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彻斯特：生活体验
1842年10月，服役期满的恩格斯回到故乡巴门。稍作休整后，11月下旬恩格斯再度起程，远赴英国曼彻斯特，到他父亲与别人合股经营的欧门-恩格斯棉纺厂办事处工作。
曼彻斯特是当时英国的纺织工业中心，城市规模仅次于首都伦敦，人口多达40万。那里的工业已大规模地使用蒸汽机和车床，并已实行细致的分工，七八层楼高的巨大工厂厂房随处可见。与此相应，工厂制度给工人阶级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在这里也表现得十分典型，工人阶级争取摆脱压迫和贫困的斗争也数这里进行得最为激烈。工会力量最强，斗争规模最大，威震全欧洲的宪章运动便是以曼彻斯特为中心展开的。
在此之前，恩格斯已经两次来过英国，并在曼彻斯特作过短暂停留，对大不列颠这片“纷乱迷惘”的土地有了初步感受。
第一次是1838年7月。
当时，恩格斯已准备到不来梅去实习，老弗里德里希因生意上的变故，必须来英国同他的合股经营人彼·阿·欧门商议修改他们以前签署的一份合同。由于一心想让自己的长子尽早熟悉商业事务，老弗里德里希便带恩格斯一起来了。另外还有一个不便说明的原因，也促使老弗里德里希要把恩格斯带在身边，让他尽早在欧门-恩格斯公司露面：他的合股经营人的两个弟弟已经迫不及待地参与了公司的经营事务。为了不使自己一方在商业事务中处于被动地位，也为了自己关于公司经营的计划能够长期而有效地得到贯彻，他迫切地要把大儿子尽快培养成一个能够维护恩格斯家族在公司中的利益的合格经营者。
尽管父亲让恩格斯从事的职业并不符合他本人的意愿，但老弗里德里希的专横态度令他无法违拗。他们离开巴门后，沿莱茵河航行了30个小时到达鹿特丹，然后搭乘“巴塔维尔”号客轮横渡英吉利海峡前往伦敦。
在横渡海峡的航程中，恩格斯由于晕船，几乎一直待在客舱里，躺在铺位上度过了整个航行的绝大部分时光。可是，当踏上英国的土地后，恩格斯便仿佛置身于一个全新的世界，周围是一片让人感到无所适从的喧嚣。未满18岁的恩格斯，虽然还不明白这种感觉的真实含义，可他已经真切地体验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灵魂冲击。
两年后，恩格斯再次踏上大不列颠这块灼热的土地。
那是1840年夏天，当时他已经是一个研读了黑格尔著作、内心日渐成熟的年轻思想者了。异域文化所能给予他的巨大震撼力，衍变成了一种决心冲破基督教正统观念和庸俗小市民观念、追求自由与解放的激情。他在为这次旅行所写的《风景》一文中，清晰地表达了这种情感与思想：
你攀上船头桅杆的大缆，望一望被船的龙骨划破的波浪，怎样溅起白色的泡沫，从你头顶高高地飞过。
你再望一望那遥远的绿色海面，那里，波涛汹涌，永不停息；那里，阳光从千千万万舞动着的小明镜中反射到你的眼里；那里，海水的碧绿同天空明镜般的蔚蓝以及阳光的金黄色交融成一片奇妙的色彩。
那时候，你的一切无谓的烦恼、一切对俗世的敌人和他们的阴谋诡计的回忆都会消失，并且你会融合在自由的无限精神的自豪意识之中！
恩格斯这位来自普鲁士专制铁幕下的年轻资产者，面对这个“可以乘火车穿越全国”的蕴含着“丰富诗意”的国家，发出了由衷的呼唤：
向自由的英国致敬吧！
现在，恩格斯又来了。和前两次不一样，这次可不是短暂停留，而是长期居住。
作为欧门-恩格斯公司的正式职员，恩格斯不得不把很多时间花费在商务活动上。但经商毕竟不是他的兴趣所在，在恩格斯自己看来，他真正的思维兴奋点在于“走进英国生活的深处”“好好研究一下英国的情况”。
毫无疑问，在这个资本主义各种矛盾集聚的大本营中生活和思考，对恩格斯的思想启迪是不言而喻的。
一方面，他深切地体会到了机器大工业所带来的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以及生产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的相应变革，从而逐步树立了生产关系决定于生产力、上层建筑决定于经济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
另一方面，工人们在“伪善的隐蔽的奴隶制”——资本主义工厂制度下所遭受的深重剥削及资本家的唯利是图，使恩格斯坚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虽然充满活力，但必将被一种新的更加合理的生产方式所取代；而在生产方式的这种划时代变革中，工人阶级将起决定性的作用。
