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诺夫：生活在斯大林的阴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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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斯坦丁·西蒙诺夫（1941年），斯大林最喜爱的苏联作家。
1 西蒙诺夫：生活在斯大林的阴影中
［英］奥兰多·费吉斯
选自《耳语者：斯大林时代的私人生活史》
［英］奥兰多·费吉斯著，毛俊杰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康斯坦丁·西蒙诺夫（1915—1979）出生于遭苏维埃政权镇压的贵族家庭，却在20世纪30年代蜕变为“无产阶级作家”。今天几乎被人遗忘的他，曾是苏维埃文学阵营中的重要干将——获得六项斯大林奖、一项列宁奖，又是社会主义劳动英雄。他是一名很有才华的抒情诗人，他的战争小说颇受欢迎，他的戏剧可能稍有欠缺，流于宣传，但在战争时期，他又是俄罗斯最优秀的记者之一。后来，他成为一名优秀的回忆录作家，诚实地审视自己在斯大林政权中的罪行与道德妥协。1939年，西蒙诺夫与叶夫根尼娅·拉斯金娜结婚。她的犹太家庭从“栅栏区”搬来莫斯科，她是家中三姐妹中的老幺。但西蒙诺夫很快抛弃了她以及尚在襁褓中的儿子，转去追求漂亮的女演员瓦伦蒂娜·谢罗娃——这段浪漫史激励他写下他最著名的诗篇《等着我吧》（Wait for Me，1941年）。几乎每一名士兵都能熟记于心，冀望打完胜仗，重返自己的女友或妻子身边。从1945到1953年，西蒙诺夫成为苏联作家协会中的重要人物。其时，斯大林的理论家要求苏维埃的文学领袖，参与迫害那些被视为过于自由化的同行，并在艺术和科学领域的反犹运动中摇旗呐喊。这一官方反犹运动的受害者之一就是拉斯金，但西蒙诺夫已涉入斯大林政权太深，无法提供任何援助。也许，他根本就是无能为力的。
西蒙诺夫是很复杂的，他从自己父母身上继承了贵族的公众服务价值、军人职责和服从精神。在他脑海中，这等同于热心公益、为国牺牲的苏维埃美德，使他在斯大林等级制度中心安理得。西蒙诺夫具有许多令人钦佩的素质，如果说有“优秀的斯大林主义者”，他完全可以当之无愧。他诚实、纯真、有条有理、严守纪律，具有相当的热情和魅力。不管是所受的教育，还是自己的性格，他生来就是积极分子，幼时即迷失于苏维埃制度，面对其在道德方面的压力和要求时又无法脱身。在这个意义上，西蒙诺夫体现了一代人在道德上的冲突和困境——生活在斯大林政权的阴影中……
斯大林中风了，不省人事躺了5天，死于1953年3月5日。如果第一天就把医生请来，他可能还有救。但在医生事件的恐慌之中，斯大林小圈子里没人敢自作主张。斯大林的私人医生曾说他需要休息，反而被上了酷刑。如果斯大林从昏迷中醒来，发现床边的医生，可能会视召来医生的决定为不忠的表现。真是一个恰到好处的讽刺，斯大林因自己的政治而迅速去世。
斯大林逝世当晚，西蒙诺夫参与克里姆林宫的苏维埃领导会议，列席会议的是300多名最高苏维埃和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大家都知道局势的严重，大多数代表早早来到斯维尔德洛夫厅。西蒙诺夫回忆：“我们互相知晓，互相认识，在工作场合相遇过多次。”
我们并肩坐在那里，互相对视，但没人说话，没人向任何人问起任何事。在我看来，甚至没人觉得有开口的必要。［会议］开始之前，大厅里一片寂静。如果没在那里亲自坐了40分钟，我都不敢相信，300多人挨得这么近，却能不发出一点声响。
