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0月24日，萧克将军在北京逝世，享年102岁。弹指间，五六年就过去了。五六年来，我常常想起这位和蔼的老将军；读书看报，只要“萧克”两个字映入眼帘，常常要沉思片刻。这样说，并不表明我和这位老将军有多么熟悉多么亲近——我不敢“谬托知己”，实际上我跟他只是有过几面之缘，几次聆听过他的教诲而已。
但，我的确经常想起他。关注他，是对他参与的或者主动推动的那一段历史充满了敬意；关注他，是因为他曾经是我的间接领导，感受过他实事求是、勇于担当的品德；关注他，是因为他的教诲至今仍然是我工作和研究所奉行的信条。
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将军
美国记者尼姆·韦尔斯给萧克一个“军人学者”的称呼，“因为他有着许多精确的事实和数字”。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称萧克是“一个善于思考、有学者风度的人”。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称萧克“思维如箭一般的敏捷而尖锐，蕴藏着一种令人生畏的力量”。无论哪一种评价，都说明一个事实，萧克将军是军中少有的文人将军。
我“印象”中的萧克，也是从这样可以被描绘的图像开始的。记得萧克这个名字是从《红旗飘飘》中“飘”来的。那时，关于长征的宏大叙事是青春男儿的一剂成长猛药，走过这段路程的人都是我们心目中的英雄，而《红旗飘飘》系列出版物曾经有很多关于长征的回忆录，萧克就在其中。今天，我已经记不清萧克的回忆录标题是什么，但清楚记得标题是手写体——好像张爱萍将军也是用的手写体。能有这样清晰的记忆，是因为正在青春豪放之际，萧克的字体透着一种不备马鞍就旅行的狂放，张爱萍的字也大致如此，我临摹了好多次。在回忆录中，萧克谈到自己早年练过书法，也谈他在长征写诗的经历，一派革命的豪迈。
后来才知道，在1955年授衔的开国将帅中，很多人都是在革命军队中才开始学习文化的，而萧克在加入队伍之前就能诗善书，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儒将。萧克不仅爱看书，对文学创作也一直非常有兴趣。红军时期，萧克在湘赣根据地写过白话诗、小故事等，发表在根据地的报刊上。即使在长征途中，诗情也与硝烟相伴随，没有画意但也有一种硬气。
萧克后来果然成了作家。1988年，萧克写的长篇小说《浴血罗霄》出版。虽然文坛经历了“伤痕文学”、“寻根文学”等等挣扎之后，一步一步地在挣脱革命话语体系的羁绊，关于革命英雄主义的题材已经逐渐被边缘，但萧克这部小说还是引起了一些轰动。我记得先是在广播里听到章节连播才去买小说读的。那时，广播似乎是我们这样的孩子与书连接的唯一有效通道。广播里演播什么小说，我们就去追什么小说。
萧克在接受访谈时说，创作《浴血罗霄》的背景，要从一本苏联小说《铁流》说起。西安事变后，萧克读了苏联小说《铁流》，书中讲述的俄国工农武装队伍的故事及所塑造的红军指战员的英雄形象，都让他激动不已。萧克想到，中国革命战争的规模比俄国大，时间比俄国长，应该写出中国的《铁流》。经过构思，他决定以第四次反“围剿”时期罗霄山脉红军一支小游击队伍的成长历程为故事主线，展现中国革命力量的兴起。从1937年5月动笔到1939年10月完稿，萧克写出了长达40万字的小说初稿。在随后的四五年中，他先后做了三次大修改，多次小修改。此后，就一直保存在箱子里。
1958年反“教条主义”运动中，萧克受到错误批判。为了寻找批判他的材料，这部尘封的书稿被翻腾出来，装订成三册，“内部”传看，还附上“供批判用”的字样。得到这个“善本”，当时他心里真是高兴，就把原来的草稿扔进了火炉。“文革”时，萧克和他的小说又一次在劫难逃。为了批判他，造反派又将书稿拿去油印了数百册。所以，有人开玩笑说，这是全国唯一一本还没正式出版就被油印了两次的小说。
1985年底，萧克从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的职位上退下来时，曾作诗自叹：“既感事太多，尤叹时间少。虽老不知疲，愈老愈难了。”这“难了”之事，指的便是这部命途多舛的小说。于是，萧克开始修改小说。1988年建军节前夕，小说出版。萧克也从一个30岁的青年，变成了81岁的老人。
1991年，《浴血罗霄》获得“茅盾文学奖”。萧克的履历上又添了一条：在众多的开国将军中，他是唯一写过长篇小说并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将军。
关于长征中的事
