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不让须眉的深宫弄权高手
中国历史上，后妃弄权司空见惯，搞得朝庭黑暗、国无宁日，像汉朝的吕后、隋朝的独孤后、辽代的萧太后等。在清代，尽管后宫规矩严格，后妃不得干预朝政的祖训也基本上得了遵守，但仍然有不甘寂寞的后妃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挺身而出”，成为掌握权力和操纵时局的高手。
1.一生充满传奇色彩的孝庄皇太后
布木布泰（1613～1687），清太宗妃子。父为科尔沁贝勒宰桑。公元1636年封为庄妃。谥号“孝庄文皇后”。布木布泰是明末清初历史舞台上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她在政局动荡的数十年中，历经二代（明、清）三朝（天聪、顺治、康熙）的变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风云变幻的政治斗争之中，对清王朝统一全国和入关初期巩固统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一个嫁给“政治”的蒙古少女
博尔济吉特氏，是清宫后妃中有极其特殊地位的一个姓氏。
话说当年努尔哈赤统一女真诸部，他的雄心壮志引起了蒙古诸部的防范。在这样的情形下，努尔哈赤首先耀之以威：在战事中俘虏了蒙古王公；然后又示之以好：拿重礼将人送了回去。从此开始了与蒙古部分王公世代通婚的历史。这是历朝历代最成功的政治联姻，不但在当时分化了蒙古，使蒙古草原不再完全与自己为敌，而且还得一力助。其中漠南蒙古并入满洲八旗，最后甚至一并归入版图，直到清中叶，还上演了—出土尔扈特部万里东归的史诗。
博尔济吉特氏，就是历代清帝联姻最频繁的蒙古支系：科尔沁蒙古。博尔济吉特氏虽为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姓氏，但是科尔沁这一支并非成吉思汗本人的直系后裔，它的创始人是成吉思汗的弟弟，发展到后来，科尔沁共有四位世袭亲王。在满蒙联姻的历史上，首开先河的自然是清太祖努尔哈赤：他于明万历四十年(公元1612年)正月，迎娶了蒙古科尔沁贝勒明安的女儿，她是走进爱新觉罗家族的第一位博尔济吉特氏。两年后，他又为心爱的第八子皇太极迎娶了科尔沁贝勒莽古思之女哲哲。万历四十三年，努尔哈赤再次迎娶了科尔沁郡王孔果尔之女。在将博尔济吉特氏的姑娘们迎进门的同时，爱新觉罗家的女儿也陆续嫁到了蒙古草原：努尔哈赤八女聪古伦嫁喀尔喀蒙古台吉固尔布赐；养女巴约特嫁喀尔喀蒙古台吉恩格德里；养孙女肫哲嫁蒙古土谢图亲王巴达礼……总之，清王朝的公主宗女们，大多数都成为蒙古草原的主妇了。
努尔哈赤所娶的两位博尔济吉特氏是他晚年的侧妃，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都没有生下儿女，对于清王朝没有什么实际的影响力，只是开了一个好头而已。真正引人瞩目的博尔济吉特氏，要从清太宗皇太极的后宫里去找。
在努尔哈赤死后，皇太极继承了父亲的后金汗位。十年后的明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四月，他正式登基为帝，称“宽温仁圣皇帝”，定国号为大清，改元崇德。崇德元年七月，他定下了自己的后宫“五宫制”，在自己的女人堆里选出了地位最高的五人。
皇太极的五宫后妃，分别是：中宫为清宁宫皇后、东宫为关睢宫宸妃、次东宫为麟趾宫贵妃、西宫为衍庆宫淑妃、次西宫为永福宫庄妃。
而这五宫后妃，全是清一色的博尔济吉特氏，其中有三位还是亲姑侄：皇后、宸妃、庄妃。其中最广为人知的，莫过于庄妃了。庄妃这个女人，即使在那个男尊女卑的年代，她也是一个政治人物，因为从史书上看她刚出现，就已经承载着政治。不过她并不能算是一个顶级的政治家，因为她所生活的那个时期，清王朝出类拔萃的政治天才实在太多了。
庄妃名布木布泰，是蒙古科尔沁贝勒宰桑的小女儿，她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十二月初八（公元1613年3月28)，嫁给皇太极的时候年方十三，而皇太极已经三十四岁了。
这桩婚姻之所以缔结，与庄妃的亲姑妈、皇太极的皇后哲哲有密切的关系。
哲哲是科尔沁贝勒莽古思的女儿，当满蒙开始通好联姻之后，她于明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六月来到赫图阿拉，嫁给了努尔哈赤的第八子皇太极。当时的皇太极刚二十出头，但是早已妻妾成群。除了元妃钮祜禄氏，还有继妃乌拉那拉氏。而其中早在哲哲成婚之前五年，皇太极的长子豪格就已经出生了。
由于嫁给努尔哈赤的两位蒙古妃子都没有所出，嫁给皇太极的哲哲就承担着为爱新觉罗氏生儿子、维系科尔沁草原在后金宫廷中未来地位的重要责任。她盼子之心极其殷切，可是送子娘娘却一直不曾光顾她，别说儿子，就连女儿都没能生出一个。虽然努尔哈赤对蒙古亲戚们厚待隆遇，但科尔沁草原的王公们仍对后金没有出一位带蒙古血统的王子，表现得既失望又担忧。
成婚十二年后，对自己的生育能力已经没有了信心的哲哲决定从草原上再接一位博尔济吉特氏到后金，替自己完成这个生儿子的任务。征得家族的同意之后，她选中了自己的侄女、弟弟宰桑的女儿布木布泰。
后金天命十年(公元1625年，明天启五年)二月，十三岁的布木布泰在哥哥吴克善的护送下，来到了沈阳城。
对于这位身份高贵又身负重任而来的蒙古格格，后金给予了极高的接待。皇太极亲自出城相迎，与送亲队伍在沈阳北岗相遇并举行最高级的礼仪，大摆宴席之后再一起返回城中。与此同时，后金大汗努尔哈赤亲自率领着自己的诸妃和诸贝勒摆下仪仗，出城十里迎候。当然，并不是布木布泰这个小姑娘能够享有这样的待遇，这一切其实是给予科尔沁草原的布木布泰的到来，似乎给哲哲带来了好运气，十余年不育的她居然当年就怀了身孕。布木布泰也非常得宠，此后姑侄俩频频地为皇太极诞育孩子。然而有件事令人挠头，她们生的都是不能领兵也没有王位继承权的女儿：哲哲先后于1625年诞皇次女、1628年诞皇三女、1634年诞皇八女；布木布泰则从17岁开始生育，先后于1629年诞皇四女、1632年诞皇五女、1633年诞皇七女。
不可避免地介入政治
到了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称帝于盛京（沈阳），同时建立后宫制度，在其众多妻妾中分封了五宫后妃。布木布泰被封为庄妃，居次西宫——永福宫，皇太极颁给她的册文用满、蒙、汉3种文字写成，文辞简约：“……兹布本布泰，系蒙古科尔沁国之女，夙缘作合，淑质性成。朕登大宝，爰仿古制，册尔为永福宫庄妃。尔其贞懿恭简，纯孝谦让，恪遵皇后之训，勿负朕命。”庄妃的姑姑哲哲当然是正位中宫为皇后，比庄妃后入宫的姐姐海兰珠被封为宸妃，位居东宫——关雎宫，地位仅次于皇后。其他两位西宫麟趾宫贵妃、次东宫衍庆宫淑妃，原为察哈尔蒙古林丹汗之妻，皇太极征服察哈尔部后娶之，并作这样的安排，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因此，在后宫中，庄妃姑侄的地位是最突出的，除姐姐宸妃最受恩宠外，最年轻的庄妃也是比较受宠爱的。特别是崇德三年(公元1638年)正月，宸妃所生被皇太极视为皇嗣的皇八子夭折，庄妃恰逢时机地于两天后生下了皇九子福临，更加抬升了她的地位。
清代官书称庄妃曾“辅佐太宗文皇帝”，但在太宗皇太极时期，年轻的庄妃还不大可能在政治上有多少展露与作为。只有民间盛传“庄妃劝畴”的故事，为后来“太后下嫁”之说作了铺垫，似乎说明了这位聪明美丽的庄妃娘娘惯施美人计。崇德七年(公元1642年)，明清松锦大战，关外明军的最高统帅蓟辽总督洪承畴兵败被俘，被押解到盛京。皇太极迫切希望洪承畴能够归降，为其所用，遂派范文程等一干汉族官员轮番前往劝降。但是，洪承畴似乎意志很坚决，不为所动，在狱中绝食等死，急得皇太极一筹莫展。一天夜里，牢门轻启，庄妃飘然而至，手进参汤，一席话打动了洪承畴，使其回心转意，拜倒在石榴裙下，归降了大清，后来为清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个故事被很多文学作品演绎得很生动。但是据史书记载，洪承畴被俘之初拒不投降，却被皇太极抓住了他的思想弱点，亲自出马招降成功。
崇德八年(公元1643年)八月九日，清太宗皇太极患脑溢血突然病故，因为他生前未立嗣子，所以“诸王兄弟，相争为乱，窥伺神器”。当时争夺皇位最激烈的是在睿亲王多尔衮(太宗之弟)和肃亲王豪格(太宗长子)叔侄之间，两白旗贝勒大臣支持多尔衮，两黄旗贝勒大臣拥戴豪格，双方剑拔弩张，大有火并之势。
这时善于谋略的庄妃，虽然沉浸在年轻丧夫的悲痛之中，仍不忘国事，看到了满族贵族内部出现的继统危机，如果处理不好，必然影响清的前途，因此她为了清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挺身而出，干预此事，设法使自己的儿子福临继承皇位，以此来平衡协调多尔衮与豪格双方的争夺，从而制止了一场自相残杀的悲剧。
当时她施展巧妙的政治手腕，笼络各方力量，特别是将多尔衮叫进宫来，施加压力，立其子福临。在崇政殿诸王商讨立嗣会议上，有人提出要立豪格，可是他对形势估计不足，却虚假地表示谦让，“固辞退去”，而立于殿外的两黄旗大臣举行武荐，要求“立先帝之子”。大贝勒代善表示赞成，除了豪格以外，显然包括福临。多尔衮见此情景，虽然有人“劝睿亲王即帝位”，但是他看到面对的形势不利，而庄妃会前要求立福临，正是摆脱眼前困境的唯一办法，于是对自己“即帝位”，“犹豫未允”，采纳了庄妃的意见，表示同意“立帝之子”。既然豪格“固辞退去”，便提出要立年方6岁的福临为帝。所谓“八高山(即固山)军兵，吾与右真王(即济尔哈朗)分掌其半，左右辅政，年长之后，当即归政”。
这个折中方案，即尊重“立先帝之子”的要求，又便于日后对幼帝的控制，因此为双方贝勒大臣所接受。庄妃在这场继统斗争中取得了胜利，不仅阻止了满族贵族的内讧，而且使其子福临继承了皇位，成为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个皇帝，自己则被尊为皇太后。
因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清入关后，摄政王多尔衮的权势不断扩大，企图做皇帝的欲望也日益增加，为此他植党营私、打击异己、独专朝政，竟为自己建碑记绩，命史官按帝王礼制记摄政王起居注，停止御前跪拜礼、私制御用服饰等，根本不把顺治帝放在眼里。因此“大权在握，关内关外咸知有睿王一人”。皇太后见多尔衮所作所为，深知他随时都可能发动政变，夺取福临皇位，这必导致满族贵族内部混乱和斗争，不利于清初的统一，也不利于她们母子的命运，于是她为了对付这种危急的形势，粉碎多尔衮夺位阴谋，保住儿子福临的皇位，采取了以下策略：
一是韬晦之计。皇太后表面上对多尔衮准备夺位称帝的种种行径，皆无动于衷，置之不理。而幼帝福临在母后的授意下，“遨嬉胶桧，渔猎鄙事，无不为之”。因此多尔衮“安意无猜，得以善全”。这就起到了麻痹和延缓多尔衮政变的作用。
二是尊多尔衮为皇父摄政王。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十一月，顺治帝“加皇叔父摄政王为皇父摄政王，凡进呈本章旨意，俱书皇父摄政王”。同时宣示中外，在给朝鲜国“咨文中有皇父摄政王之语”。从形式上密切多尔衮与福临的关系，在表面上提高多尔衮的政治地位，以达到稳定、约束、限制多尔衮的作用。
庄妃的这些策略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多尔衮的皇帝梦始终未能实现。当他犯病时，曾无可奈何感叹地说：“若以我为君，以今上居储位，我何以有此病症。”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十一月十三日，时值寒冬，多尔衮心情不好，不顾身体有病，带领王公大臣往边外围猎，不慎从马上摔下受伤，经过简单治疗，又上马继续追猎，此时“度不自支”，顿回到喀喇城。他见病情日益加重感到不久于人世，在弥留之际，秘召其兄“英王(阿济格)语后事，外莫得闻”。但是从阿济格事后种种诡秘行动分析，是对摄政王权力的交接有所安排，因此他积极“计图摄政”。十二月九日，多尔衮病死，阿济格“即遣三百骑入京”企图逼宫夺权，制造动乱。但被随猎的大学士刚林发现，“知其意，立策马行日夜驰七百里，先入京”，将此情急报皇太后和顺治帝。皇太后得知多尔衮已死，阿济格派兵入京逼宫，她沉着应战，安排“闭九门，遍告宗王、固山等为备，待三百骑至，皆铠甲，尽收诛之，英王未知也”。然后抢先机，“派兵役监英王至京”，逮捕问罪，就这样粉碎了阿济格的逼宫夺权的政变阴谋。
当摄政王多尔衮死讯传到京城，满朝震惊，各有所思，人心浮动，谣言四起时，皇太后为了稳住政局，特别要防止多尔衮的死党犯上作乱，授意顺治帝下诏“臣民易服举丧”，亲率诸王、贝勒、文武百官出东直门迎接灵柩，以“帝礼”厚葬，追尊“义皇帝，庙号成宗”。至此，多尔衮获得了最高的荣誉和地位，生前未能称君，死后却被尊为帝，这当然是个绝顶高明的策略，使多尔衮的死党放心，不会因为他专权欺君，而罪及己身，所以没有闹事。
