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幕 旧地重游
我到达C连在山顶的尽头时，停下脚步，回头眺望，军营的全貌透过清晨灰蒙蒙的迷雾，从脚下映入眼帘。那一天，我们正要离开。三个月前，我们驻扎此地时，这里还是一片白雪皑皑；现在，早春的第一批新叶正舒展开来。三个月前，我暗自思量，未来无论还会有多么荒凉的景象摆在我们眼前，我恐怕也不用担心它会比眼前这一幕更加残忍。现在回想起来，这里没有给我留下丝毫快乐的回忆。
我与军队之间的爱在这里消失殆尽。
这里是电车轨道的尽头，喝得烂醉如泥的士兵从格拉斯哥回来时，可以在座位上打盹，睡到终点再被人唤醒。从电车站到军营大门还有一段距离；在这四分之一英里的路程中，他们有时间在走到哨兵室之前把衣服扣好，把帽子戴整齐。在这四分之一英里的路程中，水泥路面逐渐被野草取代。这里是城市的最边缘。密密麻麻、整齐划一的住宅区和电影院在此终结，穷乡僻壤由此开始。
军营所在位置不久前还是牧场和耕地；小山洼里的农舍现在是军营指挥部；爬满常青藤的断壁残垣曾是果园的围墙；洗衣房后面还有果园的半亩残缺老树。军队进驻前，这里原本是要清理拆除的。如果再有一年和平时期，那这农舍、围墙、苹果树都将不复存在。光秃秃的黏土河堤之间，已经铺好半英里的水泥路面，路两侧纵横交错的露天沟渠表明市政工程的承包商曾经在这里设计了一整套排水系统。如果再有一年和平，这里将成为城郊住宅的一部分。可现在，让我们度过整个冬天的小屋只能等待被拆毁的命运。
路的远处，是大家冷嘲热讽的对象。哪怕是在冬天，它也处于四周大树的半遮半蔽中。那里就是市立精神病院，铸铁的栏杆和庄严的大门让我们营地粗糙的铁丝网相形见绌。天气暖和的日子，我们能看到精神病人在细长的砂石小路和修剪漂亮的草坪上走来走去，蹦蹦跳跳。他们是快乐的卖国贼，早就放弃对不平等的抗争，消除任何疑虑，完成全部职责，毫无争议地成为这个世纪所有成就的合法继承人，心安理得地享受继承自前人的一切。以前，我们行军经过时，士兵们会隔着栏杆，冲着他们大喊：“给我把床暖着，哥们。我很快就会来了。”可我手下才调来的排长胡珀嫉妒他们享有的特权：“希特勒如果在这里，会把他们都送进毒气室，”他说，“我认为我们应该从希特勒身上学点什么。”
隆冬时分，我们进驻此处，我带来的是兵强马壮、充满希望的一队人。我们从荒野沼泽来到这片码头港区时，大家纷纷传说，我们终于要被调往中东了。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清扫积雪、平整演练场，我看到他们脸上的表情从失望变为听天由命。他们嗅着从炸鱼店飘出的香气，竖起耳朵听着熟悉的象征和平的工厂汽笛声和舞会音乐声。在休息的日子里，他们无精打采地在街角晃荡，一有长官靠近，便赶紧躲开，生怕对长官敬礼会让他们在新情人前失了颜面。连指挥部里，堆满记录小过小错的违纪条和请求准假的事假条。天色半明半暗，在装病者的哀号声、抱怨者阴沉的脸色和呆滞的目光中，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而我，不管怎么说，都应该去鼓励他们——可我自顾不暇，怎么去帮助别人呢？将我们组编起来的那位上校在我们驻扎此地期间被提拔，调到很远的地方去了，继任者更年轻，不怎么讨人喜欢，是从另一个团来交叉任职的。战争刚爆发时，一起接受训练的志愿兵现在还留在食堂的所剩无几，他们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几乎都走了——有的因伤病退伍，有的被提拔到别的部队，有的转到文职部门，有的自愿加入特勤队，有一个在野战靶场不幸身亡，还有一个被送上军事法庭——他们的位置被新兵代替。这段时间里，收音机无休止地在休息室播放，大家还没到晚饭时间就猛喝啤酒。一切都和以前不一样了。