不过，在当年读《红旗飘飘》回忆录时，我们还不知道欣赏萧克或者其他回忆者的文笔，我们的关注点在“排座次”，按照这些回忆录来排每一个人的座次——从军团级开始排起，一直排到连级干部；排每个人所经历的战争——是不是走完了整个长征。排来排去，我们发现，萧克25岁当军长，27岁任红六军团军团长，应该是长征队伍中最年轻的一个“大官”。
后来，我有机会跟萧老聊天的时候，我特意说到了年轻时小伙伴们这样的座次排比，老人哈哈大笑。当然，话题说到长征，老人兴致勃勃地说：其实，当年红六军团长征的时间比别的军团早，是在1934年8月上旬，而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的时间是在这一年的10月。后来才知道，当时，由于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接连失利，中央决定红六军团和红七军团分别西征和北上，目的分别是探路和引敌，是为中央红军长征进行侦察、探路的先遣队。
话题又转到我提到的“排座次”，萧老很严肃地讲到一件历史：关于林彪的官衔问题。“文革”中，为了“林副主席”继位的合法性，宣传中把“朱毛会师”改为毛与林在井冈山会师——连我这样的小孩也都知道。萧老认为，应该尊重历史事实，绝不能人云亦云。偶尔有人前来调查井冈山会师的情况，萧克也只是说及朱德、陈毅与毛泽东会师，根本不提林彪。有人善意地提醒他说，还有林彪。萧老回答说：“林彪参加了南昌起义，但不是南昌起义的领导人。那时像林彪这一级干部多得很。”意思是林彪排不上“座次”的。
说这话的时候是在“文革”，是举国皆知的“林副统帅”如日中天之际。而此时，因1958年的所谓军内“反教条主义”遭批判，萧克早已在军中靠边站，因“文革”风云又处境艰难，萧克采取这样的态度，是要冒着极大风险的。但是，思想者的“胆识”，让他将这种风险置之度外。
但是，在1971年林彪出事后，1973年批判“林彪反党集团”时，中央批发的材料中，有的说林彪在南昌起义时还是见习排长。萧克将军却认为这样说不符合历史事实。他对来访者谈及这一情况时说，1927年5月，国民革命军第二次北伐，蒋先云牺牲后，干部调整时，林彪即升为连长了。他还给北伐时期曾与林彪一起工作的覃士冕打电话，覃证实了他的记忆。为此，他特意要求从事党史教学的同志在讲课中予以纠正。而斯时，林彪已成为国人皆曰可杀的“林贼”，一些人躲避都来不及，萧克将军居然这样“往上靠”。
1996年，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举行《长征·世纪丰碑》系列活动，萧老应邀为《长征大事典》写序。他在《序》中再一次讲到这段历史。他写道：
记得70年代初，我有幸去井冈山，正遇上两个县的同志在争论一个问题，即毛泽东在何时、何地任命林彪当团长。甲说在甲县，乙说在乙县。双方争论不休，虽然没有说明争论的目的，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大概不外是争点“光”吧。
同是这个林彪，在摔死前，有些人说他是南昌起义的正确代表，说他是湘南起义部队到井冈山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的代表。而摔死后，则连他在南昌起义时的连长职务也“贬值”了，改成为见习排长了。
接着，萧老严肃指出：“历史就是历史，不能人为地歪曲事实。真理只有一个，是不能以某种‘政治上的需要’来改变的。有些同志喜欢锦上添花，或落井下石，甚至制造材料，歪曲事实”。“这很不好”，这“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
萧老一直主张研究历史“不唯上，不唯亲，不唯权势”。他说：“历史的事实是最大的权威。”“搞历史研究的同志必须‘求实存真’，不能作违心之论。”
1991年5月，“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成立大会。居中为萧克将军，二排右四为杜导正。
萧克谈毛泽东
1990年，时任中顾委常委的萧克将军参与发起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8月经民政部批准注册之后，萧老就积极倡导创办一个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以史为鉴、以史资治的刊物，并亲自督促办理有关审批手续。11月25日，他在关于创办《炎黄春秋》的申请报告上批示：“同意。最好快点办理。”
熟知萧克将军经历和秉性的人都知道这几个字的分量，大家以将士请战、受命的心情“快点办理”。1991年3月完成正式出版的审批手续；当月通过《炎黄春秋杂志社试行方案》；4月1日，全体工作人员在北京景山后街北京市少年宫院内集中办公；7月1日，第一期刊物面世。
