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秋季，我来到瓦萨。我不假思索便选择了这里，在做出决定时，我根本没有其他想法。那个时候，瓦萨就是最“时髦”的地方。许多马德拉的前辈都在这里，还有碧丝，我总是希望能够效仿她。我来到校园开始大一生活时，比尔和碧丝正一起居住在伦敦的小公寓里。比尔在伦敦经济学院读大三，父母对他在耶鲁的学业感到失望，因而将他送到了那里。比尔曾加入跳水队，且是技艺高超的运动员；然而，他当时正在试读期里。在伦敦，他的老师是父亲的好友哈罗德·拉斯基，一位才华横溢、行为怪异的左翼教授和知识分子。
碧丝在慕尼黑念完了大三。她剪掉了迷人的长发，做了些研究，继续拉小提琴，并在不同国家享受着被至少一两位求爱者追逐的生活。碧丝没有回到瓦萨，她去为英国电影制作者亚历山大·科达(Alexander Korda)工作，与剧作家好友山姆·贝尔曼(Sam Behrman)一起参与《猩红色的繁笺花》(The Scarlet Pimpernel)的制作。
弗洛里正在练习跳舞，她的希腊舞伴至少比她矮了一英尺(1英尺≈0.3米——译者注)。母亲在新月城举办派对，这也成了弗洛里最早的几场演出之一。1935年5月，母亲给我写了封风格独特的信，描述了那场聚会：
真希望你也能来参加我的盛大宴会。彼得太太(瑞士大使的夫人)说这是她在华盛顿见过的最精彩的派对。弗洛里在露台上跳舞，因为我们最后发觉，会客室还是太小了。天空下着蒙蒙细雨，我们不得不在所有东西上都遮个巨大的篷布。朱尔斯(Jules，男管家)患上了肾结石，在派对前一天去了医院，罗伯特(Robert，另一位男管家)刚刚切除阑尾。但我无视一切困难。我们顺利举办了聚会，迈耶家在社交场合中的地位又提高了许多。
哥哥姐姐都在大胆闯入真实世界，但我却依旧不谙世故，难以放开手脚。新的社交圈子和活动领域看起来都很合适和正确，但我却觉得它们令人困惑。我有些不知所措。有段时间，我感到很难集中精神去工作和学习。心灵不断迷失在我要去哪里，要做些什么，以及如何不孤独的问题中。此外，我正在应对独立生活的困难，这种困难源自我早已习以为常的衣食无忧的生活。我的时尚意识非常淡薄，只有几件定做的雅致礼服，还是由母亲挑选，日常穿着的衣服则根本没有。上大学之前，我动身去买衣服，却完全不知去哪里买，或者我会需要些什么，最后莫名其妙地买了些裙子和毛衣。开学后的最初几周，我一直穿着一件黄色开襟毛衣，直到感恩节才有人提醒我该洗洗它了。我注意到有女孩的毛衣晾晒在衣架上，但既没有意识到应该学习她们，也不知道如何去学习。在家里，总会有人拿走脏掉或丢在一旁的衣服，接着它们便会重新出现在抽屉中。我解决问题的办法是把黄色毛衣交给了洗衣工人，自己则从来没有学习过洗衣服。
这种对现实问题的无知适用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是洗衣做饭、化妆购物，还是管理金钱。我必须从生活、从现实的挫折难堪中学习，还有向朋友们请教。即便如此，我还是得以稀里糊涂地应付过去，并在大一那年学到了许多东西。特别是，我开始认识到困扰着罗斯福政府的问题。“罗斯福新政”(New Deal)首次变为现实，我开始从较为具体的角度关注它。家里的氛围是反对罗斯福的，父亲的反对方式理性而克制，母亲则有些感情用事，因此，我从未听过真正支持新政的言论。我身处在学院教授们、瓦萨校报(我竭力想要加入)的激进女孩们以及新交的好友康妮·迪莫克(后逐渐变为激进左派)中间，逐渐开始转而支持新政的目标。事实上，迈耶家的三个孩子(我、比尔和碧丝)全都拥护起了新政。我们的观点致使我们与父母，尤其是母亲，展开了激烈的政治辩论。
