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与守望
在《新闻调查》工作的五年时间里，对于社会热点的关注，我们会通过严谨、翔实的实地调查和寻访，让当事人把事件真相呈现出来，所以栏目的宗旨是探寻事实真相。作为记者，需要面对那些因为各种原因试图掩盖真相的人，那时的采访是对抗性的，就像两个拳击手在擂台上斗智斗勇，而在这种你来我往的交锋中，才有机会让人们辨别是非曲直。进入《面对面》后，关注新闻热点依然是我们的职责，只是节目的呈现方式变成了专访新闻当事人，虽然每一期采访的人物相对单一了，对抗性也弱化了，但却更加集中和深入了，更有时间和篇幅去展现一个新闻热点人物的心路历程，具象地了解社会发展洪流中单独个体的奔波流离、悲欣交集。
我在学生时代读过美国作家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因为这本书，我对进入社会后的认知有了一些免疫力，知道理想是丰满的，但现实往往是骨感的，虽然未来会有诗歌和美好，但眼前不得不面对一些让你无奈和愤怒的苟且。作为一个专访记者，我特别想通过和这些人物对谈，让大家知道他们的困惑和委屈，如果能够引起社会的关注，甚至去完善和改变一些制度，那将是我最欣慰的。这种感觉就像《麦田里的守望者》主人公霍尔顿说的那样，当你发现一些社会问题，像迷失方向的孩子一样开始滑向悬崖时，你可以呼喊着提醒人们，不得已的话，还可以伸手去阻拦，这也是一条媒体人应该守护的安全底线。
在这一章里，既有轰动一时的大案、要案的主要当事人，也有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他们都是这个时代的剪影和切面，我希望通过这些文字和影像，让生活在不同层面的人们了解这个时代的真实印记。作家刘震云先生曾经说，他通过作品把这个时代的小人物的故事打捞出来，这些人物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也没有太多被人关注的实力和资本，但他们的喜怒哀乐、生活诉求和那些风云人物同样重要，他们作为一个个生命，同样渴望和需要人们的关注与尊重。
作为记者，我深知通过一期或几期节目很难“治愈”社会顽疾，节目播出完毕，记者的使命和责任也告一段落。当开始下一个选题时，那些身处困境的人们依然要继续自己的生活，短暂的舆论喧嚣过后，剧目散场，各自回归自己原有的生活。因此，我也曾怀疑过自己的采访对这个时代是否真的有积极的意义和价值。但我又想到，身为一个媒体人，如果不去做，我的良心和信念一定会备受煎熬。于是，我又收拾心情继续前行。做了，未必会改变什么，但不做，永远改变不了。这也是支撑我这些年采访工作的力量所在。就像塞林格说的：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
“刘永彪案”当事者——22年追凶之问
刘永彪，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获“安徽文学奖”，后为某大学校刊主编，发表作品200多万字……颇具才气的刘永彪在许多文学爱好者眼里是文学创作的名家，《难言之隐》是他的长篇小说代表作，可如今，刘永彪的作家身份有了颠覆性的变化——他是22年前一起致4人死亡的特大抢劫杀人案的犯罪嫌疑人。被警方抓获时，刘永彪对22年前抢劫杀人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与他共同作案的另一名犯罪嫌疑人汪明（化名），案发时，是上海一家投资咨询公司的法人代表，42岁。
据他们交代，两人是南陵同乡，也是好朋友。作案前，两人都没多少钱了，而汪明之前曾在织里打过工，所以两人商量到织里搞些钱。
GUBING×刘永彪
采访手记
采访结束后，刘永彪身子向前探了一下，问我：“古记者，这节目什么时候播出？”我回他，周日晚上九点半。他缓了一口气，自言自语地说：“还好，我儿子一般九点就睡了。”说完，他站起身，拖着沉重的脚铐，一步一挪地被带往监舍。看着他的背影，我的心情很复杂。如果不是刘永彪最后的问询，我的关注也完全集中在案件本身的曲折坎坷和新闻热度的谈论上。无论多么凶残的罪犯，内心对于自己的孩子都是有愧疚的。而作为杀人犯的孩子，未来他怎样面对这个现实，怎么面对社会和周遭亲朋好友呢？在关注这起大案的同时，很少有人会在乎或想起一个12岁孩子的心灵“地震”。
一个杀人嫌犯在22年的逃亡中离奇地成了一名作家，这本身就极富戏剧性。我曾想过，采访他时一定会面临很多博弈和挑战，但没想到他会全盘托出，没有任何否认和回避。而我很难相信面前的嫌犯曾是一名作家，一双沾染鲜血的双手是怎么拿起笔为人们提供文字食粮的呢？
无论如何，刘永彪都必须为此付出代价。所以当警方第一次到家里采集他的信息时，他已经知道了结局。他说那天之后，他把儿子送回老家，回到办公室收拾好物品，静静地等着那个他曾经多次梦到又心存侥幸地希望不会发生的场景的到来。当一切来临，他显得很平静。他说到那晚被抓捕的情景时，说幸亏把儿子送走了，怕孩子被吓坏，还说孩子自幼胆小，没安全感，像他。
我说，孩子总会知道的。他低下头，不做声，过了许久，抬起头，眼圈红着说：“回不去了，再也回不去了。希望孩子不要恨我，毕竟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人生就是这样。最初觉得路很长，但走错一步，可能就会万劫不复。希望在这个案件过后，人们能帮助那个12岁的少年走好他的人生之路，毕竟孩子是无辜的。
采访时间：2017年8月20日
双面人生背后的“难言之隐”
古兵：现在再看你的长篇小说《难言之隐》的时候，书名会让人觉得特别有一些黑色幽默的成分。
刘永彪：我之前准备写一个东西，但是后来没写。
古兵：你想把你自己的整个经历写成一本书？
刘永彪：以前我想过，现在没机会了。
古兵：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刘永彪：因为我犯了这个案子，我是个罪人，死100次都不为过，我没有资格写作了。但是犯案后过了一两年没有什么事，又没人抓我，反过来我又想写作，又想当作家，当作家取得了一点成绩后，我又想到了这个案子……一直都处于这样的矛盾中。现在我们写作都是教大家怎么学好，但是在我的经历中，有这样的一个难以启齿的东西，我内心的苦难有很多。
湖州市公安局曾数次启动案件侦破工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从未放弃对凶手的抓捕。
背负4条人命，逍遥法外22年，刘永彪把自己经历的内心挣扎称为是“苦难”。然而，在同样的22年中，他无法体会的是4条人命所牵扯的失去亲人的剧痛，他无从知晓的是侦办此案的公安人员22年不安心、不甘心、不能停止的追索。
古兵：这个案子持续了这么长时间，一直没破，一定有很重大的原因，还有其他的难点，您认为最关键的难点是什么？
夏文星（湖州市公安局长）：这个案件毕竟已经过去22年了，凶手就像蒸发了。
古兵：您为什么会用这样一个词——“蒸发”？
夏文星：22年，没有任何线索，没有任何人反映或者举报，在其他案件中也没有串并，所以就像蒸发了一样。
22年前，即1995年，11月29日凌晨，湖州市织里镇闵记旅馆发生一起抢劫杀人案。案发现场在一家住宿和饮食合一的小旅馆，老板闵某生、老板娘钱某英、老板的孙子闵某及旅客于某峰4人被残忍杀害。接到报警后，湖州市公安局吴兴区分局刑侦民警陈红跃和同事迅速赶往现场。当年，陈红跃23岁，刚入警一年。
古兵：你们接到报案，进入现场之后，当时看到的情景是什么样的？
陈红跃：进入现场，首先闻到里面血腥味非常浓，看到很多尸体，心理上确实有点儿震撼。
古兵：那应该是您接触的第一次比较大的刑事案件？
陈红跃：是这样。
古兵：从当时现场勘查来看，你们觉得凶手是蓄谋的，还是临时起意的？
陈红跃：是临时起意的，是为财而来，这一点我们是有共识的。
古兵：从现场来看，怎么分析一个旅客和旅馆的主人一家的关系呢？
陈红跃：被杀的旅客和两名案犯是住同一个房间的，他们要作案首先必须排除他（旅客）这个障碍，然后再去做其他的动作。
案发地在闹市一栋三层旅馆的二楼，经过现场勘查，4名受害人均被钝器击打头部致死，凶手作案手段十分残忍。
古兵：为什么最后选择在这个宾馆里做案？
刘永彪：巧合的因素。
古兵：你当时怎么判断出那个山东的旅客有钱？
刘永彪：因为我把他当成了一个商人，加上他又穿着西服，都以为他有钱。我的那个同案犯也认为他有钱，对我来讲，就以为他是有钱的了。
古兵：确定了这个旅客后，怎么决定实施犯罪？
刘永彪：见了面我们住在一个房间里，后来聊一聊就变熟悉了。熟悉以后，他就睡着了……
古兵：你们用了什么样的工具？
刘永彪：我们用绳子和棒槌。
古兵：打的是哪个地方？
刘永彪：细节还要说吗？细节很残忍的。
22年的侦查之路……
即使在今天，刘永彪也承认当时的细节残忍。据刘永彪交代，当晚最先被杀死的，是和刘永彪住在同一个房间的来自山东的旅客，从这名旅客身上，他们只搜到了十几块钱，然后，他们用类似的手段杀死了旅店的老板夫妇和他们12岁的孙子。在血腥的作案现场，凶手留给陈红跃的线索并不少。
古兵：到现场勘查之后有什么发现吗？
陈红跃：有指纹、鞋印、作案工具，还有一些生物检材。经过现场访问，实际上确定了两名作案对象。
古兵：当时为什么直接锁定是那两位旅客？
陈红跃：这两名旅客是28日住进来的，这个案件是29日晚上发案的，这两名旅客从29日早上就消失了，28日晚上，有服务员也听到这两名旅客叫老板结账的对话。综合判断，这两名旅客就是作案人。
古兵：在当时的条件下，要开展侦查的话，难度在哪儿？
陈红跃：这两名旅客住店没有进行实名制登记，实际上我们并不知道这两个旅客的身份。
古兵：所有影像的东西都没有？
陈红跃：都没有。在当时条件下，完全没有监控，而且这两个人也没有犯罪前科。
