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布衣将军 戎马一生

平民将军的一生

张宣武

御香——玉祥

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冯玉祥先生12岁。那时候，他的父亲在李鸿章的淮军里当连长，驻防保定，月薪纹银30两，五口之家，本来是可以得到温饱的，但他父亲有鸦片烟瘾，因而家庭生活相当困难。当时营中军官多把子弟补入军籍，以便多拿一份军饷，作为家庭生活补助。一天，营中出一兵缺，掌管军籍的营部书记长向营长（那时叫作管带）请示由何人填补，营长张某正在烟榻上吞云吐雾，吸完一口烟之后说：“冯老爷（指冯玉祥的父亲——那时军中营级以上军官称‘大人’，连级以下军官称‘老爷’）对我说过多次了，这次别人都不能补，就补冯老爷的孩子吧。”那位书记长问，冯连长的儿子叫什么名字？张营长命书记长去问冯连长，冯连长回寓所了，不在营内，而那位书记长又急着向上呈报公文，张营长说，随便给他起个名字好了。于是，张营长面对烟灯思索了一阵然后说，就叫个冯御香吧。含义是在朝廷御前能吃香的、喝辣的。其实，冯玉祥先生本名基善（他的哥哥名基道），但军籍册子已经上报，不能更改，只好将错就错地沿用下去。追至辛亥革命，民国改元，始取御香的同音字而改名玉祥。

“官迷”

冯玉祥虽在1893年名列淮军军籍，但因年龄太小，并未入伍服役，只是每月点名关饷时，到连队应点而已。由于冯体质强健，发育较早，到了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14岁时，身材高大，已和成年人一样，于是他正式下连服役了。他一下连，每天早晨跑到操场里，练习喊操。由于他的嗓门高，声音洪亮，他常充当营长、团长的“叫班”，即代替营长、团长喊操的喊操员。除练喊操以外，他一有空就练瞄准，先是两手举枪，后用单手举枪，最后枪上还要挂上一支枪，正因如此苦练，他的射击技术达到百发百中，有神枪手之称。冯在入伍前，只念过一年零三个月的书。入伍后，他急于学文化，恰好他的同班（那时叫作棚）弟兄尤鹤亭（河北保定人）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爱看《三国演义》《列国志》《聊斋志异》之类的小说。每天操课之暇，冯就请尤鹤亭教他读书认字。尤鹤亭亦很乐意，对冯帮助不小。由于冯的勤学苦练，别人就讽刺他，说他是“官迷”。特别是他们的班长（那时叫作正目，俗称棚头或老总）邢得胜，以蔑视的眼光对冯讥笑说：“我当了八年的老总，还没当上官，像你这样肉头肉脑，你要当上了官，我就下外国去。”冯当兵时，憨厚老实，不多说话，逆来顺受，不与人争，因此，同班弟兄多以为他可欺。例如吃面条的时候，别人抢先把稠的捞完，等到冯去捞时，光剩稀汤了。但是，冯在同班里有三个把兄弟：一个就是尤鹤亭；一个是谷良友，山东巨野人；另一个忘其名，会打拳。这三个人都是爱打抱不平的人，遇有谁来欺负冯，他们就会拔刀相助，尤其是谷良友，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别人都不敢惹他，因而也就不敢再惹冯了。谷良友处处维护冯，照顾冯，例如以后凡是吃面条的时候，他总是抢先给冯捞一碗稠的，然后才能轮到别人捞。

刻苦自学

19世纪90年代的淮军，已经非常腐朽，装备十分落后，武器还是刀矛弓箭，薪饷微薄，军纪松弛。而当时袁世凯练出的新建陆军，则是洋枪洋炮，德式装配，薪饷高出淮军一倍，营规森严，朝气蓬勃，人强马壮，焕然一新。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冯玉祥脱离淮军，改投驻北京南苑的新建陆军北洋第六镇，从此他精神振奋，更加积极地学操法，练武艺，异常努力地刻苦自学，尤其是醉心于学习文化。

那时候营门口有一个摆纸烟摊的，名叫邓长耀，字鉴三，冯打听出他是一个落魄的秀才，于是就请他每天在三操两讲堂的业余时间授课两小时，冯于每月六两银子的饷款中拿出二两来，给邓光耀作为束脩。“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冯每天晚上就寝前，在兵舍里复习当天邓先生授给他的课程。

同班弟兄中有一个名叫李建堂的，为人调皮捣蛋，专门与冯为难作对。冯在高声朗诵时，李建堂就在他的身旁弹三弦、哼曲子；冯念书念不下去了，就趴在桌子上习字，而李建堂这时就趴在冯的对面摇晃桌子。冯实在忍不住了，就质问李建堂：“我念书，你弹唱词曲；我写字，你摇晃桌子，这是何苦呢？”李建堂强词夺理地说：“你念你的书，我弹唱我的词曲，这是各人的自由；桌子是公家的，许你写字，就不许我晃荡？”冯见他不可理喻，只好在吹罢熄灯号、大家就寝之后，自己再点起灯来默默复习。可是，这时候李建堂又说话了，说什么灯和油是大家伙食中开支的，不是你冯某的私产，你不能单独动用啊！冯无词以对，只好熄灯就寝。翌日，冯自己出钱买了洋灯洋油，等到晚上大家就寝后，他就点起灯来复习功课。此时李建堂又开腔了，他说：“班长，明天我要请病假，因为有灯亮睡不着觉，下操、上讲堂的时候没精神、打磕睡，我就要挨揍啦。”他说得头头是道，班长没有理由驳斥，只得命冯熄灯睡觉。由于冯的身材高大，站队总是站排头，他的铺位紧靠墙壁，第三天，冯在墙壁上挖了一个刚刚放下一盏煤油灯的壁龛，等到晚上大家就寝后，点起那盏小灯，他把脸面紧贴着壁龛，同时用书写本堵着灯光不向外射，默默地复习功课。这和匡衡的凿壁偷光，足可相仿。

就是这样，他每天白昼受课两小时，夜间复习两小时，不到两年时间，他读完了一部《纲鉴易知录》。这样，连《三国演义》《列国演义》《水浒传》《精忠传》和一些军事书籍，他都能看得懂了。尽管李建堂这样的人对他百般刁难、干扰、阻挠，但冯终于克服了种种困难，实现了刻苦自学的愿望。

老实人

冯玉祥当兵的时候，是一个出了名的老实人。但是，老实人有时候也会做出不老实的事情。有一天，队伍打野外收操回营，路过营市街的时候，街旁有一个倚门卖笑的女人，冯用左手向那女人指了一下。与冯同列的有四个人，都没看清指了那个女人的究竟是谁。回到营内，连长命令与冯同列的四个人一齐出列，问是谁指了那个女人？冯立即供认不讳，连长认为冯是个老实人，不信是他所为，反而严讯与冯同列的那三个人，当然那三个人都不会承认。于是，连长喝令那三个人跪下，冯马上也陪着跪了下去。事后冯向那三个同列的人再三陪不是，道歉了事。

挑“小队子”

袁世凯的卫队，叫作“小队子”。袁世凯喜欢身材魁梧的大个子，他的卫士身高差不多都在一米八以上。这些大个子都是从各部队里挑选出来的。冯玉祥身高约一米九，是有入选资格的，但也只能站到第三排，还站不到头两排。一天，袁世凯亲自到第六镇挑选“小队子”，冯本应去应选的，只因他为人老实可靠，勤奋好学，能吃苦耐劳，在他所在的那个连队里，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兵，连、排长都想把他留在本连当头目，而不愿让他被挑走。因此，在袁世凯挑选的时候，连、排长们把冯藏了起来，不让他去应选。当时冯还为此事大哭一场，因为他认为能跟袁世凯当卫士，是一条攀龙附凤、飞黄腾达的终南捷径啊。

关于袁世凯的“小队子”，我没见过，但在1924年和1930年，先后在北京三贝子花园（现为北京动物园），见到在园门口收门票的两个大个子，身高都在二米三左右。我的身高是一米七二，我的头只能达到他们的腋下，我得仰着脸看他们。据说，他俩的教师是当年袁世凯的卫士；袁世凯每当接见外宾时，总是要有这样的四个大个子手执武器，侍立两厢。

