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帕克
在成为后来那个指引方向的北极星之前，年仅十九岁的多萝西·帕克已经不得不为生计奔波了。对于像她这样的人来说，生活本不应该如此。1893年，帕克出生在一个富裕的皮毛商人家庭中。她的家族姓氏是罗斯柴尔德（Rothschild），但不是那个罗斯柴尔德——帕克一生都在这样提醒采访者。不过帕克家在纽约仍然算得上一个受人尊敬的犹太家庭，他们的经济状况足以承受泽西海岸边的假期和曼哈顿上西区的宽敞公寓。然而在1913年冬天，因为两任妻子先后离世，以及一个亲兄弟随着泰坦尼克号一起沉入海底，帕克的父亲终于被悲伤击倒，撒手人寰。他几乎没有给孩子们留下任何遗产。
当时的多萝西·罗斯柴尔德（Dorothy Rothschild）尚未婚嫁，所以也无法指望夫家拯救她于水火之中。她也没受过什么教育，高中都没毕业，因为像她这样出身的女性都不是为了将来找工作而接受教育的。到二十世纪中期，秘书专科学校将向大量中产阶级女性传授让她们能够养活自己的职业技能，但是在帕克刚成年时，这些机构还都处于起步阶段。最终，帕克只能依靠自己仅有的能够迅速领到报酬的技能谋生：她会弹钢琴，而且舞蹈学校当时正如雨后春笋般在曼哈顿各处被创办起来。帕克喜欢说有时候她甚至向学生们教授略微不合体统的新兴的雷格泰姆（ragtime）舞蹈[1]，比如火鸡跑和灰熊舞之类的。帕克在讲到这个故事时总是把自己当成故事中的笑料。她的一个朋友记得她曾这样说：“我教过的男学生之后都成了不中用的跛脚鸭。”[2]
这是个有意思的故事，但也几乎肯定是个被夸大了的故事。在帕克的朋友和同时期人的所有记录中，没有一个人提到过帕克坐在钢琴边，更别说跳过任何舞蹈了。可能她只是把这些才能都抛弃了，也可能，如她后来在写作上的经历一样，利用她的音乐天赋挣钱这件事让她对音乐本身失去了兴趣。不过，还有可能是她为了幽默而夸大了事实，因为从一开始，幽默就为她提供了一种很好的逃避途径。她的笑话最终会将多萝西·罗斯柴尔德转变为传奇一般的“帕克夫人（Mrs. Parker）”，后者仿佛是某种愉快时光的化身。帕克夫人手里总是端着一杯鸡尾酒，她说出的俏皮话总会像投下一枚手榴弹一样在聚会中引爆笑声。
不过，就如聚会中的喧哗热闹和光鲜亮丽总能掩盖苦难和沮丧一样，帕克的生活也是如此。那些让其他人着迷不已的故事都是用悲惨的经历雕琢成的供人消遣的愉悦内容。就连这个坐在一群随着音乐旋转的舞者中间弹钢琴的天性快活的形象，也是帕克用来隐藏自己的愤怒和痛苦的。帕克显然并不介意告诉别人自己曾经身无分文，因为从白手起家到身处她达到的高度这件事中蕴含了某种大无畏的精神。不过帕克很少谈及在她五岁时就去世的母亲，以及被她憎恨的继母。她还不喜欢谈自己十五岁就离开学校的原因其实是要留在家中照顾越来越病弱，且开始变得糊涂的父亲。直到将近五年后她父亲去世为止，帕克才摆脱了这个困住她的牢笼。
后来，帕克在一篇题为《了不起的老绅士》（The Wonderful Old Gentleman）的文章中描述了这个（虚构）人物弥留之际的情况：
人们没有必要聚集到老绅士的病榻前了，他已经认不出他们之中的任何人。实际上，他在近一年前就认不得他们了，他总是叫错他们的名字，还会在有礼但严肃地询问他们家庭成员的健康情况时弄错谁是谁的丈夫、妻子或孩子。[3]
帕克喜欢将父亲的去世描述为一场悲剧，有时还会为自己不得不孤苦伶仃地自谋生路而愤愤不平：“你知道，我当时没有钱。”[4]不过不得不找工作养活自己被证明是对她大有裨益的，这也是帕克第一次将一段不好的经历转变成一个精彩的故事。这就是她的天赋：将复杂的情绪梳理成机智风趣的妙语，将所有辛酸艰难隐藏在字里行间，而不是平铺直叙地大吐苦水。
在有了这样的经历之后，帕克显然认定所有的好运都是某种偶然。她总是说自己走上写作道路是个意外，是“因为缺钱”[5]才写作的。但这并不是事情的全部真相。帕克在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开始写诗了，虽然具体是从几岁开始已经弄不清了。帕克不喜欢保存记录，她的文稿也很少有留存至今的。她的一位传记作者设法找到了她小时候给父亲写的几封短笺，从那里面，人们已经可以听出一位明日作家的声音。有一次她给父亲写信说：“人们说如果你的字迹向上扬，那意味着你有一种鼓舞人心的天性。”她在这里指的是自己倾斜的手写笔迹。接着她又补充了一句略微泄气的评论：“我想我有。”[6]这种做法后来将成为她的标志性策略。
有时候，天赋也是一种意外。它会选择哪些人能拥有这些天赋，然后让这些人过上一种他们自己都从未梦想过的生活。不过，天赋确实是与多萝西·帕克成为作家这件事有关的唯一可以被算作意外的东西。
最先给予帕克一个职业机会的人叫弗兰克·克劳宁希尔德（Frank Crowninshield）。1914年的某个时候，他从一堆主动投稿的文章里挑出了帕克的稿子，可能是因为从她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也可能是因为看中了她的反抗精神。克劳宁希尔德出身于波士顿婆罗门（Boston Brahmin）阶层[7]，此时已经过了不惑之年，但他和纽约上流社会的其他成员有很大区别。克劳宁希尔德终身未婚——可能因为他是同性恋，不过没有确切证据证明这一点。在所有关心他的人面前，克劳宁希尔德是一位专心照顾自己沉溺于麻醉药品的兄弟的人。他在纽约为人所知的特点主要是他好开玩笑，以及他担任了新版《名利场》（Vanity Fair）的负责人。这份杂志原本是一份古板、正派的男士时装杂志，但康泰·纳仕（Condé Nast）雇用克劳宁希尔德对其进行彻底的改造。
当时还是美国杂志的最初兴起阶段。《哈泼斯杂志》（Harper’s）和《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都在发行中。不过《纽约客》（New Yorker）尚未问世，也没有什么人敢奢望比“迪比克（Dubuque）的老夫人们”更有见识的读者群。爱德华·伯奈斯（Edward Bernays）是弗洛伊德的外甥，通常被认为是创造了公共关系学的人，他是在1913年秋才刚刚开启自己的职业生涯的。[8]从事广告业的人们更是刚刚才开始设想他们最终将在美国拥有怎样的影响力。
在几乎没有什么先例可效仿的情况下，克劳宁希尔德的《名利场》就呈现了某种与主编的个性很相似的特点：尖酸刻薄、莽撞无礼，在针对富人的时候尤其如此。可能是因为他的兄弟遭受的折磨，也可能是因为克劳宁希尔德家族一直是个很有声望，但并非多么富有的家族——反正克劳宁希尔德对于富人们总是抱有一种批判态度。不过他采用的并不是什么言辞激烈的社会批判。相反，克劳宁希尔德喜欢调侃。就连他为改版后的第一期杂志写的《主编的话》都带着一种讽刺意味：
我们打算遵循着高尚的、传教士一般的精神为女性做一些事情，据我们观察，至今为止，还没有哪份美国杂志为女性做过这样的事。我们打算常常迎合她们的智慧。我们打算冒险相信，她们在最清醒的时候，也是能够胜任一些大脑活动的；我们甚至打算壮着胆子相信她们正是为当代文学作出了更原创、更令人兴奋，而且是充满吸引力的贡献的人。我们特此宣布自己为坚定、顽固的女权主义者。[9]
这就是一个可以有多种解释，容易令人困惑的讽刺：这是在拿当时还相对新鲜的女权主义这个概念说笑？还是一种旨在赞美女权主义的幽默？又或是不含任何政治意图的单纯嘲弄？在我看来，这三个答案都是对的。一个类似这样的讽刺的主要乐趣就在于从不同的方向能够看出不同的含义。至少有几种方向是女性可以采用的。当这第一期杂志在1914年被发行出来的时候，女性甚至还没有投票权。但是因为克劳宁希尔德喜欢开玩笑，所以他需要一些站在相反立场上看问题的作者，也就是那些不受公认的规矩界限禁锢的人。
大部分符合这个类别的作者碰巧都是女性。安妮·奥黑根（Anne O’Hagan）是一位妇女参政论者，她写过关于格林尼治村（Greenwich Village）中所谓的波希米亚生活的文章。克拉拉·泰斯（Clara Tice）是一位前卫派插画家，她喜欢宣称自己是第一位梳波波头的女性，从这份杂志创立初期，泰斯就一直是它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玛乔丽·希利斯（Marjorie Hillis）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时会成为各地女性单身生活的代表，杂志创立初期，她也在这里发表过文章。
