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西方视域下的生态批评
生态批评是兴起于欧美20世纪90年代中期、研究文学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一种文学批评理论。作为一种文学批评理论，生态批评在欧美已经有二十余年的历程。在中国，若以王诺2003年出版的《欧美生态文学》为起点至2014年，生态批评也已经有十一年的历史。整体来看，生态批评走过的路程还不算长，但是它已经变成中外学术界一门“显学”。生态批评还是一个发展中的新事物，本章试图分析生态批评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定义和旨归，从学理上作一个综合梳理，并对生态批评的困境和出路作了简要的论述。
第一节 欧美生态批评的定义及其旨归
一、生态批评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
人类对待自然非人的环境所抱的态度，在不同的时代曾有很大的差别。希腊人怕傲慢，所以，他们信仰一位高于宙斯的必然之神或命运之神，并小心地避免做对宇宙不逊的事情。中世纪基督徒更是恭顺，他们把对神的谦卑作为首要义务。但是人类的独创性却被束缚住了，使得在整个中世纪里没有伟大的创见。文艺复兴恢复了人类的自尊，从而也打破了中世纪漫长的思想禁锢。17世纪后，科学技术的进步更加增长了人类社会的“集体能力”感，到了现代社会，尤其是在19和20世纪这两百年里，人类的科学技术所取得的成绩比以往所有世纪的总和还要多，这更增加了人类征服大自然的心理优势。“以往过于谦卑的人类，开始把自己当作几乎是个神。”人类的知识仿佛洞悉了宇宙的全部真理，洞察了大自然全部的奥秘，但是事实上，宇宙和大自然的“真理”大多都在人力控制以外。人类对“宇宙式的不虔诚”的“自傲”的陶醉已经接近“病狂”的程度，而这种陶醉却给人类带来了“社会巨祸”。
罗素在半个多世纪前所预测的“社会巨祸”在我们这个时代实现了，我们时代的“社会巨祸”就是自然环境的生态失衡。
人类在经历了上百万年和大自然的抗争之后，终于从丛林里走出来，仿佛远远地超越了其他所有的动植物，俨然以理性的胜利者的姿态泰然自若地生活在这个宇宙中的小小星球上。可是人类在和大自然的斗争中是真正的胜利者吗？“人类的智力即使是有科技的帮助，也最终无力打败大自然。”
在刚刚过去的两个世纪里人类创造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发达的文明，人类的文明在这两个世纪中以加速度的方式向前迅猛发展。人们尤其是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人享受着高度发达的文明所带来的丰富物质生活条件，这种生活以高度的城市化、生活的快节奏，汽车、电话、电脑、互联网的应用、先进的医疗克隆技术（使得人类生命的无限延长成为可能），以及人类对于大自然的征服为主要特点。而科学技术的巨大成就极大地增长了人类征服自然的狂妄信心。随着人类文明的前进而来的是大自然被严重破坏；人类获取丰富的物质生活是以大自然生态失衡为代价的。人类自己仿佛已经远远地超越了自然动物世界，全然走入了纯理性王国；可是，看似理性的人类却正疯子般地向大自然贪婪索取。人类真的已经完全跳出了大自然这个生物链而成为独立自足的一环了吗？
就在人们还没有从2003年发生的SARS流行病毒的阴影里走出来时，2004年发生的“禽流感”又把人们抛进新的恐怖之中，2014年又来了“埃博拉病毒”。诚如英国生态学者乔纳森·贝特（Jonathan Bate）所说的那样：
公元第三个千年刚刚开始，大自然已经危机四伏。大难临头前的祈祷是那么相似。矿物燃料的大量使用所产生的二氧化碳限制了来自太阳的热量的散发，导致了全球变暖。冰川和永久冻土不断地融化，海平面持续上升，降雨模式正在改变，暴风更加凶猛。海洋被过度捕捞，沙漠迅猛扩展，森林覆盖率急剧下降，淡水越来越匮乏。这个星球上的物种正在加速灭绝。我们生存于一个无法逃避的有毒废弃物、酸雨和各种导致内分泌紊乱的有害化学物质的世界，这些物质影响了性激素的正常机能，正在使雄性的鱼和鸟变性。城市的空气混合着二氧化氮、二氧化硫、苯、二氧化碳等许多污染物。在高效率的农业经济背后，是地表要依赖化肥。用死家禽制成的饲料喂养牲畜，造成了导致中枢神经系统崩溃的疯牛病，而后又传播给人类。
环境已经完全变了，我们必须再次提出那个老问题：我们究竟从哪里开始走错了路？