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二月，议政大臣苏克萨哈上疏告发多尔衮生前阴谋篡逆之心等罪行。于是，皇太后认为时机已到，遂彻底清算多尔衮的罪行，借此清除敌对势力。因此，顺治帝诏示中外，公布多尔衮的罪状，指出多尔衮“逆谋果真，神人共愤，谨告天地、太庙、社稷，将其母子并妻所得封典，悉行追夺”，并把多尔衮扶植的心腹党羽一网打尽，有的处死，有的监禁，有的贬革，从而进一步巩固了福临的帝位。
多尔衮死后，解除了夺位的威胁，皇太后精心辅助其子福临主政。首先要求顺治帝努力学习汉族文化，精通治国安邦之术，同时下令把许多汉籍译成满文，供满族贵族阅读，从中吸取汉族统治经验；其次为了加速清初统一全国的进程，积极团结汉族的文官武将，使他们成为清王朝效力工具。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她把在桂林战死的平南王孔有德的女儿孔四贞，“育之宫中，赐白金万两，岁俸视郡主”。同年，又把皇太极的第十四女和硕格纯长公主嫁给平西王吴三桂之子吴应熊为妻。再者，明末清初的长期战争使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所以她提倡节俭，曾多次把宫中节省银两赈济受灾民众，等等。这些都表现出她的深远谋略和政治才能，确实难能可贵。
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南明永历朝延平王郑成功率领十多万大军北伐，势如破竹，由舟山进入长江，攻占镇江，包围南京，占领江苏、安徽四府三州二十四县，江西、浙江等省州县也有举旗响应的，一时震动了清廷。顺治帝对江南地区突然骤变的形势惊惶失措，束手无策，一会儿要逃往关外，一会儿又要率军亲征，皆遭到母后的反对和斥责。据史书记载：当这个噩耗传至北京，皇帝完全失去了他镇静的态度，而常常有逃回满洲之思想。可是皇太后却对他加以叱责。她说：“你怎样可以把祖先们以他们的勇敢所得来的江山，竟这么卑怯地放弃了呢?”他一听皇太后说这话，反而发起了暴怒。他拔出宝剑，宣称他要亲自去出征，或胜或死。为此，他竟然用剑把一座皇帝御座劈成碎块。他还要用同样的办法对待一切对于这御驾亲征的计划说出一个不字来的人。对此，皇太后就尝试着用言辞来平复皇帝的暴怒。
不过，顺治帝最终放弃亲征，遵照母后旨意，派兵南下，传旨驻守南京的江南总督郎廷佐坚守南京。最后清军取得南京之战的胜利，收复江南失地，进逼金、厦。所以顺治帝曾这样说：“联自弱龄，即遇皇考太宗皇帝上宾，教训抚养，唯圣母皇太后慈育是依。”皇太后的精心辅佐，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其子顺治帝在清初复杂激烈的斗争中取得了重大胜利。
辅育皇孙继承皇权
有关顺治皇帝的最终结局，是清朝历史上的又一大疑案，他最终是因为董鄂妃去世而灰心意冷，选择了出家，还是因为患天花病死，都不得而知，到现在还是个谜。无论如何，皇帝已经不在了，饱经风霜的孝庄太后不得不再次走到了政治舞台的前台，她力保顺治的皇子玄烨继承皇位，是为康熙帝，孝庄太后被尊为太皇太后。
玄烨继位时年仅8岁，培养、训导小皇帝成长的重任就当仁不让地落在了太皇太后的身上了。此时的孝庄，已不是那个刚刚走出大草原的懵懂无知的少女，而是一位历经三朝的太皇太后了。政治风云变幻的锤炼，使她毫无争议地已成为大清帝国中枢政治的核心。朝臣要求太皇太后仿效前朝旧制，垂帘听政。孝庄太后呕心沥血，只希望自己的孙儿能够早日长大成人，严词拒绝了大臣们的请求。她坚持由皇帝亲自主政，并选任老臣索尼、遏必隆、苏克萨哈和鳌拜四大臣辅政。皇帝主前台，太后幕后操纵，大臣主外事，皇帝的尊严依然存在。
为了笼络辅政大臣，孝庄太后在康熙13岁的时候，特意为他选择首席辅政大臣索尼的孙女、内大臣索额图之侄女赫舍里为皇后，辅政大臣遏必隆的女儿钮祜禄氏、国舅佟国维的女儿佟佳氏为皇妃。索尼、遏必隆等人都是朝中老臣，孝庄太后以婚姻为手段，就是希望他们尽心辅佐年幼的康熙，光大满清基业。老臣索尼不负重托，处处为小皇帝周旋，把朝政打理的妥妥帖帖。
为了避免康熙不重蹈顺治的覆辙，孝庄太后对于康熙的后宫生活以祖母之尊不时地加以过问，她不希望康熙陷于儿女私情，荒废了国家大事。皇后赫舍里氏生下皇子允礽后病死，康熙尊奉祖母的旨意，册立遏必隆之女为皇后，而他所钟爱的佟佳氏只被加封为贵妃。
孝庄太后对幼年即位的孙儿倾注了全部的心血。康熙刚刚即位，她就训诫康熙，为人君须明白得人心治国家的道理，一言一行都要谨慎，只有夙夜恪勤不怠，才可承继祖宗基业，康复国家。康熙也不负孝庄厚望，牢记祖母教诲。据史书记载，康熙君临天下61年，每日临朝听政，批答奏章，从无间断。即使是出巡外地的时候，各衙门奏章要照常送到行在，康熙帝不分昼夜，亲自批览，康熙一生坚持勤政不怠，这是与早年祖母的言传身教是分不开的。孝庄太后不仅从治理国政上对康熙加以辅导，而且对日常生活、举止言谈也都按帝王的标准严格要求他。孝庄太后告诫康熙，为人主必须有威严，行为坐卧，不可回顾斜视、摇头晃脑，这不仅有关德容威仪，而且有犯忌讳，康熙日后举止端严，很有风格，与孝庄太后的严格教诲也是分不开的。
为了考察康熙的才智，也让他在大臣中树立起威严来，孝庄太后经常在众人面前考问皇帝，既锻炼了康熙的胆识，又让朝廷官员瞻仰了君主的风采。孝庄问康熙，贵为天子拥有天下，皇帝还有什么心愿吗?年幼的康熙就按照祖母平常教导的话，一本正经地回答说：“朕只希望天下安定，百姓乐业，大清国福力强，万事治久。”大臣们没有想到康熙年纪轻轻，竟会说出如此有分量的话来，于是一致赞扬皇帝聪明过人。满清入关已久，孝庄担心康熙在优裕的环境中忘记了满族的传统，因此不断勉励他祖宗靠骑射创业，武功不可废弛，今天虽然天下太平，也不能忘记居安思危的道理。康熙一一铭记在心，文治武功样样精通，据记载，康熙一生仅围猎射死的老虎，就达百只以上，足见他的骑射技术之高超。
皇孙大业的庇护者
康熙朝的清帝国虽然仍旧风云变幻，然而孝庄总算过上了相对安稳的晚年。前半世一直和亲生儿女没有感情交集的孝庄，也许到这时才开始重新体会到母子祖孙之情，开始反思自己与儿子水火不相容的关系以及儿子的早逝。
顺治朝的宫闱悲剧，终于没有延续到康熙的宫闱——在康熙的后宫中，没有董鄂氏，也没有博尔济吉特氏。从此，这两个姓氏的女子再也不必在后宫中争个你死我活了。孝庄为孙子选择的皇后再也不是蒙古格格，而是满族勋贵的女儿。
康熙年间一件重要的事情，莫过于“诛鳌拜”。孝庄是否参与了诛鳌拜?在其中起了怎样的作用?从外围很难确定。但是我们可以从康熙第一次大婚，这位太皇太后为孙子做主选择的最初一批后妃中看出端倪：皇后为四辅臣之首索尼的孙女赫舍里氏；妃子中既有原为鳌拜—党并同属镶黄旗的遏必隆之女钮祜禄氏、又有号称“佟半朝”家族的女儿佟佳氏，甚至还有出身一般的……却偏偏鳌拜本人的女儿落了选，虽然她随后被指给了宗室郡王为福晋，但是丈夫又为皇族远系(褚英后人敬谨郡王兰布)。尽管随后皇家将顺治的女儿嫁给了鳌拜的侄子，但是再怎么说，这样的八杆子亲家，与做皇帝的老丈人相比，实在差得太远。
这是孝庄在一面继续安抚鳌拜，同时又分化鳌拜党羽，为诛鳌拜所下的一步棋。此后，小后妃们的家人亲眷都纷纷加官晋爵、入朝为官，并因成为皇亲而顺理成章地提拔，后来的宰相纳兰明珠也是其中之一。大婚不久的康熙随后接到了首辅索尼力请皇帝亲政的奏章，遏必隆自女入宫后，也一反紧跟鳌拜的的行径，转而为皇帝笼络人心。
事实上，在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五月十七日这一天，当康熙最终动用善扑营小布库擒拿鳌拜时，外戚们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正是鳌拜非常相信的遏必隆(翊坤宫妃钮祜禄氏之父)将鳌拜诱入武英殿、更是皇后的叔父索额图亲率众侍卫围攻鳌拜的。
不过话说回来，为什么当初孝庄竟眼看着四大辅臣中的鳌拜坐大呢?后来又为什么听任鳌拜杀死辅臣之一苏克萨哈?
其中的原因非常复杂。其中之一是因为苏克萨哈隶属于正白旗，而另三位辅臣全为两黄旗下。鳌拜的坐大，与身为首辅的索尼对其默许纵容大有关系，以致孝庄太后也无计可施。
苏克萨哈与鳌拜最大的冲突应属圈地事变。
但是对于鳌拜挑起的事端，当时首辅索尼采取了默许，遏必隆则公开表态做同盟军，而能从其中取得利益的两黄旗人，也大都被拉拢。清王朝当时的政体并非集权于皇帝一人，皇帝和太后所能做的，只是尽可能地在各旗势力之间取得平衡点，保障自己的地位，并不能在实际上制约得了他们。
因此，尽管明知孝庄太后和康熙皇帝反对两黄旗与两白旗互换圈地，但是鳌拜仍然敢于矫诏处死赞同帝后意见的三名重臣——大学士苏纳海、直隶总督朱昌祚、直隶巡抚王登联。但在索尼和遏必隆的默认下，朝臣竟没有谁为这三人鸣冤，等于公然抹了太后和皇帝的面子。这使得鳌拜势头更劲，很多官员都倒向他的一边，三朝元老鳌拜的势力越发盘根错节。
索尼和遏必隆直到成为皇帝丈人之后，才算是真正诚心帮太后和小皇帝的忙。但是此时鳌拜已经根深蒂固了。更糟的是皇帝大婚不久，首辅索尼就死了。虽然临终时他仍然不忘上表请求皇帝亲政，但此时鳌拜已坐大。
苏克萨哈本来就是鳌拜的对头，与鳌拜遏必隆搞不到一起的，但在孝庄太后决定册立索尼的孙女为皇后之时，他竟公然表示反对，这不但令孝庄太后非常气恼，更将索尼一系得罪了个彻底。于是在四辅臣中他成了光杆一条。
索尼去世、康熙亲政，事实上当时的权力还掌握在三辅臣手里。就在这时，苏克萨哈上了一道奏章，要求退休，而且用意很明显，要鳌拜与遏必隆一起退休。鳌拜当然不能容忍。于是他挑出了苏克萨哈奏章中的一句牢骚：“往守先帝陵寝，如线余息，得以生全。”然后以此为借口，命议政王大臣会议论罪。在议罪当日，鳌拜将可能倾向苏克萨哈的大臣全部排除在外，结果当然可想而知：苏克萨哈本人凌迟，全家抄斩。
由于鳌拜同党已经把持了朝政，康熙虽然强烈反对，这个判决仍然被鳌拜强行执行了。而孝庄在整个事件中，一直都没有正面与鳌拜交锋，更没有力保苏克萨哈。令人颇有些不解。
可能是鳌拜上次违旨杀三大臣的事情，已经给了她一个警觉。康熙初年的皇权并不集中，实际权力更多都掌握在旗主们手里，在实权并没有抓在手里之前，即使是太后和皇帝，也不能将势力大的臣子怎么样。
还可能是由于苏克萨哈起家的方式方法令她久已不满——苏克萨哈从前一向逢迎多尔衮，又是白旗身份，却在多尔衮死后立即见风转舵，向顺治告发多尔衮的过失，使多尔衮尸骨无存、子嗣不继。
无疑地，孝庄因此事对苏克萨哈的所谓忠心十分怀疑。做了辅臣以后的苏克萨哈在政务及立皇后之事上的表现，也使人感觉到，他只是在做政治投机，并不是一个与皇帝太后一条心的人物。在索尼死后，作为努尔哈赤的女婿，他的实力虽弱，名分上却已是首辅，——苏克萨哈权力欲望极大，又是旗主，假若他此时又以退为进，在搞倒鳌拜后抓住更多的权力，焉知他不是下一个更阴狠的角色?
活着的苏克萨哈虽然对于平衡朝中势力有一定的作用，但他如果死了，长远来看，对皇帝亲政更为有利。加之此时孝庄和康熙在朝中培养的势力都未长成，还不能贸然与鳌拜对抗，孝庄实在没有力保他的必要。
在苏克萨哈死后，就连鳌拜同出一旗的辅臣遏必隆，都开始对鳌拜心存惊惧，另做打算了。所有对鳌拜专权不满的人、受过鳌拜打击的人，迅速地向皇帝太后靠拢。至于遏必隆，他既是皇帝的岳丈之一，当然此时也属于皇帝一系。孝庄和康熙只要最后与鳌拜一搏，就能将权力都集中在自己的手里了。从这个角度来看，苏克萨哈之死于皇权大有裨益——假若他不死，他将成为朝中鳌拜以外的另一股势力，世人投靠的选择多了他一个，几时才轮到小皇帝出头呢！
苏克萨哈死后第三年，鳌拜被擒。权力终于高度集中到了皇帝的手里。
虽然孝庄没有过多地让史官记下自己在政事中起的作用，但是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十二月之时，孝庄向康熙所说的一席话，仍然显出她在康熙的成长以及理政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安不可忘危，闲暇时仍宜训练武备。诸如在朝诸臣奏事，岂无忠诚入告者，然不肖之类，假公行私，附己者即为引进，忤己者即加罔害，亦或有之。为人君者，务虚公裁断，一准于理，则事无差失矣。”
孝庄并没有过多参与军事，但在三藩之乱时，当精兵都出发平乱后，蒙古察哈尔亲王布耳尼却趁乱起兵，直攻京师重地。康熙在孝庄的指点下，派出了图海为将，征用起了旗下包衣家奴，居然在两个月后大胜而还。
绝唱千古的祖孙深情
孝庄在平定三藩之乱过程中起的作用，旁人是根本无法替代的，这一点举朝尽知。可当玄烨和大臣们请求按照朝中惯例，为她加上尊号时，她却表现了十分谦逊的作风，再三拒绝，并对奏请前来的大学士们说，8年以来，“皇帝焦心劳思，运奇制胜，故得寇盗削平，皇帝应受尊号，以答臣民之望。予处探宫之中，不与外事，受此尊号，于心末惬”。孝庄全力扶持康熙，想让孙儿的威望通过平定三藩更加扩大，为此，她尽量掩去自己的作用，将功劳一并归于爱孙。
从孝庄作为玄烨政治导师和保护人的角度审视，随着玄烨不断成熟与孝庄的日渐衰迈，康熙二十年前后，他们的关系逐步过渡到一个新的时期。直至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87年)孝庄去世，尽管玄烨早已对各项政务应付自如，不再需要祖母的点拨，但还是将祖母视为顾问，“朝廷有黜陟，上多告而后行”；孝庄虽然精力不济，但也仍同以往，时刻关怀孙儿，处处予以支持。
