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

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

诸君,我在这边讲学半年,大家朝夕在一块儿相处,我很觉得快乐。并且因为我任有一定的功课,也催逼着我把这部十万余言的《先秦政治思想史》著成,不然,恐怕要等到十年或十余年之后。中间不幸身体染有小病,即今还未十分复原,我常常恐怕不能完课,如今幸得讲完了。这半年以来,听讲的诸君,无论是正式选课或是旁听,都是始终不曾旷课,可以证明诸君对于我所讲有十分兴味。今当分别,彼此实在很觉得依恋难舍,因为我们这半年来,彼此人格上的交感不少。最可惜者,因为时间短促,以致仅有片面的讲授,没有相互的讨论,所谓“教学相长”,未能如愿做到。今天为这回最末的一次讲演,当作与诸君告别之辞。

纯阳登时将手一指,点石成金。就问那个人要否?那人只摇着头,说不要。吕纯阳再点一块大的试他,那人仍是不为所动。吕纯阳心里便十分欢喜,以为道有可传的人了,但是还恐怕靠不住,再以更大的金块试他,那人果然仍是不要。吕纯阳便问他不要的原因,满心承望他答复一个热心向道。哪晓得那人不然,他说,我不要你点成了的金块,我是要你那点金的指头,因为有了这指头,便可以自由点用。这虽是个笑话,但却很有意思。所以很盼诸君,要得着这个点石成金的指头——做学的方法,那么,以后才可以自由探讨,并可以辩正师傅的是否。教拳术的教师,最少要希望徒弟能与他对敌,学者亦当悬此为鹄,最好是要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若仅仅是看前人研究所得,而不自行探讨,那么,得一便不能知其二。且取法乎上,得仅在中,这样,学术岂不是要一天退化一天吗?人类知识进步,乃是要后人超过前人。后人应用前人的治学方法,而复从旧方法中,开发出新方法来,方法一天一天地增多,便一天一天地改善,拿着改善的新方法去治学,自然会优于前代。我个人的治学方法,或可以说是不错,我自己应用来也有些成效,可惜这次全部书中所说的,仍为知识的居多,还未谈做学的方法。倘若诸君细心去看,也可以寻找得出来,既经找出,再循着这方法做去,或者更能发现我的错误,或是来批评我,那就是我最欢喜的。

我今天演讲,不是关于知识方面的问题,诚然,知识在人生地位上,也是非常紧要,我从来并未将他看轻。不过,若是偏重知识,而轻忽其他人生重要之部,也是不行的。现在中国的学校,简直可说是贩卖知识的杂货店,文、哲、工、商,各有经理,一般来求学的,也完全以顾客自命。固然欧美也同坐此病,不过病的深浅,略有不同。我以为长此以往,一定会发生不好的现象。中国现今政治上的窳败,何尝不是前二十年教育不良的结果。盖二十年前的教育,全采用日德的军队式,并且仅能袭取皮毛,以至造成今日一般无自动能力的人。现在哩,教育是完全换了路了,美国式代日式、德式而兴,不出数年,我敢说是全部要变成美国化,或许我们这里——东南大学——就是推行美化的大本营。美国式的教育,诚然是比德国式、日本式的好,但是毛病还很多,不是我们理想之鹄。英人罗素回国后,颇艳称中国的文化,发表的文字很多,他非常盼望我们这占全人类四分之一的特殊民族,不要变成了美国的“丑化”。这一点可说是他看得很清楚。美国人切实敏捷,诚然是他们的长处,但是中国人即使全部将他移植过来,使纯粹变成了一个东方的美国,慢讲没有这种可能,即能,我不知道诸君怎样,我是不愿的。因为倘若果然如此,那真是罗素所说的,把这有特质的民族,变成了丑化了。我们看得很清楚,今后的世界,决非美国式的教育所能域领。现在多数美国的青年,而且是好的青年,所做何事?不过是一生到死,急急忙忙的,不任一件事放过。忙进学校,忙上课,忙考试,忙升学,忙毕业,忙得文凭,忙谋事,忙花钱,忙快乐,忙恋爱,忙结婚,忙养儿女,还有最后一忙——忙死。他们的少数学者,如詹姆士之流,固然总想为他们别开生面,但是大部分已经是积重难返。像在这种人生观底下过活,那么,千千万万人,前脚接后脚地来这世界上走一趟,住几十年,干些什么哩?惟一无二的目的,岂不是来做消耗面包的机器吗?或是怕那宇宙间的物质运动的大轮子,缺了发动力,特自来供给他燃料。果真这样,人生还有一毫意味吗?人类还有一毫价值吗?现在全世界的青年都因此无限地悽惶失望。知识愈多,沉闷愈苦,中国的青年,尤为利害,因为政治社会不安宁,家国之累,较他人为甚,环顾宇内,精神无可寄托。从前西人惟一维系内心之具,厥为基督教,但是科学昌明后,第一个致命伤,便是宗教。从前在苦无可诉的时候,还得远远望着冥冥的天堂;现在呢,知道了,人类不是什么上帝创造,天堂更渺不可凭。这种宗教的麻醉剂,已是无法存在。讲到哲学吗,西方的哲人,素来只是高谈玄妙,不得真际,所足恃为人类安身立命之具,也是没有。再如讲到文学吗,似乎应该少可慰藉,但是欧美现代的文学,完全是刺激品,不过叫人稍醒麻木,但一切耳目口鼻所接,都足陷人于疲敝,刺激一次,疲麻的程度又增加一次。如吃辣椒然,寝假而使舌端麻木到极点,势非取用极辣的胡椒来刺激不可。这种刺激的功用,简直如有烟癖的人,把鸦片或吗啡提精神一般。虽精神或可暂时振起,但是这种精神,不是鸦片和吗啡带得来的,是预支将来的精神。所以说,一次预支,一回减少;一番刺激,一度疲麻。现在他们的文学,只有短篇的最合胃口,小诗两句或三句,戏剧要独幕的好。至于荷马、但丁,屈原、宋玉,那种长篇的作品,可说是不曾理会。因为他们碌碌于舟车中,时间来不及,目的只不过取那种片时的刺激,大大小小,都陷于这种病的状态中。所以他们一般有先见的人,都在遑遑求所以疗治之法。我们把这看了,那么,虽说我们在学校应求西学,而取舍自当有择,若是不问好歹,无条件地移植过来,岂非人家饮鸩,你也随着服毒?可怜可笑孰甚!