草创时期的杂志社，租用的是一家招待所坐西向东的几间平房，“化缘”来的几张桌子有的还残留着“文革”时写大字报的痕迹。简陋的办公室刚刚布置好，萧老就亲自来视察。他说，办公条件艰苦一点，但还是比延安要好多了。他笑着说：“这比当年住窑洞好多了，窑洞里能培养革命干部，你们在这里也能办好杂志。”
社长杜导正将大家一一介绍给萧老，萧老专注地听着，他既关心着大家的工作，又关心着大家的生活。谈话中洋溢着领导对部属的关怀，长者对晚辈的关爱。
两个月后，副社长宋文茂前往萧老住所请示工作时，萧老还特别嘱咐说：“杂志社来了新同志，一定领他们到我这里来。哪能有连长不认识他的排长、班长，班长不认识他的兵的道理呢？”他还特别说：“下午三点到晚上十一点的时间，只要我没有特殊的事，都欢迎大家来。”
萧克和杜导正为《炎黄春秋》确定了宗旨，杜导正在萧克的支持下主持杂志社工作。图为二人合影。
因为有萧老这“命令”在，我在1994年年初进入杂志社工作时，拜见萧老就成为一道例行手续。
萧老的家在西城区的一条胡同内，一座典型的北京四合院。进院后，便来到他的办公室。虽然是寒冬季节，但办公室内点缀的绿色植物，有一种融融的暖意。给来访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那一排偌大的笔架，粗细不同的毛笔悬垂在笔架上，像队伍整齐、纪律严整的士兵，意境独特。
照例的寒暄过后，我就和老人聊到当年读《红旗飘飘》的事情。关于长征和林彪的话题后，我不知深浅地问到另一个问题：我听说关于您，毛泽东有过这样的话：“××是好人犯错误，萧克是坏人干坏事”，确切否？
萧老似乎陷入了沉思。他避开我的问题，谈到和毛泽东关系的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他投毛泽东反对票。
1929年6月，红四军召开第七次党的代表大会。按照那时的惯例，红四军每召开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一项重要的议程是重新选举军党委和军委书记。在这次选举军委书记时，代表们要从两个候选人中选一个，即在毛泽东和陈毅之间选择。萧克把票投给了陈毅，大多数代表也都投了陈毅的票，而只有林彪等少数几个人投了毛泽东的票，毛泽东落选了！陈毅接替毛泽东担任军委书记。毛泽东则到漳州“养病”去了。
陈毅当选后，就化装绕道香港去上海，向中央军委汇报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情况。当时，周恩来任中央军委书记。周听了陈毅的汇报后，指示陈毅一定要把毛泽东请回来。根据周的指示，陈毅又化装成商人，几经周折，请回了毛泽东。1929年12月，红四军在福建古田召开了第九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报告，并根据这个报告做出了决议——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毛泽东又恢复了在红四军的领导职务。
第二件事，是萧克在“文革”中和毛泽东见面的情形。那是1968年“五一”劳动节，萧克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回忆起了与萧克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他紧紧握住萧克的手说：“我们是在龙溪洞见面的，那时候，你们有多少人？多少枪？”萧克回答说：“男女老少加在一起，有五六百人，六七十条枪，300多杆梭标。”毛主席听后感慨地说：“揭竿而起！揭竿而起！”
后来，我看萧老的回忆录以及别人的回忆录，讲到不少萧克和毛泽东的关系的事情。可是，在那天，萧老独独只讲到这两件事，我一直琢磨不透为什么。想起来，我当时问这样的问题肯定非常唐突，所以，后来我也没有敢再问萧老。
1958年，军队开展了一场所谓的“反教条主义运动”，刘伯承、萧克以及粟裕等一批将领被整肃。现在知道，这场运动是毛泽东支持发动的。为何将萧克列为批判的靶子？我后来也问过萧老，萧老没有多说。他只是谈到了在那场批判运动中遭殃的粟裕。他说，粟裕的平反非常艰难，应该说，中央到现在也没有一个正式的结论性的东西出来，这对于粟裕这样一位对中国革命和事业有大贡献的人来说，是不公平的。你要记住，将来有机会，杂志应该写文章来说说这件事。
2003年，在粟裕去世20周年即将来临之际，我去采访了粟裕的夫人楚青，写出了一篇《粟裕平反的曲折历程——访粟裕夫人楚青》，在2004年第一期杂志上头条发表，算是执行了萧老的“命令”。