帕克将会成为这份杂志最具标志性的声音，不过让她到这里就职的过程花了不少时间。克劳宁希尔德是因为她提交的一段轻诗歌而注意到她的。那首诗的名字叫《任何门廊》（Any Porch），全诗共9节，内容都是无意中听到的评论，这首诗的主旨就是，在任何家境富裕、消息比较灵通的富有人家的门廊上，你都可能听到这些内容。风格固定的、品评二十世纪初期上流社会的道德偏见的题材可能会让现代人觉得没意思。不过从这首诗中已经能够看出后来的帕克会关注哪些焦点：她对于女性特质带来的局限的尖酸解读，以及对那些只会重复公认观点和陈词滥调的人的不耐烦。
我不会说布朗夫人是个坏人，
她不关心道德，但不是不讲道德……
我觉得这个可怜的姑娘嫁不出去了
她正在谈论她的“事业”呢。[10]
克劳宁希尔德从这首诗中看到了一些东西，他支付了5美元或10美元或12美元来购买这首诗。（关于这个报酬，帕克、克劳宁希尔德，以及其他人说的数额各不相同。）这次小小的成功让她有勇气向克劳宁希尔德申请一个工作机会。起初，他没法在《名利场》为她争取到职位，所以他把帕克安排到了《服饰与美容》（Vogue）。
这个安排并不十分合适。1916年的《服饰与美容》还是一本为拘谨古板的端庄女性提供拘谨古板的端庄内容的杂志。帕克对于时装潮流从来不感兴趣，可是她发现这里的工作要求她对每种布料的优点或做多长的褶边之类的问题保持充满激情甚至是近乎虔诚的关注。哪怕是她在这里上班的最初一段时间里，她也无法鼓起足够的干劲。后来她尝试用礼貌的言辞描述这段回忆，但她依然难以掩饰自己像爱批判其他任何事一样，对同事们也抱有诸多意见。她告诉《巴黎评论》（Paris Review）的采访者说，在《服饰与美容》工作的那些女性“平淡无奇……并不时髦”。[11]她对那些人的赞美从来没有对她们的侮辱一半长：
她们都是正派、端庄的女性——是我见过的最端庄的，不过她们根本不能胜任在这样一份杂志中的工作。她们戴着滑稽的小软帽，把杂志中的模特从强悍的尤物无趣化为娇柔的小家碧玉。
《服饰与美容》是为顺应刚刚兴起的商业制衣产业的需求而创办的，这项产业大多时候要迎合顾客的喜好，同时也在让他们的喜好变得平庸。即便是在杂志创办初期，《服饰与美容》中的每篇文章就已经蒙上了一层营销的外衣，每期杂志都会表现出一种产品目录的格调。此时距离女性推翻裙装的束缚还有超过半个世纪的时间，但是凭借着既令人敬佩，又有些邪恶的先见之明，帕克在《服饰与美容》工作时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在摧毁美丽的服装是女性优雅的最高表现的理念。
公平地说，在《服饰与美容》被迫终日应对一个在她看来根本配不上自己的主题的这段时间，反而能让帕克更加集中自己的才智。那个写出《任何门廊》这样的作品的作者开始把自己的钢笔当作所向披靡的大锤。在《服饰与美容》感到的压抑让她变得狡猾和敏锐。举例来说，当她被安排为用钢笔和墨水绘制的服装画撰写插图说明时，她就必须非常小心。这些插图往往是占据《服饰与美容》最多版面的内容，帕克得利用机智让自己的文字足够难以捉摸，这样主编才不会抓到帕克其实很看不起《服饰与美容》的读者的任何暗示。这种像制作金银细丝工艺品一样精心雕琢出来的插图说明中不乏一些绝妙的成果——比如那句著名的“简洁是内衣的灵魂”[12]。其他一些则拿时尚要求的复杂的支撑内衣开起了更轻松的玩笑：
只有一件事能和人生中的第一场恋爱一样激动人心，那就是人生中的第一件紧身胸衣。这两件事都能够带来一种令人愉悦的受重视的感觉。这件紧身胸衣能让十二岁孩子平板一样的身材也显示出某种腰部曲线。[13]
不过，她的编辑们还是注意到了这一点。当她的不屑表现得过于明显时，帕克不得不重写某些插图说明。尽管帕克的举止显然是无懈可击的，但《服饰与美容》的主编、头脑冷静的埃德娜·伍尔曼·蔡斯（Edna Woolman Chase）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形容帕克是“嘴上涂着蜜，脑子里酿着醋”。蔡斯能够意识到帕克的文字乍一读来甜美可人，实则将尖酸刻薄都隐藏在某种托词背后这点似乎很重要。她的评价与帕克后来的一位朋友的描述相互呼应。戏剧批评家亚历山大·伍尔科特（Alexander Woollcott）说年轻时的帕克是“小耐儿和麦克白夫人的奇异综合（So odd a blend of Little Nell and Lady Macbeth）”[14]。在最初的那些年里，帕克简直是文思如泉涌。她像为《服饰与美容》写文章一样频繁地为《名利场》供稿，显然是想在那里获得一个工作机会。《名利场》肯定能给帕克源源不断地写出的这种轻松、嘲讽，大多数时候并不会为人们所铭记的文字提供更多空间。她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回归到一种被她称为仇恨之歌的体裁上，这种轻诗歌针对的对象范围很广，从女性到宠物狗应有尽有。有些这样的作品非常诙谐，但大部分还是以不加修饰的抱怨为主题，它们表达的尖刻甚至会让人觉得刺耳。当她被许可在散文中更大限度地展示自己的才华时，帕克往往能写出更精彩的东西。她那种像醋一样尖酸的机智被这样利用起来时往往能收获不错的效果，它们就像是一种缓慢反应的酸性物质，一点一点腐蚀被她嘲弄的主题。她对事物的厌烦情绪也总能让她的作品更深刻、更透彻。
1916年11月发行的《名利场》上刊登了一篇题为《我为什么还没结婚》（Why I Haven’t Married）的文章，帕克在这里解释了自己的独身状态。这篇文章是对纽约约会场景的一种讽刺，在帕克所处的年代，她显然和如今的我们一样毫无希望。帕克描绘了一位单身女性能够遇到的几种共进晚餐的对象，用他们来概括今天的情况似乎也依然适合。比如拉尔夫，一位永远满怀热切期盼的好男人：“我看到自己被一堆毯子和沙发靠垫围在中间……我看到自己成了反对妇女参政的社团的一员”。[15]又比如马克西米利安，一位左派波希米亚主义者：“他把艺术看得比什么都重”。再比如吉姆，一位事业蒸蒸日上的生意人：“在他的心中，我其实只能排在第三名，第一名和第二名是威士忌和威士忌，第三名才轮到我”。
1917年7月发行的《服饰与美容》上刊登了一篇题为《室内的亵渎》（Interior Desecration）的文章。帕克在其中为人们描述了到由阿利斯泰尔·圣克劳德（Alistair St.Cloud，很可能是虚构的人物）装饰的房子中拜访的令人困惑的经历。（这次拜访很可能也是虚构的。）我们被告知，有一个房间里装饰着紫色的绸缎和黑色的毯子，还摆着“从宗教法庭流传下来的稀有的古董椅子”。[16]
除了一个黑檀木小柜上放着的一本有鲜亮的红色封皮的书之外，房间里再没有其他的东西了。我看了一眼书名，上面写着《十日谈》。
我问：“这个房间是干什么用的？”
阿利斯泰尔自豪地回答说：“是藏书室。”
帕克每天都在进步，写出了越来越多的妙语，对目标的分析也越来越精准。她从一开始就显露了天赋，但是她也需要时间来磨炼写作技巧。她似乎还必须获得克劳宁希尔德的赞赏和关注作为激励。帕克在自己职业生涯的最初几年里非常多产，超过了后来任何时候。自食其力的准则符合她的风格，即便是在1916年春嫁给埃德温·庞德·帕克二世（Edwin Pond Parker II）之后，她依然是这么做的。
给了多萝西新姓氏的男人是一个年纪尚轻的金发男子，他是普惠公司（Paine Webber）的股票经纪人，负责销售业绩良好的康涅狄格股票。不过就像多萝西原本的姓氏会让人联想到那个富有家族一样，帕克拥有的财产也并不像他的名字暗示的那么多。通常被简称为埃迪（Eddie）的帕克先生注定是一个没有留下什么自我描述，只能通过别人对他的印象来为我们所认识的人。我们知道他一直喜欢喝酒，是一个享乐主义者，至少远比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多萝西更追求物质生活的满足。多萝西刚认识埃迪时几乎还是个滴酒不沾的人，但在两人婚姻期间，埃迪会让她慢慢爱上杜松子酒。
《新郎来了》（Here Comes the Groom）发表于1917年6月，帕克站在自己一贯的批判视角谈论了婚姻制度。“从始至终，结婚的过程对于新郎来说都很悲哀，”[17]帕克在这篇于1916年结婚后创作的文章中打趣道，“从婚礼进行曲奏响到蜜月的开始阶段，他一直迷失在被遗忘的浓雾之中。”尽管似乎所有人都说帕克爱着埃迪，但她在绝大部分时间里继续把丈夫留在了那片浓雾之中。他们才结婚没几个月，美国就加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埃迪应征入伍，在随连队接受训练之后，最终被派上了前线。他显然就是在此期间开始对吗啡上瘾的，而酒精对他的吸引力也并没有降低。
