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军校之旅
1972年7月～1976年6月
我从小就敬重士兵、领导者和英雄。他们是我想成为的人物，也是我参军的原因。
1972年8月，在美国军事学院一个阳光灿烂的早上，我面前的上校看起来就像所有我所钦佩的偶像的化身。他那瘦小的身躯上，那身松绿色制服布满了补丁，挂着许多徽章和军功勋表。甚至他脸上那饱经风霜的轮廓似乎也在诉说他的经历和过往的一切。那面容是我曾经在父亲脸上所看到的。那一刻我能想象我父亲在朝鲜的战斗，以及当他从越南回来时用瘦小的身躯拥抱我母亲的场景。他是我终生崇敬的英雄。自我早期的记忆开始，我就想变得和他一样。我一直想成为一名军人。
然而上校所说的话却不是我期待听到的。他站在我和我的新学员同伴前，谈论衬衣领插片——用来固定我们穿着去上课的蓝黑色衬衫领子的东西，价值25美分。
当他说话时，我们尽量在阳光下保持不动。我们微弓背，双手紧贴在身体两侧，手肘微微弯曲，手指并拢，挺起胸，下巴朝前，目视前方，双唇紧闭。这是我在西点军校接受魔鬼训练的第五个星期。所谓魔鬼训练，即我们在秋季大一学年——西点军校的传统叫法是军校新生学年开始前的八周——从夏天开始就要接受的教导和基本训练。西点军校没有多少上校，因此对学员，尤其是像我们这样的新学员来说，能跟他们交流是非常罕见的机会。能听到一个经历如此丰富的人讲话似乎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机会。但他所谈论的不是他的经历和他领悟到的真理，他只是在谈论衣领插片。
“先生们，”他说，“很快你们就会开始穿衬衫。你们在学校的每一天都会穿，按照统一规定，你们要用分发给你们的领插片来固定你们的衣领。”
他继续说，“或许现在对你们来说，这看起来微不足道，但你们在这里就要学会对细节的注重。”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这位战斗经验非常丰富的上校就拿忽视领插片和士兵在战斗中忘记装弹药相比较。他认为，专注于细小的事情可以培养一名领导者的必备品质——从不忽略任何一个关键因素。
我觉得这很愚蠢。衣领插片不过就是你衣领上的东西，而弹药却很重要。尽管我们还不是军官，但我们也知道两者的差别。我从小到大所仰慕的士兵是穿着肮脏二等兵外套的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将军和拿着手榴弹的马修·李奇微将军(1)。他们都穿着满是泥土或沙尘的劳作服，而没有衣领插片。那一刻，上校左胸上那一片五颜六色的勋表，似乎就不那么像他在学院的花岗石墙外参加实地战争的证明，而更像是随着他踱步和转身而闪烁的装饰品。
遵循这里的规则会让我成为一名优秀的学员，但这不是我的目标。我想成为一个战斗指挥官。而在上校的独白中，我无法看到这两者之间的联系。那时我没预见到的是，4年中我在这个最传统的地方所学到的，就是关于非凡领导力的课程。
在几周前，7月2日那个星期天的晚上，我没有睡太久。第二天早上我就要到西点军校报到，开始我作为一名学员的训练课程。一个朋友开车从弗吉尼亚北部送我过去。我们坐在离学院几英里的一个汽车旅馆外，一起喝着冰啤酒，一直聊到仲夏深夜。我们经常谈论我想成为一名军人的愿望，却很少真正思考这意味着什么。当时我只希望自己余生都当一名军人。
我已经准备好踏上一条坎坷不平的道路。自从在140年前的1802年成立以来，西点军校招收了很多学员，珍珠港事件6个月后，我父亲也去了。1945年作为一名战时三年特训班的学员毕业后，他参加了在朝鲜和越南的战争，并在他第一次作为一名学员报到的30年后（也是我准备进入军校的时候），成为一名少将。但他从来也没有逼迫我去申请就读军校，在我准备申请时，他支持我却没有付诸行动。我想这是因为他顾虑到，我的一个哥哥之前进入了西点军校，但一年后就辍学了。父亲担心是他的逼迫让哥哥进入军校的。但他也感觉到我是不同的。
我一直认为我会进入西点军校，但从来没有过多地思考当一名学员会是什么样子。我出生时，是一名陆军上尉和他妻子的孩子，因此我一直也是一个“军队之子”。然后，西点军校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我成长之路的一部分，而我也没有别的想法。我从不关注学校本身，从未想过会穿灰色的学员制服。我到达学院时并没有重视这一点，我渴望真正的从军，而这到后来才实现。
第二天早上，我和朋友开车经过学院的大门，并沿着悬崖边缘的车道行驶，这里可以俯瞰哈德孙河。车道开始远离河流，通往山上，直到军队进行橄榄球队比赛的米奇体育场。那天天气温暖，而我异常紧张。