古今中外，晚辈对于自己最依恋的年长之人的感情，很大一部分体现在对其健康状况的极大关注上。玄烨也是如此。随着孝庄年事不断增高，他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祖母的身体。祖母稍有不适，他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担忧与恐惧；祖母一旦安康，他便如释重负，心喜若狂。为使祖母康健，祛除病灾，玄烨还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比如他曾分别于畅春园和南苑，建造思佑寺和永墓寺，以给祖母祈求福佑；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二月，他亲自居景山斋戒祭星，为祖母祈福，并派遣近御侍卫关保，偕同太监牛之奇、乾清官首领太监顾文兴，“祭星三年”。然而，人的生老病死乃客观规律，玄烨的愿望与所做的一切，并不能扭转孝庄身体日渐衰弱的趋势。
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孝庄72岁后，身体开始明显走下坡路，本已有的脑血管硬化、高血压等病症，进一步严重起来。从保留至今的孝庄画像看，她晚年比较胖，当是诱发这些疾病的重要因素。
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六月，玄烨身体欠安，孝庄体恤爱孙“命往口外避暑静掇”。玄烨遂遵旨，协同皇太子、皇长子巡幸塞外。不料玄烨返京前，八月二十八日深夜，孝庄突然中风，右肢麻木，言语不清。孝庄的近侍太监崔邦吉立刻告知，请太医共同诊视、商议，又增加几味药，开下药方，很快配制煎好，给孝庄服用。几位太医禀告闻信赶来的裕亲王福全、内务府总管图巴等人：太皇太后“脉尚好，断无大妨”。服药后，孝庄的病情迅速缓解。八月二十九日黎明，她吩咐一直在身边守候的福全传旨：“著蒙古喇嘛奈宁呼图克图看视。”奈宁呼图克图诊视后，认为“太皇太后中风乃因不洁食物入口而致”，并建议由包括他本人在内共4名喇嘛，当日起即在慈宁宫花园诵经。孝庄同意了这一做法。
九月初一，玄烨接到图巴等人关于孝庄突然发病的奏报，心急如焚，在折子上作了简短朱批：“知道。朕从速返回。”他星夜兼程，初二日正午抵京后，直奔慧宁宫祖母榻前。当玄烨看到祖母“慈体已安，尚在服药”，才稍稍松口气。他为祖母“亲侍进药，侍奉至夜半”。此后数日内，玄烨每天两三次去祖母宫中问安探望。
由于医治及时，对症下药，孝庄的身体逐步恢复。为感谢神明的“助佑”，她下旨“修葺庙宇”，特命玄烨于康熙二十四年九月十八日“吉日”，前往白塔寺(位于今北京阜城门内)进香礼拜。十八日当天，玄烨正准备从宫中动身时，突然电闪雷鸣，下起瓢泼大雨。近侍担心雨大路滑，泥泞难行，请求玄烨稍停片刻，等雨停后再去。玄烨没有同意，他说：“近固莹祖母偶尔违和，朕心忧虑。今日痊愈，甚为庆幸，伺惮此往。”说完毅然冒雨祈祉。
事实证明，在孝庄宫中专设御医，昼夜值宁的措施，对于她此次中风后得到妥善救治，起到决定性作用。翌年五月，玄烨谕令吏部嘉奖两位有功的御医：“昨年太皇太后圣体偶有违和，命太医院御医李玉白、张世良殚心诊视，恭酌方药，今已万安，朕心欢悦。伊等恪尽殿职，尔等可量加议叙。”可见孝庄自康熙二十四年秋发病，经医治大大缓解后，又过了半年多时间，才完全康复。
孝庄初愈不久，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二月，迎来她的74岁生日。玄烨特“上太皇太后万寿表”，上面写道：“臣幼荷深思，长资明训，孝养难酬，罔极尊崇，聊展承欢，伏愿景命弥新，纯禧益茂，东朝永范，亿万年而成算，祖母常来。”在此前后，玄烨还专为祖母铸造了一尊高73厘米的黄铜镀金四臂观音像，其莲座下沿刻有满、蒙、汉、藏4种文字写成的铭文：“大清昭圣慈寿恭简安懿章庆敦惠温庄康和仁宜弘靖太皇太后，虞奉三宝，福庇万灵，自于康熙二十五年，岁次丙寅，恭奉圣谕，不日告成。永念圣祖母仁慈，垂佑众生，更耪菩萨感应，圣寿无疆云尔。”这尊佛像后来一直被供奉在慈宁宫大佛堂。
万寿表和四臂观音像，是玄烨献给祖母74岁生日的两件珍贵礼物，反映出他感戴祖母，企盼祖母健康长寿的真切心愿。
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87年)冬天，是玄烨一生永难忘怀，感情历程中最痛苦的日子。正是在此时，他平日最为担心，不愿想也不敢想的事，终于发生。
是年十一月二十一日，75岁高龄的孝庄“旧症复发”，“疹患骤作”，病势凶猛，不同以往。从这一天起，玄烨处理完政务，便立即趋至慈宁宫侍疾。他守候在祖母的床边，“衣不解带，寝食俱废”，为祖母“亲调药饵”。孝庄入睡时，他“隔幔静候，席地危坐，一闻太皇太后声息，即趋至榻前，凡有所需，手奉以进”。孝庄心疼孙儿，多次让他回宫休息一下，但玄烨执意不肯稍离。他“唯恐圣祖母有所欲用而不能备，故凡坐卧所须以及饮食肴馔。无不备具”，就连米粥也准备了三十多种，以供祖母所求。
为挽救祖母的生命，玄烨“在宫中五日不竭诚默祷”。十一月二十七日，他下诏刑部，除十恶死罪等重犯外，其余一概降等发落，希望能以此好生之德，感动上苍，保佑祖母转危为安。然而，孝庄的病情仍在加重，“一日之内，渐觉沉驾，旦夕可虑”。万般无奈之下，玄烨不顾众臣反对，断然采取了一项前所末有的举措。
十二月初一日凌晨，寒风刺骨。玄烨率王公大臣从乾清官出发，步行前往天坛致祭。事前他亲自撰就的祭文中说：伏恳苍天佑助，“悯念笃诚，立垂昭鉴，俾沉疴迅起，遐算长延。若大数或穷，愿减臣龄，冀增太皇太后数年之寿”。玄烨跪在坛前，滴泪成冰，在场王公大臣无不感泣。34岁的玄烨竟然乞求上苍，以减少他本人的寿命为交换，尽可能地延长孝庄的生命，足见他对祖母感情之深，依恋之至。
可是，玄烨的赤诚并没有感动上苍，这次不同寻常的天坛之行，未能取得他期望的效果。由于为祖母延长寿命的愿望未能实现，玄烨从此放弃亲诣天坛求雨的做法，这从一个方面，反映出祖母之死对他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孝庄与世长辞。弥留之际，她嘱咐玄烨：“太宗文皇帝榇棺安奉已久，不可为我轻动，况我心恋汝皇父及汝，不忍远去。务于孝陵近地，择吉安厝，则我心无憾矣。”她知道孙儿对她的感情，担心孙儿过度悲伤，特在遗诏中指出：“唯是皇帝大孝性成，超越千古，恐过于悲痛，宜勉自节皮，以万机为重。”“其丧制，悉遵典礼，成服后三日，皇帝即行听政。”又叮嘱身为皇太后的儿媳：“我病若不起，皇帝断勿割辫。”
尽管玄烨已有精神准备，但事情真的到来时，仍然难以承受。孝庄逝世后一连十余日，玄烨水浆不入口，以至吐血昏迷。他违反清朝后丧皇帝例不割辫的祖制，不遵祖母遗旨，不听皇太后劝告，毅然割辫；又拒绝臣子关于“我朝向日所行，年内丧事不令蹄年”的奏告，决定将孝庄榇棺安放在慈宁宫内，直到翌年正月十一日发丧。
康熙二十七年(公元1688年)新春佳节，玄烨坚持于慈宁宫为祖母守丧。他“每念教育深思，哀痛实难自禁”，恸哭不止如前。正月十一日，孝庄的榇棺被迁往朝阳门外殡宫，发丧时，玄烨“割断轿绳”，坚持步行；途中每次更换抬榇棺的扛夫时，也“必跪于道左痛哭，以至奉安处，刻不停声”。玄烨执意为祖母持服守丧二十七个月，后经百官士民再三劝奏，才勉强同意依照祖母的遗嘱，“以日易月，二十七日而除”。
连续60天“不宽衣解带，犹末盥洗”的侍疾，守丧生活与巨大悲痛，几乎摧毁了玄烨的身体，他“足疾虽痊，旧病丛生”。直到正月下旬，“力疾御门理事”时，还得令人扶着出入。玄烨晚年的高血压及心脏病等病证，很可能就是此时落下的病根。
康熙二十七年四月，玄烨亲自护送祖母的榇棺，前往遵化孝陵以南刚刚建成的暂安奉殿。孝庄去世后，玄烨谕令礼部并传谕诸王、大臣：“太皇太后祭物，俱照世祖皇帝往例。”表明祭祀孝庄的规格，完全同皇帝相同。
被列为清初三大疑案之一的太后下嫁之谜
顺治五年十一月，小皇帝福临颁下了这样一道诏书：“叔父摄政王治安天下，有大勋劳，宜加殊礼，以崇功德，尊为皇父摄政王。凡诏疏皆书之。”
于是，多尔衮又成“皇父摄政王”。这个称号使很多人浮想联翩，认为这是因为多尔衮嫡妻去世，皇太后下嫁所致，还说庄妃就是多尔衮前妻的姐姐，他已经暗恋多年，还出了一篇多尔衮为情让帝位的故事。
多尔衮在政治和军事方面是个绝顶人物，但是在私生活这块，实在不值—提。他不但绝非情圣，更足称好色之徒，他与发妻是少年夫妻，感情确实不错，但从做摄政王开始起，他就已变本加厉地向各属地索要美女。
多尔衮的皇父称号，是顺治五年十一月正式得到的，早于他再婚之喜—年有余。当时清王朝的太后并不只有一人，孝庄的姑姑哲哲还在世。她对多尔衮有养育之情，多尔衮既不可能娶她，她也不可能允许孝庄下嫁。
多尔衮的元配妻子博尔济吉特氏，是顺治六年十二月去世的，被追封为“敬孝忠恭正宫元妃”。她是孝庄的堂姐，多尔衮对她很有感情。
元妃死后，多尔衮于次年，即顺治七年五月娶了继弦。然而继娶的不是太后，而是朝鲜公主李氏。朝鲜听说摄政王丧偶要娶本国公主为妃，非常郑重，由于真正的公主尚未成年，于是精心挑选了适龄的宗室之女为公主，以官员之女为媵妾送嫁。谁知多尔衮却嫌身份高贵的女子美貌不够，又逼着朝鲜为新王妃选送美貌侍女。
除了朝鲜公主，顺治七年的正月，多尔衮也确实又纳了一位“博尔济吉特氏”。但是她与孝庄关系更远，而是豪格的寡妻、多尔衮元配的亲妹妹。
当时南明文人张煌言，曾写诗说太后下嫁云云。“上寿觞为合卺尊，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掖庭又闻册阏氏，妙选孀娃足母仪。椒殿梦回去雨散，错将虾子作龙儿。”实际上，张煌言写诗时身在南方，又是清王朝的敌人，他的诗文有多少可信度呢?只怕是听见“博尔济吉特氏”就想到皇太后，就想到“皇父”的称号，然后诋毁对手，图个口爽而已。
更重要的，是到现在为止都没有找到任何太后下嫁的证据，即使国内的记录被销毁，至少送女到摄政王府来的朝鲜也应有明确记载，我们却不见朝鲜使节参加太后婚仪的实载。作为属国，这样的大事不可能不记录在案。
此外，多尔衮遭妻丧之时，庄妃已经36岁，就算两人少年时很熟悉，但多尔衮才智过人，杀人如麻，是清王朝事实上的统一之主。他不太可能做这样的事。
至于说这下嫁乃是庄妃的策略，以此保障儿子的帝位，那就更离谱。她本是太后，若是下嫁摄政王就成了摄政王妃，在名分上与皇太极和两黄旗再无瓜葛，能保护得了儿子吗?她儿子的帝位只会更不稳当！
多尔衮经常入宫面见太后议事；在入关之后，庄妃又与福临分宫而居，母子之间并不是很亲密，所以小皇帝对守寡的母亲和好色的叔父之间的关系，应该多少是有些疑影的，也不排除这个可能。再加上庄妃为了政治考虑，多数时候向多尔衮让步，并未能很好地照顾儿子的情绪，恐怕都是顺治后来与母亲关系恶劣的原因之一。
初期如果孝庄和多尔衮之间还算合作的话，自豪格入狱之后，形势就不能不发生转变。豪格毕竟是皇太极一系，他倒台后，多尔衮成尾大不掉之势，两黄旗的几位重臣也接着被他给收拾了一票。又来个“皇父”的尊称，庄妃母子的日子就很不好过了。这个尊称背后的意义，一则是他要真正的凌驾于小皇帝之上，事实上他也已经在摄政王府里开始穿用皇帝冠服；二则只怕是他也要开始为自己真正登上皇帝之位做些准备了。事实上，在当时“唯知有摄政王，不知有皇帝”的情形下，他取福临而代之，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而已。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多尔衮暴死了。
多尔衮身体并不好，早在暴死前几年，就经常病怏怏的。早在七月初十，他就已经病得不轻，甚至于向亲信锡翰等人发牢骚说：“我近来迭逢大丧(元妃、胞弟多铎、孝端文皇后)，身体又这么不好，小皇帝怎么也不来看望一下自己！皇帝年纪小不懂事，你们也不懂事吗?”马屁精们果然将小皇帝强拉到摄政王府去了。
然而，即使病成这样，这位摄政王却仍然要抓住朝政大权、军事力量，同时荒淫无度，如此折腾，只会是加速地往死路上走。
就在他迎娶朝鲜公主和“博尔济吉特氏”的当年，顺治七年(1650)十二月初九夜晚，他死在了边外喀喇城，年仅三十八岁。
多尔衮刚死的时候，还有些余威尚在，小皇帝命丧礼如帝制，追封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称“成宗”，他去世的元妃也追封为“义皇后”。
然而仅仅过了一个多月，一切就翻了个个儿。
苏克萨哈和詹岱告发，说是为多尔衮从殉的侍女吴尔库尼临死前曾说要将多尔衮私制的皇帝袍服入棺。以此为引子，顺治开始狠狠地治起了多尔衮的罪。
眨眼间的工夫，多尔衮戎马半生为清王朝立下的大功劳就被弄了个精光，就连骨灰都没有留下。而实际上，多尔衮才是为清王朝奠定中原的重要人物，努尔哈赤与皇太极入主中原的梦想，是他以“每战必征”的亲自努力最后完成的。他从未为自己的私欲而撼摇清王朝的基础，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整个王朝的前途。假如他不肯忍耐而非要快马加鞭地夺帝位的话，清王朝肯定是不能真正统治中原的——比较一下崇桢自缢之后，明王朝的几位亲王郡王为了抢“皇帝”的名头，不顾清兵虎视，拼命自相残杀的后果，多尔衮的退让就显得格外富于远见和牺牲精神。而假如没有他，顺治也不可能成为中原皇帝。因此顺治只是为了儿时的少许不如意，就这样对待多尔衮，实在离谱，毫无人君肚量。
假若布木布泰真与多尔衮有私情的话，这时的她心里都在想些什么?