三十九岁的我在这儿变老了。每到傍晚，我就感觉身体僵硬，疲惫不堪，不想踏出军营半步。我形成独占固定的几把椅子和几份报纸的习惯；我有规律地在晚饭前喝三杯杜松子酒，一杯不多，一杯不少；九点整的新闻一过，我立刻上床睡觉，并总是在起床号响起前一小时烦躁不安地醒来。
在这里，我最后的爱消亡了。它的逝去，是那样悄无声息。在我驻扎营地最后一天前不久，我又在起床号吹响前醒了，躺在尼森式活动营房中，盯着眼前的一片漆黑，耳旁是其他四位同屋人低沉的呼吸和喃喃呓语。我在脑海里翻来覆去地想着那天要办的事情——我把两个要参加武器操作培训的下士的姓名报上去了吗？今天我手下超假不归队的人数又会是最多吗？我能够放心地让胡珀带一班预备兵出去勘察地形吗？——我在黑暗中躺一个小时，惊讶地意识到，在我内心深处，一种长久以来处于病态的东西悄悄死去。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位进入婚姻第四个年头的丈夫，突然明白，自己对原本深爱的妻子不再有欲望，不再有温柔，也不再有尊重；有她相伴时不再高兴，更无意取悦她，对她以后可能做的、说的、想的一切，都不再好奇；不奢望改善现状，对失败也不再自责。我很清楚这种婚姻理想幻灭后的乏味状态，因为军队和我的关系就像婚姻。从最初纠缠不休的猛烈追求，到现在，除了由法律、责任和习惯组成的冷冰冰的联系，再没有剩下其他什么。我出演这部家庭悲剧中的每一场戏，发现原本小小的口角变得越来越频繁，眼泪越来越难以令我感动，争执后的和解也越来越不甜蜜。最后，这关系中只剩下疏远和冷漠的指责。我越来越坚信，错不在自己，而在我曾经爱过的这个人。我察觉到她语气中的虚伪，并学会忧心忡忡地辨别她的语气；我看到她眼中的茫然、怨恨与不理解，也看到她紧绷的嘴角透露出自私。我了解她，如同一个男人必定会了解同一屋檐下的女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三年半过去了。我熟悉她的懒散，她施展魅力时惯用的伎俩和方法；我熟悉她的嫉妒与自私，以及她说谎时手指紧张的小动作。现在，她被剥去所有的光环后，我才意识到，我由于一时糊涂，竟然把自己和这样一个志趣与己相悖的陌生人不可分割地绑到一起。
因此，在部队开拔的这天早晨，我对我们的目的地毫不关心。我还会继续自己的工作，但能奉献给军队的只是默默忍受罢了。我们接到命令，九点十五分准时在附近的铁轨支线登上火车，并把当天剩余的口粮放进背包带走。这就是我需要知道的一切。副连长带领一支先遣小分队走了。连队的储备物资也在前一天整理打包完毕。胡珀被派去检查营房。七点半，全连列队集合，装备包都堆在营房前面。自从1940年一个令人疯狂而振奋的清晨，我们误以为自己即将踏上保卫加莱的征途后，这样的换防行动发生过多次，我们每年都要换三四个地方；这一次，新来的指挥官特别强调“安全”的重要性，甚至让我们费时费力地把军装和交通工具上所有可辨别身份的标志都取下来。“这是实战状态下很有意义的训练，”他说，“我如果发现有军妓在那边等着我们，那我就知道，有人泄密了。”
伙房冒出的炊烟飘散在晨雾中，整个营地尽收眼底，就像一个由众多捷径组成的毫无规则的迷宫，尚未完工的房屋坐落其上，很久以后才会被考古学家挖掘出来。
代号“青鳕”的发掘行动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证明20世纪城市奴隶社会与紧随其后的部落无政府状态之间的联系。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一个高度文明的种族，他们能建造复杂的排水系统和永久性公路，但被低端种族超越。
我想，在未来的某一天，专家们也许会这样写吧。接着，我转过身，跟连军士长打了个招呼：“胡珀在吗？”