也许是由于保守的性格，我逐渐发展出了一套相当稳定的思想，它贯穿我的一生，并伴以不时的调整。我曾经相信，且现在仍旧相信，资本主义对于热爱自由的社会来说是最有效的，相较于其他社会经济系统，它能够给更多的人带来更多的经济繁荣，但我们必须设法帮助有需要的人。当时，这些想法令我成了虔诚的罗斯福拥护者，并支持他的三度连任竞选活动。
大一学习德语时，我成了托马斯·曼(Thomas Mann)的狂热粉丝，尤其喜欢他的中篇小说《托尼奥·克鲁格尔》(Tonio Kröger)。在小说中，曼讲述了托尼奥的普鲁士父亲与热血、情绪化的南德意志母亲之间的分歧，以及这种分歧对托尼奥造成的矛盾心理和内心冲突。两个对立之人的拉扯所带来的撕裂感令他觉得自己与众不同，而他渴望能够像其他人一样。这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对这个可爱故事的正确解读，但这却是它打动我的地方。我着迷于这样的主题，觉得自己就是故事的亲历者，于是买下英文译本，飞快地读完。作为德语初学者，我不愿意也无能力阅读原版。
我就这样学习着。但我的学习成绩并不稳定，而且学得有些杂乱无章。我未做好准备便读了大学，缺乏专心读书所需要的自律，以及参与研究、思考问题和写作论文所需要的技能。严厉到不近人情的教授露西·特克斯特曾要求我写一篇历史论文，而这件事情就是很好的例证。我写信给父母，讲述了这场冲突：
仍旧十分不同意历史老师的观点。目前我的想法也许太笼统，但我觉得她的想法太局限了，也就是说，她教了10年的历史，已经太久了。我们目前有许多论题，可以选择任何喜欢的来写。我选中了中世纪的女性地位问题，追溯自德国至英国的撒克逊人各民族的相似风俗，并阐明意大利、法国、德国和英国的不同点。因为她们刚刚才取得权利，所以，在此期间去做这件事情对我而言非常有趣，并且，也许等到我们研究她们时，我会再次感兴趣。我知道这项工作内容庞杂，而她想要我只选择一位女性进行研究。如果我选择一位女性，那么她必然会很著名，因而也会成为例外，这可不是我想要的。不管她怎么说，我会选择自己的论题。即使最终结果不好，我也要把想要写的东西写出来。这一切也许会导致不好的评分，因为我们彼此厌恶──我以自己的方式学习历史，并乐在其中。
青年人的无知和傲慢，以及我刚刚萌芽的对女性地位的兴趣在这里展露无遗。我和我讨厌的特克斯特小姐在这篇准备不足的论文上遭遇失败。她怀疑我只是草草地完成工作，而这也的确是事实。她说，“嗯，迈耶小姐，读出你的论文。”我读完后，她说，“这是一篇很好的引言，接下来的呢？”然而，这就是我所做的全部工作。她给了我一个 D，我因而也成了试读生。对这次难堪的失败我深感愤恨，但也意识到，这至少部分是我应得的结果。
母亲没有怪责我，相反，她对学校大为不满。她从迈阿密海滩写信对我说：
我与麦克拉肯(瓦萨学院当时的校长)争吵了一番，因为他们通知我你的历史课不达标。麦克拉肯博士向我保证，这个分数不会影响你，你也可以确信这一点。与此同时，你要努力学习，严守我批评这位女士的秘密。我给汤姆森院长写了封信……我非常愤怒，他们居然胆敢寄给我你历史课不合格的成绩单，如果他们不立即更正此事，我就让瓦萨不得安宁。
收到这封信后，我颇为尴尬，尽管也放下了一些担忧。我最担心的是，母亲对院长和校长的严厉指责会为我带来压力。我必须努力赶上好学生，还要写一篇一流的论文。最终，我结束了试读期，并通过了这门课程。