就算没有私情，看着一个曾目空一切的人在死后被小皇帝运用帝权清算，即使这小皇帝是自己的儿子、即使这清算中也有自己的意思，只怕太后心里也多少有些警惕。何况这个儿子性情偏激，逢多必反，已经到了毫无道理的地步：竟连曾要自己性命的豪格，他都拼命地追封起来。
当然，再多的感慨，孝庄太后心里应该还是舒坦的成分更多的。做了皇太极多年的妃子，又经历了十余年提心吊胆、内外交逼的太后生涯，她也许觉得，自己终于熬出头了。
2.一语定江山的孝和皇太后
孝和睿皇后，钮祜禄氏，礼部尚书恭阿拉女。后事仁宗潜邸，为侧室福晋。仁宗即位，封贵妃。孝淑皇后崩，高宗敕以后继位中宫。先封皇贵妃。嘉庆六年，册为皇后。二十五年八月，仁宗幸热河崩，后传旨令宣宗嗣位。宣宗尊为皇太后，居寿康宫。道光二十九年十二月甲戌，崩，年七十四。宣宗春秋已高，方有疾，居丧哀毁，三十年正月，崩于慎德堂丧次。咸丰三年，葬后昌陵之西，日昌西陵。初尊皇太后，上徽号。国有庆，累加上，日恭慈康豫安成庄惠寿禧崇祺皇太后。逮崩，上谥。咸丰间加谥，日孝和恭慈康豫安成钦顺仁正应天熙圣睿皇后。
客观地讲，孝和皇太后在咸丰和道光朝政治上的作为是十分有限的，之所以将其列入所谓“强权后妃”之列，是因为当政治的风浪把她推到峰口浪尖之时，她能够勇敢而果断地做出决策、稳定了局势，而这绝非一般的女性所能为。
夫君嘉庆皇帝的暴亡
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盛夏，嘉庆帝率领大批随员、名优艺伎，浩浩荡荡向木兰进发，不久抵达热河，安顿于避暑山庄，开始了木兰秋狩。嘉庆皇帝怎么也想不到，这是他最后一次进驻避暑山庄。七月二十五日，年过60的他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猝然离开了人世。当时钮祜禄氏皇后并不在承德，而是在百里之外的北京。嘉庆皇帝死后，热河行宫立即封锁消息，避暑山庄大门紧闭，限制人员出入。二十七日留京王公大臣才得悉噩耗，延至八月初二，道光皇帝向内阁发布上谕，才告知朝廷上下。当时朝鲜国官员在盛京中江地方见清官员皆着素服，头帽拔去花翎，惊问其故，才晓知皇帝已逝。好好的皇帝怎么会突然死了呢?宫闱之事向来保密，清廷当然不会对民间公开解释死因，于是民间就产生了各种推测和传说。
一个说法是遭雷劈而死的。嘉庆帝到达避暑山庄后，立即全副武装，率领满汉大臣和八旗劲旅，大队人马直奔木兰围场。他们追踪围猎多日，虎熊全无，只猎获一些野兔，连平常遍地觅食的麋鹿也甚少见。嘉庆帝非常扫兴，决定提前结束秋狩。回来路上恰遇变天，雷电交加，大地震撼，忽然平地一声雷，那么多人中，唯独皇帝被击中落马。凯旋回营变成护丧返京，满朝惊恐呆然。类似的说法还有嘉庆皇帝在山庄遇疾，卧床调养，并无甚大碍，精神尚佳，照常处理政事。一日，热河上空骤变，雷鸣电闪，顿时寝宫即遭雷击，只有他触电身亡，等等。更荒诞不经的一个版本是：他长期嬖宠一小太监，经常寻欢作乐，引起近侍大臣们的非议，驻山庄以后，更是变本加厉。帝之寝宫设于“烟波致爽殿”，殿后有一座小楼，名“云山胜地”，据说此楼正是皇帝与小太监幽会场所。某日，他们正在此寻欢，忽然道道闪电劈开云层而下，一个火球飞进小楼，在嘉庆身上炸开，顿时毙命。嘉庆被雷击烧焦，面目全非，已经无法收殓入棺。若将事实曝光，无异于宫廷之最大丑闻。大臣们商定个办法，将一相貌体材与嘉庆相似之太监秘密绞死，再进行盛装打扮，真皇帝骸骨放在棺材底部，上面平躺着假皇帝尸体，以此掩人耳目，运回北京，祭葬了事。这个说法虽然流传很广，但没有丝毫史实根据，在此仅聊备一说。
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推测，嘉庆皇帝的死因大概是长期的操劳而导致的心脏衰竭。从登基以来，皇帝这个差使把他弄得焦头烂额，不管他为之付出多少心血，还是有源源不断的麻烦事找上门来，让他心烦意乱，没有一天轻松的日子过。
嘉庆不明白，为什么父亲(乾隆)在世的时候，天下太平，轮到自己坐江山，怎么会如此棘手?为了那些长期阻挠国家振兴的老大难问题，他呕心沥血，费尽心机，苦斗25年，可是依旧如斯，怎不叫他觉得失望、烦闷和伤感呢?面对日益衰败的国家，他感到无能为力，但是又无法从数不胜数的公务中抽身，在巨大的压力之下，他的身体健康状况也渐渐走向恶化。
嘉庆帝从病倒至归天，还不到一天工夫。虽然死前没有任何征兆，但是导致猝死的最大的祸首却是长期的劳累、伤神、压抑、苦恼、忧郁和烦躁。再者，他年逾花甲，身体肥胖，天气暑热，旅途劳顿，有可能诱发心脑血管病而猝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几十年来，他为治理这个封建大国殚心竭力，付出了全部心血。他曾经有扭转王朝颓败的豪情，也露出以振兴国家为己任的雄心抱负，但他的能力不足以带领大清帝国走向中兴，他根本无能力驾驭这个动荡不安的大清王朝。
情急之中的英明决策
众所周知，清代自雍正帝始，为避免康熙朝那样的争储之乱再生，采用秘密立储的方法，即由先帝健在时亲书皇嗣之名，然后将御旨用锦匣密封而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先帝驾崩，即从锦匣取出密旨而公布天下，被命名为皇太子的皇子就成了皇帝。嘉庆帝虽然也遵用密建家法，但他并没有把缄名密诏放置在正大光明匾之后，而是将密诏“缄藏匣”，即密锁在小金盒内，命贴身太监随身保存而不离其左右。这种做法就产生了弊端，因嘉庆帝崩逝得十分突然，他连装有建储密缄诏书的匣放在何处也没能交代清楚。故在嘉庆帝去世时，大臣们为寻找匣忙乱了好一阵子，搜检了十几个御箧也没找到。最后，嘉庆帝的近侍从贴身处拿出了小金盒，因为大臣们寻找密诏，而怀揣小金盒的太监却并不知自己身上的小金盒里收藏的是缄名密诏。金盒找到了，可是“锁固无钥”，钥匙又不知去向。情急之下，军机大臣托津拧断金锁打开了盒子——密诏终于找到了。遵密诏遗命，大臣们奉绵宁继承大统。
热河行宫里发生的这一切，远在京师的孝和睿皇后钮祜禄氏是无法知晓的。当她在京城惊悉嘉庆帝驾崩的噩耗时，孝和睿皇后也不知密诏匣放在什么地方，但她首先想到的是不能因此耽误了绵宁的嗣位。因而，孝和睿皇后特发懿旨，称大行皇帝已去，嗣位尤为重大。而皇次子智亲王仁孝聪睿，英武端醇，现正随先帝在热河行宫，应立即登基安抚国民，以不负皇上重托。但自己深知万一大行皇帝未及明谕，皇次子绵宁秉性谦逊，所以特降懿旨，传谕留京王大臣驰寄皇次子，即正尊位，上慰皇帝在天之灵，下顺天下臣民之望……在缄名密诏尚不明确的情况下，孝和睿皇后主动提出立绵宁，而不是立自己亲生的皇三子绵恺或是皇四子绵忻，实在是令人称道。所以，当绵宁在热河接到懿旨时，万分感动，伏地叩头，内心的情感无以言表，并立即将匣中所藏皇父的缄名朱谕恭呈懿览，叩谢慈恩。
孝和睿皇后是在嘉庆六年(公元1801年)四月，得封皇后而正式掌管六宫。钮祜禄氏的福分要比孝淑睿皇后喜塔腊氏强得多，终清一朝，在中宫之位行使皇后之权时间最长的就是孝和睿皇后钮祜禄氏。清朝共有27位皇后，其中包括死后追封为皇后的，如太宗之母孝慈高皇后和嘉庆帝之母孝仪纯皇后等；也包括因儿子当了皇帝而由妃直接晋尊为皇太后的，如顺治帝之母孝庄文皇后和乾隆帝之母孝圣宪皇后等。属于上述这两种情况的她们，实际上都没有当过名副其实的皇后。而真正在皇帝健在时位居中宫而母仪天下的16位皇后中，孝和睿皇后钮祜禄氏以当了19年零3个月的皇后的纪录名列前茅，这还不包括其因赶上太上皇大丧而不得不推迟举行册立大典的一年零10个月。
孝和睿皇后一生育有两个儿子，一为皇三子绵恺，一为皇四子绵忻。绵恺小道光帝13岁，于嘉庆二十四年(公元1819年)封多罗淳郡王，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晋和硕淳亲王。道光七年(公元1827年)降为郡王，八年(公元1828年)又赏还亲王。十八年(公元1838年)六月又降为郡王，十二月薨，享年44岁，奉旨赏还亲王。绵忻比胞兄小10岁，但于兄长一同受封时，却被封为比兄长高一级别的和硕瑞亲王。只可惜其不长寿，于道光八年(公元1828年)薨，年仅24岁。虽然当时孝和睿皇后的两个亲生儿子在继承皇位的条件方面要比后来即位的道光帝要逊色许多，但在遗诏不明的情况下，最具优势的绵宁远在热河，自己与长子绵恺守在京城，次子绵忻则与大行皇帝在热河行宫，搏一下也不是不可以。但孝和睿皇后在嘉庆帝崩后，难能可贵地做出了特发懿旨，令非自己所出之子绵宁继位皇位的无私之举。
善有善报。道光帝即位后，尊钮祜禄氏为皇太后，居寿康宫，待之不是生母胜似生母。每次问安，宣宗都是在距寿康宫很远的永康门外降舆，徒步走进去以示孝道。遇皇太后万寿(指诞辰)，道光帝亲率王公大臣诣寿康宫行礼。在位期间曾六次为皇太后上徽号，曰“恭慈康豫安成庄惠寿禧崇祺”以示尊崇。东巡盛京祭祀祖陵时都是奉皇太后而行，奉之极孝。钮祜禄氏也多福长寿，在创造了居中宫之位行使皇后之权时间最长的纪录后，又当了29年的皇太后，于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病逝，享年74岁。而当时道光帝年事已高，身体欠佳，受此重创，33天后也驾崩了。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钮祜禄氏葬入昌西陵，谥号为“孝和恭慈康豫安成钦顺仁正应天熙圣睿皇后”。
3.弄权祸国的慈禧太后
叶赫那拉氏（1835～1908），清文宗奕妃子，同治帝皇太后。小名兰儿。父惠征，官安徽徽宁池广太道候补道员。公元1857年被册封为懿贵妃。穆宗即位后尊为“慈禧”皇太后。谥号“孝钦显皇后”。她是中国历史上把持朝政时间最长的一位女性，同时也是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灾难最大的一位女性。从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咸丰帝病逝于承德，他的六岁儿子载淳继承皇位，慈禧太后开始垂帘听政，连续操纵两位幼帝，玩弄内外权臣，随心所欲地统治中国达48年之久。
自小见识不凡的叶赫那拉氏少女
据史料记载：叶赫那拉氏是满族中的大姓，也是起源较早的姓氏。叶赫那拉氏的始祖原来是蒙古人，到扈伦部，招赘在那里。那拉的意思就是爱。他领有其地，并成为一国。因为他的国是在叶赫的河边建立的城市，所以叫叶赫那拉氏。叶赫那拉氏是满族八大姓氏之一，其中也先后出过许多文豪武将，如历来被誉为“清初学人第一”的满族杰出文人纳兰性德就姓叶赫那拉。但真正使叶赫那拉扬名天下的，当属叶赫那拉氏的三位皇后。
叶赫那拉氏和爱新觉罗氏世世代代都是血统之亲。努尔哈赤就是叶赫那拉氏所生，也是叶赫那拉氏家的姑爷。他的皇帝儿子皇太极也是叶赫那拉氏所生。在大清朝时有一个世代说法——叶赫那拉家世代出美女。努尔哈赤的皇后也就是皇太极的母亲，就是大清第一位皇后孝慈高皇后。孝慈是叶赫部首领杨吉努之女，明万历十六年，她十四岁时作为建州女真与叶赫女真结军盟的条件嫁与努尔哈赤。她与努尔哈赤生活了十五年，仅生下皇太极一子。她于二十九岁便病逝，于清崇德元年被皇太极追谥为太祖高皇后。在孝慈与努尔哈赤共同生活的十五年间，正是努尔哈赤积极向外扩张，统一女真各部，并收降一部纳娶一妃的辉煌时期。努尔哈赤是用三十六年的时间统一蒙古与东北其他各部之后，最后才向叶赫那拉氏宣战的!原因有一个：叶赫那拉的汗是他的亲舅舅，各守关的将领都是他的表哥、表弟。当时，努尔哈赤带着他的千军万马，包围了叶赫城，但他没有马上宣战，而是跪在城前三天三夜，请求叶赫那拉氏投降，团结起来，共同对付明朝政权。可是叶赫纳拉家族坚决不同意。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努尔哈赤下了一道令，凡是愿意投降的，一律高官厚禄；凡是反抗的不管是谁，一律尸首分家。就这样，努尔哈赤向叶赫那拉宣战。经过激烈的战斗，努尔哈赤最终杀进城去，杀了几万人。而叶赫那拉氏的那些被包围的首领也纷纷自杀，宁死不降。直到最后，老一代的都死了，剩下年轻的看到大势已去，大势所趋，才向努尔哈赤投降。这个故事在民间流传颇广，在关于慈禧的影视作品中也时常亮相。
也正是因为这个故事，一直流传着叶赫那拉与爱新觉罗为世仇，宫中后妃与秀女，不选叶赫那拉氏的传说。其实这是荒诞无稽之谈，不仅太宗(皇太极)的生母是叶赫那拉氏，高宗乾隆的顺妃，也都出于叶赫那拉氏。但让叶赫那拉家族真正门庭显赫、名扬天下的却是慈禧皇太后!
道光十五年(公元1835年)，慈禧出身于满洲镶蓝旗(后抬入满洲镶黄旗)一个官宦世家。慈禧的曾祖父吉朗阿，曾在户部任员外郎，遗下银两亏空，离开人世。祖父景瑞，在刑部山东司任郎中。在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时，因没能按时赔偿其父吉朗阿在户部任职时的亏空银两而被革职。外祖父惠显，在山西归化城当副都统。父亲名叫惠征，在吏部任笔帖式，是一个相当于人事部秘书、翻译的八品文官，后有升迁。根据清宫档案《内阁京察册》(清政府对京官三年一次的考察记录)记载：慈禧的父亲惠征，在道光十一年(公元1831年)时是笔帖式，道光十四年(公元1834年)考察被定为吏部二等笔帖式。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时是八品笔帖式。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再次考察定为吏部一等笔帖式。道光二十六年(公元1846年)调任吏部文选司主事。道光二十八年(公元1848年)、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因为考察成绩又是一等，受到皇帝接见，被外放道府一级的官职。同年四月，任山西归绥道。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调任安徽的道员。
由于慈禧太后的特殊地位、身份、影响与作用，对她的身世，有多种说法。尤其是慈禧的出生地，可谓众说纷纭。主要有六种说法：(1)甘肃兰州；(2)浙江乍浦；(3)内蒙古呼和浩特；(4)安徽芜湖；(5)山西长治；(6)北京。
第一，根据慈禧的父亲惠征曾任过甘肃布政使衙门的笔帖式，认为慈禧出生在甘肃兰州。传说慈禧出生在当年他父亲住过的兰州八旗马坊门。可专家查阅文献、档案，发现惠征虽然做过笔帖式，但其地点是在北京的吏部衙门，而不是在兰州的布政使衙门。
第二，根据慈禧的父亲惠征曾在浙江乍浦做官，认为慈禧出生在浙江乍浦。《人民日报》曾发表一篇题为《史界新发现——慈禧生于浙江乍浦》的小文。这篇文章说：慈禧的父亲惠征，在清道光十五年至十八年(1835～1838年)间，曾在浙江乍浦做过正六品的武官骁骑校，而慈禧正是在这段时间出生的，所以她的出生地在浙江乍浦。文章中说：在现今乍浦的老人当中，仍然流传着关于慈禧幼年的传说。当时的规定，京官每三年进行一次考核。有学者查阅了清朝考核官员的档案记载：这时的惠征被考核为吏部二等笔帖式，三年后又被作为吏部笔帖式进行考试，可见这时惠征在北京做吏部笔帖式，为八品文官。所以，这种说法值得怀疑。
第三，根据慈禧的父亲惠征曾做过安徽徽宁池太广道的道员，道员衙署在芜湖，因此说她出生在芜湖。慈禧既然生长在南方，便善于演唱江南小曲，由此得到咸丰帝的宠幸。许多小说、影视作品就是这么说的。我们当然不能以慈禧擅唱南方小曲，作为她出生在南方的证据。根据历史记载：惠征当徽宁池太广道员是在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二月，正式上任是在同年七月。而慈禧已经在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入宫，被封为兰贵人；档案中还保存有兰贵人受到赏赐的赏单。可见慈禧不会是生于安徽芜湖。
第四，根据慈禧的父亲惠征曾任过山西归绥道的道员，认为慈禧出生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慈禧的父亲惠征当年曾任山西归绥道，道署在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据说在呼和浩特市有一条落风街，慈禧就出生于落风街的道员住宅里，甚至传说慈禧小时候常到归化城河边玩耍。但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惠征任山西归绥道道员时，慈禧已经十五岁，所以说慈禧不可能出生于归化城。不过，慈禧可能随父惠征在归化城住过。
第五，慈禧出生在今山西长治。此说认为慈禧不是满洲人，生父也不是惠征。今山西长治当地传说：慈禧原是山西省潞安府(今长治市)长治县西坡村王增昌的女儿，名叫王小慊，四岁时因家道贫寒，被卖给上秦村宋四元家，改姓宋，名龄娥。到了十一岁，宋家遭到不幸，她又被转卖给潞安府(今长治市)知府惠征做丫头。一次，惠征夫人富察氏发现龄娥两脚各长一个瘊子，认为她有福相，就收她作干女儿，改姓叶赫那拉氏，取名玉兰。后来玉兰被选入宫，成了兰贵妃。可经专家考证，在这段时间，惠征没有任潞安府的知府。既然惠征没有在山西潞安府做过官，那么慈禧怎会在潞安被卖到惠征家呢?
第六，北京说。慈禧的直系后裔叶赫那拉·根正认为：“其他说法中的女子，有可能那个地区出过某些宫女，不一定是慈禧，把这些事往她身上说，因为毕竟慈禧的名声太大。关于这个问题，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社会上炒作慈禧出生地问题的时候，我问过我的伯父景庄，他说：‘这有什么可争可辩的呀。慈禧就是咱们家的姑奶奶，家谱上写着呢。’慈禧是1835年11月出生在北京西四牌楼劈柴胡同(她家老宅)，她当时是卯时生人，她出生以后，家里请了几个保姆、几个嬷嬷、几个管家都有详细记载。”
总之，不管慈禧生长在哪里，她都是出身于官宦家庭。而她从小就聪慧、伶俐，特别是具有普通孩子难得的谋略和远见。据慈禧曾孙回忆：在慈禧十四岁的那一年，她家里出了一件大事。慈禧的曾祖父吉郎阿曾在道光时担任清户部员外郎，负责中央金库。但就在他卸任十几年后，在查账时，查到了库银亏空几十万两。道光接到奏报以后，非常气愤，下旨不管是谁，不管什么时期，凡是在银库的工作人员都要一查到底。经过反复的调查，最后竟查不出个结果。在这样的情况下，道光下令，就从亏损的那一年一直到现在，所有工作人员平摊这些亏空的银两，已经去世的，由他的儿子、孙子偿还。当时慈禧的曾祖已经去世，就把她的祖父给抓了起来。事情一出，家里立时乱了。年少的兰儿此时却表现得非常镇静，她劝自己的父亲惠征，将家里仅有的一点银两拿出来，交了出去，又让父亲带着她去亲戚和朋友家，借了一些银两。但她没有让父亲将这些银两全部交上去，而是用这些钱去上下通融。因为慈禧的祖父景瑞曾任刑部员外郎，认识很多的政府官员，有许多老关系，她的父亲也时任安徽的后补道台，也有很多朋友关系。正是在年少的慈禧的指点下，惠征打通了上下关系。很快将她的祖父营救了出来。她也因此受到了当时她所接触的那些满族贵族，特别是她的父母的偏爱。由此可见，她具有一般女子所没有的远见、胆识、谋略和手腕。这些都让她在后来的政治风云中立于不败之地。
想办法获得皇帝欢心
慈禧在27岁时就已经掌握朝中大权，以垂帘听政的方式，实现着自己的野心。她把持大清政权达半个世纪之久，这一切，都是始于深受咸丰的宠爱。那么，她是怎样在众多后宫佳丽之中脱颖而出的呢?