我们确实在哪里“走错了路”，应该是到了认真思考一下的时候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或者说是人对待自然的态度绝非是一个新鲜的话题；在西方文化传统里面，既有《奥德赛》式的征服自然的英雄凯歌，也有阿卡狄亚（Arcadia）式的返归自然的田园牧歌；既有对大地母亲盖娅（Gaia）的感恩，也有对文明英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的歌颂；既有对上古黄金时代的追忆，也有对帝国未来荣光的坚信。从而形成了古希腊—罗马回归自然和古西伯来—基督征服自然两种完全对立的文学传统。到了近代，有康德的人类“无疑是自然界的最有资格的主人”论调，也有卢梭的“异化”理论。始于18世纪的生态思想，出现了两种孑然不同，分别以英国牧师、自然博物学者吉尔博特·怀特（Gilbert White，1720-1793）为代表的阿卡狄亚式的回归自然和以瑞士植物学家卡罗勒斯·林奈（Crolus Linnaean，1707-1778）为代表的帝国式的征服自然两种对待态度。生态文艺学者鲁枢元把人类的文明史划分为三种线性的知识系统，即神学知识系统、物理学知识系统和生物学知识系统。他进一步论述说神学的知识系统是活力论的，人和神都是神的造物，神把活力（灵气或者生气）吹入人体和物体内，人和物便有了生命，其中“信仰”是这种知识系统有效性的前提；而在物理学的知识系统中人和自然都不过是一种物质和能量，一种按照一定法则和定律运转的装置或者机械，这些法则和定律就是“物之理”。对于这些法则和定律的归纳和论证就是所谓的“科学”，无疑物理学的知识系统是机械的；最后，在20世纪中期逐渐形成并完善起来的生物学的知识系统是整体论的，这一知识系统的形成有两个标志：一是人们科学地解释了诸如生命的自组织、有机分子、生态系统等一系列生物现象；二是这些生物学的原理开始被广泛地应用于各种学科，生物学开始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占据中心地位。
笔者认为，虽然在人类的文明史上人与自然的关系一直是一个为历代人们所讨论的话题，但是这个话题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像过去两个世纪那样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尤其是在20世纪里，两次世界大战使得数以千万记的人类灭亡；土地沙漠化、淡水的缺乏、气候变暖、森林大火、物种的灭绝、放射性化学物质造成生物的变异、饥荒、牛蹄疫、SARS、禽流感等文明病使得看似物质极大丰富的现代生活并不那么美好和令人类轻松和向往。人类到了紧要关头：那就是应该认真考虑一下将来自身生存的问题了！这绝对不是骇人听闻的夸大其词。美学学者曾繁仁更是从人类“生态存在论审美观”的角度论述说：生态美学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人的存在问题。他说：“从环境恶化的扼止和自然环境的改善来说，最重要的也不是技术问题和物质条件问题，而是必须确立一种应有的态度，态度决定一切，这就是人类应该以一种‘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普遍共生的态度来对待自然环境，同自然环境处于一种中和协调，共同促进的关系。”
随着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人类对于自然的征服态度也在逐渐转变为对“回归自然”的向往；而人类的知识系统也已经走入了一个所谓的“生物学”时代。生态系统的严重失衡这个“社会巨祸”就是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叶欧美文化文学领域内的生态批评（ecocritism）产生的历史语境。生态批评一开始就带着一种“问题主义”倾向：自然环境严重失衡是一个社会问题，生态批评担负着在文学文化领域里深入探究人类自身知识系统生态危机根源的责任，因为这个问题关涉到人类未来生死存亡的命运。
二、生态批评的历史源流及其定义