大一学年中程，我开始觉得学业轻松了许多，也感到大学生活正变得愈发有趣和富有活力。但母亲似乎可以超越我的每一项成就，这样的事实让我觉得难以接受。上大学期间，母亲似乎总是已经读过那些指定给我的书──阅读、吸纳、评论、丢弃，甚至熟记它们。大一那年春天，我写信告诉父亲，我正在阅读托尔斯泰对于“艺术功能”的看法，并发觉“他的大多数思想与母亲一致。”我这样表达，而非用相反的方式表达，这是多么奇怪。
我和康妮越来越热衷于政治讨论，这让我的情绪平静了许多。我们反对纽约州参议院的一项议案，这项议案规定所有州政府资助的公共机构(大学也包括在内，因为它们是免税的)都要宣誓效忠宪法。赫斯特是这项议案的重要拥护者，并受到美国退伍军人协会(American Legion)的支持。我写信告诉父亲，“爸爸，我听说你在这个问题上不同意我的观点。然而，这个根本不是学院共产主义……我觉得这很荒谬。你不能通过拒绝认识共产主义来铲除它。”
我被任命为大学政治俱乐部的财务主管，我想要拒绝，担心这是通往成为“奥什科什女性俱乐部(Oshkosh Women’s Club)主席”之路。但后来，我写信告诉父母：
另一方面，朋友们都很漂亮、风趣、友善。这些女孩只想着当前问题，以及如何将美国变为共产主义国家，我想她们做的某些事情一定会非常有趣。她们中的许多人都非常激进，但也有一些极富才智的人。在这样的喧嚣中，我微弱的保守声音肯定无法被倾听，但纵狗斗熊(baiting the bears，十七世纪流行于英国的游戏，驱狗去咬绑着的熊，后被禁止──译者注)也很有趣。
那年夏天，我打算去旧金山拜访在马德拉时的好友珍·罗林斯。我仍旧留着她的邀请信，信中描述了我们要做的美妙事情──与她的男性朋友们去爬山、观看竞技表演，这些全都令人神往。然而，某天晚上，我的梦想突然破灭了，父母提醒我，西部出现了非常严重的脊髓灰质炎疫情，并坚持不让我去。我记得，我当时流着泪告诉他们，再次在芒特基斯科独自度夏简直不可忍受。
父母想到了一个方法──让我去郊区报纸韦斯切斯特报业的一家连锁报社工作。韦斯切斯特报业原本的拥有者是诺埃尔·梅西(Noel Macy)，后被甘尼特(Gannett)收购。我急切地答应了下来，并前往《弗农山庄阿格斯》(Mount Vernon Argus)工作。我每天开着雪佛兰敞篷车上下班，那是我的第一辆车。这份工作没有薪水，但我很享受，也很喜欢同事们。我做的都是接电话和传消息等不太体面的工作，有时也写些基本报道或通知──包括一篇关于女医生的报道，刊登出来时还署了我的名字。我把它寄给父亲，父亲回信鼓励我说：“我觉得你写得很好，至少对我来说非常专业。”我喜欢这份工作，因为它让我非常忙碌，可以暂时离开农场，并给予我条理清晰的生活和对于工作的概念。
我惊讶地发现，报业公会(Newspaper Guild)已经正式抗议我免费为《阿格斯》工作，尽管公会会员个体有意私下和解。公会负责人向我传达的信息是：
我想澄清一下，我们对于你个人没有敌意。你选择了这一领域，并为在这一领域获取成功而努力，那些认识你的人对此非常欣赏。我们的行动意在抗议任何雇佣员工却不支付薪水的出版商……我希望你能理解我们的用意。
与此同时，母亲的好友发来消息说，“我已经听说公会对你的责难。都怪那个可恶的共产主义分子多蒂·勒布(Dotty Loeb)，他是主席和主要的煽动者，也是这件事情的祸源，尽管……一些来自佩勒姆的女人和编外新闻记者(按篇幅计酬的记者──译者注)也发了些牢骚……公会不会放过任何能小题大做的事情。”这是我初次经历工会政治。
大学时代，我同父亲愈发亲密，而和母亲则日渐疏远。父亲非常害羞，不善于表达感情，但我发觉他始终在做着这样的尝试。1935年秋天，我即将离家去瓦萨读大二，父亲写信说：“很快你就要去学校，而我要去华盛顿，只能在明年的假期再见面，我真是讨厌想起这样的事情。”第二年夏天我去了欧洲，他再次写信说，他正前往“孤独的农场，不会再有凯特在那里逗我开心” 。父亲以及后来的菲尔·格雷厄姆，是为数不多的几个称呼我“凯特”的人。