在体育场我们看到一大群人。那天是接待日，也就是我们说的新生入学日，已经有1 378名新学员来到这里，并正式被学院“录取”。我们坐公车从体育场前往一处混凝土结构的庭院，它被学员称为“管制区”的一排兵营所隔开。那是一个我马上就会熟悉的荒凉地方。那天早上，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从一名新学员（我们一直被称为新学员，直到魔鬼训练结束）的角度来看，高年级学生就是学院的主角。他们穿着灰色裤子和笔挺的白衬衫，摆出一副哨兵姿态，紧抿双唇，把帽檐压低到严厉的双眼上方。他们约束着我们的每一个动作。通过几十年的实践，接待日当天的流程已经趋近科学般的精确。这个流程确保所有的新学员都可以在那一天完成入学仪式，清除掉外界的物品，换上全新的一切，这个过程包括测量、称重、配置装备、剪发剃须，当然还有担忧。最终，几小时后他们在家人面前列队。对学院来说，这是一个有意义的仪式。那些家人们看惯了的经常蓬头垢面的高中毕业生，在那天上午作为穿着整齐制服、训练有素的士兵闪亮登场。对于一些父母和兄弟姐妹来说，这或许就像一个奇迹。
而对新学员来说，自己更像是一只迷宫里的老鼠。整个列队过程由一名穿着红肩带的五年级学生带领。我们的短裤上固定着几张卡片，他在上面做记录，追踪我们的流程，这让我们感觉自己就像傻瓜。我们穿着T恤衫，一双高到膝盖的黑袜子和一双黑色皮鞋，这身装束也让我们看起来像傻瓜。但过程很高效。在到达学院之前，我原以为新学员会受到欺负，还要模仿老学员那种公式化的回答：“是的，长官”；“不，长官”。我一直认为西点军校是一个麻烦，但我必须要越过它并成为一名军人。到第一天的中午时，这阻碍似乎变得更大，让我在学校的四年像永恒般漫长。
那天晚上，站在高地上俯瞰哈德孙河的近1 400名新学员中，超过三分之一的人不会毕业；180名学员将在夏季结束之前离开。一些已被录取了的学员第一天就已经放弃了。但是超过30名刚剪了头发的一年级生，包括雷·奥迪耶诺（Ray Odierno）、戴夫·罗德里格斯（Dave Rodriguez）、大卫·巴诺（David Barno）、比尔·考德威尔（Bill Caldwell）、弗兰克·科尔尼（Frank Kearney）、弗兰克·海米克（Frank Helmick）、迈克·巴贝罗（Mike Barbero）和盖·斯旺（Guy Swan），将在以后作为将官在动荡时期为我们的军队和国家效命。
那天早些时候，就如此前的每一次进餐那样，我们在新学员的食堂——华盛顿堂吃了我们的第一顿饭。那天晚上，就如我们此后的每一次进餐那样。按照他们的规则吃了第二顿饭。新学员以家庭聚餐的方式坐在一张10人桌前，由两名高年级学生指导8名新学员，管理我们吃什么以及如何吃。我们被要求记住也许只能让我们匆匆咬一口的饭菜的名称，正确地背诵“一年级生知识”，或许还有更多要求，这取决于我们前辈的严格程度。斯科菲尔德纪律曾讽刺地提出：“使一个自由国家的士兵在战斗中变得可靠的纪律，不能通过严厉或残暴的对待来建立。”它或许会允许一名新学员在看守者下令把餐具放回到桌上前快速吃一勺土豆。通常，进餐结束时我们会离开那些装有很多未动过的食物的盘子。进食变成了一个固定的形式。
第一个晚上的晚餐结束后，我们回到各自的房间。在我们到达之前，我们的M14步枪和其他装备已经放置在我们的铺位上。我已经不太记得第一天结束时我在想什么。那天我所见到的许多事情都显得非常愚蠢，但那些随处可见、刻有阵亡的毕业学员名字的纪念碑除外。我所敬佩的许多具备战斗力的军人也是从我现在所处的地方起步，经历了同样特别的过程，并展现出了我所追求效仿的品质。是这个看似荒谬的过程塑造了他们吗？经过了漫长困惑的一天，有太多的东西需要思考。当我们回到自己的铺位睡觉时，想到无论在军队里待多长时间，我都不必再经历一次成为一名军人的“第一天”，我感到安慰。
魔鬼训练结束后，我们习惯了作为一年级生的生活。在魔鬼兵营的时候，整个学年里每一天、每一分钟正像我们盘子中的豌豆，都不是我们能够自由支配的。我们必须变得高效。晨号在早上6点15分响起，而我们要在10分钟后穿上整齐的学员制服，剃刮干净，并整集合编队。早晨的每一分钟，尤其是在冬天，都不能有多余的动作。在进入食堂用早餐前，所有的4 000名学员都列队站在军营外，然后等待各级指挥官来检查我们的制服。在编队前和列队后都有横笛和鼓伴奏。当天剩下的时间我们都在上课，只有40分钟午餐时间。在秋天和春天的下午，我们要么为游客表演阅兵，要么就参加运动，然后冲回军营去做整理，再穿上灰色制服，并归队报到。然后横笛乐队和鼓乐队便再次演奏，指示我们到食堂用餐。晚饭后便是学习时间，直到熄灯号在11点钟响起，所有房间陷入一片漆黑。就这样，这一天结束了。一些用功的学员会用毛毯盖着他们的窗口以遮挡灯光，或请求正式的许可来继续学习——我们称之为“夜灯”。但我从来没有这么做过。
