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美举行建交谈判
●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建交问题上无非是一个‘倒联络处’的方案，中国不能接受。”
●乔冠华说：“就中国方面而言，我们将一如既往，根据上海公报的精神，为推进中美关系做出自己的努力。”
●邓小平针对美方拟定的公报，严正指出：“美方应该停止小修小补，要抓住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全球战略意义。”
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基辛格
1972年11月12日下午，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会见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博士，并与基辛格进行了友好谈话。
参加这次会谈的，中国方面有：周恩来总理、外长姬鹏飞、副外长王海容、译员唐闻生及沈若云。美国方面有：驻中国联络办事处主任卜大卫，国务院计划暨协调处主任洛德。
谈话一开始，毛泽东对基辛格再次来中国访问表示欢迎，并且在友好气氛中同他进行了范围广泛的交谈。
毛泽东首先询问中美会谈的情况，他扫视了一下在场人员说：“各位讨论了些什么？”
周恩来说：“扩张主义。”
基辛格接上话说：“没错。”
“谁在谈扩张，他吗？”毛泽东半开玩笑地说，用手指了一下基辛格。
周恩来回答说：“他先开始，其他人也跟进。”
接着，双方谈到国际局势。
基辛格说：“中东的主要问题是现在就要防范被苏联掌控。”
毛泽东说：“他们不可能掌控中东，因为虽然他们的野心很大，但能力却有限。以古巴为例，你一恐吓他们，他们就跑了。”
基辛格说：“后来我们又吓了他们一次，但我们没有声张。”
毛泽东很感兴趣地问：“最近吗？”
基辛格回答说：
最近。他们出动好几艘潜艇，我们也出动好几艘军舰，后来他们就退了。我很怀疑这个国家会想跟我们建立关系。刚开始卡斯楚派代表团来接触，代表团负责人是洛德利圭兹。他率领6名拉丁美洲同胞来到中国，试图代表苏联与我们媾和。他们还试图透过罗马尼亚的西奥塞古和，说服我们不要继续在意识形态上搞斗争。
毛泽东接着谈到中美苏三国的关系。他说：
目前你们跟我们之间有些歧异。现在我讲话不太舒服，因为我掉了两颗牙。你们跟我们的活动也有点不同，那就是，我们向来以牙还牙。我们体察到柯西金总理和我们达成的协议从来没有真正履行过的事实，那是1969年9月11日在北京机场的协议。
基辛格说：“我向周总理解释，我们的战术较为复杂。我们毫不怀疑谁是今日世界最主要的威胁。”
毛泽东笑着说：“你们的做法是中国式的太极拳。我们做的是更有活力的太极拳。”
周恩来补充说：“直接出击。”
基辛格说：“的确，但是当挑战真正出现时，我们的反应跟你们一样。”
毛泽东说：“我相信，那就是为什么您最近到阿拉伯世界拜访，做得很好。”
接着，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
毛泽东问：“为什么在你们的国内，你们对水门事件那桩屁事那么在意？”
当时，译员解释，她不能照实翻译主席的“屁事”一语，说到那意即“放屁”时，中国一方传出更多笑声。
周恩来问洛德是否知道中国字“屁”的意思。
洛德先生回答说：“不知道。”
周恩来说他可以问他太太。
最后，中方解释这个字：这个事件本身是个很小的事，可是因而引起大的乱子。无论如何，我们不希望这样。
毛泽东所说的“水门事件”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这起事件最终造成尼克松下台。
水门事件是美国历史上最不光彩的政治丑闻之一，这起事件对美国本国历史以及整个国际新闻界都有着长远的影响。
在1972年的总统大选中，为了取得民主党内部竞选策略的情报，1972年6月17日，以美国共和党尼克松竞选班子的首席安全问题顾问詹姆斯·麦科德为首的5人闯入位于华盛顿水门大厦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办公室，在安装窃听器并偷拍有关文件时，当场被捕。
事件发生后，尼克松曾一度竭力掩盖开脱，但在随后对这一案件的继续调查中，尼克松政府里的许多人被陆续揭发出来，并直接涉及到尼克松本人，从而引发了严重的宪法危机。
1973年10月20日，尼克松为了要罢免要求他交出证据的特别检察官，迫使拒绝解任特别检察官的司法部长辞职。司法次长继任司法部长后，又因为拒绝罢免这位特别检察官又辞职，最后司法部的三号人物才答应罢免特别检察官。尼克松又动员美国联邦调查局封锁特别检察官及司法长官、次长的办公室。宣布废除特别联邦检察局，把此案的调查权移回司法部。尼克松滥用行政权力来维护自己的行为，招来美国国民的严厉指责。
10月31日，美国众议院决定由该院司法委员会负责调查、搜集尼克松的罪证，为弹劾尼克松作准备。
1974年6月25日，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决定公布与弹劾尼克松有关的全部证据。7月底，司法委员会陆续通过了三项弹劾尼克松的条款。
尼克松于8月8日宣布：将于次日辞职。从而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辞职的总统。
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表示了对水门事件的关切，对这样的“屁事”搞得美国国内不安感到不满。基辛格保证这与外交政策无关。
基辛格说：“不过，主席先生，外交政策不会有这样的问题。我们的外交政策会维持目前的方向，或者在危机情况下我们会采取的行动，都不会改变，我们过去的作为可当做证明。”
毛泽东说：“对。即使是在国内事务方面，我想就你和总统而言也没有很迫切的问题。”
基辛格接着说：“没有。对我而言这根本不是问题，因为我跟这没有一点关系。就总统而言，他有办法处理好的。”
毛泽东提高声调说：“我所指的国内事务是你们的通货膨胀问题，物价上涨，失业增加。看起来失业人口已经因为美元相对稳定而减少，所以看起来应该没有大问题。为什么水门案会闹成这个样子？”
基辛格回答说：“有很多复杂的因素，包括有很多老式的政治人物不喜欢总统，因为他采取的政策不是那么传统。也有很多知识分子变成无政府主义者，想要摧毁一切。”
毛泽东和基辛格的这次谈话比以往几次的气氛都好，双方在谈话中没有发生争执。这预示着，中美关系正逐渐走向春天。
周恩来在医院与基辛格交谈
1974年11月25日下午，周恩来在医院会见美国国务卿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和夫人南希·基辛格以及基辛格博士的儿子和女儿。
会见时在座的有邓小平副总理、乔冠华外长、王海容副外长、朱传贤司长、唐闻生和章含之副司长。
基辛格说，他今天很高兴能会见周恩来总理，并在会见中回顾了过去的多次访问。他说，“在过去几年，我们两国的关系是稳步向前发展的。我这次来访是为了继续这个过程，我相信，我们会取得成功的。”
周恩来在医院与基辛格只会谈了半个小时。谈话仅限于一些礼节性的内容。
每当基辛格要提出严肃话题时，周恩来就改谈其他话题，说是医生不准他讨论这种问题。
后来，基辛格在回忆录中说：
从来没有人解释过为什么政治问题会比闲聊更有损于他的健康。这是一次令人痛苦的会晤，很可能对我们两人都是如此。
基辛格这次访华离上次只有一年，而在这一年内，美国国内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中美关系也随着这种变换逐渐向前推进。
1974年8月9日，杰拉尔德·福特继任总统。福特于1913年6月14日出生在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最初名为小莱斯利·林奇·金。小莱斯利父母离婚后，他的母亲再次嫁人，莱斯利最后随了他继父的姓，更名为杰拉尔德·福特。
1941年，福特从耶鲁大学法学院毕业，1948年11月2日，当选美国众议员，正式步入政坛。
1973年12月6日，福特在原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辞职后成为美国副总统。