读大二时我18岁。在前一年，社交生活和智识同政治生活的冲突就已经显现，如今更是加剧。女子初入社交界的聚会非常流行，华盛顿对此也很认可，有些人仍旧花费整年的时间到不同城市参加聚会，那里可能有她们的亲人，或其他人际关系。我自己的初次登场只限于感恩节的茶舞会，以及12月26日的一场舞会，舞会非常精彩，房子被装饰成了希腊主题，我的希腊礼服与那种氛围很相称，它是金色的，而非传统的白色。
我已经学会了如何帮助确定邀请名单和事项安排。母亲建议邀请约瑟夫·艾尔索普(Joseph Alsop)——《先驱论坛报》(Herald-Tribune)年轻而才华横溢的记者，母亲最近刚刚认识他。母亲的描述激起了我的好奇心，等到入座吃晚餐时，我把他安排在我身边。然而，母亲遗漏了一项重要事实，约瑟夫身材矮小，体重却有250磅。此外，他极为精明老练。我被他的外表所惊吓，也无力去应对他成熟的思想和风度，尽管，我拿出最出色的表现熬过了晚餐时间。后来，我们变成了持续一生的忠实好友，但这是一个古怪而别扭的开始。
派对结束后第二天，我和康妮搭火车去俄亥俄州哥伦布市参加美国学生联合会(American Student Union)的成立会议。这加剧了我在两个世界间感受到的矛盾情绪，但它们都能让我兴致勃勃。我们被要求为瓦萨的《综合新闻》报道此事，当时我们两人都在该报工作。联合会是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学生团体、自由主义者以及激进主义者的联合，他们愿意同彼此友好相处，并为反对法西斯主义而与无党派学生合作。它就像是旧的政治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的缩影，其中相同的团体组成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试图对抗希特勒的崛起。
我们遇到了来自达特茅斯的朋友，他们的观点与我们多少有些相似，我们还同巴德·斯楚伯格(Budd Schulberg)、埃迪·赖安(Eddie Ryan)以及比尔·伦纳德(Bill Leonard)度过了一段美妙时光。后来，巴德·斯楚伯格成了作家和电影制作者，埃迪·赖安加入了《邮报》，而比尔·伦纳德则成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新闻负责人。一天晚上，我们出去喝点东西，回到会场后却发现，来此地做观察员和记者的我，已经被提名进入全国执行委员会(National Executive Committee)。这是左翼派系耍的一个很容易被识破的计谋，目的是确保有足够多明显独立的自由主义成员，令自身更具说服力。我的第一反应是立即删掉自己的名字，但转念一想，还是接受了这一委派。对于被提名的事情，我有着完全清醒的认识，知道自己正在被利用。但与此同时，我发觉现在的情景既有趣又陌生，准备静观其变，弄清楚其中的究竟。
我告诉父亲自己进入了委员会后，他给我写了一封长信，论述记者不应加入组织，并建议我“身上的标签越少越好”。在回应他的忠告时，我平静但坚定地说，我很赞赏他对问题的全盘考量，并同意他的大部分观点，尤其是群体思维中存在着特定的危险。我也认为标签容易招致麻烦，但解释说，如果我在此刻辞职，相关各方都会很为难。父亲立即回信，他赞同我的说法，并在结尾处写下了为人父母的立身原则，那是我读过的最简单、最中肯的箴言。它对我意义重大，甚至今天仍旧如此：“在某些时候，父母直接指明行事原则，也许能够帮助孩子。我不认为强硬地建议你去做某事会对你有益。我甚至觉得不需要建议你什么，因为我相信你能做出很好的判断。我所能为你做的，是偶尔指出某些已经在我思想中演变得可靠而务实的原则，倘若你能够理解并赞同这些原则，那么就应让你自己去应用它们。”