慈禧本名叶赫那拉兰儿，是满洲镶黄旗人。她从小聪颖过人，胸怀大志，以为入宫后前程必然灿烂。咸丰三年，她如愿进宫，成为一名宫女。一年后，被分配到离京城40里的圆明园执役，住在“桐荫深处”。皇上一年难得去圆明园几次，“桐荫深处”又是在比较隐秘的地方，在这里等于是被打进了冷宫。于是，她进宫后很长时间，竟然连皇帝的面都没见着。
然而，命运就是这么眷顾兰儿。当时太平天国运动正值高潮，清兵屡战屡败，咸丰皇帝心烦意乱，索性躲进圆明园内，寄情于声色。兰儿听说每日饭后，皇上必定坐着八个太监抬的小椅轿，到“水木清华阁”去午睡片刻，有时经由“接秀山房”前往，有时打从“桐荫深处”经过。富有心计的兰儿算准了时刻，天天精心打扮，哼着小曲，希望以自己婉转的歌声吸引皇上。
苍天不负有心人，兰儿的歌声终于吸引来了万岁爷。一天，她在圆明园凭栏远眺，不禁哼起了一首江南小调，曲中流露出一股幽怨之情。恰好此时咸丰帝乘凉舆在园中游玩，被歌声打动。杏花、春雨、江南、美人，咸丰帝一下子对兰儿生出了百般怜爱。这一晚，叶赫那拉兰儿沾到了天子的雨露，受到了皇上的宠爱。接下去一连几晚薄暮时分，兰儿便洗过了兰花浴，轻匀脂粉，通体熏香，专等皇上宠召。
不久后，兰儿就被封为“贵人”，住进了“香远益清楼”。过了一段时期，又搬到“天地一家春”，开始帮着皇上批阅奏章了。咸丰六年，即兰儿21岁时，她怀上了身孕，咸丰一高兴便晋封她为懿嫔。后来，懿嫔为皇上生下一位皇子，取名载淳。皇上终于有了儿子，这自然是一件天大的喜事，虽然当时中国南方烽火连天，但宫中却热热闹闹地大肆庆祝，满朝文武也都欢天喜地。由于满足了咸丰帝盼子心切的愿望，兰儿更是如鱼得水，因子而贵。咸丰一高兴把懿嫔封为懿妃，等到皇子周岁时，再封为懿贵妃。至此，叶赫那拉兰儿已经是后宫中的第三号人物了。
但是，在那个封建宗法制度十分严格的时代，嫡庶之分也泾渭分明，不可越雷池一步。历史上皇后夺取庶出的儿子为己有，亲生母亲遭受废黜甚至被杀之事比比皆是。然而，懿贵妃却很幸运，比她小两岁的皇后钮祜禄氏并不争风吃醋，善良本分，加上懿贵妃处心积虑，曲意逢迎，博得了皇后的好感，甚至在皇帝面前为她美言，这也使懿贵妃得以一帆风顺地朝上爬去。
由于咸丰皇帝体弱多病，再加之当时内忧外患，皇上烦心得连奏章都懒得批阅，懿贵妃便主动代策代行。
咸丰十一年，咸丰帝病逝。
此后，26岁的年轻寡妇携着一个懵懂无知的孤儿，挑起了大清帝国首脑的重任。
让权臣成为手下败将
咸丰临终前做了三件事：一、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二、命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祜瀛八人为赞襄政务大臣，八大臣控制了政局。三、授予皇后钮祜禄氏“御赏”印章，授予皇子载淳“同道堂”印章(由生母慈禧掌管)。顾命大臣拟旨后要盖“御赏”和“同道堂”印章。不久，八大臣便同两宫太后产生了极大的矛盾。
当时，朝廷主要分为三股政治势力：其一是顾命大臣势力，其二是帝胤势力，其三是帝后势力。三股政治势力的核心是同治皇帝，哪股政治势力能够同帝后势力相结合，它就会增加胜利的可能性。当时的清廷内有“南长毛、北捻子”之忧，外有列强重起战端之患。最高决策层为此产生了严重分歧，从而导致了其政治势力的重新分解组合，出现了三股势力集团。
第一股势力集团是聚集于咸丰周围握有重权的端肃集团，核心人物为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户部尚书肃顺。从该集团崛起来看，它是因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猛烈发展，咸丰为使统治机构能够发挥得力的镇压功能，把决策权由“军机处”转移到几个干练的御前大臣手中而形成的。端肃集团对内主张坚决镇压农民起义。为此他们一方面尚严峻法，力除积弊，但对汉人又心存疑虑。他们对外态度是排外的。肃顺是咸丰一朝对外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人。他的全部努力就是确保中国处于对各部族首领的控制地位，因此，要清帝与欧洲的蛮夷酋长平起平坐。这对于他人来说，是特别难以忍受的。这样就使列强的政治经济触角向中国更广、更深地伸展时受到阻碍。
为使清廷恭顺地履行不平等条约，打击端肃集团，培植为列强控制的集团就提到列强的议事日程上来。奕集团应运而生。奕曾是王位的有力竞争者，败北后长期失宠，但他不是个甘于寂寞的人物。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给其境况带来了转机。他通过与列强接触，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提出“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的处理“内忧外患”的行动原则，取得了站在阶级斗争前沿的地主阶级的拥护和支持。列强也需要从最高阶层内部来扶植一派抗衡端肃集团，奕便成了他们的最佳选择。奕集团的根基是地主阶级与列强的支持。而奕为改受制于人的局面，在政治上求得主动，在《北京条约》签字后，曾请咸丰回朝，其目的也正是想借洋人之力，推倒端肃，钳制咸丰。这些请求均遭咸丰拒绝而作罢，但却说明了列强已涉足清廷最高统治层，并且渐渐成为各派别较量的不可忽视的一颗砝码。
咸丰之死使本已复杂的权力之争更加复杂。咸丰弥留之际遗语六岁载淳为太子。载淳即位后立即宣布：“继承大统，尊孝贞皇后为母后皇太后，尊懿贵妃为圣母皇太后。”这样作为载淳生母的那拉氏取得了与钮祜禄氏同等的政治身份。权欲极强的那拉氏，对咸丰托孤的“赞襄政务”八大臣大权独揽极为不满，更对肃顺效“钩弋故事”的献策怀恨在心，决意要从其手中分权。此时那拉氏对内外矛盾处理的主张与端肃并无二致，而为争权她与奕合流后，则与当时两大矛盾紧密相连了。
当时朝廷大臣实际上分为两部分：一半在承德，另一半在北京。即：前者是以肃顺为首的“承德集团”，后者是以奕为首的“北京集团”。在北京的大臣，又发生了分化，一部分倾向于顾命大臣，大部分则倾向于帝胤和帝后势力，从而出现错综复杂的局面。“承德集团”随驾，主要人物是赞襄政务八大臣。“北京集团”以恭亲王奕为首，其支持者为五兄敦亲王、七弟醇郡王、八弟钟郡王、九弟孚郡王，还有军机大臣文祥、桂良、宝鉴等人。
其实，咸丰帝弥留之际的“后事”安排，是一种意在调适权力平衡但又必然引起权力争夺的行政制度。上谕“钤印”的规定，从制度上确保了皇权不至旁落，排除了肃顺等人挟制天子的可能，但同时也为慈禧掌握清廷最高权力提供了可能，使慈安、慈禧太后处于虽无垂帘之名而有临政之实的地位，故此时人明确指出，实际是“(太后)垂帘(八大臣)辅政，盖兼有之”的权力机制。慈禧取得代子钤印权力后，便理所当然地成为皇权的代表，因而干预朝政也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了。
七月十八日，大行皇帝入殓后，以同治皇帝名义，尊孝贞皇后为皇太后即母后皇太后，尊懿贵妃为孝钦皇太后即圣母皇太后。
八月初一日，恭亲王奕获准赶到承德避暑山庄拜谒咸丰的梓宫。据《我的前半生》记载：相传奕化妆成萨满，在行宫见了两宫皇太后，密定计，旋返京，做部署。奕获准同两宫太后会面约两个小时。奕在热河滞留的六天里，尽量在肃顺等面前表现出平和的姿态，麻痹了顾命大臣。两宫太后与恭亲王，破釜沉舟，死中求生，睿智果断，抢夺先机，外柔内刚，配合默契。他们密商决策与步骤后，返回北京，准备政变。此时，咸丰皇帝刚驾崩十三天。
初五日，醇郡王为正黄旗汉军都统，掌握实际的军事权力。
初六日，御史董元醇上请太后权理朝政、恭亲王一二人辅弼的奏折。
初七日，兵部侍郎胜保到避暑山庄。胜保在下达谕旨不许各地统兵大臣赴承德祭奠后，奏请到承德哭奠，并率兵经河间、雄县一带兼程北上。
十一日，就御史董元醇奏折所请，两宫皇太后召见八大臣。肃顺等八大臣以咸丰遗诏和祖制无皇太后垂帘听政故事，拟旨驳斥。两宫皇太后与八位赞襄政务大臣激烈辩论。八大臣“晓晓置辩，已无人臣礼”。《越缦堂国事日记》记载：肃顺等人恣意咆哮，“声震殿陛，天子惊怖，至于涕泣，遗溺后衣”，小皇帝吓得尿了裤子。最后，八大臣想先答应两宫太后，把难题拖一下，回到北京再说。殊不知，回北京等待他们的是难逃的厄运。
十八日，在承德宣布咸丰灵柩于九月二十三起灵驾，二十九日到京。
九月初一日，同治上母后皇太后为慈安皇太后、圣母皇太后为慈禧皇太后徽号。
初四日，郑亲王端华署理行在步军统领，醇郡王任步军统领。两宫太后召见顾命大臣时，提出端华兼职太多，端华说他只作行在步军统领；慈禧说那就命奕作步军统领。奕作步军统领就掌握了京师卫戍的军权。没过多久，奕又兼管善捕营事。
二十三日，大行皇帝梓宫由避暑山庄启驾。同治与两宫皇太后，奉大行皇帝梓宫，从承德启程返京师。
二十九日，同治奉两宫皇太后回到北京皇宫。同治奉两宫皇太后间道疾行，比灵驾提前四天到京。两宫皇太后到京后，即在大内召见恭亲王奕等。
三十日，发动政变。同治与两宫皇太后宣布在承德预先由醇郡王写就之谕旨，宣布载垣、肃顺等罪状：
(一)“上年海疆不靖，京师戒严，总由在事之王大臣等筹划乖张所致。载垣等不能尽心和议，徒以诱惑英国使臣以塞己责，以致失信于各国，淀园被扰。我皇考巡幸热河，实圣心万不得已之苦衷也！”
(二)以擅改谕旨、力阻垂帘罪，解载垣、端华、肃顺、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祜瀛退出军机。
不久，同治帝在大典上穿小朝袍。初一日，命恭亲王为议政王、军机大臣。军机大臣文祥奏请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清史稿·文祥传》记载：“十月，回銮，(文祥)偕王大臣疏请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命大学士桂良、户部尚书沈兆霖、侍郎宝望、文祥为军机大臣。
这次政变，因载淳登极后拟定年号为祺祥，故称“祺祥政变”；这年为辛酉年，又称“辛酉政变”；因政变发生在北京，又称为“北京政变”。其时，“辛酉政变”的三个主要人物——慈安皇太后二十五岁，慈禧皇太后二十七岁，恭亲王三十岁，真可谓年轻帝胤联盟战胜了老迈的宗室顾命大臣。
正如阎崇年教授在《正说清朝十二帝》一书中所分析的，“辛酉政变”的成功有以下几个直接原因。
第一，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抓住并利用官民对英法联军入侵北京、火烧圆明园的强烈不满，对“承德集团”不顾民族、国家危亡而逃到避暑山庄的不满，而把全部历史责任都加到顾命八大臣头上，也把咸丰皇帝到承德的责任加到他们头上。这样便取得了政治上的主动，争取了官心、军心、旗心、民心，顾命八大臣则成了替罪羊。
第二，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利用了顾命大臣对慈禧与奕的力量估计过低而产生的麻痹思想，又利用了两宫皇太后掌握“御赏”、“同道堂”两枚印章，顾命大臣虽可拟旨不加盖这两枚印章却不能生效的有利条件。
第三，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战术运用合理：抢占先机，先发制人，没有随大行皇帝灵柩同行，摆脱了顾命大臣的控制与监视，并从间道提前返回，进行政变准备。原定九月二十三日起灵驾二十九日到京，因下雨道路泥泞，而迟至十月初三日到京，比原计划晚了四天。两宫太后于二十九日到京，三十日政变，时间整整差了三天。这为她们准备政变提供了时间与空间。
第四，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意识到：这是他们生死存亡的历史关键时刻，唯一的出路就是拼个鱼死网破。慈禧曾风闻咸丰帝生前，肃顺等建议他仿照汉武帝杀其母留其子的“钩弋夫人”故事，免得日后皇太后专权。但是，咸丰帝没有像汉武帝那样做，而是用“御赏”和“同道堂”两枚印章来平衡顾命大臣、两宫太后之间的关系，并加以控制。结果，这两枚印章使得两宫皇太后有能力打破最初的权力平衡结构。
“辛酉政变”的意义不仅在于它完成了清政府最高权力由“顾命八大臣”到慈禧太后的权力转移，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改变了清廷的内外政策，将其政权从濒于灭亡的境地挽救出来，在于它改变了其权力布局，对晚清政治具有深远的影响。通过政变登上政治舞台的慈禧太后，为摆脱危机而施行了新的内外政策：对外执行议和外交，以取得“中外相安”并讨得列强对其政权的支持。为此，她采取了主动而积极的态度，以博得列强对其欢心。突出的事例就是在宣布端肃等罪状时，就把“不能尽心议和，徒以诱获英国使臣以塞己责，以致失信于各国”列为首要罪状。就列强一方而言，面对清廷动荡的局面，他们也清楚“实际上中国的前途是很黑暗的，除非外边给它强有力的援助”，否则“这座房子就会倒坍下来，而我们最好利益也就此埋入废墟。”列强对华政策由主要是“打”而变成“中立”。中外反动势力通过政变达成了默契，出现了“中外和好”的局面。
对内实行满汉合流。太平军的作战力很强，八旗兵不堪一击，绿营也腐败透顶，湘军成了能和太平军相抗衡的唯一力量。为尽早将太平天国革命镇压下去，清廷注意调整同曾国藩等人的关系，给他们以更多更大的权力。1861年11月即慈禧太后操权的当月，就令曾国藩统辖苏浙皖赣四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督以下文武官员悉归其节制。不久，又加其太子少保衔和协办大学士，又授权左宗棠、李鸿章。曾国藩集团成为地主阶级当权派中最大势力集团。这与咸丰朝对汉族地主的猜忌、压制恰恰形成鲜明对比。满汉地主阶级为镇压农民起义，密切地合作起来。在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被镇压，清政权在风雨飘摇中得到了暂时的喘息机会。
政变的另一结果是叶赫那拉氏调整了权力布局。这集中地表现为她实行垂帘听政，这种统治形式实质上是她个人独裁专政。故此，在她统治的48年的时间里，始终不惜以各种政治手腕竭力维护垂帘听政式的政治局面。权力布局的又一改变是：清政府的权力格局，由“内重外轻”变成“内轻外重”，中央极度专权和地方实力集团握有重权的矛盾现象为之解决。慈禧太后采取在地方实力派中扶植一派抗衡另派的手法，使他们之间相互制约，以利于她居间调节。但使用这种政策的结果则造成晚清政治中绵延不绝的众多派别的纷争。
利用重臣撑持朝政
慈禧发动“辛酉政变”，本系权欲驱使，但权力一旦在握，她也活得很不轻松。与其同类武则天相比较，她所面临的时代要远为复杂得多，堪称“古今未有之变局”。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一言九鼎。她的性格、心态和识见，对这场改革运动的进程和结局，干系十分重大，因此这位宫廷头号女人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以撑持风雨飘摇的大清帝国。
慈禧发动政变后，以“自强”、“求富”为宗旨的洋务运动迅速拉开序幕。19世纪60～90年代这几十年中，清政府一些洋务派官僚以“自强”和“求富”为口号，在军事、政治、经济、教育及外交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革新运动，史称“洋务运动”。