气死留学生

冯玉祥以行伍出身，由兵卒而班长，由班长而排长（那时叫作哨长），当时第六镇统制（即师长）段祺瑞，在北洋军阀中是比较开明一点的。镇内出了一个连长缺，段祺瑞就命全镇的排长举行考试，择优提升，结果，冯名列前茅，升任了连长。以后，镇内又出了一个营附（即副营长，那时叫作帮带）缺，段祺瑞又命全镇连长举行考试，结果，又是冯名列第一。当时第六镇的军官，行伍出身者占少数，大部分是军官学校毕业和留德、留日的军官学生。考试课目，无非是典、范、令和初级战术，那些军官学生出身的人，大都是些纨绔子弟，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他们不会下功夫准备考试。而冯则本着“人一能之己十之”的精神，努力不懈地学习，且在实践运用上有着丰富的经验，那些军官学生是无法考在他前头的。因此，当时第六镇流传着“冯玉祥气死留学生”的说法。

发誓自办陆大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我国开办最高军事教育机关——陆军大学校，报考条件是：第一，年龄在30岁以内；第二，曾在国内外军官学校毕业一年半以上、现任军官者；第三，或曾服军役二年以上、少校以下、中尉以上之军官，确有现职底缺者、均得报考为学员，修业期限为三年。冯玉祥虽是行伍出身，却完全合乎报考条件的第一、三两项，而且确有把握能考得上。但在报名时，那些国内外军官学校毕业生出身的人们，忌妒心切，说冯不合报考条件的第二项，坚决不让冯参加考试。其实，报考条件明确规定，除第一项以外，合乎第二、三两项之一者均得报考，那些军官学生只是无理取闹而已。而冯由于势孤力单，终于未能参加考试，未能进入最高军事学府深造，引为憾事。

冯是一个有气魄的人，当时他曾对着那班军官学生发誓说：“今天你们不让我上陆大，将来老子自己要办个陆大！”1923至1925年，冯任陆军检阅使在北京南苑练兵期间，虽未另办陆大，却办了一个性质和内容基本上和陆大相似的“高级军官教导团”，以陆大的老前辈段祺澍为团长，以陆大毕业的刘骥、熊斌、王乃模、崔正春、高震龙等为教官；学员则是选拔出来的优秀的团、营、连、排长。1928年，陆军大学校根据冯先生的提议，除原有的正规班之外，开始添设“特别班”，专招收中将以下、中校以上而未上过陆大的现职军官，加以补习，学习期间也是三年，不论出身是行伍还是国内外军官学生，均可报考。后来，冯同他的西北军旧部高级将领鹿钟麟、石敬亭、张维玺、孙良诚等，进入陆大特别班第三期学习，冯成了正式的陆军大学学员了。冯自己虽然没有办成另一所陆军大学，但他昔日自己要办陆军大学的誓愿，基本上也算实现了。

以德报德

冯在淮军当兵时，同班弟兄尤鹤亭是一个小知识分子，对冯的识字念书颇有帮助，但他不是一个大有作为的人，后来没有当上军官就回家为民了。冯却恩不忘报，当他做到陆军检阅使在南苑练兵的时候，就把尤鹤亭从家里请到军营中，待为上宾，并用其所长，使他轮流到各团、营对官兵讲《聊斋志异》《三国演义》《列国志》《水浒传》《西游记》等各种有趣的故事，他讲得活灵活现，非常生动，很受官兵的欢迎，官兵们把他叫作“瞎话篓子”。冯的另一个同班弟兄谷良友，由于他曾打抱不平地护卫过冯，因此，冯对他非常感激。谷良友倒是始终跟冯在一起，在冯任北洋陆军第十六混成旅旅长时，曾把他由排、连长提拔到营长。但此人性情乖张，桀骜不驯，天不怕、地不怕，当排长时不听连长那一套，当连长时不买营长的账，作战时虽很勇敢，却常常不听命令，不受约束，擅自行动，因而没人驾驭得了他，后来只当过游击队大队长和高级副官，没有升到高级带兵官的地位。谷良友的胞弟谷良民为人忠诚老实，才能也不错，在冯任西北军总司令的时候，为了酬报谷良友的情谊，曾把谷良民提拔为师长。

冯在新建陆军当兵时，营门口那位摆纸烟摊的邓长耀在为冯的学识奠定基础上，是有不小的贡献的。因此，在冯飞黄腾达时，邓长耀也就跟着冯当过县长、道尹和厅长等高级文官职务。冯在新建陆军当兵时，他的班长齐大麻子，由于对冯同情支持过，冯对他十分敬重。冯任陆军检阅使时，曾派专人到他家里，为他置了两顷地，盖了一院房子。

以德报怨

冯玉祥在淮军当兵时的那个班长邢得胜，为人不正派，对冯不公道，才能也不怎么样，当过班长之后，就回家去了，而家境不好，生活穷困。在冯任陆军检阅使的时候，他曾厚着脸皮去找冯。冯不念旧恶，量材录用他当了马号头，来管理司令部的战马。至于那位处处与冯为难的李建堂，为人吊儿郎当，不务正业，在军队里当然混不好，老早就回家去了。冯当了陆军检阅使，李建堂不敢去找他，冯却派人把他请到南苑，同吃同住，亲如骨肉，待了两三个月，送给几百块钱，把他打发回家。冯常常对部下们说：“我之所以能有一点文化水平，多亏当年李建堂对我的逼迫，否则，我不会那样地用心学习。环境条件越是不利，越容易使人追求进步，所以我应当感谢李建堂。”

基督将军

1913年，冯任团长驻防北京时，患了打背疮，经他的一位朋友刘宽（北京人，基督教友）介绍，一位美国教会医院医师为其治疗。那位美国医师在手术前和手术后，总是“阿门、阿门”地祷告一番。打背疮很快地痊愈了。冯非常感激那位美国医师和刘宽，美国医师和刘宽乘机敦劝冯入教。此时冯对基督颇有好感，认为他之所以很快痊愈，也许是出自上帝之所赐。于是，冯遂即领洗入教，加入美以美会。后来，人们把冯称为“基督将军”，就是肇端于此。

与陆建章的关系

陆建章，字朗斋，安徽蒙城人。初在淮军中充伙夫（炊事员），嗣在北洋武备学堂学习时，被袁世凯调到新建陆军充任初级军官。由于他精明强干，深得袁世凯的赏识和信任，因之一帆风顺，扶摇直上，升迁非常之快，1914年至1918年，位至北洋陆军第七师师长和陕西督军之职。陆建章在第六镇（师）任协统（旅长）时，冯在他的部下由士兵而历任排长、连长、副营长和营长。由于冯为人老成持重，实干苦干，品学兼优，才能出众，故深得陆建章的青睐、器重。陆建章的夫人，系沧州刘氏，刘夫人的娘家侄女刘德贞女士，年方及笄，陆建章亲为冯介绍与之成亲。至此，陆之与冯，不仅是上下级的关系，并且成为了姻娅关系。沧州刘家有四个姑娘嫁给军界要人，世称沧州刘氏四夫人，显赫一时，为时人所称羡。一个嫁给陆建章，一个嫁给冯玉祥，一个嫁给北洋陆军第二十师师长、陕西督军阎相文，最后一个嫁给历任冯的参谋长、西北军第六方面军总指挥、陕西省政府主席石敬亭。说来凑巧，沧州刘家的四个女婿，三个督军、一个省主席，都是开府于陕西。