不过，萧老的命运我一直很关注。我也草草地梳理过他的历史轨迹，希求从中能得到点什么。27岁，萧老就是红六军团军团长，但此后他的命运却跌宕起伏得有些莫名其妙，疑似于“自由落体”：六军团跟二军团会师以后，他受贺龙和任弼时领导，成为副手；长征到陕北之后，他却离开六军团，被调到30军当军长；红军改编成八路军的时候，他到120师当副师长；解放战争期间，他是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亲自指挥的战役很少。作为一名老资格的战将，这种种的无法独当一面的局面，显然是令人遗憾的。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揣测，我不知道萧老是否这样看。
拟定“求实存真”的办刊原则
《炎黄春秋》办刊宗旨的确立，与萧克将军是分不开的。自刊物酝酿到问世后，萧老最关心的是刊物的方向，刊物的品格，刊物的质量。《炎黄春秋》以主要篇幅记述重要的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萧老便把“求实存真”四个字看得格外重要。他很欣赏东汉哲学家王充的两句话：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换成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写好人好事，要写得适当，不要再去涂粉；讲坏人，讲敌人，也不能讲过（头）。1996年7月，《炎黄春秋》创刊五周年纪念，萧克将军又把王充的话题字赠我们，以资告诫和勉励。
但是，现实是历史研究中仍然残存着的非科学的条条框框，束缚着人们的手脚。对一些因国家威权史观的需要而扭曲了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要想“求实存真”并不那么容易。有时候，编者难免会产生敢不敢、要不要讲真话的困惑。当我们向萧克将军倾诉这种困惑时，从他那里我们总是得到鼓励。这种鼓励，不但使我们的困惑迎刃而解，而且也增强了突破各种束缚的信心。更为可贵的是，萧克将军不但给予我们鼓励，而且决绝地为刊物发表的文章承担责任。
1989年，中共中央前总书记胡耀邦去世后，因为种种人为的因素，报刊上对于这位对中国革命和改革开放做出过巨大贡献的领导人，一直缄口不言。对于这种非科学的历史态度，我们一直想做点什么。1994年，在胡耀邦逝世5周年之际，我们在封三发表了一首悼念耀邦的白话诗。尽管很不正规，但在当时是一个重要的突破。这一突破，自然引起了有关方面的注意，并要求我们停止发行这一期杂志。我们向萧克将军汇报后，他对有关方面抹杀历史真相的做法表示强烈的不满。他鼓励我们说，杂志做得对，不要惊慌，如果有人怪罪下来，就说是我萧克的主意。把我的电话号码告诉他们，让他们给我打电话。
萧克将军那种淡定和从容的神态，使我们受到鼓舞和激励的同时，也深深地体会到这位文人将军捍卫“求实存真”这一原则的决心。
对于《炎黄春秋》的老读者来说，都有这样一个感受：杂志自创刊之日起，陆续对被扭曲的历史问题进行拨乱反正。陈独秀、李立三、托派问题、富田事变等等，这些因为国家威权史观的需要而被遮掩的历史，都在杂志上陆续有所正本清源。这与萧克将军的指导是分不开的。
即以对陈独秀的研究而言，杂志陆续发表了多篇有关陈独秀的研究文章，本着“求实存真”的原则，恢复陈独秀在历史上的本来面目。这是萧克将军对这一问题思考的一种体现。
早在1978年审读《南昌起义初稿》时，萧老对作者在当时历史情况下所批评陈独秀主张取消主义，搞议会斗争的说法，就予以纠正。他说：“陈独秀是1928年才发展到取消主义，当时还没有主张搞议会斗争。唯物主义，对敌人也不能多讲、讲过（头），对好人也不要再去涂粉，实事求是，反映事物本来面目。”
1981年8月，萧克将军在纪念中共建党60周年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就说过这样一段话：
陈独秀问题，过去是禁区，现在是半禁区，说是半禁区，是不少人在若干方面接触了，但不全面，也还不深入，大概还有顾虑。这个问题要不要全面研究呢？我看要。毛泽东同志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他和李大钊等把当时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青年“集合起来，……创造了党，有功劳”。“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周恩来同志也说：“陈独秀创党有功”。我想，对于这样光辉时代的“总司令”和创造了党有功的人物，即便他后期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及开除出党后搞了托陈取消派，也应该全面研究。