最后，主席团成员入席，宣布斯大林已奄奄一息。西蒙诺夫得到的强烈印象是，除了莫洛托夫，这个小圈子的其他成员都为此松了一口气：这可从他们的脸上看到，也可从他们的语调中听出。
西蒙诺夫从克里姆林宫直奔《真理报》办公室，正与主编交谈时，收到斯大林的死亡通知，尽管已有预料，这一消息仍令他震惊。西蒙诺夫回忆：“我内心打了一个寒战，自己生命中的某部分已经结束，说不清楚的新部分开始了。”那一刻，他突然觉得，需用诗歌来记录自己的思绪。他不知道是否写得出，但他确定自己无法做其他任何事。他回到家里，开始动笔：
我写了最初两行，突然，出乎意外地，一下子泪流满面。我现在仍可否认，因为我并不喜欢眼泪，不管是自己的，还是他人的。但只有那些眼泪，才能正确表达我当时经历的震撼。我哭，不是因为悲伤，也不是因为对死者的遗憾。它不是多愁善感的眼泪，而是震撼过后的眼泪。发生了一场革命，其影响如此巨大，必然有身体上的反应，在这种情况下，沉淀成了俘获我几分钟的痉挛哀泣。
西蒙诺夫后来与同行们交流，发现他们也有同样的感受。许多人追随他的榜样，写下对斯大林死亡的衷心哀悼。看起来，以广为不同的方式经历斯大林统治的人，都感到震惊和悲伤。斯大林去世的当晚，西蒙诺夫写道：
供人瞻仰的斯大林遗体。
1953年3月6日，基辅高尔基坦克工厂举行悼念仪式。
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难忍的痛苦和悲泣，
无法用词句来叙述
如何为你哀悼，斯大林同志！
20世纪30年代背弃自己家庭的“富农”之子特瓦尔多夫斯基写道：
在这大悲痛时刻
我无法找到哀辞，
来充分表达
全体人民的损失……
甚至在大恐怖时期入狱两年的奥莉加·贝戈尔兹，也为虐待自己的人写下挽诗：
我们的心脏在出血……
我们自己的最亲爱的人！
抱着你的头颅，
全国都为你流下斑斑泪痕。
向大众公布斯大林死讯是在3月6日，3天后举行葬礼。当中这段时间，他的遗体停放在红场附近的圆柱厅供人瞻仰。前来表示敬意的真是人山人海，首都的中心挤满了来自苏联各个角落的送葬者，数百人死于踩踏事故。西蒙诺夫中选担任斯大林遗体的护卫，有机会观察普通百姓走过遗体时的反应。他在3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
我不知如何准确地描述现场——如何以文字表达。并非每一个人都在哭喊，也并非每一个人都在抽泣。但不知何故，每一个人都展示了深刻的情感。大家排队走过，第一次看到灵柩中的斯大林的一刹那，我都能感受到他们内心的某种精神痉挛。
这种“精神痉挛”，整个苏联都能感受得到。马克·拉斯金没有理由热爱斯大林，但听到死讯时仍泣不成声。他为自己的感伤感到惊讶，归因于斯大林曾在他的生活中发挥了巨大影响：
我成年后的时光都在斯大林的阴影下度过的——列宁死于1924年，当时我16岁——我所有思想，都是在斯大林时代形成的。我等待他的指示，所有的疑问向他提出，他也给了全部的答案，既简洁，又精确，没有丝毫的怀疑余地。
在拉斯金的同龄人或更年轻的人眼中，斯大林是他们的道德基准。不管他们在斯大林统治下的际遇如何，在他去世后，一定会有迷失感，其自然反应就是他们的悲伤。
* * *
