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大待遇好，罪小生活苦”
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有些是由军队看管，所以各个地方的待遇不统一，管理办法也不统一。自战犯管理所成立，由公安部直接领导，并负责对战犯进行教育改造后，便完全一致了。集中后，首先是提高生活待遇，各地都是16元一月的生活费，行动也只要不离开管理所，可以不再锁房门，互相间能自由往来和交谈。戴有脚镣手铐的也统统去掉。规定的作息时间也比较合理，每星期可以看一次电影，而最使人高兴的，还是伙食费比一般犯人增加了一倍。
当时，一些被俘中、下级军政人员为之眼红，表示不服气，发出“反动职务越高，罪恶越大，待遇越好；罪行越小，生活越苦”的种种牢骚。中共干部们便进行解释和说明，大意是说：这些人过去的生活都很讲究，现在当然不能让他们再过那种生活，但为了要对他们进行改造，先得在生活上让他们感到满意点，才能比较好地接受改造。而他们一般都年岁较大，身体较差，特别是对他们的改造时间要比一般人长，所以要提高一点，而一般被俘军政人员，改造时间要短些，年龄较轻，身体较好，所以，没有必要再提高而超过战士和一般人民的生活。
他们听了这些话后，最注意的是说他们“改造的时间要短些”，便都不希望提高待遇而延长改造时间，希望早点恢复自由，所以，闹过一阵之后，也就没有什么了。可是一些老百姓却不理解。
我集中在重庆原来属中美合作所范围的、军统局缫丝厂办事处改成的战犯管理所（也称作四川省公安厅第二监狱，对外则称训练班）时，附近许多人看到我们厨房办伙食的，每天采购那么多的荤菜，非常羡慕。因为当时四川物价低，16元一月的集体伙食，可以每餐一荤一素，量相当多；除了鱼、肉、蛋一类外，还常常买鸡鸭等。加上集中后，都发了新的服装，还可以在附近一定范围活动，许多没有找到合适工作的人和收入不多的人便去打听，这是一个什么训练班？有的还直接去询问要什么条件的人，才可以参加这个训练班受训？得到的答复，当然是不能使他们满意，一般总是说他们不够条件参加这个训练班。他们还是不死心，便一再表示，要创造条件，争取参加这个训练班。他们认为训练时生活待遇都这么好，毕业后，保管能当上较高级别的干部。所以，经常有人去打听，要什么条件、什么手续和什么单位保送等，以便早点能进去。后来他们当中一些人发现这个训练班的受训人员中，有过去的四川省主席王陵基、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徐远举、兵工署稽查处处长廖宗泽，以及四川军阀中当过什么司令、参谋长一类的著名人物时，才大吃一惊，恍然大悟，原来受训的是这些人。很多想去的人便说，难怪说我们条件不够，这一辈子也没法创造出这种条件。和这些人在一起，吓也把我们吓坏了，阿弥陀佛！请我去也不敢去了。
四川省公安部门便立即把这一情况向北京反映，因为上述这些人都在四川杀过不少的人。王陵基在四川几十年当中，杀过的人是数以千计。徐远举也杀过几百人。那些旧军阀什么司令一类的人，也都是杀人不少。公安部门怕被杀害的人的家属去找这些人的麻烦，便在集中后实行的第一个重要项目——进行参观时，先把王陵基、徐远举、廖宗泽（因他在重庆破坏了许多兵工厂，捕杀过不少兵工厂的工人，工人认识他的很多）三个人送往北京。不久，我和几个人在附近散步，遇上一群去参观中美所内的烈士陵园（新中国成立前夕，军统把囚禁在白公馆、渣滓洞两个监狱内几百名犯人杀后埋葬的地方）的人，其中有几个人认出了我，便一把将我扭住，问我把他们的父、兄抓去后怎样处置的？他们提出：“生要人，死要尸！”我正在感到为难，不知怎样回答时，幸好管理所的负责人闻讯带了几名解放军赶来，一边向他们说理，一边要解放军把我保护回来。过了几天，我便和云南绥靖公署副主任孙渡、四川军阀刘文辉的参谋长王靖宇，以及曾任江阴要塞司令的孔庆桂四人一齐被送到了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