水门事件后福特成为美国总统。
水门事件给美国政治及社会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共和党政府已经因为此事而元气大伤。
美国侵越战争的失败和水门事件同时发生，前者作为行政当局外交决策失误的重大例证，后者作为他在国内政治中滥用权力的严重事件，都削弱了总统的权力。
福特接任总统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基辛格继续留任，并决定让基辛格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兼国务卿的职务。
当时，基辛格立即给总统写了一个备忘录，题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承诺》。备忘录讲到了台湾问题、苏联问题、南亚问题、东南亚问题、贸易与其他双边关系问题等。
备忘录指出，《上海公报》确定了中美关系的基本原则。并说，在这些公开和其他私下的声明的基础上，美国承诺在本届政府内，即在1976年实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完全正常化。我们同意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来确认一个中国”的原则。
备忘录说：
我们声明：我们反对任何两个中国的政策，我们反对任何使台湾趋向独立的事态发展，我们反对任何第三国（如日本或苏联）干涉台湾或企图进入台湾的图谋。
美国将支持台湾问题的任何和平的解决办法。我们反对台湾的任何针对大陆的军事行动。
1974年我们正在实质性地削减美国在台湾的军事力量。我们向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我们打算在本届政府末期从台湾撤出军事设施，结束与台湾的军事供应关系。
基辛格的备望录的目的，显然是为了让新总统了解美国在中美关系问题上对中国的承诺，以便保持与前任政府政策的延续性。
尼克松的辞职是由美国国内政治斗争的原因所引起的。福特与尼克松在政见方面，尤其在对外政策方面本没有什么分歧。
乔冠华设宴欢迎基辛格一行
1974年11月25日晚上，外交部部长乔冠华举行宴会，欢迎美国国务卿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及其一行。
邓小平副总理出席了宴会。
出席宴会的还有王海容、黄镇、贝时璋、朱穆之、马仁辉、王冶秋、林平、朱传贤、唐闻生、章含之、王珍、朱霖、钱大镛等。
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乔治·布什、副主任约·霍尔德里奇和联络处官员，应邀出席了宴会。
宴会在友好的氛围中开始，乔冠华外长在宴会上首先致祝酒词。他说：
3年多来，基辛格博士曾6次远涉重洋，来我国访问。这一次又来到北京，使我们双方有机会继续就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及双方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交换意见，对此我们感到高兴。
乔冠华说：
自从国务卿先生上次访华，已经过去一年
了。一年来，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进一步证明当前国际形势的特点是天下大乱。整个世界处于激烈动荡和不安之中。这是各种矛盾激化的反映，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人类历史总是在动乱中向前发展的。我们认为，这种动乱是好事，而不是坏事。
乔冠华接着指出：“中美两国人民一向是友好的。在隔绝了20多年之后，两国之间来往的大门打开了，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得到了发展。在这里，我们应当提起尼克松先生在这方面所起的开拓作用。同时，我们也欣赏地注意到福特总统要继续执行上海公报的声明。”
在讲话最后，乔冠华说：
中美两国社会制度不同，在一系列原则问题上存在着分歧，但这并不妨碍在某些问题上找到共同点。我们双方本着坦率精神交换意见，增进了解，总是有益的。总的说来，这几年中美关系是向前发展的。我们相信，国务卿先生这次访问，将为上海公报所确定的各项原则得到进一步贯彻做出贡献。
乔冠华的祝词结束后，会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接着，基辛格国务卿在掌声结束后致祝酒词，他说：福特总统这次派我来访问，是为了继续进行我们每年所进行的富有成果的会谈并交换意见，使关系正常化的进程继续下去。
……
美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过程的开始和在此后几年的发展，不是美国对外政策的权宜之计，而是美国对外政策的既定方针。
基辛格这次访华，是受福特总统之托，与中国高层就中美建交等问题进行磋商。
福特在宣誓就任总统时一开始便说：
我是在美国人从未经历过的异乎寻常的情况下就任总统的。这是使我们的心灵遭受创痛的历史性时刻。
对于中美关系正常化这样在美国国内政治中尚有争议的问题，福特是难以有所作为的。福特本人并不精通外交与安全事务，缺乏直接从事国际事务的经验。
当时，美国国会中反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势力还很大。而福特更担心的是共和党内保守派的反对。
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共和党保守派里根极力试图要取得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的资格，他坚定地支持美国继续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反对尼克松为与中国和解“牺牲”台湾。这种情况对福特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挑战。
1974年8月12日，福特在致国会的第一次内外政策报告中谈到对华政策时说：
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保证继续信守《上海公报》的原则。在这些原则上建立起来的新关系已经表明，他是符合双方的重要的、客观的利益的，而且已经成为世界局势的一个持久特征。
10月11日，众议院通过一项法案，决定废除1955年的《福摩萨决议案》中有关保护台湾地区的一节。28日，福特总统签署了这一法案。但真的要将中美关系向前推进，并实现突破，福特政府还面临着更多问题。
1974年10月21日，美国新任驻中国联络处主任布什飞抵北京，与中方进行了会谈。
在谈到妨碍美国和中国最终建立外交关系的台湾问题时，布什说：
就此事的紧迫性来说，是否需要大大加速进行，我认为我们有很大的余地可以按照我们自己的考虑和国家政府的考虑而定。因此，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并不十分忙于解决。
但布什又说，我们愿意看到中美关系“继续改进，这就是我的目标”。
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拖延的方针，以维持中美关系的现状，构成了福特总统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特点。
基辛格访华和布什抵京任职，都没有就中美建交问题取得实质性成果。
邓小平重申一个中国立场
1974年11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再度访华，但在推进中美关系正常化方面已失去了往日的热情。由于当时周恩来已发现癌症住院治疗，邓小平作为中方的主要代表与基辛格举行会谈。
在会谈开始时，基辛格试图缓和一下气氛，他指着摆在他面前的3本厚厚的提要手册对邓小平说：
我将开始把这几本手册从头到尾向你念一遍。