这个问题原本可能成为我们争执的焦点，但它却最终没有伤害到我们。这是很好的例子，它表明了我与父亲的相处方式，以及我们彼此间的关心和关爱。他也许想要温和地劝服我不要加入包含有共产主义者的团体。但他没有固执己见。
另一方面，母亲坚定了立场，真真正正做起了政治工作。1936年春天，她参与了阿尔夫·兰登(Alf Landon)的广播竞选活动，尽管父亲有意劝服她远离此事。和往常一样，母亲以全部热情投入了这场活动中。那年春天，母亲写信给我，以她特有的兴奋情绪描述了当时的工作：“兰登是一记本垒打。比那些写手对他的刻画重要得多。我必须做些什么。”后来，母亲仍旧沉醉于她为兰登的形象所做的贡献，并写道：“我正在国家电台联播做关于兰登的谈话节目。非常热烈、有趣。兰登的提名演讲很好，但我始终能够让他更进一步，因为他还不习惯于演讲。我禁不住会想，如果我帮助他取得成功，他会如何看待自己。”她已经如此盲目，就在选举前夕，她仍旧认为兰登可能击败罗斯福。
母亲深度介入共和党竞选活动，与此同时，她还在《市政厅》(Town Hall)节目中发表演讲，它是由罗斯福夫人主持的著名电台讨论节目。一如既往地，母亲提前写信给我，以确保我会收听，为激发我的兴趣，她还补充说会捍卫学生联合会，并嘲讽老师和学生的誓言。我很高兴她可能在演讲中提及美国学生联合会，但也非常担心她接下来会说的话。事实上，她在新政问题上与罗斯福夫人出现争论。在下一封信中，母亲表达了我的沉默带给她的情感伤害：“我从你的沉默中可以判断出，你并不太关心我的演讲，但就整个世界而言，我是一位英雄。在离开大厅前，我就开始收到电报，等我们回到酒店，又有许多长途电话打过来，其中有一个是碧丝打来的，她非常热情。仰慕者的来信如雪片一般，所有的信件都表现出了赞许之意，有的甚至充满激情。信件中对罗斯福夫妇透露出的敌意令人难以置信。我附上一封典型的信件供你消遣。”这是我和母亲的又一次单向对话，内容全部都是她新近演讲的压倒性成功──大众的喝彩，数千人要求演讲稿副本。这种自欺欺人和对阿谀奉承的急切需求令任何形式的交流都愈发艰难，而且不只是我，我想我们所有人都有如此感觉。
1936年春天，我参与组织了一场全国性和平罢课活动。恰好在这个时候，又有事情发生了，它加剧了我的思想分裂。瓦萨的高年级学生邀请我和康妮，同其他少数几个被选中的少女一起参加“雏菊花环”(Daisy Chain)仪式──据宣称是以外貌姣好和其他优秀标准为参考，但其实是因为她们喜欢你。我们有些难为情，因为雏菊花环是已经过时了的活动，但私底下我们还是很开心。我们创作了一首领受诗来平复忸怩的情绪，诗被命名为“囚禁者致上层社会”。这首诗只有第二节留存了下来：
我们感谢36班，
她们用“美丽”将我们桎梏。
在阶级斗争中，我们必须选择
无产阶级，或是你们。
但我们不会成为专制的祸因。
我们将组建起雏菊花环。
母亲收到这首诗的副本后，热情地评价了诗文，并将其哲理化，“在这个民主国家，没有什么能比被推选而获得某种头衔更令人印象深刻；名人才有权威，唉，这是糟糕现象而非好事。看看富兰克林(当然是指富兰克林·罗斯福)。我们唯一所能期望的，就是没有优点的名人最终变得让人倒胃。”