古兵：你们总共在这个案件中搜到了多少钱、物？
刘永彪：一个手表，一个戒指，十几块钱。
古兵：这些东西怎么处置的？
刘永彪：他（同案犯）给了我一个戒指，戒指我不敢用，因为它是赃物，也不敢卖，不敢给老婆，后来就没有了。
古兵：那一路上，你和你的同案犯怎么交流的？
刘永彪：没有交流，我们后来到上海就分手了。之后我们每一次想到这个事情，就担惊受怕，也不敢出来搞别的事情。
案发后的十多天，陈红跃几乎整日守在现场，他与十余名民警一起展开勘查。经过细心排查，他们发现了一支皖南一带生产和销售的某品牌香烟的烟蒂。为了侦破此案，湖州市公安局成立专案组，浙江省公安厅也派出刑侦专家协助破案，可是线索有限，排查面太大，两个没有留下任何影像和身份痕迹的犯罪嫌疑人，从此消失在了茫茫人海之中。“11·29”特大抢劫杀人案作为湖州市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最大一起恶性案件，就此成了所有办案民警的心结。
夏文星：当时发案，在全社会引起了强大震动。经过22年，虽然现在才抓住凶手，到我这里已经是第五任局长，但是这22年，湖州公安一天都没忘，也一天都没有放弃过。
22年中，每一年，湖州警方专案组都会对所有当年案发现场的痕迹物证梳理一遍，每当听到外地有类似案件发生，湖州警方都会派员去看能不能并案。为此，他们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在指纹对比靠肉眼识别的年代，为了这个案子，陈红跃有时一天要辨认几千份指纹。犯罪嫌疑人的指纹几乎印在陈红跃脑子里了。可是，案件的侦破始终没有进展。
古兵：时间过去那么长，你的岗位都发生了变化，对这个案子，你还会有那种心结吗？
陈红跃：实际上有一点不服气，当然更主要的是不甘心。
在安徽南陵，早在1995年之前，刘永彪就已经在文学领域崭露头角，经过一段时间的沉默后，他又开始了文学之路的积累。他自费到鲁迅文学院学习创作，获得结业证书。2005年，他的中短篇小说集《一部电影》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获得第七届省政府文学奖。2009年，他被安徽省授予2005—2006年度安徽省“社会科学文学艺术出版奖”三等奖，他的代表作长篇小说《难言之隐》，在某阅读网站上被称作是“一部以钻井方式深层揭示人性的小说”。
古兵：写作者对于人性的洞察和体验一般都比平常人要深刻，这些年在作品里面，你对人性的体验是什么？
刘永彪：我作品里面关于人性写得最多的都是本真的东西，写下层的人，他们都是向善、向好，每一个人都是好人，没有坏人。我的作品里面没有一个坏人。
古兵：你是想借这些作品里面的人物来映射自己吗？
刘永彪：我不敢把这件事反映在作品里，但是思想我肯定反映进去了，人物故事肯定不敢反映进去。所以，可以讲，目前我是全中国也是全世界最穷的作家，我不能发挥，自己不容易发挥。
2017年6月中旬，湖州警方再次抽调各岗位的刑侦技术人员和专家，组成专案组，公安局长夏文星担任专案组组长，对“11·29”案件发起新一轮的攻坚冲刺。
古兵：22年了，为什么会突然重启对这个陈年旧案的调查？
夏文星：我们并不是突然重启这个案子，是再度重启，之前曾几度重启。
古兵：但是这个案子二十多年都没有结果，再次重启就意味着可能要承担很多的风险，甚至可能会做出无用的追查。
夏文星：是，当时在部署会议上我也宣布出去了，我说这次并不意味着我自己要当专案组组长，再度重启这个案件也不意味着就一定能破，但是我们只要有决心，我相信能早日破案。
一支烟蒂帮了大忙
侦办期间，专案组常驻人员有10人左右，参与办案民警超过百人，为了不走回头路，一些当年参与过侦破此案的干警都被调入再次重启的专案组。陈红跃也在其中。两年前，他被派到一个派出所做教导员，再次回到一线办理悬案，当年23岁的陈红跃已经是45岁的老民警。
古兵：这些全是当年的案卷吗？（指着档案柜）
陈红跃：对，是这样的。
古兵：22年来所有的东西一直没有间断搜集过？
陈红跃：没有，比如这个是鞋厂的。
古兵：就这么一个线索，都要搜集这么多。
陈红跃：对，要几千个人。
古兵：您在这里面主要负责的是哪一块？是外省排查，还是其他的？
陈红跃：这次我主要负责到南陵去做一些排查工作，因为随着基因检验技术的进步，我们把原来的一些物证继续做了追加的鉴定，做了Y染色体DNA检验。
时隔22年，公安系统的信息化建设以及大数据应用的迅猛发展，给侦破“11·29”案件提供了技术支撑，在现场发现的那支烟蒂上残留的唾液，成了关键证据。
古兵：有突破吗？
夏文星：就是在烟蒂上得到的突破。以前DNA可能还不能发挥作用，但刑侦技术发展到今天，让我们感到非常振奋。
古兵：即使有了这样的科技手段的辅助，拿到了DNA，真正去找可能还是像大海捞针。
夏文星：DNA出来以后，包括现场的指纹，我们跑了15个省。
古兵：怎么比对？多少人参与比对？
夏文星：我们通过DNA比对，排除掉的就达6万多人。全国有指纹库，有DNA库，有些是能联网的，有些是不能联网的，这些都需要民警实地一一核对。
22年来，案件侦查一直没有停歇，而仅一个线索，陈红跃就要搜集几千个人的信息，任务量之大可见一斑。图为陈红跃和古兵参观档案柜。
古兵：这个强度很大？
夏文星：对，可以说这两个月全警出动。
经过复杂的DNA比对发现，那支烟蒂上残留的唾液与芜湖市南陵县的刘姓族人很接近。得知这个情况后，陈红跃来到安徽南陵，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对刘姓族人进行梳理，将搜索范围圈逐渐缩小。
古兵：什么时间有了新的进展和突破？
陈红跃：8月8日，刘永彪已经纳入到了我们的侦查范围。
古兵：进入侦查范围后，按照你们的战术规划，怎么推进？
陈红跃：我们先找到这个人。
古兵：你去的吗？
陈红跃：我去的。
古兵：你见到他的第一印象是？
陈红跃：感觉他挺斯文的一个人，跟我脑中对案犯的刻画还是有点差距的。
古兵：你刻画的是怎么样的？
陈红跃：我内心当中，这个案件的案犯跟一个作家无论如何是画不上等号的。
陈红跃锁定的犯罪嫌疑人正是刘永彪，此时的刘永彪是一所学校的校刊主编。公开资料显示，中国作家协会2013年新增会员473人，刘永彪以安徽籍的身份在列，他使用的笔名有刘浪、永方、彪子、一沙、江南飞等，共发表作品200多万字。
古兵：怎么和他接触？
陈红跃：我们就以跟他聊天的形式，想办法提取了他的生物检材。
古兵：你是怎么讲的？怎么让他配合做这样的工作？
陈红跃：我们就说在搞一项科研活动。
古兵：你当时是以什么身份面对他的？
陈红跃：当时没讲身份，也没讲是公安人员，我们就说想做一些调查，调查刘氏家族迁徙情况，编了这个理由。
古兵：对你们这样的行为方式还有你们的到来，他的反应是怎样的？
陈红跃：现在回过头来看，他是出奇地平静，很配合。
古兵：没有任何的排斥和反感？
陈红跃：没有。
古兵：那会不会让你对自己的判断产生一些怀疑？
陈红跃：当时确实有些动摇，但是你也知道，我们侦查破案是一件很严谨的工作，即使我内心有一些动摇，但是我依然要依靠我们的一些物证，一些检验鉴定排除，还是坚持取到了他的DNA。
“原罪”之赎
对于刘永彪来说，2017年8月8日，是他命运的又一个转折点。
古兵：8月8日到你家进行采样的时候，当时看到他们来，你的反应是什么？
刘永彪：他们给我讲，要帮我做家谱，是牵涉到卫生方面的，我是刘家人，要做个DNA检测，我说不要讲了，我清楚，我在家里等你们。
古兵：你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刘永彪：因为当时我儿子在家里。我儿子12岁，上小学，我让他到房里去，他又跑出来了，他总是来问，我就把他喊进去了。
古兵：但当时对方并没有暴露警方的身份。
刘永彪：我已经知道了，我怎么可能不知道，我看了那个白银案，怎么会不知道。DNA比对，根据父系什么的，那个我都知道，他不讲我也知道。
古兵：为什么那个时候没有坦白？
刘永彪：我儿子当时在那儿。后来我的律师跟我讲，那个时候坦白都属于自首，可我还是没有勇气，甚至我还有一点儿侥幸心理。
DNA检测需要两天时间，湖州警方和刘永彪都在等待结果，而刘永彪更是把自己的妻子和两个孩子都支了出去。
刘永彪：8月9日和8月10日两天都没有吃饭，两天就吃了一碗方便面，三块五毛钱的一盒方便面。
古兵：这期间，你和你的同案犯有过交流吗？
刘永彪：打过电话，我跟他这么讲：“如果先找到我，我肯定要把你讲出来；先找到你，你也要把我讲出来，我们迟早要面对。”他们做DNA检测以后，我就跟他联系，就跟他讲，我已经做了DNA检测，我是不想逃了。
古兵：他怎么回复你？
刘永彪：我们已经讲了，都不想逃了，就听天由命吧。
2017年8月10日，DNA检测显示，案发现场烟蒂上的唾液和刘永彪的DNA一致。8月11日凌晨1点，专案组民警在刘永彪的家中将其抓获。现场视频显示，被警察带走时，刘永彪并没有反抗。
古兵：面对你们的到来，他当时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特别举动？
陈红跃：他自己写了一封信，是写给他妻子的，他把这封信交给了我，这封信的内容提到了22年前的鲁莽行动，他讲到自己曾经想要自杀，甚至连老鼠药都准备好了，可以看得出来，这么多年来，他过得惶惶不可终日。
古兵：你在那封信里面最想告诉家人什么？
刘永彪：我有老婆，这样突然走了，对不起我的爱人。后来，我把家里的事情安排了一下，教小孩子坚强一点，教他们谋生，学会点技能。
按照刘永彪的解释，22年前，他的女儿刚出生，天生有眼疾，需要5000元手术费。为了筹集这笔钱，刘永彪和同村的一个朋友聊到此事，对方提到浙江织里经济发达，有钱人多，两人于是相约来到织里，住进了闵记旅馆，遇到了和他们住在同一个房间的山东商人，后来制造了一起4人被害的血案。
古兵：这22年来，那些惨不忍睹的、血淋淋的场面，会经常出现在你的脑海里吗？