邓小平机敏地问：“这几本手册有几吨重？”
基辛格说：“有好几吨重。而且我另外还有一些。这仅仅是我们的开场白。”
这时，邓小平装出一副严肃的样子对基辛格说：“我们方面没有任何手册，我们只有小米加步枪。”
这句话引得大家哈哈大些，会谈气氛也变得融洽了很多。
但是，随着会谈的深人，双方的态度都变得严峻起来。基辛格提出了一大堆困难，说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处境与其他国家不同。基辛格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美国同台湾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二是美国国内存在着一股亲台势力。
基辛格表示：
美国愿意按“日本方式”解决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但要在台湾设“联络处”。
美国将在1977年撤完驻台全部美军，但还没有找到妥善解决美台《共同防御条约》问题的方案。希望中国政府声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以使美国考虑放弃美台“防御关系”。
可以看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比起尼克松在任时的承诺已有很大的改变。
听完基辛格的表述后，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
从本质上说，这不是“日本方式”，而是“一中一台”方式。在建交问题上无非是一个“倒联络处”的方案，中国不能接受。至于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根据《联合公报》的原则必须加以废除。在美国同台湾断交、废约、撤军后，台湾问题应由中国人自己去解决，那是中国的内政，用什么方式解决也是中国人自己的事。
邓小平在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上的坚定性，给美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由于中美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加大，基辛格的这次访问只能是空手而回。
基辛格本人也表示，他这次访问的任务也只是为了“再次肯定美国对外政策的既定方针”。
11月28日晚上，基辛格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答谢宴会。
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外交部部长乔冠华、副部长王海容，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黄镇，以及贝时璋、朱穆之、马仁辉、王冶秋、林平、朱传贤、唐闻生、章含之、王珍、朱霖、钱大镛等，应邀出席了宴会。
美国总统助理、白宫办公厅主任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基辛格博士的夫人南希·基辛格，以及基辛格博士的其他随行人员，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乔治·布什、副主任约·霍尔德里奇，出席了宴会。
基辛格首先在宴会上祝酒。他感谢中国主人给予他们的接待。
基辛格说：
我这一次访问人民共和国是继续我过去访问所取得的进展。我们回顾了国际问题，加深了相互了解。我们表示要致力于根据上海公报原则继续正常化的进程。他重申，改善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既定原则。
乔冠华外长在祝酒时说：
几天来，我们双方本着坦率的精神，回顾了一年来国际形势的发展，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以及中美关系问题交换了意见。这增进了我们的相互了解，加深了对一些共同点的认识。我们双方都表示准备按照上海公报所确定的各项原则，为推动中美关系继续向前发展做出努力。
中方在与基辛格的这次会谈中，双方谈定，福特总统将于1975年访华。
基辛格这次访华没有得到毛泽东的接见。而在此期间毛泽东曾接见过一些外宾，有的地位还低于基辛格。这与一年之前他访华时毛泽东与之畅谈3小时的情景形成鲜明对照，同时也反映出中方对中美关系停滞不前的不满。
乔冠华说中美有共同点
1975年10月19日晚，外交部长乔冠华为再次来华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和夫人举行宴会。
这是基辛格第八次访问中国。
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出席了宴会。
出席宴会的还有：黄镇、王海容、朱穆之、沈图、王冶秋、林平、秦加林、朱传贤、唐闻生、章含之、周秋野、朱霖、钱大镛、李富荣、林慧卿、郑敏之、吴蔚然等。
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乔治·布什和夫人及联络处官员，应邀出席宴会。
宴会在友好的氛围中开始，乔冠华和基辛格在宴会上祝酒。
乔冠华在祝酒时说：
当今国际形势的特点是，天下大乱，形势大好。世界各种基本矛盾都在激化。革命和战争的因素都在增长。严峻的现实不是什么缓和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而是新的世界战争的危险正在加剧。我们不相信有什么持久和平。客观规律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对霸权主义只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从不切实际的幻想出发，把希望或者愿望当作现实，并从而采取相应的做法，都只能助长扩张野心，导致严重的后果。在这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提供了有益的教训。面对日益增长的战争危险，我们的根本方针是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做好一切必要的准备。我们深信，不管历史的发展会有什么曲折反复，世界总的趋势是走向光明，而不是走向黑暗。
乔冠华接着说：
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双方发表上海公报，我们两国关系开始了新的一页。总的说来，这几年中美关系是有发展的。中美两国社会制度不同，两国的政策存在着根本分歧，但在当今这个动乱的世界形势下，我们双方还是有共同点的。这在上海公报中已做了明确的阐明。只要我们双方都能在实际行动中认真遵循上海公报的各项原则，就有理由相信，中美关系会继续得到发展。这是中美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就中国方面而言，我们将一如既往，根据上海公报的精神，为推进中美关系做出自己的努力。
乔冠华的致词引来全场热烈的掌声。基辛格在祝酒时说：
今天是长征结束40周年，这个日子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今晚在座的参加过这一史诗般征程的人们具有深刻的意义。这一事件也向全世界证明了那些从事长征的人们的勇气和眼光，他们的胜利证明了要取得伟大的成就，信心比物质条件更为重要。
基辛格接着谈起中美关系，他说：“美国在对外关系中，最重视的莫过于他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联系了。我们之间的分歧是明显的，我们的任务不是去加剧这些分歧，而是要在我们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推进我们的关系。这样的关系会加强我们每一方，他不会威胁任何人。”
基辛格还说：