我的学业起步非常缓慢，而且前两年那不理想的成绩是我学员生涯的一个潜在威胁。“考官们最喜欢的科目，”温斯顿·丘吉尔曾写道，“几乎都是我最不喜欢的科目。”在我作为一年级生及一年以后的时间里也遇到同样的情况，那时我们的课程表上满是数学和科学。日常背诵和分级的制度是在19世纪早期在被称为“学院之父”的西尔维纳斯·萨耶尔（Sylvanus Thayer）的管理下开始的，这对一个像我这样准备不足的学生来说是一个坏消息。在每天的数学课上，包括星期六，我们都要站在黑板前做一道测试题，来复习前一天晚上课程中的新问题，并向班上的同学和指导员“简述解题方法”。我把数学给搞砸了，前两年多在化学、物理、热力学、工程学方面也表现不佳。到后来，我放弃了我的数学和科学课本而转向历史和传记。就像格兰特在他关于夏伊洛战役的回忆录中说的那样，试图用微积分证明数学定理是令人难以忍受的。
在1972年，通常都专注现时需求的西点军校与为之效命的社会变得疏远。10年的越南战争和一系列像美莱村屠杀(2)那样的丑闻，使军队的可信度在国内下降，而作为学员，我们不时被提醒在观点、价值观和许多生活方式方面都不合时代的节拍。10月21日，星期六，我们前往新泽西州新不伦瑞克参加罗格斯大学的橄榄球赛。随后我们坐车进入曼哈顿，这是新生入学日后我们第一次获得几小时的自由活动，但我们必须穿着独特的灰色学员制服。走在时代广场附近，我和一个朋友听到一阵响亮悠长的喇叭声，然后抬头看到一辆驶过的汽车中，有一只前臂从其半开着的车窗伸出并竖起了中指。因为这一身明显的装束，士兵们经常会受到赞扬或谴责，而这两种反应都让我们感到难以接受。然而，我们与美国社会之间的鸿沟还是显而易见的——而且令人不安。
学员并不是唯一感到被疏远的人。1974年，作为西点军校的指挥官，任期即将结束的威廉·A·诺尔顿上将在向他的继任者解说他作为一名指挥官用4年的时间守卫“一个被印第安人包围的领地”时，将学院比作一个18世纪的要塞，这使人想起了其在历史上的地位。西点军校曾为一支在国人心中失去精神准则的军队培训军官。学院会委任军官进入一支重视向部队灌输理想的军队，但用那位曾在越南负责撤军的参谋长布拉姆斯上将的话来说，也有部分毕业学员是“爱出风头、被宠坏的顽童”。
如果说西点军校像一个流放地，那么就是这种感觉拉紧了学员之间的纽带。亚瑟·肯·列博德（Arthur Ken Liepold），是我在冬季里的第二个“选派”室友（我们一年调换三次房间和室友），也是我4年里最好的朋友之一。肯尼（肯的昵称）是个很容易引人注意的人，我在魔鬼训练营的早期就已经注意到他。他是一名橄榄球队的进攻截锋，外形高大健硕，长着一双亲切的眼睛，当他微笑或大笑时，脸上会露出酒窝，而且他也经常笑。
像大多数人一样，我被肯尼所吸引，是因为他没有把西点军校里的任何东西或任何人当回事，并且也不能容忍把那些当成一回事的人。他对朋友忠诚、随和的魅力以及让人无法抗拒的幽默，是西点军校里苛刻和严肃氛围的调和剂。
另一个我早期认识的朋友是瑞克·比福尔科（Rick Bifulco）。比福尔科是一名来自长岛的曲棍球明星运动员，拥有壮实的身体和敏捷的速度，但他的身材就像是一名来自布鲁克林的拳击手。他擅长数学和工程学，但也拥有恶作剧般的机智和一点淘气。瑞克轻松地在学术和体育运动上取得成功，但从一开始他就很明显地把友情看得比其他一切都重要。瑞克、肯尼和我在四年里成了一个旁人难以想象且亲密无间的三人组。
1972年11月3日，是陆军橄榄球队在米奇体育场与空军橄榄球队进行比赛的前一天。那天晚上，我们三个都亲身经历了那场历史上著名的由食堂集会演变成暴动的事件。尽管他们的行为造成了轻微损伤，但在食堂举行赛前动员会是一个非正式的传统，而且是让学员发泄情绪的少数方式中的一种。但让学生们挫败的是，也正是在那一年，学院的领导层开始下令压制庆典。
那天下午，菲利普·费尔（Philip Feir）准将把一条消息通过各自组织告知所有学员：校长已确定食堂的那次损害对各团士气的影响是次要的。言下之意再清晰不过，其效果也是立竿见影。我们像往常一样走进食堂，坐到我们的位置上。
食堂的天花板有数百英尺高，配有数道石拱门，光线穿过彩色的玻璃窗户照射进来，感觉就像一个教堂。墙上排列着一些很久以前的士兵肖像，他们表情严肃，凝视着坐在各自位置上的学员。在魔鬼兵营时，我们被分成8个连队，当我们在军校的第一年加入其他单位时，36个连队就分成了4个团。食堂的布置就像一个星号，六翼聚合于中心。麦克阿瑟上将在临近他生命最后一刻，就是在食堂发表了他1962年著名的致学员辞，向各个团告别。在西北翼尽头的墙上挂着一幅1936年的巨大壁画，一幅巴约挂毯(3)——就像20场决定性战役的全景图。
片刻之后，巨大的木门打开，一辆吉普车沿着桌子之间的过道缓缓驶来，车上满载拿着话筒叫喊并挥动着拳头的球队成员。尾随着吉普车，学院的铜管乐器队分两列从门口走进来，演奏着军队战歌。食堂里回响着号声和鼓声以及引擎的咕噜咕噜声。