萧老在谈了这段话之后，毫不含糊地说，“不认真研究陈独秀，将来写党史会有片面性”；他明确批评，从纪录片《先驱者之歌》中“看不出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和创党的最主要人物”，而“南陈北李（大钊）”之说才是“合乎历史事实的定论”。
基于这样的认识，萧老在1993年欣然为《陈独秀诗集》作序，并对该诗集的几位编注者说：“只有忠于史实，才能忠于真理。”
萧克这篇序言（见《炎黄春秋》1994年6月号），是较早的一篇对陈独秀做出公正评价并倡导史学工作者对这一历史人物进行深入研究的文章。萧老开风气之先的文章，极大地鼓舞了作者和编者，随后，《炎黄春秋》连续编发了几篇有关实事求是地研究陈独秀的文章。
萧老非常关注对张闻天的研究。1995年年初，萧老接到张闻天夫人刘英寄送的《张闻天传》的征求意见稿。他认真地看了18章以后的大部分章节后，给刘英回信，认为应该宣传张闻天。这年5月，在一次筹备抗战胜利50周年纪念的会议上，萧老特意跟我说，杂志要围绕着张闻天组一些稿子，这是一位在历史上受了委屈的同志，我们不能忘记他在历史上的伟大功绩，并把他4月11日给刘英回信的复印件给了我。
这封信我至今保留着。我不知道萧老的书中是否收入这封信。这里把这封信公布出来，也可以为研究萧老和张闻天提供一点材料。
萧克写给张闻天夫人刘英的信
刘英同志：您好！来信及书都收到。早收到的张闻天传，自18章以后大部分都看了。我又从别书报上看到他在六中全会时期写的论待人接物问题（六中全会结束时看过，感到很值得读。延安整风，又受到批评，甚至近乎诽谤，所以前两年又看一遍，也很有教益）。七八年前接到您赠给我和先佛的《回忆张闻天》，当时选读了一些，回想起他以前庐山会议上的发言等文章，写了一首感怀诗：
斯人斯文
毕生挥翰谈丽珠，学贯中西智若愚。
秘密公开皆得道，外交国策具深谟。
庐山迷雾已清览，法剑神坛早呜呼。
喜见遗文多宏论，斯人去矣奈何如。
我诗虽然不好，也表现我对这位老同志看法和身后的感慨。再见。敬礼
萧克
1995年4月11日
接到萧老的命令，我当然积极去组稿。后来，我找到了张闻天传记组的负责人张培森约稿。他陆续地给我写出了七八篇文章，对廓清张闻天研究中的迷雾，有开拓之功，也因此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推动历史问题的拨乱反正
在与萧克的接触中，我体会到，他不仅以“求实存真”的原则指导《炎黄春秋》，而且，在党史、军史的研究中，也一直倡导着这一原则，以“历史事实是最大的权威”，来推动历史问题的拨乱反正。
萧克1926年即参加国民革命军，此后历经北伐战争和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担任军团长职务与方面军领导职务。1949年后，多年担任军队的领导职务。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他基本上是亲历者，也是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参与者、谋划者。
1949年以后，由于政治风云的变幻，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有些也成为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出于政治的需要，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或重要历史人物的作为被扭曲。对此，萧老一直持不同的观点。
1977年后，萧老回到军中，担任国防部副部长，并兼任军事科学院院长。在那个乍暖还寒的时节，他义无反顾地推动历史问题的拨乱反正。他不仅对我们杂志社的编辑谈起过这些往事，而在他的鼓励下为历史问题的拨乱反正秉笔直书的学者们，也在文章中有所披露。
“百团大战”，是彭德怀指挥的一场战役，也是中共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对于这一历史事件的评定，至今也不能说尘埃落定。在延安时，百团大战结束后，毛泽东曾给彭贺电，但1945年延安召开的华北座谈会上，有些与会者却质疑这一战役的贡献，到1959年彭老总落难后，这一历史事件被全面歪曲。1978年秋季，为了推动对这一历史问题的拨乱反正，给彭德怀平反，唐棣华（黄克诚的夫人）拟在她所主持的《近代史研究》创刊号上发表“彭德怀自述”中的部分内容，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百团大战。为了配合“彭德怀自述”的发表，想请人写一篇介绍百团大战情况的文章，但很多人心有余悸，不敢承担这一任务。唐棣华找到军事科学院的蒋杰先生后，蒋杰虽然答应了，但却招来了校政治部一位主任的劝阻。为此，蒋杰向萧克请示。萧克明确说：你是搞党史的，人家找上门来，你应该写，怕什么，我支持你写。为了帮助蒋写好文章，他主动介绍1945年七大前后华北工作座谈会的情况，他说当时批评百团大战最积极的，军队是朱瑞和林彪二人，聂荣臻沉默不语，似不赞同。彭德怀因受批判，七大的选票大大减少。