每一个国家都必须奉行适合于自己的政策。正如我们已经在上海公报中所声明的那样，美国将抵制霸权主义。但当他能避免不必要的对抗，而又不威胁到第三国的安全的时候，美国将尽一切努力这样做。在奉行这一政策的时候，指导我们的将是行动和现实，而不是夸夸其谈。
基辛格接着说，福特总统不久就要到中国来，他的意图是要在上海公报的基础上加强我们的关系。
他最后说：
在未来的几天内，我们将有机会就共同关心的广泛问题交换意见。这种定期磋商已经成为我们关系中的可贵特点。
基辛格这次访问中国，是在中美会谈陷入僵局的情况下，作出的挽救措施，中国因此十分重视基辛格的这次访华。
在1974年基辛格访华之后，国际局势又发生了变化，这自然会影响到正在走向缓和的中美关系。
1974年，美国驻台“大使”马康卫离任，安克志继任“大使”职，这表示美国将继续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自然引起中国政府的不满，并受到中国媒体的公开批评。
1975年3月，又发生了取消中国艺术团访美演出的事件。根据中美原先商定的计划，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原定派出中国艺术团赴美访问演出，由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负责接待。
中国艺术团事先做了积极、充分地准备，并将演出节目单、预备曲目及剧照等陆续提供给美方，预定于3月29日启程赴美。就在中国艺术团启程前夕，美国国务院无理要求中国方面取消艺术团预备曲目中的一首歌曲《台湾同胞——我的骨肉兄弟》。
中国艺术团列入这首歌曲确实具有重申一个中国原则的政治含义，但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中方当然不会接受美方的无理要求。
3月27日，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宣布无限期推迟中国艺术团赴美访问演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也就此向记者发表了谈话。
对此，中国对外友协和外交部新闻发言人于4月2日发表谈话，严正指出：
解放台湾、统一祖国是中国人民的内政，别国无权干涉……美国政府在上海公报中同意只有一个中国，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方如果不是从《上海公报》后退，就没有理由反对中国艺术团把这首歌列为预备曲目。
4月5日，蒋介石病逝。当天，福特总统发表声明，对蒋的去世“深表悲痛”，并称：“蒋总统是一个具有坚定正直的品质、巨大的勇气和具有政治信念的人”，等等。
福特的这番讲话自然被看作是美国要继续保持与台湾关系的一种政治表态。美国政府原拟派农业部长巴茨率团赴台参加蒋的葬礼。但台湾方面坚决反对，认为级别太低。美国一些亲台议员也竭力鼓噪，如参议员高华德威胁说，如派巴茨赴台，他将不参加美国代表团，而要以个人身份赴台奔丧。
9月间，中美之间又发生了关于美国市长代表团访华的纠葛。根据中美双方原先的商定，美国市长代表团拟于9月来华访问，由中国人民外交学会接待。
美方在代表团成员中包括了波多黎各圣胡安市市长。波多黎各并不是美国的领土，关于波多黎各的去向在美国和波多黎各都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圣胡安市市长赞成波多黎各成为美国的一个州，如果中国方面接受圣胡安市市长参加美国市长代表团，也就意味着中国对波多黎各的地位表了态。这显然使中方感到为难。
因此，中方提出，由于波多黎各的特殊情况，圣胡安市市长参加该代表团是不适宜的，希望美方更换人选。但美方却拒绝考虑中方的合理要求，9月8日，美方发表公报指责中方把美国市长代表团访华与波多黎各的地位问题联系起来，把政治因素引入了双边交流，并且片面地取消了这一访问。
9月16日，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发表评论，反驳美方的公报。评论指出，在国与国之间进行人员交流，一方提出的人选理应征得对方同意。如果认为对方必须接受一方提出的人选，那是强加于人。
评论进一步说：
姑且不论美国市长代表团访华本身就是一项具有政治意义的行动，把波多黎各圣胡安市市长列入代表团名单，挑起这场争论的，不是别人，恰恰是美方自己。
1975年是西藏自治区成立10周年，中美因为美国政府纵容和支持西藏逃亡分子在美活动发生了纠纷。
达赖流亡集团为了寻求国际支持，在西方世界大肆活动，美国是他们活动的重点。他们在纽约成立“西藏办事处”，并且根据美国“外国代表机构管理法”进行了登记，同时其“新闻公报”也在美国司法部注了册。
早在1974年7月30日，中国驻美联络处曾就此向美国国务院提出交涉，指出这是不能容忍的，要求美方就此做出解释，并取缔该“办事处”。
9月24日，美国国务院却答复说，达赖流亡集团的活动符合美国宪法和法律。10月8日，中国联络处再次向美国务院申明立场，要求美方重新考虑对达赖流亡集团在美活动的做法，遭美方拒绝。10月13日，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发言人发表谈话，对美国政府公然违反《上海公报》的原则，露骨干涉中国内政的做法予以谴责，并警告说，任何外国势力妄图利用达赖流亡集团来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在1975至1976年间，中美两国贸易往来也受到挫折。1971年的双边进出口额是500万美元，1972年上升至9590万美元，1973年、1974年剧增为8.05亿美元和9.34亿美元，但1975和1976年则回落到4.62亿美元和3.36亿美元。而美台贸易则继续大幅度增长，由1971年的16.1亿美元，增至1976年的48亿美元。
1975年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陷入停滞的主要原因，是福特政府出于国内政治的原因，不敢也不可能在这方面采取果断的举动。
以高华德参议员为首的共和党右翼，包括参议员瑟梦德和赫尔姆斯，不满福特总统比较温和的政策，威胁要支持加州州长里根作为1976年总统大选共和党候选人。他们尤其对中美关系正常化可能损害台湾利益表示反对。
里根在1975年6月的第一次外交政策演说中批评对中国的缓和政策。并称，他同意高华德的主张，如果福特要访问北京，就该同样访问台北。
当时，尽管基辛格几次提醒福特，尼克松总统原本准备在他的第二任期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福特都表示现在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时机尚不成熟，断绝与台湾的关系政治代价太大。
中方虽然为改善中美关系积极努力，到1975年，中美会谈仍然处于僵持状态。
邓小平驳回美方的公报草案
1975年10月20日，邓小平副总理、乔冠华外长同美国国务卿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举行会谈。
美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乔治·布什、国务院顾问赫尔穆特·索南菲尔特、负责东亚事务助理国务卿菲利普·哈比卜、国务院政策计划司长温斯顿·洛德、负责东亚事务助理国务卿帮办小威廉·格莱斯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事务处长安士德、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成员理查德·索洛蒙。
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黄镇、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以及林平、唐闻生、钱大镛、丁原洪、赵稷华。
这次会谈的特点是，双方自始至终都在论战之中。
基辛格带来了一份福特总统访华的联合公报稿，公报稿中以空洞的词藻表示中美关系正常化取得了进展，但美方却没有什么实际的承诺。