那辆吉普车往左转向坐在壁画下的第一团B连队（也就是我所在的连队）驶来。它从我们身边开过时，一名跟我同桌的学员拿起水壶，跑到吉普车前并把水壶里的水倒到其中一人身上，他湿透了，差点被烫伤。当吉普车在我们的那一侧的尽头掉头，并若无其事地驶回到食堂中间时，一个巨大的夹心蛋糕被扔到了挡风玻璃上。那个时候，一切都不可控制了。
学员们把打开的牛奶纸盒和许多土豆泥、小圆面包、黄油和一把把的盐扔过去。我扔了好几杯冰激凌，像投掷手榴弹一样撕掉封盖并高抛过去。在食堂的对面，学员们越过众多的抛掷物，把餐桌堆放成一座塔并爬到了顶端。坚定的鼓号乐队演奏着，有点像在泰坦尼克号甲板上的四重奏，为整个场景增添了宏伟的配乐。当喧嚣停止，学员们结束了他们最后的进攻时，墙壁和那些深色的油画上已经沾满了食物。
在那场巨大的混乱中，有两件事情是清晰明了的。第一，部队之间比任何时候都要情同手足（第二天，我们大胜空军）。第二，费尔，这个一般被认为是一个守旧死板的人，表现出了他不寻常的领导能力。大多数人都会记得，就是在那一天他明白了自己所带领的是一群年轻人，而不是一堆华而不实的“灰色制服”。
如果说西点军校的生活很艰苦，那么我便让这生活变得更加艰苦。在魔鬼兵营时，我记得我的第一次往返处罚（Slug），即进行管制区往返行军。我的这次往返也是表达“对一名学员上级不赞同”的方式：当时这名高年级学生斥责了我和一名学员，在我们离开后，他又抄近路穿过一栋建筑截住我们，抓到我们正在嘲笑他的训斥。根据违规的严重程度，惩罚包括扣分、关禁闭或往返行军数小时。在魔鬼训练结束时，我曾向学员连队报告我将会在接下来的4年里成为连队的一分子，并且不怀疑因任何一条的违规行为所受到的惩罚。
我的第二次往返处罚要严重得多。春季期末考试前，一个我一直交往的女孩给肯尼和我带来一些酒，而我们就在营房开饮了。我们一开始只是偷偷地喝混有白石镇苏打水的伏特加，到后来变成两个白痴弹奏空气吉他并制造越来越大的噪音。我不确定这是否算相聚欢饮，但却很有意思，而且我非常珍惜这段与肯尼有关的特别记忆。
当然这样做的后果可想而知。第二天早上，我们的战术教官——一名陆军上尉在军营的地下淋浴室发现了我。朋友后来告诉我，我把那名军官的裤子当成绳子抓住，尝试爬起来，离开那冰冷的瓷砖地面，但没有成功。对此我并不记得。两周后，校长公示栏上公布了对我的处罚：扣41分、66小时管制区行军、关三个月的禁闭。
对学员的惩罚都是经过仔细衡量的。19世纪初，西点军校官员认为体力劳动对一名学员来说是不适当的处罚：这对一名未来的军官来说是不体面的。但是他们可以让他做一些劳累、为难和最受折磨且毫无所获的事情。因此自那时起对学员就有了“管制区之游”的处罚：在周五下午每次进行一到两个小时，然后周六进行三个小时，我们穿着灰色的制服，带着步枪往返穿过整个管制区。正如我父亲对我说的那样，“管制区之游”不会让你变得更聪明、更勇敢，或者更老练，即使是挖战壕也能获得一些实际效益。在学院里，我们会珍惜每一分钟的自由，在院子里往返行军只意味着浪费时间。
尽管我违反了学院的规则，但我尊重制度当中的荣誉传统。我的往返行军是因为违反西点军校的规则，也是那些规则规定我们的步枪上可以出现多少锈斑（一点也不允许），或者我们的房间要保持什么状态（完美）。学员荣誉准则是完全不同的，但有一条清晰、明确的分界线来区分胡闹与过失。未能清洁你的军营水槽是违反规定，并会被记过，而如果你就是否清理过水槽而对任何人撒谎，则意味着放弃你自己的荣誉，并会被开除。
学院在1802年特许建立时，采用了适用于所有正规军军官的非正式荣誉准则。违规行为同样存在于学员之间，通常是在一场正式的互殴中。最后，准则的范围缩小，但根本的目标保持不变：准则的存在是为了保证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学员和军官所说的话都是真实的。谎言，即使是小小的谎言，也将威胁到别人对你的信任。
当我还是一名学员时，对于军人荣誉的讨论总是让人忧虑。在越南战争的末期，军队受到了重创并寻求自我治愈。那场战争的丑闻——尤其是虚报的死亡人数——使军官内部出现了裂缝，西点军校的地位也被严重动摇。尽管因为我的父亲使我或许更能意识到这些问题，但很明显，即使是在西点军校的学员看来，军队所受的创伤也需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治愈。
1968年南越美莱村的平民大屠杀，以及事后的掩饰，已经使人们对军队产生了怀疑，而且那种情绪在我入学的几年前已经蔓延到学院里。当时，塞缪尔·科斯特（Samuel Koster）少将还是军校的校长。科斯特是一名出身于西点军校，参加过“二战”和朝鲜战争的老兵，他曾指挥第23步兵师，一支来自曾对美莱村犯下罪行的部队。1970年3月，同级官员委员会对他在美莱村事件中负责的部分提出刑事指控，然后他被迫离开了学院。在他离开之前，他曾警告集合的各团学员：“不要让那些浑蛋打垮你们”。