刘永彪：有时候生不如死，我因为一时糊涂制造了四条人命的案件，我晓得自己一定跑不掉，我盼望被抓的这一天。
古兵：为什么说是“盼望”？
刘永彪：我放下了，现在放下了，放下就好多了，最起码在这里睡觉睡得很好，没有噩梦。反正现在戴了手铐、脚镣，戴上这个东西，我觉得精神上放下了。
古兵：你觉得那种精神的折磨比肉体更可怕？
刘永彪：对我来讲更可怕。人家说我是一个奇怪的人，写到后来名气越来越大，最终这个事情出来，闹的笑话也越大。但我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勇气自首，这是内心话，我很痛苦的，我也不想留下文字记录，现在就是已经放下了。
2017年8月11日早上6点多，湖州警方赶到上海浦东，在浦东区杨高南路一小区里抓到了另一位犯罪嫌疑人汪某，此时的汪某是一位投资公司的法人代表。至此，22年悬而未决的“11·29”特大抢劫杀人案告破，刘永彪和汪某两人对当晚的杀人事实供认不讳。
夏文星：说实在话，印象最深的是受害人的家属，一家几口一起来到公安局送锦旗，一见到我“扑通”就跪下了，当时在场的专案组民警都掉下眼泪，终于让他们沉冤昭雪，能告慰亡灵了。我们感到很自豪，但是也很内疚，花了22年才把这个案子破了，才把凶手抓住。这个案子的破获，让我更加坚定了湖州市公安的一个理念。
古兵：什么理念？
夏文星：防为主，防为上。通过我们想在前、做在前、忙在前，切实增强人防、技防、物防、心防这些措施，在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下，尽量少发案，不发案。
法网恢恢，等待刘永彪和汪某的将是法律公正的判决。
古兵：如果把你的人生历程当作一本书，现在让你给自己走过的这条路写一个书名的话，你会怎么写？
刘永彪：就叫《原罪赎》，但现在没有条件了，我要有这个条件，我肯定要把这个书写出来，写出来以后，不管传不传得下去，对社会有没有影响。我现在就是很煎熬，我就盼望法律早点给我一个了结，解脱自己，对受害者家属有一个交代，自己也轻松一下。
古兵：可能现在也只有法律才能够实现你的赎罪？
刘永彪：我也期待法律的审判，而且我希望它对我越严格越好，对后人有个警示。
古兵：警示什么？
刘永彪：不能因为一时、一念之差，造成大错。
古兵：人生没有后悔药吃。
刘永彪：没有后悔药吃，是不能用语言表达的后悔。
“刘汉刘维案”专案组——反腐打黑，以法为名
刘汉，男，四川广汉人，原四川汉龙（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曾连续三届当选四川省政协委员、常委，其资产高达400多亿元人民币，曾被《福布斯》称为“潜在水底的真正富豪”。刘维（曾用名刘勇），刘汉弟弟，黑社会犯罪集团成员。在其哥哥刘汉带领下大肆网罗社会闲杂、刑释人员，大量购买枪支弹药及刀具，组建“地下武装”，组织、领导了一个30余人的涉黑犯罪集团，为祸四川成都、德阳、绵阳、广汉、什邡等地长达20余年。
2013年3月以来，公安部指挥北京、四川、湖北等省市的公安机关，对以刘汉为首的特大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展开了合力围剿。2013年3月12日，针对刘汉刘维等团伙的抓捕行动开始，盘踞四川20年的刘汉黑社会犯罪集团被摧毁。随后，中央政法委公安部决定，将案件移交湖北省公安机关侦办。2013年4月中旬，在公安机关受命侦办该案之初，咸宁市检察机关就启动了同步介入机制，引导侦查，帮助公安机关进一步理清侦查脉络。
最初指定同步介入的三名检察官包括罗继洲（咸宁市检察院检察长）、李映雪（咸宁市人民检察院刑事审判监督处处长）、陈利（咸宁市检察院公诉处处长）。
GUBINGד刘汉刘维案”专案组
采访手记
这是我采访的节目中最特别的一期。因为平时都是专访一个人，而这期节目却要面对多个人，不仅访谈人数多，而且案件脉络烦琐复杂，涉及被告几十人。在专案组的档案室里，这起案件的相关案卷如山丘一般，理清采访思路已非易事，何况她们要全部研究透彻案卷，提出逻辑严密的公诉。
负责这起大案的湖北咸宁检察院公诉团队也很特别，检察长罗继洲告诉我，这起案件对于一个市级检察院来讲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而承担主要公诉职责的检察官全是女性，高负荷的工作强度对她们的体力和脑力都是一种磨砺。私下沟通时我问她们，第一次参与这么引人关注的大案，精神压力如何，她们给我的答案几乎是一样的：有担心，但必须下定决心。我追问，担心什么，她们相互看看后，一位年长的检察官答复我，她有时候做梦都在想着开庭审理时会出现的变化。我明白她们的压力，庭审辩控就像进行拳击一样，你不击倒对手，就会被对手击倒。
这起案件的庭审也非常特别，不仅时间跨度长，而且辩论激烈，波折起伏。在案件庭审的关键时刻，重要证人答应出庭质证，才让案件审理有了突破性进展。这期间，公诉团队每天都要分析案情和庭审出现的新问题。我问她们，舆论的关注是否会影响她们的判断，其中一位公诉人告诉我，办案时她们不会看相关新闻报道和网络评论，只关注采信的案件物证和提审笔录，庭审需要的是证据，而不是舆论评判。
采访时间：2014年11月9日
搞清作案动机是最大难题
2014年8月7日，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咸宁市对刘汉、刘维等人上诉案依法公开宣判。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一审对刘汉、刘维的死刑判决，此判决为终审判决。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对刘汉、刘维的死刑判决进行了复核。以被告人刘汉等为首的涉黑集团，盘踞四川广汉、绵阳、什邡等地长达20年，长期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成员多达30余人，涉案总人数达百余人，是近年来被查处的特大涉黑犯罪组织。
古兵：对咸宁检察院而言，作为检察长，您当时的心情是怎样的？
罗继洲：我从事检察工作这么多年，像这样的案件还是第一次碰到。
古兵：难度在哪儿？
罗继洲：这个案件有它的特性，时间跨度长，20来年，地域广。收集证据非常难，有的证据灭失了，有的证据被人为地销毁了。还有一点，这个案件是比较明显的家族犯罪，涉及刘汉、刘维两个首犯，他们是亲兄弟。
古兵：当时提前介入有多少人力？
罗继洲：刚开始是三个同志。
古兵：介入之后，你们能提供什么样的辅助？
李映雪：最开始介入这个案件的时候，公安机关手里的还是零碎的个案，没有形成统一的脉络。
古兵：当时哪一个零碎的个案给你的印象最为深刻？
李映雪：应该是“1·10”案件。实际上，“刘汉刘维案”也被命名为“1·10”案件，也就是这个案子是导火索。
2009年1月10日，四川省广汉市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街头枪杀案。案发时间在当天下午2：50，整个枪击过程持续不到一分钟。枪杀案发生的当天，恰恰是110宣传日。上午，当地警方组织开展的110街头宣传活动才结束。法医鉴定证实，案发现场3人被射杀身亡，2名无辜群众被流弹击伤。在3名被害人当中，陈富伟是广汉黑帮首领之一，与刘汉、刘维素有矛盾。
刘勇，是刘汉的弟弟刘维的曾用名。案发前，他是广汉某实业公司的老板，曾作为奥运火炬手，参加了北京奥运会在广汉的火炬传递。枪击案发生后，公安部发出A级通缉令，在全国范围内追捕刘维，但此后，他却像从人间蒸发了。自称感觉天塌了的刘维，实际上并没有远走高飞，因为他还有个大靠山，那就是号称神通广大、无所不能的哥哥刘汉。刘汉，汉龙集团董事局主席，上市公司金路集团董事长，旗下拥有数十家子公司，曾被《福布斯》杂志称为“潜在水底的真正富豪”，连续三届当选四川省政协委员、政协常委。从案发直到2013年，在长达四年多的时间里，刘维一直藏匿在广汉市。四年里，警方曾多次接到群众举报，但每次民警到达现场时，都人去屋空，刘维总是能离奇地与警方擦肩而过。根据事后的调查，其间，刘汉曾经多次与刘维见面，给了他数百万元的现金财物，不仅为他提供生活上的保障，同时也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包庇刘维。在“1·10”案件的侦破过程中，咸宁检察机关开始意识到，“刘汉刘维案”就是一个有组织的黑社会性质犯罪。
古兵：从检方来看，哪些元素、哪些证据是需要你们极度关注的？
李映雪：刘维基于什么原因要去杀害陈富伟。因为陈富伟威胁到了刘汉和刘维这个家族，这也是跟整个组织相关联的。另外，从涉案的人员来看，他（刘汉）都是安排他手下的文香灼、旷小坪做案，之后，文香灼和旷小坪又安排他们组织层级的下一层的人做案，这样，整个组织层级关系也非常明显了。
古兵：梳理出了层级关系，仅凭这一点就能够往黑社会性质这个方向判断吗？
李映雪：那肯定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公安在侦查的过程中，很多的案件都是同步开展侦查的，有非法持枪的，有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的，有寻衅滋事的。这一系列案件的侦破使我们判定这一个案件的性质有了更充足的把握。
1998年8月，刘汉的汉龙集团在四川省绵阳市开发小岛房地产项目时，与小岛村村民发生激烈冲突，汉龙集团保安唐先兵将挑头的村民熊伟乱刀捅死。事后，凶手唐先兵不仅毫发无损，还被汉龙集团提拔为年薪10万元的石材公司经理。在小岛村凶杀案的5天之后，为了垄断广汉市的游戏机赌博市场，刘维命手下将竞争对手周政当街枪杀。2002年5月，刘汉的保镖在成都一娱乐城无故生事，召集多人猖狂殴打无辜群众，致一人死亡、多人受伤。在这一系列的命案中，只有一名凶手被判刑4年，其他凶手全部逍遥法外。