埃迪·帕克的种种问题让他成了妻子人生中一个游魂一般的存在，他是一个偶尔被她拉着参加某些聚会的幽灵，是一个被她硬插进一两个故事中的角色，但是帕克从没有清楚地说明过他身上究竟有什么吸引自己的地方。1918年，克劳宁希尔德终于让帕克进入了《名利场》，他的本意是想让她写散文。自这份杂志被改版时起，负责撰写戏剧评论的人一直是P.G.沃德豪斯（P. G. Wodehouse），他辞职以后，克劳宁希尔德就让帕克填补了这个空缺。帕克从来没写过任何关于戏剧的文章，然而戏剧评论却是《名利场》不得不关注的一个主题。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有地位的时髦人士都热衷于阅读戏剧评论。电影在此时还不是占支配地位的流行娱乐形式，剧院中的现场表演仍然是创造和培养明星的场所。一名戏剧批评家能够搅动、影响、审视，更不用说嘲弄讽刺的金主和明星是很充足的。
这可能也解释了帕克最初为《名利场》写的几篇评论为什么显得那么小心翼翼。原本自信幽默的文章突然失去了节奏。在最初的几篇专栏文章里，帕克只是在紧张地闲聊。在大多数文章里，她几乎没怎么描述自己观看的戏剧和音乐剧。在1918年4月发表的第一篇评论中，帕克用了大量笔墨来抱怨一位在观看音乐剧时，把绝大部分时间花在寻找一只手套上的观众。这篇文章的结尾也很突兀，最后一句话是：“就这些了。”[18]
信心最终还是被建立起来了，不过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帕克这位投手在进行希望渺茫的正面投球的过程中，渐渐可以投出几个快球了，而且她瞄准目标的能力也提升了。在她的第四篇专栏文章里，她抱怨了戏剧批评家的“悲惨生活”[19]，因为她想要评论的戏剧在杂志能够被送到商店货架上出售时往往已经停止演出了。在第五篇专栏文章里，她批判了戏剧总离不开战争题材的现象：“除了裹上盟军旗帜，他们就不知道还能如何打扮歌舞女郎了。”[20]渐渐的，帕克的尖刻嘲讽又显示出了她原有的优雅风格。她在抱怨《海达·高布乐》（Hedda Gabler）中必将出现的开枪场景时说：“我真心希望［易卜生］偶尔能让女士们服点二氯化汞，或是打开煤气阀门，或选择其他一些声音小、又不会弄脏房子的死法。”[21]
帕克的信心得以增强的原因之一是她发现在《名利场》，自己是在为朋友而写作。克劳宁希尔德和这份杂志的其他编辑都理解她。幽默要建立在某种程度的相互理解上才能被感知。即使某个笑话很过火，甚至是越轨的，也必须是在讲笑话的人和听笑话的人之间存在某种共识的前提下，讲笑话的人才有道德界线可逾越。在帕克职业生涯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有一个密友和知己组成的圈子随时可以给予她鼓励和认可。这个圈子里的成员几乎全是男性，其中尤其重要的是两位她在《名利场》的同事。第一个人是罗伯特·本奇利（Robert Benchley），这位有些笨拙的新闻记者是在帕克从《服饰与美容》转投《名利场》后不久受雇担任执行主编一职的。另一个人是罗伯特·舍伍德（Robert Sherwood），他身材偏瘦，沉默寡言，然而隐藏在这种拘谨背后的是同样具有杀伤力的幽默感。这三个人在《名利场》总是形影不离，成了制造麻烦的三人组。
从任何层面来说，他们都用文字写就了自己的传奇。很久之后，帕克带着明显的为自己的邪恶而自豪的口气承认：“我们的所作所为差到了极致。”[22]他们都喜欢搞恶作剧，尤其是以他们的老板们为捉弄对象的那种。有一个他们最爱讲的趣闻是帕克订阅了一份葬礼杂志。她和本奇利都喜欢与死亡有关的幽默。他们还喜欢观察克劳宁希尔德从帕克的办公桌前经过，看到她从那些杂志上撕下并用大头针钉起来的尸体防腐图解时表现出的惊恐的样子。他们中午出去吃饭总要花很长时间，对于迟到心安理得，甚至拒绝为此编造借口。当克劳宁希尔德陪同康泰·纳仕一起到欧洲出差的时候，这三个人就更无法无天了。他们确实不是什么忠于职守的员工。
他们这种懒散的精神气质还被延伸到了阿冈昆圆桌会议（Algonquin Round Table）中。这个传奇的团体中包括多位作家，就连那些借别人的光来参加活动的追随者们也都很迷人。成员们会到曼哈顿中城的阿冈昆酒店进行短暂的聚会。圆桌会议的正式形成源自一次自我放纵。1919年，《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戏剧批评家亚历山大·伍尔科特宴请宾客庆祝自己在战后平安返回。出席者对这次特殊仪式意犹未尽，于是决定将它延续下去。这个群体的声望持续的时间远比这个活动本身持续的时间长。圆桌会议的存在时间很短。八卦专栏里第一次提到圆桌会议是1922年。到1923年时，有报道说成员内部出了问题，原因是酒店的所有者发表了一些反对犹太人的看法；[23]到1925年，这个特别的活动已经被宣告终结了。
后来，帕克对于圆桌会议的感觉变得越来越充满矛盾，她对自己获得的几乎所有成功好像都是这样的感受。帕克并不如有些人提到的那样，是参加圆桌会议的唯一女性。包括鲁思·黑尔（Ruth Hale）和简·格兰特（Jane Grant）之类的记者，以及埃德娜·费伯（Edna Ferber）之类的小说家也会经常来这里与其他人共饮。不过帕克无疑是作风和观点与这个活动联系得最紧密的一个。她的声望让其他参加活动的男性也相形见绌，那些人的名字如今大多已被人遗忘。因为帕克的风趣言谈总是那么精辟，所以她也是最经常被八卦专栏作家们引用的人。
对所有这些情况并不很适应的帕克有时会对提起圆桌会议的采访者发脾气，她要么说：“我并不经常参加，去那里花钱太多。”[24]要么对整个活动轻描淡写：“那不过是一群爱讲闲话的人凑在一起吹牛炫耀罢了，他们攒了几天的笑料，需要找机会说个痛快。”[25]帕克无疑会受到当时媒体报道的影响，那些内容对于圆桌会议自称文学界中坚力量的说法充满怀疑，甚至持批判态度。1924年，一位八卦专栏作者对这个群体嗤之以鼻：“没有一个［成员］为文学带来什么令人印象深刻的格调，也没有谁写出过什么影响深远的诗篇，可他们都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对传统思维充满不屑。”[26]
也许帕克辩驳得太多了，对自己朋友们的赞许则太少了。他们在酒店共进午餐和晚餐时度过的愉快时光似乎不是什么大事，也没有任何深远影响，但这为其他更重大的事情提供了助力。本奇利、舍伍德和这个群体中其他乐于听她发表意见的人们让她感到充满活力和激情。在《名利场》工作并参加阿冈昆圆桌会议的那些年正是她人生中创作力最旺盛的阶段。
帕克天生缺乏认可他人作为严肃作家或迷人明星的能力，这在她成为评论家后也一直影响着她。她不是一个容易被取悦的戏剧观众；简单来说，她不是一个戏剧迷。戏剧制作人们对于帕克在自己的专栏中发表的让他们很受伤的评价越来越气愤。其实评价本身的侮辱性并不至于引起那么强烈的受冒犯感，但是这一点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制作人不仅是被评论的对象，更是广告商。他们可以挥舞棍棒反击。
还有些时候，就连帕克的无心之举也会引发他们的怒火。那篇让康泰·纳仕疲于应付的专栏文章甚至都不是帕克最精彩的文章之一。该文章评论的对象是一部如今已经被人遗忘的萨默塞特·毛姆（Somerset Maugham）的喜剧《恺撒之妻》（Caesar’s Wife）。帕克对这部作品中的明星比利·伯克（Billie Burke）是这样评价的：
扮演年轻妻子的伯克小姐看起来青春靓丽。她在一些比较严肃的场景中表现得不错；在一些轻松的桥段中，为了表现出角色的小女孩儿气质，她的表演就像在模仿伊娃·坦圭（Eva Tanguay）。[27]
这种讽刺已经比她平常的那些都隐蔽了，然而它却导致百老汇传奇戏剧监制人，同时也是伯克的丈夫的弗洛·齐格飞（Flo Ziegfeld）冲到电话前大肆抱怨。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伊娃·坦圭被认为是一位“充满异国风情的舞者”；而比利·伯克却代表着一种纯洁无瑕的形象。她最著名的银幕形象大概就是米高梅公司1939年拍摄的《绿野仙踪》（The Wizard of Oz）中的好女巫格琳达（Glinda the Good Witch）。不过，这种卑贱下流的暗示可能还不是最令伯克感到受辱的。因为刚刚年满三十五岁的伯克对于帕克讽刺她年龄的怨恨，可能比对暗示她像脱衣舞娘的还要强烈。
不管怎么说，齐格飞已经不是第一个投诉帕克这种口无遮拦的评论的人了，所以康泰·纳仕坚持让她做出改变。克劳宁希尔德带帕克到广场饭店（the Plaza）喝茶，借机告诉她说自己不想让她继续负责戏剧评论的工作了。关于帕克究竟是辞职了还是被从《名利场》彻底解雇了，各方说法不一，答案的左右摇摆取决于你读到的是谁的版本。帕克说自己点了菜单上最贵的甜点，然后愤然离席。接着她给本奇利打了电话，后者立马也辞职了。
