遭遇给我全家，特别是我的父亲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痛。但对我而言，回想那一段经历，似乎只是一段荒唐的笑谈。现在的我也说不清楚，那时究竟是因为年纪太小，记不得那些不愉快的事，还是因为年纪太小，红卫兵觉得我没啥批斗的价值。总之“文革”被批斗的经历，我有，但印象不是很深。
比起被批斗，家中经济状况突然变得窘迫，我是印象深刻的。
工厂停工闹革命，父亲的工程师显然是干不成了，被迫下放劳动改造，每月109元的工资也停发了。公司的股份都成了废纸，年底也领不到“定息”了……到最后，就连我们一直居住的锦园的房屋也被占去了大半—红卫兵把我们统统赶到了四楼的几间房间，楼下住进了好多不知从哪里来的“革命群众”，这些不速之客莫名其妙就成了我家的“邻居”。
总之，日子过得越来越艰难。家中最主要的经济来源没有了，家里雇了好多年的佣人也陆续离开，洗衣、做饭之类的家务劳动便平均分担到了每一个家庭成员的身上。记得在我读小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每天早上五点出头就得起床，跑到东诸安浜路的菜场去买菜，回家后按照妈妈教的步骤来淘米、烧饭。这种事，放在现在的小孩子身上，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但在我们那个年代，则是再寻常不过了。
然而，无论环境多么恶劣，生计多么困难，我父亲依然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着知识分子固有的生活习惯。父亲每天早上风雨无阻的两个习惯，看起来有些风马牛不相及：一个是喝咖啡，另一个是打太极拳。他每天早上四点起床，先在弄堂里打一套“杨氏太极拳”，接着坐20路公交车从愚园路赶到外滩，去中央商场里喝一杯咖啡，再看上一个钟头的书报杂志—那时在中央商场，还能看到日文版的《人民中国》，这也是仅有的阅读外国杂志的途径—然后再坐公交车去杨浦区军工路上班。
年复一年，家里的储蓄越来越少，日子越过越紧，很快就出现了入不敷出的状况。在这种情形下，父亲只能和其他大户人家一样，变卖家中值钱的东西以维持生计。家具、首饰之类的卖完了，就开始卖书。父亲爱读书，在家收藏了好多珍贵的外文书籍，有的还是当初从香港乃至国外带回来的。在我家经济最困难的时期，父亲就是依靠变卖这些珍贵的外文书籍来维持家中开销的。
再说回那些突然住到我家楼下的“革命群众”。那时候有资格住进来的，都是所谓“根正苗红”的家庭。在他们眼里，我们全家都是“阶级敌人”，所以从骨子里看不起我们。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楼下的一对姐妹，对我家的态度特别恶劣，时不时就会和我家闹出一些矛盾，发生一些争执。
锦园的房子都是砖木结构，整体的隔音不是很好，一旦住的人多了，自然会互相影响。每天晚上，只要我们楼上的小孩儿发出一丁点儿声响，这对姐妹就会跑上来大吵大闹。碰到这种事情，我的爷爷、父亲总是尽量忍让，避免和她们发生冲突。记得有一次，她俩冲到楼上来骂我父亲，我父亲实在是太老实了，束手无策，而我那时虽然年纪小，但实在被骂得忍无可忍，一时怒火中烧，一手抄起把菜刀，一手提起个热水瓶，对着她们大喊：“你们谁要再敢骂，我拿开水浇你们！”
当然，如果母亲在家，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我母亲没有知识分子那样懦弱的性格，“口吐莲花”的才能少有人能企及，她可不像家里的男人们那样好欺负，每次和楼下吵架都能全胜而归。所以，她们看到我母亲特别害怕，只敢在她不在家的时候欺负我父亲。
艰难的日子经历了6年之久。1972年，虽然“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但另一件重大的政治事件使我家的生存环境稍稍得到了改善。那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双方发表《上海联合公报》，宣告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
在那之后，远在美国、香港的亲戚们渐渐与父亲有了联系，我们家的“海外关系”一下子就派上了用场。亲戚们知道大陆物资极端匮乏，就定期给我们家寄送生活必需品。美国的叔叔间或会给我家汇上些许美金，香港的亲戚也会时不时给我们寄些罐头火腿、固态食用油等“上档次”的生活物资。至此，我家靠变卖藏书才能填饱肚子的苦日子可算结束了。
又过了几年，“文革”结束，我父亲的工资又重新调回了109元，我家的经济条件又重新回到了“小康”水平。
（三）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是精神病院的护士，她天资聪颖、做事麻利，且有远见卓识。我的一生，受母亲的影响非常之深，特别是在我小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一件足以改变我命运的事情，当时母亲的应急处置，充分体现了她不同于常人的智慧与气魄。
母子
那时我读小学二年级，我家对面有一个“烟纸店”，我经常会在下课回家的路上买个梨，边走边吃。那天我像往常一样走去“烟纸店”买零食，在路上走着走着，忽然从我后方快速驶过一辆三轮机动车，一下子就把我撞倒在地。
那时候的我不算太胖，但也是个“大块头”，三轮车这么一撞没把我撞飞，却鬼使神差地把我挂在了车尾，往前拖行了好几米。路上经过的行人见了，赶紧叫司机停车。司机起初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回过头一看才发现自己撞到了人，吓得脸色苍白，赶紧把我送到附近的长宁区中心医院。中心医院的医生一看，撞得还真不轻，不敢贸然处置，只是给我做了简单的包扎，然后转往瑞金医院进行治疗。
经瑞金医院的大夫诊断，我的左脚胫腓骨骨折了。那时候处理骨折唯一的方法就是上石膏，先把骨头正过来，然后用石膏做伤腿做一个笨重的“套子”，连脚带脚踝、小腿一起包起来，慢慢等骨头愈合。
然而，我总觉得有点儿不大对劲儿。起先是感觉石膏里的脚有点儿疼，我心想估计是骨折的缘故，也就没多在意；可过了几天越来越疼，而且似乎疼的位置和骨折的伤口不在一块儿，那显然就是有问题了。
不过当时我毕竟只是一个小孩儿，疼也不敢跟大人说，担心大人觉得是我是在“作”，所以只好忍着。那时候我的“忍功”真的是一流，也不哭也不闹，觉得痛了就做数学题，通过转移注意力的方式来忘却脚上的疼痛。
整整几天，几乎没有人察觉出我的异样，但母亲看出来了。她问我是不是哪里不对劲儿，我起初不敢说，后来实在瞒不住，就告诉了她。母亲做了那么多年护士，怎么说也是个专业人士，她判断一定是石膏绑得有问题，便立刻带我去医院复诊。
医生稍微看了看，也没在意，说有点儿疼是正常的，过两天就好。但我母亲却不认可医生的诊断，坚持让医生拆开石膏重新检查。医生不答应—石膏可不像鞋子，想脱就脱想穿就穿，在伤势没有痊愈的时候拆开检查，就意味着要把石膏砸碎，检查完还得重新做一个。这一方面费钱，另一方面医生也觉得麻烦，没必要。
