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吴江沈氏世家

一、沈璟的家世与生平

(一)吴江沈氏世家

本书话说的主人公沈璟,是江苏吴江县人。话说沈璟,必须从吴江沈氏世家说起。

在姑苏城里,搭上一条悠然的篷船,沿着运河、向着东南,吱吱哟哟地摇过二十里,就可以看到一个“水巷人家尽枕河”的江南小镇。那悠远而古老的大运河,默默的倚在它的身畔,千年不休的缓缓流淌。而那白帆红菱的太湖,也在它纵目远眺的尽头,闪烁着粼粼的波光。“平湖落雁”“太湖春波”“洞庭白云”“垂虹夜月”“华严晓钟”“海云夕照”“夹浦归帆”“龙庙甘泉”,这八景曾经吸引了无数的骚人墨客在此驻足,陶醉在江南水镇温婉的怀抱里,并留下了数不胜数、清丽绝伦的诗赋题咏。宋人姚铉《吴江》诗道:“勾吴奇胜绝无俦,更见松江八月秋。震泽波光连别派,洞庭山影落中流。汀庐拥雪藏鱼市,岸橘风香趁客舟。清兴不穷聊一望,烟空云霁倚层楼。”这是八月的吴江:震泽镇的波光,洞庭山映落在水中的倒影,还有热闹的鱼市和飘荡的橘香,难怪诗人说吴江之“奇胜”是别处难以比拟的了。

明代中叶以后,江南是天下富庶之地。紧靠苏州府的吴江县自也是富庶可羡。这从冯梦龙的小说《施润泽滩阙遇友》对盛泽镇的描写可以看出:

吴江慈云塔

说这苏州府吴江县离城七十里,有个乡镇,地名盛泽。镇上居民稠广,土俗淳朴,俱以蚕桑为业。男女勤谨,络纬机杼之声,通宵彻夜。那市上两岸绸丝牙行,约有千百馀家,远近村坊织成绸匹,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贾来收买的,蜂攒蚁集,挨挤不开,路途无伫足之隙。乃出产绵绣之乡,积聚绫罗之地。江南养蚕所在甚多,惟此镇处最盛。有几句口号为证:东风二月暖洋洋,江南处处蚕桑忙。

清代彩绘《苏州市井商业图》

作为小说作品,其中不免有所虚构,但冯梦龙是苏州人,对于处在不远的盛泽镇,不会不了解。从这段描述中可以见出,这里丝织业极其发达,商业极其繁兴。吴江不仅富庶,也有着悠久深厚的文化积淀。尤其是宋元以后形成的著姓望族,更注重文化传统的承袭和文化的品味。吴江沈氏家族就是其中之一。

1.200年形成的望族

吴江沈氏的始祖叫沈文,元代末年因为躲避战乱而移居吴江。其次子沈敬“以勤俭理家,家日饶”,不仅使家族的经济状况有了改善,他还在吴江县城建了一座楼,“可以眺远,署曰揽胜楼”。沈敬的次子沈巽“始业儒”,虽然没有在科举考试中取得功名,却开启了吴江沈氏读书而振兴家族的历程。

经过几代读书业儒的积累,沈璟的曾祖父沈汉终于在正德十六年考中进士。《吴江沈氏家传》记载,沈汉“少贫力学,倜傥有志略,身长七尺,美修髯,善谈论,人见之无不敬者”。中进士之后,他官至户科给事中,可是,他生性耿直,“不肯事权贵”,以直言谏诤而被罢官。沈汉的性格,或许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吴江沈氏的文化性格。在沈璟的身上,还能够看到这种沈汉的为人风范。

沈汉而后,其次子沈嘉谟、三子沈嘉谋均业儒读书。沈嘉谋虽然没有科举功名,却以南京国子监生选授上林苑佳蔬署署丞。沈嘉谟之子、也就是沈璟的堂伯父沈位,跟随唐顺之、茅坤学习,在古诗文写作上得到他们的传授,在应天乡试中考了第一名,隆庆二年中进士,授翰林院检讨。

沈嘉谋的长子沈侃,也就是沈璟的父亲,同样业儒读书,只是科举考试一直不顺利,他把对科举功名的追求转移到沈璟和沈瓒这两个儿子身上,最终,两个儿子都考中了进士。与此同时,沈璟的族兄弟沈錡、沈珫、沈珣也都先后考中进士,《乾隆吴江县志》记载,他们与沈璟、沈瓒被时人称为“沈氏五凤”。

从元代末年沈文移居吴江,到“沈氏五凤”的声名鹊起,经历了200年左右的积累,沈氏终于成为小小吴江县的著姓望族。

吴江沈氏家谱

2.吴江沈氏家族的家风

吴江师俭堂

作为著姓望族,吴江沈氏家族不仅体现在其家族成员获得科举功名,以及获得科举功名后的仕宦上。在200年的积累中,这个家族就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传统,或者如今天我们所谓的“家风”。