本奇利绝对已经成了帕克生活中最重要的男人。她渴望得到他的认可，还会以他为效仿的榜样。他们的朋友们怀疑两人之间是否发展出了婚外情，不过似乎没有证据能证明这一点。显然，帕克对本奇利来说也像本奇利对她一样重要，因为尽管本奇利有孩子要抚养，他还是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名利场》的工作。帕克说：“这是我所知的最伟大的友谊的表现。”[28]
不过，在离开《名利场》这件事上，他们其实并不像自己夸张的离场所表现得那么气愤，连他们的接班人都是他们自己选好的。帕克离开之前不久刚刚提拔了一位名叫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的年轻批评家，他原本的工作是负责审核投稿。[29]当克劳宁希尔德安排威尔逊接替本奇利的执行总编的工作时，帕克很可能更高兴了。被解雇不到一年，她的文章就会重新被刊登在《名利场》上。
交接工作非常顺利。在此过程中，威尔逊偶尔也会到阿冈昆喝上几杯，但是年纪尚轻、资历尚浅的他还要再过很多年才能成为写出《阿克塞尔的城堡》（Axel’s Castle）和《到芬兰站》（To the Finland Station）这样“严肃的”批评作品的受人尊敬的作家。受邀参加了圆桌会议活动的威尔逊在日记中写道：“我没觉得那些人特别有意思。”[30]不过他的确认为帕克是一个令他很感兴趣的人，因为“她的本性中充满相互抵触的东西”。威尔逊认为帕克有别于阿冈昆群体中的其他成员是因为她能够与严肃的人“平等地对话”[31]她的“入木三分和一针见血”让她不像其他成员那么偏狭土气。这些特质很对威尔逊的口味，他成了帕克一辈子的朋友，即便是在帕克被人遗忘、身无分文时也依然如此。威尔逊与其他许多出身于类似背景和环境的男性不同，他真心享受与思维敏锐的女性相处。他似乎抵挡不了与真正聪明的人为伍的诱惑。
*
不过帕克根本不需要对康泰·纳仕心怀怨恨。因为凭借她此时的声望，她根本不缺少工作机会。一份名为《安斯利》（Ainslee’s）的杂志立即雇用她做戏剧批评家。帕克的轻诗歌几乎每周都会出现在城中各份报纸和杂志上，她的戏剧批评文章每月都会被发表，除这些以外，她还会写一些散文。在整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帕克一刻不停地工作着。尽管她说靠写诗挣的钱从来都不够生活，但她还是依靠自己的收入及埃迪的某种形式的贡献坚持下来了；这对夫妻在1922年时已经分居，不过他们要到1928年才会正式离婚。
所以我们可以说帕克的文章在当时肯定是非常受欢迎的，不过它们是好文章吗？从这一角度来说，她的诗歌是最不受重视的。美国人对于轻诗歌的需求日渐萎缩，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更是完全没有人再看这些东西了。我们得承认，如今看这些东西确实会觉得它没什么吸引力。它的形式过分考究，内容则都是些陈词滥调。帕克也常常以爱情为主题，所以有人批评她多愁善感。她对这些批评意见很当真，于是越来越觉得自己的诗歌毫无价值。不过如果你能细细品读的话，你会发现这些表现围绕着她的外在世界的诗句时常能闪烁出智慧的光辉。就连被她弃如敝屣的作品中都不乏精彩的妙语，比如1922年创作的《轻佻女子》（The Flapper）中就有这么一段：
她少女般的举止可能会引发激动，
她的礼数教养可能会遭人指点，
不过她能造成的伤害
绝没有一条潜水艇能造成的多。[32]
这种指责绝不是随便一说的。帕克是在无声地瞄准与她同时代的人们。帕克和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差不多是同时成名的，后者正是把轻佻女子（flappers）和轻佻女子问题（flapperdom）神话化的代表人物。菲茨杰拉德创作的小说《人间天堂》（This Side of Paradise）讲述的就是大学校园中的年轻学生爱上一位轻佻女子的故事。这部1919年出版的小说不仅销量惊人，还获得了评论界的交口称赞。菲茨杰拉德因此书而声名鹊起，简而言之就是他被视为同龄人中的贤哲。帕克和菲茨杰拉德在这本书出版之前，当菲茨杰拉德还在艰难挣扎时就相互认识了。尽管如此，帕克还是对于他获得成功之后在媒体面前为自己塑造的形象感到厌烦。1922年3月，帕克用一首名叫《一群年轻人》（The Younger Set）的仇恨之歌来纾解自己对于像菲茨杰拉德这样的青年才俊作家的嫉妒之情：
那些男孩儿作家；
那些要把纯文学抛在脚边的人。
每天晚上入睡前
他们会双膝跪地向孟肯（H.L.Mencken）祷告
求他保佑自己成为好男孩儿。
他们总是随身携带一大沓自己剪裁的稿纸，
还说毕竟世上只能有一个雷·德·古尔蒙（Remy de Gourmont）；
对此我毫无异议。
他们惧怕真正的公开发表
就像你和我
面对一百万美元的礼物时会畏缩一样。
不过眨眼间
他们又要朗读自己的作品了——
无论是在商场里，
在运送谷物的升降机上，
还是在女士的更衣室里。[33]
雷·德·古尔蒙曾经是当时非常受欢迎的法国象征主义诗人和批评家，如今他已经被大多数人遗忘了。不过帕克显然是在用他来暗喻男孩儿作家们当时的主保圣人——菲茨杰拉德。《人间天堂》出版时，菲茨杰拉德只有24岁。与他同时期的人无法不注意到他并对他充满嫉妒。另一位阿冈昆圆桌会议的成员在读了这本小说后抱怨说：“它让我们觉得自己已经很老了。”[34]
帕克也嫉妒菲茨杰拉德吗？她从来没有承认过这一点——总说他是自己的朋友，还说自己喜欢他的作品。不过另一些暗示则说明帕克心中有一种想要跟对方一较高下的求胜心。1921年，她在《生活》（Life）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又见哈伯德妈妈》（Once More Mother Hubbard）的文章，她要表达的意思是这篇诙谐模仿文就是“给菲茨杰拉德讲的”经典童话故事。
十九岁的罗莎琳德（Rosalind）把手肘撑在膝盖上。你能看到的只有从已经用了十九年仍被擦得闪闪发光的浴盆边露出来的带波浪的短发和她隐含焦躁的灰色眼睛。她在弯弯的嘴角处懒洋洋地叼着一根香烟。
艾默里（Amory）靠在门边，轻声地吹着口哨，他吹的是《返回拿骚楼》（Coming Back to Nassau Hall）。罗莎琳德的年轻貌美在他心中点燃了一簇好奇之火。
他随意地说道：“给我讲讲你自己。”[35]
这篇诙谐模仿文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和其他成功的模仿作品一样，都建立在对被模仿对象的仔细研究上。如果说这里面有一部分嫉妒的成分，那么还有一部分就是直言不讳的批判。菲茨杰拉德确实对上流社会的“随意”抱有一种盲目的崇拜。他也对常青藤联盟情有独钟（《返回拿骚楼》就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助威歌）。他还喜欢安排自己书中的英雄遇到各种貌美，但整体上一团糟的年轻女性角色，所有这些女性都是模拟作家的妻子泽尔达·菲茨杰拉德（Zelda Fitzgerald）创造的。菲茨杰拉德没有对这篇作品给出任何回应，不过如果他读到这些内容，他一定能看出帕克投出的石头和射出的箭至少有一些是正中靶心的。
菲茨杰拉德对女性人物的处理会引起帕克的注意绝不是个意外。帕克和菲茨杰拉德的很多朋友一样不喜欢他的妻子泽尔达。帕克对泽尔达的传记作者说过：“她一遇到什么不喜欢的事就生气，我不觉得这是什么招人喜欢的品质。”[36]帕克这么说可能是一种竞争心理作祟：有传闻说菲茨杰拉德和帕克之间是男女关系，不过没有任何证据留存下来。[37]另一种可能的原因是形象问题：泽尔达心甘情愿地把自己塑造成媒体眼中的终极轻佻女子，这样的形象恰恰是帕克一直在抗拒的。在《人间天堂》出版之后，公众对菲茨杰拉德十分关注，而泽尔达也一直是被关注的一部分。她会在采访中说自己热爱罗莎琳德这个角色，这个角色就是以她为原型的。她还会说：“我喜欢这样的女孩儿，我喜欢她们的勇气，还有她们的鲁莽和挥霍无度。”[38]与她相反，帕克认为她的表现都是装出来的，帕克说不出这样的话，也无法理解这样的想法。
即便如此，帕克和菲茨杰拉德的友谊还是几乎持续了一生。他们太相似了——两个大部分时间里缺乏偿债能力的酒鬼兼遭遇创作瓶颈期的作家。最终，菲茨杰拉德也会认可帕克的观点，承认自己早期作品的无力，以及爵士时代无节制享乐背后的空虚。到菲茨杰拉德在1925年出版《了不起的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之时，他已经不再那么崇拜“随意”了。轻佻女子和富有人家的子孙到此时成了各自玫瑰花瓣上的溃烂之处。不过人们更关注的仍然是像盖茨比在西卵的豪宅这样的闪闪发光的幻象，却没有人在乎多光鲜的幻象也不过是伪造之物的现实。《了不起的盖茨比》从商业角度来说并不成功。菲茨杰拉德所处时代的人们还没有准备好聆听他想要传达的信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因为出版了被免费派发给士兵的版本，这本书才变得受欢迎起来。[39]
