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昌栋 三篇
陈昌栋，1929年3月出生于公安县甘家厂乡，毕业于公安师范学校，终身从教于孟溪大垸，历任中小学教师、教导主任、正副校长等职。
孟溪邹氏“三大家”纪略
陈昌栋
“三大家”是邹姓的繁支，历来是公安孟溪地区的望族。据《邹氏族谱》记载：“始祖邹玉祥，讳理，江西袁州路万载县籍，世居长安里户福市西街，元季避难荆楚，侨居公安，卜吉鹅坡（今邹郝垸——引者注）因家焉……”这说明邹氏家族是在元朝末年，为躲避战乱从江西万载县迁到公安来的，邹理公就是邹家来公安的开派之祖和开拓者。公安地处长江南岸，洞庭湖的边沿，境内大小湖泊星罗棋布，河流纵横。素有“水乡泽国，鱼米之乡”之称。邹家人迁来公安，在人烟稀少、河滩沼泽遍布的环境里，筚路蓝缕，开基创业，筑堤挽垸，围湖造田，修建庄园。他们占据了大量的湖滩港汊、外洲荒地，将其开垦为良田，因而拥有了大量的土地，除自家耕种外，还出租收课，逐渐成为富家大族，出现了不少大的庄院，孟溪大垸的“三大家”就是其中的代表。
“三大家”最早指的是邹理公第十代孙邹养元为三个儿子庄俨、庄佺、庄倬分家时各建的一座庄院。这时养元已有田地1800石（合市亩10800亩），三处庄院各有良田500石。庄院分别编为“天”“地”“人”三个字号。分家拈阄时，老大分得“天”字号，住牛车堆庄院（现章田寺乡公兴村六组）；老二分得“人”字号，住双土地附近的庄院（现章田寺乡双仁村二组）；老三分得“地”字号，住芙葭桥附近的庄院（现章田寺乡双仁村一组，即现在称“三大家”的地方）。以后“天”字号和“人”字号逐渐衰败，只有“地”字号的后代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还有钱有势。“地”字号的后代邹崇汉（号星溪，养元公第五代孙）于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乡试中考中举人第一名（称解元）。星溪有三个儿子，名高元、高炜、高勋。分别居住三所大院，称南屋、中屋、北屋，当时人也称他们为“三大家”。后来南屋、北屋的后代相继破落，高炜居中屋，有三个儿子，为坤祜（字载轩）、均祜（字仲平）、墀祜（字石卿），又称“三大家”。仲平和石卿无子，载轩有子二人，一名永钶（字樾阶），一名永钿（字椒圃）。以后樾阶过继给仲平为嗣子，椒圃次子澧享过继给石卿为嗣孙，最后的“三大家”指的是沅享（字南仲，樾阶子）、澄享（字元伯，椒圃长子）、澧享（字荆源）三家。
明清两代，邹氏“三大家”大体上都处于兴盛时期，但到了清末民初，便日渐式微了。究其原因，首先是这一时期民主革命运动兴起，沉重地打击了腐朽没落的封建宗法制度，其赖以维系的封建家族“三大家”自然也受到了冲击，风光不再。其次，当时战乱频仍，政局动荡，公安县内有钱有势的各大家族各自培植私人势力，互相倾轧，斗得不可开交。比如当时就有这样的口号：打倒甘、易、邱，铲除封建邹，政权握到手，乡丁都不留。在这种明争暗斗中，“三大家”元气大伤。再次，邹家的子孙后代，躺在祖先遗产和荫袭的“福窝”里坐享其成，嬉笑岁月，腐化堕落，不思进取，加之家族内讧，终致家道中落，门衰祚薄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邹氏“三大家”作为封建剥削阶级，成了被打倒被铲除的专政对象，土地财产被没收，庄院被拆毁，家族中的头面人物也远走他乡，至此“三大家”彻底消亡了。
邹氏“三大家”自江西迁徙公安，由农垦世家，发展为耕读之家，书香门第，仕宦之家，薪传十余代，代有闻人，现摘其要者简介如下。
邹文盛（1458—1536），字时鸣，号黄山，明代公安县长安里赴陂村（今章田寺乡双仁村）人，弘治六年（1493）中进士，历任吏科给事中、保定知府、山东布政使司左参政、福建右布政使司。明正德十一年（1516），贵州清平县苗族首领阿旁、阿革等兴兵反对官府，邹文盛以右副都御使，巡抚贵州，调集官兵镇压苗人起义，擒阿旁、阿革，受到朝廷嘉奖，增俸一等，其子荫袭为锦衣卫，世袭百户。后镇守云南。又奉命对芒部（今云南镇雄彝良、威信等地）陈聪领导的农民起义进行镇压。世宗即位，召回朝廷，先后任为户部左侍郎、右侍郎。嘉靖六年（1527），升任户部尚书。次年邹文盛告老还乡，住白莲庄，修建“倦还亭”，常与还乡的左布政使何珊公等诗酒唱和，过了八年，于1534年病故，享年78岁。死后谥庄简，御赐祭葬，葬于牛浪湖滨（今章庄铺南），墓前立有石人石马。著作有《琐围奏议》《黄山遗稿》等。长子廷泽官至铜仁知府，次子廷济历太子太保、后军都府左都督。父亲邹镰被朝廷封赠为尚书。