1835年左右的英国棉纺织厂
1845年3月，恩格斯为他刚刚完稿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写了一篇题为《致大不列颠工人阶级》的说明，简捷而明确地表述了这种生活体验及其思维成果。
恩格斯说，他抛弃了社交活动和宴会，抛弃了资产阶级的红葡萄酒和香槟，把自己的空闲时间几乎都用来和普通的工人交往。对此，他深感高兴和骄傲。
高兴的是，他这样做可以使生活变得充实，在获得实际生活知识的过程中有成效地度过了很多时间，否则这些时间就会在客厅里的闲谈和讨厌的礼节中消磨掉。
骄傲的是，通过对工人阶级的真正了解，他发现这个备受压迫和诽谤的阶级尽管有着种种缺点并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但仍然是非常令人尊敬的。而同工人们交上朋友就有机会为他们做一件应该做的事：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参与他们谋求解放的斗争。
恩格斯深情地说：
工人们！……我想把你们的状况、你们的苦难和斗争、你们的希望和要求的真实情况描绘给我的德国同胞们。我曾经在你们当中生活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对你们的状况有足够的了解。我非常认真地研究过你们的状况，研究过我所能弄到的各种官方的和非官方的文件，但是我并不以此为满足。我寻求的并不仅仅是和这个题目有关的抽象的知识，我愿意在你们的住宅中看到你们，观察你们的日常生活，同你们谈谈你们的状况和你们的疾苦，亲眼看看你们为反抗你们的压迫者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而进行的斗争。我是这样做了。
恩格斯不但观察工人阶级，而且仔细观察了它的敌人——资产阶级。他很快就认识到，鉴于资产者同无产者利益的根本对立，工人们不奢望从资产阶级那里得到任何援助是完全正确的。工厂主经常用甜言蜜语欺骗工人，表白自己是衷心地同情工人的命运，可他们的所做驳倒了他们的所说。资产阶级，不管他们口头上怎么说，实际上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当工人的劳动产品能卖出去的时候就靠他们的劳动发财，而一旦这种间接的“人肉买卖”无利可图的时候就让他们饿死。
恩格斯想工人之所想、憎工人之所憎，在曼彻斯特交上了很多工人朋友，他们都不把他当作外国人看待。他为自己获得这种摆脱了民族偏见和民族优越感的友谊而深感自豪。
恩格斯深刻地认识到，一切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都是极端有害的东西，归根到底只是大规模的利己主义而已。工人阶级由于自己的利益和全人类的利益相一致，它便不仅仅是一个孤立的民族的成员，而是一个伟大的大家庭的成员。
英国工人正是这个“统一而不可分的”人类大家庭中的一员，是真正符合“人”这个字的含义的人。可是，英国人民却常常遭到来自欧洲大陆的鄙视。这绝不能归咎于广大的工人群众，而是英国当权的资产阶级极端自私自利的政策和全部行为的必然后果。恩格斯旗帜鲜明地对工人说：“我希望，我对他们（资产阶级）来说才是外国人，而对你们来说却不是。”
随着对英国社会各阶层生活及各种社会关系的逐步深入了解，恩格斯既看到触目惊心的苦难折磨着无产者，也看到不满情绪和抗议活动随着无产者自身的成长而产生和发展。工人的反抗起初表现为单个工人的自发斗争，或消极怠工，或捣毁机器；接着是各式各样的秘密结社，彼此声援，相互支持；进而发展成相对固定的工人组织，开展群众性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更加有效地维护自己的权利。
恩格斯在精神上把自己视为工人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艰苦斗争中的一名战士，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这一空前的伟业之中。他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参加宪章派的活动，关注英国社会主义者的学说和实践，与流亡伦敦的德国手工业工人组织——正义者同盟建立联系，同各国工人运动活动家交朋友……