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签订后，国门又一次被打开，恭亲王奕、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联名奏请设立总理衙门，以适应列强对华外交的需要，清政府采纳了这个建议。奕和文祥是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之后，清政府又设立了管理南北各通商口岸的商务和处理各类对外事务的南、北洋通商大臣，洋务派地方大臣的代表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及张之洞。
洋务运动开始时，以“自强”活动为中心，开始在天津、上海、广州、福州、武昌等地聘用外国教官、购买枪炮、训练洋枪队。洋务派官僚同时在各地创办兵工厂，制造枪炮和船舰。最早的是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设立的军械所。后来，他还在苏州设立洋炮局。1865年，李鸿章创立江南制造总局，专门制造枪炮和轮船。同年，李鸿章又把苏州的洋炮局迁至南京，扩充为金陵制造局。1866年，左宗棠在福州创设专造轮船的福建船政局。1867年，崇厚在天津设立机器局，后由李鸿章接办。19世纪70年代后，西安、兰州、福州、广州、北京等地都相继设立了中小型军火工厂。设立兵工厂对改造清军的军事装备和促进中国军事科技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1875年，清政府又委派李鸿章、沈葆桢分别筹建北洋、南洋海军。洋务派在建立大批军事工业以后，出现了资金缺少、材料、燃料和运输等方面的困难。这时候，他们又提出了“求富”的口号，这样，全国掀起了开办洋务运动的高潮。
洋务运动的开展使中国在军事、经济、科技、文化和教育等方面取得一定的发展，使中华文明开始具体地进入到一场学习西方文明的运动中，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封闭的格局打破，并将它推到世界文明的大潮中，但它没触动社会制度的根本，所以最终洋务运动归于失败。
很难设想，如果没有慈禧太后的支持，洋务运动怎么可能在强大守旧势力的阻扰下延续30多年?很长一段时间里，慈禧被一些史家称为“顽固势力的总代表”，说她“一贯顽固守旧”，殊不知慈禧掌权正值国事衰微之际，她并不缺乏改革进取之心。满清回光返照的“同治中兴”正是发生在慈禧当政期间，而洋务运动如果可以算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第一次努力的话，这和慈禧大量信任、启用洋务派有必然的关系。
洋务派每办一事，必招致顽固派和清流党的攻讦，朝廷上无一日安宁。面对顽固派和清流党的嚣声，慈禧太后巧妙地施展其政治手腕，逐渐地减少来自他们的阻力。1866年，洋务派拟在同文馆加设天文、算学馆，选派科甲正途出身的人进馆学习。此议一出，文渊阁大学士、理学大师倭仁便率首反对。他认为以中国之大，何患无才，“何必师事洋人”。慈禧见倭仁振振有辞，即令他保举数员精通自然科学的中国教师，另行设馆授徒，以与同文馆的洋教习相比试。倭仁见慈禧动了真格，赶快申辩，说所谓中国“不患无才”，不过是自己“以理度之”，为想当然之事，“应请不必另行设馆，由奴才督饬办理。况奴才并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不敢妄保”。倭仁受此挫抑后竟郁闷成疾，请求开缺休养。
清流派代表人物张佩纶也曾经领教过慈禧太后的厉害。中法战争期间，张佩纶放言高论，以谈兵事为能，对洋务派的军事外交政策不屑一顾。慈禧顺水推舟，任命张佩纶为福建海疆大臣，到前线指挥作战。张佩纶临事茫然，暗中却叫苦不迭。据《中法兵事本末》记载：“张佩纶、何如璋甫闻炮声，即从船局后山潜逃。是日大雷雨，张佩纶跣而奔，中途有亲兵曳之行……乡人拒不纳，匿禅寺下院，距船厂二十余里……适有廷寄到，督抚觅张佩纶不得，遣弁四探，报者赏钱一千，遂得之。”张佩纶的色厉内荏，慈禧的治人之术，由此可见一斑。
慈禧一面应付顽固派、清流党的讧闹，一面给备受委屈的洋务派打气。1878年，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出使英法前夕，与慈禧有段十分耐人寻味的对话：
慈禧：“也是国家运气不好，曾国藩就去世了。现在各处大臣，大多总是瞻徇。”
曾纪泽：“李鸿章、沈葆桢、丁宝祯、左宗棠均为忠贞、肱骨之臣。”
慈禧：“他们都还不错，但都是老班子，新的都赶不上。”
曾纪泽：“郭嵩焘总是正直之人，此次亦是拼却声名替国家办事，将来仍求太后、皇上恩典，始终保全。”
慈禧：“上头也深知郭嵩焘是个好人。其出使之后所办之事不少，但他挨这些人的骂也挨够了。”
曾纪泽：“郭嵩焘恨不得中国即刻自强起来，常常与人争论，所以挨骂，总之郭嵩焘系一个忠臣。好在太后、皇上知道他，他就拼了声名也还值得。”
慈禧：“我们都知道他，王大臣等也知道他。”
慈禧不仅对曾、左等洋务运动的“老班子”念念不忘，而且颇有后继乏人之虑。郭嵩焘作为洋务运动的新锐，是中国首任驻英法大使。他极力主张向西方学习，动辄与老臣们争论，得罪了许多人。在顽固派眼中，郭嵩焘被看成士林败类，名教罪人。“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不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这首刻薄的对联便是顽固派送给郭嵩焘的礼物。慈禧说他“挨这些人的骂也挨够了”，实际上在为郭嵩焘鸣不平，同时对曾纪泽也是一种激励。
做为掌权者，慈禧无疑是支持改革的，但处在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她与一个最高统治者应有的知识素养和精神面貌又有一定的差距。她没有主动吸纳新知识的渴求和行动，因而在不少问题上表现出惊人的无知，如认为修铁路破坏风水，火车要用驴马来牵引，等等；她贪图安荣享乐，不惜挪用海军军费修造颐和园。无知和私欲，直接影响到她所支持的洋务运动的实绩。更为重要的是，她对事态的严重性、改革的进程和目标从未有过足够的心理准备和通盘考虑，而是在外力的刺激下被动地调整政策，这也表明慈禧仍然够不上一个卓越政治家的前瞻视野。
突然袭击，囚禁皇上
1895年甲午战争的战败，使洋务运动彻底失败。甲午战争是日本蓄谋已久直接挑起来的。日本明治维新政府在新兴资本主义势力推动下，早已定下向朝鲜、台湾、满洲扩张的国策，并步步试探和着手实施。
1894年7月，日本借口朝鲜东学党事件迅速派遣大批海陆空，进占朝鲜王京和仁川港等要隘，完全控制朝鲜政府。接着便进攻中国，同时在丰岛击沉载有中国两营援军的高升轮，俘虏中国操江远船，打响了这次战争的第一枪，迫使中国于8月1日对日本宣战。紧接着日本陆海军对中国展开了全面攻击，陆路攻陷了平壤，乘胜入侵中国本土，连续攻占了丹东、九连城、风皇城、海城、牛庄、田庄、营口等要地，直接通榆关和天津，威胁京城。海陆恶战北洋军于黄海，攻占大连、旅顺，全陷辽东半岛，攻占威海，全歼北洋海军，中国海防全失，门户洞开。交战历时仅8个月，双方胜败即已定局。日本出动的陆军还有第一、第二两个军，总人数6万人左右，海军军舰共11艘，总吨位也只有36756吨，军事实力并不比中国强多少，但日寇处处主动出击，又采用迂回包围、避实就虚战略，前线军官也比较果断，加上清政府军队弱点很多，因而始终占上风。
中国的情况和日本相比恰恰相反。在这场战争中，中国和朝鲜是处于被侵略的一方，按常理讲，应获得军心和民心的拥护。朝鲜与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关系，不甘心受日本侵略，对中国的向心力很强，大有利用余地，加上李鸿章一手经营的北洋舰队和海防以及3万新式淮军，这些主客观条件，应该说是不错的。但是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当局，不仅未能充分利用以上有利条件，反而一再延误，使这场关系时局的战争遭到惨败，最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中华民族面对空前严重的全面危机，也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看到，抱残守缺决不能救中国，只有进行根本变革才是唯一出路。面临灭种之灾的危险，在这民族危机的关键时刻，部分先进分子的思想发生了剧烈变化，许多人逐渐意识到抵抗外国侵略不能单靠朝廷的力量，而要靠人民共同奋起。救亡的迫切心情增强了人们的民主观念和激发了全民族的忧患意识和救亡图存的新觉悟，改变了先前人们只在封建传统中谋求发展的思维定势，摈弃“中体西用”的教条。他们进而探求战争失败的原因，对标榜“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进行尖锐批判，指斥洋务派的“师夷”是“得其貌，慕其名，忘其实”，长期主持洋务新政和甲午战事经手签订《马关条约》的李鸿章一时成为众矢之的，遭到举国一致的猛烈抨击。这一事实表明，由李鸿章介导的通办洋务使中国渐臻富强的思想和道路的破灭。人们开始寻求新的出路，于是1898年由光绪帝主持的戊戌变法维新应运而生。
1895年4月，日本逼签《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康有为发动在北京应试的13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痛陈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公车上书”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
“百日维新”开始后，清政府中的守旧派不能容忍维新运动的发展。有人上书慈禧太后，要求杀了康有为、梁启超；奕劻、李莲英跪请太后“垂帘听政”；御史杨崇伊多次到天津与荣禄密谋；甚至宫廷内外传言将废除光绪，另立皇帝。9月中，光绪皇帝几次密诏维新派商议对策，但维新派既无实权，又束手无策，只得向光绪皇帝建议重用袁世凯，以对付荣禄。16、17日，光绪皇帝两次召见袁世凯，授予侍郎；18日夜，谭嗣同密访袁世凯，劝袁杀荣禄，举兵救驾。事后，被袁世凯出卖。
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突然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直入光绪皇帝寝宫，将光绪皇帝囚禁于中南海瀛台；然后发布训政诏书，再次临朝“训政”，“戊戌政变”成功。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下令捕杀在逃的康有为、梁启超；逮捕谭嗣同、杨深秀、林旭、杨锐、刘光第、康广仁、徐致靖、张荫桓等人。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口将谭嗣同等六人杀害；徐致靖处以永远监禁；张荫桓被遣戍新疆。所有新政措施，除7月开办的京师大学堂外，全部都被废止。从6月11日～9月21日，进行了103天的变法维新，以戊戌政变宣告失败。
在人们的印象中，戊戌变法运动是慈禧太后一手镇压下去的，慈禧此举成了阻碍中国进步的关键。然而，慈禧并非从一开始就反对变法维新。甲午惨败，老佛爷岂能无动于衷?据费行简《慈禧传信录)载，早在变法之初，慈禧即对光绪说：“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以图富强也。”“苟可致富强者，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光绪素惧慈禧，待到慈禧袒露心迹，抑郁顿释，也就在几个书生的簇拥下大胆行动起来，恨不得把一千年的任务在一个礼拜之内便大功告成。欲速则不达，反而适得其反，得罪大批既得利益者。他们的所作所为渐渐超过慈禧所能容忍的限度，以导致血腥政变。
慈禧的不满大概有两个方面。(1)维新派有针对她的兵变计划，直接威胁到她的地位和生命。陈夔龙《梦蕉亭杂记》云：“光绪戊戌政变，言人人殊，实则孝钦并无仇新法之意，徒以利害切身，一闻警告，即刻由淀园还京。”在权力之争中，慈禧是比较心狠手毒的。如果改革要以牺牲她的权力为代价，那是万万不行的。(2)光绪帝和维新派全变、大变的急进变革主张，造成整个社会结构的强烈震荡，使许多与现存社会有利害关系的社会集团和政治势力觉得受到了威胁。百日维新期间，上谕达110多件，令人目不暇接，各地方官员都怨声载道，光绪帝严惩阻挠变法的官员，树敌太多。至于废除八股改革科举制度，又在庞大士人群体中引起普遍恐慌。慈禧担心全线出击造成大厦倾覆，使出面干涉，稳定政局。
戊戌变法运动虽被镇压，可那只是宫廷内的权力斗争，改革毕竟已是大势所趋，关键在于由谁主持改革，以及如何进行改革。精明的慈禧太后通过戊戌政变确保了自己的地位之后，立即主动发出继续改革的信息：“前因中外积弊过深，不得不因时制宜，力加整顿。而宵小之徒，窃变法之说，为煽乱之谋。业经严拿惩治，以遏横流。至一切政治有关国计民生者，无论新旧，均须次第推行，不得因噎废食。”慈禧的这一举动，给政变后万马齐喑的局面注入了兴奋剂，使主张变法维新的社会力量重燃希望之火，这实为她政治上的高明之处。
正当慈禧意欲缓进地推行改革时，义和团运动爆发。义和团运动，打着“扶清灭洋”的口号，对于痛恨洋人的慈禧太后而言，一开始就颇对胃口。然而在如何对待义和团的政策上，是经过了激烈的争论的，其间还夹杂着列强的干涉。到了1900年，中国的事不仅仅牵涉到中国人。
对义和团卸磨杀驴
1900年初，义和团的主力转进直隶，逼进京畿。慈禧太后派刑部尚书赵舒翘、大学士刚毅、及乃莹先后去涿州调查情况。太后之所以对义和团采取慎重的态度，主要是义和团在痛恨洋人方面和太后有相似之处。义和团提出“保护中原、驱逐洋寇”，他们要焚烧教堂，因为教会“勾结洋人，祸乱中华”。他们要“三月之中都杀尽，中原不准有洋人”。
慈禧太后在1898年后痛恨洋人，其根源在于她发动政变废光绪，另立新君的举措，遭到洋人的极力干涉。据《庚子国变记》载：首先是法国医官探视被后党宣布为病重的光绪，结果发现没事。“上虽同视朝，嘿不一言，而太后方日以上病状危，告天下”。各国公使谒见，请法医入视病，太后不许，各公使又亟请之，太后不得已，召入。出语人曰：血脉皆治，无病也。太后闻之不悦”。其次是康有为为英人庇护这事使太后愤怒。“遂以李鸿章为两广总督，欲诡致之，购求十万金，而英兵卫之严，不可得。鸿章以状闻，太后大怒曰：“此仇必报!对方食，取玉壶碎之曰：所以志也。”第三是以英国为首的列强反对太后废光绪，立新君。1900年1月24日，太后决定立端王载漪之子溥仪为大阿哥(皇位继承人)，预定阴历元旦(1月31日)使光绪帝行让位礼。当时天下哗然。“经元善等连名上书至二千人。载漪恐，遣人请各公使入贺，太后亦与各公使夫人饮，甚欢，欲遂立溥仪。各公使不听，有违言。太后及载漪内惭，日放谋所以报。会江苏粮道罗嘉杰以风闻上书大学士荣禄言事，谓：‘英人将以兵力会归政。因尽揽利权。’荣禄奏之，太后愈益怒。”
可见，太后发现有群氓从底层开始烧教堂、杀洋人的时候，其心态自是复杂的。一方面，她得到刚毅等的复命，均力言义“民无他心，可恃”。另一方面，她感到处处受洋人的“气”，又找不到报复的机会。当1900年6月11日，董福祥的甘军受义和团的影响在永定门杀死日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并剖其尸后，局面已愈发不可收拾。