邹之有（生卒年不详），字怀白，文盛公五世孙。自幼练习曲章，晓畅时务。明万历末年，荫袭为锦衣卫，升指挥佥事，后提升为东司房掌卫事。管事仅两年时间，虽事情繁多，公能妥善处理。他深入民间，体察民情，处事公允。他还纠正了文选李彬和职方邹毓祚两人的冤案，免除了他俩的死刑。明崇祯初年，公安县原县城倾圮于江，邹之有上疏朝廷，奏请将县城迁到祝家岗（今花大堰西同和村）。数年后，公年渐老，朝廷恩赐太子太保，任军都督府左都督，后告老还乡，回乡11年，病故于家中。
邹美中（生卒年不详），字圣赞，号华亭，因其居住在“西林山”的南面，故又自称为“西林山人”。童年时，父亲去世，成为孤儿，但他能刻苦读书，继承父志。年方20岁，考中补廪秀才，30岁时，即无意科举考试，专心学习古文诗词，擅长考证之学。自建藏书楼，内储十三经二十二史，下到脞说丛谈类杂书，不下数万卷。自此闭门谢客，专心教导两个儿子崇泗、崇汉读书，使其都读书成名。他自己也酷爱读书，每天坐在二分竹屋中，手不释卷。对于音律学，他钻研尤深，曾编纂《古韵今韵表》。清道光十二年（1832），由他领修淤泥垸围堤。他拿出黄金800两，从邹家厂起，经陶家汊、实竹园、庄鼓台、藕子湖、七里庙、丁堤拐、何家潭、蔡家屋场，至白竹岗，随地高处筑堤。因工程浩大，功未竟而卒。后由其子崇汉于光绪九年（1883）继续加修，全堤告竣，名黄金堤。他还订立社约来训化乡里，使乡里的人能团结互助、相互扶持。他去世后，乡里人送他挽联“训俗型方，一乡善士；著书立说，尚友古人”以示赞颂。
邹崇汉（生卒年不详），字云章，号星溪，邹美中次子。性颖悟，在家中从哥哥崇泗读书，10岁就能写出超群不凡的文章，19岁冠童军，22岁考中补廪秀才。道光二十六年（1847）25岁时在乡试中考中举人第一名，人称解元。他不仅能写文章，更长于写诗。喜欢读屈原《离骚》、庾子山《哀江南赋》及古今之悲凉感慨的书，诵读至悲痛处，则痛哭流涕。他两次上京城考试，没有考中进士。恰值太平天国运动兴起，他忠于清廷，视太平军为贼，对战难时局怀有深忧。他在咸丰甲寅《感愤》诗里写道：“如此江山贼蔓延，四郊何日靖烽烟？男儿不具封侯骨，枉住人间三十年。”又在《冬夜书怀句》中写道：“落叶下庭柯，惊风戚戚过。一年又容易，万事忽蹉跎。岁晚心仍壮，忧深鬓早皤。拥炉看长剑，竟夕几摩挲。”由于他多愁善感，终于身染重病，英年早逝。他生前于光绪九年，领修黄金大堤，完成了父亲未竟的事业。
邹樾阶（1880—1950），名永钶，户部尚书文盛公十五代孙，章田寺双仁村人。从小天资聪颖，五岁即入私塾读书，对老师所授功课，当堂就能背诵，十多岁就能诗善文。清光绪二十六年（1902）清末最后一次科举考试，22岁的邹樾阶与其父亲同赴省城应试，结果儿子樾阶金榜题名，父亲坤祜名落孙山，捷报传来，其父气冲斗牛，士林传为笑谈。宣统元年（1909）任湖北省谘议局议员，民国初年，被军阀吴佩孚招聘为幕僚。后离军回乡，任公安县财委主任。晚年怀先辈遗风，潜心诗文，笑傲风月，著述颇多，但多散失，仅存诗联若干。1950年春病故于家中，终年70岁。
邹逸生（1900—1989），又名邹永章，章田寺双仁村人。自幼刻苦求学，1924年毕业于湖北武昌商业专门学校。他为人刚正不阿，疾恶如仇。旧社会，他目睹国民党反动政府黑暗腐朽，劳动人民生活悲惨，切齿痛骂豪绅恶霸及种种邪恶势力，深切同情被压迫的劳苦群众。大革命时期，投身到公安县农民运动中，积极宣传民众。大革命失败，他受到追捕，离乡背井，辗转于武汉、四川等地任教员。他有一舅兄当时任国民党军队某部独立师师长，再三邀请他出任该师军用合作社主任，他宁愿过教书的清贫生活，坚持不就此职。后来，一表亲系陆军中将，介绍他到江苏省任某县县长，他说“我难得为五斗米而折腰”，其高风亮节由此可见。他是公安县人民教育事业的开创者之一。1949—1956年，历任公安县中学教务主任、副校长。1950年9月，兼任公安县中小学教职员联合会主席。1957年至1966年，任公安县分管文教的副县长，是县一至六届人大代表、省第三届人大代表。“文化大革命”十年，他对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满腔愤怒，多有抵制，虽年事已高，然劲骨犹存。1971年退休，当时任公安县政协常委。1989年8月，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终年90岁。