从沈文的四世孙、沈璟的高祖沈奎开始,就以“孝友”传家。《吴江沈氏家传》不仅记载他“性孝友”,而且还记载了他对父母的孝敬行为:他母亲“苦目眚”,大约是白内障,医生说不能治愈,他就“亟舔之,如是数月良愈”。不知用这种方法是否能够真的治愈白内障,但至少沈奎的孝心是让人感动的。他的父亲生病,他衣不解带的服侍。对于兄弟,“昆弟四人同居,有无相通,无片言相忤”。和亲戚相处,他做到“亲戚有所不足,往往取办于公”。他的这些行为,完全符合儒家规定的为人准则。

沈奎的儿子沈汉,尽管考中进士,入朝为官,但在文化观念和性格上同样遵循着儒家的教义。他性格耿直,在任刑科给事中的时候,就直陈时弊;嘉靖六年任户科给事中,他不事权贵,“直言谏诤,颠跌不悔”,终于因忤皇帝旨意而被廷杖下狱,削籍为民。他的儿子沈嘉谋,在沈汉被廷杖下狱后,服侍前后,衣食均一人管待,孝心可鉴。在《吴江沈氏诗集录》、《吴江沈氏家传》和《家谱》中,我们看到诸多类似的记载,如沈位“性孝友,能拯人之急”;如沈倬“事亲及兄,以孝友闻”。

崇尚文学,也是吴江沈氏家族的文化传统。这个传统也是从沈奎开始的,现存的《吴江沈氏诗集录》中将他列为第一位,收录其《述怀》诗二首,并称赞他的诗文“风格淳古,直逼汉魏”。沈奎之孙、沈璟的堂叔父沈位和沈倬,都在文学上有所建树。沈位的诗歌“师晋宋近体,宗盛唐”,《吴江沈氏诗集录》收其诗作44首,朱彝尊称赞说其诗“丽以则”。沈倬本人虽然没有取得科举功名,但他的儿子沈琦、沈珫均中进士。《吴江沈氏诗集录》收录其诗达61首,并记载他“读书过目成诵,学文于归安茅副使,学诗于金坛张太守祥鸢。每有作,操笔立成,咸中纪律。……为诸生,负重名,而连不得举,乃寄情诗酒,游览山水。遂溯江汉,登太和,历齐云,泛西湖以归。到处辄为咏歌,时皆传诵。”朱彝尊评价他的诗作“清远秀逸,品格甚高,与七子同时而不染其习者也”。

吴江沈氏世家的文化品格,首先是以“孝友”为外在特征的儒家文化风范,其次则是对文学的崇尚。这种文化品格或者说“家风”,对于本书的主人公沈璟无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二)从神童到进士

吴江县治的所在,唤作松陵镇。大明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二月十四日,沈璟就降生在松陵镇。

或许是“造化钟神秀”的缘故,出生在这样一个江南水国之乡,少小时候的沈璟,就生得清秀白皙、眉目如画。身形瘦弱的他,仿佛蕴含着与生俱来的几分书生气。而特别引人注目的,便是他的颖悟聪明、天资过人。才几岁的时候,他就能对答出大人命拟的对联,并且声音响亮,绝无羞涩委琐的情态。长辈教他读书诵习,几乎能够过目成诵。这样的天资聪颖,着实是令人惊诧的。因此,乡里中沈家“神童”的名号,也就越发的响亮、传奇了。

吴江同里古镇

在沈璟十多岁的时候,他的父亲沈侃,开始领着他去拜会当时的名流。刑部主事唐一庵、南赣巡抚陆北川、苏州知府蔡国梁等等的一时名贤,都非常的赏识沈璟。在他们眼中,这个眉目清秀的小小书生,是如此的天资迥异,日后必将会是大明王朝的栋梁之材。

确实,当这个神童来到世上,并渐渐长大的时候,谁也未曾料想到,他日后之所以名焕青史,竟是缘于他是一位戏曲家。

《沈璟集》书影

《明史》中有沈璟曾祖沈汉的传记,沈璟的名字则仅仅是一语略及而已。在明代的社会中,就每一个个体而言,人生的最佳选择就是读书,书读好了便去做官,乃至成为至高无上的皇帝膝下的—个忠实臣子。“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这是那个时代眼中最为明媚的人生道路。沈璟一来到这个世上,就不得不接受这一被社会所公认、为前辈所早已规定好了的“最佳选择”。这样的人生规划,自然的是出自沈璟的父亲——沈侃。和那个时代绝大多数的读书人一样,由读书而仕进也是沈侃个人的期许与愿景。然而,天不遂人愿。在读书与仕宦之间,沈侃的人生愿景中却深嵌下一块难以移易的巨石——科举考试。是呵,世间的读书人何止万千,却又有几人能够“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从名落孙山到屡试不第,沈侃终究未能推开登科仕宦这扇沉重的大门。甚至在沈璟都已考取进士后的几年,沈侃仍旧带着次子沈瓒一道在科场搏杀。然而,直到次子也考中进士,沈侃所收获的,却仍是一次次的落第而归。