1912年1月，冯和王金铭、施从云同在北洋陆军第二十镇当营长时，他们三人联合发动滦州起义，王金铭被推为北方军政府大都督，施从云被推为陆军总司令，冯则被推为总参谋长，准备率队进攻北京。但所谋未遂，王、施二人被通（州）永（永平州）镇守使王怀庆诱捕，解至北京杀害。当时袁世凯出任内阁总理大臣，陆建章任北京执法营务处处长（军法执行总监）。冯被捕后解至北京，陆建章竭力为之营救，他对袁世凯说：“冯玉祥这小子是个愚蠢人，他不会造反，而是受了王金铭、施从云的愚弄，上了他们的当，饶他一死吧。”袁世凯说：“从相貌上看，我看冯玉祥这小子将来闹乱子是会有他一份的，不如早点把他杀了。”陆建章说：“把他交给我好了，我保证他不会出乱子。”于是，冯得以不死，受了一种“递解回籍，著地方政府严加管束”的处分。冯回到保定家中，因陆建章有函给地方政府，嘱其关照优待，故冯行动自由，未受约束。两个月后，即任保定巡防营长。民国元年（1912年），曹锟的第三镇在北京搞兵变，炮击总统府，袁世凯认为他早年训练出来的北洋老六镇已经不可靠了，乃令陆建章和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负责编练五路（相当于师）新军，冯于是被调为左路第一团二营营长，半年后升任团长。陆建章于1914年任第七师师长赴陕西就任督军时，冯升任第七师第十四旅旅长，旋又改编为陆军独立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冯的前半生经历，确实得力于陆建章的栽培和提拔，故冯视陆建章为救命恩人。

验内务

北洋第六镇在练兵的时候，每星期日停止操课，整理内务、卫生，擦拭武器弹药，而由各团、营长交替检查，互相观摩，互相促进。一般团长、营长们在检查时，走马观花地看到地面上挺干净，床铺上挺整齐，枪支、刺刀挺明亮，士兵身体卫生从外表上看着也都挺利落，就连声叫好，打个优等分数而去。当时冯玉祥任副营长，他却与众不同，有着另一套检查方法。他一进兵舍，先到门后把答帚拿起一看，一堆花生壳子、纸烟屁股在那里堆着；他把床铺上铺的毯子、席子一掀，脏手巾、臭袜子都在那里藏着；他到军械房，拿起枪支，别的地方不看，单看托底板、螺丝钉和枪筒里的来复线，一看，个个托底板和螺丝钉都生了红锈，枪筒里漆黑一团，根本看不见来复线；然后到院里，叫列队的士兵伸出双手，大多数的手指甲没有剪，再看看每一个士兵的耳朵眼，大多数里面都有灰土，多数人的鼻孔内都凝结着垢痂；最后，他命士兵就地坐下，脱去鞋袜，嗨！这一下就更丢丑了，绝大多数人看来好几天没洗脚，好久没有剪过脚趾甲，臭气熏天，令人掩鼻。于是，受检查的连值日官，罚跪的罚跪，挨军棍的挨军棍，人人吓得魂不附体。从此以后，各连队不怕别人验内务，独怕冯来检查。后来，西北军的验内务、查卫生，都是照着冯这一套模式来进行的。

讨伐张勋

1917年春，第十六混成旅驻军廊坊时，冯因反对国务总理、陆军总长段祺瑞的调动命令而被撤职，段祺瑞以其亲信杨桂堂接任旅长。冯临走时，全旅连长以上军官及士兵代表到火车站送行，由于部属们同冯的感情深厚，大家痛哭流涕，依依惜别，遂把冯身上穿的便装马褂撕得一条一条的，每人拿去一条作为纪念。冯避居京西天台山寺院内，韬光养晦，闭门读书，而其旧部营长以上的军官，则轮流前往探望并通报一切消息。是年7月初，张勋率其辫子兵由徐州进京，迎接溥仪复辟。冯闻讯连夜驰赴廊坊，召集旧部，宣布起义，再造共和，部属一致拥护，并将杨桂堂轰走，仍请冯任旅长。于是，冯于7月2日率师进京，首先攻入天坛。在此以前，段祺瑞亦因与大总统黎元洪政见不合而去职，住在天津，当他听到张勋复辟的消息，也即赶赴马厂，动员陆军第八师李长泰部向北京前进，会合冯的第十六混成旅，一举将张勋的辫子兵击溃，张勋逃入荷兰使馆，溥仪亦复退位。冯虽无明令复职，但因再造共和立了大功，段祺瑞无话可说了，只好默认。同样，段祺瑞本人也是以去职的身份自行复职的，两人彼此彼此，谁也不说谁了。世人皆知是段祺瑞再造共和，而其实是冯首先发难，并首立战功者，只是当时段祺瑞的声望大一些，把冯给遮掩住了。

思罗堂——青年会

1919年，第十六混成旅驻防湖南常德时，陆建章的妻侄刘某在冯那里做客，刘某患有精神病，冯请当地教会医院——广德医院美国人罗感恩大夫为其诊治。刘某一看见高鼻子、绿眼睛、黄头发的外国人，好像看见了鬼怪似的，东藏西躲地不让他给看病。当罗感恩大夫第二次又来为他治疗时，他正在室内玩弄勃朗宁小手枪，看见罗大夫，忽然举起勃朗宁，对准罗大夫的胸部开了一枪。当时冯玉祥也在室内，听见枪响，连忙上去抱住刘某的腰，刘某又对着冯打了一枪，冯的手部和肩部受了轻伤，而罗感恩大夫却因伤重而死去。冯除了极为沉痛，隆重地为罗感恩大夫治丧外，并以三千银圆抚恤罗夫人，而罗夫人坚辞不受。冯先生遂将这笔款子汇到美国给罗感恩的儿子，可是，罗的儿子说什么也不要，而把款子原数退回。冯无奈，乃以此款修造了一座镔铁的活动房子，取名“思罗堂”，一方面纪念罗感恩大夫，另一方面作为礼拜的场所。这座思罗堂，由于是一座可以拆卸、折叠的活动房屋，所以在冯的部队移防时，总是随军迁走。1922年至1925年，冯军驻北京南苑时，这座纪念堂坐落在陆军检阅使署大门外的广场上。不过，这座纪念堂此时改名为“青年会”了。笔者在南苑亲自见过这座青年会，它是一种礼堂的形式，可以容纳五六百人。

全军信教

冯玉祥自从美国教会医院为他治愈打背疮和罗感恩大夫治病救人、牺牲自己性命而其家属不受抚恤后，他认为基督精神是很能感化人教育人的，除他自己入教信仰耶稣基督外，还倡导他所属部队的全体官兵一律加入基督教。笔者就是于1923年在北京南苑集体领洗的，当时的牧师是余心清、浦化人两位先生。在冯所属的西北军中，信仰耶稣基督信得最笃实的，要算是冯手下的首席大将张之江，他信基督达到了迷信的程度，每天不仅在起床后、就寝前要祈祷，而且在每饭前亦必祷告，并且要跪下祷告，往往饭菜凉了，他还在闭着眼睛、口内念念有词地祷告着。有时他正在坐着办公，忽然心血来潮，也会发疯似地跪到地上祷告起来。1926年，冯从苏联回来，初步接触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到基督教在中国，是帝国主义者作为文化侵略的一种手段，所以他在五原誓师、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的时候，曾发通电说，他本人和他所属的全体官兵，一律退出基督教。可是，张之江却极力反对，他本人坚决不退出，终其一生一直是一个忠实的基督徒。

西北军的信教活动，通常以连为单位，每日在就寝前，由值日官领头祷告，全连官兵俯首静默，至值日官把祷告词念完，说一声“阿门”时，大家一齐跟着喊一声“阿门”，就算完事。每星期日，以营为单位进行“查经”，所谓查经，是由营长或值日连长领导选读圣经（《新约全书》）中的某一章节，并由牧师对官兵加以讲解，然后再唱一两首《颂主圣诗》，时间约需一至两小时。各营都组织有20人左右的“唱诗班”，他们是从营中挑选有文化的优秀士兵组成的，由一位长于音乐歌唱的排长或班长领导，而由牧师负责训练。每团设有一个身着便衣的专职随军牧师。遇着大操大典，冯集合部队讲话之前，也要先作一番祷告，由总值日官领念祷告词。

“坠马摔伤”