“我整个早上都没见过他，长官。”
我们走到被清理一空的连指挥部。我发现，在营房设施损失清单完成后，又有一扇窗户碎了。“夜里被风吹掉下来了，长官。”军士长说。
（所有的破坏都可以归咎于这样的原因，或者“是工兵演习弄坏的，长官”。）
胡珀出现了。他是个面色蜡黄的年轻人，头发从前额一直梳到脑后，没有分开。他说话时带着单调的中部口音，进入连队才两个月。
士兵们都不喜欢胡珀，因为他对自己的工作知之甚少，有时还会在稍息时喊某个人的名字，比如“乔治”。但我差不多算喜欢他，这主要是因为在他来的第一天晚上，在食堂发生的一次小意外。
当时，新上校和我们相处还不到一周时间，我们都不清楚他的脾性。他在休息室里喝完一杯又一杯杜松子酒。他第一次注意到胡珀时，已经醉了，有些吵吵闹闹。
“赖德，那个年轻军官是你的人吧？”他对我说，“他的头发该剪了。”
“是的，长官，”我说，他的头发确实需要剪了，“我保证会让他剪掉。”
上校喝了更多杜松子酒，盯着胡珀，用大家都能听见的声音说：“天哪，他们现在给我们派的都是什么样的军官哪！”
那天晚上，上校就是不放过胡珀。晚饭过后，他突然非常大声地说：“在我原来的团，如果有年轻军官是这副模样，副官们死活也要帮他把头发剪掉。”
没人对这一提议表现出兴趣，我们毫无回应似乎惹怒了他。“你，”他转身对A连一位正派的小伙子说，“去拿剪刀来，帮那位年轻的军官把头发剪了。”
“这是命令吗，长官？”
“这是你长官的期望，据我所知，这是最容易执行的那种命令。”
“好的，长官。”
于是，在冰冷而尴尬的气氛中，胡珀坐在椅子上，脑后的头发被剪去几刀。闹剧刚一开始，我就离开了休息室。后来，我为胡珀的遭遇向胡珀致歉。“这样的事在团里并不经常发生的。”我说。
“哦，没关系，”胡珀说，“这点玩笑我还受得起。”
胡珀对军队不抱任何幻想——或者说，不抱任何特别的幻想。他仿佛隔着一层模模糊糊的迷雾观察整个世界。他来参军并非自愿，而是被迫。他竭尽所能，试过所有办法，想要延期服役，但未能如愿。他接受这样的结局，他说：“就像接受麻疹一样。”胡珀不是浪漫主义者。他小时候不曾骑过鲁珀特王子
的骏马，也没有在克珊托斯河岸的篝火旁坐过。我在胡珀这个年纪，已经没什么能让我热泪盈眶，除了诗歌，以及学校里教的能让学生和老师都泪如雨下的印第安人苦难故事。可是胡珀常常流泪，但绝不是因为亨利五世在圣人纪念日的演讲，也不是因为塞姆皮雷的墓志铭。他接受的历史教育中，没有什么关于战争的内容，只有大量关于人道立法和近代工业变革的细节。对我来说，加里波利、巴拉克拉瓦、魁北克、勒班陀、班诺克本、龙塞斯瓦利斯、马拉松、亚瑟王倒下的西部战场——以及数百个这样古战场的号角声总能穿越历史的长河，带着少年的勇气，以无比清晰又无可抗拒的力量，召唤现今处于百无聊赖又混乱不堪状态的我。但对胡珀而言，这样的声音毫无意义。
我把最简单的任务交给他都不放心，但他很少抱怨。他无比看重效率。有时，他根据自己相当有限的从商经历，说起军队对薪酬、供给以及“工时”的处理方式：“商人可休想靠这种方式占到便宜。”
他呼呼大睡，我烦躁难眠。
在我们共同相处的几周里，我觉得胡珀俨然是英国青年的代表。所以，我每次读到一些报道，宣称我们在未来需要什么样的年轻人以及世界应该如何感谢年轻人时，总会把文中泛指的青年用“胡珀”二字取代，看结论是否仍然成立。于是，在起床号响起前天色尚暗的时间里，我时常在思量“胡珀联盟”“胡珀旅社”“国际胡珀协会”，以及“胡珀宗教”等。他是所有这些新名词的试金石。
如果硬要说他来了之后有什么变化，那就是，现在的他比刚从军官训练学校来这儿时更不像个军人。那天早上，他全副武装，看上去却不像军人的样子。他像跳舞一样，拖拖拉拉地走过来，立了个正，戴着羊毛手套的手掌从前额划过。
“军士长，我想跟胡珀说句话……喂，你到底上哪儿去了？我叫你去检查营房的。”
“我迟到了吗？对不起。我收拾自己的东西去了。”