生态批评作为一种文学文化批评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欧美主要是由美国学者所确立形成。“生态批评”这一术语最早提出于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威廉·鲁克特（William Rueckert）1978年在《爱荷华州评论》（Iowa Review）第九期上发表文章《文学与生态学：生态学的试验》（“Literature and Ecology：An Experiment in Ecology”），第一次使用了“生态批评”这一术语。虽然早在1974年约瑟夫·米克（Joseph Meeker）在其专著《生存的戏剧：文学生态学研究》使用过和“生态批评”对等的概念“文学生态学”（literary ecology）这一术语，但并未被其后的学者广泛接受。威廉·鲁克特提出生态批评的概念意在“把生态学以及和生态有关的概念运用到文学研究中去”。随后，很多学者提出过诸多和“生态批评”相关的术语，例如：生态诗学（ecopoetics）、生态文学（ecological literature或ecoliterature）、环境文学（environmental literature）、环境文学批评（environmental literary criticism）、绿色研究（green studies）、绿色文学（green literature）等。“环境”一词被人们认为依然带有“人类中心主义”色彩意义；就笔者浅见，“绿色”的概念又被使用得太过广泛，如“绿色食品”“绿色家园”“绿色服饰”等，从而不好把握生态批评的本真意旨。因此现在大多数学者更愿意认可“生态批评”这一术语。即使从词源上来说，前缀“eco”和“criticism”也可以很方便地组合在一起，也更易于转变为“ecocritic”“ecocritical”等和词根“ecocriticism”有关的术语。
“生态批评”这个术语虽然在学理上可以上溯至20世纪70年代末期，但正像诸多的新生事物一样，生态批评作为一种文学研究理论要想在学术界确立自己的地位，也同样要经历一个从边缘到中心运动发展的过程。整个80年代，由于没有自己的学派组织，学者们的生态研究虽然在尝试中分散进行，但是生态批评远没有步入“中心”。美国学者弗雷德利克·瓦格（Frederick O.Waage）于1985年编辑了《讲授环境文学：研究材料、方法、和文献资料》（Teaching Environmental Literature：Materials，Methods，Resources，1985）。该书收集了十九位讲授生态环境文学课程的教师所写的“课程简介”（course description），就是为了让人们对生态文学有更进一步的理解和认识。《美国自然文学创作通讯》（The American Nature Writing Newsletter）于1989年创办，使得生态学者得以交流各自的研究成果。但是真正使得生态批评以一个流派的身份得以确立是在90年代中前期。更多刊物发表了生态批评文章，诸多有关生态批评的会议得以召开。1991年美国“现代语言学会”（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召开了名为“生态批评：文学研究的绿色”（Ecocritism：The Greening of Literary Studies）的会议；1992年，“文学与环境研究协会”（ASLE：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成立；1993年，第一届全美生态批评研究会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举行；同年，《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ISLE：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作为第一份正式的生态批评文学研究刊物在美国创刊。至此，生态批评作为一个批评流派最终在以美国为代表的欧美学术界得以确立。其后生态批评便以燎原之势遍布全球，从而在20世纪末一跃而成为文学批评理论的“显学”。
但是生态批评仍然是一种发展中的文学批评理论，仍有学者还在对其冷眼观望，或者不时发出种种质疑和诘难。他们声称所谓的生态批评对于“自然”的强调不过是花样繁多的政治说教形式的一种具体表现而已。在很多学术圈内，生态批评依然被看作专业文学研究的边缘的和值得怀疑的“子域”（subfield）。无论怎样，“经过六年的战斗”，1998年12月，“环境和文学研究协会”（ASLE）终于被美国现代语言协会（MLA）接受为“联盟小组”（Allied Group），其中投赞成票的就有持有上述观点的批评家。如中国生态学者王诺所说：“生态文学研究或者称生态批评从20世纪70年代发端，并迅速地在90年代成为文学研究的显学。”现今，美国内华达大学是生态文学研究教学中心，弗吉尼亚大学、亚利桑那大学、佐治亚大学、俄勒冈大学、犹他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都是生态批评的重镇，云集着来自世界各地的生态批评研究者。不少硕士生和博士生都把毕业论文的选题定位在生态批评的领域，生态批评在全世界正方兴未艾，跨入人类第三个千年的生态批评必将以其多元共生和开放的姿态吸引更多学者的关注。