邹元伯（1903—1967），名澄享，世居公安县赴陂村傅家桥（今章田寺乡双仁村一组），系明户部尚书邹文盛十六世裔孙，人们皆称呼为元伯大少爷。1924年中学毕业后，即赴北京，就读中华大学，后返乡任公安县第五区区团长。1927年率部与湘鄂边区樊学赐、杨荣祥领导的农民武装发生战斗，杨荣祥父子遇难。邹元伯被国民党中央指派为石首、公安、华容三县联防指挥官并兼任石首县县长。1930年6月，红军贺龙、周逸群、段德昌等部联合进攻三县，邹元伯率部与红军在黄山头发生战斗，被红军击溃。红军乘胜追击到邹元伯的故居，将其房屋及藏书楼全部焚毁。1931年退役后，任公安县水利委员会主任委员，抗日战争时期，任公安县军民联合办事处主任，兼第四区行政区（荆州）动员委员会委员。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被选为公安县参议员。1949年7月公安解放，邹元伯与其弟若泉、鲁泉兄弟三人及其部分家属先后去香港，后转徙台湾。邹元伯于1967年农历七月，病逝于台北，终年64岁。他有三个儿子，长子先棨，曾任国民党部队缉私艇长，晚年定居加拿大多伦多。次子先秘，曾任人民政府工程师，后与其子女定居加拿大温哥华。三子先穑，晚年随子女定居武汉市。
邹南仲（1903—1962），名沅享，清末举人邹樾阶长子，公安县孝廉乡（今甘家厂乡三根松村）人。年方20岁，去北京求学，毕业于北京中华大学。学成归里，不涉仕途，蛰居乡里，伏案读经，勤练书法，以继邹家世代书香家风。1938年在家乡创办公安县孝廉乡（沙口市）中心国民学校，修建木质砖瓦结构的校舍一栋（校舍尚存），并任校长。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1946年，任公安县中学校长，1948年，被聘任公安简易师范学校教师。1949年夏，公安解放后，只身去香港。1962年4月于香港病故。邹南仲育有二女，长女先琼（琼华），武昌成达女中毕业，后在武汉钢铁公司设计院工作；二女先珣（珣华），1948年公安简师毕业，1951年在公安参加教育工作，曾在南平小学任教直至退休，已病故。
邹永杰（1913—1969），字俊伯，章田寺双仁村人。幼年时善良慧敏，勤奋好学，四五岁时，即能背诵《千家诗》《千字文》，青少年时，即通读“四书五经”，善写古文诗词。1935年，以优异成绩考入武昌中华大学。在学校中受进步思想影响，倾向于民主革命。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辍学回家乡，与中共地下党员邱中恒、文裕富等交往甚密。1938年，经邱、文等人的介绍，秘密参加中国共产党。其家即为鄂西特委和公安县委机关活动之处。1940年11月，特委书记曾惇、县委书记徐少保、密加凡、张清华（女，又名何英）、张泽生等，先后在其家或办党训班，或召开重要会议，在他机智的掩护下，均安全、完满地完成了任务。他还在经济上全力支持党务需要及抗日民众先锋队等工作的开展。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邹永杰应聘为公安县初级中学教师，次年又聘至公安简师任教。1946—1948年，回家以教私塾为生。1949年7月，公安解放，同年冬，邹永杰即投身于人民教育事业。1950春，分配在沙口市任教，1956年当选为县人民代表，历任三届。1958年秋调公安县第七中学，1961年秋调孟溪中学。“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极“左”路线的影响，在运动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夫妻同遭批斗，其妻自杀身亡。1969年他也因病无人照料悲惨地离开人世，终年57岁。