中方当然不能接受这种掩饰分歧给人假象的公报。邓小平针对美方拟定的公报，严正指出：
美方应该停止小修小补，要抓住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全球战略意义。
中方在会谈中一再提到尼克松在他第二任期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承诺。
邓小平还拒绝了基辛格提出的一些关于航空、商务和航海问题的事务性协定，认为在两国正式建交之前两国间没有可能达成这类协定。
中方甚至怀疑，既然不能在实现正常化方面取得突破，福特总统是否有必要访问中国。
当天下午，基辛格博士和夫人等美国客人参观了故宫博物院绘画馆。
在后来几天里，中美双方举行了多次会谈。
中方直到基辛格一行即将离开中国的前一天晚上，才讨论美方提出公报草案。
在会谈中，双方进行了激烈的唇枪舌战。乔冠华完全拒绝美方的草案，而提出了一个与《上海公报》相似的、阐明中美双方在全球争端、苏联和台湾问题上不同立场的公报草案，并用“天下大乱、形势大好”来描述当时的形势。
基辛格也不打算做出退让，他拒绝了这一草案。
乔冠华说：“中方可以同意没有公报的首脑会谈。”
基辛格坚持首脑会谈必须有公报。及至凌晨，双方不欢而散，基辛格空手回到华盛顿。这样一来，关于福特访问中国事宜，又变得悬而未决。
早在1975年6月上旬，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乔治·布什针对下半年福特总统预定的对中国的访问，就台湾问题向福特总统提出建议。他写道：
台湾问题因为牵涉到国内政治，所以眼下不必急着考虑。担心的是您的中国之行已日趋临近，这个问题可能会发生戏剧性的变化，您从纯粹的政治立场严肃考虑一下可能发生的任何事情……
1、进行一次深入的民意测验，了解公众对台湾问题的各种解决方案的态度……应深入了解保守派和自由派的观点，探究对不同解决方案的不同看法。显然，这一民意测验应该非常秘密地进行。
2、深入研究美国的保守派在这个问题上说过什么并且可能说什么。同样要深入研究主要的民主党人在这一问题上始终在说什么。
3、要考虑如何防止这一事件成为您的对手攻击您的主要武器，不论他们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对中国的访问没有达成关于台湾问题的最终解决办法，某些人会试图将他描绘成一次外交上的失败和解决困难问题的一个无能表现。特别是右翼人士，将会很快批评访问本身，因此会防备心很重，立即会指责，任何一点让步是出卖台湾。
布什在这封信中还讲到，当时许多美国的新闻记者对福特总统在这次访问中解决台湾问题抱有很大的期望。他建议总统马上采取措施，打消人民的这种顾虑想法，让人民的期望现实一点，不要认为台湾这个大问题不解决是一个外交的大失败。
由此可见，布什几乎完全是从美国国内政治的角度来考虑台湾问题的。
基辛格作为对华关系正常化的决策者之一，仍然希望，即便在福特总统任内未能实现对华关系正常化，也要在这一方面取得成果。
当年夏季，基辛格曾向黄镇建议，是否可能就走向正常化宣布一些“半路措施”，中国方面继续拒绝这类措施。
9月28日，当基辛格在参加联大期间，在纽约会见中国外长乔冠华时，基辛格直率地告诉乔冠华：“美国国内政治使美国不可能在福特总统访华期间，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
乔冠华回答说：“我们理解你们的问题。”
10月22日晚上，基辛格和夫人南希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宴会。
基辛格博士首先在宴会上祝酒。他说：
我们对访问感到满意。我们两国都是完全依靠自己而不需要什么保证，都有丰富的经验而不致混淆辞令和现实，混淆战术和战略。我们结束了彼此隔绝的状态，是由于我们认识到了我们的利益。我们将加深这些认识，来增强我们国家之间的关系。
当时，基辛格希望，在福特总统预定于1975年11月访华时双方能发表第二个公报，而在他10月访华时能把公报谈成。由于中美存在分歧，基辛格的愿望没有实现。
毛泽东再次接见基辛格
1975年10月21日傍晚，基辛格在邓小平等陪同下，再次受到毛泽东的接见。
当时，毛泽东的身体有些虚弱，连站立说话都十分困难。他坦率地对基辛格说：“你知道我浑身都是病。我很快就会上天堂了。”
基辛格看着毛泽东，通过他的言谈举止，仍然认为：“毛泽东的思想还是清晰的。”
基辛格要求毛泽东接见他的夫人及其他随行者，立即得到应允。
毛泽东和基辛格夫人握手后，要了一张便条，写下这样的话，说基辛格夫人的个头比基辛格还高。
送走基辛格夫人后，毛泽东和基辛格开始正式会谈，毛泽东讲话声音比较小，唐闻生和王海容认真地听着，确认无误后，再用英文翻译出来。
有时，毛泽东将他说的话写在纸上，再由她们翻译。毛泽东不时用力做着手势，以强调他谈话中的重点。
中美两国关系的关键是台湾问题，在1972年起草《上海公报》时，中美双方一直为此而纠缠不清。
在这次谈话中，基辛格机敏地提出：
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
毛泽东坚持美国只有同台湾断绝所谓“外交关系”，中美才可能建立国家间的外交关系。
在涉及中国主权的原则问题上，毛泽东寸步不让，毫不妥协。
毛泽东在台湾问题上又表示出极大的耐心。他对基辛格说：“世界上的事情不要看得那么死，那么着急干什么呢？”
毛泽东又说：“台湾问题由你们定，我们不催，你们如果需要就办，如果还不行就推迟下去。”
基辛格对此印象极深，基辛格后来回忆说：
毛泽东从来没有对台湾问题表示过不耐烦，没有规定过任何期限，没有进行过任何威胁，或把它作为我们两国关系的试金石。“我们可以暂时不要他们，过100年再说吧。“为什么要这样匆匆忙忙呢？”“台湾问题不是大问题。国际形势才是大问题。”“台湾事小，世界事大。”这是毛泽东多次向我们说明的他关于台湾问题的意思。
在谈话中，毛泽东风趣地说：“我们跟苏联建了交，但关系就不那么好，还不如跟你们的关系好些呢。”
毛泽东认为，这不是什么重要问题，整个国际问题是重要问题。
基辛格理解毛泽东的意思，那就是在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受侵害的大前提下，中美两国为了共同对付苏联，中国宁可在台湾问题上耐心等待。
接着，毛泽东对基辛格说：
杜鲁门、约翰逊前不久都去世了，过去美国对中国、对越南的政策也已经埋葬起来了。那个时候，你们反对我们，我们也反对你们，所以彼此是对头。以前的对头，现在我们的关系是叫友谊。所以就这样手握手起来。
毛泽东说着，把两只手握在一起。
毛泽东还幽默地说：“你的文件我们是不偷看的，你故意放在那里试试看嘛……搞那些小动作没有用，有些大动作也没有用。”
毛泽东在谈到以前尼克松的苏联之行时，毫不掩饰自己的不满情绪，他嘲讽地说：
我们认为你们是从我们的肩膀跳到莫斯科去，这些肩膀现在一点用都没有。我们是老五，是小拇指。
邓小平在和基辛格会谈时，基辛格表示，我们都无所求于对方。
毛泽东因此问基辛格：“如果双方都无所求于对方，你到北京来干什么？如果双方都无所求的话，那么为什么我们要接待你和你们的总统。”
“燕子低飞，山雨欲来风满楼。”毛泽东把基辛格比作风雨中飞行的燕子，意味深长地说，“你不得不忙。当风雨来袭时，燕子就忙了……这个世界并不平静，而暴风雨——风和雨——来了。随着风雨的来临，燕子也开始忙碌了。”
在谈话中，毛泽东说：“欧洲在对待苏联方面太软了，太分散了。”
基辛格表示赞同，他说：“美国希望有一个联合的强大的欧洲。”基辛格还保证说：
不管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发生了苏联的进攻，美国都会很快卷入。
毛泽东对美国国防部长施莱辛格访问日本，表示遗憾。希望他在福特总统行将访华时一起来华，或者以后再邀请他来访，并表示要请他去访问东北、内蒙和新疆，要让苏联人看看。
最后，毛泽东再次对“水门事件”这样结局表示不满，要基辛格向尼克松问好。
毛泽东肯定和赞扬基辛格为中美关系所作的努力，他说：
你跑中国跑出了名嘛，头一次来时，双方发表公告，全世界都震动了。
基辛格深为毛泽东的人格魅力所折服，他后来说：