此后的十多年里，汉龙集团不仅一直给几名凶手发工资，还给房、给车，升职重奖。通过一系列的打打杀杀，消除异己，刘汉黑恶组织的势力不断扩张，从广汉、德阳、绵阳辐射到大半个四川，甚至影响到云南、贵州、深圳、北京等地。在侦办此案过程中，公安机关从该犯罪团伙处追缴军用手榴弹3枚，国产五六式冲锋枪、美制勃朗宁手枪等枪支20支，子弹670多发，钢珠弹2163发，管制刀具100余把。据检察机关指控，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以刘汉为首的犯罪集团涉嫌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非法拘禁等严重刑事犯罪案件数十起，造成9人死亡，9名被害人中5人遭枪击身亡。这种靠暴力手段形成的控制力，在当地延续了十多年，一些受害人避走他乡，数年不敢回家。在广汉、绵阳、阿坝等地，许多群众谈“刘”色变。
据办案人员的统计显示，十多年来，先后有百余名群众的合法权益被该组织侵害，而举报控告者仅寥寥数人。从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四大特征来看，“刘汉刘维案”具备组织特征、经济特征、行为特征和非法控制特征。可是要认定每一个特征都需要大量证据予以支撑。2013年4月29日，咸宁市检察院“1·10”专案工作领导小组正式成立，下设7个公诉组，以及业务指导组、后勤保障组等多个工作组，统筹协调，综合保障专案工作。
古兵：在确定这个涉黑性质的案件的方向之后，对检方而言，下一步要做的又是哪些工作？
李映雪：首先，我们要确定涉黑犯罪的组织领导者是谁；再就是，这个涉黑犯罪的组织层级是怎样形成的，积极参加者是谁，一般参加者是谁；另外，这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实施的组织犯罪有多少。
古兵：这些是公安部门需要做的，还是需要检查部门来做？
李映雪：必须由公安机关来做，我们只是引导性地把这个提出来，他们（公安机关）根据我们提出来的方向去开展工作。
检察官在审查中对该组织“为公司利益要敢打敢冲，出了事，公司会负责”等不成文的规约和纪律，对刘汉、刘维在该组织中的组织者、领导者地位和该组织的层级结构等，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梳理。在此基础上，检察人员通过参加公安机关“1·10”专案侦查组案情研讨会，提出口头或书面建议等方式，引导侦查人员进一步明确方向，加强证据收集及固定工作，并辗转四川、北京、广东等办案一线审查、侦查证据，还先后5次进京、2次赴川审阅全案犯罪嫌疑人笔录2000余万字，提出补充侦查意见1000余条，协助公安机关补强了刘汉、刘维等36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犯罪的主要证据。
证据搜集难度“更上一层楼”
古兵：要用证据说话，但是在时间长、地域广的情况下，证据收集是最难的。那么，从哪里入手能拿出最具突破性的证据呢？
罗继洲：第一个是重点人，第二个就是重点罪。我们把重点人放在刘汉、刘维身上，把重点罪放在两方面，第一是黑案，第二是命案上。命案，我们主要是固定收集刘汉、刘维处于组织领导地位的指使、授意这方面的作用。
古兵：把这些所有的证据固定之后，怎么保证它们的准确性和真实性？
罗继洲：对所有的证据，我们是按照时间先后即犯罪行为的先后一份一份地进行审查的，对它进行关联性、真实性、合法性的分析。
2013年11月25日，“1·10”案件被移送湖北咸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按照法定的程序，审查起诉的期限不得超过45天。也就是说，检察机关必须在45天之内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然而，这起大案涉及了1300多册的案卷材料，2000多万字的笔录，还有36名被告和58起案件，其工作强度可想而知。“刘汉刘维案”公诉组在组建过程中，打破院与院之间的界限，在咸宁检察机关集中两级院22名优秀公诉人的基础上，从全省检察机关借调5名优秀检查员，依法任命其法律职务，共同组成了27人的公诉人团队。陈利，她和副处长王琼等作为刘汉案的公诉人，其任务是有效指控刘汉等人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理清刘汉等36名被告人在涉黑犯罪中的地位与作用，明晰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与具体个案之间的关系。他们把杀害王永成事件定为整个案件的重中之重。
古兵：为什么当时把“王永成案”定为重中之重？
陈利：我们发现直接跟刘汉有关联的案件，有两起命案，一个是王永成案，一个是史俊泉被害案。在史俊泉被害案里面，刘汉直接指使授意的证据是比较明显的，但是这个案件（王永成案）当时由于种种原因，刘汉最后终止了犯罪。而我们审查发现，王永成案跟刘汉关系是非常紧密的。
王永成是四川省绵阳市的另一名黑道人物，绰号“大叫花”。1999年2月，王永成被人枪杀，证据表明这是由刘汉直接指使授意的一起故意杀人案。事件起于当年年初，时任汉龙集团总经理的孙某某听说王永成扬言要炸汉龙集团保龄球馆，就告知了刘汉。得到刘汉的指示之后，孙某某将这一指示告诉孙华君（孙某某的哥哥）和缪军，两人通知其他人具体实施方案。十多天后，王永成被枪杀。
古兵：在调查这个案件的过程中，你们发现了什么特别的东西？
陈利：因为这个案件可能关系到对刘汉的量刑，甚至刘汉是否适用死刑，所以对这个案件的审查，我们当时是非常慎重的。在审查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这个案件也有它的一些薄弱点，比如说刘汉，他是直接授意孙某某，然后孙某某再授意手下的缪军和孙华君（出手）。如何使刘汉在这个案件当中的这种授意行为形成证据链条，可以说是我们审查这个案件的一个最大难点。
对付狡猾罪犯，理性是最好的武器
古兵：第一次提审刘汉的时候，你对他的印象如何？
陈利：我对他的第一印象就是这个人很狡猾，不好对付。
古兵：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判断？
陈利：他的辩解一个接一个，不断地变化。
古兵：你当时怎么问他？
陈利：他明确地表示，孙某某根本就没有向他汇报，他根本就不知道王永成这个人是谁，更谈不上指使孙某某去伤害他。
古兵：怎么证明他说的是谎言？
陈利：他说他当时不在成都，跟他的妻子还有一些朋友到云南旅游去了。
古兵：你怎么看待他这样的反应？
陈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刘汉对自己的犯罪行为认罪服法，难度很大。所以，当时我们及时调整了审讯策略。我们让他自由发挥，我们知道他说的是假话，但是我们就是要通过这种方式来揭露他说谎的本质。通过他的辩解，我们再去核实。
虽然刘汉拒不交代犯罪事实，在一次次的提审过程中，陈利他们也渐渐地摧毁着刘汉的心理防线。
陈利：他是一个多变的人，有时候他咆哮，有时候他哭。
古兵：你们怎么面对他这种多变的情绪？
陈利：我们始终强调，自己要用一个理性平和的态度来面对。
古兵：在提审几次之后，你们对“刘汉案”整个案子有了关键的突破。
陈利：对。比方说，在王永成案里面，我们就通过孙某某还有他的同案犯缪军和孙华君的口供，对刘汉的授意、指使，包括他们实施犯罪的整个过程，形成了一个认知链条。形成这个链条之后，我们心里就有底了。
由于“刘汉刘维案”时间跨度长，涉案人员多，涉案地域广，犯罪起诉多，涉案罪名多，且后果非常严重，所以，27人的公诉人团队又下设7个公诉组同步展开工作。最早介入侦查的李映雪是此案的第一公诉人。
古兵：这里面最难调查的环节和难点是什么？
李映雪：我觉得应该是刘汉与刘维之间的关系，在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发展方向和发展过程中，他们是互相支持和互相策应，还是说他们作为兄弟，相互帮助。
古兵：这个很难厘清吗？
李映雪：我们需要厘清，而辩护人希望把它混淆。
古兵：但是从辩护方来讲，这种兄弟之间的互助和亲情的帮助，也是存在可能性的。
李映雪：这个我们不否认，但是兄弟之间的亲情关系，无论如何也不能和众多违法犯罪之间的互相支持和互相策应混为一谈。
古兵：哪些方面能够支持你说的他们之间的互相策应、互相支持？
李映雪：兄弟之间不可能为实施严重犯罪的他方提供枪支，然后在对方要求我实施严重犯罪的时候，我义不容辞地答应。
古兵：在调查中，你觉得刘维在整个组织中承担的责任是什么？
李映雪：我认为刘汉在这个组织中起到一种政治和经济上的保障、推进作用，而刘维则在武力上起到一种保障和推进作用。
在得出这样的结论后，李映雪所在的刘维案公诉组提审了刘维。
古兵：第一次提审刘维的时候，你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吗？
李映雪：印象还是比较深刻的。他（刘维）不仅否认了自己的大部分犯罪事实，同时对他的哥哥刘汉在组织中的作用也完全否认。
古兵：当时听到他这样否认之后，你的反应是什么？
李映雪：既在我们的意料之内，也在我们的意料之外。意料之外的是，比如说“1·10”案，之前他否认他在里面有指使的作用，但是在我们提审的时候，他提出来说是他后来要求刘学军、吕兵去保护陈富伟，说这个案子是别人实施的犯罪，来诬赖他的。
古兵：你会当场进行辩驳，指出来吗？