但在这件事上，母亲却是据理力争，她跑去找到骨科主任，对他说：“如果你觉得没必要拆开石膏检查，就给我写个证明，万一将来孩子的脚有什么问题，我要跟你打官司！”骨科主任见我母亲那么坚决，实在是没办法了，只得把我脚上的石膏拆开重新检查。不看不要紧，一看吓一跳！因为石膏绑得太紧，患处局部已经发生了坏死！
后来医生说，幸亏母亲及时发现，并且坚持要拆开检查，如果再拖两天，我的这只脚很有可能就要截肢了。只是作为后遗症，在我的脚踝处至今还留着一个非常明显的疤，每次我看到这个疤，就会想到我的这条腿是母凭她敏锐的观察、科学的判断、强硬的坚持才被保全的。
这件事，到这里似乎就算是结束了，可是10年之后，却意外地出现了“后文”—后来我考上了第二医科大学—瑞金医院是二医大的附属医院—教我骨科课程的老师竟然正是那个为我诊治的瑞金医院骨科主任。都说无巧不成书，即使是生活中的真人真事，也会有那么多的巧合。
（四）母亲的朋友侯御之
在母亲工作的精神病院里，曾经收治过许多社会各界名人的亲属子女。这或许与那个时代多变的社会环境有关吧—在纷乱的时代洪流中，社会名流总是处于风口浪尖的位置，过山车般的生活更易使人的心理产生骤变。当然，也可能是因为普通百姓没有意识、没有条件把心理、精神层面的病人送去病院治疗。
在单位里，母亲是一个特别有“个人魅力”的人。医院里各部门的领导、各处室的大夫，没有谁不认识我的母亲，人人都会卖她几分“面子”；一块儿工作的护士更是将母亲视为“知心大姐”，无论什么事情都愿听她的意见。不仅如此，她与病患以及病患家属之间的关系也非常好，很多把亲属带来治病的人，在离开医院的时候，都能和她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在母亲的众多“病人朋友”中，有一家人家十分特殊。在一次极其偶然的机会下，母亲意外地与她们结缘，令我家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那家的男主人姓杜，名叫杜重远，是中国近代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位革命家、教育家、实业家，很早便遭反动派杀害了。妻子名叫侯御之，也是一位颇有声望的社会名流，独自一人抚养着一双儿女，居住在离我家不远的地方。
备注：
杜重远，吉林公主岭人。生于1897年，死于1943年。早年留学日本，归来后先是实业救国，开办了中国最大的砖窑公司；随后作为记者在全国各地宣传抗日，出版多本爱国刊物，并因此受过牢狱之灾；又放弃优越生活，携妻儿远赴新疆创办新疆学院；最终在新疆遭反动军阀盛世才杀害。
他的一生充满传奇，宋子文、张学良、周恩来等各党派要员均是他的密友，此外，在他身上还发生过三件足以载入史册的大事。
其一，1933年，邹韬奋主编的爱国周刊《生活》被迫停办，他挺身而出创办了《新生》周刊。由于在《新生》上刊登了调侃日本天皇的《闲话皇帝》一文，他遭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迫害，最终被反动当局以“诽谤罪”判刑一年又两个月。这是当年轰动中外的“新生事件”。
杜重远与侯御之在沪结婚
其二，三年后，在国内外各界人士的强烈抗议下，国民党当局被迫将杜重远“释放”，软禁在上海虹桥疗养院。在疗养院居住的那段时间，他多次与张学良、杨虎城商议抗日救国大计；重获自由后，他更是亲自前往西安与张、杨二人会谈，并最终成为推动“西安事变”发生的重要幕后策划人。
其三，又过三年，他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前往新疆从事教育工作，创办了新疆学院并担任院长，在当地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和马克思主义理念。在此期间，他曾聘请茅盾、赵丹等文学家、艺术家赴新疆任教，在当时形成风潮。后来，他被叛党投敌的新疆反动军阀盛世才秘密杀害，同时被杀害的还有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
侯御之：杜重远之妻，生于1912年，逝于1998年。她是中国著名法学家，爱国民主人士。
作为杜重远的妻子，侯御之的人生经历同样充满戏剧性。她8岁小学毕业，公派去日本留学，18岁大学毕业，22岁就成了中国第一个留日法学女博士。她能讲7国语言，琴棋书画无所不通，在日本享受近似于皇族的待遇，有人称赞她是“白梅独秀”，还有不少日本贵族称她为“公主殿下”，可见对这个女子的赞赏与倾慕。
然而在“九一八事变”后，她毅然放弃日本的一切，回国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并于1933年与志同道合的革命志士杜重远结为夫妇。婚后不到半年，侯御之便目送丈夫入狱，此后反反复复，始终处于丈夫被软禁、关押、通缉的不安之下；再后来随丈夫去新疆从事教育建设，当地艰苦的条件令从小过惯贵族生活的侯御之痛苦不堪。更为糟糕的是，没过几年丈夫再次被反动军阀逮捕，秘密杀害。原本是才子佳人的圆满爱情，却在国难之中化作了一出令人唏嘘不已的悲情故事。
杜重远牺牲后，侯御之带着三个孩子重新回到了上海，住在位于淮海路的一栋花园洋房里—这栋小楼正是当年宋子文送给他们夫妻的结婚礼物—过着孤儿寡母的艰难生活。
在新中国成立的时候，考虑到她特殊的民主人士身份以及“法学博士第一人”的学术背景，周恩来曾经有意邀请她担任新中国的司法部部长，却被她婉言谢绝。在那之后，她把所有的期望都寄托在了下一代身上，专心致志将膝下的二女一子培养成才。
（五）滴水之恩
在我的印象中，杜家的成员都非常漂亮，有气质。杜重远的妻子侯御之，年轻时的容貌与才华绝不逊于民国第一才女林徽因。即便到我记事那会儿，她已经年过半百，但身上的那股端庄、典雅、知性、大气，依旧给人一种“惊为天人”的感觉。所以在那时，我和我的同龄小伙伴都喜欢叫她“外国人阿婆”。
她家的孩子，同样有着与同龄人完全不一样的装扮与风范。在新疆的时候，侯御之和三个子女都遭到了反动军阀盛世才的残酷迫害，浑身都是病，唯一的儿子杜任还因受到刺激而有些精神失常，但这丝毫不能掩盖他们身上的“贵族气质”。即便在物质条件最艰难的时期，杜家的孩子仍旧穿着最光鲜的新衣服出门，特别是两个姐妹杜毅和杜颖，长得漂亮，气质好，走在马路上永远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因为儿子的精神状况不怎么稳定，所以“外国人阿婆”经常带着儿子来母亲所在的医院看病，一来二往，母亲对他们家的几个成员都有了印象。
某年冬天的一个夜晚，天气非常寒冷，母亲在医院急诊室上夜班。就在她四处巡视的时候，忽然看到两个姑娘畏缩在医院大厅的一条长凳上，瑟瑟发抖。母亲跑去一看，这不就是杜家两姐妹吗？为什么这么冷的天，大晚上还不回家，反而在医院待着呢？
母亲便上去询问。她俩闪烁其词，欲言又止，说是弟弟在家又犯病了，要打她们，她们没办法，只能从家里逃了出来，又没地方去，在街上走着走着，不知不觉就走到医院里来了。