我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人像他具有如此高度集中的不加掩饰的意志力……他身上发出一种几乎可以感觉到的压倒一切的魄力。毛泽东的确能让人体会到力量、权力和意志的共鸣。
11月6日，布什在给基辛格的一个报告中汇报了与中方一起准备总统访问的情况。布什说，他最近与乔冠华外长的会见是冷冰冰的，在谈正事前没有简短的开场白，没有寒暄。中方不同意美方的公报草案，他们不再说，“我们还有时间”，而表示“你们欠着我们一笔账”。在福特总统访问时，中方“可能在私下和公开的场合使用一些相当不令人愉快的言辞”。
布什认为，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则总统将在国内政治中付出代价，而且此次访问对推动中美关系估计作用不大，他建议推迟访问。
尽管如此，基辛格还是没有放弃希望，直到最后一刻都在劝说总统要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但福特的回答是，来自里根和共和党右翼的关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压力，使得他根本不可能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
基辛格又通过驻华联络处主任布什与中国领导人谈判，希望能达成一项临时性的联合声明，遭中方拒绝。
中方更不愿意看到，由于这次访问出现问题而使中美关系倒退。看到基辛格和美方先遣人员如此紧张，中方向美方保证，福特总统将受到礼遇和尊重，中方不会在接待中给他难堪。
邓小平致词欢迎福特总统
1975年12月1日，美利坚合众国总统杰拉尔德·福特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邀请，前来中国进行访问，乘专机到达北京。
随同福特总统访问的正式成员有：总统的夫人贝蒂·福特、总统的女儿苏珊·福特、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博士、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乔治·布什和夫人、行政管理和预算署署长詹姆斯·林恩和夫人、总统顾问罗伯特·哈特曼、总统助理理查德·切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副国务卿约瑟夫·杰克·西斯科、总统新闻秘书罗恩·内森、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菲利普·哈比卜、国务院政策计划司司长温斯顿·洛德。
前往机场迎接的有：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李先念，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吴德，外交部长乔冠华、外贸部长李强，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黄镇，以及康克清、邓颖超、林佳楣同志等。
在机场迎接美国客人的还有政府部门、北京市等有关方面负责人王海容、朱穆之、严佑民、刘澄清、姜惠莲、路金栋、刘华清、刘存信、邓岗、王冶秋、刘传新、章含之、朱霖、林平、秦加林、朱传贤，以及各界人士200多人。
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乔治·布什和夫人，联络处官员，先期到达北京的美方人员，也到机场迎接。
邓小平副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和周恩来总理对美国客人来访表示欢迎。
当天，首都机场上悬挂着中国国旗和美国国旗。
下午15时，机场上空响起飞机引擎的轰鸣声，美国总统的专机到达北京。
福特走下飞机后，邓小平与他亲切握手。接着，机场上举行欢迎仪式。乐队奏美国国歌和中国国歌，福特总统由邓小平陪同，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仪仗队。
福特总统和夫人到达宾馆时，受到康克清、邓颖超等人的迎接。
当天晚上，周恩来委托邓小平主持宴会，欢迎美国总统杰拉尔德·福特和夫人贝蒂·福特。
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吴德，外交部长乔冠华、外贸部长李强，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黄镇，以及林佳楣同志，出席宴会作陪。
邓小平和福特在宴会上先后致祝酒词。
邓小平首先祝词说：
总统先生，福特夫人：
女士们，先生们：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福特总统和夫人千里迢迢，远涉重洋，前来我国进行正式访问，我们感到很高兴。福特先生1972年6月就曾作为众议院共和党领袖偕夫人来过我国，中国人民是熟悉的。在周恩来总理委托我主持的这个宴会上，我代表中国政府向福特总统和夫人以及随同他们来访的美国客人们表示欢迎。
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两国人民一向是友好的。我愿借此机会向伟大的美国人民转达中国人民亲切的问候。
3年多以前，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双方发表了著名的上海公报。这是一个独特的国际文件，它明确阐述了中美两国不同的社会制度所决定的政策上的根本分歧，同时也指出了两国在当今世界上具有许多共同点。其中突出的一点是两国都不应该谋求霸权，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霸权的努力。公报为发展中美关系提供了基础，也指出了方向和目标。这一公报的发表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而且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在国际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自从上海公报发表以来，总的来说，两国人民之间的来往和友谊有了增进，两国关系有所改善。福特总统就任后不只一次表示将恪守上海公报的各项原则，愿为促进两国关系的发展而努力。对此我们表示欢迎。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我们相信，只要认真遵守上海公报的各项原则，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这一愿望终将实现。
……
山雨欲来风满楼，风刮得越来越急了，要阻止也阻止不了。在这种国际形势下，关键在于执行什么样的路线和政策。我们认为，指出战争的根源和危险，消除和平幻想，充分动员人民，做好一切准备，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是符合世界人民利益的。
……
福特总统前来我国访问，这是当前国际关系中的一件大事。两国领导人就共同关心的问题直接交换意见是有益的。我们预祝福特总统访问成功。
最后，我提议：
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
为福特总统和夫人的健康，
为其他美国客人们的健康，
为在座的同志们、朋友们的健康，
干杯！
宾主纷纷举杯干杯。
接着，福特致答词说：
副总理先生、外长先生、今晚在座的所有中国朋友们：
让我代表福特夫人、我们的女儿苏珊、我们同行的人员以及美利坚合众国人民，对你们友好的接待表示感谢。今天晚上你们为我们举行的盛情的宴会，就是这种接待的一个象征。
虽然这是我第二次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访问，但我作为美国总统来贵国却是第一次。1972年我曾有机会会见贵国的一些领导人，其中包括周恩来总理。我了解到他们的一些观点，并且看到了中国人民在发展自己的国家方面所做的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工作。我对你们的款待留有愉快的记忆。