1985年在清查历史遗留问题中政府为其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邹先春，生于1924年4月，公安县胡家厂薛家岗人，祖父永纯公，是晚清秀才，父亲务农，家产颇丰。他六岁入私塾读书，后就读于闸口小学，一年后，考入公安县首创的报慈中学学习。日军犯境时，避难到四川，就读于重庆国立长寿十二中学，后又到重庆市合川国立四川水产学校学习。抗战胜利后，回家乡到湖北省大冶石灰窑省立大冶工业学校学习，1948年，高中毕业后，赴武汉中华大学学习一年，直到解放。1949年7月，公安解放，辍学在家。次年先去香港，后从香港转到台湾，一直从事教育工作至退休。育有一子一女，成年后，都在美国和加拿大就业。年老与其家人从台湾地区移居加拿大温哥华定居，安度晚年。邹先春离别故乡五十多年，东奔西走，在漂泊的生活中，仍然写作不停，花了数十年的心血，编著成《飘落的一片枫叶》一书，出版问世。两岸沟通后，三次返乡省亲。桑榆晚年，他更是思念故乡。在89岁生日那天，他赋诗一首，寄托这种乡思乡愁：
落花流水本无情，老树枯藤徒自怜。
浮世功名闲云过，金乌残辉映孤城。
飘零人生何所似，一片斜阳陨西沉。
北国秀丽固然好，思乡窃诵游子吟。
张世忠书
红梅孟溪绽春蕾
陈昌栋
1981年6月30日的《湖北日报》上，刊出了一篇以《红梅不屈服》为题的文章，作者魏西，这是一篇革命回忆录。文中写道：“……虽在孟家溪小学只工作了三个月，但这里的群众热情支持我工作的情景，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当时这篇文章，成为孟家溪小学师生及街道市民的热门话题，也勾起了有过亲身经历，现仍健在的老人如肖云章、刘元婆、袁天策等对往事的回忆。
魏西，又名彭维西、彭传华、彭铭西，是我党早期在公安发展的党员之一。1937年春，荆沙地下党支部派魏西来孟家溪开展地下革命活动。孟家溪镇位于湘鄂交界处松东河畔，北距县城南平15华里。镇上河街北端，办有一所小学——公安县第五初级小学。当时有四个班，学生一百多名，教师约七八人。先后有周骏泽（湖南人）、陈昌明、呙克寅、肖云章等在此任教。魏西来此进行革命活动，公开的身份是孟家溪小学教员。白天以上课作掩护，晚上开展组织发动工作。
一天晚上，刚从学校毕业在此任教的青年教师肖云章来到彭老师（即魏西）的住处谈心，从当前学校的教学工作，谈到人生处境，此时肖云章有点牢骚情绪，唉声叹气地说：“彭老师，当今世道浑浊，人心险恶，官场腐败，社会紊乱，想找个称心如意的工作，又无政治背景，生长在这样时代的青年人，深感前途渺茫，不知所从……”这时魏西见肖云章发出如此的言论，就给他倒了一杯“撑破罐”的茶，关上门，对他说：“人生的道路全由自己去选择，人类社会的发展，总是曲曲折折，坎坷不平，但人们追求的理想世界总是存在的。陕北抗日革命根据地延安就是人们所理想的圣地。只要你坚定信念，下定决心，是会有光明前景的……”彭老师的这段话，打开了肖云章的心扉，指引了前进的方向。接着，魏西又拿出封面上写着《论语》的几本书给肖云章。肖云章不解地说：“《论语》？”魏西说：“古人不是说半部《论语》治天下吗？你仔细地看吧！”肖云章打开封面一看，原来这些书是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和《中国共产党史（提纲）》等。两位青年教师会意地笑了，这一次，他俩畅谈到深夜。
4月上旬的一个晚上，离镇不远的乡下肖云章的家里，呈现出一片庄重神秘的气氛，原来是魏西秘密发展的党员今天要举行入党仪式。肖云章家较殷实，他的书房布置得较雅致，靠东边的墙壁上贴着用红纸做成的镰刀锤头党旗，下面摆着一张方桌。参加宣誓仪式的有镇上的工人袁策富、袁策贵两兄弟，蒋凤瑞、肖云章夫妇共五人，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大家都举着右手，跟着魏西读入党誓词：“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联系群众，服从组织，保守秘密……永不叛党……”新入党的同志是兴奋的，魏西同志为发展一批新党员更为高兴。接着，大家围坐在方桌旁，听魏西同志讲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革命路线，讲陕北延安革命蓬勃发展的形势，和今天大家在国统区入党的意义。