皖系陕西军阀陈树藩，久已觊觎陕西督军的宝座，陕西督军陆建章要求停战言和，经双方协议：陈树藩将陆建章的儿子放回，陆建章将督军的位子让给陈树藩。就这样，陆建章的陕西督军垮了台。陆建章离陕后住在天津租界，既不甘心于失败，又愤恨皖系之谋己，于是就策动他的两个旧部下：九江镇守使吴金彪（外号吴小辫）和驻在武穴的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冯玉祥，合力夺取皖系老巢的安徽地盘，欲得手后，陆建章取代倪嗣冲而任安徽督军。陆建章是冯的救命恩人，又是姻亲，冯不能不出兵，但进至中途，得知吴金彪部并未出动，冯鉴于势孤力单，难以取胜，但又不便无故折回，于是冯在行军途中玩了一个坠马的把戏，说是摔伤了腿，不能行走，无法行军和指挥作战，遂即回师武穴。陆建章阴谋夺取皖督的迷梦虽未实现，却已招致皖系首领的忌恨，不久，陆建章在天津就被徐树铮枪杀了。

截粮 截款 截枪

1920年，冯所部第十六混成旅驻防湖北谌家矶，北京政府不给发粮饷，湖北督军王占元又不能通融资助，且一再下令逐客，要求冯部离开湖北境。经直鲁豫巡阅使曹锟、吴佩孚的调停，冯部移驻河南信阳。河南督军兼省长赵倜，也不愿卧榻之旁让他人酣睡，对于冯部也不接济一点粮饷。当时北京政府积欠冯部饷款达半年以上，部队困顿至极，官兵六月炎天还在穿着棉衣，天天以盐水下饭，有时竟至断炊。一天，北京政府从长沙购买一列火车的大米，路经信阳，被冯部截下留用。又一天，武汉铁路局向北京政府解送铁路税款20万元，路过信阳，又被冯部截留。冯致电北京政府，请以此粮此款补发积欠粮饷，北京政府没有理由勒令交还；几经交涉，才将截留之款交还半数。但是，杯水难救车薪之火，过了一段时间，冯部仍是无法维持生活，冯决计进占驻马店就食，因为驻马店是河南省的一个粮食集散地。适巧河南督军赵倜在汉阳兵工厂新购七九步枪1500支，运往开封，路经信阳，被冯部截留。赵倜闻讯大怒，勒令冯部交还，否则即以武力解决。冯知道这不是能和平解决的，不如来个先发制人。于是即派张维玺团以野外演习为名，向驻马店前进。驻防驻马店的赵倜所部李鹏举团侦知冯部来意不善，坚不相让，遂起冲突。打了半天，李团终于战败投降，冯部又缴获了一千多支崭新的汉阳造步枪。赵惆据报，十分气恼，决定以武力解决，其部下老毅军师长、归德镇守使宝德全，自告奋勇打前敌，军旗上写着“包打冯玉祥”的口号，由开封经郑州向驻马店攻击前进。在洛阳的直鲁豫巡阅副使吴佩孚闻讯后，急令双方停止敌对行动，并令冯部把截留和缴获的枪支原数退还。胳膊扭不过大腿，冯只得遵命办理，但却以旧有破烂枪支顶替新枪交还，赵倜不受，坚持要新枪。吴佩孚遂又严令冯亲赴开封，面见赵倜，表示歉意，以求和解。冯在吴佩孚的压力下，不得不低头屈从。没隔好久，曹锟、吴佩孚即命冯部由信阳开往陕西。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冯赴开封就任河南督军时，一下火车，就把前来车站迎接冯的那位毅军师长宝德全枪毙了。赵倜早已跑往上海去了。1922年在北京南苑，有一次笔者听到冯在讲话时说：“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从前我当旅长时，去见河南督军赵倜，我向他行了三个鞠躬礼，他连看都不看我一眼；现在我当了陆军检阅使，去见大总统黎元洪，也要行三个鞠躬礼，可是，一鞠躬还没完，黎元洪可就拉住让我坐下了。”

练官

1920年，第十六混成旅驻防信阳时，名义上是一个旅，实际上它比一个师的人枪还要多。它有三个步兵团，一个炮兵团，一个骑兵营，一个工兵营，一个辎重营，一个学兵大队（两个连），一个炸弹连和一个手枪队，共一万多人。但它对外只说是几千人——9999人。冯玉祥在练兵时，十分注意让士兵牢记其各级直属长官姓名，他每到连队视察或点名放饷时，必问士兵：旅长叫什么名字，团长叫什么名字，营、连、排长叫出什么名字，等等。而冯本人，则对全旅官佐士兵一万多人，一个个都认识，大多都能叫什么名字。有一天，冯集合全旅部队讲话，他向全体官兵问道：“你们说，我们在这里是练什么的？”大家齐声答：“是练兵的！”冯笑着说：“不对！我们在这里不是练兵，而是练官的。”的确是这样，后来西北军发展到几十万人的时候，当年第十六混成旅的士兵差不多全都变成了军官，他们成为西北军的骨干。

车轮点名和讲话

冯在南苑练兵时，每月一日点名放饷，冯本人和各旅、团长任点官，分别到各旅、团去点名，但本旅、团的旅、团长，不点本旅、团的名，而是轮流到别的旅、团点名，以便互相考察，互相监督是否有吃缺空和截旷的。此外，每逢星期天，各旅、团、营长分别轮流到各旅、团、营去讲话，促使全军官兵对全军营长以上军官都有所了解认识，而便于在战时好配合作战。他们在讲话之前，先查验武器、内务和卫生。然后集合队伍进行查经——作礼拜，选读《新约全书》的某一章节。最后才是讲话，讲话的题目和内容，由讲话人自定，有的还把讲稿加以印发。

理发

西北军，上自冯玉祥，下至每一个官佐士兵，一律不准蓄留头发，一律剪光或剃光。理发的时间，以连为单位，要理一齐理，不许出前或落后，一般三个星期理一次。理发时，无论官长或士兵，都不许到外边理发店，每个班都有一套理发工具——推子和剃刀。冯曾经下令，要官给兵理，兵给官理，官给官理，兵给兵理。

军人必读

冯自当旅长起，就组织他的幕僚们编写了许许多多军人必读的通俗读物，如《六百字课》《精神书讲义》《军人宝鉴》《军人读本》《实战见闻录》《合范》《战阵一补》《军人新教育》《义勇小史》《军士勤务书》《带兵规则》《简明军律》《用间篇》《八、九两年纪实》《历史小故事》等。

军歌

冯是一个行伍出身的军人，由士兵到西北军总司令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在军中生活达五十多年。由于他久历戎行，无论是带兵、练兵和用兵，都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和亲身阅历，他根据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亲自编写许多种类的军歌。例如部队在作战时，士兵不知节省弹药，无的放矢地乱放一通，及至危急的时候没有弹药了，以致吃了很大的亏，于是他就编写了一首《节省子弹歌》。其他一些军歌，也都是有所本而写的。那些军歌，采用《颂主圣诗》的曲谱，令官兵常常挂在嘴上，记在心中。军歌很多，兹简举如下几个：《早起歌》《戒晏起歌》《吃饭歌》《卫兵歌》《射击军纪歌》《利用地物歌》《战斗动作歌》《枪口不准堵东西歌》《爱民歌》《国耻歌》《爱惜光阴歌》《模范军人歌》《行军歌》《火车行军歌》《水上行军歌》《忠烈歌》……每早起床后，以连为单位，必唱国歌。至于军歌的内容，由于过繁，这里不可能一一列出，兹将《爱民歌》全文录下，以概其余：“有民尔后有国，养兵所以保民，兵民原属一体，理宜相爱相亲。秋毫无犯，贤哉岳军。切戒滋扰，仗势凌人！切戒滋扰，仗势凌人！”

饭前认字

冯在任第十六混成旅旅长时，专为没有上过学、念过书的文盲士兵，编了一个识字课本，叫作《六百字课》。各个连队在开饭前十分钟，把全连士兵集合起来，由连值日官教认一个生字，这个生字写在一块黑板上，让士兵比葫芦画瓢地用竹棍在地上学写。这样，一天认两个字（西北军每天两顿饭），一年就可把600字认完。认完这600字，就可以阅读简单的书报、写简单的书信了。这种饭前认字的办法，一直到西北军全盛时期还在施行。