据曾纪泽的女婿吴永(时任怀来县知县)回忆，慈禧太后对义和团的认识是这样的：当乱起时，人人都说拳匪是义民，怎样的忠勇，怎样的有纪律，有法术，描形画态，千真万确，教人不能不信。后来又说京外人心，怎样的一伙儿向着他们；又说满汉各军，都已与他们打通一气了，因此更不敢轻说剿办。后来接着攻打使馆，攻打教堂，甚至烧了正阳门，杀的、抢的，我瞧着不像个事，心下早明白，他们是不中用、靠不住的。但那时他们势头也大了，人数也多了，宫内宫外，纷纷扰扰，满眼看去，都是一起儿头上包着红布，进的进，出的出，也认不定谁是匪，谁不是匪，一些也没有考究。这时太监们连着护卫的兵士，却真正同他们混在一起了……这时我一个人，已作不得十分主意，所以闹到如此田地。我若不是多方委曲，一面稍稍地迁就他们，稳住了众心，一面又得制住他们，使他们对着我还有几人瞻顾；那时纸老虎穿破了，更不知道闹出什么大乱子，连皇帝都担着很大的危险。以上西太后的自述表明在普遍的仇外和反抗侵略情绪高涨的情况下，她如何利用了义和团而又不可收拾的无奈心理。
真正导致局面无法收拾的，是义和团入城后发生的不受控制的灭洋教、杀洋人和“二毛子”事件导致的八国联军侵华。八国联军由英海军提督西摩尔率领，自1900年6月10日自天津出发，16日向大沽炮台发出交出炮台的最后通牒。正是在11日发生日本外交官被杀、13日义和团入北京城的前后。15日，太后召大学士六部九卿入议，当着群臣哭泣。吏部侍郎许景澄是比较清醒的一个大臣，他进言：“中国与外洋交数十年矣，民教相仇之事，无岁无之，然不过赔偿而止。唯攻杀使臣，中外皆无成案，今交民巷使馆，拳匪日窥伺之，几于朝不谋夕，倘不测，不知宗社生灵，置之何也?”太常寺卿袁昶进言：“衅不可开，纵容乱民，祸至不可收拾，他日内讧外患，相随而至，国何以堪?”慷慨激昂，声震殿瓦。太后侧目无视之。可见太后是不以为然的。
太后不仅认为有何大不了的，而且她是执意要硬到底了。真正促使她下决心同各国一战的，是端王载漪在大沽炮台失陷同日，出现了伪造的一份外交团照会。经荣禄进呈的这份照会，要求四件事：(1)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2)代收钱粮；(3)代掌兵权；(4)请太后归政皇帝，废了大阿哥。据刚毅的姻亲景善记载：“刚毅来告诉我，他从未见过老佛爷那样地发怒，即使当她闻悉康有为谋反时也没有如此。彼族焉敢干预之权!她高喊着：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当灭此朝食。现老佛爷准立决死战，慈意所属，虽沐恩甚优之荣相，亦不敢劝阻，恐生意外也。”
促使慈禧太后宣战的另一个原因，是6月19日召开御前会议的当天，上海的《字林西报》发表了一篇社论，用强硬的词句斥责中国政府：中国与各大强国同时作战，它是由西太后和她的奸党的选择而作战的。他们万分愚蠢，妄自尊大，自以为他们能够安全地抗拒列强……不管发生任何事件，这批奸党若不自动离去，就必须被逐出北京城。希望有可能把光绪皇帝寻出来，把他重新置于皇位之上。现时必须对中国人明白指出，挑起目前的战争的是西太后，我们不是对中国作战，而是对那个篡夺政权的北京政府作战。
慈禧太后被几种力量推动着：一是她对洋人强烈地痛恨；二是周围顽固派的火上浇油；三是义和团煽动的全面的对洋人的仇恨情绪；四是洋人对她的攻击。这一切都使太后感到了莫大的激愤和羞辱。6月20日，德国公使克林德在乘轿去总理衙门途中被虎神营士兵枪杀，使馆中的外国卫队得知后，结队外出寻衅。义和团于是开始攻打使馆。次日，清政府发布了“宣战”上谕。
然而，慈禧太后真的是要倾全国之力与外敌决一死战吗?事实证明，当这口恶气出得差不多的时候，她也就害怕起来。她的宣战只持续了5天。6月21日宣战；6月22日又发给义和团2万石粳米，同日悬赏洋人首级。据《景善日记》，“庄王出示悬赏，以励杀敌，杀一男夷者，赏银五十两；杀一女夷者，赏银四十两；杀一稚子者，赏银二十两”。很快又密谕各省遍杀洋人，但袁昶、许景澄将谕旨中的“杀”字改为“保”字或“保护”字。无人敢以此奏闻太后。同时，太后还赏给进攻使馆的神机营、虎神营和义和团银各10万两。
然而，自6月25日进攻使馆第一次明显的停火开始，7月18日至28日，8月3至4日，又有几次停火。据赫德的记述：“有人从中给我们以部分的保护，这似乎是可能的事：历次攻击并不是由政府所能调动的数目的兵员所发动——攻击没有一次干到底，总是正当我们恐怕他们一定要成功的时候停住了——假使在我们周围的军队真的彻底而决心地攻击的话，我们支持不了一个星期，或许连一天都支持不了。所以一种解释是可信的，那就是一定有某种保护——有人，或许是知道摧毁使馆区将会对这个帝国和这个皇朝带来怎样的损失的一位聪明人，在发布命令和执行命令之间从中作梗。”其实，真正害怕的是慈禧太后本人。她从6月25日开始即派荣禄前往使馆要求停战，荣禄在当晚九时得到议和命令，次日带队往使馆界，悬一牌，书奉太后谕旨，保护使馆。洋人皆由馆中走出，与荣禄商议，“于是有三刻钟之久，不闻枪声。”
慈禧态度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6月25日早上6点，端王、庄王、濂贝勒、瀛贝勒带领60名义和团员入宫，寻找二毛子，至宁寿宫门，太后尚未起床，他们大声呼喊，请皇帝出来，说皇帝是洋鬼子的朋友。太后在吃早茶时听到，大怒，斥退端王等。她这才意识到情况远比她意料的要复杂而危险。自此，朝廷占主流的意见已经倾向于议和。而6月26日，东南督抚们在密不公布“宣战”谕旨的同时，还和各国领事商订了《中外互相保护章程》九条。“东南互保”导致中外关系出现奇特的不统一局面。真正了解太后意图的做法，看来只有南方的地方大吏如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等。
太后还于7月20日起连日派人向使馆送西瓜、蔬菜、米面等物，又派人去慰问。8月2日，联军约4万人自天津出发，6日攻陷杨村，7日，清廷任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即日致电各国外交部，先行停战。但列强执意要攻人北京。8月14日，联军攻入北京，15日，西太后挟光绪帝出奔往太原、西安。9月7日发出“上谕”，对义和团“痛加铲除”。
出现这种无法收拾的局面，虽然归罪于义和团和办事不力的下臣，但她并没有完全逃避个人轻率鲁莽的责任。她后来回忆说：“依我想来，还算是有主意的。我本来是执定不同洋人破脸；中间一段时期，因洋人欺负得太狠了，也不免有些动气。但虽是没拦阻他们，始终总没有叫他们十分尽意地胡闹。火气一过，我也就回转头来，处处都留着余地。我若是真正由他们尽意胡闹，难道一个使馆有打不下来的道理?不过我总是当家负责的人，现在闹到如此，总是我的错头；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人民，满腔心事，更向何处诉说呢?”慈禧太后在决策时的处境，确实比较艰难。正如她自己所说：去涿州查看义和团的两个国家倚傍的大臣(刚毅和赵舒翘)，回来复命时，太后曾问他们“义和团到底可靠不可靠?”他们并没有给予“正经主意回复”。而余外的王公大臣们，“又都是……要与洋人拼命的”。“教我一个人如何拿得定主意呢?”
慈禧还是把客观环境当作决策的理由，因此也摆脱了自身的罪责。这次打击似乎使她有所清醒，在回銮过程中，就急匆匆地准备在宫中召见各国驻华公使夫人，要开展“夫人外交”。一方面表明她认识到妄自尊大可能会带来毁灭性的危险，另一方面，她也是极力地掩示对洋人的刻骨仇恨。
慈禧太后在八国联军侵华后，一反常态地招待外国公使夫人。当时有的公使夫人接到邀请后非常气愤，说：“还讲什么礼仪?应该把她踩在我们脚下!她用枪炮对付我们，应该请求原谅的是她，而不是我们对她彬彬有礼！”但1902年6月的这次召见，使她们感受到了身为一个没落帝国之主的威严，她们“忘记了几天前聚会时大家义愤填膺的神情，一个个都被慈禧太后威严的仪表和这种庄严的场面深深震慑，都遵照觐见皇后的礼节给她行了三次大礼。”
随心所欲，挥霍无度
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光绪皇帝载湉15岁了，慈禧又到了结束听政的时候。她恋恋不舍地答应次年把政权交还给光绪帝。这时，一些王公大臣迎合慈禧的心意，奏请她在结束听政以后，再训政几年。慈禧当然无不答应。
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19岁的光绪皇帝已经完婚，慈禧不得不归政。在归政之前，她提出给自己建造一个好的“怡养之处”，于是便开始了大规模修建三海(南海、中海、北海)的工程。慈禧对工程要求极为苛刻，指令各殿阁内外的油饰、糊饰，一律要“见新”，要完全按照她的意旨设置，不许擅自更动。她一天两次派宠信太监李莲英去工地相看、督促。这项工程共计花掉白银两千余万两，而19世纪80年代清王朝从德国伏尔舰厂买的两艘6000马力的“定远”与“镇远”铁甲舰、一艘2800马力的“济远”钢甲舰，才花了白银400万两，修三海的钱是买这些战舰的五倍。
“三海”工程结束后，慈禧便搬进去，开始了她的所谓“归政怡养”的生活。慈禧归政后，一方面，恣意听戏、作画、玩赏珍品等奢侈的享乐，甚至专门让人修了一条从中海仪鸾殿到北海镜清斋的小铁路，从法国进口了一辆豪华的小火车，供自己享用。更有甚者，她不愿意听到机车的声响，便摘掉机车，改由太监拉着走；另一方面，她始终牢牢地掌握着国家大事的裁定权，重要事情都要亲自听取大臣奏议，重要奏章和咨文都要亲自阅定，即使不在养心殿上，光绪皇帝的一举一动都在她的严密监视之下。
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十月初十日，是慈禧的六十大寿。慈禧希望这次整寿庆典超过历代皇后，乃至历代皇帝。为了搞好这次庆典，早在两年以前就开始着手筹备。光绪十八年，皇帝发下谕旨，认为慈禧寿典是举国盛事，所有应备仪式典礼，都必须专派大臣敬谨办理，并成立了庆典处，抽调众多亲王、大臣专门负责办理庆典事宜。待到庆典时，举行了一系列筵宴、演出，其奢华糜费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而正在这时，中日甲午战争打得火热。不久，中国战败，李鸿章秉承慈禧意旨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一时间舆论大哗，全国一片谴责之声。慈禧见众怒难息，只好罢免了李鸿章等人，把失地赔款的责任推给光绪，然后带上李莲英跑到颐和园享福去了。
镇压变法，卖国求荣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随着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改良主义逐渐形成强劲的思潮。以康有为等人为代表，举起“变法”、“维新”的旗帜，向封建专制制度提出挑战。面对这种局势，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的态度截然不同。
光绪帝很希望利用改良派这股力量对付后党，将慈禧手里的大权夺过来，使自己和国家的处境都得到改善。光绪二十四年(1898)六月十一日，光绪帝发表诏书，正式表示变法的决心。接着，他任用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一连发布了几十道改革的命令，决定修铁路、采矿藏、办实业、开银行、改革官制、兴办新式学堂等。这就是有名的“戊戌变法”。
对于光绪皇帝的这些举动和变法维新者的一系列活动，守旧大臣们纷纷向慈禧反映，希望她尽快出面阻止。慈禧表面上不动声色，装出“既归政，则不再干政”的淡漠态度。但等光绪皇帝推行新政到了最热烈的时候，她突然打出自己的“三张牌”：一是迫使光绪下令免去他的维新派老师翁同龢的职务，并逐回原籍；二是下令凡授任新职的二品以上大臣，都必须到她面前谢恩，从而控制了用人权；三是任命亲信荣禄为直隶总督，并且加文渊阁大学士，统率董福祥、聂士成、袁世凯的北洋三军，从而掌握了军事权。同时她又设下一个更狠毒的圈套：让光绪皇帝陪着她到天津去阅兵，企图利用阅兵的机会由荣禄举行兵变，迫使光绪皇帝退位，另立一个新皇帝。
光绪帝得知慈禧的政变阴谋，密令维新派设法营救。维新派人士把希望寄托在统辖新军的直隶按察使袁世凯身上，但是，袁世凯赶到天津向荣禄告了密。荣禄慌忙进京，密报了慈禧。慈禧闻后连夜率人从颐和园回到紫禁城，直接闯入光绪帝寝宫，破口大骂。然后把亲信大臣召集来，把家法放到光绪帝面前，训斥道：“天下是祖宗的天下，你怎么敢胡作非为?康有为的新法，能胜过祖宗立的法?你真是糊涂到顶点了!”接着，慈禧下令把光绪皇帝囚禁在瀛台(中南海里的一个小岛)，并盗用光绪帝的名义发布上谕，说他身体不好，再三恳请慈禧太后“训政”。于是，慈禧又完全把持了朝廷大权，开始了她一生中的第三次“垂帘听政”。
与此同时，慈禧命令搜捕和屠杀参与变法维新的人。除杀害了谭嗣同、杨锐等变法维新的骨干外，其他凡是参与变法维新或有此倾向的人，或罢官或放逐或下狱。接着，慈禧又取消了已经采取的各项变法措施。
慈禧囚禁了光绪帝，对外界却宣布光绪病得很重。各国公使不相信，要求派法国医生进宫探病，慈禧坚决不允；在各国公使的极力强求下，才答应把法国医生召进宫来给光绪帝看病。没想到，这位医生看完病以后对人们说：“皇帝血脉正常，根本没有什么病。”对此，慈禧很是恼火。
慈禧对光绪皇帝反对自己、支持变法运动一直耿耿于怀，因此她要废掉光绪，另立一个听话的皇帝。不久，她选中了端郡王载漪的儿子溥儶，立为大阿哥(即皇储)，准备继承皇位。没想到，她这种做法竟遭到了中外许多人的反对。慈禧派人去说服各国驻京公使，让他们前来祝贺。但各国公使都不来捧这个场，使得慈禧非常下不来台。
恰巧在这时候，有一个谣言传入慈禧的耳朵，那就是洋人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她把政权交给光绪。慈禧大怒，决定向美、英、法等八个国家宣战。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六月慈禧召开御前会议，正式向八国联军宣战。谁知宣战才几天，慈禧出尔反尔，竟派荣禄前往各国使馆慰问，表示愿意马上停战议和。荣禄亲自领兵来到北御河桥，在一块木牌上写着“钦差大臣荣禄，奉慈禧太后之命，前来尽力保护使馆”。在战争进行最激烈的时候，慈禧派奕劻去慰问各国公使，送去瓜果、蔬菜、米面，放到使馆聚集的东交民巷街口，任由洋人自行拿用。慈禧还无耻地说：“这是我关怀笼络外国人的一点意思。”
八国联军很快逼近了北京城。光绪二十六年七月，慈禧扮成农妇模样，携带光绪皇帝和大阿哥，在部分大臣和太监的簇拥下，狼狈西逃。临行前，珍妃出面请求皇上不必西去，应该留下来处理和各国讲和的事情。慈禧平日最不喜欢珍妃，此时见她又反对自己，竟命令太监将珍妃推入井中淹死了。
在西逃过程中，慈禧这个不可一世的女人吃尽了苦头。但是，境况稍有好转，她便又作威作福起来。逃到西安以后，慈禧把巡抚衙门作为行宫，又过起了纸醉金迷的生活。单是每顿饭选菜谱就有一百多种，鸡鸭鱼肉、燕窝海参，应有尽有，每天都要用二百多两银子。慈禧却说，这比在北京节约多了。
早在西逃路上慈禧就派李鸿章充当全权大臣，与八国联军谈判求和。并用光绪帝名义发布上谕，赖掉她“宣战”的责任。八国联军明知宣战责任在慈禧，也不再追究。光绪二十六年底，外国侵略者提出“议和大纲”十二条，慈禧连忙下令：“所有十二条大纲，应即照允。”没有经过多少谈判就于第二年九月签订了《辛丑条约》。卖国求荣的慈禧保住了自己的地位满心欢喜，就于次年八月在西安城张灯结彩，锣鼓喧天，然后三千多辆马车，满载着金银、古董，浩浩荡荡起驾回京。