与帕克不同的是，菲茨杰拉德英年早逝，酗酒和肺结核联手在1940年夺取了他的生命，他去世时仅四十四岁。帕克比他多活了近三十年。当她看到躺在棺材里的菲茨杰拉德时，帕克引用了作家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原话用到他本人身上：“这家伙真他妈的可怜。”没有人意识到这句话的出处。
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晚期，帕克也被自己设定的人格面具困住了。所有报纸杂志上都能看到她的作品，所有人都想发表她的诗歌或妙语。1927年，她出版了一本名为《够长的绳子》（Enough Rope）的诗歌作品集。令她吃惊，也让其他所有人意外的是，这本诗集很快就成了一本畅销书。她的诗歌太流行了，以至于其中的词句和韵文都被融入了日常生活。人们在聚会中相互引用其中的内容，好让自己显得风趣非凡。《诗歌》（Poetry）上一位严苛阴郁的评论者在1928年写道：“几乎你认识的所有人都能直引、转引，或者哪怕是不完全准确地引用至少十几句帕克的诗文。她似乎已经取代了麻将、填字游戏和《再问我一题》（Ask Me Another，该年代流行的寓教于乐的游戏书）。”[40]
鉴于帕克的诗歌读起来并不会让人轻松愉快，她还能如此受欢迎就更出乎意料了。人们喜欢的正是她这种让人震惊的风格。她的技巧中有这样一些东西，它们虽然被反复使用，但是每次都能收到良好的效果。此时已经离开《名利场》，到《新共和》（New Republic）任主编的埃德蒙·威尔逊评论了《够长的绳子》这本书。直到距今相对不算很久以前，文学界的朋友互相评论彼此的作品都还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威尔逊对于帕克的诗歌的惯用套路作出了一个精彩的总结：
起初是用带有滑稽感的伤春悲秋的几句话营造气氛，往后读也不过是典型的杂志上的补白短文，顶多可以说是内容上可信一些，文笔上优美一些，但也仅仅是略高于平均水平而已；直到读完最后一句，你才能体会到它给整篇作品带来的让人难以想象的冲击力。[41]
这种策略也有其自身的缺点。点睛妙语出现之前的部分往往都是些陈词滥调或过分煽情的内容，也就是威尔逊所谓的“平凡无奇的幽默韵文”和“平淡无奇的女性诗歌”。评论者们总是批评帕克靠死记硬背写诗，还总说她不够原创。但这些人忽略了一些事情。当帕克使用这些老生常谈的内容时，她往往就是为了利用这些内容的空洞无物，它们的不足正是帕克拿来嘲笑的对象。尽管如此，帕克还是接受了外界对她作品的批评，还总会重复那些人的观点。她在接受《巴黎评论》的采访时就说：“亲爱的，实话实说，我的诗文太落伍了——和任何曾经流行，但如今看来惨不忍睹的东西一样。”[42]
值得一提的是，包括威尔逊在内的一些人当时并不这样看待她的作品。威尔逊在为《够长的绳子》撰写的评论中提到自己发现了这些诗中存在一些引人不快的内容，但他同时认为这些诗“表现了一种不断向前的状态，创作出这些令人满意的作品的人不仅拥有引人注目的文学天赋，更拥有想要写作的纯粹需求”。他在帕克的作品中看到了一种埃德娜·圣文森特·米莱（Edna St. Vincent Millay）的风格，但是二者秉持的哲学理念却完全不同。威尔逊坚持认为帕克这种“锋利、辛辣的风格”[43]是她独有的。他还觉得这种风格弥补了她作品中存在的弱点。他确定她的声音是值得被所有人认真倾听的。
帕克的声音是一种带着自厌和自虐气息的声音，但是她折磨的目标超越了她本身。你可以将她的目标概括为“身为女性的局限性”，或“浪漫爱情传说的虚假之处”，甚至是“自杀本身的小题大做”，就如她在那首举世闻名的《摘要》（Résumé）及类似的作品中写到的那样：
用刀片会疼；
投河会湿漉漉；
酸会留下污迹；
麻醉品会引发痉挛。
枪支是违法的；
上吊绳索不一定结实；
煤气特别难闻；
你还是继续活着吧。[44]
尽管帕克的大部分读者都不知道这一点，但这首诗其实是一种自嘲。帕克在1922年第一次尝试自杀时选择的就是刀片。当时她因为与查尔斯·麦克阿瑟（Charles MacArthur）的分手而心情沮丧。麦克阿瑟是一位记者，后来会写出一部名为《头版》（The Front Page，又译《犯罪的都市》）的喜剧，该剧还成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大热电影《女友礼拜五》（His Girl Friday）的样板。帕克和麦克阿瑟的婚外情最后闹得很僵，在此期间帕克还做了一次人工流产。之后帕克也没有勇敢地振作起来并恢复如初。而且她似乎对很多人反复讲述过这段经历，有时候甚至是对着没有什么同情心的听众。能够证明这一点的例子是她选择的听众里包括一位当时还很年轻，且没什么经验的作家，这个人正是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
和帕克一样，海明威在今天如此著名，以至于我们觉得当初他的天才一定是马上就获得了认可，他的名气应该是从他发表第一句话时就树立起来了。然而在1926年2月帕克第一次见到海明威的时候，他还是一位只出版过一本短篇小说集的人。《在我们的时代里》（In Our Time）是由规模极小的博尼与利夫莱特出版公司（Boni and Liveright）出版的。这本书并没有在纽约引发什么轰动。帕克后来描述它得到的反响与“在曼哈顿上城河滨大道发生的一场无疾而终的狗打架”[45]差不多。是菲茨杰拉德把海明威介绍给了出版自己作品的，资金更雄厚，也更有声望的斯克里布纳出版公司（Scribner’s）。1926年春，海明威来纽约与出版商洽谈出版自己首部重要著作的事宜，也是这次洽谈达成的协议最终让斯克里布纳出版公司出版了海明威的第一本真正成功的小说——《太阳照常升起》（The Sun Also Rises）。
所以说，当帕克和海明威结识时，他们在事业上的成就还有很大差距。从受公众追捧的角度来说，帕克的知名度远高于海明威。这一点似乎让海明威很不自在。更让他厌烦的是，帕克听迁居海外的作家说在法国生活很愉快又省钱之后，就决定延长两人相互了解的时间，和海明威乘坐同一条船前往欧洲。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帕克在欧洲大陆上遇到过海明威几次，有时是在法国，有时是在海明威热爱的西班牙。不过帕克显然已经开始让海明威觉得忍无可忍了。
帕克和海明威在船上时，以及后来在西班牙和法国相遇时发生了什么，谈到了什么都已经无人知晓。帕克的传记作者之一称帕克取笑了一场葬礼游行，她对西班牙人的荣誉和苦难的质疑在某种程度上侮辱了海明威。不过，她肯定还跟海明威讲了关于麦克阿瑟和她的人工流产的事。我们之所以能肯定海明威很厌恶帕克的坦白，是因为他生气到决定写首诗来记录他的愤怒。他给这首诗取名为《致一位悲惨的女诗人》（To a Tragic Poete）：
用抄袭的韵律来表露
你曾经对查理抱有的怨恨和渴望
他离开了，却在你腹中留下了孩子
孩子的小手还没成型
成型的小手总是很可爱
不过孩子的脚长出来了吗
他的睾丸下降了吗？[46]
海明威用他认为是直白的打击的一句话结束了全诗：“据我观察，悲惨的女诗人就是这么产生的。”
帕克可能从来没听说过《致一位悲惨的女诗人》，没有证据证明她知道这首诗的存在。不过她的朋友知道。海明威参加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Archibald MacLeish）在巴黎的公寓内举行的宴会时当众大声朗读了这首诗。出席这场聚会的还有圆桌会议成员唐纳德·奥格登·斯图尔特（Donald Ogden Stewart）及其妻子。据称在座的人都无比惊骇。斯图尔特本人在某个时刻还爱慕过帕克。他对这首诗感到无比气愤，因此立即斩断了与海明威的友谊。不过海明威显然并不后悔写了这首诗。他把这首诗用打字机打出来，然后和自己的其他文稿保存在一起。
即便是没有听过这首诗，帕克也感受到了海明威对她的不屑，而且她对此无法一笑了之。尽管海明威当时还不出名，但是他已经获得了一群文学界人士的认可。这些人的认可正是帕克也想得到的。帕克并不像其他人以为的那样毫无野心。海明威成了帕克的一个燃点，她总会从他们共同的朋友那里打探消息，问他们觉得海明威喜不喜欢她。后来帕克还写了两篇关于海明威的文章，一篇是书评，一篇是传略，这两篇文章都被刊登在当时刚刚创立的《纽约客》（New Yorker）上。两篇文章都充满了溢美之词，但是人们能够明显感觉到作者在写作时怀着怎样的焦虑心情。