除科斯特之外，其他的毕业学员也卷入了越南的种种丑闻之中。在1976年，尽管有人解释说卷入丑闻的军官只有十分之一，但西点军校依然打算改进军队的纪律。但在很多人的眼中，他们未能实现这一使命。在我上学期间，学校一直在努力修补这方面的损害。随后，学员以及整个军队的纪律整顿都取得了进展，但在我1976年6月毕业前不久，学院又曝出了其历史上最大的作弊丑闻。超过100名低我一个年级的三年级生，包括荣誉委员会的成员，因为在一场电工学考试中串通作弊而面临着被开除的处罚。这次丑闻还受到了国家媒体和国会听证会的关注。如果军人的荣誉在西点军校都无法确保，那么又怎么能在整个国家中保持荣耀呢？
在我进入学院时，这些准则已浓缩成一条简单的指令：“学员不得撒谎、欺骗、行窃，也绝不容忍犯下这些恶行之人。”直到在1970年，学院的领导才增加了最后一部分的“宽容条款”，但其作为军队精神自我监管的准则已经存在了许多年。即使这条准则的基本措辞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简单，但其实施却丝毫没有松懈。19世纪后期，学员建立了一个“警戒委员会”来监管学院和战场上的违规行为。当一名学员被判定违反荣誉准则时，委员会必定会让他离开学院。最后，委员会成了一个没有明确惩罚权力的顾问团——尽管校长几乎开除了所有被委员会发现违反了准则的学员。
如果委员会的建议不被采纳时（这种情况很罕见），各部队的即决裁判处（summary justice）便会接管该案。在我入学的一年前，“警戒委员会”发现了学员詹姆斯·佩洛西（James Pelosi）有欺瞒行为。佩洛西的律师通过“技术性”的手段使他复学，于是团内便开始实行“沉默政策”，当他不存在。没有一个人跟他说话，他没有室友，并在一张独立的桌子上单独用餐。据说，负责送洗制服的一年级生曾把他的衣服扔进了垃圾车。我们不在同一个连队，因此我也不认识佩洛西，但我意识到，由一群18到19岁的学员所制订的“警戒委员会”的政策是多么危险。部队领导显然也发现了，并在1973年取缔了“沉默政策”。
对我来说荣誉准则是不可侵犯的，但学院的规则却可以商量。1973年的10月27日这个周六的下午，在结束了往返行军处罚的一天后，我又搞砸了，这次是因为在我的房间里和我的同学及朋友瑞克·鲍曼（Rick Bowman）喝酒。后来瑞克作为中尉和我在第82空降师继续共事，然后我们又在他所降落的特种作战部队中一起服役，并最终成为第160特种作战航空团的精英指挥官。但那是后话，而当时我们是两个又陷入了麻烦的笨蛋。
当两周后我的名字再次出现在校长公告栏上时，负责此案的上校在听我讲述完违规详情后摘下他的眼镜，停顿了一下，然后摇了摇头。“好吧，你必须给我解释一下这个。你刚刚结束一次惩罚。”他说着，轻拍了一下我的文档，“现在你又要受到一次惩罚了，给我解释一下。”我没有解释，但是我很高兴听到他给我解释的机会：这意味着我不会被开除。这名上校懂得衡量，而且我知道，如果他想，他可以将我的过失夸大到给予我足够严厉的处罚。我没有找任何借口，只是简单地解释说我的判断力不足。他赞同。然后便是44小时的管制区行军惩罚。
除去我的所有胡闹行为不说，我的同伴对我的评价还算不错。我的战术教官对我那差劲的决断力表示失望，但从来也没有放弃我。一些同学开玩笑地把我比作维吉尔·希尔茨（Vigil Hilts）队长，一个在《大逃亡》（The Great Escape）里由史蒂文·麦奎因饰演的角色，那部1963年上映的电影讲述了“二战”期间盟军士兵在一个德国战俘营策划逃亡的故事。作为一名无礼、不负责任的囚犯，希尔茨也被称为“独房王”，因为他一直在试图越狱，他后来被单独囚禁在冰凉的监房里，接着就在那里计划他的下一次越狱。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比喻是一种善意的荣誉。
我的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处罚让这个外号变得更加形象。在我们第一年快结束的一个晚上，晚餐过后我加入了肯·列博德、瑞克·比福尔科、瑞克·鲍曼和其他几个在军营里的人组成的队伍，用西点军校博物馆里没有子弹的老式武器打闹。作为一名一年级生，我们拥有超出自己预想的活力，很快我们就在走廊上互相追逐，扣动扳机并喊着“砰”；我们躲藏在角落里，并假装受到卷成一团的袜子“手榴弹”的袭击。那种样子简直幼稚可笑。
我们很快就冲出后门，跑到离我们军营几码远的格兰特厅入口处。当时，格兰特厅是一个供高年级学生聚集和约会的地方。里面是一个非常西点军校式的长休息厅：光线昏暗，满是厚而软的皮革家具。我们的出现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我们跑着穿过门口，模仿着枪击的砰砰声，把袜子扔在受惊的高年级学生和他们的朋友身上，并翻滚到他们的脚下大声狂笑。之后我们又退回到我们的营房里。