至此，生态批评的发展脉络已十分清晰，但究竟怎样给“生态批评”下定义呢？
被广大学者乐于引用的是美国第一位“文学与环境教授”（professor of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彻丽尔·格罗费尔蒂（Cheryll Glotfelty）给生态批评所下的定义：生态批评“研究文学与物理环境之间的关系”。1994年10月，她在犹他州盐湖城举行的“1994年西方文学协会”（1994 Western Literature Association）会议上又重申了这一定义：“简而言之，生态批评是研究文学和物理环境之间关系的学问；正像女性批评是从性别意识的角度来考察语言和文学，而通过阅读文本，马克思主义批评给予人们生产方式和经济等级的认知理解一样，生态批评按地球中心的方法入手来进行文学研究。”从格罗费尔蒂的定义中我们可以大体归纳出生态批评的以下几个特征：第一，生态批评研究的重点是自然（物理环境）与文学乃至文化的关系，这是生态批评的最关键的特征；第二，生态批评是是以“地球中心”来考察文本，而非“人类中心（anthropocentrism）”；这一特征和以往其他文学批评理论截然不同；第三，生态批评和自然学科的“生态学”有密不可分的关联，但生态批评并不是对“生态学”方法或者研究策略和数据成果的机械借用；王诺对此论述说：“生态批评家主要吸取的并非自然科学的具体研究成果，而是生态学的基本思想，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生态哲学思想。生态哲学是文学批评的理论起点和依据。”（但是，就2014年的今天看来，欧美生态批评家并非仅仅“纸上谈兵”、仅仅借用生态学的生态哲学思想，西方生态批评家也借用了生态学的田野考察等研究方式。——笔者注）
还应该注意把“生态批评”这一概念和其他与生态有关的术语和学科加以区分；现在中国学术界使用频率非常高的词是“生态”，诸如“生态经济学”“生态政治学”“生态环境建设”“生态大省”“生态美”等概念术语。这些概念都与人类当前所面对的生态困境密不可分，反映了人们开始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但这些概念和“生态批评”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生态批评和其他与“生态”有关的概念都借用了生态哲学思想从不同的角度重新审视人类生态失衡这一严重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唯有生态批评是从文学文化文本探究人类与自然问题。
三、生态批评的旨归
生态批评一开始就以“问题主义”的姿态研究人类文学和文化，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遭受严重破坏，生态的严重失衡威胁着人类自身的生死存亡。同时生态批评还带着一种强烈的解构主义色彩，试图打破人类根深蒂固的人本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坚实堡垒。那么生态批评的终极旨归是什么呢？也就是说生态批评意欲何为呢？
格罗费尔蒂在“1994年西方文学协会”上论述生态批评时说：“生态批评者和理论家探讨诸如此类的问题：自然是怎样在十四行诗中描述的？自然的场景在小说的情节中起到什么样的角色？戏剧中所表述的价值观是否和生态智慧相一致？大地的隐喻是怎样影响我们对待她的？作为一个流派我们如何彰显‘自然写作（nature writing）’？除了种族、阶级和性别，‘地方（place）’应该成为一个批评类别吗？男人书写自然是否和女人的书写相异？文化本身是以何种方法来影响人类和自然世界的关系的？荒野（wilderness）是怎样随着时间而改变的？环境危机是以何种方式、在何种程度上渗透到当代文学和通俗文化中的？什么样的自然观点在美国政府报告里得以体现，又是以怎样的修辞手段强调了这种观点？生态学学科给予文学研究以什么样的指导？学科本身的大门是如何向文学分析敞开的？诸如历史、哲学、心理学、文艺历史和伦理学等相关学科中的环境文本和文学研究之间有着怎样互惠的方面？除了在广义上的探究和完全不同的以外，所有的生态批评都享有共同的一个基本前提，即人类的文化和自然世界联系在一起，影响着她并被她影响着。”