初稿写出后，萧克亲自修改，在结束语中他加了一段：
从当时我军在敌后处于战略防御阶段来说，百团大战采取全面进攻战略态势，军事上是早产的，政治上是有错误的。但不能说是流产，更不能说是投降主义的产物。也不能否认在战役战斗上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以及对全国战局有一定的影响和提高我党我军声威的重大意义。从理论上说，在敌后处于防御阶段不应举行战略进攻，这一般是指全面的战略行动而言，但从各战略区甚至较少方向，可以抓住适当时机举行区域性的战略进攻，这是许可的，也是可以成功的。
这段话对这篇文章具有画龙点睛的作用。文章在《近代史研究》创刊号发表后，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对拨乱反正，正确评价百团大战问题起了积极作用。
而熟知党史和军史的学者都知道，彭德怀和萧克在1958年曾经是那样地“对阵”过。
1958年，那一场反教条主义斗争的风波中，令人震惊地在军内高层揪出了一个所谓“以萧克为主帅、李达为副帅的反党宗派集团”，一批高级将领和高中级干部被打成“反党分子”，包括刘伯承在内的一批军中将帅受到错误批判和处理：刘伯承元帅被迫辞去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的职务；主管全军军事训练和院校工作的解放军训练总监部被撤销，萧克上将、李达上将被免去国防部副部长兼训练总监部部长、副部长的职务，调出军队；陈伯钧上将、宋时轮上将、郭天民上将等也都受到严厉批判。这场斗争使新中国成立后刚刚起步的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进程受到严重挫折，极大地破坏了军队训练和院校教学工作，并且给以后的军队建设工作造成了长期的恶劣影响。而这场斗争的主持者，就是彭德怀老总。
“文革”结束以后，1958年的反教条主义斗争被党中央否定，受这场错误批判牵连的同志逐步得到了平反，这桩公案得以澄清。而萧克对彭老总当年特殊背景下的作为也从不挂怀。他曾经对我们讲过有关彭老总对这件事的看法。他说：有一件事令我十分感动，还在“文革”前，彭总被“罢官”后，曾嘱托他的侄子彭起超代他向我道歉。“文革”结束后，彭起超找到我家对我说，他伯伯要他向我转达几句话：“1958年的事，让你们受苦了，对不起同志们啊！”我听了非常激动。彭老总不愧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光明磊落，坦坦荡荡。他的话，既是自责，也是一个老革命家对党内斗争这个问题的深刻思考。
而萧克对待彭老总历史评价所持的态度，同样“也是一个老革命家对党内斗争这个问题的深刻思考”。
一位谦逊的思想者
我前面几次提到萧克的“命令”，其实，萧老是一位十分谦虚的长者。他身经百战，指挥过千军万马，但对于我们——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和《炎黄春秋》杂志社的工作人员，即使布置工作，也从未有命令的口吻。《炎黄春秋》的记者随他出差，看他走到哪里都是询问，倾听；他出席各种学术研讨会，需要讲话时一定事前听取有关同志特别是学者的意见，做认真的准备。萧老讲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平实无华中常常透出令人吃惊的睿智。试举几例：
——文化不等于意识形态。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并不是只有阶级内容。文化形成比阶级的形成早，“寿命”也比阶级长，人类的全部文化是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劳动人民以及统治阶级中的开明人物的勤劳创造的，其中一部分如意识形态可能在历史上曾经属于某一阶级，但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它已成为人类既成的全部文化成就的一部分，不再是某一特定的阶级所专有的了。
——诚然，中国传统文化有两重性，即精华与糟粕并存。我理解，人们所说的“精华”，是传统文化中对社会的进步、民族的振兴起积极作用的部分，这是传统文化的主体。“糟粕”是对社会进步、民族振兴起阻碍作用的部分。……这里还强调指出的是，文化遗产中的“糟粕”和“精华”有时是很难一下子分清的。我还认为，文化现象不一定只有“精华”和“糟粕”非此即彼两极。文化现象复杂得多，不能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处理。（见《炎黄春秋》1994年5月号）