母亲感觉有些不太对劲儿，因为从她们的双眼中，能够看出异于平常的惊吓与恐慌。当然，对于别人的家事，母亲也不便多问，当务之急是让这两个冻僵了的姑娘暖和暖和。于是母亲把她俩带进了护士值班办公室—那里有一间给值班护士休息的小房间，有桌椅有床铺，可以睡觉。那天晚上，杜家姐妹就在母亲的照顾下，在值班护士的休息室里过了一夜。
后来，母亲通过其他渠道知道，那天杜家姐妹之所以会出现在医院大厅，并不是因为弟弟旧病复发，而是红卫兵冲到她们家里抄家。杜家是大户人家，孤儿寡母住在花园洋房，特殊的家境令他们成了红卫兵“革命”的重点目标。那天晚上，大批红卫兵冲到他们家中，又打又砸又抢。侯妈妈眼见情况不对，赶紧让两个女儿逃出去避难，自己则留在家里保护儿子，在红卫兵丧心病狂的殴打下度过了一夜。
在那之后很多天，母亲都没有见到杜家姐妹和她们的母亲—第二天一早，有人来医院门口领走了杜家姐妹，然后他们全家人都好像消失了一般，一连好几天都没有出现。
又过了一段日子，忽然有人在妈妈工作的医院四处打听，某月某日急诊室有一个值班的护士叫什么名字—来打听的人正是杜家妈妈侯御之。那天晚上母亲带着一个很大的口罩，两姐妹从头到尾都没看到母亲的长相，所以一直不知道到底是哪个好心的护士“救”了自己。
后来，妈妈了解到，就在杜家遭到红卫兵抄家、殴打后的第二天，就有人给他们买了火车票，将他们一家四口送到了北京。到了北京之后，侯御之先带着儿女去找了当时的统战部副部长童小鹏，向他说明了全家的遭遇。
新中国成立后，杜家因为特殊的社会地位和政治贡献，一直是国家统战部重要的统战对象，这次的情况着实令政府大吃一惊。童小鹏立刻把侯御之和她的孩子们带去了钓鱼台西花厅，直接向周恩来总理汇报了此事。了解情况后，周总理立即发出特别指示：从今往后，严禁红卫兵靠近杜家。并且派专人对他们进行保护。
自那以后，杜家就再也没有受到红卫兵的骚扰。而为了感谢在最危急时刻救助杜家姐妹的恩人，他们特地托了一位朋友—瑞金医院口腔专家黄培喆教授寻找母亲，并向母亲表达了感激之情。打那以后，我家和杜家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在二医大读书期间，黄教授又正好是教口腔科的老师。
逢年过节，杜家姐妹就会邀请我们去她们家做客。杜家的房子特别大，而且他们的生活方式非常“洋气”。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去他们家过“圣诞节”—煎牛排、拌色拉、挂圣诞树……全部都是西式“范儿”—这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简直就是不可思议的。
“文革”过后，改革开放。杜家三姐弟陆续都去了香港，借助过去父亲的社会关系帮中国政府招商引资。而我家也同样不断受到他们的恩惠，包括后来帮我们家换房子、我生病的时候帮我找医院看病、在70年代帮我们家从海外带了第一台电视机……都是杜家对于“滴水之恩”的“涌泉相报”。
（六）父亲教我学习
都说孩子是父母的结晶，特别是对于长相俊俏、头脑聪明的孩子，人们通常都爱用“遗传了父母的长处”这种说法加以夸赞。对我来说，很难讲我从祖父、曾外祖父身上继承到了哪些“遗传基因”，但仅从我父母的性格、喜好来看，我也算是比较幸运地继承了两个人的长处。
我的父亲是一个传统知识分子，而且还是个“理工男”，所以有着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典型特征—理性思维、低调含蓄、性格内向、不善交际、讲求生活品质；而我的母亲却和父亲全然相反，她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却是“社会大学”的“高才生”—头脑灵活、性格外向、能力强、人缘广，擅长和不同的人打交道，积累不同的社会资源。
在我的身上，有着父亲遗传的头脑和思维。我的学习成绩一直都还不错—后来之所以能考上医科大学，还能以高分考上研究生，“工程师老爸”的头脑功不可没；同时我也遗传到了父亲身上的语言天赋—虽然不像他那样能掌握多国语言，起码我模仿各地方言惟妙惟肖，外语能力在主持人中也算比较强的。此外，我喜欢看书，喜欢音乐，喜欢书画艺术，这些兴趣爱好都有着我父亲的影子。
而母亲的遗传基因，在我的身上更加明显。她赐予了我“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的本领—这几十年我在待人接物方面做得还算不错，各界的朋友伙伴彼此都相处甚欢，这方面的能力得益于母亲的遗传；同时，她也赐予了我“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的能力—在主持界，我的口头表达能力、口语应用能力都还算不错，无论是台前还是幕后，说话比较风趣、得体，这同样得益于母亲的遗传。另外，在工作能力、组织能力、领导能力方面，母亲同样赐予我许多先天的优势。
当然，仅仅靠基因遗传是不够的，后天的教育和熏陶也是子女吸取父母优长的关键途径。在这方面，我父母对我的培养更是不遗余力。
在读书学习上，父亲给了我十分重要的指导，特别是在语言学习方面。因为时代的关系，我在小学和初中的外语课上学的并不是英语，而是俄语。但事实上，在20世纪70年代初，中苏关系就已经彻底交恶，且丝毫没有修复的趋势，反倒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建交后，中国与西方的关系进入了破冰期。了解历史的父亲在我语言学习的道路上做出了十分明智的判断—他认为今后学习俄语将毫无用处，相反英语学习将成为必须。于是，他便在我放学回家之后，亲自教我学英语。
父亲的外语水平很高，在他学习语言的过程中，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学习窍门。他告诉我：学习英语一定要掌握两大诀窍，一个叫“imitation”，就是模仿，这个是最重要的；另一个叫“practice”，就是实践。任何东西，一开始先要学“像”，然后通过反复的练习，才能最终学“会”。一个英语单词，看一千遍、一万遍，都只能算是学了一遍，只有在电视、杂志、课本等不同的地方看到这个单词，理解这个单词在不同环境下的不同意义，才算是真正懂得了这个单词。
因此在我学英语的时候，他从不要求我背单词，而是找来一些音频的学习材料，让我反复听，照着录音跟读。读上10遍、20遍、30遍，自然也就掌握了。我一直按照父亲教的这个方法来学英语，效果明显。考上高中后学校也开始上英语课了，很多以前学俄语的同学一开始完全跟不上，但我的外语成绩却丝毫不比那些从初中就开始上英语课的同学差。到了大学虽然我学的不是英语专业，但同样需要阅读很多英语的医学资料，里面的一些英文医学术语非常复杂，但我学着却一点儿也不费劲儿。
后来中日邦交正常化，父亲又开始教我学日语，用的也差不多是同一套方法。虽然在我日后的学习、工作中使用日语的场合并不多，但谁又能想到，我会在2011年的时候出演电影《金陵十三钗》，其中有好几个场景都用到了小时候父亲教过我的日语。
不仅仅是语言学习，父亲更帮助我养成了爱看书的好习惯。家中的藏书虽然在“文革”时期变卖了不少，但依然留有许多十分有价值的书籍。等我识字以后，父亲就推荐我看各种类型的书，特别是文史哲方面的，一方面让我学习更多课堂上没有的知识，另一方面让我养成爱看书、爱学习的好习惯。