科场上的屡屡败北,以及其间那些不足为外人道的挫折艰辛,使得沈侃对诸子的学业愈加严苛。在沈璟的亲家、王世贞之弟王世懋为沈侃所作的传记中,特别提及沈侃“训督诸子严急,不遗余力”。据王氏所记,沈侃对三个儿子的要求甚至到了苛刻的地步:“少弗弄,长不令见异物。过必谴,出入必与谐;所延致必明师良友,凡文之佳者无弗秘而习也”。倘若说与今天的青少年们听听这位父亲的要求:从小严禁玩耍,也不让见到任何稀奇的物事以免分心,有错必责罚,平日里只许和良师益友相往来,凡是好文章则必须揣摩学习……大概他们十之八九是要大叫其苦的吧。

沈侃一生的诗作,至今只有一首存世。这仅存的一首七律,是万历二年沈璟前往京城参加会试,沈侃送至镇江,临别时所作。诗题叫做《春日焦山与璟儿言别兼勗瓒儿》,诗云:

江风习习水增波,江上轻云映薜萝。

花鸟留连堪唱和,关山游览易蹉跎。

春光渐觉闲中老,行色宜怜梦里多。

此去燕台须努力,莫叫汗血后鸣珂。

这首沈侃仅存的诗作,只能称得上是中规中矩,谈不上什么艺术上的美感。但是,沈侃在诗中感叹自己年岁渐老、春光易去、功名难就,只得寄望于儿辈,并在临别之际仍不忘谆谆教诲的心绪,却隐然若见。

在沈侃如此这般的殷殷期望,以及“不遗余力”的督促之下,沈璟读书十分勤勉。再加上沈璟本人天资聪颖,在科场上,确然是春风得意的。

十六岁,沈璟就补为邑弟子员。

十八岁,沈璟被录为廪膳生员。

二十一岁,沈璟在应天乡试中考取第十七名举人。

二十二岁,沈璟参加会试,名列第三。在随后由皇帝亲自主考的廷试中,沈璟得二甲第五名,赐进士出身。

“一举首登龙虎榜,十年寒窗无人知”。

转眼间,昔日的小小神童,一跃龙门而成为大明王朝最为年少的进士,真可谓是少年得志了。

(三)京官十五年

1.从兵部到吏部

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 ,沈璟作为新科进士,在兵部“观政”(如同今日的“见习”)一段时间后,于当年被正式任命为兵部职方司主事。“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从这年起到万历十七年辞官回乡,沈璟经历了他十五年的京官生活。

身居庙堂的沈璟,尽职尽责地为大明王朝贡献着自己的一腔热忱。兵部职方司,是兵部所属四司(武选、职方、车驾、武库)之一,主要掌管军政、舆图、征伐、镇戍等事务,它需要对全国各地的军队情况都十分了解,其职司可谓是细密繁琐。为了娴习其职司,沈璟将诸多将官的名字,以蝇头小楷一一抄录下来,放在随身携带的口袋里,以便随时查考、记诵。不多久,沈璟对于各地驻军及其各自将领的熟悉程度,便着实让他手下的人惊诧不已了。

在兵部职方司供职五年之后,沈璟调任礼部仪制司,并被擢升为员外郎。仪制司,是礼部所属四司(仪制、祠祭、主客、精膳)之一,顾名思义,即以朝廷的礼仪制度为其职司。其所承担的细务,则包括诸如颁定朝仪、起草礼文、掌管帝室与王国的各项礼仪等等。简而言之,大明王朝但凡有任何的官方活动,大概都要由礼部仪制司来确定其相关的礼仪,以免贻人笑柄。由于其事务的枯燥繁琐,仪制司例来是礼部最为忙碌的一个司。但是,沈璟同样以他认真负责的态度,将这各方事务尽皆处理的有条有序、一丝不紊。甚至连校勘记录宗室、藩镇的名封文件这样的小事情,他也要亲力亲为,而不是随意丢给一般的僚属去处理。

到了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 ,沈璟又再度调任至吏部。在吏部,沈璟先后担任过稽勋司、考功司、验封司员外郎。他依然是那样的兢兢业业,时时留心察访,为国家铨叙人才。

2.上谏“国本”