就在我们喘气的时候，来自下面街道的闪烁灯光照亮了房间的墙壁和天花板。我们望出窗外，看见了一辆军队警车。突然，我们的门打开了，一名战术教官走进来，他身后的走廊上站满了想看一看这些违规者的人。“是你们干的吗？”他问。“是的，长官。”我们回答。“你们有武器吗？”我们交出武器。走廊上的人群失望地散开了。他关上身后的门，然后转向我们，几乎难以掩饰他的怒气：“你们这些笨蛋在想什么？”
最后，他谨慎地报告了这次事件，我们也受到了一次轻微的处罚。而我就伴随着127小时的营区行军处罚结束了这一学年。
当我进入西点军校时，一些美国人依然相信越南战争会体面地结束。到我毕业的时候，南越已不存在。作为军校学员，我们看着这场战争艰难进行直至崩溃，而这历史的尘埃却对我们没有影响。
我对印度支那的兴趣始于我父亲1965年第一次调至越南的时候，就在那个夏天，总统林登·约翰逊把战争升级了。当时作为一名中校，我父亲指挥从属于威廉·德普伊（William Depuy）上将的“铁血军营”——第1步兵师第18步兵团的第2营。他们的军队在临近柬埔寨边境的南越边和市开展搜索及破坏任务。我很好奇我的父亲当时去了哪里，我看了那名战地记者以及历史学家伯纳德·法尔（Bernard Fall）所写的《两名越南人》（Two Viet-Nams），记录了法国和历来美国在印度支那的经历。当时我只有11岁，只费力读了一部分，但是从那以后我就迷上了印度支那，最后，我终于看完了所有法尔的书。
我高中最后一年的重点科目是一个有关印支的研究项目。胡志明、武元甲将军、德·塔西尼（Jean de Latter de Tassigny）、布鲁诺·比雅尔（Bruno Bigeard）和其他参与战争的人员都使我着迷。他们超强的个性和人性的弱点都集中暴露在第一次印支战争的军事和政治斗争中。这篇论文最后总共有一百多页长。这并不是开创性的课题，但我带着强烈的好奇心去探索那些课题：关于法国在努力维持其殖民统治的过程中是如何惨败的，以及为什么美国和英国在早年反对公开介入。
虽然我研究的是法国的战争，但我支持美国的撤出政策。我在华盛顿特区附近长大，我的朋友和我都参加了首都的和平示威活动，好奇地想看看这一事件。我对战争保留支持的态度，但怀疑美国的战争策略。越战最终以奠边府的灾难战役而告终，而法国战败的呼声一直萦绕在我耳边。不管好坏，美国在越南的战争与法国空降兵所进行的战争是完全不同的。尽管法国一直试图掩饰，但他们发动的是一场帝国主义战争，而且他们的“镇压叛乱”是建立在站不住脚的殖民基础上的。而我认为美国不是。
1968年当我上初中的时候，我父亲第二次被调动工作，并跟我们的山地居民盟友在中央高地陷入了苦战。以新年攻势作为开始，在动荡的1968年里，美国爆发了民权和反战抗议，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被谋杀，尼克松当选以及美莱村屠杀——这些事件都深深刻在了我幼小的心灵中。在家里，我看到我母亲因为一场我强烈怀疑、她强烈反对的战争而忍受另一次分离。我的母亲玛丽·加德纳·布莱特（Mary Gardner Bright）是一个遇见并爱上一位年轻中尉，却与军队毫无关系的美丽南方姑娘。这并不是简单的生活，但她通过那两场战争教导她的6个孩子。即使作为一名14岁的男孩，我也认可她这份坚忍的勇气。
从我到魔鬼兵营的第一天起，越南战争似乎就不太可能会成为“我们的战争”。在我们到达学院的多年前，尼克松政府已经稳步裁减军队，这是一个为美国公众广泛支持的政策。当我到西点军校报到时，在越南的美国军队已经从三年前的50多万人减至少于7万人。像其他美国人一样，尼克松也想脱离越南这个泥坑。
纵观1972年，士兵们在半岛进行的血腥战役支撑了那年秋天美国在巴黎的谈判立场。作为一年级生，那一年的10月，我们看着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从巴黎返回，宣布“和平即将到来”。但那年深秋，谈判陷入了停滞，并在12月中旬破裂。同年冬天，尼克松下令进行了一次猛烈的轰炸行动。
1973年1月27日，星期六，越南政府在巴黎跟南越和美国签署和平协议，正式结束了美国当时持续时间最长的战争。1975年4月，西点军校内的各团密切关注着西贡的沦陷。如果有时间，我们也会关注世界热点，但我们只是大学生。我也不知道学员当中谁是保守派谁是自由派，我们从来也不会在闲暇无事之时热烈地讨论越南战争或其他事情。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低迷时期，我们还在学院里，但已来不及接受肯尼迪总统理想主义的熏陶，也尚未被里根的信心所鼓舞。我们当时的总统是尼克松，然而因为水门事件，他在1974年8月下台了。