“那是你的勤务兵的工作。”
“呃，严格来说，我想应该是这样。但你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他有自己的事情要做。要是没跟这些人处好，他们会在其他时候报复你。”
“好吧，那现在去检查营房吧。”
“好嘞呦。”
“天哪，别再说什么‘好嘞呦’了。”
“对不起。我一定会记住的。刚刚顺口就说出来了。”
胡珀离开后，军士长又回来了。
“指挥官刚刚上路，长官。”他说。
我出去迎接他。
指挥官猪鬃般的红色小胡须上挂着细细的水珠。
“喂，这里所有的东西都点清了吗？”
“嗯，我想是的，长官。”
“‘你想是的’？你应该确定。”
他的目光落在那扇打碎的窗玻璃上。“那个登记在损失清单里了吗？”
“还没有，长官。”
“‘还没有’？我就想知道，如果不是我亲眼看到，你打算什么时候把它登记进去。”
他跟我在一起时并不自在，威吓的语气大抵源自内心的怯懦，但我并不因此而感到好受一点。
他带我走到小木屋后面的铁丝网旁，这是我的营房和运输排之间的分界线。他轻松地跃过铁丝网，走向野草丛生的水沟和河岸，它们曾是农场田地的边界。他用手杖到处翻找，就像一只拱土寻找松露的猪。不久之后，他发出一声胜利的欢呼。他找到众多垃圾堆中的一处，对爱整洁的军人来说，这可是重大发现：扫帚头、火炉盖、锈迹斑斑的水桶、一只袜子、一条面包，连同香烟盒和空罐头，全都埋在杂草堆和荨麻丛下面。
“看看，”指挥官说，“这给接替我们的团留了个好印象哪。”
“这种行为真差劲。”我说。
“简直是耻辱。你在离开军营之前，要确保这些东西会被烧掉。”
“好的，长官。军士长，派人去运输排告诉布朗上尉，指挥官让他把这里的水沟清理干净。”
我这是公然违抗他的命令，我不知道他能否容忍。他忍住了。他迟疑不决地站了一会儿，用手杖捅着沟里的淤泥，然后转过身，大踏步走了。
“长官，你不应该这样，”军士长说，自我入伍以来，他就一直是我的向导和支柱，“你真的不应该。”
“又不是我们丢的垃圾。”
“也许不是，长官，但你也知道这里的情况。你如果没处理好与上级的关系，上级以后会找机会报复你。”
我们列队走过疯人院，两三个上了年纪的病人在栏杆后面小声地嘀咕着什么。
“嗨，哥们，回头见”，“我们过不了多久就会回来了”，“保持笑容，下次再见”，士兵们对他们喊。
我和胡珀走在先锋排的最前头。
“我说，你知道我们要去哪儿吗？”
“不知道。”
“你觉得我们这次是真的要去打仗了吗？”
“不是。”
“又是虚张声势？”
“对啊。”
“人人都在说，我们要打仗了。可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想。话说回来，如果我们永远都不去打仗，那做这些演习和训练岂不是很愚蠢吗？”
“我不担心这个。迟早，大家都会有很多仗打。”
“啊，我可不想打很多仗，知道吧？能跟别人说我打过仗就够了。”
一辆古董般的火车在支线上等着我们。负责人是一位铁路运输官员。疲惫不堪的士兵忙着把最后一批装备包从卡车搬到火车的行李车厢。半小时后，我们做好出发的准备，一个小时后，我们出发了。
我坐的车厢里只有我和我的三个排长。他们吃了三明治和巧克力，抽完烟，睡着了。没有一个人带了书。刚开始三四个小时，列车会在两个站点间停下来，这样的情况在当时经常发生。这时，排长们会把头探到窗外，看看我们所在小镇的名字。再后来，他们对外面没了兴趣。中午和傍晚时分，有人用勺子把温热的可可从大罐舀进我们的水杯。火车穿过干线两侧风景单调的平原地区，缓缓向南行驶。
那天发生的最重大的事件是指挥官的“听令会”。我们按照传令兵的指示，在指挥官的车厢集合，发现他和副官都头戴钢盔，全副武装。他开口说的第一句话便是：“这是听令会。我希望你们能打扮得体地来参加。我们现在虽然还在火车上，但这一点并不重要。”我原本以为他会立即打发我们回来，但他对我们怒目而视后，说道：“坐下吧。”