李映雪：不会。因为我们提审，是要给被告人一个辩解的机会，只有给他一个辩解的机会，我才能在法庭上面了解他的心理变化，以及知晓他在法庭上可能会出现的辩解理由，这个也有利于我们的法庭应对。
开庭审理前，公诉人按照询问、举证、质证、辩护观点预测及答辩等4个模块，规范评审议案，共制作庭审预案7个，内容达2850余页，仅“刘汉刘维案”庭审预案就达17万字，整理涉黑案程序或质证方面的共性问题49个，分析归纳涉黑案辩护观点及答辩意见110余条，先后调整庭审预案18次。通过将近一年艰苦细致的工作，2014年2月20日，湖北省咸宁市人民检察院向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接下来就是庭审。虽然检察官们已经掌握了充足的证据，但是庭审毕竟是一场控辩双方针锋相对的较量。在那个时候，作为公诉人的陈利，最关心的是刘汉是否被认定为王永成案的直接授意指使者，而李映雪最关心的，则是“刘汉刘维案”是否能够被定性为有组织的黑社会性质犯罪。
2014年3月31日，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一审公开开庭审理。在长达17天的庭审中，控辩双方围绕究竟是黑社会性质组织还是共同犯罪结合体，能否认定刘汉、刘维是首犯，刘汉、刘维是兄弟亲情还是犯罪组织关系等多个核心问题，展开了交锋。对于辩护人各种各样的说法，公诉人早有准备，所以他们采用了先发制人的做法。
古兵：什么叫“先发制人”？
李映雪：根据辩护人提出的法庭对黑社会性质犯罪的质疑，我们直接回应。你攻击哪一点，我就回应哪一点，这样，我们公诉意见书发表完之后，辩护人就很被动，下面旁听的观众也就对整个黑社会性质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古兵：这些分析在庭上引起的反响是什么？
李映雪：公诉意见书中先发制人的这种策略，我认为其庭审效果是非常不错的。通过我们的公诉意见书，有一部分被告人认识到了自己行为的错误，而对于我们这种策略，有一部分辩护人之前准备的庭审预案就没有多大的意义了，所以他们的回应也显得苍白无力。
在对刘维等7人的庭审当中，刘维对起诉书中对他大部分指控内容予以否认，反复表示他与其他30多名被告中的很多人都不认识，或者认识他们但无法指挥他们，不可能存在组织黑社会的情况。此外，刘维及其辩护人还对部分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表示质疑，向法庭提出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
古兵：他提出了一种什么样的非法证据排除？
李映雪：刘维表示他之前在侦查过程中遭受了刑讯逼供，他供认犯罪的供述不是真实可信的。
迟来的悔改，迟来的正义
古兵：他有什么样的证据来列举这样的一个意见呢？
李映雪：因为他身上有伤情，他额头上面的一处疤痕，说这些细节表明他遭受过侦查员的殴打。
古兵：伤从何来？
李映雪：通过我们的复核，当时刘维额头上的伤疤是他抠了之后形成的疤痕，但是他老是不让它长好，一等到伤口结疤，刘维就又把它撕开。
古兵：有相关的证据支撑吗？
李映雪：我们取到了狱医的证言。
古兵：那刘维自己的解释呢？
李映雪：刘维就是一句话，说他就是遭受了侦查员的刑讯逼供。
古兵：对这种非法证据排除，在当时的法庭上，面对这样的一种状态，你们怎么进行？
李映雪：一开始我们调选相关的证据材料。在法庭上面，我们播放了刘维所指认遭受刑讯逼供的侦查人员对他进行讯问的同步录像，做了针对性的播放。通过这些播放以及出示相关的证据材料，就能够驳斥刘维遭受过侦查人员殴打的辩解。
古兵：那最后的结论呢？
李映雪：法庭充分采信了我们控方的观点，认为这个案子不存在非法证据排除的问题。
随着庭审一天天地进行，作为此案的2号人物刘维，从开始的趾高气扬，渐渐地变成了低头沮丧，他也在法庭上认罪、悔罪。相对于刘维的当庭认罪，法庭上的刘汉却始终否认自己的罪行。庭审进行到第六天，也就是2014年4月9号，陈利最关心的王永成案开始审理，法庭上控辩双方的焦点集中在刘汉是否涉嫌授意指使杀害王永成。对于这起案件，刘汉及其辩护人一直辩称该案是时任汉龙集团总经理孙某某指使他人所为，与刘汉无关。
罗继洲：律师和辩护人是把宝压在王永成枪杀案上面，对于刘汉在里面的指使授意作用，如果我们不能认定，那就影响到对刘汉刑罚的轻重。
陈利：我们在前期也想到孙某某，考虑看他能否出庭做证。但是第一，孙某某当时身体有疾病，第二，他涉及其他的案件，所以当时侦查机关说孙某某不方便出庭做证，我们没有坚持。后来在开庭的整个庭审过程中，包括一开庭，辩护律师抛出来的焦点之一，就是孙某某必须出庭。
古兵：他们希望通过孙某某来证明什么？
陈利：因为孙某某跟刘汉的关系。刘汉起家的时候，他们就在一起，应该说，第一，他们是世交，第二，他（孙某某）原来是汉龙集团的总经理。他（刘汉）认为孙某某不会说。另外，他们对我们获取孙某某这个证人的途径提出了质疑。到最后宣读孙某某的证言时，律师就提出了质疑，甚至提出孙某某不到庭，他们就不质证。最后，我们控辩双方的矛盾激化到了这种程度。
对于辩方律师的要求，控方利用休庭和清明节假期，专门派遣5名同志前往北京，说服孙某某出庭做证。
古兵：有风险吗？
陈利：风险肯定有。他谈了他不出庭的理由，有几个方面。他们家族几代是世交，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他也怕刘汉，第三个就是刘汉的人脉关系很复杂。他怕这个案件如果我们办不下来的话，最后可能他会遭到报复。
古兵：怎么打消他的顾虑的？
罗继洲：用各种方式对他进行评估，跟他谈心。最后经过风险评估，他觉得可以，就说没有问题。感觉他回答问题条理都很清晰，他的智商很高，记忆力超人，对一些细节记得很清楚。回来的时候我们就跟领导小组汇报，领导小组看到我们决心很大。这实际上是立了军令状，如果这方面出了问题，是犯了颠覆性的错误。如果他在庭上当庭翻供，说刘汉没有指使他，是他派人把他（王永成）杀掉的，这个案件就完了。因为它是分层级的，刘汉指挥孙某某，孙某某再指使孙华君，还有另外一个缪军。所以在他们的联系中，孙某某是承上启下的。
2014年4月12日8点36分，一个坐在轮椅上的中年男子由法警带入法庭，他面色蜡黄，不住地咳嗽，看起来十分虚弱。无论是公诉人还是被告人刘汉及其辩护人都等待着他的出现，他就是“刘汉刘维案”最关键的证人孙某某。
2014年3月31日，刘汉、刘维等36人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以及故意杀人、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等，案件由湖北省咸宁市中级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
古兵：这个发问是有具体的法律讲究的？
罗继洲：对。先后顺序怎么问，是由远到近，还是由近到远。我们经过反复研究，选择由近到远：你（孙某某）参加这一起杀人案了吗？有没有人指使？是谁指使的？他是怎么指使的？直接问了。刘汉就在后面，孙某某就在前面。
古兵：当孙某某供述刘汉授意杀人的事实时，刘汉的状态是怎样的？
陈利：他开始可能没有想到，孙某某会这么指控他。后来，通过我们控辩双方的反复盘问，我们感觉到刘汉慌了。根据法庭调查的程序，刘汉他也有权利对孙某某发问。当时在刘汉和孙某某对峙的时候，一些话就把案件本来的面目暴露了出来。所以，我们感受到了刘汉他自己的挫败。
在法庭上，孙某某清楚地指明了刘汉下达“做掉”指示的具体时间、地点。此外，他还证实，事发后，在刘汉授意下，他安排实施杀人的被告人孙华君、唐先兵、缪军等人去深圳，到刘汉的朋友范某某处躲藏，并分别给予了这些人奖励。面对时任汉龙集团总经理孙某某的指证，刘汉多次语塞，手中拿着一大叠提问材料，却不知从何问起，只好深深叹气。面对孙某某的劝说，刘汉无言以对。公诉人指出，以刘汉为首的涉黑团伙非法持有大量枪支弹药，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
这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典型特征。随着庭审向纵深推进，刘汉团伙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其他特征也逐渐清晰。经过17天的法庭审理，2014年4月19日，刘汉、刘维等36人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故意杀人、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等案的法庭审理活动全部结束。从庭审活动看，被告人及辩护人的辩解和辩护观点没有超出公诉人员的预测范围，涉案犯罪事实均得到有力指控。绝大多数被告人当庭认罪、部分被告人认罪或悔罪。
古兵：经过十几天的庭审，在一审判决宣判的时候，你内心的情绪是怎么样的？
陈利：说实话，我当时心情很平静。
古兵：当被告人被绳之以法的时候，从公诉人角度上来讲，应该是激动和有成就感的，你反而用了“平静”这个词。
陈利：因为我们觉得这个案件尘埃落定了，犯罪嫌疑人最后能被绳之以法，能够得到法院公正的审判，我们办案追求的结果达到了。
2014年4月19日上午11：30左右，刘汉做了最后陈述：“我想在这里，最后对那些死者家属们说一声‘对不起’，我不是没有责任，我觉得自己有责任，推脱不了的责任，我觉得自己该死，所以我跟你们说声‘对不起’。”
