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两汉辞赋
王国维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宋元戏曲史序》）赋，是汉代文学的代表，是汉代最流行的文体。
以赋名篇，始于荀子。至汉代赋发展成为一种新兴文体，成为汉代文学的代表样式之一。《文心雕龙·诠赋》云：“赋者，铺也；铺采搞文，体物写志也。”赋，就是铺叙，通过铺陈辞采写成文章，通过描绘物象来抒发情志。“铺采搞文”是赋的形式，而“体物写志”则是赋的内容。
赋在形式上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但诗的成分少而散文的成分多，不能入乐歌唱，只适宜于朗读。《汉书·艺文志》说：“不歌而颂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赋是一种脱离音乐的诵读方式。
汉赋分为骚体赋、散体赋（汉大赋）和抒情小赋三类。汉赋的发展，按时间先后，大致可分三个时期。汉初（高祖至武帝初年）骚体赋时期、西汉中后期散体赋（汉大赋）全盛时期、东汉抒情小赋时期。汉赋的发展变化是和当时的社会发展变化密切相关的。
一、从贾谊赋到枚乘《七发》
贾谊是汉初一位年轻的政治家、思想家，是汉初骚体赋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汉书·艺文志》说贾谊有赋7篇，今存5篇，以《吊屈原赋》、《
鸟赋》为代表。
《鸟赋》是作者谪居长沙时所作。《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读《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是失矣。”该赋逻辑严密，层层推进，感情由忧惧到矛盾到旷达，逐渐明朗。而在貌似明朗之时，又予人以“爽然自是失矣”的怅惘。它是赋史上第一篇成熟的哲理赋，用骚体写成。后世如宋代苏轼的《前赤壁赋》亦当以此为先声。
枚乘（？—前140），字叔，淮阴（今江苏省淮阴县）人。文帝时，为吴王刘濞郎中。吴王图谋叛汉，枚乘写了《谏吴王书》，劝阻无效，遂投奔梁孝王刘武。梁孝王本人爱好文学，又以重金高官相延请，所以枚乘、公孙诡、邹阳、严忌、羊胜等从梁孝王游于梁苑，枚乘成为梁苑作家群体的杰出代表。《汉书》卷五一有传。《汉书·艺文志》说枚乘有赋9篇，今传《七发》、《梁王菟园赋》、《忘忧馆柳赋》，以《七发》为代表。
《七发》见于南朝梁萧统《文选》，是一篇讽喻性作品。赋中假托楚太子有病，吴客前去探望，以互相问答的形式构成8段文字。写吴客以7种办法启发太子，为他去病。该赋的主旨是揭露贵族腐朽生活不值得贪恋，提出了应进用文学方术之士解决思想问题的主张。
《七发》在创作艺术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铺陈夸张，体物细致，辞采富丽。最精彩的是观涛一节，用一系列比喻、侧面烘托等手法，形象描写了江涛由初起到极盛再逐渐平缓的过程，使人感到奇观满目，宏声动耳，如临其境。
其二，虚拟人物，主客对答，结构宏伟。赋中的所谓“楚太子”、“吴客”都是虚拟的，全篇由二者以对答的形式展开。
其三，全篇用韵灵活，韵文与散文夹杂。
其四，劝百讽一。这篇赋写作的主旨是进行讽喻，以劝百而讽一为目的。前6段为陪衬，第7段点明主旨，是谓“始邪末正”。其主旨在于规谏，即以“要言妙道”为祛病的良药。
《七发》的出现，标志着汉代散体大赋的正式形成，并影响到后人的创作，由于模仿者众，在赋中形成了一种主客问答形式的文体——“七体”。其特点是通过虚设的主客反复问答，按“始邪末正”的顺序铺陈七事。
二、司马相如与其他西汉赋家
东方朔（前161或162—前93），字曼倩，平原厌次县（今山东省陵县神头镇，一说山东省惠民县何坊乡钦风街）人。西汉辞赋家。《史记·滑稽列传》卷一二六、《汉书》卷六五有传。
东方朔的代表作是《答客难》。当时汉武帝征召天下贤良文学之士，但东方朔却始终被武帝当作俳优看待，得不到重用，于是作《答客难》，感叹自己生不逢时。《答客难》是一篇散体赋，设客主问答，深刻地反映了集权专制时代士人难以以道抗势的悲剧。后世扬雄的《解嘲》、班固的《答宾戏》、张衡的《应闲》等，都与东方朔的《答客难》一脉相承。