“我们离开时，营地的状况简直令人觉得羞耻。我不管走到哪里，都能看到军官们没有尽职尽责的证据。一个队伍离开后，营地的状况最能体现军官的工作效率。正是这样的事决定一个营和营级军官的名声。而且——”他真的说过这句话，还是我从他充满怨恨的语气和眼神中揣摩出了他的言外之意？我想，他应该没有说出这番原话——“我绝不允许几个临时军官的懒散作风破坏我的职业名誉。”
我们坐在那里，拿着笔记本和铅笔，等着记录详细的任务安排。稍微敏感一点的人都看得出来，他没什么威慑力；他自己也许也发现了，因为他又以学校校长般任性的口吻补充一句：“我要求的只不过是忠诚的合作。”
然后，他看着自己的笔记本，念起来：
“命令。”
“情报。本营现正在A地与B地间转移。这是重要的交通线，易受到敌军炸弹和毒气攻击。
“目的。我们的目的是到达B地。
“途径。火车将在大约二十三时十五分到达目的地……”诸如此类。
他最后宣布的“后勤事宜”令我意外。C连留下一个排的人，其余人员在火车到达后留在铁轨旁卸车，将会有三辆载重三吨的卡车将所有物资运送到新营地的临时堆放处；C连必须一直工作到任务完成；留下的那一个排负责看守临时堆放处和新营地周边的警戒。
“还有问题吗？”
“我们能给工作的人发可可喝吗？”
“不能。还有别的问题吗？”
我把命令转述给军士长后，军士长说：“可怜的老C连又倒霉了。”我知道他是在埋怨我先前不该违抗指挥官的命令。
我把命令告诉几位排长。
“我说，”胡珀说，“小伙子们肯定会有情绪。他们会很生气的。他好像总是挑我们去干脏活。”
“你去负责警戒吧。”
“好嘞呦。不过，我说，天这么黑，我怎么找得到营地的边界线呢？”
熄灯后没多久，一个传令兵从车厢远处走来，沉闷的啪啪脚步声惊动我们。一位颇有经验的中士大喊：“上第二道菜啦。”
“我们遭到液体芥子气的攻击了，”我说，“把窗户都关好。”接着，我立刻写了一份简短的情况说明，表示没有人员伤亡，也没有什么东西受到污染，还说已选派人手在队伍下车前将车皮清洗消毒。指挥官似乎很满意这份报告，因为我们没有再接到他更多的命令。天黑后，我们都睡着了。
深夜，我们终于到了，火车停在支线上。我们接受的安全训练和当时的实战状况都要求我们必须避开站点和月台。一片漆黑中，士兵们从还没停稳的列车车厢跳到铺满煤渣的轨道旁，引发各种混乱和破坏行为。
“在路堤下面的小路上集合。看来，C连又跟平时一样，开始拖拖拉拉了，赖德上尉。”
“呃，长官。我们在漂白时遇到了一点困难。”
“漂什么白？”
“给车皮消毒啊，长官。”
“哦，我相信你们都很认真。算了，不要消毒了，继续下面的工作吧。”
此时，我那些半梦半醒、满脸阴沉的手下喧哗着在路上列好队。没过多久，胡珀那排大踏步走进黑夜中。我看到运货卡车和排列有序的士兵，他们把物品从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人，最终传送到陡峭的路堤下面。他们很快就发现，自己在做一项有明确目的的工作，反而轻松起来。我跟他们一起搬了半个钟头，副连长跟着第一辆返回的卡车来了，我便停下工作，去找他。
“营地还不错，”他报告说，“是一个很大的私人宅子，有两三个湖。如果运气好，说不定还能抓到几只鸭子。镇上有一家酒吧和一间邮局。方圆几英里内都没有别的小镇了。我想办法给我们俩弄到了一间小屋。”
凌晨四点，工作完成。我坐在最后一辆卡车上，沿着弯曲的小道前行，路旁伸出的粗大树枝扫过车窗玻璃。我们在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离开小道，开上公路；我们又在不知道是什么地方来到两条公路交汇处的一片开阔地，一圈悬挂着的防风灯表明，这里便是卸货处。我们卸完车，终于可以跟着向导去营房休息。夜幕中没有一颗星星，天空飘落下蒙蒙细雨。