尼克松辞职后不久，我从夏季训练营离开回到西点军校。我在佐治亚州本宁堡的空降兵学校经历了一段很好的夏季体验（在进行了5次跳伞后，我在那里成为一名合格的空降兵）。我在得州胡德堡，跟一个游骑兵部队一起训练，我感觉自己离成为一名真正的士兵又近了一点，但当时我并不知道成为一名空降兵和游骑兵将对我的生命有多重要。我更专心地回到了西点军校。
但我当时正备感压力。尤其是经历了4次行军处罚，而我最后一次胡闹（大闹格兰特厅）的处罚依然没有结束。在学术成绩上的差劲表现让我的未来一片迷茫。我认真考虑从军的第一步是自愿在暑假期间申请进入游骑兵学校（只有少数学员有资格参与），但我这前两年的表现已经很明确地暗示了结果。当我因为学术成绩、纪律和体能训练成绩不佳而被拒绝时，我感到非常失望。对我而言，这就像敲响了警钟。
在进入大三后不久，我遇到了我的新战术教官——1964年从西点军校毕业的陆军少校大卫·J·巴拉托（David J．Baratto），他完成了两次越南服役，曾获得一枚紫心勋章和一枚铜星勋章，并留在陆军特种部队服役。他知道自己能胜任。这将会十分艰苦，但他决不气馁。
在那些年里，来到西点军校的年轻战术教官们都以不同的方式回应学院的制度。有些教官，甚至是那些经历过越南战争的军官，吸收了对整洁闪亮的仪容过于注重的制度文化。而其他人则对把检查学员们衣柜抽屉里的内衣当做作战准备训练的做法感到厌恶。对他们而言，用西点军校的话来说，这个学院只会选择容易的错误，而非艰难的正确。在我上学的时候，就有数十名年轻军官辞去了他们在学院的职位。
巴拉托少校在B-1时已经下令安排跟每一名学员进行咨询见面。直到那时起，我与战术教官的交流才逐渐变得积极，但偶尔也会敷衍了事。遇到巴拉托时，我的处罚尚未结束，但也已经获得了一定的声誉。那时候我还在执行因喝酒和前一年春天大闹格兰特厅而受到的行军处罚。我准备好了迎接一个冷淡的评估。我想只要我能更专注地在西点军校里做出成绩，就能弥补我之前的违规行为。
“我看过你在这里的档案。你有很大的潜力和天赋，你将成为一名了不起的学员。”巴拉托温和地说，“我看到你在学院中占有一个明显的领导地位，而且作为一名伟大的军官，”我很惊讶，他继续说道，“我在同伴对你的评定中看到巨大的潜质，我认为你将来的表现会非常非常出色。”
他说的并非空话。我的个人档案里包含了我违规行为的报告，但也有我的同伴评定。在西点军校，一名学员的班级排名是根据成绩和评估而综合评定的。每个季度的同级领导能力排名占很重分量。在这个管制区里，其他B-1成员的评估让我排在了连队的第一名。所以当他根据我的记录而跟我说这些话时，就意味着他选择了关注他认为是有意义并且重要的方面——而不是我的胡闹。
巴拉托知道我把在西点军校的学习看作达到我目标的一个过程，并且迫切想要完成这个过程。他认为，学校是一个好地方，但更重要的是，他把我当成一名未来的军官对待，而不是一名因衣领插片受到训斥的学员。在我的职业生涯中的每一刻，我都看着人们达到或辜负别人的期望，而在那个下午，巴拉托点燃了我的期望。
许多的因素，主要是巴拉托所给予的信心指引着我作为一名学员去冲刺，于是那年秋天我回到学校，准备更严肃地对待自己。我长大了一点，也厌倦了被处罚，我从申请到游骑兵学校而被拒绝的通知中明白，我必须为之前糟糕的表现付出代价。于是胡闹的日子结束了。
我对自己学业态度的改变也带有个人的目的。我的许多同伴学员来到西点军校时，都是有女朋友的，但通常，如果一名学员能坚持度过第一年，那他们的关系便无法维持。我来到学院时本打算保持单身，独自过活。
安妮·科克兰（Annie Corcoran）改变了这一切。在1973年的寒假期间我在得州胡德堡第一次见到她。我们的父亲都在那里服役，而我们就是在附近一个圣诞晚会中认识的。安妮是一个漂亮、踏实、坚强、安静但异常独立的姑娘。像我一样，她来自一个军人家庭。她的父亲，爱德华·科克兰上校，曾在1950年8月作为一名中尉在朝鲜服役。在朝鲜战争最惨烈的那一年，他带领着他的坦克排从釜山周边深入战场并指挥撤退。后来他又到了越南服役。安妮知道跟一名军人交往或结婚意味着什么，而且她已经决定不这么做。但是我们一直保持联系，那年春天她两次接受了我的邀请，从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大学跑来参观西点军校。那年夏天我来到胡德堡，计划跟随一个游骑兵部队一起服役一个月，安妮当时是邻近我军营住处一个游泳池的救生员，然后我便积极地向她求爱。那个夏天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已经在认真地交往，而计划成为一名强悍战士的我，坠入了爱河。