枚皋（前154—？），字少孺，枚乘庶子。枚皋以文思敏捷而著称，时有“枚速马迟”之说，而枚皋常说己作不如司马相如。枚皋是汉代文坛成果最多的作家。枚皋是典型的文学弄臣。他的作品绝大多数是应诏而写，不以讽喻谏说为意旨。其作多为急就而成，缺少锤炼，今多不传。
司马相如（前179—前118），字长卿，蜀郡成都人。《史记》、《汉书》均有传。是汉代最著名的辞赋家，《汉书·艺文志》著录其赋29篇，今存《司马文园集》仅得《子虚赋》、《上林赋》等6篇。
司马相如曾说：“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葛洪《西京杂记》卷二）这既是其赋体创作特征的写照，也是其对西汉中期文学创作特征的精辟总结。
《子虚赋》和《上林赋》这两篇赋不写于同时，《子虚赋》写于汉景帝时期，相如为梁孝王宾客时，《上林赋》写于武帝召见之时，前后相去大约10年。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汉书·司马相如传》都作1篇，即《天子游猎赋》。萧统《文选》始离为2篇。
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对两赋的结构和主旨作了说明，两赋是虚设子虚、乌有先生、亡（通“无”）是公三人，并以他们分别讲述楚、齐和天子游猎的情景，对此事所持的态度作为基本框架，最后向天子提出应当节俭的谏言。
《子虚赋》与《上林赋》是汉赋的典范之作，也是后世赋体作品的楷模。其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
其一，结构宏伟，富丽堂皇。《子虚赋》、《上林赋》结构和语言上受《高唐赋》、《神女赋》的影响，讲究场面的开阔，层次分明和多层次的描写，构成了广阔复杂而又统一和谐的艺术画面。其尊崇朝廷的思想与以巨丽为美的美学特征则完全是大汉王朝时代精神的反映。
其二，铺张扬厉，绘形绘声，穷形尽相，辞采富丽。此二赋对事物的描写，极尽铺张排比、夸张之能事，并且选择特别富丽的辞藻。如《子虚赋》对云梦的描写，先分类描写其山、其土、其石，接着按东南西北方位，描写其中风景和水陆物产，对每类事物的描写，也尽量罗列。还运用了大量的华辞丽句，构成对偶、排比等，使句子有散有骈，富于变化。
其三，韵散结合。此二赋在结构上都是篇首几段用散文领起，中间若干段用韵文结尾。韵与不韵相间，叙述人物之间的对话用散文，描写事物部分用韵文，充分体现赋介于诗歌与散文之间的文体特征。
其四，充分利用方块字的特点。汉字有形声字，一边表音，一边表意，相如赋正是利用这一特点堆砌辞藻，使用奇词偏字。几十个山字头、鱼字旁、草字头等字的连用，增强文章视觉上的气势。但是，这种用字造异的怪异、重沓，令人读之生厌，以至后人讥之“字林”、“字窟”。
其五，确立了一个“劝百讽一”的赋颂传统。两篇赋在铺陈汉天子上林苑之“巨美”和校猎之壮观之后，指出沉溺于畋猎的不当，淫乐侈靡的生活应予以否定，用以讽谏。不过，汉赋自司马相如开始以歌颂王朝声威和气魄为其主要内容，后世赋家便相沿不改，成为一种定势。
《子虚赋》、《上林赋》标志着汉大赋的体制已臻于成熟。司马相如使汉赋成为一代鸿文。后来的一些描写帝都、宫苑、田猎、巡游的大赋，无不受影响，而论规模、气魄，则难与相如之作齐肩。
除大赋外，司马相如的抒情赋也写得不错。《长门赋》是一篇别具风格的抒情小赋，对后代宫怨一类题材的诗歌有很大影响。但后世的研究者对作者和本事都提出过怀疑。另有《大人赋》、《哀二世赋》等。
以司马相如为代表的一批作家相继去世后，赋体创作于武帝后期至昭帝时一度低落。到了宣、成二帝之时，西汉后期赋体创作又一次焕发出生机。受经学重因承的影响，这一时期的赋体创作出现了摹拟的倾向。西汉后期能为赋体的作家不少，其代表人物是王褒与扬雄。
王褒（约前88—约前55），字子渊，蜀资中（今四川省资阳）人。王褒的《洞箫赋》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以赋体专篇写一种乐器的作品。它直接导致了东汉一些以乐器、音乐为题材的作品的产生。《洞箫赋》是西汉文坛具有“辩丽可喜”、“虞说（娱悦）耳目”（《汉书·王褒传》载汉宣帝语）特征的代表作。《僮约》是王褒另一篇颇有特色的赋体俳谐文，是后世俳谐体俗赋的先声。