肖像

冯从任第十六混成旅旅长时起，就把他的肖像制成一个好似现在的工作证那样的小本本，布面烫金，印有“冯玉祥肖像”五个字。本内左页，在白色道林纸上印着冯身穿陆军将级大礼服、免冠半身坐像的照片。本内右页，白色道林纸印着几行字：圣经警句：“凡得着生命者必丧失生命，凡丧失生命者必得着生命。”这种肖像本本，发给全体官兵人手一册，无论平时战时，都要带在军服上装右边口袋内。肖像本的布面，按步骑炮工辎五种兵科，分制成红、黄、蓝、白、黑五种不同的颜色。此种章法，冯在南苑练兵时，一个师（十一师）三个混成旅（第七、第八、第二十五）共五万多人，还在继续着，但到冯从苏联回国后，就停止了。

新决心

冯从当十六混成旅旅长起，直到当陆军检阅使，在练兵期间，他所属的部队全体官兵，每人床头墙上悬着一个长约十公分、高约七公分，叫作“决心牌”的白色硬纸牌，牌的上端横写“某某人新决心”，下面竖写几条新的一年内要求达到的目标，例如某士兵是这样写：“一、为国祈祷；二、崇尚节俭；三、爱惜光阴；四、《精神书》读本；五、认完《六百字课》；六、体操练好三大件（屈伸上、摇动转回、倒立下）。”这种决心牌，每年元旦更新一次，决心的内容，除头三条不变外，其他几条则随着要求的进度而变换。

学画

1922年，冯任河南督军时，曾把他自己的作息时间表发到部队传阅，其中除办公、会客、练兵、视察之外，还有几项学习课目，如读书、习字、学英文、学画画等。一天，有一位政界官员去见他，看见冯的书桌上放着一张墨迹未干的楷书大字，那位官员立即把手中拿的一把白纸折扇递上，请冯给他题几个字。冯并未推辞，就给他写上一首略加改动的《水浒传》上的诗：“六月炎天似火烧，地里庄稼半枯焦；农民心中如汤煮，大人先生把扇摇。”那位官员接过之后，面红耳赤，啼笑皆非。另一天，有一位政界官员，坐着黄包车去冯处，看见冯正在学画画，画的是一把小茶壶。于是那位官员拍马捧场地请求冯先生随便给他画一幅画，以作纪念。冯立即挥毫给他画了一幅讽刺画，画的是一位神气十足的官老爷，鼻孔朝天地坐在黄包车上，一个车夫拉着黄包车，正在弯着腰向前奔跑。冯还在这幅画上题了一首所谓“丘八诗”：“一人坐车一人拉，同是人类有牛马，重层压迫真可叹，惟盼仁者来救他。”那位官员看了之后，尴尬得坐立不安，口里还不得不说“画得好”，连声道谢。

从冯的作息时间表上看，他每天的工作时间安排得异常紧凑，连午休算上，每天睡眠不足五小时。冯的司令部所在的营院内，驻有他的手枪队和学兵团，冯在夜间就寝时，常把床铺搬到手枪队或学兵团的门口，以便队伍早晨起床时把他吵醒，而不至于睡过了头。古今名将，不仅才略异众，而且精力过人，信然。

关心学生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冯玉祥到开封就任河南督军。当时百废待举，百端待理，而不出一个星期，冯就偕同教育厅长李步青和省长张凤台，亲临当时开封的最高学府——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笔者当时正在这个学校的法文科上学），去和全校学生及教职员工见面并讲话。讲话的要旨是，勿忘国耻，发奋图强。到了那年的“双十节”（当时的国庆节），冯在开封南关演武厅举行阅兵典礼，特邀开封各学校学生共五千多人，参观阅兵并参加会餐。会餐是每人一碗豆腐、白菜和两个棒子面窝窝。阅兵、会餐之后，又让学生们参观军营内务。记得那年夏天正热的时候，冯还把学生邀集到马道街一家叫作“丰乐园”的戏院里，请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先生给学生们讲话。张伯苓的那次讲话，多数已经记不得了，只记得他曾问学生们，“热心热脑，冷心冷脑，冷心热脑，热心冷脑”，这四句话哪一句是正确的？张伯苓讲罢话，冯也讲了几句，他说：“我是个军人，是个大老粗，不会讲话，你们是有学问的人，听了我的话，可不要笑话。我这个督军，不是做官当老爷的，而是民众的公仆，你们有什么事情要我做，我一定尽力给你们办。”那时正是盛暑，天气很热，冯在讲话时，他的卫士拿着葵扇在他背后给他扇凉，冯立即挥手叫他那个卫士走开。那时，不仅冯个人时常接近学生，他还让他的部将如张之江、鹿钟麟和文官薛笃弼等，时常到各个学校或公共场所为学生们讲演。

君子之交淡如水

1923年，吴佩孚在洛阳大庆五十寿诞，各地大员拍马唯恐不及，贺礼生怕太薄。湖北督军肖耀南送去的是用黄金制成的一座金村；河南督军张福来，送的是用白银制成的一座银城；其他有送金佛爷、金寿星的，有送珠、宝、字、画古董的，奇珍异宝，不可胜数。唯独冯玉祥别开生面，他派专人给吴佩孚送去了一坛清水，并亲笔在坛子上写了“君子之交淡淡如水”八个大字。吴佩孚一见“大喜”，说：“知我者焕章也！”并且当着众贺客说：“这次所有礼物，以此为最上品，其余不足道也。”其实，吴佩孚是最恨冯的，恨冯不买他的账。

手枪队和学兵连

冯的手枪队，是从全军部队中身材比较魁梧、体格比较强壮、手脚比较敏捷者中选拔出来组成的。它的武器，是以短兵器的手枪为主，每人配备七六二自来得手枪1支、子弹200粒，七九（或六五）骑枪l支、子弹100粒，六五勃朗宁小手枪1柄、子弹50粒和4斤重的大砍刀1把。由于每人身上背着一把大刀，所以社会上又把它叫作“大刀队”。它的性能和任务是，平时作为司令部的警卫部队；战时，冲锋陷阵、夜袭敌营、重点突击，在一般部队不能取胜的时候，就把手枪队当作王牌使用上去。因此，它的训练也和一般部队不同，训练要求特别严格，尤其对体力锻炼、劈刺技术和夜间战斗等项目，要求更严，因而他们的武艺比一般部队要高超一些。这个手枪队，随着西北军发展壮大，由连队扩充为营，由营扩充为团，最大的编制为手枪旅。西北军，不独冯的司令部才有手枪队，凡是旅以上的各级司令部，都有手枪队的设置。到后来，不独手枪队才有大刀，凡是西北军的部队也都有了大刀。1933年长城抗战时，宋哲元所部二十九军的赵登禹步兵旅，在喜峰口附近，绕道迂回，夜袭敌人后方部队，就是不放枪而专用大刀砍，杀死砍伤日军服部旅团六七百人，吓得日军连忙赶制钢质项圈，套在兵的脖子上，以防大刀砍掉脑袋。

冯在当十六混成旅旅长的时候，他所招来的兵丁，农村青年居多，那时候的农村青年，知识分子很少，大多数都是文盲，所以军中的知识青年是很宝贵的。因此，冯就把那些知识青年集中起来，编成学兵连（又叫作模范连），加以特别训练。其目的是为培养一般连队中的军士（即正副班长），它和各团营所办“特别兵”讲堂的性质差不多。不过“特别兵”是为了培养各自团营军士的需要，而学兵连则是为了扩充队伍时需要大量军士而预备的。因此，学兵连的编组，也是随着西北军的发展壮大，知识青年越来越多，逐步由一个连扩大为两个连，由两个连扩大为营，由营扩大为团。到后来，西北军的每一个军，各自都编组有学兵营或学兵团。