大二那年的夏天(1936年夏)，我和康妮计划去苏联旅行。母亲的第一反应是非常赞许，但父亲却激烈反对。我为苏联之旅辩护，礼貌地说明我们可以预订苏联国际旅行社(Intourist)组织的愉快而廉价的旅行，并把这家旅行社称为可靠的俄罗斯官方旅游局。我还为自己的辩词添油加醋，说我们将把在苏联的停留时间缩短为两周。我们会在初夏出发，那时康妮的家人仍在西欧，因此如果出现麻烦，他们也足以就近帮助我们，而且我会在九月前回来，并与父亲一起在《邮报》度过九月。
父亲不认可我的说辞。他发电报表示只同意我去西欧，接着又写信解释了理由：
现在正值多事之秋，比你所能认识到的更加动荡。你知道，我不会轻易拒绝你的请求──你平时做事非常理性，我总是很乐意让你做喜欢做的事。就目前的形势而言，我不能放任你去那么遥远的东欧，除非我有时间能够在你遇到麻烦时，全身心地投入到解救你的活动中。我现在还没有那样的空闲。我非常爱你。也许某一天，你可以和我一起去那里。
我和康妮六月末动身去欧洲，我们组建起了庞大的旅行队伍，有康妮的父母，她的四个姐妹，以及一名女佣。她的父亲不断向法国搬运工喊道，“Neuf personnes et vingt-neuf pièces de baggages。”(法语，意为“9个人，29件行李”)
我们首先抵达伦敦，尽管意识到了政治形势的严峻，但我发现那里真是欢乐的地方，每个人都在为国王花园派对兴奋不已。在巴黎，社会党人莱昂·布鲁姆(Léon Blum)是人民阵线政府的总理，这里的政治氛围非常浓重，而因为我们是在巴士底日(Bastille Day)前一天到达这座城市，四周的情势就更是可想而知了。除了通常的阅兵式外，还有人民阵线的示威游行，其中展现的公众力量留给我前所未有的深刻印象。两支独立的游行队伍最终会合，高唱歌曲进入巴士底广场。大约75万人所倾注的气势，很容易让人想象到曾经发生在同一地点的场景。
我和康妮加入了队伍，和一群面包师聚在一起，走了许多个小时。后来，我们一同被拉入相反的方向，便就此脱离了人民阵线的队伍，去与爱丽丝姑姑吃午饭了。丈夫死后，爱丽丝姑姑离开了旧金山，她在巴黎的一座装饰精美的房子中定居下来，并成为了成功而卓越的社会名人。一段时间后，爱丽丝嫁给了巴西驻法国大使，路易斯·德·苏扎丹塔斯(Luiz de Souza-Dantas)，因为工作资历更老，他被选为外交使团团长，地位显赫。上午的游行与爱丽丝的日常活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和康妮离开游行队伍后直接去和她吃午饭，这令她大为高兴。进餐时，她不断对我们说，告诉某某公主和某某爵士，我们上午都做了些什么。
此次的旅行异常丰富多彩。在巴黎，某天晚上，我带着康妮去和布朗库西吃晚饭。我非常渴望见到他，疯狂地按着门铃，门开后立即便冲入了画室，却只看到一张陌生的面孔。年轻气盛的我喊道，“天啊，布朗库西在哪里？你又是谁？”原来他是画家亨利·马蒂斯(Henri Matisse)的儿子——皮埃尔·马蒂斯，他留下来和我们一起吃了晚餐。我们四个人在布朗库西全白色的画室中吃饭，坐在大理石石块上，中间是更大张的大理石板做成的桌子。等到用餐时，布朗库西拿出了巨大的白而光亮的纸板，将它像垫布一样铺在桌子上。在我的记忆中，我们所吃的一切也都是白色的，尽管我敢肯定这不是事实。
我们回到英国参加牛津大学的学生会议，并与哈罗德·拉斯基共进午餐，之后便去了萨尔茨堡，母亲已经为我们预订了布里斯托尔酒店，以及那里的音乐节的门票。我听从父亲的指示，只留在西欧游玩，所以和康妮就此分手，她去了苏联。看着她独自离开，进行更伟大的冒险，我感到非常悲伤，但我不记得曾因为被禁止与她同行而产生任何怨恨情绪。我接受了父亲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