扬雄（前53—18），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市）人。扬雄是学者兼赋家的杰出代表，与司马相如并称为“扬马”。《艺文志》载“扬雄赋十二篇”，今存《杨侍郎集》得赋9篇。《汉书》卷五七有传。
扬雄首开辞赋的摹拟风气，摹仿司马相如作赋。后来悔悟，他认为赋应是用以讽谏的，但当时的赋体创作对当时统治者往往欲讽反劝、“讽一劝百”，起相反的作用，认为辞赋乃“雕虫篆刻、壮夫不为”，因而放弃了辞赋的写作，转而从事哲学思想著作。
扬雄的赋以《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杨赋》4篇最为著名。“四赋”都是针对成帝奢侈生活、好慕心态进行讽谏的。其讽劝的意义，较司马相如更进一步。“欲谏则非时，欲默则不能已，故遂推而隆之。”（《汉书》卷八七上《扬雄传》）四赋驰骋想象，铺排夸饰，表现出汉赋的基本特点，同时又有典丽深湛，词语蕴藉的特点，但模拟习气也更加严重。
扬雄大赋里面有一篇较有特色的赋，即《逐贫赋》，此赋对四言诗体赋的发展颇有影响。
三、东汉辞赋
东汉的社会经济、政治氛围不如西汉，进入衰落时期，在这种背景下，东汉的赋体风格开始嬗变为谨收慎缩、深邃冷峻、平正典雅的风格。而赋体创作语言也由西汉那种以散句为主、偶句为辅的语言形式，逐渐向以骈偶为主、散句为辅的语言形式演变。
首先是京都赋的崛起。
东汉光武帝刘秀建都洛阳而不回长安，引起朝野上下的震动和争议，成为当时全社会关注的中心问题，也成为赋家长期讨论的热门话题。
杜笃（？—78）作《论都赋》，主张迁都长安。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则与杜笃的《论都赋》大异其旨，认为建都洛阳才是礼乐文明的体现。
班固（32—92），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省咸阳市）人。东汉初期著名的史学家、经学家、赋家。《后汉书》卷四十上有传。
《两都赋》作于永平、永元年间。东汉光武帝刘秀建都洛阳以降至明帝刘庄时，关中耆老还在希望复都长安，所以班固“作《两都赋》，以极众人之所炫耀，折以今之法度”（《两都赋序》），欲讽谏之，为东汉建都洛阳造舆论。
《两都赋》是京都赋的范例，其主要文学特点为：
其一，先劝后讽，劝讽均衡，宾主之分，即见取舍。《两都赋》不仅在“劝”与“讽”的文字比数上作了均衡，其下篇通篇是讽喻、诱导，而且还在“西都宾”与“东都主人”二人的名分之上直接表达了其京都理念，即都洛阳而舍长安的新京都观。
其二，视野开阔，以大量史料作支撑。其描写的笔触范围由天子、王侯的苑猎扩大到了两个都邑的格局和文化。还注重运用长安、洛阳的实际史地材料，反映了汉代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真实状况。
其三，风格与内容合一。《西都赋》铺张扬厉、汪洋恣肆，体现的是旧的京都人物的观念。《东都赋》平正典雅、富有理性，体现的是新的京都人物的观念。
其四，还大量使用了排比、对偶句式，增强了作品的说服力和语言的表达效果。
张衡（79—139），东汉中后期文学家、科学家，字平子，南阳西鄂人（今河南省南阳县）。《后汉书》卷五九有传。今存《张河间集》。
《二京赋》是张衡赋体创作的代表作，分《西京赋》与《东京赋》上下两篇。张衡作赋欲凌越前人，“出于其上”，不但搜罗尽可能多的材料，篇幅也不得不加长，还“逐句琢磨，逐节锻炼”（《评注昭明文选》引孙月峰语），使之成为京都赋的“长篇之极轨”。赋中增加了不少新的内容，如商贾、游侠、辩士、杂技、角抵百戏、嫔妃邀宠等活动情况。这是此前的都城赋所不及的。
《二京赋》继班固《两都赋》之后，推动了以京都、都会为题材的文学创作的发展。
王延寿（生卒年不详），顺帝、桓帝间人。字文考，一字子山。南郡宜城（今湖北宜城县）人。传见《后汉书》卷八十上《文苑列传》。