还研究了怎样开展党的秘密工作，怎样团结群众和吸收新同志等。魏西同志领导的孟家溪镇党的地下工作，就这样秘密而谨慎地开展起来了。团结发展对象主要是工农群众、集镇上的店员和家庭贫寒的青年学生，结交的方式灵活多样，如“妇女会”、“十姨妈”、“十兄弟”等。当时镇上从事地下活动的积极分子有叶富恩、黄贵厚、袁年珍和刘元婆等。这些人常到学校聚会，魏西以闲谈的方式给他们上革命理论课，并把他们称为“人民抗日先锋救国团”。他常在夜深人静后给上级组织写汇报材料，把大家搜集的国统区地方上各种情况，如地方武装、土匪活动、官匪勾结、抓丁派款等整理成文字材料向上级汇报。
魏西同志在孟家溪工作期间，荆沙地下党支部书记杨茂新等多次到孟家溪检查工作，下达指示，充分肯定他的工作方法，并把他的工作经验向其他地区推广。
1937年春，日本军国主义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全面抗战即将爆发，为了适应这一新的历史形势，战斗在公安的地下党支部决定派魏西去延安汇报工作，聆听指示。临行前，魏西邀约了孟家溪新发展的地下党成员在肖家梧桐树下话别，他郑重地说：“希望大家在工作中，既要隐蔽谨慎，又要机智勇敢，切不可盲目从事……”又说：“只要大家坚持到底，前途是有希望的，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面……”此时，正值新谷登场，谷价低廉，同志们手头比较拮据，但应邀来的几位同志还是给他筹措了20元现洋作为路费，肖云章还送给他一口小皮箱，以便装行李物品。魏西依依不舍地告别了战友，踏上了新的征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魏西历任湖北省干部学校秘书长、省建设厅副厅长、武汉中医学院党委书记等职，1974年离休，安度晚年。他一直没有忘记曾经工作过的孟家溪，曾积极向湖北省委、省人民政府建议，以“扶助老革命根据地”名义给孟家溪小学拨款修建了教学大楼。本文开头提到的那篇文章《红梅不屈服》，就是对老人过去战斗历程其中也包括孟家溪那段经历的回顾。孟溪初绽春蕾的红梅，虽经风吹浪打，也终于盛开成了璀璨的鲜花。
忠魂长眠“国殇园”——记抗战英烈陈安民
陈昌栋
血火流光四十年，魂飞不到“国殇园”。
临祭恰值神州好，报与亚父当纸钱。
这是云南昆明冶金研究所设计部高级工程师陈雨田在1984年8月到腾冲县“国殇园”祭奠抗日阵亡叔父陈安民的一首悼诗。在七十多年前那场伟大的反侵略战争中，陈安民作为一名抗日军人转战南疆战场，为国捐躯，忠骨安葬于云南省腾冲县的“国殇园”。
陈安民是本县孟溪大垸甘家厂乡烟台村人，我与他是同乡。他于1916年8月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父亲陈绍列，是位勤劳朴实的农民，兄长陈儒嵩，幼读诗书，成年后教书为业。他七岁入私塾启蒙，在父兄严格的要求下，六年寒窗，熟读“四书”“五经”。同时对《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岳传》等史籍杂书也广泛涉猎。尤其对文天祥的《正气歌》推崇备至，背诵如流，书中的英雄人物、忠烈义士，在他幼小的心灵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1931年秋，陈安民考入湖南省常德中学，三年苦读，毕业时成绩名列前茅，后因家贫未能继续升学，便在湖南安乡县第四区模范小学任教。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民族抗日战争从此爆发，陈安民想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毅然投笔从戎。
1938年春，陈安民考入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武冈分校，在校期间勤操苦练，毕业时成绩优异，被分配到中央远征军第53军116师346团3营1连任防毒排排长。从此他踏上征途，戍守南疆，并先后参加了缅甸战役和滇西反攻腾冲等战役。