我一直睡到勤务兵来叫我，才拖着疲惫的身躯起床，默默地穿好衣服，刮完胡须。我走到门口，问副连长：“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字？”
他告诉了我。就在那一刻，仿佛有人关掉收音机，无数个日子以来，一个在我耳边没完没了地愚蠢号叫的声音突然停止。随之是无边无际的沉默，起初让人觉得空虚，但随着我受损的感官渐渐恢复知觉，我的耳旁又充斥着各种甜蜜的、自然的、早已被我忘却的声音：他说出的那个名字，我再熟悉不过。这个名字好像拥有古老而神奇的魔力，人只要一听到它，往昔岁月就会涌上心头，如幽灵般让人魂牵梦萦。
我迷惘地站在小屋外。雨停了，厚重的云层低低地压在头顶。尚是清晨时分，从伙房飘出的炊烟直升阴沉的天空。铺满碎石的车道上长满野草，被车轮碾得满是泥泞。车道在山坡上蜿蜒，在一处山丘下消失。车道的另一侧是胡乱搭建的铁皮屋，从屋里传出叮叮当当、叽叽喳喳的声音，以及口哨声、嘘声和像是发自动物园的各种嘈杂声，那是一个营的士兵又开始新的一天。眼前与四周，是一片我熟悉的精致的人造景观。这个偏僻幽静的地方，被孤零零的山谷环绕遮掩。我们的营地位于缓坡上。在我们前面，是一直延伸到附近地平线的大地，那景色实在难以令人陶醉。两者之间，是一条奔流的小溪——小溪名叫新娘河，发源于不到两英里之外的一个名叫新娘泉的农庄。以前，我们偶尔会走到那里喝茶。溪水向下奔流，水量渐增，最终汇入埃文河——入河口建有堤坝，形成三个湖，其中一个最多只能算是芦苇丛中的湿地，另外两个面积就大多了。湖面倒映着云朵和湖边高大的山毛榉树。树林里都是这种山毛榉树和橡树，橡树灰蒙蒙、光秃秃，山毛榉树上却带着一抹新芽的浅绿。两种树与林中空地、开阔的草坪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简单但像是经过细心设计的图形——现在，还有小鹿来这儿悠闲地吃草吗？——另外，为避免观者视线漫无目的地游荡，湖边还立有一座多利安风格的神庙，爬满常青藤的拱门跨过河堰接口的最低处。所有这一切都是一个半世纪前就规划或栽种好了，所以到了今天，人们才能看到它如此成熟的模样。我从自己所站的地方望去，一片绿荫遮住林后的房屋，但我很清楚那屋子的样子和位置。它隐藏在一片酸橙树间，像一只蹲在蕨草丛中的雌鹿。
胡珀悄悄走到我面前，敬了个礼。敬礼姿势是他模仿别人而来，但别人很难模仿他的敬礼。他整夜无眠，脸色灰暗，胡子也没有刮。
“B连来拯救我们了。我让小伙子们去洗漱一下。”
“好的。”
“房子就在那上面，拐过弯就是。”
“好的。”我说。
“旅部下周就要搬进去了。把那里当成军营真是不错。我刚才去看了看。依我说，真是非常华丽。还有一件怪事，里面居然还有一个罗马天主教堂。我进去看了，他们正好在做礼拜，但只有一个神父和一个老头。我觉得挺尴尬的。你比我更擅长与这些人打交道。”也许是因为我看起来充耳不闻，他做了最后一次努力，想勾起我的兴趣：“那里还有一个可怕的大喷泉，就在台阶前面。喷泉基座全是石头和石雕的动物。你一定从来没见过那样的喷泉。”
“啊，胡珀，我见过。我以前来过这里。”
这句话经过圆形屋顶的反射，回荡在我的耳边，似乎更加响亮了。
“哦，那好，那你一定对一切都很熟悉了。我去洗漱了。”
我以前来过这里，知道关于它的一切。
- 鲁珀特王子（1619—1682），英国内战时期很有才华的保王派指挥官，是著名的将军、科学家、殖民总督和业余艺术家。
- 是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提到的位于特洛伊附近的一条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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