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也是一篇有特色的以京都、都会为题材的作品。鲁灵光殿是景帝子恭王余所建，“自西京未央建章之殿，皆见隳坏，而灵光岿然独存”，王延寿游鲁时作《鲁灵光殿赋》加以记颂。这是一篇富有艺术创新性的作品。全文叙述的线索清晰明了，以写实的手法对宫殿的栋宇结构、彩绘雕刻、雄伟气势，作了细致而生动的描写，并流露出感时伤今之情。刘勰称其“含飞动之势”（《文心雕龙·诠赋》）。据说当时蔡邕亦作此赋未成，及见延寿所作，甚为赞赏，于是辍笔不再作。这篇赋为作者赢得了“辞赋英杰”的声誉。
其次是抒情赋的勃兴。
东汉中叶以后，政治日趋腐败，文人的理想、抱负、才能不得施展，便借赋体创作以抒写愤懑抑郁，于是抒情赋大兴。
与散体赋比较，抒情赋从形式上来看，趋向短小，不用问答体、也不从事于铺排堆砌。就内容来说，多是讥时讽世、抒情咏物的写作，甚至谩骂讪笑、发泄心中的愤懑。
东汉的抒情赋主要有纪行赋和述志赋两种，其代表作家是张衡、蔡邕和赵壹等人。
纪行赋，就是通过记叙旅途见闻来抒写感慨。它以纪行为线索，常常以抒情为主，兼有述志、写景、叙事，一般篇幅不长。刘歆的《遂初赋》当是纪行赋的开门之作。此后有班彪的《北征赋》、班彪之女班昭的《东征赋》、蔡邕的《述行赋》。
蔡邕（132—192）的《述行赋》是东汉抒情纪行赋中的名篇。该赋作于桓帝延熹二年（159），蔡邕当时27岁，因能鼓琴，被作为统治者取乐的工具征召入京，至偃师生病而归，有感于时政，遂作《述行赋》以抒愤。其主旨是愤于宦官弄权致使民不聊生。全篇又以秋天的淫雨为大背景，气氛悲凉深沉，感情格外强烈。
述志赋，是指赋家在社会动乱、宦海沉浮中寄托情志的作品。
张衡的《归田赋》约作于顺帝永和三年（138），时在河间任上。《文选》李善注说：“《归田赋》者，张衡仕不得志，欲归于田，因作此赋。”这篇赋反映了作者欲归田隐居的宗旨。全赋紧扣“归田”，表达了对仕途污垢的厌恶和对恬淡生活的追求。作者善于捕捉自然界中具有典型意义的优美景象，以景寄情，情景交融。此赋一扫汉大赋那种铺采摛文、夸张堆砌的手法，用短小精悍的篇制和优美朴素的语言，集中抒写自己的怀抱。
《归田赋》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是我国赋史上第一篇以描写田园生活和乐趣为主题的抒情小赋。它的出现，也标志着我国辞赋由事类大赋向抒情小赋的转变。同时，它也是汉代第一篇比较成熟的骈体赋。自张衡之后，东汉抒情小赋不断出现，对魏晋抒情赋的发展有重大影响。
赵壹（生卒年不详），字元叔，汉阳西县人，恒、灵之世名士、辞赋家。传见《后汉书》卷八〇下《文苑列传》。
赵壹的《刺世疾邪赋》是他的代表作，也是东汉后期抒情小赋的名篇。“刺世疾邪”，即讽刺和憎恨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与邪恶的社会风气。这篇赋对当代社会乃至整个历史都提出了无情的批判。作者愤怒地宣称：“宁饥寒于尧舜之荒岁兮，不饱暖于当今之丰年！”这种强烈的批判精神，是此前汉代辞赋中未曾出现过的。
《刺世疾邪赋》全文不事雕琢，词气峻急，其思想和艺术都已超过了以往的贤人失志之作，而更接近于“诗人的愤怒”，其措辞之激烈，抨击之猛烈，情绪之愤懑，乃汉赋中绝无仅有者。
另外，抒情赋中还有言情赋，专写情爱。如张衡的《定情赋》，蔡邕的《检逸赋》、《协和婚赋》、《青衣赋》。蔡邕的《青衣赋》还是打破门第观念而与婢妾言情的赋。
汉赋是楚辞之后由文人创造的一种新的文学体裁，一向与《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曲等并称，是我国古代韵文创作四大样式之一。
汉赋铺陈夸张的艺术手法、宏大的结构、流畅华美的语言，为文学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建安以后的诗文，在语言、叙事、状物的技巧等方面，受益匪浅。
东汉以后，出现了“文章”的概念，开始把文学与经学史学区分开来，这得力于汉赋的发展和促进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