安妮没有来探访的时候，我经常待在自己的房间里阅读一些传记和历史作品，那是我从我母亲那里继承来的兴趣。我母亲是一名拥有非凡精力的女人，当她看书时，便会深深陷入书中，并且要使劲摇晃她才能让她抬起头来。在我的整个童年里，她看完了丁尼生的选集、T·E·劳伦斯和约翰·保罗·琼斯的传记，希腊和罗马神话、苏格兰酋长传说、《路边的罗兰》和《桥边的霍雷修斯》。我的母亲是在这些故事以及在苏格兰–爱尔兰斯多葛哲学的影响下长大的，因此当我父亲调到越南时，她便负责看守这个家，并把一切弄得井井有条。就算她害怕失去丈夫，她的坚强也不允许自己表露出恐惧。相反，她改变了她的世界。当玛丽开垦一个花园时，她很快引进了工业化规模的操作方式，当她在阿灵顿从事政治活动时，她带着我站在当地的超级市场前分发气球和传单，呼吁改进国内教育。我的母亲是一个特别的人。
1971年新年的早上，当时我还是一个初中生，尽管前一天晚上家里没有庆祝，但我母亲醒来后感到不舒服。我的父亲，当时是一名新晋的准将，带她到迈尔堡的军队诊所就诊。她很快被转移到了医院。半夜她病得非常严重，几个小时后，在1月2日的清晨，她去世了。这对我的家庭尤其是我的父亲来说，是一次沉重的打击。我们都深切地思念她，但失去她对父亲——这名我所敬爱并钦佩的坚忍军人——的冲击，显然是巨大的。
母亲留下给我的一部分遗产，是培养我对历史和文学的喜爱，这支撑我度过了在西点军校的最后两年。在我所读的那些军事传记中，格兰特将军的回忆录最为深刻地渗透到我的思想中。“随后的两年消逝得要比开始的两年快。”格兰特如此描写他对学校的看法，“但对我来说，相对于我在俄亥俄州的那些年，这两年像它的5倍长。”对我来说也是如此。大三和大四两年有更多的英语和历史课程，而这些都是我的长项。“历史381：革命战争”课程是我最喜欢的，这是学院里为数不多的集中研究小规模战争和非常规战争的课程之一，其他的课程尚未摆脱“二战”时期的思路。我们研究了发生在马来半岛、阿尔及利亚和希腊的叛乱和反暴动，我发现所有的这些都让我着迷。我研究像劳伦斯那样的人物，以及像印度支那那样能让我学习到相关经验教训的战争，这是我成为一名士兵所渴望接受的东西。
从秋季的第四学年开始，我们的综合成绩开始变得重要：它将决定我们进入哪一支部队以及我们的第一个任务是什么。到那个时候，我的成绩已经比之前的三个学期有所提高，学院开始更看重我们的军人表现，在这方面我表现得十分出色。部队的选择是激动人心的。我们整个班的人坐在泰勒大礼堂里，从排名最先的学员开始，每个学员站起来并说出他的选择：工程兵、野战军或防空炮兵、装甲兵、情报人员、信号兵或步兵。每一个人的选择都会减少剩余的名额。随着其他部队的名额全满，那一年成绩最低的100名左右的学员被默认分配为步兵。我可以选择，然而，我还是选择了步兵。我的祖父、父亲、哥哥都是佩戴着交叉步枪徽章的步兵军官，而我也从来没考虑过其他选择。
随着毕业的临近，我生活的步伐开始变得平稳。安妮答应嫁给我，我在学术上也表现优秀；而且因为我在班级排名的大幅提升，毕业后我可以加入著名的第82空降师。我没想到我在班级中的排名可以高到有机会分配至第82空降师，因此安妮一直在学习德语，并且期待前往德国。但成为一名空降兵的机会，加上我能在其中一支最可能参与任何潜在冲突的部队中服役，让这变成一个容易的抉择。
1976年6月2日，星期三，我毕业了，我父亲任命我为一名少尉。我们的毕业典礼就在我们开始学员生涯的地方——米奇体育场举行。我跟同级的原来1 378名中的834名成员坐在一起，等待着接过我们的学位证书，我意识到，我已经跟四年前那个朋友送来的17岁男孩不同了。我想知道我是否可以或者能够成为我所钦佩的那种军队领导者，而且我渴望尝试。当典礼结束后，按照传统，我们把我们的帽子抛向空中并互相庆贺。之后，我很快就离开现场并寻找安妮。我快速地把我所有的东西都扔进我买的二手雪佛兰里，并和安妮驾车下山离开了校园。当我们接近学院大门前的最后一个弯道时，我转向她：“嘿，回头看看西点军校。”
“为什么？”她问，然后转过身望向山后变得越来越小的护墙。
“因为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看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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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将军（Ulysses.S.Grant），美国内战时期著名的将军。马修·李奇微（Matthew.B.Ridgway），著名军事指挥官，曾参加朝鲜战争。——编者注
(2) 美莱村屠杀：1968年3月16日，约有500名越南美莱村村民被美军杀害。——编者注
(3) 巴约挂毯，Bayeux Tapestry，创作于11世纪，描述了整个里斯廷斯战役的全过程。——编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