西蒙诺夫继续留在斯大林主义的阵营，直到1956年他开始接受改革精神。像生活在斯大林阴影下的许多人一样，西蒙诺夫因斯大林的去世而晕头转向。一开始，克里姆林宫政治的走向很不明朗，也有可能重返大恐怖。在这种不确定气氛中，像西蒙诺夫那样的高官，坚持斯大林逝世前的政治立场来明哲保身，那是合情合理的。西蒙诺夫回忆：“那些年头，我对斯大林的态度不断演变，在各种情感和观点之间左右摇摆。”1953年的大部分时间，他的主要感受是“为损失一个伟人而感到的深切悲痛”。这促使西蒙诺夫在《文学报》的惊人悼词（《作家的神圣职责》）中主张：“苏维埃文学的最高任务，就是为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子孙后代，描述不朽的斯大林的伟大和天才。”这篇文章激怒了赫鲁晓夫，坚持要把西蒙诺夫调离《文学报》。整个1954年，西蒙诺夫仍忠实于自己的斯大林主义者的出身，在办公桌上放置一张自己特别喜爱的斯大林像：斯大林在凝视伏尔加至顿河的运河——恰恰也是古拉格劳工的纪念碑。斯大林在世时，西蒙诺夫从没在自己办公室或住所里悬挂他的肖像，现在这样做是为了表达对“叛徒”和“野心家”的愤慨。那些人在斯大林活着时高歌自己对领袖的爱戴，等他一死就大加谴责。西蒙诺夫回忆：“促使我［摆放画像］的不是斯大林主义，而是近似于高尚的或知识分子的荣誉的想法。”西蒙诺夫不愿背弃自己的过去，他还在1955年的诗集中收入一首委实可怕的《斯大林颂歌》。它写于1943年，以前一直没有发表，诗中称赞斯大林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
1943年的西蒙诺夫。工作时，西蒙诺夫非常严肃；向下属发出指示时，一脸深思熟虑，口叼石楠烟斗，像是在模仿斯大林。
1946年，西蒙诺夫当选为作协领导。1950年3月，任苏联主要文学报刊《文学报》的主编。斯大林特地要他利用社论，对冷战时期的文化政治勾画出另一种独立视角，表面上显得不同于克里姆林宫立场，以满足文学知识分子的愿望，而实质上却不偏离针对西方的强硬政策。这显示，斯大林完全信任西蒙诺夫，才委以如此微妙和尴尬的任务。
1949年，西蒙诺夫（前排右三）在白俄罗斯共和国的明斯克参加苏维埃作家大会。
供人瞻仰的斯大林遗体
1948年（左）和1953年（右）的西蒙诺夫。西蒙诺夫担任作协领导之后，所担负的政治责任给他的身体和精神带来了巨大压力：一方面他要参与斯大林对于文化界的镇压行动，另一方面又往往承受良心的责备。无论是作为一个作家，还是作为一个人，这种冲突都几乎把他摧毁。这从他的容貌变化上就有明显的体现：1948年，33岁的西蒙诺夫似乎还是个年富力强的青年男子；仅仅5年之后，他已头发斑白，活脱脱是人到中年。他的手患上了神经性的皮肤病，只有酗酒才能让他镇静下来。
西蒙诺夫在批判爱伦堡之后，又向自由派解冻中的其他先锋作家，发起一系列攻击。他在1954年7月《真理报》的重要文章中，谴责文学界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传统的排斥，愈益趋向讽刺文学。西蒙诺夫特地点了乌克兰剧作家亚历山大·科尔涅伊奇克的名，批评他放弃了剧院的重要职责，借用西蒙诺夫的界定，即“教育苏维埃人民如何去爱护和珍惜苏维埃制度”。
作为《新世界》的主编，西蒙诺夫也反对弗拉基米尔·杜金采夫的爆炸性小说《不是单靠面包》，这份来稿想以连载的形式在《新世界》发表。这是有关发明家的故事，主人公是一名物理教师，致力于改善苏联人民的生活，但由于小腐败和苏维埃官场的低效，他的独具匠心遭到了扼杀和破坏。在西蒙诺夫1956年发表它之前，坚决要求杜金采夫缓和对官僚主义的攻击，因为他担心这部小说可能引发对整个制度的质疑。即使有了西蒙诺夫要求的改动，这本书仍被改革者欢呼为反对当权派的攻坚生力军。该小说的第一次公开讨论，吸引许多人来到作家协会，学生们为了听到辩论甚至攀援水管爬到二楼窗外，最后只好请来骑警驱散人群、维持秩序。