可以说，这一案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政法机关审理的性质最为严重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能否依法查处这个性质特别恶劣、危害特别严重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是对政法机关执法司法能力的直接检验。而通过这一案件，我们也看到了中央依法治国、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
2014年5月23日，刘汉、刘维等36人涉嫌犯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以及故意杀人罪等案件在湖北咸宁一审宣判，刘汉、刘维一审被判处死刑。2014年8月7日，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宣判，维持一审对刘汉、刘维的死刑判决，死刑判决将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复核。
2015年2月9日，刘汉、刘维等5人被执行死刑。
王娜娜——被偷走的大学，被顶替的理想
王娜娜生于河南省沈丘县新安集镇新西行政村。2003年高考后，因未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她以为自己落榜便外出打工，之后结婚生子。2015年，她发现自己当年并非落榜，而是考上了周口职业技术学院，但被人顶替了。
2016年2月25日，一条题为“女孩被冒名上大学，顶替者称折腾到联合国也不怕”的新闻上了热搜榜，王娜娜因此被人称为河南版“罗彩霞”。
GUBING×王娜娜
采访手记
洛阳城郊结合部一栋破旧的楼房里，一间简陋到不能再简陋的大开间，王娜娜一家三口在这里住了很多年。家里没有暖气，冬天房间里寒气很重，坐在里面，身体会本能地缩在一起。王娜娜说，住在那里，大人还好，孩子就太受罪了。然后她就喃喃低语：如果当时上了大学，找一个好点的工作，或许生活条件不至于此……
离开老家后，王娜娜一直在洛阳一个批发市场对面一间门头不起眼的打印店打工，她和丈夫二人的收入勉强能维持生计，如果不是“被顶替”事件曝光，她可能会继续辛苦打工赚钱，不为人知，如茫茫人海中的一张普通面孔。但事件发生了，她平静的生活也被打破了，如冰封的湖面，有了裂口，然后不断开裂。
采访时间：2016年3月20日
真相，有时让人心痛
古兵：现在几口人在家里？
王娜娜：现在四口人，但是一般就我跟我老公在这住。
古兵：孩子呢？
王娜娜：我的大孩子上学了，上一年级寄宿，我的二孩子，我婆婆带着。
古兵：都不在这边？
王娜娜：两岁多，不怎么来，周末来这边。
古兵：你现在整个状况是怎样的呢，这个事情？
王娜娜：可乱，天天失眠。
古兵：想什么呢？
得知真相后，王娜娜一直在纠结，想了很多，生活也被打乱了。她说，当时还不如不知道真相呢。
王娜娜：好多。想之前上学的事情，好多事情，不是你要想就想的事情，你不想脑子里也会有，就是睡不着。
古兵：心里一直在纠结是吗？
王娜娜：在纠结，不知道纠结啥，就是在想，还不如不知道这件事情呢。
高考录取被冒名顶替的代名词“罗彩霞”事件至今仍留在公众记忆中。2009年，湖南女孩罗彩霞发现五年前本该属于她的高校录取资格被人顶替，导致她不得不复读一年，却在即将毕业之际，因身份证被盗用无法正常毕业。而王娜娜则是在参加高考13年后，才发现事情的真相。
古兵：你现在每次接受采访，说起“王娜娜”这三个字的时候，有什么不同的感觉吗？
王娜娜：还有一个王娜娜，还有个王娜娜是老师，但是不是我。
2003年，她参加高考后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以为自己落榜，随即外出打工，但是由于没有大学学历，一直找不到自己满意的工作。
目前，她与丈夫一起在洛阳经营一家广告门店。这13年间，她并不知道，有一个女子用她的身份顶替她上了大学，过着与她截然不同的人生。直到2015年5月，她申请大额信用卡受阻，真相才开始浮出水面。
王娜娜：我写的学历是高中，业务员说“姐，查的信息跟你登记不符，查出你的学历是大专”，那个时候我才真的想起，好多次都有人说我的信息不符，是不是这个地方啊。她说可以查，我问她怎么查啊，她说上过大学的人，在学信网都能查到自己的学历。
刚开始，王娜娜并没有很在意，以为只是信息录入时出了问题，但当她在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的学历查询界面输入了自己的身份信息后，才发现有一个王娜娜2003年被周口职业技术学院录取，就读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2006年毕业。大专学历、身份证号是自己的，准考证号是自己的，但照片却不是她本人。
古兵：看到照片的时候，你当时什么反应？
王娜娜：我心里就崩溃了，怎么是她啊？这应该是我，我又不是不愿意上这个大学，我当年在家死等这个大学通知等不到，我都快郁闷死了。那个时候连轻生的念头都有了，这是我想上的大学，怎么会是她？我就想问问她，她怎么能上这个大学，怎么上的。
王娜娜是家中长女，父母当年靠卖菜和卖地的钱供她上学，两次高考失利让她对父母和弟弟妹妹满心愧疚，如今了解了真相，总算有了一个交代。然而，这个真相并不能令她兴奋，在此后长达5个月的时间里，王娜娜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彷徨。
王娜娜：从2015年5月到10月，我都不敢说，我自己一个人心里撑着。
古兵：为什么当时不跟别人讲，或者不去追问这件事情？
王娜娜：因为我想这事情太久了，十来年了，人也应该换了，回去找谁啊？如果我要回去找，也不是一天两天能找到的，估计要很久很久，孩子咋办？工作咋办？你不能跟这边的家人说，我为了我之前上大学的事情，孩子不管了，要回去跑这事，我不能这样做。纠结了很久，我就跟我最好的几个姐妹说了，姐妹说就认吧，人生好多遗憾。
古兵：你那时候决定接受吗？
王娜娜：那时候基本决定接受了，在沉默，直到2015年10月1日，我妈来洛阳。
古兵：为什么在这天发生了变化？
王娜娜：那天我妈来这边。晚上跟我妈炒菜吃饭时，我妈说老家一个亲戚，一个叔，说他家孩子可争气了，又一个孩子考上了大学，说我们姐妹四个一个都不争气，特别是我，上了四年高中都没有考上大学。我妈这句话又把我的情绪点醒了，我就说了一句话，我说“妈，我考上了，以后不要再说这事了”。
古兵：当时脱口而出的这句话，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因？
王娜娜：就是我妈说我不争气，没考上大学。我说我考上了，不要再说这话了，我妈说考上了咋没上。
王娜娜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了母亲，母亲当即表示要回家查找当年的真相。心急的母亲挨过国庆长假之后，就开始了在各个行政部门之间的奔波。
王娜娜：我妈从县教育局开始，然后又去周口教育局、周口招生办，她跑了好几个单位，跑了一个月。
古兵：有什么回复吗？
王娜娜：他们互相推，说这件事情过去十几年了，没法查了，查不出来了。周口教育局查出我当年高考档案分数，啥都给我妈写了，都是一致的，正常，至于具体的真假，还得去学校核查，都推到学校。学校的领导说，凭一张照片我们真的辨别不出谁是真谁是假。然后我说，要不先把假王娜娜找出来。
“假作真时真亦假”
通过同乡的朋友和老师，王娜娜的母亲找到了那一届假王娜娜所在班级部分学生的电话号码。
王娜娜：抄了大概有十几个电话号码，恰好有假王娜娜的电话号码，恰好有她139的号，我记得最清楚。
古兵：你决定亲自给她打电话？
王娜娜：但是我不敢打扰她，我想了几个月，我不敢轻易打扰她。
古兵：你为什么用“打扰”这个词？
王娜娜：对于她来说，现在有正常生活，我突然跟她一说，把她惊扰了算怎么回事，咋办？
古兵：但她是影响你整个命运和变化的一个人。
王娜娜：是，我很气愤，但是我改变不了。
王娜娜刻意避开这个号码，转而开始联系名单上的其他人，通过他们提供的线索，在假王娜娜的QQ空间里，王娜娜看到了她原本梦想的人生。
古兵：那时候心里的情感是什么，是恨还是……？
王娜娜：我不知道，我就在想：该我上的大学你怎么给我上了？我辛辛苦苦地努力，你怎么就上了，你怎么上的？你怎么现在还是教师，实现我的梦想？我不知道那叫不叫恨，我就这样想：怎么你走的人生，正好是我想走的人生？而且那是我奋斗的、我该走的人生。我当时一直就这样想，我后来跟她联系了。
古兵：你还记得那天的情形？
王娜娜：我给她发了个短信。
古兵：内容是什么？
王娜娜：“您好，您是王娜娜吗？”对方不回答，我等了一天，手机没有回信。
古兵：为什么不直接打过去，既然决定发短信联系？
王娜娜：我也不知道那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就是很纠结。我身边的朋友都说我办事太磨叽，让我直接找她去，直接当面跟她谈，不回短信还等啥等。我说那样做是不是太冒失了，人家正常上班了，是不是太冒失？还是我们电话沟通好，约个地方，静静地把这个事情解决了。虽说她窃取了我的东西，站在我的平台上有今天，但是对于她，我相信她的能力，大家都不容易。
古兵：你想怎么解决？她已经用你这个路径走了十几年，你想有一个什么样的解决方式和结果？
王娜娜：当时我想的是，因为我不能办信用卡，这影响了我的生活，我想把学历注销掉，我当时就只想把我的学历注销掉。
抱着单纯的想法，王娜娜拨通了那个迟迟没打出去的电话。
王娜娜：我说，你好，我是王娜娜，我想问一下，你当年是怎么上的大学？
古兵：对方的反应是？
王娜娜：对方一接电话就说“我不是王娜娜”。我想，我给你打这个电话，你就承认你是王娜娜，但她却把电话挂了，从此我再打这个手机，再也无法拨通了，手机无法拨通了。当时我都崩溃了，我说这个姑娘怎么能这样？你顶替我上学肯定比我大一岁或者比我小一岁，咱俩是同龄人，你怎么能这样？