在曼彻斯特期间，恩格斯同旅居英国的德国诗人格奥尔格·维尔特来往频繁，两人很快成为至交。直到晚年，恩格斯还常常回忆起这位年轻时的朋友和战友。
维尔特幼年丧父，父亲生前担任利珀侯国教区总监，并没有给他留下多少家产，致使他14岁就被迫到爱北斐特一家商行当学徒。1843年12月，维尔特作为一家德国公司的经纪人来到英国。该公司有一家办事处设在布拉德福德，离曼彻斯特6小时车程。虽然路程并不近，旅费却并不便宜，但维尔特只要一有空闲，就乘车前往曼彻斯特，和恩格斯一起共度周末。
在恩格斯的影响下，维尔特从苦闷的商行办事员生活中摆脱出来，积极投身到关注工人阶级的状况和斗争中去，创作了许多揭露资本主义罪恶、讴歌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诗篇。恩格斯十分欣赏维尔特的才智，对他评价甚高，认为他是德国无产阶级第一个和最重要的诗人；他的关于社会主义的和政治的诗作，在独创性、俏皮方面，尤其在火一般的热情方面，都大大超过其他德国诗人的作品；他虽然常常借用海涅的形式，但比海涅更健康、更真诚，以完全独创的、别具慧眼的内容充实了这个形式。
《与诗人出游》（木刻）（徐匡作）。恩格斯经常和维尔特共度周末
维尔特后来还加入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参与《新莱茵报》的编辑，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维尔特比恩格斯小两岁，却英年早逝，34岁时不幸染上黄热病和脑炎，客死于哈瓦那。
恩格斯在曼彻斯特时期结交的又一位好友，是宪章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北极星报》编辑乔治·哈尼。半个世纪以后，哈尼在纪念恩格斯逝世的文章中，充满深情地回忆起他们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
1843年，恩格斯从布拉德福德来到里子，到《北极星报》编辑部来找我。他个子很高，少年英俊，面孔几乎像孩子一样年轻。虽然他出生在德国，受教育在德国，但是当时已经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他告诉我，他常常读《北极星报》，对宪章运动非常关心……
此外，正义者同盟领导成员卡尔·沙佩尔、亨利希·鲍威尔、约瑟夫·莫尔等，也都同恩格斯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在这里，还有一个名字特别值得一提——玛丽·白恩士。她是一位天真纯朴、善良机智的爱尔兰姑娘，比恩格斯小一岁。玛丽姑娘“以她的整个心灵”爱着恩格斯，成为恩格斯在曼彻斯特的红颜知己。
玛丽的父亲是一个染色工人，她自己也在一家纺织厂做工。贫困的家境和繁重的劳动，并没有消减她对生活的热情。玛丽充满活力的“野蔷薇”般的美丽，她那自然大方的举止，永不衰退的毅力，天真活泼的姿态，以及“黑亮勇敢的目光”，深深地吸引了23岁的恩格斯。
作为雇佣工人，玛丽对资本主义工厂制度压榨工人血汗的实质有切身的感受；作为爱尔兰人，她从感情上同情本民族人民反抗英国殖民政策的斗争。这种朴素的阶级感情和民族感情，成为她同恩格斯相识、相交、相爱的基础。
对恩格斯来说，正是在玛丽的帮助下，他才克服了横亘在资本家少爷与工人群众之间的天然障碍，得以经常走访工人住宅区。他在玛丽的陪同下，深入调查研究，结交工人朋友，了解工人生活中的许多详情细节，为以后的革命活动和理论著述准备了丰富的精神养料和生活素材。
恩格斯在曼彻斯特期间，能够断然抛弃上流社会的社交活动和宴会，把自己的空闲时间几乎都用来和普通的工人交往，不能说这同玛丽的友谊无关。
会见宪章派领袖（中国画）（朱理存作）
一年后，恩格斯与玛丽在布鲁塞尔结为伉俪。
曼彻斯特，这个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典型舞台，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的中心，给了恩格斯丰富的生活体验和人生阅历，使他初步认清了无产阶级的阶级特性及其伟大历史使命，从而坚定了自己毕生从事工人阶级解放事业的决心。
生活，对于无畏的探索者总是厚爱的，而这一厚爱，是建立在对它真诚体验的基础上的。
一个有觉悟的爱尔兰女工（油画）（朱乃正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