清末新政的“无言结局”
与戊戌变法相比较，清末“新政”实际上是一场更具现代化性质的改革。但对于满清政府而言，“新政”的果实他们觉得并不那么甜美。政治上，它在沿袭戊戌变法裁汰闲衙冗官方针的基础上，设立外务部、商部、学部、巡警部、邮传部等新的政府机构，使传统的六部体制不复存在；经济上，首先肯定了戊戌变法时奖励工商、发展实业的各种措施，而后颁布《商人通例》、《公司律》、《破产律》、《商会简明章程》等多种经济法规，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法制保障；军事上，戊戌变法时的主张为整顿团练、令八旗改练洋操，并着手改革军制，而新政则致力于用现代化军队建制编练新军，使军队组成、武器装备和指挥水平可明显改善；文化教育上，戊戌变法时提出改革科举制度、设立新式学堂、奖励游学，新政则宣布废除科举制度，大规模地开办新式学堂和派遣士人出国留学，并参照日本模式制定出中国最早的学制——《钦定学堂章程》以及《奏定学堂章程》。
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慈禧，对新政寄予厚望。她在接近古稀之年，还对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寰志略》等介绍外国历史地理的书籍产生极为浓厚兴趣，时常阅读以广见闻。新政推行过程中，虽有着种种弊端，但决非无善可陈。新政的推行，确实在为中国逐步积累着现代化资源，为社会的转型准备着物质和社会方面的条件。《清史稿·后妃传》中称：“(慈禧)晚乃壹意变法，怵天命之难谌，察人心之将涣，而欲救之以立宪，百端并举，政急民烦，陵土未乾，国步遂改。”不过，当时的国内外环境没有再给中国提供一个稳健改革的机遇。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岛夷小国日本战胜了庞然大物俄罗斯。国内外舆论认为，这是立宪国战胜专制国的铁证，“皆谓专制之政，不足复存于天下”。于是国内立宪的呼声，由微弱转为高涨。慈禧在强大舆论压力下，不得不将新政归于宪政改革。宪政改革，意味着要突破政治体制中最核心的部分。这一重大的举措，给清末改革带来功能性紊乱，也给慈禧招致难以承受的压力。
本来，后起国家的现代化在初期需要一个集权的中央政府，以便整合社会力量，充分调动和使用各种资源，稳健地推动现代化的进程。日本即是一个成功的先例。
日本从1868年开始明治维新，到1889年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历时二十余年。而中国在实行新政不久即转入宪政改革，其结果只能导致政治资源的分散，使原已就“内轻外重”的政治格局更趋严重。当时国内就有人痛切地指出：“论日本之政，其所以致富强者，以其能振主权而伸国威也。今之议者不察其本，而切切以立宪为务，是殆欲夺我自有之权，而假之以自便自私也……夫日本以收将权而存其国，而我国以限君权而速其祸，不可谓善谋国者也。”
1906年，光绪奉慈禧谕旨，宣布“预备仿行宪政”，并以官制改革为下手处。官制改革以行政和司法相互独立为基本原则，“总使官无尸位，事有专司，以期各有责成，尽心职守。”由于官制改革牵涉权力和利益的重大调整，引起统治集团内部的躁动不安。有关官制改革的条陈如雪片般飞到慈禧的眼前，其意见之纷杂、斗争之激烈实属罕见，老佛爷感觉“如此为难，还不如投湖而死。”区分清楚中央与地方的权限是官制改革中最头痛的问题之一，清政府本欲通过官制改革收取督抚的兵权和财权，哪知督抚却以设内阁、开国会相要挟，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更形突出。官制改革陷于进退维谷的境地。
1908年，宪政编查馆颁布九年预备立宪逐年筹备事宜清单。与此同时，慈禧和光绪帝联名发布《九年预备立宪逐年推行筹备事宜谕》。上谕中指出：“当此危急存亡之秋，内外臣工同受国恩，均当警觉沉迷，扫除积习……所有人民应行练学自治教育各事宜，在京由该管衙门，在外由各省督抚，督饬各属随时催办，勿任玩延。”又云：“至开设议院，应以逐年筹备各事办理完竣为期，自本年起，务在第九年内将各项筹备事宜一律办齐，届时即行颁布钦定宪法，并颁布召集议员之诏。”这是慈禧生前颁布的最后一道谕旨，也可说是慈禧的政治遗嘱。不久，慈禧悲郁而逝，权力轴心顿成虚弱，要求速开国会、速立宪法的呼声更趋高涨。立宪派的鞭策和清廷的拖延，导致两者合作的最终破裂。清王朝在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呼喊声中土崩瓦解，清末改革以失败而告终，中国也开始进入一个更没有“重心”的时代。
虽得生前荣，却遭死后耻
慈禧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没有放弃权力。光绪帝死后，她立即立了醇亲王载沣的儿子溥仪为皇帝，定年号为“宣统”。当时溥仪年仅三岁，自然什么事也不懂，因此慈禧又一次发布懿旨：“小皇帝年纪还小，应当专心学习，所有军国政事，都按我的训令施行。”第二天，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月二十三日，慈禧便死在了中海仪鸾殿，终年74岁。
慈禧死后，由徽号加谥号通称：“孝钦慈禧端佑康颐照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配天光圣显皇后。”十一月十六日，慈禧入殓。后葬东陵。从慈禧断气，到把她埋入地宫，折腾了将近一年，耗白银达一百二十多万两。
不可否认的是，慈禧深深迷恋权力，这是她难以摆脱的弱点。权力这两个字具有太大的吸引力，对权力的渴望根植于人性深处。这个东西使得人性中根深蒂固的超越意识得到最充分的实现，这是任何强者都难以抵御的诱惑。从这点上来说，慈禧的失败是由于人性的普遍弱点而不是自己的性别因素。其实，作为统治者她有足够的智慧和权威。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期间在军机大臣领班的职位上呆过的只有两个人——恭亲王和庆亲王。前者被贬黜过许多次，其荣誉被剥夺殆尽，而后者在三十年里则始终是个“不倒翁”，所得到的荣耀全都原封未动地保存了下来。张之洞、刘坤一、王文韶这三位杰出的总督、大学士也是这样。慈禧太后从来都让他们担任重要职务，但他们从未遭过她的贬黜。因为他们都是她的国家里最进步的官员，但其中没有一个人强大到足以危及她的统治，所以没有必要提醒他们上面有个强权人物。因为，历史和事实都已经让所有人知道：只要她大笔一挥，就可以让任何官员从天上掉到地下。
慈禧就是这样一个女人。她有着那个时代普通女人所没有的叛逆性格，却跳不出那个时代人们的局限。她妩媚又泼辣，她聪明又无知，她大胆又保守，她勤奋又贪图逸乐。她不太理解政治，政治也给了她千载骂名。
女人慈禧由着自己的性情，风风光光、曲曲折折走完了自己的一生。在生命的最后，她好像有一点后悔。她在病榻上留给人们的最后一句话是：“以后勿使妇人干政。此与本朝家法有违，须严加限制。”她承认自己不成功地涉足了政治。她希望别人不要效仿她，而要做单纯的女人。可是，如果她不涉足政治，她怎么可能把女人做得那样风光?她给不出这个问题的答案。
而她或许会料到自己身后的骂名，但却万万想不到自己死后，会遭受盗陵抛尸的奇耻大辱，这也许是她最担心的!
慈禧生前在政治上权威显赫，在生活上享尽了人间富贵，而她为自己所修筑的陵墓更是极尽奢华。慈禧的陵寝，是清东陵建筑群中最有看头的一景。明楼红墙，黄瓦飞檐，虽与同为皇太后的慈安陵隔一道马槽沟，以完全相同的规模和样式坐北朝南并立，但内在装修与细节设计却不能同比。有关建陵的历史记载和传说，便合成了一个让人惊叹的“女权”故事。
咸丰皇帝驾崩后，慈禧的亲儿子载淳继位。在这年仅六岁的同治皇帝背后，慈安和慈禧作为东、西太后垂帘听政。同治五年(公元1870年)后，两位皇太后即选中东陵的风水宝地菩陀峪和普祥峪建陵寝，由于清二百年历史上还没有两个皇太后一起建陵的先例，如何建陵便成了无制可依、无章可循的难事。在承修大臣提出的同葬一陵(棺椁并排无高低贵贱之别)，或者一陵两地宫的上奏被慈禧否定后，最终实施了建两座陵的方案。建陵经费则通过提高赋税的方法解决。这两座陵于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八月同时开工兴建，到光绪四年(1879年)同时完工，慈安陵居西，慈禧陵居东。两座陵墓建筑规模大体相同，但慈安陵共用白银260万两，而慈禧陵只用了227万两。当时虽为两宫皇太后共同执政，可慈安地位高于慈禧。慈禧是一争强好胜女人，哪能甘居他人之后呢。其实两宫太后的陵墓在所有皇后陵中均属上乘，可是慈禧对此并不满足。慈安死后，慈禧大权独揽，唯我独尊，于光绪二十年(公元1895年)借其陵寝渗水之机，下令拆除三大殿重新修建。整个工程长达十三年之久，耗资巨大，直至慈禧死时才完工。虽然陵制已定，老佛爷在陵寝局部的规模与样式上不仅另辟新径，还极尽挥霍之能事，在内装修和建筑细节上大做文章，使重修的慈禧陵成为清代最豪华独特的一座皇家陵寝。
重建的慈禧陵，用料之精美、工艺之高超、装修之独特，均居明清帝后陵之首，堪称慈禧陵之“三绝”。
一绝，用料之精美。步入慈禧陵隆恩门，一眼就看到独具一格的红褐色门窗菱花和梁枋斗拱，浑然一体，给人以清心悦目之感。乍看不如宫廷中常见的红漆彩梁柱那么艳丽，细瞧才可发现木质纹理精细、色彩典雅。这是一种名贵的黄花梨木，多产于海南岛。遍访各处建筑，用此木建殿堂者，唯有慈禧陵一处。在三殿六十四根柱子当中，除隆恩殿七米高的金柱、中柱为包厢外，其余均为直径一米、高3.65米的独根笔直的原木。这些名贵的材料，构成了慈禧陵木质精美之一绝。据清史记载，仅三大殿所用的叶子金就达4592两以上。而这货真价实的金碧辉煌虽然经过盗墓者贪婪的洗劫，如今依然可见那“金绝”的豪华残迹与碎片。至于木绝，也足以让人瞠目。三大殿的梁枋都是用中上品黄花梨木制成的。据说这种木质坚硬、纹理细密的木料现在已濒绝种，其价以斤而论，称得上是寸木寸金。而慈禧的棺椁，更是用极名贵的金丝楠木制作的。
二绝，工艺之高超。慈禧陵三殿里里外外梁枋各处彩画，全部贴金。三殿六十四根柱子，完全采用镀金嵌饰，比北京故宫太和殿内的六根金柱还要华丽。三殿内外的大小三十块砖墙及二百二十八平方米的范围内，雕刻着“五福捧寿”、“绫带盘长”、“万字不到头”等，并在砖上节扫红、黄金粉，使之显得更加金碧辉煌。金饰的豪华、美轮美奂堪称一绝。
三绝，装修之独特。为显示女人当政，隆恩殿周围石雕栏杆上，均雕刻了“凤引龙”图案。殿前正中长3.18米、宽1.6米的陛阶石上，雕刻着一龙一凤：丹凤凌空展翅，穿云俯身向下；蛟龙出水曲身，腾空昂首向上。凤引龙，相戏火珠。在隆恩殿周围六十九块汉白栏板上，也精心雕刻了“凤引龙”图案。尤其是栏板之间的七十六根望柱，最为标新立异。皇家建造的石栏望柱中，“龙凤望柱”等级最高，大都在望柱头上以一龙一凤相间排列。慈禧陵的月台望柱更不同一般，单单雕刻着穿云翔凤，神态洋洋自得。整个雕栏共雕琢了二百四十只凤，三百零八条龙，像这样寓意其中的雕刻，实属罕见，怎能不称这为之一绝呢!这种出自皇室的独一无二的”一凤压两龙”的造型，与石栏板上龙追凤的图案彼此呼应，一起强化并张扬着皇权的性别寓意；殷前龙凤丹陛石上的雕刻更是石雕珍品。它的构图打破了传统的龙凤并排格局，显示的是新颖独特的凤在上龙在下图案，加之高浮雕与透雕所创造的栩栩如生的立体感和凤舞龙飞气势，将皇权的性别强调指向极致。
慈禧陵的“三绝”，演绎着无比奢华的“女权”故事。这“女权”二字，所包涵的自然不是女权革命意义上的妇女“权利”，而是封建统治的最高“权力”。早在清末，一位叫何震的女子就否定了女性的同一观念，对妇女的社会性别进行阶级论审视。在她看来，男女平等并不单纯是男子不压抑女子的性别平等，而是“人人平等”的社会与阶级平等。英国的维多利亚、中国的吕后、武则天、慈禧都是女人执掌政权，却没有根本上改变男女不平等的社会。如此，慈禧陵的一凤压两龙也好，凤在上或在前、龙在下或在后也好，绝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指涉妇女权力的“女权”象征。而陵墓的豪奢也并没有带来身后的荣耀，反而带来了灭顶之灾。
1928年夏，流氓军阀孙殿英在河北省遵化县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的盗陵窃宝案。所盗的两座墓葬中，一座是清朝乾隆皇帝的裕陵，一座是慈禧太后的东陵。
民国初年，军阀连年混战，割据为王者比比皆是。孙殿英也乘势而起，纠集了一批土匪、赌鬼、烟贩等组成队伍，称雄一方。后来，孙殿英率部投降蒋介石，被任命为第六军团第十二军军长，在河北遵化一带驻防。1928年夏，孙殿英率部驻扎蓟县马伸桥，这里与清东陵只有一山之隔。
对于孙殿英来说，清室皇陵无疑是他垂涎已久的一块大肥肉。清室皇陵共有五处，三处在辽宁省，两处是满清人关后在河北省遵化县和易县的东西二陵，这是清陵的主要部分。乾隆时期是满清最鼎盛的时期，慈禧太后则是满清掌权者中穷奢极欲者之一，所以，这些陵墓也以乾隆皇帝及慈禧太后的陵墓最为奢侈，里面放置了无数稀世珍宝。
当年清室让位时，东陵不仅设有护陵人员，机构仍然承袭清制，而且还有旗兵、绿营兵驻陵守护，宗人府、礼工部等机构分别承担陵寝一切事务。但是随着世事的变迁，东陵渐渐脱离清室的掌握，落入北洋军阀手中。护陵大臣名存实亡，常不在官署，不仅不能有效保护陵墓，反而串通他人，倒卖财物。于是，对东陵的破坏与日俱增，直至有人企图全面挖掘偷盗，大发横财。
1928年7月上旬，孙殿英部以军事演习施放地雷为名，驱走全部守陵人员，封锁关隘，实行戒严，大肆洗劫乾隆的裕陵和慈禧的普陀峪定东陵。由于封锁严密，所以外界虽有传闻，却不明真相。
7月10日、11日，二十余辆大车满载珠宝回到孙殿英司令部。此时，全国的报纸仍没有登出任何消息。直到8月初，路透社才有电讯透露此事，某些报纸予以采用，但仍未引起人们的注意。直到事发一个多月后的8月13日，《中央日报》才报道了“匪军掘盗东陵的惨状”。这才轰动全国。此事成为当时家喻户晓的特大新闻。
根据《孙殿英投敌经过》中的记载，孙殿英曾回忆说：“乾隆的墓修得堂皇极了，棺材里的尸体已经化了，只留下头发和辫子。陪葬的宝物不少，最宝贵的是颈项上的一串朝珠，有一百零八颗，听说是代表十八罗汉，都是无价之宝。其中最大的两颗是朱红的，我在天津与戴笠见面时送给他做了见面礼。还有一柄九龙宝剑，有九条金龙嵌在剑面上，剑柄上嵌了宝石。我托戴笠代我赠给委员长或何部长，究竟他怎样处理的，由于怕崩皇陵案重发，不敢声张。慈禧太后的墓崩开后，墓堂不及乾隆的大，但陪葬的宝物却多得记不清楚。慈禧从头到脚，一身穿挂都是宝石，量一量大约有五升之多。慈禧的枕头是一只翡翠西瓜。我托戴笠赠给宋子文院长了。她口里含的一颗夜明珠，分开是两块，合拢是一个圆球，分开透明无光，合拢则透出一道绿色的寒光，夜间在百步之内可照见头发。听说这个宝贝可使尸体不化，难怪慈禧的棺材劈开后，老佛爷好像在睡觉一样，只是见了风，脸上才发了黑，衣服也有些上不得手。我将这件宝贝夜明珠托戴笠代我赠绐了蒋夫人。宋氏兄妹收到我的宝物之后，引得孔祥熙部长夫妇眼红。接到戴笠的电告后，我选了两串朝鞋上的宝石送去，才算了事。”此外，孙殿英还送给阎锡山价值五十多万元的黄金，送给监察院长珍贵的古玩……无怪乎这些当官掌权的国民党要员起初积极查询此案，到后来却只是做一些表面文章。因此，孙殿英才得以逃脱法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