全家照
所以，虽然我在大学读的是医科，但对文史哲同样有所涉及，只不过比较凌乱，缺乏系统性，特别是对民国时期的文化、历史可以说是无比痴迷。而这些都和小时候在父亲的影响下看了大量民国时期的文学、历史作品分不开。
此外，在音乐方面父亲也同样给了我许多熏陶。他喜爱听古典音乐，于是就带着我一起听，还把那些音乐家们的故事讲给我听。在那个时候，什么莫扎特、贝多芬……我都不懂，听过也就听过了，但等我长大了，开始正式接触这些东西的时候，儿时的记忆便复苏，让我觉得那些音乐是如此亲切，如此熟悉。
（七）学琴记
说起音乐，在我童年中还有过一段学琴的经历。
我从小比较顽皮，每天一下课，就带着小伙伴们在弄堂里疯玩。记得有年夏天，锦园里有几幢房子正在装修，我便带着小伙伴们一起爬到脚手架上玩儿。忽然看到有一户人家窗户没关，我们便偷偷爬进去寻觅一番。搜索的结果，是发现了保温桶里的几支绿豆棒冰，这等好东西怎能放过？我们几个小伙伴三下五除二就把棒冰消灭干净了，带着胜利的喜悦扬长而去。
可万万没想到，这户邻居的侦察本领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计，才刚到晚上，我们的罪行就被“侦破”了。结果可想而知，邻居跑到家里来告状，结果少不了一顿打。
父亲在“文革”期间是吃过不少苦头的，这让他原本就谨小慎微的性格变得愈发胆小。对于我这么个捣蛋鬼儿子今后会不会闯出什么大祸，他心里一直担心得很。因此，他总是想着，有什么办法能让我老老实实待在家里，尽量少在外头“疯”。
另一方面，我家成分不好，属于“资产阶级”。在那时候，成分不好的小孩儿想要读大学、当兵或者做工人什么的，简直是痴心梦想。对于我长大后的生计问题，父母甚是担心。看着其他“资产阶级”成分的家庭都把孩子送出去学手艺，他们也有了这样的想法—让孩子去学习个一技之长，既能减少在弄堂疯玩的时间，将来说不定还可以靠手艺混口饭吃。
至于学什么好呢？父亲喜欢古典音乐，尤其对小提琴演奏偏爱有加，他希望我能够成为一名出色的小提琴演奏家，便用平日里省吃俭用攒下的钱为我买了一把小提琴，让我去学拉小提琴。
当然，学拉小提琴也是要请老师支付学费的，费用不算高，一节课也就是一两块钱的样子。但那时候我们家正处于困难时期，即便是一两块钱也是一笔巨大的支出。
就这样学了3个月左右，忽然有一天父亲让我拉给他听，看看这段时间学得怎么样了。于是我就拉了一段给他听。学过乐器的人都知道，像小提琴这种乐器，没学个一年半载是完全拉不成调儿的，更何况我那时才小学一年级，人小手小连琴都端不稳。结果可以想象，我第一次的小提琴“汇演”惨不忍睹。
可父亲听了之后却说：拉的蛮好的嘛。我也知道，他只是在安慰我而已。自那以后我也就没再去学小提琴了，倒不是因为我拉得太差，主要还是家中的经济条件所限。父亲听了我的表演，确信我在小提琴方面真是没啥天赋，那也就没必要再花钱去学了。
于是父亲又说，干脆换个东西学学吧。学什么呢？知识分子出身的父亲终究不愿意让我去做裁缝、木匠之类的粗活儿，依然想让我学习艺术。商量了半天，最终决定学琵琶，原因很简单，我有个姨父是上海音乐学院的琵琶老师，在当时也算是颇有名气的琵琶演奏家，跟着他学习，起码可以把课时费省下来。
就这样，我放下了小提琴，拿起了琵琶，继续学琴。每周日，我都要抱着那把巨大的琵琶，坐公交车去姨父家学琴。姨父虽然是“自家人”，但教起课来异常严格。除了每周一次上课，还要求我每天练琴两个小时。当然，这对父母来说，着实是省心了不少。
弹琵琶
为了防止我偷懒，父母让祖母帮忙监督我练琴。每天我做完功课，祖母就搬个凳子坐在我身边，还特地拿出家中的小闹钟，把闹铃调到两小时，然后搁在旁边的小桌上，一边做事，一边监督我弹琵琶。
就这样，每天弹琵琶的这两个小时，成为我一整日最痛苦的两个小时。那段时间正是其他小伙伴在弄堂里玩耍的时候，他们见我被困在家中出不来，便趴在我家窗户下高声尖叫我的名字，也不知道是诚心唤我出来玩儿，还是故意刺激我。听着窗外小伙伴们嬉笑打闹，我却还得端个琵琶，苦练两个小时，那是多不甘心啊！
不得不说，“急中生智”这句话是绝对有道理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很快就想到了一个能够减少练习时间的“馊主意”。在那之后，每天练琴的时候，我都会想办法把祖母支开一小会儿。一旦祖母走开了，我就立刻把旁边的小闹钟拨快十几二十分钟。祖母年纪大了，记性也不好，再加上那时候家里的计时工具有限，通常发现不了。
糟糕的是，有一天弹完琴我在外面玩儿得兴起，忘了在父母下班前把时间拨回来。父亲回家后发现闹钟的时间不对，立刻就拆穿了我的“诡计”。接下来的待遇相信大家都能猜到，小时候说不定也都体验过—父亲把我狠揍一顿。
虽然我小时候也顽皮，但书生气十足的父亲很少打我。那一次之所以那么生气，主要还是担心我学坏，万一尝到了骗人的甜头，习惯坑蒙拐骗的营生，那人生就走入歧途了。
（八）跟着妈妈见世面
与父亲不同，我的母亲虽然只是个护士，但在社会大课堂上，她的“知识”却比我父亲“渊博”得多。在单位里，无论工作能力还是人缘威望，她都是数一数二的。
前阵子我去了趟美国，听说母亲有不少老同事现在都在那边，就特地去见了其中的一些。据他们介绍，当时在医院中，即便是一些科室主任，见到我母亲都要忌惮三分。一方面是因为她的业务水平高，怕被她指出什么差错；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她在单位威信高，医生护士都听她的。
父亲和母亲都非常喜爱文艺，那时虽然正逢“文化大革命”，但在上海还会举办一些文艺演出。只不过由于演出稀少，买票一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即便后来我家经济条件好转了，但有钱也未必能买到这些演出的入场券。
这种情况下，我父亲就会在剧场门口等退票。每当有演出的时候，他就会叫我在家待着，别烦他，他跑去剧场等退票，有点儿像现在的“黄牛党”。在这方面他还真有一套，往往都能找到想要退票子的人，问他把票子买下。一旦等着了退票就赶紧回家叫上我和母亲，一起去看演出。久而久之，看戏就成了我家的一种家庭文化。
当然，不能指望每一次的演出父亲都能买着票，家里也没那么多钱。这时，母亲的交际圈就派上“大用场”了。通过工作关系，母亲结识了许多文化界、文艺界、体育界的朋友，而她的这些朋友，无一例外都成了我家“文化建设”的重要“投资人”。
和父母参观展览
在我母亲的朋友中，有当时的中国女子乒乓球国手、世界冠军郑敏之—她的两个妹妹都曾是母亲医院的病人，在治疗过程中得到了母亲的许多照顾，于是结为好友。她经常送给母亲各类体育比赛的观赛券，每次拿到之后母亲都会带着我去看比赛。
还有一个是原中国剧场的经理，她经常会给我母亲一些话剧、戏剧、音乐会的门票，母亲同样会带我去看，后来那个阿姨调到黄浦区做了剧院经理，那边能看到很多的内部电影（那个时代普通老百姓是没有机会看海外电影的，多数片子只针对特殊人开放，所以叫作“内部电影”），她也会时不时给我们一些电影票。
上述的那些与母亲交好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包括先前说起的杜家姐妹，他们都给我提供了许多普通人很难获得的增长见闻、提升素养的机会，这些人都对我的成长提供过重要帮助。
