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秋罪愆
后来的七次祸乱,大同小异,无须一一描述。前文提到的八王,陆续折戟沉沙,成了冤魂厉鬼,只留下一座座荒丘坟冢,有的死无葬身之地。洛阳皇室在年复一年的动乱中不断更换皇帝,一个死去,一个上来,上台的如履薄冰,下台的饮恨黄泉,说不清谁是谁非。就性质而言,所有这些动乱都是王室贵胄之间的争权夺利。他们虽然同为皇室贵族,但彼此尔虞我诈、穷兵黩武、翻云覆雨,没什么正义可言。
“八王之乱”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皇室权力的合法化更加无从谈起,谁抢了王位谁就是老大;国家的经济状况急速恶化,百姓陷入深重的灾难之中,饿殍遍野,流民四起;中原的无道导致了少数民族反对晋朝的斗争以及后来的十六国割据。著名将领祖逖说:“晋室之乱,由宗室争权,自相鱼肉,遂使夷狄乘隙,流毒中土。”此论可谓一针见血。后赵羯族首领石虎得势时曾对部下说:“司马氏父子自相残杀,故使朕得至此。”内争外侵,严重削弱了西晋王朝的国力,经过武帝、惠帝、怀帝、愍帝四帝五十二年,西晋灭亡了。
王羲之出生时,“八王之乱”尚未结束,整个国家可谓满目疮痍。乱世烽烟,祸起萧墙,连年的动乱极大地破坏了本来就很脆弱的小农经济,人民遭受了难以言说的灾难。《新全球史》(作者杰利.本特利等,北京大学出版社)分析道:
“汉朝的衰落的主要原因,是统治者解决不了它内部的问题。一个问题是,统治者上层之间的内讧不断激化。皇室和贵族之间的联姻形成了多个利益集团,各个集团的成员在帝国政府内不断寻找更加重要的升职机会,同时极力排斥异己。这种氛围导致统治阶级内部不断争斗,互放暗箭,反过来降低了中央政府的效率。”
“更困难的问题是,如何处理长期存在的土地问题和公平分配问题。在汉朝统治者的最后两个世纪里,大土地所有者在政府那里获得了新的特权。他们减少自己应缴的税收,反而把负担转嫁到农民身上。为了本阶级的利益,他们甚至组建了自己的军队。”
这是问题的实质所在。汉末到三国到两晋,王室、贵族、地主,甚至于商人,都在极力侵占土地,并努力将自己变成不纳税或者少纳税的特权者。一方面,大土地拥有者不肯缴税,他们看似争权,实则为了夺利,即夺取更多的土地并游离于税收制度之外。另一方面,失地的农民更多地变成“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流民。严重的贫富不均加上地主之间争夺土地的欲望极高,地方诸侯建立军队保护自身利益的做法,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如此,割据战争几近水到渠成。流民揭竿而起的,如汉末的黄巾军;统治者内部的战争,如“八王之乱”。
中原的动乱,造成北方民族的南下。这些来自原始部落的民族很快学会了中原的农耕技术,继而学习汉民的语言、文化、制度、文学、艺术,迅速汉化。这些迁移南下的民族迫切需要更多的土地、更大的地理幅员,以确保新殖民地的安全,所以不断入侵中原,加剧了社会的动荡。《新全球史》认为:“汉朝灭亡后的几个世纪里,处处是混乱和无序的景象。王国不断更替,每一个统治的时间都不长。战争和游牧部落的侵袭使北方人口锐减。到公元五世纪中期,长安和洛阳——古典中国的中心地区——由于军队的大肆掠夺而遭受了全面的破坏。据记载,昔日汉朝的都城长安,当时不超过一百户人家,而洛阳与其说是个城市,不如说更像一个垃圾堆。”
由此可知,西晋初年司马氏之所以不在长安建都,盖出于此。不义的杀伐不仅充满了血腥与掠夺,也破坏了基本的社会生活。战火过处,村镇被毁,田园荒芜,商旅匿迹,尸横遍野,无论谁胜利,落下的都是个烂摊子。更为悲情的是,战争摧残了人们的安全感,上上下下惶惶不可终日,不知祸水哪一天冲到脚下,凶悍者肆意抢夺,懦弱者得过且过醉生梦死,士族、官僚、附庸、将官、士卒、农人,无不如此。一种普遍的、深入心灵的、朝不保夕的意识,成为社会文化的常态。这是一种万念俱灰的情绪,事实告诉人们世事无常,愚昧之人混一天了一日,有思想的人开始寻找新的意识形态,以求寄托,以求慰藉。
这种普遍的野火般的情绪助长了个人对于生命的虚无感。该时期的下层士族,内心充满了生命的危机感,生活难以为继,随时都会遭殃,谁也救不了谁。许多士族沦落为流民和佃户,下层人更难得到发达的机会,铤而走险的人越来越多。由于社会秩序的解体,传统儒家思想体系失去了它的可信性,这进一步打击了士族知识分子赖以安身的内在精神。他们充分体会到人生的无助和无奈,精神压抑,人人自危,价值观濒临崩塌。孔夫子为代表的儒家所提倡的那些仁爱、和平、礼义廉耻,已经摇摇欲坠,而丑恶之事常常是那些口称信奉儒学的统治者干的。士族知识分子在生灵涂炭、人民倒悬、民怨沸腾之时,深感走投无路。外族的不断入侵,社会的混乱无序,将中后期的西晋变成一个乌烟瘴气、乱七八糟、几近不可收拾的乱局。当是时,没谁能振臂一呼力挽狂澜,没谁能跳出那个大火坑,能纵酒狂歌、避乱竹林的人也不是等闲百姓。黑暗无边无际,到处是惨烈的悲剧,即便是王公贵族也难以幸免。生命无常的空气弥漫在中原大地,每个人都在寻找精神的洞穴,每个人都在寻找寄身的螺蛳壳,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或醉生梦死、佯狂佯疯。
士族知识分子在社会动荡中大都难以保持自尊、自爱与人格,屈辱随时存在,难以躲避。相对于贵族和军阀,下层士族都是弱者。像潘岳、陆机、陆云、公孙弘、祖逖、卢志等,道路各有不同,下场却大体相似。安定和平之时,社会奢靡,这些人基于才情和虚荣,大多禁不住浮华的诱惑,往往成为贵族的座上客,成为潮流的俘虏,进而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封建社会的士族大多没有骨气,他们软硬都吃:既能臣服于淫威,也能拜倒于金钱——贪嘴者善于自贬,却不得不叹息下场。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个一心要回到江南大吃鲈鱼的季鹰倒是有点儿内力,至少他是清醒的。
王羲之恰恰就生长在这样一个时代。从他降临这片土地的那一天,面对的就是一个满目疮痍的国家,一个在动乱中飘摇的家族,一条前途未卜的人生之路。他行将明白,这个世界到处都是惨烈的杀伐,正义的喘息极为微弱。他也终将发出这样的感叹:生灵涂炭,生命如此短暂,空气中弥漫着无常,也许最好的道路就是逃避。
这种大环境,一直对他辐射着强大的影响。
王羲之将怎样走过自己的一生并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荣耀呢?
让我们从他的童年开始描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