“如所有读者都知道的那样，他拥有一种强大的感染力，”帕克在她的评论中这样写道。“他做的那些简单的事情看起来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做到。但是如果别人也尝试做同样的事，看看他们的结果吧。”[47]帕克通常不擅长直白的赞美，所以那篇海明威的传略中自然也带着别扭的，甚至可能是她自己都没意识到的带刺的言辞。帕克不断评论海明威对女性的诱惑力，并将这一点归咎于书上的作者照片。帕克还说海明威对批评意见过于敏感，但她认为海明威有资本这样，因为“他的作品已经创造出了一些该被用酒精保存起来的范例”。最后，帕克说海明威拥有非凡的勇气和胆量，还称赞了他管这些优点叫“决心”的说法。整篇文章读起来就像一份字数过多的道歉信，收信人不但不会原谅道歉人，还会因此觉得不自在。
像往常一样，帕克再一次成功地将其他人对自己的批评意见内化了。没有人能比多萝西·帕克更讨厌她自己。这正是海明威不曾理解的地方。
*
《纽约客》当时的掌舵人哈罗德·罗斯（Harold Ross）也是一位圆桌会议的常客，这份杂志就是由他于1925年创立的。杂志的定位是精致高雅、符合大都市品味。它的目标读者是“迪比克的老夫人们”之外的群体。不过罗斯本人从来不是个温文尔雅的角色。虽然《纽约客》的员工最终会变得忠诚于他，但他看上去总是有些缺乏风度和品位。他始终决定不了要如何看待女性。一方面，他的妻子简·格兰特（Jane Grant）公开声明自己是女权主义者。格兰特的信念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纽约客》发行之初的几年里，那上面刊登的女性和男性作家的文章数量不相上下。[48]另一方面，在1927年加入《纽约客》的詹姆斯·瑟伯（James Thurber）却称，罗斯总是将男性的无能归咎于“可恶的学校女教师”。[49]帕克欣赏罗斯完全的自信，但是她在开始为罗斯创作稿件之前就已经建立起自己的声望了。实际上，帕克为提高杂志名气而发挥的作用反而比杂志为提高帕克名气作出的贡献大得多。
在《纽约客》艰难维持的最初几年里，帕克只是偶尔在这上面发表一些短篇小说或诗歌。直到罗伯特·本奇利不得不暂时辞去《纽约客》的图书评论家的工作，并由帕克填补了这个空缺之后，她才将这份杂志打造成了一份著名的出版物。帕克在这里发表文章时，用的还是本奇利选择的笔名——“永远的读书人（Constant Reader）”。
作为一名书评人，帕克堪称难忘金句女王。她就A. A.米尔恩（A. A. Milne）在作品中使用过度甜腻的口吻回击的那句“永远的读书人吐了（Tonstant Weader fwowed up）”[50]至今仍很出名。不过很多帕克最精彩的讽刺针对的目标都是如今已经被大众遗忘的作品，比如帕克曾说“玛戈·阿斯奎斯（Margot Asquith）和自己谈恋爱的内容将成为文学史上最优美的爱情故事之一而存在下去”。[51]鉴于此，总有人觉得帕克把精力浪费在了一些不值得她评论的作品上。琼·埃科塞拉（Joan Acocella）就认为从这一点上看，埃德蒙·威尔逊要比帕克做得好，因为威尔逊评论的都是一些虽然没有那么流行，但本质上更重要的作者的作品。埃科塞拉写道：“‘永远的读书人’专栏并不是真正的书评专栏，反倒更像单口相声演员的例行表演。”[52]这个评论略微有些不公平是因为不同的杂志针对的读者群不同，《纽约客》从来不渴望成为发表严肃的、知性的批评的场所，它追求的只是精彩的文章。而要写出精彩的文章，选择负面评论的角度总是比正面的容易，因为作者可以通过开玩笑来提升文章的精彩程度。
幽默搞笑其实能够实现比人们通常承认的更机智、更有自知之明的尖刻效果。帕克以“永远的读书人”为笔名发表的文章中，我最喜欢的一篇其实不算是书评。这篇发表于1928年2月的文章是关于一些被她称为“文学扶轮社友（literary Rotarians）”[53]的人的。她在这里表达厌烦之情的对象是一群出入纽约的一些文学场合，在各个聚会上就各个出版商夸夸其谈的人。这些人本身可能也是某种作家。帕克认定他们就是那些用诸如“和书呆子一起鬼混”或“与书虫一起转圈”之类的笔名发表专栏文章的人。换句话说，他们都是些装腔作势的人，他们只是披着文学的外衣，实际上没有作出任何评论：“文学扶轮社友把我们和他们自己带到了一个你写的是什么已经不重要的阶段；一个所有作家都平等的阶段。”
像帕克这样拥有尖刻思想的人会觉得文学扶轮社友的态度是对自己的冒犯并不让人感到惊讶，不过她做的是比捍卫使用评判来衡量文学价值更复杂、更明确的事。毕竟，她写的东西都会被发表在这个名为“永远的读书人”的专栏中。尽管她也写了很多广为人知的诗歌，但帕克始终被认为是世俗的、喜好社交的女人。她描述的可能就是圆桌会议中的某些成员，他们之中很多人都在名字特别诙谐幽默的专栏中写文章。但最重要的是，她描述了一些后来她开始担忧也适用于自己的问题：那就是她和她的大多数朋友都把时间浪费在了没有价值的东西上。
1957年接受《巴黎评论》采访时，帕克告诉采访者说：“我总想要表现得古灵精怪。那真是可怕的想法。我本应该更有头脑些。”[54]这种想法顽固地纠缠着帕克，且随着她越来越成功而变得愈发强烈。它就像一把插在帕克心上的刀，不但没能激发她创作出更好的作品，反而毁掉了她的创作欲望。帕克肯定不是当时唯一厌恶这种“成熟老练”的审美趣味的人。比如1930年10月，《哈泼斯杂志》上就刊登了一篇名为《向成熟老练说再见》（Farewell to Sophistication）的文章，其中还旁敲侧击地将帕克定义为这种空洞、无用的“世故言谈”[55]的主要支持者。
这种幻想破灭实际上从1929年就已经不再是说笑了。矛盾的是，就在那一年年初，帕克还获得了一个职业生涯中的巨大成功：她发表了一篇后来将为她赢得欧·亨利奖（O. Henry Award）的短篇小说，由此证明她的才华也可以被用在创作虚构类文学作品上。但是这篇小说好像是帕克对自己的失望之情的一种寓言。小说的名字叫《高个子的金发女郎》（Big Blonde），其中的女主人公黑兹尔·莫尔斯（Hazel Morse）被帕克描述为一位拥有“染出来的金发”的女士。实际上，关于黑兹尔的一切都像是编造的，是一种假扮。黑兹尔出场时已经人到中年，她年轻时的生活很风光，她把时间都花在了“温顺随和”地招待男士上。如叙述者有预兆性地告诉我们的那样：“男人们喜欢温顺随和的人。”[56]不过黑兹尔对继续这种表演感到厌倦——“她越来越需要有意识地去扮演，而不是自然地流露出那种感觉”。再加上随着年纪的增长，她已经不那么容易获得富有男人们的注意了。于是她弄来了一些佛罗拿（veronal）药片［一种巴比妥类药物，相当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版本的安必恩（Ambien）］，不过她的自杀尝试没有成功。
《高个子的金发女郎》显然含有一些自传性的元素。帕克也曾采用同样的方法尝试自杀（但没有成功）。她与埃迪的离婚也是在一种充满矛盾的情绪下完成的，这与黑兹尔的婚姻失败具有相同的特征。不过帕克这种深刻的愤怒并不完全是针对埃迪·帕克的，也不是针对男性这个整体的。
无论是帕克还是黑兹尔都不具有传统意义上的对男性的执迷不悟。说到男性，作家和她创作的角色其实都抱有一种骑墙态度。她们对于圆满是什么样子有自己的设想，而且认为男性应当是其中的一部分。不过在现实中，男人总是让她们失望。男人只追求肤浅的联系，他们要找的是“温顺随和”的人，而不是有渴望、有志向、有自己的需求的活生生的人。不过这篇小说中体现出的自传性质的回响不是靠几个具体细节表现的，不在于黑兹尔是不是吃了同样数量的安眠药，不在于她也从威士忌中寻求慰藉，更不在于可能是从帕克抛弃埃迪的离婚过程中借用的某些桥段。这种回响体现在充斥于字里行间的失望感中：其中当然有对男性的失望，但也有对世界，以及对她自己的失望。
也是在这一年，帕克第一次收到了几个请她到好莱坞为剧本润色的邀约。作为一位著名的风趣作家，帕克从邀请方那里得到的条件都是优于当时的一般标准的。最终帕克接受了一个周薪300美元，为期三个月的工作。挣钱当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她也渴望借此机会换个环境放松一下。虽然她很不喜欢好莱坞，和她同时代的人一样，帕克也认为好莱坞是个愚蠢的地方，但她在那里的工作相当成功。她与别人一起创作了不少成功的电影剧本，珍妮·盖诺（Janet Gaynor）主演的1934年版《一个明星的诞生》（A Star Is Born）不仅为她赢得了赞美，还给她带来了一个奥斯卡奖和大笔的钞票。这些钱都被用来买杜松子酒和宠物狗了。帕克买了很多狗，其中一条贵宾犬被她取名为“陈词滥调（Cliché）”。帕克显然是为这些用钱买来的东西感到喜悦和享受的，不过宽裕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