——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中有一个“恕道”，就是以“推己及人”的精神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记得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末期，当时中共中央书记张闻天同志同我说过，要重视这个“恕”字。要以“恕道”来解决民族和人民之间的矛盾。……中国素来讲“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今天，大家都能“推己及人”，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会形成一种人们之间互相支持的祥和气氛。在党内，也利于民主集中制和优良作风的发扬；在国家，能够健全民主与法制，这样，我们才能集中力量聚精会神地使我们的事业更加健康地向前发展。（见《炎黄春秋》1996年12月号）
1969年，萧老被下放到江西永修云山国务院农林部“五七”干校。“因祸得福”，他在干校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不少著作，帮他“清理了时下流行的被颠倒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当时，萧老在读马恩列斯著作时，写下了很多的眉批——他的心得体会。后来，我看到过萧老的这些眉批，实在是惊叹这位老人的读书求甚解的精神。1996年7月是中国共产党创建75周年，又恰恰是列宁《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发表的75周年，我们特请萧老将1971年冬写在列宁的《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书眉上的读书笔记核校后发表。
2008年10月24日，萧克去世。11月5日，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持召开萧老追思会。《炎黄春秋》发表了由我执笔、署名“本刊编辑部”的怀念文章：《萧克与＜炎黄春秋＞》。
萧老在笔记中称赞列宁“最伟大最感人之处，就是他敢于公开承认十月革命四年来所犯的重大错误，深刻分析了错误的由来，并提出了切实措施坚决予以改正”。他说：“我重温列宁这些论述，深深感到列宁无论什么时候，对革命事业和他所领导的党和国家都极端认真负责，表现了一种真正的科学精神，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对的继续做下去，错的便承认错误，切实改正。”
列宁文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原打算（或许更确切些说，我们是没有充分根据的假定）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
萧老反复阅读后写道：
我认为，这句话非常重要。想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生产和产品分配，这是错误之一；想用热情的浪潮来直接实现经济任务，这是错误之二；想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来达到上述目的，这是错误之三。回顾我们自己有些年代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建设的实践，这三条不值得我们特别认真地思考一番么？
读了萧老的这篇读书笔记，联想到1971年冬国家仍然严峻的政治、经济形势，对于萧老这一辈革命家的政治洞察力和治国安邦的远见卓识，我们能不感叹吗？
人们常以“胆”、“识”来区分学者和思想者。有识无胆者，可成为学者，而有胆有识者，才能成为思想者。从萧克对历史问题的拨乱反正中所展现的胆识中，我们能深深体会到这一点。
如今，萧老已经去世六年了，《炎黄春秋》也走过23个年头了；而我，也由萧老眼中的“小编”变成新“小编”眼中的“老编”啦。随着岁月的流逝，在自己从青年进入中年的流年中，对萧老的话倒是慢慢有了更多的体会。这，也是我时常想起他老人家的一个理由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