《新世界》拒绝发表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西蒙诺夫对此负有直接责任。1956年9月，他代表该杂志的编委会写信给帕斯捷尔纳克，解释出于政治考虑的反对意见。这部小说以俄国革命和内战为背景，是史诗般的人生戏剧。1958年，苏维埃领导人发起运动，迫使帕斯捷尔纳克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就反复引用了该信。西蒙诺夫对这部小说评价甚低，曾写信给儿子说，这是“一部庸俗主义的作品，既卑鄙，又刻毒，有的地方更是赤裸裸地反苏维埃”。西蒙诺夫的观点是，小说提出的核心问题——俄罗斯知识分子接受1917年10月革命的决定是否正确——在帕斯捷尔纳克的笔下，其答案只能是否定的：知识分子决定跟随布尔什维克，却背叛了自己对俄罗斯人民、俄罗斯文化和人类的职责。在西蒙诺夫看来，这种偏见不仅使之成为一部反苏维埃小说，而且侮辱了整整一代专业人士，包括自己的母亲和继父。他们留在苏俄，为布尔什维克工作，不是出于政治选择，而是因为他们首先是俄罗斯爱国者。
随着解冻的深入，赫鲁晓夫的改革者在苏维埃领导阶层占了上风。西蒙诺夫在莫斯科文坛上成了日益孤立的人物。改革的自由精神，与拒绝改变观点的斯大林主义信徒，无法相容。西蒙诺夫在1956年写道：
主编可以要求删除
我诗句中的斯大林，
但无法帮助我赶走
我灵魂中的斯大林。
赫鲁晓夫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发言谴责了斯大林。之后，西蒙诺夫开始驱赶内心的斯大林，过程非常缓慢。
赫鲁晓夫的讲话是一道重要的分水岭，在恐怖制度的缓慢消亡过程中，其重要性超过斯大林的去世。自1917年以来，这个恐怖制度一直在统治苏维埃人民。赫鲁晓夫的讲话显示，苏维埃政府终于与斯大林的恐怖统治划清界限，人们的恐惧和对未来的不确定也开始渐渐离去。
苏共二十大是斯大林去世后的首次大会，1956年2月14日在大克里姆林宫召开。1355名投票代表与会，期待高层领导解释斯大林之后的路线，论定已死领袖的地位。揭露和谴责斯大林的罪行这个决定是由领导集体作出的——但究竟到何种程度，曾有激烈的争论。早在2月9日，另一个特别委员会曾就1935到1940年之间的党员迫害，向中央委员会提交调查结果，让高层领导大吃一惊——无论是逮捕和枪决的庞大规模，还是这恐怖浪潮所依托的证据捏造——临到苏共二十大的前夕，才决定在封闭的秘密会议上向大会代表披露真相。讲话文稿是集体起草的，但赫鲁晓夫是披露真相的主要推手，并充任2月25日的发言人。
赫鲁晓夫的动机很复杂，但仍是勇敢之举，因为其他的党领导人，如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显然都犹豫不决，不愿揭露自己曾扮演重要角色的现政权的罪行。赫鲁晓夫在2月9日的讨论中呼吁采取大胆措施：
究竟是什么样的领袖，会摧毁每一个人？我们必须勇敢地讲出真相……我们曾与斯大林一起工作，但这并不连累我们。随着真相的浮现，我们必须予以公布。否则，我们就在赞同他的行为……我们可以响亮发言，不以为耻，无需害怕，绝不满足于心胸狭窄的诡辩。