自从我们两国开始讨论如何建立更富有建设性的关系以来，已经4年多了。客观现实和共同的需要使我们走到一起，采取了一个果敢和有远见的行动。
在上海公报中，我们两国政府承认“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同意，关系正常化符合我们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而且会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加安定的国际秩序。因此，我们确立了某些原则，来指导两国关系的发展和我们对国际形势的看法。
……
我期待着我们进行坦率和有益的讨论。我们将探索共同点，并且谋求在双方观点分歧的地方增进谅解。本着这种精神，我们将继续坚定地致力于在上海公报的基础上建立我们两国正常关系的过程，并且扩大就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进行合作的领域。
在我访问开始的时候，我提议：
为毛主席的健康，
为周恩来总理的健康，
为邓小平副总理的健康，
为今晚在座的其他官员和朋友们的健康，
为本星期我们在这里的会谈的成功，
为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了解的进一步发展，
干杯！
他们祝酒以后，乐队分别奏美国国歌和中国国歌。席间，乐队演奏了中美两国的乐曲。
早在1974年7月底8月初，水门事件的来龙去脉已经真相大白，尼克松也已经山穷水尽，面临着不是辞职就是被弹劾的选择。
在1973年和1974年两年中，掩盖真相，保住总统地位花去了尼克松的许多精力，他显然已经失去了往日在对外政策方面的魄力，在这时他要在中美关系正常化方面再采取重大举措已经是不可能了。
1974年8月8日晚21时，尼克松在白宫举行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宣布辞去总统职务，次日生效。福特继任总统后赦免了尼克松，水门事件遂告终结。
福特上任后，开始积极拓展中美关系。福特的来访，对中美关系的发展，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毛泽东与福特总统会谈
1975年12月2日15时30分，中方通知美方，毛泽东主席将会见福特。
于是，福特携妻子、女儿和其他随员，在16时离开宾馆，驶向毛泽东的住处。
在住处的门口，邓小平副总理和其他中方官员，欢迎福特及夫人的到来，然后陪同美方人员进入室内。
毛泽东站起身来，迎接美国客人，同他们一一握手。
参加会见福特总统的随行人员是：福特总统的女儿苏珊·福特、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博士、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乔治·布什、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副国务卿约瑟夫·杰克·西斯科、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菲利普·哈比卜、国务院政策计划司司长温斯顿·洛德、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工作人员理查德·索洛蒙。
中方参加会见和谈话的有邓小平副总理，李先念副总理，乔冠华外长，黄镇主任，王海容副外长，唐闻生和章含之副司长。
所有人都坐在宽大的扶手椅上，围成一个半圆形，会谈就开始了。双方首先谈了苏联，接着双方重点谈了中美关系。
福特说：“主席先生，我认为我们不得不在国际事务上加强合作，应对来自诸如苏联那样国家的挑战。”
毛泽东说：“对，我们对苏联一点信心也没有。邓小平同志也不喜欢苏联。”
福特说：
我们也是这样。他们在全世界扩张，掠夺领土和经济资源。我们必须面对他们的挑战……我们希望从明年开始，我们的双边关系可以得到改善。我们认为，现在正是我们两国关系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时候。
毛泽东问：“你是说我们两国之间？”
福特回答：“对。”
毛泽东说：“那样很好。”
福特又说：“主席先生，如果你的国家和我的国家一起合作，应对来自苏联的挑战，那么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关系正常化，就会在我的国家得到支持。”
毛泽东说：“很好。不过，我们在这里只是说说而已，苏联到底怎么行动，还需要观察。”
福特说：
主席先生，我们必须让苏联对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作留下深刻印象，言辞是不起作用的，必须有实际行动。我们将不断对他们施加压力。我希望，来自您的压力，和我们的压力一样强大。
毛泽东微笑着说：
我们就是放放空炮，骂骂人而已。
福特说：“主席先生，我们将要做的就不止如此了。美国人民希望他们的总统坚强有力，我们将来就会这样行动。而不是只说不做、放空炮。”
毛泽东问：“你们有实心炮？”
福特也开始幽默起来：“对，我们将一直准备火药，如果他们来挑战我们，那么我们的火药就不会闲着。”
毛泽东说：“很好，那样也不坏。不过，现在你们是和平共处。”
福特说：“但是，这不意味着我们会对任何扩张主义行为坐视不管。事实上，我们已经在应对这些挑战了，并将继续如此。”
“那样很好。我们需要签署协议吗？”毛泽东问。
福特点点头说：“对，我们可以一起努力，达到同样的效果。你从东边施加压力，我从西边施加压力。”
毛泽东抬了一下手说：“可以。这是君子协定。”
毛泽东又说：“我非常感谢总统先生来看我。我希望未来我们两国能够更加友好。”
福特说：“主席先生，这正是美国人民和我本人的真诚愿望。我希望你们清楚地了解，过去3年来，我们两国之间历史性的行动是得到美国人民全力支持的。美国人民像我们一样，认识到必须采取强力行动，阻止苏联那样的扩张主义国家。我们将维持我们的军事力量，并且准备使用。在我们看来，这是让世界稳定和发展的最好方法。”
毛泽东说：
好的。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矛盾。
福特高兴地说：“很正确。如果我们之间有矛盾，我们就会坐下来谈判，试图互相理解和消除矛盾。”
毛泽东说：“很好。我们两国有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矛盾总是存在的。”
福特当即指出：“但是这不影响我们之间的紧密合作，这对我们两国和所有人都是有利的。”
当时，毛泽东的身体已经大不如前，他咳嗽一阵之后说：
举例来说，我们和苏联之间就没有我们和你们之间这样的谈话。我去过苏联两次，赫鲁晓夫到过北京3次。没有一次谈话是真的令人满意的。
福特说：
主席先生，我与勃列日涅夫先生见过两次。有时谈得很顺利，有时谈得不好。我想这正是我们坚定态度的一种外在表现，我们没法同意他们的有些提议，将来也不会同意。我们将保持坚定，维持军事力量。他们理解这一点，我想对我们两国最有利的方法就是，我们一起采取坚定立场。这正是我们打算要做的事。
毛泽东说：“好的。”
这次会谈涉及广泛的国际问题，从中东到日本，从北约到安哥拉。毛泽东的气度和智慧留给了福特深刻的印象。
邓小平出席福特的告别宴
1975年12月4日晚，福特和夫人贝蒂·福特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告别宴会。
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李先念，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吴德，外交部长乔冠华、外贸部长李强、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黄镇，以及林佳楣同志，应邀出席了宴会。