格罗费尔蒂的发问基本上把文学生态批评的意义和生态批评学者的任务作了细致描述。带有“问题主义”倾向的生态批评研究自然和文学的关系，例如：自然在文学文本中如何被表达，自然在文学文本中的角色，从文学文本中研究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等等。格罗费尔蒂展开她的论述时主要从文学文本中人类与自然作为纯然二分的两个互为客体的外在关系着手，并未涉及作为自然客体对象的人类内部生态平衡的问题。人类社会在自然生态危机的现实情景之下也存在一种生态平衡的问题，自然的危机到底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施加什么样的影响，这种关系可以说是一种人类的“社会生态”；再有，自然生态危机之下，人类的内在世界也肯定受到程度不等的影响，这涉及人类内心世界的“精神生态”问题。此类问题应是文学文化生态批评的研究范围之列，但格罗费尔蒂却对此没有提及。鲁枢元更全面地把生态批评的要旨逻辑地分成三个层次：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
中国学者韦清琦从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的角度论述了生态批评的旨归。西方的逻各斯（logos）在希腊语中意指话语，后来延伸为知识、学问、本质、结构、实体、上帝、理性等。以逻各斯为中心，西方文化将理性和权力相结合，建构了一个庞大的话语体系。但是进入19世纪后，尼采宣布了上帝的死亡，海德格尔颠覆了主客二分的西方文化传统，从而在根本上动摇了西方逻各斯的统治。正如后殖民批评颠覆了逻各斯背后的西方中心主义，女权批评颠覆了表现为男权中心主义的逻各斯，而生态批评在后现代解构的氛围下要颠覆的是表现为人类中心主义的逻各斯，其矛头直指人类中心主义，从而使人类和自然主客二分的对立合而为一。
但是人类毕竟已经从野蛮的动物王国中走了出来，在颠覆人类中心主义时我们不要矫枉过正。这就如同女权主义一样，在矫正男权中心主义的时候，总不应该再建立一个女权中心主义。其实这一点也是生态批评的困境和众多学者对生态批评持冷眼观望态度的原因所在。
刘蓓从抛弃了人类狭义上的回归自然，倡导广义上的回归，即以研究文学文本中的生态哲思来达到人内心世界的自然回归，她认为这是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的首要任务。她的观点和曾繁仁不谋而合，曾繁仁认为必须确立一种“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普遍共生的态度来对待自然环境，“态度决定一切”。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基本上对生态批评的终极旨归做一总结：第一，生态批评研究文学文本中的生态哲思，从而重新解读自然在文学文本中如何被表述或者压制，对文本中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进行批判。就像西方有些学者呼吁为了“大地母亲”而写作一样，生态批评者的任务也应该是为了“大地母亲”也为了人类自身的生存而进行文学批评。第二，生态批评以反人类中心主义为第一要义，它所追求的最终目标就是最终达到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和谐格局；在这里我们必须清楚，反人类中心主义并非意味着要另外建立所谓的“动物中心”或者“生物中心”。生态批评应该建立的是一种“生态整体思想”（ecological holism），生态整体观的基本前提就是非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或no centralization），“它的核心特征是对整体及其整体内部联系的强调，绝不是将整体内部的某一部分看作整体的中心”。第三，生态批评应关注人类之间的社会生态和人类内在的精神生态。人类作为生物链上独立的一环，自身内部也存在生态平衡的问题。这包括两个方面：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人类文明进步的取得往往是以自然生态的破坏为代价。面对自然环境的失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于生存的竞争而导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这是社会生态的失衡。同时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态失衡又必然导致人类精神层面的异化，故而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理应是生态批评的研究范围。同时，这两个方面也是自然生态的逻辑必然结果，舍此人类很难达到所谓的“生态平衡”在地球上栖居。
