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西方报纸上的李鸿章
解玺璋
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清朝与西方各国的交往越来越多，西方媒体对于清朝的兴趣也明显地增强了，表现之一就是各种报道层出不穷，花样翻新，大有发现新大陆而好奇心不可阻挡之势。近年来，颇有些出版界的朋友，致力于搜集整理西方报刊对于近代中国的报道，成绩十分显著，为中国近现代历史研究贡献了许多难得的资料。赵省伟便是做得有声有色的一位，他的“西洋镜”“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系列，都在读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这次推出的《西洋镜：海外史料看李鸿章》，相信也会给读者带来一些意外的惊喜。
就中国近代历史而言，李鸿章显然是个绕不过去的存在，尤其是在同治、光绪两代，他的位置几乎是不可替代的，无论病之誉之，都不能不面对他。多年来，官方历史叙事对李鸿章是贬多于褒，把清末几次外交败局的责任都推给他，甚至称他为汉奸、卖国贼，因为他在与列强打交道时，往往以妥协对强权。近年来，风向逆转，对李鸿章的评价水涨船高，大有成为“贤相”“伟人”的可能。这种变化的发生，首先是人们的历史观正在回归历史本身，不再限于政治的、党派的层面，观察事物的角度不一样，得出的结论自然是不同的；其次是研究方法的改变，从重视观念、寻求真理、强调主观，转向重视史实、寻求真相、强调客观。于是各种“翻案”文章出现了，为李鸿章的妥协、卖国辩解。有些固然是有说服力的，有些则说服力不强，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缺乏强有力的史料支持，以至于偏离了原本的观念。这几乎成为中国历史书写中无法摆脱的历史性宿命。
我无意责备历史研究者。这种局面的形成，一方面是长期形成的由官方垄断信息资源的传统，个人难以获得有价值的史料、文献和信息；另一方面，文化传统中“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礼仪规范，使大量有价值的史传资料湮灭在历史的尘埃中，后来者只能望而兴叹。的确如这本书中所说：“如果一个人想了解美国总统的个人经历，他很容易就能得到相关信息，而想要获得李鸿章总督的相关信息却并非易事。”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这也正是此书让我们有所期待的原因之一。书中收集了自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初李鸿章病逝前西方报刊关于他的大量新闻报道和特写，其中涉及他在洋务方面的种种表现、他对美国《排华法案》的强硬态度、签订《马关条约》时的兢兢业业、处理义和团事件时的前倨而后恭，特别是出访欧美时的情景……书中对这些都有非常生动的描述，并配有新闻图片，展现了瞬间记录下来的现场感。
西方看东方与东方看西方有很相似的一点，即难以超越在本土文化中形成的思维方式的限制。实际上，异域形象往往都是本土文化运用其自身传统所形成的思维方式重组、重构、重写的结果，其中，不可避免地会有偏见、误读、虚构和夸张。不过，新闻报道的特殊性恰恰要求客观叙述和现场描写，只写眼前见到的东西，没有见到的少写或不写，而且尽可能地保持客观、中立的立场，较少地涉及历史和文化，谨慎地处理主观感受和评论，不受作者身份的影响，至于新闻述评则另当别论。因而，这批材料颇有史传材料的价值，特别是传统史料中涉及较少的李鸿章的内心活动、所思所想、情感表达，都由于西方记者敏锐的观察力而得以充分地展现和表达。有些是本国文献记述中不肯、不屑、不忍、不能给予关注的，然而却是深入理解和完整呈现李鸿章的复杂性所不可缺少的。当初梁启超写作《李鸿章传》，在身居海外、档案文献不易得到的情况下，就大量采用了西方记者的新闻报道。比如《绪论》开篇即提到李鸿章与德国前首相俾斯麦的那段对话，在这里就有原汁原味的报道，并有各报记者就此事所作的多篇访谈。而这段对话，恰恰透露了李鸿章难为人言的苦衷。梁启超曾明白指出：“吾观于此，而知李鸿章胸中块垒，牢骚抑郁，有非旁观人所能喻者。”
我的意外惊喜，是在书中看到一篇1900年6月1日发表于美国《夏威夷星报》（The Hawaiian Star）上的关于李鸿章给梁启超复信的报道。虽然不见复信全文，但报道所引述的复信内容还是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信息。梁启超的《上粤督李傅相书》，相当于一封公开信，最初发表于1900年3月1日出版的《清议报》第四十册，后收录于《饮冰室文集》第五卷。信很长，有五千余字，信中分析了世界局势，以及清朝在其中的危险处境。而执政者对于这种危险却置若罔闻，大敌当前，竟置国家安危于不顾，反而谋划着废明君，不但立一个9岁乳臭未干不解汉语的孩子为储君，还把保皇爱国的海外民众视为仇雠，不惜以其家属的安危相威胁，甚至派人暗杀改革派人士。虽然他表示，这些做法或非李鸿章本意，“惮于炙手可热之权威，不得不奉行逆命”是可以理解和体谅的；但他也提醒这位行年且七十余的老翁，不能不顾及自己的晚节，并以顺应时势相劝，“天下力量最大者，莫如时势”，而当今的时势，就是倡民权而尊民意。据报道，李鸿章的复信回应了梁启超公开信中提到的一些问题，也为自己做了一些辩解，他说自己一直都是主张改革的，在平息太平天国叛乱的过程中，就与外国人有很好的合作；对法国、对日本，他都不主张开战，但朝廷中有人希望开战，他也无可奈何。至于下令追捕、处决改革者，都是太后的决策，他没有办法阻止她这么做。他劝梁启超要有耐心，因太后年事已高，不会活得太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