近来,国中青年界很习闻的一句话,就是“知识饥荒”,却不晓得,还有一个顶要紧的“精神饥荒”在那边。

中国这种饥荒,都闹到极点,但是只要我们知道饥荒所在,自可想方法来补救。现在精神饥荒,闹到如此,而人多不自知,岂非危险?一般教导者,也不注意在这方面提倡,只天天设法怎样将知识去装青年的脑袋子,不知道精神生活完全,而后多的知识才是有用。苟无精神生活的人,为社会计,为个人计,都是知识少装一点为好。因为无精神生活的人,知识愈多,痛苦愈甚,做歹事的本领也增多。例如黄包车夫,知识粗浅,他决没有有知识的青年这样的烦闷,并且做恶的机会也很少。大奸慝的卖国贼,都是智识阶级的人做的。由此可见,没有精神生活的人,有知识实在危险。盖人苟无安身立命之具,生活便无所指归,生理心理,并呈病态。试略分别言之:就生理言,阳刚者必至发狂自杀,阴柔者自必委靡沉溺。再就心理言,阳刚者便悍然无顾,充分地恣求物质上的享乐,然而欲望与物质的增加率,相竞腾升,故虽有妻妾官室之奉,仍不觉快乐;阴柔者便日趋消极,成了一个竞争场上落伍的人,悽惶失望,更为痛苦。故谓精神生活不全,为社会,为个人,都是知识少点的为好。因此我可以说为学的首要,是救精神饥荒。救济精神饥荒的方法,我认为东方的——中国与印度——比较最好。东方的学问,以精神为出发点;西方的学问,以物质为出发点。救知识饥荒,在西方找材料;救精神饥荒,在东方找材料。东方的人生观,无论中国、印度,皆认物质生活为第二位,第一就是精神生活。物质生活,仅视为补助精神生活的一种工具,求能保持肉体生存为已足,最要,在求精神生活的绝对自由。精神生活,贵能对物质界宣告独立,至少,要不受其牵掣。如吃珍味,全是献媚于舌,并非精神上的需要,劳苦许久,仅为一寸软肉的奴隶,此即精神不自由。以身体全部论,吃面包亦何尝不可以饱?甘为肉体的奴隶,即精神为所束缚,必能不承认舌——一寸软肉为我,方为精神独立。东方的学问道德,几乎全部是教人如何方能将精神生活,对客观的物质或己身的肉体宣告独立,佛家所谓解脱,近日谓解放,亦即此意。客观物质的解放尚易,最难的为自身——耳目口鼻的解放。西方言解放,尚不及此,所以就东方先哲的眼光看去,可以说是浅薄的,不彻底的。东方的主要精神,即精神生活的绝对自由。

求精神生活绝对自由的方法,中国、印度不同。印度有大乘、小乘不同,中国有儒、墨、道各家不同。就讲儒家,又有孟、荀、朱、陆的不同,任各人性质机缘之异,而各择一条路走去。所以具体的方法,很难讲出,且我用的方法,也未见真是对的,更不能强诸君从同。但我自觉烦闷时少,自二十余岁到现在,不敢说精神已解脱,然所以烦闷少,也是靠此一条路,以为精神上的安慰。至于先哲教人救济精神饥荒的方法,约有两条:(一)裁抑物质生活,使不得猖獗,然后保持精神生活的圆满。如先平盗贼,然后组织强固的政府。印度小乘教,即用此法;中国墨家、道家的大部,以及儒家程朱,皆是如此。以程朱为例,他们说的持敬制欲,注重在应事接物上裁抑物质生活,以求达精神自由的境域。(二)先立高尚美满的人生观,自己认清楚将精神生活确定,靠其势力以压抑物质生活,如此,不必细心检点,用拘谨功夫,自能达到精神生活绝对自由的目的。此法可谓积极的,即孟子说:“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不主张一件一件去对付,且不必如此。先组织强固的政府,则地方自安,即有小丑跳梁,不必去管,自会消灭。如雪花飞近大火,早已自化了。此法佛家大乘教,儒家孟子、陆王皆用之,所谓“浩然之气”,即是此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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