一个电视节目主持人，从稚嫩到成熟，通常要经历两个“怕”：一个是“怕镜头”，面对镜头不知道该怎么应对，手忙脚乱；另一个是“怕名人”，面对名人不知道如何开口，手足无措。而对我来说，从第一次登台开始就能做到不受这两方面的影响，这同小时候跟着母亲“见世面”的经历关系很大。
比如说，有一次妈妈带我去看京剧《四郎探母》，边上坐着的是梅兰芳先生的大弟子、上海戏曲学校教授魏莲芳先生。魏先生年轻时，正是以饰演《四郎探母》中的萧太后而闻名，当时为了演好这个角色，他还特地去向梨园界的“通天教主”王瑶卿请教，可谓是深得其中精髓。他在看戏的时候，一边看一边还会点评台上的演员，这边唱得不好啦，那边演得不对啦……那时候我年纪还小，也从没有学习过戏曲，京剧我怎么可能看得懂呢？可听他在边上那么一嘀咕，再看看台上演员的表演，还真就能摸到一些门道了。
我妈妈还有一个朋友，是上海音乐学院的钢琴老师，名字我有些记不清了。每每到了夏天我就喜欢去她家玩儿，因为在她家里能品尝到许多很稀罕的夏日甜品—手磨咖啡豆，把咖啡粉放进一个古老的冰滴壶里，再在壶里放上冰块，慢慢地就能滴滤出一杯冰咖啡；从冰箱里挖一个冰激凌球，等到略微融化一些的时候，再浇上厚厚的一层巧克力浆，就做成了一个“巧克力圣代”……即便在艰难的“文革”环境中，老一辈艺术家们依然坚持着高贵而有情调的生活。
记得有一次去她家，她家里刚好有一个五十来岁的中年女性在唱歌，她则弹琴伴奏。一首《浏阳河》，唱得简直美极了，比我在收音机里听的、在剧场里听的都要美。后来我才知道，那个人的名字叫张权，是中国非常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因为“文化大革命”不让登台演出了，只能在朋友家里唱歌消遣。后来张权先生成为中国音乐学院的副院长，与上海的周小燕先生并称“南周北张”，被音乐节公认为是中国近代最伟大的声乐教育家之一。
有的时候，想想过去见到的那些人，那些事，真是唏嘘不已。那么伟大的艺术家，生逢那样一个错乱的时代，无法在舞台上展示自己的才华，无法让所有喜爱他们的人欣赏到他们的艺术魅力，只能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默默地闪烁着光芒。
然而，对于那时小小的我而言，错乱的时代反倒给了我一份幸运，让我有机会与艺术大家面对面。童年的这些点滴，对我日后在艺术上的成长，帮助很大。
（九）偶遇温可铮
还有一个艺术家，同样也是我在“文革”期间认识的。
我那教我弹琵琶的姨父是在上海音乐学院工作的，因为他的关系，我经常会去音乐学院玩儿。有一次，我正在校园里瞎逛，忽然听到一个浑厚而有磁性的男声在唱歌。歌声轻轻的，不是那种放声歌唱的声音，更像是在哼唱。唱的歌曲也很“应景”，俄国作曲家穆索尔斯基创作的一首讽刺歌曲《跳蚤之歌》。顿时，我被这迷人的声音吸引住了。循着歌声找去，看到一个老伯伯正在低着头扫地，歌声正是从他的口中传出的。
当时我很好奇，怎么一个扫地的老头儿唱歌都那么好听呢？我干脆停下脚步，站在他身边听，他也没注意我，继续唱他的歌，扫他的地。等他扫完地准备离开了，我一下子跑到他面前，对他说：“你唱歌真好听，你叫什么名字啊？”他回答我说，他叫温可铮，说话的声音同样浑厚而有磁性。
回到家里，我把在音乐学院里的所见所闻告诉了父亲。父亲听后，告诉我说：“那个温可铮可是赫赫有名的歌唱家，我也是他的歌迷呢！”我吃了一惊，没想到就这么个扫地的老头qt，竟然是了不起的歌唱家，还是我父亲的偶像！于是，我心中就留下了一个念想，总觉得今天认识了一个很“厉害”的人。
温可铮
备注：温可铮，中国著名男低音歌唱家，生于1929年，逝于2007年。
温可铮生于音乐世家，10岁时曾获得“北京市天才儿童音乐奖”，后考入南京国立音乐学院声乐系学习。先后师从于著名俄罗斯籍声乐教授苏石林和保加利亚声乐教育家契尔金。毕业后，先后担任南京金陵大学音乐系教师、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主任。
1957年，温可铮赴莫斯科参加第六届世界青年欢联节古典歌唱比赛，获得银质奖章，同年，他又受苏方邀请，在苏联国家唱片公司录制个人唱片。这也是新中国音乐家录制的首张个人专辑。
当时的温可铮老师也在“文革”中被“打倒”了，不能教书，不能唱歌，只能在学校里做勤杂。但即便如此，他依旧没有放下自己的声音。他在读书读报的时候练声，在打雷下雨的时候跑去郊区唱歌，在去工厂劳动改造的时候给工人唱歌……抓住一切可以唱歌的机会来保持自己的嗓子。现在想来，在音乐学院扫地的时候哼歌，也是他在那个特殊年代保持声音的一种途径吧。
后来，我做《可凡倾听》，温可铮老师是我计划采访的首批嘉宾。在与他访谈的时候，我还特意向他提起了当年在音乐学院里的那一次偶遇。虽然他已经忘了，可因为有这么一段故事，所以我总觉得那次的采访，于我而言有着特殊的意义，是一次跨越时空的对话。
那一回的采访，有两个细节令我印象很深。
首先，我问他对“三大男高音”来中国开演唱会怎么看，温老师的回答毫不遮掩当下的浮躁之风。他说，在他看来，多明戈、帕瓦罗蒂这些世界知名的男高音歌唱家，他们来中国开音乐会，都是失败的，因为他们练得少，没把中国的歌迷当回事。“这叫走穴，国际走穴，这个绝对不行。艺术哪能这样干呢？”
面对被国人奉为“神明”的世界三大男高音，也只有温可铮这位10岁被称作“天才儿童”、75岁仍在举办独唱音乐会的大师，才有资格、有胆量提出如此尖锐的批评。
还有一个细节。在采访中，温可铮老师无意间讲了这么一句话：“已经有十几年没有记者来过我家了。”听了这句话我顿时觉得一阵心酸。整整一代伟大的艺术家，被一个错乱的时代挥霍了他们最美好的青春，好不容易苦尽甘来，却又被另一个浮夸的时代遗忘了他们的最后光芒。如果，他们出现在一个稳定、安康的时代，将获得怎样伟大的成就啊！
（十）童年点滴
我的童年，虽然生活在一个物质、文化双重匮乏的社会，但即便如此，我的父母仍然尽其所能，为我创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培养我对各种事物的兴趣爱好，教导我取得谋生的一技之长。在他们的心血灌溉下，年幼的我获得了更多开阔眼界的机会，学习了更多的知识技艺，见识过更多的名家大师，感受过更多的艺术文化，体味过更多的人生感悟……这些，无一例外地成为我成长道路上受用终生的宝贵财富。
小学时代
人生，就像是一枚硬币，有着A面和B面。在刚出生的时候，父亲与母亲的遗传基因分别赋予了婴儿A、B两面；在童年的成长历程中，学校的教育、父母的期许、生长的环境又会在A、B两面刻上不同的印记……
感谢我的父母，在我生命的起始端就为我的硬币刻上了美丽的花纹—在我的A面，刻着父亲的聪明与好学，在我的B面，刻着母亲的热情与能干；在那之后，他们又不断地为我打磨、雕琢，让我的硬币变得愈加光彩—在我的A面，父亲刻上了为人治学的准则；在我的B面，母亲又刻上了待人接物的技巧……
感谢我的父母，他们不仅给了我健康的体魄与强健的头脑，更给了我一个值得我自豪一辈子的美好童年。
说起童年，一定少不了童年上学的记忆，童年伙伴的记忆。