万历十四年(公元1586年) ,沈璟的仕宦生涯横遭挫折,甚而一度罢官出京。追本溯源,亦即是坊间所津津乐道的明末三大案——梃击、红丸、移宫的源头——万历皇帝的太子之争。万历皇帝明神宗朱翊钧的皇后一直未得麟儿,万历十年宫女王氏为万历皇帝生下了长子朱常洛,母子二人却并未得到皇帝的垂青。如所周知,万历皇帝最所钟爱的那位郑贵妃,终于在万历十四年生下了皇子朱常洵。

这一下,天子与朝臣在选择继承人一事上,终于是针尖麦芒、针锋相对了。

在朝臣们看来,按照封建宗法的原则,皇位继承人自然是“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既然皇后无子,长子朱常洛无疑是法定的皇位继承人。朝臣们毫不介怀于常洛生母王恭妃地位的卑微、以及其在内廷的无宠,众口一词的请立常洛为太子。但是,以明神宗对郑贵妃的宠溺,“三千宠爱在一身”,皇帝当然是想要将朱常洵立为皇位继承人。因此,他有意拖延,迟迟不将朱常洛册立为皇太子,其用意不问自明。

万历帝朱翊钧画像

万历皇帝与众朝臣在立太子一事上的分歧,可称是无法调和的矛盾。皇帝试图借着“拖字诀”,拖到终于能将常洵立为太子的那天。朝中的大臣们如何不知道皇帝的心思。他们开始为“国本”担忧,唯恐神宗皇帝哪一天真的废长立幼,一来坏了祖宗的规矩,二来极易引起朝廷的内乱。自小饱读圣贤书的沈璟,毫无意外的成为此派大臣的一员。沈璟径直给明神宗上了个疏本,要求赶快册立朱常洛为皇太子,同时进封王恭妃为贵妃。这一直批逆鳞的举动,自然使得明神宗大为光火,盛怒之下,皇帝下令将沈璟连降三级,由员外郎降为行人司司正,并差他返回吴江县,实际上是稍稍体面地把他撵出了京城。明人姜士昌所作《明故光禄寺丞沈伯英(璟)传》这样写道:

吏部雄司也,公所忧者至计,又谓言官不当以言被谴,不惜一官争之,盖一日名重天下矣。

“一日名重天下”,正是朝堂之外的士林,对沈璟抗颜直谏的赞赏。

(四)壮岁辞官及其原因

万历皇帝大概也知道,敢于直谏的沈璟,虽然在立太子一事上没有让自己顺心如意,但他终究是尽忠于大明王朝的臣子。因此在被贬谪沈璟的第二年,皇帝再度起用沈璟,任命他作为顺天乡试的同考官,次年又将其擢升为光禄寺丞。

光禄寺是掌管“祭享宴劳酒醴膳羞之事”的机构,凡是朝廷的祭祀、犒赏、宴会等活动,包括各种食物、果品的准备,均由其承担。光禄寺设“卿”一人,是第一长官,从三品;“少卿”二人,为副长官,正五品;寺丞二人,从六品。

但是谁曾料想,万历十七年(1589) ,也就是沈璟升任光禄寺丞的第二年,他却称病辞官。“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自此,沈璟终其一生,再也没有回到朝堂。

这一年,沈璟三十七岁,正当壮年。

吴江退思园

壮岁辞官,无疑是沈璟人生中的转折点。这既是他仕宦生涯的结束,却也开启了他步向戏曲艺术殿堂的旅程。

在四百余年后的今天,我们并不惋惜大明朝或许曾经错过一位能臣,反而要庆幸一位让戏曲艺术由此别开生面的人物自此诞生。

沈璟为何要壮岁辞官呢?依照有些学者的看法,是因为他在担任顺天乡试同考官时,录取了当时的首辅申时行的女婿李鸿,引起部分朝臣的议论,流言迫人,故而沈璟就此辞官而去。据《明实录》、《明通鉴》、康熙《吴江县志》以及《吴江沈氏家谱》等文献的记述,这一推断约略是符合实际的。但是,有些论者进而提到,沈璟录取李鸿乃是不坚持原则的举措,甚而将沈璟称作是“执政的追随者”。这样的看法,恐怕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诚然,沈璟与申时行既有所谓“师生之义”,又有“同乡之谊”。但是,申、沈之间的师生关系,并没有程门立雪或是授业解惑的因缘,只不过是明代的科场流俗。亦即沈璟参加殿试时,申时行是当时评阅官,由此而成其为“师生”。然而,万历二年参加廷试者有二百九十九人,评阅官则有十三人,论起来他们各各皆是师生关系,难道个中惟独沈璟与申时行的关系亲密一些吗?况且,在我们迄今所掌握的沈璟交游往还的资料中,并无一条与申时行有关。仅有这样一种师生关系和同乡关系,并不足以使沈璟无原则的去录取李鸿。