问题就在于靠这个工作挣钱太容易了，所以帕克把绝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这上面。她几乎完全停止写诗了，连短篇小说也只有在手头宽裕的时候才偶尔写一篇。起初，这种方式运行得还算顺利；她在1931年、1932年和1933年时还能每隔几个月发表一篇短篇小说。可是接下来，短篇小说的数量也越来越少了。没过多久，就变成了间隔一整年才发表一篇小说。至少有一次，她已经收了创作一部小说的定金，但是最终没能完成，于是只好把钱退了回去。她逐渐成了那种与出版商的通信内容主要都是在道歉的作家。帕克能够编出“我的作业被小狗吃了”那样让人无法生气的理由，比如1945年，在与维京出版公司（Viking Press）的编辑帕斯卡尔·科维奇（Pascal Covici）就某个如今已经被人遗忘的项目通电报时，帕克就是这么说的：
我发电报而不是打电话的原因是我都没脸听到你的声音/我就是写不出来/我从没这么夜以继日地辛苦工作过/从没这么想让什么文章足够好过/但是我得到的只有一摞摞写着感觉不对的词句的稿纸。我能做的只有继续加油/希望上帝能帮我完成它。我不知道这篇文章怎么这么难/或者我为什么这么无能。[57]
不过帕克的失望之情也获得了某些缓解。第一，她遇到了自己的第二任丈夫艾伦·坎贝尔（Alan Campbell）。她是在1934年嫁给这位又高又瘦，像电影明星一样英俊的男人的。坎贝尔自认为是夫妻之间比较会照顾人的那一个，他会监督她的饮食，还异乎寻常地关注她的着装，以至于其他人都开始怀疑他的性取向。（然而就算这是真的，朋友们和观察者们也总是说，当他们处于热恋中时，二人之间在身体上的相互吸引是显而易见的。）这段关系并不总是一帆风顺：帕克和坎贝尔会离婚，之后又复婚，最后再次离婚。最终坎贝尔会在西好莱坞的一栋小房子里自杀。那栋房子是他们无论在分居时还是离婚期间都在共同居住的。不过，在这段感情最好的时候，二人确实如胶似漆。
此外，帕克还参与到了政治中——不过很多她的仰慕者都说她在这个领域里也没能取得成功。促使帕克行动起来的火种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晚期，人们对于处决两名意大利裔无政府主义者尼古拉·萨科（Nicola Sacco）和巴尔托洛梅奥·万泽蒂（Bartolomeo Vanzetti）的抗议。因其无政府主义政治活动而为波士顿警方熟知的萨科和万泽蒂是以谋杀和持械抢劫的罪名遭到逮捕的，但是很多美国文学界和政界的精英们都坚称二者在这些指控上是完全无辜的。像小说家约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和最高法院法官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Felix Frankfurter）这样的人一样，帕克坚定支持释放萨科和万泽蒂的要求。最终，作家和政治家的诉求都被无视，这两个人还是被处决了。不过在那之前，帕克已经在1927年因为参加一次游行而遭逮捕，这个消息也登上了各大报刊的头条。她在被扣押几个小时之后获释，前提是她就“游荡和闲逛”的罪名认罪，并缴纳了5美元罚款。当被媒体询问她是否认为自己有罪的时候，她回答说：“好吧，我确实闲逛了。”[58]
第一次参加抗议的滋味让帕克渴望更多。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帕克还会投身于无数政治和社会事业。她开始对没有组织起工会的劳动者们抱有真挚的同情，她还会参加抗议华尔道夫酒店（Waldorf-Astoria）服务人员所处困境的活动。帕克总是会成为在好莱坞兴起的一些新的政治组织的领头人：比如好莱坞反纳粹联盟（Hollywood Anti-Nazi League），电影艺术家援助西班牙共和国协会（Motion Picture Artists Committee to Aid Republican Spain），最终还有电影剧本作者行业协会（Screen Writers Guild）。
有些人觉得他们很难不质疑帕克新发现的这种对平等主义的坚定信念，毕竟她和风光迷人的富人之间的联系还是很频繁的。不过，无论此时的她境况如何，帕克毕竟曾体会过物质生活的富足突然消失是一种什么感受。她偶尔还要面对财务紧张带来的恐慌，这很可能使得她对其他身处困境的人更具同情心。无论她和富人们一起相处了多长时间，她那双在很多年前就被弗兰克·克劳宁希尔德打磨得雪亮，专门发现可取笑之事的双眼让她永远不可能与富人休戚与共。
除此之外，她的政治活动还为她提供了自我批评的新途径。帕克总是用她此时参与社会和政治事业的严肃性批判自己之前进行的活动多么肤浅。比如1937年，在一篇为美国共产党创办的《新群众报》（New Masses）撰写的文章中，帕克就这样写道：
我不是任何政党的党员。我唯一参加过的就是那个并不特别勇敢的小团队，我们用幽默感这件过时的服装掩盖赤裸的心灵和思维。我听到别人这样说，所以我也跟着说：嘲讽是最有效的武器。我不认为我真的相信这句话，但相信是更容易、更让人安心的选择，所以我还是这么说了。如今我知道，我知道有些事情从来就不是可笑的，也永远不会变得可笑。我还知道嘲讽可能是一个保护的盾牌，但它从来不是武器。[59]
随着大萧条的结束以及整个国家越来越接近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帕克的自我鞭打也变得越来越严苛。1939年时，帕克在美国作家代表大会（American Writers Congress）上发表演讲。这是一个公开的共产主义者群体，帕克在演讲中阐述了自己的彻悟：
我不认为我们的语言中有哪个词的隐含意义比“成熟老练（sophisticate）”的更令人恐惧，唯一能跟它相提并论的大概是“社会名流（socialite）”。真正的字典上对它的解释也不怎么招人喜欢。它作动词时的意思是：误导、使复杂、使虚伪、篡改，以及我在这里要讨论的——掺假。你也许以为这个解释已经够明白了，不过实际上，它还有更多的深意。如今，这个词的意思似乎变成了：成为有文化、有感情的孤立主义者；嘲讽那些为自己的同胞和世界贡献一切的人；永远高高在上藐视众生，而不关注围绕在自己身边的一切；只嘲笑那些根本不可笑的事物。[60]
这段话揭示了一些真理。“成熟老练”有它自身的缺点，包括执迷于表面的东西，以及随意性。然而帕克说的和写的这些后来被证明无非是昙花一现。人们依然会把那首名叫《摘要》的诗歌介绍给别人，依然会引用帕克对A. A.米尔恩和凯瑟琳·赫本（Katharine Hepburn）的评论。人们只记住了她在认为自己已经写不出东西来很久之后的1957年时说的话：“至于我，我想要富有。我也想要成为一名优秀的作家。这两件事可以同时发生，我希望它们同时发生，但是如果那样的美事不可能，我宁愿选择有钱。”[61]
但是在去了好莱坞之后，在参加了政治活动之后，绝大多数认识帕克的人似乎都开始将她视为一个失败。她参与的那些电影都被认为是配不上她的才华的。编写政治标语的差事对于这样一个以取笑所有事为专长的人来说似乎太过严肃了。她要成为一名优秀的短篇小说家的野心也被认为逐渐消失了，因为她再也没能重复《高个子的金发女郎》的成功。最糟糕的可能还要数这些批评是如何渗透进她对自己的评价的：从任何角度来说，她都是一位成功的作家，甚至是一位“优秀的”作家，不过人们对此并没有深刻的理解。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帕克似乎和其他任何人一样相信自己已经被人遗忘。她对写小说越来越心不在焉，至于诗歌，则彻底不写了。
在失去了帕克的严苛独白的鞭策之后，其他人就可以更安心地发表赞美了。1928年，在评论一本显然非常滑稽的关于俄国神秘主义者拉斯普京（Rasputin）的作品时，一位署名丽贝卡·韦斯特的作者说这本书一定是某个美国幽默作家写的。她在其中发现了“多萝西·帕克的独特天赋的影子”，[62]她认为帕克是一位“超群的艺术家”。韦斯特尤其喜欢帕克在此几个月前在《纽约客》上发表的一篇名为《只要一小杯》（Just a Little One）的短篇小说。它讲了一个女子在酒吧里醉得不省人事，梦到自己把一匹拉马车的马带回家和自己一起生活的故事。韦斯特对于男性也很绝望，而且她也知道如何把这一点写成文章。
[1] 雷格泰姆是一种原始的音乐风格，它把非洲音乐节奏的基本元素引入流行音乐，为爵士乐的兴起创造了条件。雷格泰姆最初是作为舞蹈音乐，1897年至1918年十分普及，在圣路易斯和新奥尔良的美国黑人社区的红灯区尤其流行。（如无特别说明，本书脚注皆为译者注）