假王娜娜的态度让王娜娜坚定了维权的决心。2015年底，在周口市教育局信访办的协调下，周口职业技术学院同意让两个王娜娜到学校对证。王娜娜通过身边的各种渠道拿到了假王娜娜新换的电话号码，但她还是不敢打这个电话。
王娜娜：我好怕，她要再换了号码怎么办，然后我逼着学校让学校领导给他们打个电话。我说我都来几天了，你们赶紧给他们打个电话。学校领导被我逼了几天，给这个女孩拨通了电话，约好第二天早上8点半到9点在档案室见面。当时我的心终于平静下来。
然而王娜娜并没能如愿，到第二天约定见面的时间，假王娜娜没有出现。
王娜娜：到八点多的时候，我给王娜娜打了一个电话，我说王娜娜今天你一定要来，我跟你一样都是母亲，你知道我在这里等你，等太久了，你要不来的话，说明你就是假的。她说她也叫王娜娜。我说你叫王娜娜不错，但是你用的身份证号码是我的身份证号码，这个有问题，咱俩来学校说说清楚。如果学校给你登记错了，学校更改。她说她一个多小时过来，我说我等你。
然而假王娜娜再次失约，一个小时后，来的是她的父亲。他带来了一张姓名为王娜娜，号码以412701开头的临时身份证，与周口职业技术学院2006年毕业生档案里王娜娜的以412728开头的身份证号显然不同。两个王娜娜，谁真谁假，一目了然。
王娜娜：当时学校领导说，你们先私下协商吧。然后我们就站在门口，跟她爸爸站了一会儿。她爸爸当时说，怎么回事呢，我女儿也叫王娜娜啊？
古兵：你问过她爸爸叫什么吗？
王娜娜：不知道她爸爸叫什么，我一直喊他叔。我说叔不要再说了，事情到现在了，咱心里都明白她当年怎么上的学。她爸爸问他能做点啥补偿给我，我说先不要说补偿的事，先把学历注销掉再说补偿，这个事情对我影响太大了。
古兵：对你这个条件对方是什么反应？
王娜娜：我一说注销学历，她爸爸态度立即就变了。说我要是真注销学历他也没办法。就这种态度，她爸爸让我考虑考虑要多少钱说一下，这样说完就走了，我一个人站在那个地方。
古兵：你当时站在哪儿？
王娜娜：学校门口，他说让我回去考虑考虑。
在本该是王娜娜人生中重要一站的学校，校方给出的建议是让王娜娜写一份个人诉求。
王娜娜：我当时写了我的个人诉求。第一，当事人王娜娜，必须亲自给我道歉；第二，必须注销我的学历；第三，拿一定的补偿，来补偿我的人生。
古兵：你这个诉求的排序是道歉、注销学历、赔偿，前面两个如果没有完成的话……
王娜娜：给我再多的钱我都不会要。
古兵：听到你的条件对方什么反应？
王娜娜：她爸说注销学历对谁都没有好处，对你有啥好处，我姑娘工作前途也没有了，你做生意也不需要学历。他是这样想的。我说，叔怎么老想你女儿？你有没有想过我也是别人的女儿？不注销学历，我办个信用卡都办不下来，再努力几年，我想买房子、买车，我跟银行要打交道，我要解释。你盗取了我前半生，我后半生还要为你服务吗？我不能这样吧我。我再没背景、再没钱、再没权，我不能这样过一生。
2016年春节前，假王娜娜的父亲主动联系了王娜娜，说想好好解决这件事情，约地方见面。协商中，假王娜娜的父亲声称当年是他花5000元钱从中介那里买到的上大学资格。事已至此，他们愿意赔偿，希望王娜娜不要再追究。
王娜娜：我说，叔这一次我还要跟你说我的诉求。先把学历注销掉，你家妞该出来了，跟我道个歉，然后再说给我多少钱。她爸说，我非要注销的话，他也没办法。
古兵：没有任何结果？
王娜娜：有些事情我跟你们说，让你们做，你们可以不做，但是我相信，真相就是真相，会有人管的，毕竟是法制社会，会有人管的。你们不管，北京会管，我对他们说，你们不管，河南省会管，北京会管，是个法制社会总有人会管的。跟她爸爸一块来的一个人说，这是历史遗留问题，说我就算闹到联合国，也得归周口管。就是这样的一句话，我说行，是最后还得归周口管，但是效果不一样，我跟你们说几个月了你们都不管，如果说联合国让你们管，我估计那时候你们就不会这样对待我了。
但愿悲剧“后继无人”
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王娜娜从“罗彩霞事件”里总结经验，并开始寻求媒体帮助。媒体的介入，让这一事件迅速扩散开来，其中，“折腾到联合国也不怕”这句话被用在了新闻标题里。联合国的官方微博在转发这条消息时，配上了一个“思考”的表情。
2016年2月25日，周口职业技术学院发出紧急通知，将彻查王娜娜学籍问题，并由学院党委宣布成立专项调查组。2016年2月27日晚，该学院注销了假王娜娜的学历信息。事件调查期间，有报道称假王娜娜与供职的学校解除了聘用关系，也手写了道歉信，但是王娜娜并未接到这封信。
古兵：冒名的王娜娜父女有没有再和你联系？
王娜娜：没有。
古兵：如果你现在真的能够面对面和顶替你的王娜娜坐在一起，像我们这样，你最想问的是什么？
王娜娜：我想问的是，当年你拿着我的通知书上学的时候，你想过我吗？你想过我吗？当你当老师的时候，跟同学讲课的时候，你想过我吗？可能她会说她不知道我的梦想是教师。
古兵：她现在整个生活状况也发生了颠覆，应该说也付出了自己应有的代价。
王娜娜：有些评论说这是因有所果。她是盗取了我的身份，但是她做教师也不容易，她有今天也不容易，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其实，我不是很恨王娜娜，我恨这个事情的参与者。我们小孩子懂什么，他们怎么能那样做呢？把通知书给她让她上，他们怎么没想过别的女孩怎么办？梦想，每个人都有梦想，这个真的很珍贵，他们知不知道？
古兵：其实从某种角度上来讲，假王娜娜也是一个受害者。
王娜娜：是的，她也是受害者，如果我当年上了大学，我的人生比现在好或比现在坏，那是我顺其自然走的路，没有别人推。那个女孩如果当年没有这个机会，她会复读，她会走她正常的人生路。
一个被交易的上大学机会，造成了两个王娜娜错位的人生。2016年3月19日，周口市委宣传部官方微博发布了调查结果，“王娜娜被顶替”事件属实，假王娜娜学籍、学历信息按规定被注销，毕业证书被宣布无效，假王娜娜被商水县教育体育局解聘，9名责任人受到处分。
对王娜娜来说，13年的错位人生终于有了一个交代。
古兵：你看到这些报道之后，和你所预期的、你想得到的说法一样吗？
王娜娜：刚开始没想到会闹这么大，没想到是这样的，当时我想我们个人的问题都处理了，但是现在出来了。说实在的，作为农村女孩，对农村的孩子，对教育制度要是真是这样的话，真的不行，那要坑多少人，别人的梦想就这样没了？对制度真的该补的一定得补补。
古兵：制度可以补，人生不能补。
王娜娜：是呀，我的人生，错过的时间、青春、机会，肯定不可能再有了，但是以后不可能再有这样类似的我了吧。再有一个，第二个王娜娜甚至第三个王娜娜，那可怎么办？
采访完，她带着我们去附近一个饭店吃饭。知道她生活不易，我们偷偷结了账，她知道后很生气，执意要退还。她说：“你们为了我个人的事这么远过来，我得管饭。”我们婉言谢绝后，她叫来服务员，把剩下的菜肴打了包，然后边道谢边说：“这里的菜拿回去，孩子看到一定很开心。”
当天深夜，她睡不着，发短信问我她该怎么办。她不甘心，她想再去上学。我问她，是为了争口气，圆自己的大学梦吗？她过了好久回我：“也不全是个人的梦，也许自己再奋斗一下，将来能让孩子有一个好的生活。”作为记者，我没有太多的能力帮她，只能通过节目让更多人知道这起事件的原委。过了好久，她突然发短信给我：我今天去买了很多高考复习资料，我想试试。我提议她好好复习，凭自己的能力再考一次大学，她没再答复我。
2017年，王娜娜又一次参加了高考，最终被洛阳理工学院录取，圆了自己的大学梦。
郭刚堂——拿什么来找回你，我亲爱的小孩？
“我是山东聊城人，我的孩子，是九七年被人贩子给拐掉了……我们也没有过高的奢望，就是希望能够把孩子找回来……”
郭刚堂，山东聊城人，电影《失孤》中刘德华扮演角色“雷泽宽”的人物原型。1997年9月21日下午6时，山东聊城一农村，27岁的郭刚堂结婚三年，儿子郭振2岁5个月零17天，因为开拖拉机搞运输，郭刚堂家的生活在村里比较殷实。那天，他忙完赚了几十元钱，心里挺高兴，但回到家时，看到门口围了上百号人。
郭刚堂说：“当时心里‘咯噔’一下，心想是不是我小子出意外了？这时一位老人家过来拉着我的手，说郭振被人贩子拐走了，要我不要担心，赶快先想办法找孩子。”自打那时，郭刚堂便开始了近20年的寻子之路……
GUBING×郭刚堂
采访手记
带着我们摄制组，郭刚堂再次来到他曾经居住过的社区，那里已经一片荒凉。多年过去，曾居住过的房子早已经被拆迁，不远处的工地正在热火朝天地建设，但他那张沧桑的脸上却满是悲凉。郭刚堂指着远处一排建筑物堆砌的地方告诉我，那天，孩子就是在那边玩耍时，被人拐走的。
虽然物是人非，但在郭刚堂眼里，无论这个地方怎么改变，曾经的记忆就像电影画面一样一遍一遍在他脑海里闪回。摄像去拍空镜头的时候，他站在土丘上呆呆地看着远方，我注意到他眼角有泪，递过去一张纸巾，他接过去，拭了一下双眼说，这边灰尘真大，沙子总往眼睛里钻。我知道，他心里的“沙尘暴”一直没有停止。
郭刚堂告诉我，电影《失孤》上映后，他去电影院里看了，虽然早知道那些画面会触痛自己，但他还是没想到自己看到一半的时候会掩面而泣，心如刀割，不得不提前离场。他说，电影里刘德华的演绎已经让人心痛，而他真实的寻子过程比电影里更为酸楚。
如今的他在寻找自己儿子的同时，还创建了一个公益组织帮着寻找其他丢失的孩子和老人。我问他，除了找孩子，是否还想过做别的事情，他说自己试过，但做任何事情他都投入不了，他觉得一天不找孩子，孩子就好像在自己耳边哭泣着呼唤他，只有骑上摩托车，呼啸而过的风声才能淹没孩子的哭声，只有在路上，他才觉得自己是一个父亲。
采访时间：2015年4月5日
失子之痛，如何放得下？