金蝉脱壳

冯玉祥就任陕西督军后，由于陕西本来就不富庶，加上陕南道被军阀吴新田割据着，陕北道被军阀井岳秀割据着，只剩下关中道，还被省长刘镇华和大小土著军阀分片霸占，冯手里只掌握了七个县，不要说养活全省许许多多的军队，就连他自己的第十一师的粮饷也难以维持。适值直奉战争即将爆发，冯主动请求辞去陕西督军职，愿赴前线杀敌。直系首领曹锟、吴佩孚允如所请，战后以河南督军位置相酬。河南远比陕西富庶，又无别的军队需求粮饷，于是冯乘机招兵买马，扩充实力。开封兵工厂昼夜加班，赶制武器弹药。除了原有的第十一师外，不到半年时间，就增加了六个新兵团，名义上编为河南地方保安部队。这就犯了吴佩孚的大忌。吴看到冯野心勃勃，其志不小，为免养虎遗患计，就免去了冯的河南督军职，调任一个空头衔陆军检阅使。所遗河南督军缺，由吴佩孚的嫡系亲信第二十四师师长张福来接任，并命令冯只许带走第十一师，而不许带走编为河南地方保安部队的六个新兵团。吴佩孚还密令张福来严阵以待，如果冯要带走六个新兵团，即以武力截留。当时吴佩孚位尊势大，冯只好忍气听命，离豫赴京。但是，关于六个新兵团的去留问题，吴佩孚却被冯玩了一个“金蝉脱壳”的把戏愚弄了。冯令六个新兵团打着第十一师的旗号，由二十一旅旅长李鸣钟率领，先行开拔，由开封经郑州，火车一列接着一列地向北京开去。张福来见是第十一师的部队，当然放行，不能截留，并且还对李鸣钟旅长以礼迎送。六个新兵团过完，真正久经战阵的老兵第十一师，由老将二十二旅旅长张之江率领着开来了。张福来打听清楚之后，始知这是真正的第十一师，才知道先头开过去的是冒充第十一师的六个新兵团。这个真正的第十一师，其战斗力之强，张福来深知不是第二十四师所能解决得了的，所以他没敢动手，只好放行。后来吴佩孚跺着脚把张福来大骂了一通。

吴佩孚把冯部调到京城附近，因没有地盘，当然就没有粮饷来源，以为不要多久，就会使冯部匮乏崩散。可是，冯到了北京之后，却大受当时的大总统黎元洪的欢迎。原来黎元洪手里没有武力，不过是一个有职无权的傀儡大总统，冯带着四五万人马来到他的跟前，他如能抓到手里，就是一笔很大的政治资本。于是，他马上把冯的那六个新兵团，编为正式的中央陆军，给以第七、第八、第二十五等三个混成旅的番号，同冯兼任师长的第十一师，统受陆军检阅使的直接节制指挥，并给以每月可以收入一二十万银圆的北京崇文税关，作为军饷基本来源。就这样，冯得到了一个相当长时期的安定环境，专心致志地把部队整训了三年。这三年，成了冯训练部队的黄金时代，为后来西北军的大事扩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讲堂 教导团

冯在常德、谌家矶、信阳、西安、开封和南苑练兵的时候，除连队设有士兵讲堂、由本连队官长任教外，以营为单位，也设有军士讲堂，由营长、副营长、连长任教员，课程是兵科教程、典、范、令和《军士勤务书》。为培养、储备军士人才，以营为单位还设有“特别兵”讲堂。所谓特别兵，是从各连队挑选的有一定文化水平、体格比较强健和比较聪明伶俐的列兵，加以集中训练。以团为单位，设有初级军官讲堂，由团、营长任教员，课程除典、范、令之外，还有初级战术，《曾胡治兵语录》和《求阙斋日记》等。在冯的司令部里，设有营长以上军官讲堂，由各级幕僚长任教员，冯本人和各旅长们有时也参加讲课和听课，课程除《曾胡治兵语录》《求阙斋日记》外，还有中、高级战术、《戚继光语录》《纪效新书》《练兵实纪》《〈左传〉摘要》《赵注孙子十三篇》等。此外，在冯的司令部里，为培养储备初级军官，还设有“军士教导团”，轮番抽调全军比较优秀的班长，集训半年至一年。为培养储备中级军官，设有军官教导团，轮番抽调比较优秀的连、排长集训半年至一年。为培养将才和高级幕僚，还设有高级教导团，抽调部分比较优秀的排、连、营、团长，学习时间一至二年。

不扰民 真爱民 誓死救国

冯鉴于军阀部队之军纪败坏，扰害百姓，天怒人怨，他在任十六混成旅旅长时，就非常注意军纪，凡违犯军纪者必加严惩、决不宽贷。但他并非不教而诛，而是从教育着手。冯从来不收在其他部队当过兵的老兵油子，他所招的新兵，必须是一头高粱花子的农民。新兵入伍后，首先接受的教育，就是保卫国家爱惜百姓。为此，冯亲自编撰了一首叫作《训兵歌》的军歌，歌词是：“有志新兵尔要谨记，当兵须知守本分。保卫国家，爱惜百姓，兵与人民一体生。食民膏，衣民脂，尔尽知民间困苦。重勤俭，重品行，不可忘保护商民。”还有一首叫作《爱民歌》。到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冯班师回京推翻曹锟、吴佩孚的时候，他又提出这样的口号：“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并把这个口号写在半径约四厘米的圆形白布上，缀到缠在每个官兵左臂的红色袖章上。到1926年，冯从苏联回国后，西北军的部队每天早晨必须举行朝会，冯亲自拟定了在朝会上的问答口号，如问：我们是谁的军队？答：老百姓的军队！问：我们是四万万人口的国家，被人家几千万、几百万人口的国家欺负得连猪狗都不如，这是谁的责任，谁的耻辱？答：是军人的责任、军人的耻辱！问：我们应当怎么办？答：保国卫民，复仇雪恨！打倒帝国主义，铲除卖国军阀！等等。

大家庭

冯在常德、信阳、西安、开封和南苑练兵的时候，历年以来，除举办各种军事教育组织以外，还举办了军官子弟学校——育德中、小学和军眷妇女学校——培德中、小学。此外，各旅长、团长各在驻军附近的市镇上为当地居民举办义务小学。在平时练兵期间，各级官佐准许携带家眷。他们的配偶，一般都是原籍农村妇女，很少在驻军当地“就地取材”的。在军中结婚者，冯送给一台织布机、两袋面粉和50元钱。蜜月过后，新妇就得进培德学校学习。学习课目除学文化外，还须学织布、学缝纫。军官眷属宿舍（包括冯本人）都不在营房之内，而是在附近的营市街上租赁民房。有眷属的军官，不许随意外宿，以营为单位订有轮流回寓时间表，每人每周外宿一次，晚上熄灯号以后离营，早晨起床号以前回营。在南苑时，冯先生和五位旅长，时常轮流到军官子弟学校和军眷妇女学校视察、讲话。有一天，冯先生同他的参谋长刘骥，远远望见几个军眷妇女，穿着短装外出，冯就对刘骥说：“刘参谋长，你去管教管教她们，要她们外出时一定要穿上裙子。”刘骥说：“我当参谋长，只能管军队公务，怎好管眷属家务呢？”冯说：“你这话错了！我们这支军队是一个大家庭，军眷也是这个大家庭的成员，而你我都是这个大家庭的家长，当家长的为什么不能过问家庭成员的事呢？”几句话，说得刘骥口服心服，马上骑着自行车，追踪管教她们去了。

劝忠祠

冯在他历年驻军的地方，如常德、信阳、西安，都曾设置一个占地数十亩的陵园，专为埋葬阵亡将士和病故官兵。陵园围一透花院墙，里面遍植松柏，坟墓横竖成列，每一坟前树立一通小石碑，碑上端镌刻一个十字架，下面刻着死者的姓名、籍贯、年龄和生前所在部队番号及职务。每一死者，有葬埋费15元。陵园正中，修建一座庙宇式的厅房，叫作“劝忠祠”，由冯亲书颜体楷书斗大贴金的匾额，悬挂在祠堂大门的上方（冯晚年改写隶字）。祠堂内陈列着死者的牌位。祠的四壁悬挂着旅、团、营长所献的匾额或楹联，如“浩气常存”“精神不死”“气壮山河”“山高水长”“英风凛然”“虽死犹生”等。祠堂门前树立着一通冯写的“祭文碑”。每届春节和清明节，冯必亲临陵园祭扫、凭吊，各部队官长和士兵代表也纷纷前往致祭。