目前，生态批评还是一个发展着的文学批评视角，还是一个新生儿，需要更多的学者给予关注和支持。无论是反对还是赞成生态批评的观点，生态批评已从边缘步入中心，成为西方文论的又一个理论热点。中国自古就有着丰富的生态哲思，比如：儒家的“天人合一”，道家的“道法自然”“万物齐一”“返璞归真”。正如高旭东所说：整个中国文明和自然比较接近，西方浪漫主义的一个基本命题是反文明，回归自然。随着现代化的膨胀，过度向自然索取所造成的自然恶化，人类开始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的心灵的生态问题。比如现代派作品所表现出的人的异化、病态。他进一步鼓励广大中国学者说，如果把这些问题结合起来，将是中外文学研究的很好课题。事实上，大批中国学者已经做过或者正在做这一课题。生态批评需要作为生态智慧大国的中国学者的参与，以便为世界提供更加丰富的生态哲思的精神资源。
四、生态批评的困境及出路
虽然生态批评现今已成为一门炙手可热的文学批评理论，但是它自身也面临着许多困境。中外不少学者发出了种种质疑：生态批评能否真的把“人类中心主义”完全解构？生态批评作为一种文艺批评有无美学上的价值？它的美学学理又是什么？又如何从生态批评上升到生态美学？生态批评在文学批评领域到底能走多远？生态批评的方法论意义有多大？也有学者不无刻薄地质疑既然生态批评解构的是“人类中心主义”并旨在建立一种所谓的“地球中心主义”，但是对“人类中心主义”发难的却是人类自身，人类真的能够把自身解构吗？他们断言：生态批评不过是形而上的一个悖论。有的学者干脆武断地说：人类不可能放弃自身的现实利益和舒适的现代生活而平等关照人类以外的自然生物世界，人类完全可以通过自身的调整来取得长久的生存和发展，生态批评所宣讲的无非是骇人听闻的理论。
但是无论发出怎样的质疑，持有上述观点的学者却也承认人类确实面临着生态系统的严重失衡这个社会问题，这是无可否认的客观事实。对此“热眼观望”的陈炎先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生态批评和伦理学有着天然的联系。生态批评要做的也许是重新考虑人类与包括地球在内的非人类的自然环境的伦理关系。对此国内有很多学者就是从“生态伦理”的角度来重新考察人类与其他生物的伦理关系。陈炎先生又从“熵”的概念，来说明地球上的能源消耗的最终结果是地球变成一个垃圾星球，而不是能源从一种形态转变成另外一种形态。国内学者有人论述了熵理思维的目的和理念：“人对自然的物质耗费，与自然的、人的创生能力之间必须趋于相对均衡，不能超越自然的再生产能力和人自身的创生能力。它要求平衡我们与自然界的物质变换关系，使其不出现人境赤字。因此，人类必须根据自然界的能源、资源、环境这三个有限，克服人类在人口、耗费、污染方面的三个恶性膨胀，使人对自然的物质变换和自然的可供能力之间趋于均衡。”如果“均衡”被打破，带给人类的必然是一场巨大生态的灾难。
虽然面临着这样和那样的困境，自然生态环境的严重失衡这一事实却也给生态批评带来了重要的历史契机和出路。随着自然环境更进一步地恶化，生态批评所倡导的生态理念必然会像中世纪万能的上帝一样对人类有感召力；而人类自身在面对自身存亡时刻定会狂热信仰“生态理念”。毕竟人类是这一星球上唯一有理性的生物，他们一定有勇气和理智来拯救这个危机四伏的地球。
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人包括西方人开始为眼下的生态危机寻求出路。在大学的讲堂里，学者和学生们正热烈地探讨各种生态的、环境的问题，他们在探求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即“人类沙文主义”（human chauvinism）的方法；通过出版各种书籍和文章，使社会大众树立一种“生态意识”（ecological consciousness），重新确立在自然中的“生态身份”（ecological identity）；“深生态”（deep ecology）更是倡导人们要“像一座山那样思考”（thinking like a mountain），并和诸如山川河流等“自然公民”进行换位思考。社会上诸如“绿党”、各种环境保护组织、动物保护组织等民间社团正使得更多的人们认识到当前自己的生态责任。人类正经历着一个汹涌的生态思潮时代，后现代之后的人类社会是一个“生态学时代”，文学文化领域中的生态批评也必将随着这个时代的进步从边缘步入中心，从而为人类自己也为整个生态自然担负起它的历史使命。
第二节 劳伦斯的生态批评理念