2015年3月，一部名叫《失孤》的电影正在全国的各大影院热映。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个孩子被拐卖之后，他的父亲付出了诸多的艰辛，千里寻子的故事。这部电影里“父亲”的原型，就是山东聊城的郭刚堂。1997年9月21日，郭刚堂两岁半的孩子郭振，就是在这个叫李太屯村的地方被人拐卖了。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郭刚堂踏上了千里寻子之路。十几年过去了，这个村庄随着拆迁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是留在郭刚堂心里的伤痛，却一直没有消失。
古兵：你在这个村庄里面生活了多久？
郭刚堂：我从出生就一直在这里，现在难受的时候也回来看看。因为毕竟郭振和我们在一块儿的两年半时间，都是在这个房子里度过的。我记得那时候，每次我出门，孩子的妈妈就带着孩子把我送出门口。我每次回来的时候，孩子就站在门口，伸着小胳膊喊：爸爸抱……
古兵：孩子就是在这个地方丢失的吗？（指曾经的李太屯村内）
郭刚堂：对，就在村子。当时，他和一个小女孩儿玩，然后就被那个人贩子带走了。
古兵：当时你和孩子的母亲在哪里呢？
郭刚堂：孩子母亲在家里做饭，我去开拖拉机拉料了。等我回来的时候就出了这个事情。
古兵：你是在多久之后知道孩子走失这个消息的？
郭刚堂：一开始发现孩子不见的时候我妻子以为孩子去别人家玩儿了，然后就开始找他，结果找了半个多小时也没找到。在喊他的时候，大家把信息一汇总才发现，孩子是被人贩子拐走了，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了。
古兵：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
郭刚堂：当时看到有那么多父老乡亲都在，我就给大家跪下了，我就说帮帮我吧，帮我把孩子找回来……
李太屯村从来没有丢过孩子，郭振的失踪惊动了乡邻，因为警方的调查没有太大进展，村子里的人选择了自己认为有效的方式，他们三五成群组成寻子队，最多的时候有四五百人在外帮助郭刚堂寻找儿子。他们去了山东、河南、河北、江苏等地，一个多月过去了，没有太大的进展。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郭刚堂的体重下降了50多斤，27岁的他有了白发，他的妻子则接近崩溃。除了精神上的负担，在经济上，这个家庭也变得负债累累。
郭刚堂：我们村有2000多人，基本上只要是出过门的，大家就三五成群地都出去帮忙找孩子了。大约不到20天，一个人一天的生活费是20块钱，一天就是1万多，十几天就花了十几万。
原本郭刚堂的日子过得不错，他有两辆拖拉机用来拉料，收入在村子里并不算少。郭振丢的时候，家里还有5万多块的存款，但短短一个月不到，家里负债近20万，原来的美好生活被彻底推翻了。但这一个月仅仅是之后十多年漫漫征途中极小的一部分。1997年底，一辆摩托车，一面印着郭振照片的旗子，郭刚堂决定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独自踏上自己的寻子之路。
古兵：为什么会选择自己骑摩托车跑那么远呢？
郭刚堂：因为摩托车方便能进一些村庄啊，山区啊，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当时的油价才一块多一升。这个摩托车才1.8到2.2个（升）油，几块钱就能跑好几百公里，所以这个是最省钱的。
古兵：第一次出聊城，出了家门去找孩子，先到的哪里？
郭刚堂：河北邯郸。
古兵：为什么选择邯郸？
郭刚堂：因为当时有一个算卦的人说孩子在邯郸，说那儿有一个报亭。结果……唉，怎么说呢？去了以后发现这些信息都不靠谱。一开始找孩子就是这样，没有很直接的线索，算卦的也好，相面的也好，就像有病乱投医一样，只要是有一点线索就去，就是这样。
古兵：从聊城骑摩托车到邯郸要走多久？
郭刚堂：我第一次骑摩托车跑那么远，好像是骑了4个多小时吧。
古兵：跑了，也找了，但是没结果，从邯郸回来之后，能不能让自己内心平复一些日子？
郭刚堂：不会的，因为我动才可能离孩子近点。我不动，在家里，人贩子把他偷走了，他能给送回来吗？不会。所以我必须要不停地找，我感觉我和孩子之间就像一层纸一样，我就是找不到捅破的那个点，我找到了，孩子肯定就能回来。
坚持才有希望
刚开始，郭刚堂每年都有八九个月的时间跑在路上，他从山东南下到过江苏、浙江、福建，又往西去了江西、湖南、贵州。如今，当他打开那幅标注着路线的残破地图时，寻子之路的漫长甚至超乎他自己的预料。
古兵：云南、四川、青海、甘肃、内蒙、东北都去过了。这个三角的符号，画的是你的路线图吗？
郭刚堂：这个是最后一次的时候，从济南出发，然后沿东线往南走。到浙江以后，又从湖北进湖南，然后进广东，从广东又到了福州。因为福建是买孩子的一个重灾区，像泉州、安溪，都是买孩子比较多的。
古兵：一天最长的时候要骑多久？
郭刚堂：16个小时，大约是720多公里吧。
古兵：中间也没有休息？
郭刚堂：中间休息了差不多20多分钟。
古兵：骑那么远身体受得了吗？
郭刚堂：孩子都没了，还顾得了这些吗？一开始冬天的时候跑出去，有好几次差点冻死。有一次在内蒙，好像是在和林格尔，零下二三十度。路不太熟，夜里十一二点吧，就迷路了。我媳妇给我做的棉手套根本就不管用，手冻得裂了一道一道的，疼。然后困了，累了，就蹲在一个小土丘那里，也不敢坐着。我困了想闭眼睛……但是也知道，如果真的睡了，就睁不开眼了……实在冻得不行的时候，就起来跑一跑，转转圈。那可能是我这一辈子，最长最长的一个晚上。
寻子数年经济日渐拮据，郭刚堂只能一路打工一路寻子。他开过挖掘机，做过木工，到工地打过水泥，但常常入不敷出。
古兵：那你平时在找孩子的路上，晚上住在哪里呢？
郭刚堂：就是去一些寺庙、道观，说白了就是为了省钱，白吃白住，还安全。或者就去派出所啦，警务区啦，把摩托车存在那边，自己就去网吧睡，冬天有暖气，夏天有空调，有的还有地毯。
古兵：你一个人在外面找孩子的时候，一个人在街头，当你难受的时候会怎么样？
郭刚堂：我难受的时候，就找个没人的地方，坐在那儿，看看寻人启事，或者把夹子里郭振的小照片拿出来看看。
古兵：你那个时候想对照片上的孩子说什么呢？
郭刚堂：我那时候看着照片，就希望他回来和大家过平平淡淡的日子，一起素素净净的，一家人过日子。
古兵：但是因为那场特殊的遭遇，这种最朴素、最简单的亲情都达不到了。
郭刚堂：我还好吧，毕竟后来我们又生了孩子，我的妻子也没有疯掉。像有的一些家长就没有那么幸运了。贵州都匀的宋彦智的爸爸，孩子丢了15年，他精神抑郁了，最后没有熬过去，大年初三他跳楼自杀了。他们真的很无奈；找，也很无力……
路途的艰险和困苦并没有让郭刚堂停下来，摩托车轮还在转。小郭振的照片还在风中飞扬。郭刚堂从亲朋好友、媒体报道和警方那儿收集线索，亲自核实，然后只身前往。尽管那些令人兴奋的线索常常都以失望终结，但他还是相信这些蛛丝马迹里隐含着团聚的希望。这一路上有人宽慰他，帮助他，也有人劝他放弃。
古兵：中国这么大，找一个孩子无异于大海捞针啊。
郭刚堂：即便是大海捞针，我也能有个希望，我捞，我可能把针捡到，我不捞的话，那针它能上来吗？
古兵：可是捞一辈子可能什么都捞不到，这样的话，你这辈子生活中很多该有的乐趣也都没了。
郭刚堂：但是对于所有的失亲家庭都是一样的，最起码，坚持就有一线希望。因为在坚持的同时，才能感觉到或许下一个找到的就是郭振，就是我们想找的孩子。
寻子，一直在路上……
寻子13年后，2011年有志愿者告诉郭刚堂，在山东临沂有个跟郭振年纪相仿的被拐孩子。当地警方还说，孩子的左脚有一块伤疤，这是郭振最显著的特征，郭刚堂和家人急忙赶去。那是郭刚堂觉得离郭振最近的一次，但是父子的DNA鉴定结果并不相符。怀着团聚的希望上路，最后却总是独自归来，这样的结局郭刚堂早已经历过无数次，他感到失望，甚至绝望。
郭刚堂：为什么我找了十几年都不是我的孩子？找一个不是，找一个不是。所以我也问天，我也问地，我也问我自己。
古兵：你问什么？
郭刚堂：为什么找出来的不是我的孩子？为什么我没有大家那样幸运？为什么？这十几年我们没有照过全家福，我们就在等他，等他快点回来，回来能够和他弟弟，和爷爷奶奶一块儿照个相。我们也希望孩子的养父母能良心发现，哪怕就让孩子回来照一张相也好……
时间过去一年又一年，在路上跑了一趟又一趟，摩托车换了一辆又一辆，除了内心的焦灼之外，寻子的代价还有被彻底推翻的生活，在变为工地的李太屯村，郭刚堂熟知周边的房价，它们已经涨了几番，当年的家产如果换算过来，能值一百多万，但最大的代价还不是金钱。从27岁的小伙儿变成40多岁的中年人，面对无法挽回的时光，郭刚堂只是叹了口气，轻轻咬了咬嘴唇，沉默地望向远方。生活总是还要继续，郭振迟迟没有找到。之后，郭刚堂和妻子生了另外两个儿子，这位父亲的担子也变得更重了。
古兵：老牵挂着郭振，会不会忽略和冷落其他两个孩子呢？
郭刚堂：对郭振这个孩子的这种牵挂，是我们内心的一种恐惧吧。所以，一直到郭伟都长到十三四岁，每天晚上，即使我回来的时候很晚了，我都会把腿放在他身上，他就睡得很踏实。晚上有时候我把腿拿下来，孩子还会摸索我的腿，再搬上去。
古兵：内心特别害怕失去。
郭刚堂：对。
为了让自己不再缺席儿子的成长，郭刚堂渐渐减少了外出寻子的时间。“宝贝回家”等打拐网站的兴起，也让他有了新的寻子渠道。他乐于去帮助别人，在寻找郭振的同时，郭刚堂拉着寻亲横幅宣传“宝贝回家”和打拐政策，曾经替7个家庭找回了孩子。这几年，他也努力走出伤痛，回归现实生活。但是，根据他的经历改编的电影上映时，画面轻易地就把郭刚堂拉回到了记忆之中。
古兵：在这部电影首映的时候，你在现场吗？
郭刚堂：去看电影的那天早晨，我自己是下了决心的，再怎么着也不许哭。但是我去了以后还是哭得稀里哗啦，忍不住。骑着摩托车，旗子飘起来的时候，我就受不了了。后来，我离场去过道坐了一会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