沟垒比赛

西北军在平时练兵期间，每年阴历除夕前一两天，趁着夜间没有月亮、天气最冷的时候，进行一次沟垒（战壕）比赛。1923年那一次，是在南苑大操场举行的。以团为单位，每团出三个营，每营出四个连，每连出官长四员、士兵100名，不准多，也不准少。十五六个团分布在一个大操场的周围，每一个团所挖沟垒的幅度，就是实战时一个团应该担任的防御地段；沟垒的深度，是立姿散兵壕。白天，各个团按照检阅使署参谋处统一规划的图案，用石灰经始画线后，团长带着营长，营长带着连长，连长带着排长、班长，班长带着列兵，挨次查看地段，布置任务。入暮后，6点半钟开始，至次日凌晨3点钟停止，共进行八小时，中间休息半小时，就地吃一顿夜餐。竞赛指挥部的绿色信号弹升起，一齐动工，红色信号弹升起，一律停工，做不好，不许整修，做不完，也不许再做。动工期间，不许说话，不许点马灯，不许擦火柴，不许打手电筒。只听见扑通、扑通的一片凿地声和叮叮当当的工具碰击声，只看见铁器碰着石头迸出一闪一闪的火星，其他漆黑一团，什么也看不见。由于北京的气候比较寒冷，腊月间的地冻厚度一般都有一二尺，要用铁锨、铁镐撬开它，是不可能的，因此，每个连队都是在铁匠炉上把两根铁杠子的两端，拧在一起，打成铁锥；每个铁锥由四个人分头攘着两根铁杠的中部，齐力凿掘地面的冻层，冻层掘开之后，铁锨、铁镐才有用武之地。由于天黑伸手不见五指，正在用手挖土的人有被铲土的锨铲断手指的，有被凿地的铁锥戳伤脚面的，也有碰破头、伤着臂、伤着腿的，整个说来，受伤的数目是以百计的。在比赛动工过程中，自冯以下各级军官统统亲临现场，巡视督饬，而连、排长除指挥外，都同士兵一道参加劳动。尽管天寒地冻，由于操作紧张吃力，凡是参加操作的官兵都把棉衣脱掉，只穿衬衣，还是热得汗流浃背。次日天亮后，冯亲自领着几位旅长和参谋人员，评判优劣。结果，那次比赛，第八混成旅第二团名列第一，除了对该团全体官兵颁发荣誉奖和物质奖以外，还奖给团长张维玺一座直径50厘米、高达100厘米、紫檀木架子玻璃罩的大银杯。这座银杯原来是溥仪送给冯的，作为奖品，十分珍贵。1927年，张维玺任西北军第十三军军长时，在甘肃天水举行了一次全军运动会，会上进行了营长以上军官400米赛跑，营长蔺九洲取得第一名，张就把这座银杯转手奖给蔺九洲了。1930年，蔺九洲任团长时，在陕西安康作战阵亡，这座银杯就不知所踪了。

此外，冯平时练兵，每届年终，总要举行一次“年终校阅”。举凡学科、术科、内务、卫生、制式教练、战斗教练、野外演习和实弹射击（包括战斗射击），都要来一次大检阅。连与连比，营与营比，团与团比，旅与旅比，优胜个人和团体，都有奖励。奖品除书面通令嘉奖外，团体者有锦旗、银杯、银盾和奖金。个人方面，军官多为文房四宝和成套装箱的木工工具或铁工工具等，士兵多为衬衣、鞋袜、毛巾和牙刷、肥皂等。

运动会

冯在平时练兵时，每年开一次全军运动会。后来，西北军的各部队，以军、师或旅团为单位，每一年或半年开一次运动会。有一年的春季全军运动会，是在北京景山公园举行的。竞赛项目，除一般运动会所进行的田径、球类、体操等以外，还增加了许多军事运动，如战术竞走、勺蛋竞走、瞄准竞走、骑牛竞走、自行车慢行竞赛、着装竞走、武术竞赛、劈刺竞赛、射击竞赛、人梯竞赛、障碍通过竞赛，等等。奖品有锦旗、锦标、银杯、银盾、奖章、纪念章和衣物、日用品等。

三节两年

西北军的官兵，绝大部分来自农村田间，他们的宗亲观念和传统的民族节日风俗习惯相当浓厚。冯洞悉这种情况，故每逢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和阳历年，都要休假一天，停止操课，让官兵好好过节和休息。到了阴历年（春节）则休假三天，或看戏，或开运动会。清明节，每一官兵发给一个信封、两张信纸和一枚邮票，让他们写封平安家信寄回去。信封是特制的，上面彩色印着“乌鸦反哺”和“羊羔跪乳”两个画面，以示不忘孝亲之意。端午节，习俗是吃粽子，但部队里那么多人，一时做不出那么多的粽子，各连队都是以糯米加枣子和白糖，煮成很稠的甜米饭，吃起来和粽子不差味。中秋节，则是吃月饼、水果和花生、瓜子之类，有些连队不买月饼，自己以白面加糖馅蒸成甜饼，以代替月饼。阳历年，一般是吃一顿肉，打打牙祭。唯阴历年既要吃肉，又要包饺子。那时候，西北军还没有文工团之类的组织，部队看戏，是从北京租来的剧团演出的。演出的节目，都是富有教育意义所谓忠孝节义之类的历史剧，如《空城计》《长坂坡》《杀西门》《古城会》《宁武关》《捉放曹》《铁公鸡》《岳母刺字》《打渔杀家》等等。每一出戏在演出前或演出后，由值日营长对官兵观众讲解剧情及其教育意义。有时冯也到剧场同官兵一起看戏。

《革命军人朝报》

冯在南苑练兵时，办了一份报纸，叫作《革命军人朝报》。冯常讲：朝气锐，暮气归，军人要保持蓬蓬勃勃的朝气，所以这个报纸就叫作朝报。它是三日刊，每期对开一张。内容包括：通令、训令，教育训练，军纪风纪，奖赏惩罚，人事调动，内务卫生以及其他。有时还有图片，这种报纸，一直发到最基层每班一份。

军人工艺实习厂

冯玉祥在南苑练兵时，设立了一座军人工艺实习厂，由第八混成旅第一团团长石友三兼任厂长。厂分织布组、织毯组、织袜组、毛巾组、制鞋组、肥皂组、饼干组、罐头组、铁工组、木工组等。技术指导，系聘请专家担任，工人则是从各部队士兵中选拔而来，共有500人。生产出来的成品并不对外发售，专供部队自用。此外，各部队以营为单位，设立小卖部，除发售上述军工厂各种产品外，还备其他一些日用百货和油条、肉包、馒头、白糖、糕点、水果、汽水等。这是因为部队经常吃的是大米或小米，有些官兵很想吃点其他食品调剂一下生活。各部队以连为单位，还设有洗衣房和修鞋组，由士兵轮流值勤，而为大众服务。

同时，冯的司令部内，还附设着一个随军银行，专为官兵便于储蓄和汇兑而设。这个随军银行，是天津金城银行的一个分支机构。

兵舍规则

冯在平时练兵时，订立有各种规则，通令全军遵照施行。如兵舍规则，讲堂规则，厨房规则，厕所规则，澡塘规则，病房规则，卫兵规则等，每项内容烦琐细密，这里只举兵舍规则为例。兵舍规则有“十二不准”和“十二要”。十二不准是：一、不准大声喧哗；二、不准弹唱词曲；三、不准酗酒赌博；四、不准吸烟吸毒；五、不准结盟立会；六、不准打架斗殴；七、不准随便睡卧；八、不准擅自外出；九、不准涂抹墙壁；十、不准乱钉桩橛；十一、不准随地吐痰；十二、不准偷看淫书。十二要是：一要服从命令；二要尊敬上级；三要和睦同伍；四要互相帮助；五要遵守制度；六要严守纪律；七要保持整洁；八要保持静肃；九要注重公德；十要爱惜公物；十一要讲究卫生；十二要努力读书。

