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后我回到了家中，父亲建议我陪同他前往加利福尼亚，这也是他年轻时待过的地方。我几乎对家族在加利福尼亚的分支一无所知，但我很快就爱上了他们，还有美丽的旧金山和那里的人们──市民的那种友善而不拘礼节的气氛。很快我就想，如果能够在这样融洽的氛围和优美的环境中工作，一切定然会非常美妙。正因此，我下定决心留下来。我告诉父亲，如果他能够帮助我在那里找到工作，我将会收敛娇气，并放弃自己先前在芝加哥找到的工作。
当时，旧金山有四家报纸。早晨，《纪事报》(Chronicle)是最主要且最受敬重的声音。与之竞争的是赫斯特的《考察家报》(Examiner)，这也是他当时仍旧辉煌的报业帝国中最出色、最强势的报纸。两家下午发行的报纸例证了典型的旧式街头新闻风格──哗众取宠的巨大标题，新鲜爆料出来的报道，以及比晨报更多的性与犯罪内容。父亲打电话给斯克利普斯·霍华德报系的好友乔治·帕克(George “Deke” Parker)，正是在他们的报纸《旧金山新闻》中，父亲为我找到了一份为期两个月的工作。我们的竞争对手是另外一家下午发行的、赫斯特的报纸——《旧金山呼声报》(Call-Bulletin)。
父亲没有求助于他在《纪事报》的朋友，这让我很诧异。《纪事报》的名气更大，也更为传统，不过对于我而言，在《旧金山新闻》工作同样是一种恩宠，因为它是典型的人手不足的午后小报，很不正统，喧嚣热闹而又趣味横生──初学者涉足新闻界的理想之地，因为它为我提供了结构严谨、等级森严的环境中所没有的机遇。但事情的开始并不是那么顺利。我在新闻编辑室没有任何认识的人，更糟糕的是，我不知道工作的基础知识。我没有做过多少打字工作，当然也没有写过多少新闻报道。我对这座城市一无所知，也不知道如何去熟悉它。一切事情仿佛突然倾倒过来。我兀自坐在桌前，心中充满对于失败的恐惧，尚未开始工作便已感到迷茫和挫败。
父亲在此地逗留了数日，一天晚上，我来到他的房间，含着泪水告诉他，我担心自己力有不逮，难以胜任工作，也无法对报纸做出贡献，当然更配不上每周21美元的薪水；我想要和他一起回家。父亲只是淡淡地说，每个人都要学习，在决定放弃工作前，我应该付出更多的时间，也许我现在配不上每周21美元的薪水，但我以后的价值会远高于此，因为我会逐渐学会那些令我气馁的一切。我不清楚是什么说服了我，但我还是同意留下来，我知道以后有的是放弃的机会。
仅仅是在我伤心落泪、意图逃离的一个月后，我的新生活开始变得充满乐趣。等到八月中旬，我开始感到生活中的高潮多过了低谷。一丝抱负感开始占据我的内心，并且，我可以看到更加遥远的未来。我认识到不只是《旧金山新闻》，旧金山这座城市本身都是我开始事业的好地方，因为没有人知道我与新闻业大亨有关系，即便有些人知道了，他们也会不以为意。事实上，大多数人都没有听说过《华盛顿邮报》，我有时还会怀疑，其中的某些人甚至没有听说过华盛顿。
工作中，我学习写作和改写。我写作新闻的耗时仍旧过长，但严苛的新闻部编辑们对我的报道的修改已经越来越少。我还在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如跟踪某人拍摄照片。我甚至报道过一次酒业联合会的会议。我第一项严肃任务是某个编辑安排的。基督教妇女禁酒联合会要在市内集会，那位编辑建议我引诱某些会议代表前往酒吧，而借口就是让她们观察自己所谴责的罪恶场景。我则要为这次采访写一篇报道。我按时地完成了任务，并将整件事情记录了下来。
工作后没多久，我在编辑室的邻桌、《旧金山新闻》经验丰富的专业劳工报道记者鲍伯·埃利奥特俯身对我说，他听闻我对劳工报道颇感兴趣，问我是否有意做他的“外勤记者”。当时，埃利奥特正在报道两个重大新闻：一个是码头区不断升级的冲突，其中仓库管理人联合会(Warehousemen's Union)可能会宣布停工；另一个是零售商店店员威胁罢工，以抗议这座城市的百货公司。我欣然且斗志昂扬地回应了埃利奥特的请求，并开始撰写长篇报道。此后数周的时间里，我全身心地投入到旧金山的码头区，采访了许多牵涉其中的重要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