英国著名作家劳伦斯以书写反工业文明和机械文明的文学作品而为世人所熟知，同时他还是一位犀利的文学评论家。与文学作品中痛斥工业机械文明和回归生态自然的主题相呼应，其文学批评也具有深厚的生态哲学思考。因此，我们也应把劳伦斯归为早期生态批评家的行列中。
一、劳伦斯时代的英国生态环境
西方的工业革命首先开始于英国。而就在工业革命前，英国不过是个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很大的比重，农业是国民经济的核心。人们大多过着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活，“一般的农村居民穿着兽皮、麻布或帆布制的衣服，穿着打了平头钉的鞋子，用木制的盘子进餐，主要的食品是黑面包”。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于1770年，到1870年基本结束。在短短的一百年里，英国已经从原来的一个农业、手工劳动为主的国家一跃而成为“世界工厂”。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生产，大规模的机械工厂代替了手工作坊。工业革命需要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在英国，这些工业所需的劳动力是通过大规模的“圈地运动”来获得的。“‘圈地运动’是从十五世纪末叶开始，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初叶，先后经历了三百多年之久。”所谓“圈地运动”就是把大量的农民都赶出他们自己的土地，把土地“圈”起来饲养羊，从而为纺织工业提供所需的原料羊毛。这样就出现了历史上人们所说的“羊吃人”的一段时期。大量的良田耕地变成了牧场，而原来的农田主流离失所；造成的结果是灾难性的。“‘圈地运动’使许多村庄被消灭，大批的农民被剥夺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离乡背井，成为流浪者和乞丐。”正是在这一点上，马克思说：“在十七世纪最后几十年，自耕农即独立农民比租地农民阶级的人数多。……大约在1750年，自耕农消灭了，而在十八世纪最后几十年，农民共有地的最后痕迹也消灭了。”工业革命开始后的“圈地运动”更是变本加厉。就这样，大量的失地“流浪者”和“乞丐”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十分廉价的劳动力。
但是工业革命的后果绝不是把英国变成了人间的乐园与天堂。一方面英国的经济有了巨大的发展，经济结构有了根本的改变，由过去一个农业国变成了一个工业国。“在工业革命前夕，就经济发展的一般水平来说，英国并不比其他国家高出多少，英国工业的某些技术还落后于一些国家。然而，工业革命的巨大变革在短短的几十年内就使得英国的经济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它的工业不仅在欧洲，而且在全世界获得了领先地位，成了‘世界工厂’。至1820年，英国生产了全世界煤产量的75％，生铁产量的40％。它的工业产值占世界的工业的一半。”与其同时，英国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16世纪的英国，“在450万人口中，有75％是农村居民”。而到了19世纪中期“‘典型的英国人变成了城市人’,英国成了一个城市国家，中世纪那种田园诗般的农业社会被一个发达的工业社会所取代”。然而社会经济繁荣的另外一面却是人间“地狱”。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富裕的是资本家，而原来的无产者的生活更加贫困和艰难。资产阶层住在豪华、林木掩映的花园和别墅里；而与他们相隔不远的贫民窟里却拥挤着贫困不堪的工人，他们的生活极度恶劣。所以有学者不无感慨地说：“工业革命使英国成为了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又是贫民窟最大、最多的国家。”工业革命的发展，使得人与人之间的美好关系变得冷淡、漠然、敌对。“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主要都被吸引到追逐物质财富上去了，物欲横流，金钱第一，连友谊、安闲、艺术、时间都要用金钱来衡量。”