福特总统的女儿苏珊·福特，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博士，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乔治·布什和夫人等出席宴会作陪。
福特总统和邓小平副总理先后在宴会上祝酒。
福特总统在告别宴会上致祝酒词说：
副总理先生、外长先生和今晚在座的所有中国朋友们：
我代表福特夫人和所有在座的美国人，向你们表示热烈欢迎。
明天上午我们就要离开中国。这是一次有意义的访问。
我同毛主席和邓副总理进行的范围广泛的会谈，是友好、坦率、有实质内容和建设性的。我们讨论了我们的分歧，在两个具有不同的意识形态、社会和处境的国家间的关系中，存在这些分歧是自然的。但是我们也肯定了，我们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共同点。
我们回顾了我们的双边关系。这次访问证实了，我们的关系虽然还没有正常化，但却是良好的；我们的关系将逐渐得到改善。因为我们双方都认为，加强我们的联系对两国人民是有益的。我相信，通过我们双方的努力，我们能够继续建立起一种促进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利益的关系。我在我们的会谈中重申，美国保证致力于在上海公报的基础上完成美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正常化。
我们的双边关系是重要的。但是我们双方都更加重视我们关系中的国际方面。正是一些共同的认识和共同的利益使我们两国在4年前走到了一起。双方同意不对别人称霸，并且根本反对别人把霸权强加在世界任何地方。这反映了作为我们关系的一个特点的现实主义。而为要建立健全和持久的关系，现实主义比情绪是更为坚实的基础。
自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将根据各自对自己国家利益的理解而执行各自的政策和策略。美国坚定地致力于一个大家都享有和平、正义和繁荣的国际秩序。我们所面临的任务，世界各国人民所面临的任务，不是轻而易举的。这个任务既要求有坚定的原则性，又要求有适应具体情况的策略。它要求有国力和运用国力的意志，也要有避免不必要的冲突的审慎态度。它要求能接受和平的变革，以适应人类要求进步的愿望。大家必须都出力来建立一个持久和公平的国际制度，当然做出的贡献必然往往是多种多样的。
我认为，我们本周所进行的会谈，已经有意义地促进了我们在双边关系和国际形势方面所共有的目标。这将有益于我们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
最后，我愿代表福特夫人、我自己和我们一行，对你们所给予的热情款待表示诚挚的感谢。副总理先生，请你对所有为使我们的访问十分愉快而做出努力的人转达我个人的谢意。
请大家同我一起举杯，
为毛主席的健康，
周恩来总理的健康，
为邓小平副总理的健康，
为今晚所有在座的中国朋友们的健康，
为美中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干杯！
接着，邓小平致词说：
总统先生，福特夫人：
国务卿先生：
女士们，先生们：
同志们，朋友们：
福特总统明天就要结束对我国的访问了。在这里，我愿代表在座的中国同事，对福特总统临行前设宴招待我们，表示感谢。
在过去这短短几天里，我们双方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多次有益的会谈。特别重要的是，毛泽东主席同福特总统在友好的气氛中就广泛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有意义的谈话。中美两国社会制度不同，我们双方的意识形态不同，在我们之间自然存在着原则分歧，同时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我们两国面临共同关切的问题，也有许多共同点。这次两国领导人直接交换意见，有助于增进相互了解，有利于促进中美双方朝着上海公报指明的方向和目标做出努力。双方一致认为，上海公报是有历史意义的文件，是中美关系的基础。事实表明，它今天仍然是富有生命力的。
福特总统和夫人一行还在北京一些地方进行了参观访问，同我国首都各界人士有了一些接触。各位美国客人会感到中国人民对美国人民是怀有友好感情的。在福特总统和夫人即将离开我国前夕，我愿借此机会转达中国人民对美国人民最良好的祝愿。
祝福特总统和夫人一行旅途愉快。
最后，我提议：
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
为福特总统和夫人的健康，
为其他美国客人们的健康，
在座的同志们、朋友们的健康，
干杯！
这时，会场气氛达到高潮，大家纷纷举杯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干杯。
在华期间，福特总统与邓小平进行了两次会谈。双方就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
美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博士、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乔治·布什、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菲利普·哈比卜、国务院政策计划司长温斯顿·洛德。
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有外交部长乔冠华、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黄镇、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外交部美大司司长林平、副司长唐闻生，以及钱大镛、丁原洪、赵稷华。
在会谈中，福特接受布什的建议，在会谈中直话直说，从此显示他“抵抗扩张主义”的决心。
福特说，美国的政策与慕尼黑毫无关系，美苏缓和，是避免核战争所必须的。讲到中美关系，福特对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耐心表示感谢，并保证美国将实行“日本模式”，他同时说，“这需要时间”，在他的下一任期他将会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与中国建交。
邓小平批评了美国对达赖流亡集团的支持。他还再次提出了美国向中国出售1000万次／秒的高倍电子计算机的问题。
从1973年起，中国就向美国表示了有兴趣购买与军事用途有关的高技术，包括卫星摄象、雷达、通讯设备以及军用直升飞机和运输机。
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防部分别对美中军事关系的前景和潜在的利益进行了研究。结果，在中国所提的要求中，只有172型计算机一项得到许可。
1974年，美国政府开始对数据控制公司向中国出售该类计算机进行评估。基辛格和福特都表示可以予以批准。基辛格补充说，由于美国拒绝向苏联出售一些型号的计算机，所以最好由中方首先提出需要什么样的计算机，美方将会寻找优质的适当型号，然后与厂商接洽，以便保持对苏联同样的原则。
基辛格还特别表示，他提出上述做法是要批准转让，而不是拒绝转让。
福特总统的访问虽然没有取得多少实质性的成果，但在尼克松先前做出的承诺不能兑现的情况下，在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经历了两年的僵持，而且在即将到来的大选年中也不可能有新的突破，福特通过做出新的承诺及确认《上海公报》的原则，基本上维持了中美关系的稳定，避免了在大选年中中美关系的滑坡。
1975年12月，布什被任命为中央情报局局长。中国领导人对布什担任新职务的决定表示理解。
他离开中国之前，邓小平亲自为他设宴饯行，并赞扬他为改善中美关系所做的努力。邓小平欢迎他以后再来中国，无论是作为中央情报局局长还是作为旅游者。邓小平的善意使布什深受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