[2] Frank Crowninshield，“Crowninshield in the Cubs’ Den，” Vogue，September 15，1944.
[3] “The Wonderful Old Gentleman，” in Collected Stories（Penguin Classics，2002）.
[4] “The Art of Fiction No. 13：Dorothy Parker，” 帕克接受Marion Capron采访，Paris Review，Summer 1956。
[5] “The Art of Fiction No. 13：Dorothy Parker，” 帕克接受Marion Capron采访，Paris Review，Summer 1956。
[6] 见于Marion Meade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论文中的照片，照片内容是帕克童年时写的一些短笺。
[7] 即新英格兰地区的名门世家。
[8] 参见Larry Tye，The Father of Spin：Edward L. Bernays and the Birth of Public Relations（Picador，1998）。
[9] “In Vanity Fair，” Vanity Fair，March 1914.
[10] “Any Porch，” Vanity Fair，September 1915.
[11] “The Art of Fiction No. 13：Dorothy Parker.”
[12] From a section on Vogue patterns，October 1，1916，101.《服饰与美容》中的插图说明从来不署名，但这里引用的例子已经被许多学者认定是出自帕克笔下。
[13] “The Younger Generation，” Vogue，June 1，1916.
[14] Alexander Woollcott，While Rome Burns（Grosset and Dunlap，1934），144.
[15] “Why I Haven’t Married，” Vanity Fair，October 1916 （署名是多萝西·罗斯柴尔德）。
[16] “Interior Desecration，” Vogue，April 15，1917（署名是多萝西·罗斯柴尔德）。
[17] “Here Comes the Groom，” Vogue，June 15，1917.
[18] “A Succession of Musical Comedies，” Vanity Fair，April 1918.
[19] “Mortality in the Drama：The Increasing Tendency of Our New Plays to Die in Their Earliest Infancy，” Vanity Fair，July 1918.
[20] “The Star-Spangled Drama：Our Summer Entertainments Have Become an Orgy of Scenic Patriotism，” Vanity Fair，August 1918.
[21] “The Dramas That Gloom in the Spring：The Difficulties of Being a Dramatic Critic and a Sunny Little Pollyanna at the Same Time，” Vanity Fair，June 1918.
[22] “The Art of Fiction No. 13：Dorothy Parker.”
[23] 参见“Inside Stuff，” Variety，April 5，12，1923。
[24] “The Art of Fiction No. 13：Dorothy Parker.”
[25] 转引自Dorothy Herrmann，With Malice Toward All：The Quips，Lives and Loves of Some Celebrated 20th-Century American Wits（Putnam，1982）。
[26] O. O. McIntyre，“Bits of New York Life，” Atlanta Constitution，October 29，1924.
[27] “The Oriental Drama：Our Playwrights Are Looking to the Far-East for Inspiration and Royalties，” Vanity Fair，January 1920.
[28] “The Art of Fiction No. 13：Dorothy Parker.”
[29] 参见Edmund Wilson，The Twenties（Douglas and McIntyre，1984），32-34。
[30] 参见Edmund Wilson，The Twenties（Douglas and McIntyre，1984），44-45.
[31] 参见Edmund Wilson，The Twenties（Douglas and McIntyre，1984），47-48.
[32] “The Flapper，” Life，January 26，1922.
[33] “Hymn of Hate，” Life，March 30，1922.
[34] Heywood Braun，“Paradise and Princeton，” New York Herald Tribune，April 11，1920.
[35] “Once More Mother Hubbard，” Life，July 7，1921.
[36] Nancy Milford，Zelda：A Biography（Harper Perennial，2001），66.
[37] 参见Scott Donaldson，“Scott and Dottie，” Sewanee Review，Winter 2016。
[38] “What a ‘Flapper Novelist’ Thinks of His Wife，” Baltimore Sun，October 7，1923.
[39] 参见，例如：Maureen Corrigan，So We Read On：How the Great Gatsby Came to Be and Why It Endures（Little，Brown，2014）。
[40] Sterling North，“More than Enough Rope，” Poetry，December 1928.
[41] Edmund Wilson，“Dorothy Parker’s Poems，” New Republic，January 19，1927.
[42] “The Art of Fiction No. 13：Dorothy Parker.”
[43] Wilson，“Dorothy Parker’s Poems.”
[44] “Résumé，” Enough Rope（Boni and Liveright，1926）.
[45] “Constant Reader，” New Yorker，October 29，1927.
[46] Ernest Hemingway，“To a Tragic Poetess，” in Complete Poems（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83）.
[47] “Reading and Writing，” New Yorker，October 29，1927.
[48] Ben Yagoda，About Town：The “New Yorker” and the World It Made（Da Capo，2001），77.
[49] James Thurber，The Years with Ross（Harper Perennial，2000），4-5.
[50] 米尔恩在《小熊维尼》系列作品中使用了很多模仿婴幼儿发音习惯的幼稚拼写，帕克在这里故意改变了“Constant Reader”（永远的读书人）和“throw up”（呕吐）的拼写方式，是为了模仿和取笑米尔恩的风格。
[51] “Constant Reader，” New Yorker，October 22，19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