披露真相也有利于赫鲁晓夫对权力的觊觎。他利用揭露斯大林的罪行，打击或威胁主要的竞争对手，并在欢迎解冻和政治改革的社会群体中，建立起自己的支持基础。但最重要的，像党的其余领导人一样，赫鲁晓夫也许还在担心，如果不公布斯大林的罪行，人民将会接过发言权。在解冻的气氛中，党的批评者将会指责高层领导人人有责。最近刚从劳改营归来的一名党内老同志，向赫鲁晓夫提出警告：“要么，你在即将举行的代表大会上告诉他们；要么，你会发现自己也在接受审查。”赫鲁晓夫的讲话，特地提及这位老同志的证词。赫鲁晓夫给人一个印象：党领导只是在最近，经由2月9日的调查结果，才发现大恐怖的真相。他得以将责任推到斯大林的头上，以“不知情”的理由洗脱其他领导人的嫌疑。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赫鲁晓夫为1935年以来党的不公提供了开脱罪责的解释：斯大林个人应负全部责任，其他领导人反而成了他“滔天罪行”的受害者（即使是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追随者，也罪不该死）。没有怪罪苏维埃制度的问题——只有“克服个人崇拜”的问题。整个讲话的目的是要重新恢复列宁主义。
赫鲁晓夫以保密的需要来结束他的讲话：
这个议题不得传到党外，更遑论媒体。这就是为何我们要在封闭会议中谈论此事……我们绝不向敌人提供弹药，绝不袒露我们的伤口。我相信，大会代表都明白这一点，都会遵行不悖。
他发言完毕，会场中一片死寂。大会代表之一亚历山大·雅可夫罗夫——后来成为戈尔巴乔夫开放政策的领军人物——回忆当时的情景：
我坐在楼座上，记得很清楚，赫鲁晓夫发言之后，把我紧紧攫住的，如果不是绝望，那就是一种深沉的忧虑。大厅中的寂静简直是高深莫测，没有椅子的吱吱嘎嘎，没有咳嗽，没有窃窃私语，没人注视旁人——或出于对刚刚发生的事件的猝不及防，或出于紧张和恐惧……我们都低下头，鱼贯离开会议大厅。
离开大厅走进玄关的大会代表中就有西蒙诺夫。他站在那里良久，陷入了震撼和混乱，一边吸烟，一边与中央委员会文化顾问伊戈尔·切尔诺乌索夫交谈。切尔诺乌索夫回忆：“我们已知道很多，但真相以如此方式坍塌于眼前，仍被惊得目瞪口呆。这是真相的全部吗？”
* * *
西蒙诺夫自己的去斯大林化，进展得十分缓慢。苏共二十大的真相披露，使他既兴奋又震撼，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才予以接受。对于西蒙诺夫而言，斯大林政权的道德考验在于其在战争中的表现。他在创作伟大的战争小说《生者与死者》（1959年）时，就开始面对战争所提出的道德问题，即该政权对生命的肆意糟蹋。这部小说涉及许多从未见于公众讨论的问题：大恐怖对军事指挥的巨大破坏，战争初期席卷苏联的混乱和困惑，互不信任的气氛，不称职军官白白牺牲了众多生命等。西蒙诺夫凭借自己的日记和战争记忆，通过一系列生动场景重现战争历史，其中的官兵面对各种障碍，想方设法应付突发事件，以履行自己的职责。他展现了人们因战争经验而改变，在敌人面前变得更加坚强团结，暗示这种个人精神就是苏维埃胜利的根本原因。以前，西蒙诺夫一直把斯大林的领导当做战争的关键因素。但在《生者与死者》中，他开始重新评估斯大林的作用，逐渐转向民粹主义的观念——他将在生命的最后岁月作进一步的阐述——赢得战争的是苏维埃人民，尽管有斯大林的欠缺，仍然完成了这一艰巨任务。如西蒙诺夫所揭示的，斯大林在军界的腥风血雨，造成了混乱和不信任，直接导致了1941年的军事灾难；像他小说中主人公那样的普通人，却以爱国主义精神和主观能动性，扭转乾坤，转败为胜。西蒙诺夫曾在日记中触及这一类想法，那些从1941到1945年的日记，充满了对战争的观察。1953年之前，他也与朋友讨论过，包括作家拉扎尔·拉扎列夫。但西蒙诺夫1960年在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文学之夜承认，他“缺乏足够的公民勇气，不敢在斯大林在世时公布这些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