不止如此,《吴江沈氏家谱》所附“家传”中,说沈璟批阅文章,颇具慧眼,“戌子顺天之役,公所得士有长洲李鸿者,为申少师婿,谈者以为私,公不自白;及申少师归,而鸿以乙未成进士,上饶之政,为世名臣,谈者始息”。这里,“家传”之意,乃是赞赏沈璟善于发现人才,李鸿的录取即其一例。如果说“家传”中或尚有谀辞、未可尽信的话,那么,成书更早的康熙二十三年《吴江县志》同样提及了此事:沈璟“为顺天乡试同考官,所得士有李鸿,为时行婿,言者以为私,璟不自白;及鸿成乙末进士,知上饶,与税监忤,疑谤始息。”亦即流言的甚嚣尘上,其实也与沈璟不为自身辩白,而是就此拂身而去有关。而到流言所谓徇私而举的李鸿,在任职上饶时敢于和朝廷派去的税监较劲,终于为士林所认可乃至褒扬时,围绕沈璟的蜚语也就随之消失了。

况且,李鸿中进士为万历乙未年(公元1595年) ,而申时行于万历辛卯年(公元1591年)即已告归还家,前后已相差五年。申时行家居乡里,纵然仍有羽翼,也无法与大权独揽之际相提并论。何况在朝中,申时行尚有对手与政敌。李鸿录取为举人时既然已经闹得满城风雨,假如李鸿真的毫无才学,而仅仅是由沈璟凭私情所录取,那么此时谁还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再行录取他为进士?再说,沈璟也只是一个“同考官”而已,录取李鸿他一个人也难以决定此事。

凡此种种,皆可明白,沈璟录取李鸿并非是“不坚持原则”,而恰恰是出以公心为明王朝擢拔人才,是由其“阅文具只眼”而来。事实也是如此,李鸿在上饶痛责税监,其所做所为表明他不仅颇有才学,更是才德并茂之士。

沈璟的辞官,或许确实是由李鸿事件所致。但是,辞官还乡之后,沈璟却为何再也不返朝堂?

《吴江沈氏家谱》所附“家传”说沈璟“林泉之兴甚浓,虽无癸巳之察,固亦不出矣”。“癸巳之察”,指的是明代对官员的“考察”,考察的内容是官员的政绩、德行和过失等。“癸巳”为万历二十一年(1593)。这里说的是,沈璟已经决意脱身仕途、甘老林泉,虽然没有癸巳年对他不利的考察,他也决意不再踏入仕途。这恐怕不仅仅是由李鸿这一件事所引发的结果。假如沈璟是一个汲汲于仕途的臣僚,那更是万万不会有此结果的。

那么,沈璟的“挥手自兹去”,究竟是因何所致呢?回到万历皇帝错综纠葛的时局中去,我们以为,沈璟之所以壮岁辞官,大概正是为了逃避当时朝廷复杂的政治斗争。而李鸿的事件,只不过是个重要的触机而已。

沈璟初入朝廷,其时的内阁首辅是张居正。此时万历皇帝年纪幼小,难以执掌朝政,张居正又是一位非常有才干的政治家,因此难免大权独揽。张居正执政时期,兴利除弊,推行“一条鞭法”,对于政治和经济均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但在张居正时代,却也逐渐形成了内阁和言官相对立的政治局面。

万历十年,张居正去世,继任首辅即申时行。申时行既没行张居正那样的魄力和才干,也不像张氏那样独揽大权,息事宁人、保持平衡似乎是这位新任首辅的立身之道。但这实在是一个失败的策略:“初,言路为张居正所抑,至是争锋砺锐,搏击当路。”这时的内阁大学士除申时行外,还有王锡爵、许国等人,而言官则有羊可立、李植、江东之、吴中行、赵用贤、沈思孝等人。沈璟在朝的这段时间,言官与内阁之间不断爆发冲突,其中有两件比较激烈的事情:

一是贬御史丁此吕事:

未几,御史丁此吕劾:“侍郎高启愚主南京试,以‘舜亦以命禹’为题,为居正劝进。”上手疏示申时行,时行言:“此吕以暖昧陷人大逆,恐谗言踵至,非清明王朝所宜有。”尚书杨巍因请出此吕以外,植、东之交章劾时行、巍蔽塞言路。上为罪启愚,留此吕,时行、巍求去,余有丁言:“大臣国体所系,今以群臣言留此吕,恐无以安时行、巍心。”上乃听巍,出此吕于外。 许国尤不胜愤,专疏求去,言:“昔之专肆在权贵,今乃在下僚;昔颠倒是非在小人,今乃在君子。意气感激,偶成一、二事,遂自负不世之节,号召浮薄喜事之人,党同伐异,罔上行事,其风渐不可长。”言盖指中行、用贤也。自是言官与政府日相水火矣。

另一次是大峪山寿宫事:

上竟用徐学谟言,作寿宫于大峪山。役既兴李植以“寿宫地有石,而首辅时行以学谟言故主之可用(引者按:徐学谟与申时行为儿女亲家) ,是罪也”,乃与江东之、羊可立合疏上言:“地果吉则不宜有石,有石则宜改卜。乃学谟以私意主其议,时行以亲故赞其成,非大臣谋国之忠。”时行奏辩曰:“车驾初阅时,植、东之不言,今已二年,忽创此议,其借事倾臣甚明。”上为责植等三人,夺俸半岁……

用贤以许国等立诋,抗疏言:“朋党之论,小人以之去君子、空人国。”语甚激愤——党论之兴遂自此始。

关于明代中、后期言官与内阁的矛盾与斗争,自来多肯定言官而贬低内阁。其实就二者的褒贬而言,并不能够一概而论。张居正执政时期,言官们因为张氏独揽大权、蔽塞言路,从而与内阁激烈相争,自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而启、祯年间,政局崩坏,东林党人与魏忠贤阉党的斗争,更有一定的进步性。然而,在朝堂之上,特别是权力的名利场中,言官的抗辩却未必能尽皆出自公心。

上引沈璟在朝时,言官与内阁的两次冲突,恐怕并不是在争“是非”,而是如引文末句所言,是“党论”之争罢了。因此,言官们并非在国计民生的大问题上与内阁有所分歧,而是攥住细小之事,吹毛求疵,以寻找机会责难内阁。

大峪山风景区

大峪山之事,言官们显然是借机倾轧,毫无道理。神宗皇帝为自己预作帝陵,采纳了徐学谟的意见,择址于大峪山。在工程营建两年之后,李植忽然以“陵址有石”为由,弹劾内阁。同为言官的江东之、羊可立继踵其后,同气连枝,群起而攻击徐学谟择址不当、申时行以私谊偏袒徐学谟。这样的由头,确如申时行抗辩所称,是“借事倾臣”,也就是借题发挥罢了,其用意何在,昭然若揭。

高启愚之事,同样如此。我们姑且不去计较,将“舜亦以命禹”与“为张居正劝进”牵连到一处,是如何的捕风捉影。当高启愚主试南京,以“舜亦以命禹”作考题之际,言官们一言未发,而张居正倒台后却忽然以此为据,言之凿凿。实际上,言官们参劾高氏是假,矛头所指仍是申时行,因为高氏是由申时行的提拔,才擢升为礼部右侍郎并兼任皇帝的经筵讲官。

这些斗争,究其本质,不过是名利场上的权势之争。它非但无益于国计民生,反而使朝堂之上的王朝官僚们,不以治国为务,却汲汲于党争、倾轧。在错综诡谲的政治环境里,人人自危,不得不谨言慎行以保身全家,抑或是倾轧、构陷,以惩其私怨。稍有不慎,政治厄运就会飞临头上。至于想在这种复杂的政治斗争的环境中有所作为,或者保持中立,恐怕只是本人的一厢情愿了。

大概就是出于对政治倾轧的厌倦、以及对王朝政局与个人仕途的失望,沈璟虽仍兢兢业业地勤勉于王事,同时却也滋生了归隐之心。

在送姜士昌的诗作里,他已明白地表露:“欲寄归心与明月,随君一夜到吴江”。不仅是像陶潜一般的“归去来兮”,更是归心似箭,要“一夜到吴江”。如果朝政清明,仕途畅顺,沈璟大约不会有如此迫切的归乡的念头。“归去来兮”的源头,大概往往是肇自于“行路难”。

万历十年至十三年,因父亲沈侃的辞世,沈璟回吴江丁父忧。乡居之际,沈璟在家中修葺了一座园林,园林中的亭台楼榭,沈璟取名为涤玄斋、静因楼、篆月廊、半榻庵、瑟居、翛然台、峭蒨间及延暾阁等等。这些逍遥物外、不染尘俗的名字,或多或少已带有他对归隐的向往之心。

沈璟的好友王权承还有咏静因楼的一首诗:

结楼祠金仙,鹫岭飞云霞。

忽悟前生因,梦堕青莲花。

朋友唱和之作,思想志趣多多少少是相同或相近的。且不说前句中的“金仙”“云霞”,后句“忽悟前生因,梦堕青莲花”已是一派释门出世的口吻。青莲花,梵语作“优钵罗”,《小窗幽记》中说,“见彻性灵,一点云堂优钵影”。悟因梦花的主人公,当然是静因楼的主人沈璟。这首小诗中的出世味道,也侧面反映了沈璟此时对官场仕途的厌倦了。

果然,沈璟所担忧的事情终究还是发生了。在顺天乡试中,他录取了颇有才学的李鸿,但李鸿正是申时行的女婿,同期录取的还有内阁大学士王锡爵的儿子王衡。这真是给了言官攻击内阁的绝好机会。礼部郎中高桂立即上疏指斥,刑部主事饶坤也奏言责备申时行、王锡爵。一时间,山雨欲来风满楼。沈璟不仅无从幸免的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中,更是一时作了狂飙飓风中的风眼,成了人言纷纭里的谈资。