我的小学叫“愚园路第五小学”。虽然不是什么有名的学校，但学校建筑却是典型的欧陆风格。挺拔的爱奥尼柱虽有些斑驳，却仿佛一位位倾诉历史的长者。前些年偶然得知，那竟然出自为上海留下国际饭店、大光明电影院、百乐门歌舞厅等无数优秀建筑的匈牙利著名设计大师邬达克之手。
虽然是在“文革”期间，整个国家的学习气氛都很淡薄，但学校老师依然十分关心、爱护学生，日常教学也都尽职尽责完成。只可惜，后来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我的母校被拆并入了其他的学校，就此从上海小学名录中消失了。
我上小学的时候，“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因此在上学过程中，我仍然受到过一些因“文革”而造成的影响。最明显的就是在学校里填表格了，无论填写什么表格，有一个空格是和姓名、年龄一样属于必填的项目—“家庭成分”。而这，也是我最忌讳的东西。
其他的小朋友往往会在那栏填写工人、农民等，但我却必须要在那个空格里填上非常刺眼的“资本家”三个字—我的父亲继承了祖父传下的少量公司的股份，虽然那些股份后来全部被“充公”，但我们家依然被划分到了“资本家”这个“黑九类”群体之中。尽管当时年幼的我并不明白“什么是资本家”，“为什么我是资本家”，但这依然令我在班中感到相当自卑。
幸而，“家庭成分”这个小小的空格并没有给我带来表格以外的困扰。同学们从没有因为我是资本家的孩子而欺负我、排挤我，老师也没有因为这个别扭的标签而将我区别对待。我童年的校园生活与其他小朋友一样快乐而又平凡。
和大多数小学一样，愚园路第五小学也是一所就近招收学生的“社区型学校”，所以学校的同学，有不少都是我在锦园一同玩耍的小伙伴。早上和小伙伴们一起上学，在学校一起读书；下午和小伙伴们一起回家，做完作业在弄堂里一起玩耍……这些便成了我每天生活的主旋律。
小时候的我虽然挺胖，但丝毫不影响我的调皮捣蛋。再加上我的脑子在小伙伴中比较活络，经常是惹是生非的主力军。因此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弄堂，都会惹出一些当时让人气急败坏、现在想来啼笑皆非的趣事。就像是在学校里把老师自行车上的铃铛卸掉；在老师写板书的时候偷偷溜出去买梨吃；传作业本的时候跟前排同学恶作剧结果本子被撕坏；带小人书来学校看，结果被同学弄坏……这些事在我们这一代人童年的时候，简直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
小学的时候，学校没什么文艺活动，我在这方面的能力基本没有展示的空间。偶尔有一次，学校组织什么活动，老是让我拿着一面五星红旗从这头跑到那头。就这么一件小任务，在当时就让我激动了好几天，我每天拼了命的练习，却没想在演出当天，由于我过度紧张，又奔得太起劲儿，脚下一打滑，直接在舞台上摔了个大跟头。
这件事情，让我懊恼了好几个月。而那之后，老师也就不敢再让我上台了。直到后来我练了琵琶，在文艺方面有了这么一个特长，才重新有了展示文艺特长的机会。
（十一）老友记
说来惭愧，在我脑中有关童年的记忆，并不是非常清晰。其中纵然有一些片段，例如之前我所提到的，母亲与杜家姐妹的故事、我与温可铮的见面等，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但更多的经历，特别是读小学期间，我和童年玩伴间的故事，在我的记忆中就变得十分模糊了。
然而，记忆就是那么有趣的东西。无论你把它藏得多深、多隐秘，只需一个小小的契机，他就会一股脑儿地从你的眼中、耳中、口中喷涌而出，让你忽然记起—原来在自己的人生中，还曾有过这样的一段经历。就在去年，尘封在我脑海最深处有关童年生活的记忆，突然被一期特别的电视节目激活了。
2013年7月，我被河北卫视邀请作为嘉宾参与《明星同乐会》节目的录制。这是一档以“童年”为主题的情感综艺节目，主持人是我的同行好友—李彬。不得不承认栏目组导演的本事真不小，在上海各处找到了十几个我小时候的邻居、同学、玩伴，并从他们的嘴里“挖”出了好多我的童年故事。
在录制现场，还发生了一些“尴尬”事。节目的主线就是安排“真假同学”讲述关于我小时候的点滴趣事，让我去分辨哪个是我的真同学，哪个是我的假同学。然而，我在节目中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却是：“真不记得了……”
有的老同学，见面似乎脸熟，名字却不记得了；有的老同学，小名还能叫得出来，长相却不记得了；还有的老同学，说的都是我小时候干过的事，我却一件都不记得了。最终，4个真同学我只认出了一半，自始至终我的脸上都挂着尴尬的笑容。
当然，无论如何，老同学重逢的喜悦依然是真切的。听节目主持人李彬说，凡是上这个节目的嘉宾，几乎都是哭着回去的，但我做完节目却是笑着回去的，这次的节目真是带给了我太多开心的事情了。很多几十年不见的老朋友重新联系上了，很多几乎快要忘记的往事又被唤醒了……旧友重逢，又怎能用泪水去迎接彼此呢？
在那之后，我们又陆陆续续找到了好多以前的老同学—他们之中有的当了公务员，有的成了大老板，有的在外地打拼了十几年又重归故里……四十多年未见的同学重新聚在一起，大家一起吃饭，一起唱歌，一起去看昔日的恩师，一起回忆过去在学校里的故事。
感谢河北卫视《明星同乐会》，让我在知天命之年，重新找回了童年的记忆。
后记
我曾经多次采访曹可凡。
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个记忆力特别好的人。丰富的人生阅历中，经历的每一件事、遇到的每一个人，都在心中记得清清楚楚。
唯一的例外，就是他自己童年的记忆。曹可凡对自己童年的记忆似乎相当模糊，自己小时候是什么性格、什么脾气，喜欢些什么、讨厌些什么，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在这方面的“健忘”与他在工作、学习中的博闻强记、过目不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因而我不得不理解为，正是因为工作与学习耗费了他太多的脑力，才使得他不得不将那些“不常用”的童年记忆搁置于记忆的最深处，好腾出头脑中的“好位置”去记忆那些更为“常用”的信息。
但是，在我看来，想要全面了解曹可凡其人，童年的成长经历又是不可或缺的。尽管我们可以通过他的祖辈、他的父母“窥视”他体内的遗传基因，了解他先天的性格特性，但这些只有与成长经历、成长环境相结合，才能拼合出一个完整的曹可凡，才能真正回答“曹可凡是怎样炼成的”这个问题。
好在前阵子河北卫视请曹可凡做了一期《明星同乐会》，在节目里请来了好些曹可凡童年的玩伴。于是，曹可凡便对我说：“去问问我的小学同学吧，我小时候的事儿，他们记得更清楚。”
就这样，我开始逐一寻访曹可凡的童年好友、小学同学。第一个进入我视线的，就是曹可凡小学班级里的“大姐大”—封伟静。
封伟静是曹可凡的发小，从小在“锦园”一块儿长大，在同一个小学、同一个初中读书。小的时候，封伟静是班里的活跃分子，很有“江湖地位”。河北卫视《明星同乐会》请曹可凡上节目，最初就是找到了封伟静来做“参谋”。
（一）“大姐大”封伟静