缅甸战役，是日军在太平洋战争初期，于1942年1月至5月在缅甸对中英盟军实施的进攻战役。日军企图占领缅甸，切断美英向中国提供战略物资的交通线滇缅公路，迫使中国屈服，并伺机进军印度，以保障东南亚地区日军翼侧的安全。参战日军约9.5万人。在日军强大攻势下，驻缅英军节节败退。在这紧急关头，英国政府向中国政府请求增援。中国政府根据《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组建远征军十万余人入缅作战，陈安民随53军进入缅甸。此时援缅英军被日军困于缅甸中部的仁安羌城，远征军及时赶到奋力助战，突破了日寇的重重封锁线，为英军解围，救出英军七千余人，并掩护其撤退。在与日军的战斗中，陈安民奋勇杀敌，屡立战功，先后荣升为连长、中校营长。日军主力对远征军进行围追堵截。4月底，日军占领了缅甸的腊戍及曼德勒，切断滇缅路，中、英军队被迫向印度和中国境内撤退。同年5月，日军占领了缅甸境内全部要地，并侵占中国云南的腾冲、松山、龙陵等地，利用地形，构造工事，凭险据守。陈安民随远征军撤退至中缅边境的云南境内驻守，严阵以待。
1943年冬，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制订滇西反攻作战计划，将腾冲作为主要攻击目标。1944年5月，陈安民所在的53军奉命全部渡过乌江，随即强渡蛮里河，直接威胁日寇之战略要地，一举击溃了日军号称“龙兵团”的第56师团，进军腾冲。腾冲地处崇山峻岭，城垣坚固，日军以重兵据险防守，负隅顽抗。中国部队集中兵力五万余人，与日军激战月余，全歼腾冲守敌，反攻部队全部渡过怒江，完成初期的作战任务。腾冲县城光复的同时，远征军又相继攻克了日军固守的据点松山和龙陵，取得了滇西反攻日军的重大胜利，打通了中国西南交通线，把日军赶出了中国西南大门，支援了国内正面战场的作战，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中外震惊。陈安民和他的战友们都荣获一枚“滇西反攻胜利纪念”的纪念章。此时日寇节节失利，狼狈逃窜。53军进驻腾冲后，陈安民奉命率少数武装出城搜索日寇残部，见有十余名日军女兵及通讯军官潜逃，他奋力追击，将其全部俘获。不料返回的途中，在距城南二公里处“大迭水”附近，被暗藏日兵施放冷枪击中胸膛，年仅28岁的陈安民，为保卫祖国的南疆，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腾冲战役后，中国军队将为国捐躯的官兵集体安葬于腾冲县城南来凤山前，定名为“国殇园”，建有纪念碑亭和纪念堂，陈安民的遗骸也长眠于此。经历了七十多个春秋，这些为国家民族献身的将士，像一株株挺拔的青松，屹立在祖国的南疆。
陈安民阵亡的消息传开后，全军官兵无不悲恸，布奠倾觞，饮泣哀悼，53军军长周福成发来唁电：“陈安民同志为国英勇牺牲，特电哀悼。”116师师长赵镇潘拍来唁电：“陈安民同志为国殉职，谨电寄托哀思。”重庆《中央日报》1944年8月15日第三版刊载了陈安民英勇作战、壮烈殉职的事迹。噩耗传至故里，父老乡亲，机关学校，设灵堂，遥望南疆，沉痛哀悼。灵堂里挂满了挽联。其中清末举人邹樾阶的挽词是：
热泪洒炎荒，瘴雨蛮烟滞马革
噩耗传梓里，寒日冷月奠椒浆
邑中宿儒王葆岑的挽词是：
报国不辞难，五月渡泸甘灭踵
还家唯有梦，三军饮泣哭同袍
1986年，公安县志办曾先后与云南腾冲县图书馆联系，函索陈安民抗日阵亡的资料，撰写成文，载入《公安县志》和《孟溪志》的人物传记中。从此，这个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为国家民族利益而喋血疆场的铁骨忠魂得以名留青史，激励后人。
现在我们举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纪念之际，要牢记历史，缅怀先烈，珍惜和平，勿忘国耻。要唤起每一个善良的人对和平的向往和坚守，避免历史悲剧重演，共同捍卫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果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努力奋斗。
李德襄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