沈璟本已有归隐林泉之心,这件事的爆发,更加促使他下定决心“归去来兮”了。他没有作任何的辩白解释,只是默默地摘去加在头上不久的“光禄寺丞”的乌纱帽,回到家乡松陵镇,永远离开了那个有志不能伸、是非多混淆的荒诞朝堂。

多年以后,李鸿终于以自己的才学和政绩为沈璟一雪前耻,而王衡则以他的《郁轮袍》杂剧而名载戏曲史、文学史册。

入朝束发而忠鲠,壮岁解组而孤高。

吕天成对沈璟仕宦生涯的评价,大概绝非谀辞吧。

(五)寄情词曲

辞官以后,沈璟回到家乡松陵镇,从此一直隐逸吴江,寄情词曲,度过了他的后半生。

风土、人物,往往相互滋养,概莫能免。

沈璟在辞官退隐之后,之所以会走上戏曲创作和研究的道路,大概与其所生活的环境是息息相关的。隐退仅仅是一种人生方向上的抉择,却不是具体生活道路的实现。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隐居终南山下,是以写诗作赋为乐。唐寅耻作“浙江吏”而隐居桃花坞,则是以字画自娱。沈璟能诗,又工行、草书,最终却选择了戏曲创作和研究,这自然是与他所生于斯、长于斯的苏吴地区,及其独特的地方文化有所牵系。

苏州、吴江一带,鱼米水乡,自古便以繁庶著称。吴江城内,京杭运河穿城而过,更是为这里带来了无尽的生机。明洪武十四年,吴江即被朝廷划作“繁县”,也就是以所产田粮计,高达三万石以上。到了十六世纪中叶,随着商品经济的活跃以及资本主义的萌芽,更是促进了物质生产的飞速发展。经济的繁荣,为戏曲艺术注入了勃勃的生机。当时,士民最为经常的娱乐活动,除了一般的歌舞之外,就只有戏曲这一种。因此,无论是达官贵人、豪富绅士,还是平民百姓,都是戏曲演出的拥趸。富贵之家,往往各自蓄养家乐,也就是私人戏班。前面所提到的首辅申时行,在退职赋闲以后,就曾蓄养了一个规模已不算小的戏班子。而与沈璟同乡同里的顾道行,辞官隐居后,同样也养有一班家乐,时时自娱。这些私人戏班的演出,当然以应主人之招为主,宴会、来客时都要在厅堂演出。

苏州古戏台

戏曲的民间演出,同样频繁。举凡迎神赛社、逢年过节,都免不了要热闹一番。地方志所记的吴江风俗中,就详记了“演春”的盛况。所谓演春,即旧时在立春前日,由街巷里人自由筹款、搭台演戏,官民一道竞往观看,以此来迎新年,并展露了官民同乐的意味:

立春日前期,县官督委坊甲,整办什物,选集方相、戏子优人、小妓装扮社伙,教习两日,谓之演春。

是月,坊巷乡村各为天曹神会,以赛猛将之神……自元旦至十五日或二十日而罢。罢日,有力者搬演杂剧,极诸靡态,所聚不下千人。

这种风俗自弘治元年莫旦的《吴江志》,一直到乾隆十一年沈彤的《吴江县志》,均有记载,可见其相沿日久。

而在沈璟所处的万历年间,这一民间演剧的风潮,更是臻于极盛。“每岁必演剧月余,男女杂沓。”每年演戏的时间,竟长达一个多月。如果官府不严加禁止,恐怕时间更长。此外,吴江县的几个大镇戏曲活动也不少,如庉村,“春三月演戏甚盛,供以赛刘猛之神,多则四五十本,少则二三十本”;黎里“二月中有马灯会,择村童之秀丽者扮演故事”,“八月十五……更有太平盛会,十三日设筵演剧”。不仅是迎春了,但凡民间的节庆、神会,都是戏剧大行其道的时候。

至于苏州城内,更是夜夜笙歌了。而那中秋夜的虎丘山曲会,更是名动一方、令人神往万分。晚明小品文作家张岱对此有所描述:

虎丘八月半,土著流寓、士夫眷属、女乐声伎、曲中名妓戏婆、民间少妇好女、崽子奕童,及游冶恶少、清客帮闲、傒童走空之辈,无不鳞集。自生公台、千人石、鹤涧、剑池、申文定祠,下至试剑石、一二山门,皆铺毡席地坐。登高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 天暝月上,鼓吹百十处,大吹大擂,十番铙钹,渔阳掺挝,动地翻天,雷轰鼎沸,呼叫不闻。更定,鼓铙渐歇,丝管繁兴,杂以歌唱,皆“锦帆开”、“澄湖万顷”同场大曲。蹲和锣,丝竹肉声,不辨拍煞。更深,人渐散去,士夫眷属皆下船水嬉。席席征歌,人人献技。南北杂之,管弦迭奏,听者方辨句字,藻鉴随之。二鼓人静,悉屏管弦,洞箫一缕,哀涩清绵,与肉相引,尚存三四,迭更为之。三鼓,月孤气肃,人皆寂阗,不杂蚊虻。一夫登场,高坐石上,不箫不拍,声出如丝,裂石穿云,串度抑扬,一字一刻。听者寻入针芥,心血为枯,不敢击节,惟有点头。然此时雁比而坐者,犹存百十人焉。使非苏州,焉讨识者?

我们仿佛能够看到,随着文字的流淌,张岱似乎重又陶醉在虎丘山曲会的盛景中了。戏剧的演者与观者,似乎三教九流无所不包,而“崽子”、“恶少”的称呼,更让这个场面洋溢着浓浓的“人世间”的味道。虎丘山上层层累累的观者的毡席,是怎样的一副景象呢?张岱用了八个字,“雁落平沙、霞铺江上”,王公贵族与市农工商、上流君子与三教九流、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在戏曲面前,都一般无二的作了聆听者与欣赏者。这样的盛况,要一直延续到“三鼓”——亦即次日的零点前后,仍是歌者“裂石穿云”、听者“心血为枯”,台上台下尽是如此的痴迷,怕是连知音相惜的子期、伯牙都要嫉妒三分的吧。借诸张岱那生花妙笔的描摹,晚生数百年的我们,身虽不能亲至,犹然心向往之。

苏州虎丘

另一方面,随着戏曲演出活动的频繁,戏曲创作和研究也活跃起来,苏吴地区因其戏曲文化的热烈,自然成了戏曲家们荟萃之地。在沈璟以前,苏吴地区的戏曲作家们,已是名贤辈出、佳作如云。如以《南西厢记》《明珠记》等作品闻名的陆采,《玉玦记》的作者郑若庸,著有《红拂记》、《祝发记》的张凤翼,都是长洲(即苏州)人氏;而有《青衫记》行于世的顾道行,也是吴江松陵镇人。梁辰鱼的《浣纱记》、王世贞的《鸣凤记》轰动一时,他们也都是苏吴附近人。

嘉靖年间,昆山魏良辅精研昆山腔,使之成为一代绝唱,至今仍惹人迷醉。但是,昆曲所最先风行的地区,却是在吴中。正如当时松江人范濂在《云间据目抄》中所记:“苏人鬻身学戏者甚众,又有女旦、女生,插班射利。”也就是说,随着昆山腔的勃兴,苏州人学戏的很多,甚至女孩子也加入戏班谋生。此外,昆陵蒋孝的《旧编南九宫谱》已经开南曲谱之先,太仓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对戏曲艺术也作了许多品评。总之,丰富多彩的戏曲演出活动以及戏曲创作、研究的活跃,已经成为苏吴地区的区域文化传统。

沈璟生长于这样一个“三吴歌舞之乡”,自然无可避免的深受戏曲艺术的浸染。在京为官的十五年中,他多次回乡居住,有不少接触戏曲的机会,加上他曾经在礼部担任过员外郎,对音乐知识有一定了解,归隐之前就“慨然有意于古明堂之奏”,辞官归隐后,就十分自然地立即踏上了戏曲研究和创作的道路。

作为传统的士大夫,沈璟在最初从事戏曲时仍有所顾虑,他的第一部传奇《红蕖记》就未署真名,而是托名“施如宋”,末曲又以离合体隐晦的嵌入了“吴江沈伯英”五字。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沈璟的顾虑完全打消了,他不仅再也没有掩抑顾瞻的扭捏姿态,而且完全沉迷于戏曲创作和研讨之中。他自己也蓄养了一个戏班子,甚至亲自登台演唱。由与妓女间的相互酬唱,沈璟也写了不少《题情》、《丽情》之类的散曲。他的两个儿子均已十多岁了,可是他竟然顾不上关心他们,幸亏他弟弟沈瓒致仕回来,主动作了两个侄儿的塾师,才使他们免于“失学”。时人据此比较沈氏两兄弟说,沈璟是每日“选伎徵声”的风流曲家,沈瓒却是“寻章索句”的儒士样貌,二人同在一门之内,也是一桩趣事。沈璟对戏曲可以说是到了痴迷成嗜的地步,王骥德记载他“每客至,谈及声律,辄娓娓剖析,终日不置”,真可谓是个戏曲迷!一个对戏曲艺术迷恋到如此程度的人,能有远超旁人的成就,是很自然的事情。

下一章

读书导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