封伟静不但给栏目组讲了好多曹可凡的童年故事，还帮忙将曹可凡“失散多年”的童年玩伴、小学同学一个一个都找了出来，邀请大家一同参加节目的录制。然而，非常遗憾的是，由于封伟静职业角色的特殊性，她自己反倒无法上台与曹可凡见面，最终只能甘做幕后英雄。
得知我的来意后，封伟静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还特意联络了好几个童年好友，多方收集曹可凡留在大家记忆中的印象。
在她口中，小时候的曹可凡有这么几个特点。
第一，就是声音好，擅长朗诵。他们读小学的时候正值“文革”后期，每个班级每天都要组织读《毛选》。当时他们小学的规矩是，全班轮流读。可是对于小学生来说，《毛选》上的内容实在深奥得很，很多小朋友完全没法读顺溜。到后来老师干脆改变“策略”，就让读得最好的曹可凡和另一个女生两个人轮班读，其他同学就在下面听。封伟静回忆，那时候听曹可凡读“毛选”，就已经有一种享受的感觉了。
第二，就是外语好。小时候学俄语，是班里学得最好的学生之一。那时候的外语老师特别喜欢曹可凡，喜欢到什么程度？只要一有空就会带上曹可凡和班里另一个孩子去看原版“内部电影”。要知道，那时候能弄到“内部电影”的观影券，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第三，就是知识面丰富。当时大家年纪都很小，对于社会、文化、政治方面的东西不懂，也不关心。可曹可凡却表现出远远高过其他小朋友的知识面和眼界，时常会谈论一些小朋友们完全不明白的时事话题。
听了封伟静与另几位同学的介绍，我似乎对童年曹可凡有了一个初步的印象。这时，封伟静又很热情地建议，过阵子他们打算去看望小学一年级的班主任，那位老师对曹可凡也是印象深刻，如果有需要，我也可以和他们同去。
有这样的好机会，自然是再好不过。于是，过了一两个月，封伟静又约上了几位同窗好友，带我一同去看望了曹可凡的小学班主任—张汝襄老师。
（二）班主任张汝襄
张老师是曹可凡小学一年级的班主任，曾经教过许多优秀的学生，话剧《于无声处》的编剧、著名作家宗福先同样也是她的高徒。如今张老师虽已年逾八旬，但身体依旧硬朗，思路清晰，表达流畅。因为不愿意给子女添负担，几年前她把自家的房子租了出去，拿着房租搬进了长宁区的一家医院附属养老院生活。按她的说法，是趁自己身体好的时候先进养老院熟悉环境，好过以后走不动了再进去，生活不方便。
和小学启蒙老师张汝襄在一起
当然，也正因为张老师租掉了自己住的房子，搬进了养老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的学生们都没能联系上她。直到这次，借助封伟静的关系网，好不容易找到了老师的住处。
听说我是为曹可凡而来，张老师又高兴，又欣慰。她告诉我，虽然她只带了曹可凡3年，但曹可凡却一直心系着自己。考大学的那会儿，他就曾经找过张老师聊天散心；在上海电视台做节目那会儿，他也曾登门看望过这位昔日的启蒙老师。后来随着时间推移，大家陆续搬家，联系电话也都改了，彼此间的联系也就渐渐断了。
然而就在去年，张老师刚巧在路上偶遇曹可凡的妈妈，曹妈妈一眼就认出了这位曹可凡四十多年前的恩师。她把曹可凡的手机号码告诉了张老师，又对张老师说：“无论有什么事都可以去找曹可凡。”可张老师却并没有给曹可凡打电话。按张老师的说法，曹可凡工作那么忙，自己又没什么事，干吗去麻烦人家呢？
说起小时候的曹可凡，有几件事，张老师依旧记忆犹新。
第一件事，发生在曹可凡刚刚读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有一天，张老师在教室里上课，上着上着，忽然发现教室里少了一个学生—坐在最后一排的曹可凡忽然不见了！张老师赶紧四下寻找。没过多久，只见曹可凡手上拿着一个大鸭梨，一边啃一边走回了教室。小孩子嘴小啃梨不方便，手上沾满了鸭梨的汁水，他也不以为然。
张老师赶紧问他：“刚才到底跑哪儿去了？”曹可凡回答：“我的嘴巴实在干死了（口渴），学校没水喝，所以我跑出去买个梨吃。”张老师又问：“那你哪儿来的钱？”曹可凡答：“我没有钱，我跟弄堂口卖水果的阿婆说了，先借一个梨，下午我妈妈来还。”
曹可凡的回答如此“真诚”，听得张老师又好气又好笑，只得对他说：“这样吧，你别在教室里吃，去我办公室吃吧，吃完了把手好好洗干净，再回来上课。”听完，曹可凡就很淡定地去办公室继续啃梨了。
事后，张老师很严肃地告诉曹可凡，上学期间是不可以私自跑出校门买东西吃的，上课的时候不跟老师请假就跑出教室更是不允许的。当然，考虑到那时的曹可凡刚刚到小学读一年级，什么规矩都不懂，所以张老师也没有太过严厉的批评。
第二件事，与曹可凡小时候学琵琶有关系。那时曹可凡的琵琶已经学得有模有样了。有一次学校举办少先队文艺演出，曹可凡就问张老师：“我怎么着都得演个节目吧！”张老师说：“好呀，那你就准备一个吧。”曹可凡又问：“那你说，我是弹一个‘阳春白雪’，还是弹一个‘下里巴人’呢？”看着曹可凡一副小孩儿学大人说话的样子，张老师只好说：“随你吧！”于是他便很认真地准备了一首曲子。演出那天，张老师又把办公室让给了曹可凡，让他端着琵琶在里面准备，后来表演，他弹得特别起劲儿。从那时起，张老师就觉得曹可凡挺有艺术天赋的。只是能成为如此有名的主持人，那可真是万万没有想到。
那个时候，张老师一直觉得曹可凡是块读书的料儿。虽然在小学的时候，他的成绩算不上最好，也就是班级的中等偏上—主要是因为考试不够认真仔细—但他的知识面却是特别广，懂的东西很多，展现出了很强的学习潜力。张老师提到的最后一件事，正是发生在曹可凡考大学前夕。
有一次，张老师回家，发现门口贴着一张纸条，正是曹可凡所留。上面大致写着“张老师，我今天来您家看望您，但您没在家，我下回再来”之类的。又过了几天，曹可凡又来找张老师了。那次两人的话题主要便围绕在曹可凡考大学的事情上。
张老师问他：“怎么就想到报医学院呢？”曹可凡回答：“我也不想啊！您也知道我是喜欢文科的，不过我妈妈不让我报文科，她说男孩子学文科将来没出息，但是我理科又不好，所以干脆就让我报医学院算了。”
虽然事实证明，曹可凡报考医科非但是选对了专业，更是选对了命运。但在那个时候，他竟然向小学老师亲口承认自己想学文科，选择医科是母亲的意思，这个桥段恐怕连曹可凡自己都不记得了吧！
接着，同去探望张汝襄老师的其他同学也都你一言我一语地聊起了曹可凡。
首先，大家证实了曹可凡之前提到的一些家中的家庭情况。如祖父在荣家企业担任高级职员，后因“文化大革命”全家被赶上顶楼居住，底下的房子都让给了别人，而且因为成分、立场等问题，邻里关系一直不是很和睦。
然后，便是对他的赞誉。其中最集中的就是对他语言天赋的赞叹。大家普遍反映，曹可凡从小就有着很强的语言天分，小学、初中学俄语，俄语老师是最喜欢他的，后来考到复旦中学学英语，同样也学得很好。
不仅在外语方面，在中国语言的应用方面曹可凡也有着过人之处。他学习方言特别快，模仿起来惟妙惟肖；他从小音色就很好，普通话也非常标准，对朗诵更有着浓厚的兴趣，上课的时候读课文都是由他来领读。
另外，还有一件事也是曹可凡本人都不记得的—有同学称，其实曹可凡在小学的时候，就曾经主持过学校的活动。他的主持生涯，完全还可以往前计算十多年。
（三）欢喜冤家董英