原来的“田园诗”般的生活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远去了，大量煤炭的使用也使得英国的上空弥漫着灰色的尘雾，形成了伦敦城上空的“伦敦雾”。原来的森林被砍伐，覆盖着美丽花草的田野随着工业机械的开进而被铲除，变成一片荒芜。隆隆的火车和机器的马达声破坏了乡村的宁静。英国变成了弥尔顿笔下的“失乐园”。工业化的步伐扰乱了托马斯·哈代的“牧歌式田园”，哈代的《绿荫下》再也没有了乡村的自然风光，想“远离尘嚣”的人们无法躲避宣泄的社会变革，淳朴、美丽的苔丝注定是社会道德败坏的牺牲品。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劳伦斯出生了。劳伦斯出生在英国中部城市诺丁汉郡（Nottinghamshire）附近的一个矿山小镇伊斯特伍德（Eastwood）。此时，英国已经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西方其他国家紧随英国的后尘也先后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科学技术在18和19世纪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许多人对人类战胜大自然的野心急剧膨胀，他们认为人类已经可以左右自然世界，科学技术理性思维大行其道。但是工业革命的后果却为人类带来了未曾预料到的生态灾难，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也使得一些有识之士大声疾呼。劳伦斯就是其中一位杰出的“生态思想”的预言家。
二、劳伦斯生态批评的三个向度
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大规模的机械化正在使得人类变成机器的奴隶，社会快速运转的车轮已经在不知不觉中使人类成为机器的附庸；人被机械化了，人类社会被机械化了，人类的精神也被机械化了。面对生态灾难，人类及其精神被异化了；原来人类栖居于生态自然中的田园生活被隆隆机械的大口所吞没。面对机器这样的社会庞然怪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看似富裕的生活背面，人类都在被工业化的进程督促着进行你死我活的社会生存竞争。在劳伦斯看来，在工业化、机械化英国的天空之下，男性仿佛已被工业的利刃所阉割，就此失去了应有的男性阳刚之气和活力。而人类的文明（工业文明、机械文明）在劳伦斯眼里恰恰是人类异化的罪魁祸首；劳伦斯在其作品中对此大加诅咒和挞伐。在劳伦斯眼里，工业机械文明给人类带来的最大的灾难莫过于对于人类“性”的毁灭。他不无极端地说：“我还看不到任何使一个无性的英格兰复活的希望。一个失去性的英格兰似乎教我感觉不到任何希望。……我坚持说性可以使之复活，……一个无性的英格兰！对我来说它没有什么希望可言。”同时劳伦斯又不无正确地指出：“如今，性和婚姻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了。我们的社会是建立在婚姻之上，而婚姻呢，据社会学家说是建立在财产之上。人们发现婚姻是保留财产和刺激生产的最佳手段，这就成了婚姻的全部意义。”人类从蛮荒时期的乱伦、杂交到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应该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但是现在婚姻却成了人们“保留财产和刺激生产的最佳手段”，没有精神之爱的性是僵死的，在劳伦斯理念里，真正的男女婚姻是性爱与精神之爱的和谐统一。现在婚姻成为了一种“手段”，这个“手段”是现代社会中人类赖以“保留财产”和“刺激生产”的“手段”，实在是人类的悲哀、人类婚姻的生态异化。诚如劳伦斯所说：“事实上，现代生活中的不幸十有八九是婚姻的不幸。无论是已婚者还是未婚者，没有几个不强烈地仇视婚姻的，因为婚姻成了强加在人类生活之上的一种制度。正是因为如此，反婚姻比反政府还要厉害。”劳伦斯的断言不无极端之处，然而却也不愧是一种偏执的真理。在工业化、机械化的社会中，婚姻已经失去了它的本真意义，成为男女精神的枷锁。而一切不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在劳伦斯眼里都是异化的，是人类一种社会关系的异化状态。既然“现代生活中的不幸十有八九是婚姻的不幸”，故而“婚姻”和“性”也就自然成了劳伦斯作品中最大的主题。他对这样异化的婚姻的惯常处理方式就是让它们破裂，给它们安排悲剧的结尾。而精神之爱和肉体之爱和谐统一的婚姻在其作品中往往会获得美满的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