在那天，有一位女士名叫董英。她眼中的曹可凡，可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皮大王”，一提到这个名字，她就有一肚子的“私人恩怨”不吐不快。
第一件恩怨，发生在上课前交作业的时候。那时董英坐在曹可凡的前排，早上交作业，都是后排的同学把自己的作业本往前递，前排的同学不用回头，直接双手向后伸，拿到后排同学的本子就夹在自己的本子里，再传给前面一个同学……以此类推，第一排的同学收齐整列同学的作业本，一并交给课代表或者任课老师。
可是曹可凡偏偏在这个时候搞起了恶作剧。他把本子递到前排董英的手上，自己却不放手，于是两人一个要把本子往前传，另一个拽着本子不让往前传，作业本就这样被扯在半空。眼见曹可凡恶作剧作业本没法往前传，董英心里着急用力一拽，曹可凡的本子顿时被撕成了两半。
虽然是自己的本子被撕坏了，可因为是自己捣蛋，曹可凡当场也没有跟董英争执。可上课的时候，曹可凡越想越不对劲儿，越想越觉得吃亏，等到中午回家吃饭的时候，实在忍不住了，于是跑去董英家里“算账”。
董英也聪明，她在上课的时候就发觉曹可凡不对劲儿，算准了他会在中午的时候找自己麻烦。中午回家后，她立即告诉住在一扇大铁门里的邻居：等一下会有一个小胖子来找我，你们千万不要给他开门。
果不其然，曹可凡跑到董英家门口，“咣咣咣”拼命敲打铁门，打算找董英“秋后算账”。可是敲了半天，董英就是不出来，于是两人“隔空对话”，一个说“你赔我本子”，另一个说“我就是不赔”，互相扯了半天也没个结果，曹可凡自讨没趣，肚子又饿得咕咕叫，只得回家吃饭。好在孩子们的争吵来得快去得也快，第二天，本子的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有过受欺负，自然也会有欺负人的时候。
另外一次，曹可凡和董英一块儿在操场上玩儿。那时候的操场可没有什么塑胶跑道、人工草坪，地上铺的都是凹凸不平的煤渣。两人打打闹闹，一不小心曹可凡把董英推在地上，董英双膝着地，顿时煤渣全都扎在了她的膝盖上，鲜血直流。
曹可凡一看不对，赶紧逃跑。董英哭着回家找妈妈告状去了。
没过多久，董英妈妈带着双腿磕破的董英来到曹可凡家，向曹可凡妈妈告状。曹妈妈一看情形，就知道是儿子闯了祸。可曹可凡也聪明着呢！他知道董英肯定会来家里告状，就一整天躲在外头不回家。曹妈妈、董妈妈等到天黑都不见曹可凡回家，也就没法联合起来好好“教育”曹可凡一顿了。
也就是因为那件事，曹妈妈和董妈妈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之后的家长会，两人都是结伴而行，有说有笑，两家人家的关系因为小孩子们的玩耍“不打不相识”了。
还有一件事，发生在曹可凡骨折的脚痊愈不久的时候。
“文革”中后期的时候，每个街道的居委会都会以街巷为单位，成立“向阳院”，借助“向阳院”这种形式开展各类群众性的文化、娱乐、教育活动。小学生们同样如此，每个街巷的小朋友们都会聚集在一起成立“小小班”，大家一块儿做作业、玩游戏。
那次正好是在曹可凡家里开展“小小班”活动。正当大家玩儿得起劲的时候，曹可凡忽然把自己的“石膏脚”拿出来吓唬同学。小孩子本来就胆小，看到一个像断腿一样的东西晃来晃去，纷纷四散而逃。等回过神来的时候才发现，原来只是曹可凡骨折那阵子，套在脚上的石膏模具而已。
而曹可凡看到小朋友们被自己吓得魂飞魄散的样子，心中着实得意得很。
（四）七嘴八舌聊可凡
说起曹可凡的恶作剧史，边上其他的同学也似乎颇有共鸣，尤其是他童年的“好兄弟”徐苇，至今还记得一清二楚。
同样是在“小小班”的时候，同学们在锦园的石井上盖上一块板，一起做作业一起玩耍。那时候，他们特别爱玩儿“好人坏人”的游戏。在游戏里，大家都要做“好人”，不肯做“坏人”；可在现实生活中，顽皮的孩子个个都是“坏人”。
有一阵子，可能是哪家在装修吧，弄堂里多了好多黄沙，铺在地上厚厚一层。曹可凡便带着小伙伴们一起恶作剧—在黄沙里挖一个深深的坑，然后在坑上铺上一张蛇皮袋，四周用沙土压实，当中空心的位置则盖上薄薄的一层黄沙。这样，一个“陷阱”就做成了。然后大家一起躲在旁边，等着哪个可怜的人一脚踏空踩进陷阱，小伙伴们便欢呼雀跃，四散逃开。
做了“坏事”，有人追上来了，溜得最快的同样是曹可凡，而其他几个愣头愣脑的小兄弟就成了他的“替罪羊”。等到“风声”过了，曹可凡又会偷偷溜回来，对小伙伴们说：“刚才我祖母叫我有事……”小伙伴们不信，他就赶紧拿出糖果“贿赂”大家。可这“糖果”一进嘴，大家立即吐掉，还赶紧“呸呸”吐口水。原来他偷偷地把肥皂切成糖果大小，再包上一层糖衣纸给别人吃，等着看别人吃下肥皂的窘样。
除了在弄堂里，校园内的恶作剧同样屡见不鲜。
有一天他一觉睡醒，一看闹钟—哇，大事不好，睡过头了！脸也不洗牙也不刷就冲去学校。到了学校，还是迟到了，老师批评他。他一脸不服气地说：“不是我睡过头，是我家闹钟坏了……”
晚上，老师骑着自行车挨家挨户去家访，到了曹可凡家，曹可凡却趁家人不注意溜了出去，找到老师的自行车，偷偷把自行车的车铃铛拆了下来，然后交给那个总是帮他“背黑锅”的小兄弟，让他把铃铛给扔掉。老师出门一看，车铃铛没了，气得火冒三丈，却至今不知道是谁干的。
（五）小胖子是怎样炼成的
如上种种“劣迹”，同去看望张汝襄老师的同学们越说越欢，仿佛开起了“曹可凡同学批斗会”。只不过，说起往事，没有一个人咬牙切齿愤愤不平，每个人都洋溢着幸福的笑意。
最后，张汝襄老师做了一个总结：曹可凡虽然顽皮，却也是聪明的表现。很多鬼点子他能想出来，还能带着大家一起玩儿，颇有点儿“意见领袖”的样子。而且，他的内心总是很豁达。小孩子之间吵架是再平常不过的事，可吵归吵，完了从不记仇。有的时候，别人也会叫他“小胖子”，拿他的体型来调侃，他也从不生气，这还真是挺不错的。
听到“小胖子”，我忽然又问了一个很八卦的问题：“他是从小就那么胖吗？”
大家回答：幼儿园的时候他就块头儿挺大，但还真不那么胖。自从他的腿受伤了之后，家里天天给他补营养，然后他就渐渐变成小胖子了。而且从小他就特别容易口渴，特别爱吃水果，几乎每天中午都要去学校门口的水果摊买梨吃，一天一个，到了后来，水果摊主都认识他了，看他白白胖胖特别可爱，每次都不收他钱，免费送梨给他吃。
此外他还爱吃西瓜。那时候有一种叫“堂吃西瓜”，就在西瓜摊儿现吃，价格比买个西瓜回去吃便宜。吃完把西瓜籽吐在一个大缸里，集籽做药。他三天两头就会跑去西瓜摊儿吃“堂吃西瓜”。
正当我们聊得兴起，忽然听得门口有人喊：“开饭啦……”原来是敬老院到了晚饭时间了。这才发现，我们叨扰了张汝襄老师将近2个小时了。为了不妨碍张老师吃饭休息，我们赶紧起身，与张老师就此别过。
和当年小伙伴重聚“锦园”
张老师热情地把我们送到门口，依旧依依不舍，又送我们到电梯口，又把我们送下电梯，一直陪着我们走到了敬老院的大门口，这才在我们的百般劝阻下停住了脚步。一路上，张老师逢人便说：“这是我以前教过的学生，整整40年啦，大家还过来看我……”她并没和护工、邻居们提及“曹可凡也是我学生”，在她心中，无论是曹可凡还是其他人，每一个学生都是同样可爱的。
衷心祝愿张汝襄老师身体健康，衷心希望今后会有更多张老师的学生去养老院看看她，陪她说说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