三礼二要

冯不仅善于练兵，而且善于带兵。他常讲：带兵以得兵心为第一要义。带兵必须爱兵。视卒如子弟，则可与之赴沟壑；视卒如赤子，则可与之俱死。他还常讲：带兵必须与士卒同甘苦，必须做到“三礼二要”。三礼就是：夏不挥扇，冬不衣裘，雨不张盖。二要就是：军井未汲，将不言渴；兵爨未熟，将不敢食。他又常讲：为将之道，用威莫如用恩，用恩莫如用礼。冯常常在部队开饭的时候，突然来到某一连队，和士兵蹲在一起吃饭。有一天，他突然来到十一师工兵营第四连，看见士兵们的下饭菜是豆腐白菜，他就到连部里，把连、排长们的菜盆用筷子搅了几下，说：“噢，也是豆腐白菜！”如果他们的菜盆里有肉，那他们就要挨一顿军棍了。又有一天夜里，部队就寝熟睡后，冯悄悄地去到一个连队的伙房里，挤在炊事员的床铺上睡了一夜，天亮后，炊事员们才发觉是冯睡在那里。冯到医院慰问伤病兵的时候，除送鲜花和慰劳品以外，还常常亲自为伤病兵抹澡、搓背、洗脚、理发和剪指甲，并且不是摆摆样子，而是真干实干，一干就是大半天，做得很细致。

壁画标语

西北军在平时练兵时期，驻军营房的各处墙壁上，绘画和书写许多富有军事教育、战斗精神的历史故事和标语。绘画如“苏武牧羊”“玄高犒师”“闻鸡起舞”“乘风破浪”“完璧归赵”“陶侃运甓”“守株待兔”“刻舟求剑”“龟兔赛跑”“伍子胥过昭关”“申包胥哭秦庭”“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等。标语如“我不杀敌人、敌人必杀我”“我不以死救我国，则我国必做敌人奴隶”“敌人越是顽强，越是好敌手”“炮弹飞来时，正吾人开欢迎会之时”“臭皮囊早晚亦得脱去，但看它是豪杰脱去否”“忧劳可以兴国，逸娱可以亡身”“悔改上要用工夫，过则勿惮改，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复于无过。禹闻善言则拜，子路闻过则喜”“谦受益，满招损”“作善降百祥，不作善降百殃”“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军纪者命脉也，人无脉络必死，军无军纪必亡”等。

夏令营

冯在平时练兵期间，每年暑期举办夏令营。每年举办三期，每期三个星期。1923年和1924两年夏令营的地点，是在距离南苑不远的清代皇帝避暑夏宫的团河，那里林木茂盛，风景优美，楼台亭榭，富丽堂皇。西北军军官子弟学校——育德中学的校址就设在团河。夏令营由冯亲自主持，参加人员为副营长以上的各级军官，分三期轮流前往。这种夏令营，是一种让军官们度假、休息、避暑、疗养的性质，生活比较轻松愉快。每天除规定读书体操和集体活动的一定时间外，都是自由活动，如下棋、打球、钓鱼、游戏、散步等。冯还特邀一些名流如黄郛、王正廷、王宠惠、颜惠庆、顾维钧、蒋方震、蔡元培、张伯苓等，来作国际时事或其他专题讲演。尤鹤亭先生也常来讲些令人发噱的故事。在夏令营里，伙食也比平常要好一些。

棒打不散

西北军的嫡系部队，都是冯一手训练出来的。他既不要外来的军官当他的部下、外来的士兵当他的士兵，也不愿经他训练出来的军官和士兵被别的部队收留、利用，以免他那一套带兵和练兵的方法被别的部队学了去。因此，他的部下军官有犯过失而被撤职的，他是不让离开的，在他的司令部里，设有一个“差遣处”，凡是被撤职的军官，都集中那里加以教育训练，三五个月后，遇有同级缺出，就让他们补缺复职。例如在南苑练兵时，十一师二十二旅四十三团上午收操回营后不到一个钟头，团长韩复榘就又命号长吹出操号，吹过三遍号，不见队伍出动，韩复榘就把三个营长叫去责问：“为什么不出操？”一营营长冯治安和三营营长吉鸿昌都说是队伍还未吃完饭。韩复榘说：“为什么不抓紧时间，为什么不听号令？”冯、吉二营长都说：“是不是团长把时间弄错，提前了半点钟？”其实，是韩复榘把时间弄错了，上午收操太迟了。但是韩复榘自以为是，坚持不认为是自己的错，反而以为营长们有意同他闹别扭。于是，他就跑到冯那里，把指挥刀往地上一撂，说：“冯、吉二营长不服从我，我不干了！”为了维持上级的尊严，冯就把冯、吉二营长都撤职了。可是一个月后，冯治安又当上了营长，三个月后，吉鸿昌也又当上了营长。曾在抗日战争时期当过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的刘汝明，在十六混成旅当营长的时候，因犯过失而被撤差，撤差后，他开了小差，过了几个月，他自动地又回部队来了，冯把他降为伙夫。可是他当了半年伙夫之后，仍又恢复了营长职务。

续弦

l923年冯夫人刘德贞去世后，留下二儿三女，都在稚年，须人扶持。部将张之江、李鸣钟、鹿钟麟等再三怂恿敦劝，冯渐有续弦之意。冯在北京练兵时，司令部设在两处，一在南苑，一在城内旃檀寺，冯有时在南苑住，有时在旃檀寺住。在旃檀寺住的时候，星期日常到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做礼拜。当时李德全女士是北京基督教青年会的总干事，是一个独身主义者。由于冯常到青年会做礼拜，二人时常见面，熟识了，经过多次深谈、互相了解之后，情投意合，两厢情愿，一个决定续弦，一个放弃独身主义，于是有情人终成了眷属。时冯42岁，李夫人28岁。后来，李夫人生了一子三女，男名洪达，长女名理达，次女名颖达，三女名晓达。

体操团

西北军的官兵非常注重体操的训练，而在体操的各种项目中，最注重的是单杠。副兵不会“屈伸上”不能升正兵，正兵不会三大件（屈伸上、摇动转回、倒立下）中的两件，不能升班长。士兵们为了练好单杠，每晚就寝前和每早起床后，要练基本功——拿顶和拔杠子，拿顶要连续拿100次，拔杠子练举腿上、曲肘上和吊背悬垂，也要多达百次。冯为了预防各级军官特别是那些文质彬彬的军用文官做官当老爷久了，就不锻炼体力了，于是他把全军的各级军官和军佐，编成一个“官佐体操团”。在南苑练兵期间，以见长体操的十一师炮兵团团长孙连仲，任官佐体操团团长。体操团下分若干队，以见长体操的其他团长或营长任队长。每月集中训练一次，并由冯亲自检阅考核，连老将张之江也不放过，冯派人扶住他练习屈伸上。冯自己也在练，由马弁帮助他练习。那时的团长孙连仲、石友三，能在铁杠上拿大顶；营长梁冠英能在铁杠上打车轮；营长冯治安能在铁杠上拿着大顶、一气唱完《吃饭歌》：“盘中粒粒都是辛苦，民脂民膏来之不易，雨露滋长出自上帝，主恩所赐感谢靡既。”

门标 灯标 午炮

冯玉祥在南苑练兵时，除第七混成旅驻在东苑（通州）外，第十一师和第八、第二十五混成旅共三四万人，统统驻在南苑大操场周围的营房内。检阅使署、师部、各旅部、各团部和各独立营营部的营门上，都挂着各自番号的门标，为的是便于识别各部驻地的位置。夜间门标不易看见，则用灯标显示。由于军中经费短绌，营中安装不起电灯，故灯标用的是红绿两种颜色的煤油马灯。检阅使署（师部附设于检阅使署）的灯标是，中间一红、两边各一绿，并排悬挂在营门口上方正中的铁架上。旅部、混成旅是上红下绿，步兵旅是左红右绿。团部是一盏红灯，独立营部是一盏绿灯。那时候还没有广播电台，没有收音机，校对时间是用“午炮”，每天到了正午12点，由检阅使署放一响午炮，全军一齐奏午号，部队一齐对表，因此，全军的时间是很一致的。

枪毙李彦青

李彦青本是曹锟的一个娈童，在曹锟任第三师师长和直鲁豫巡阅使的时候，他任曹锟的军需处长，在曹锟当大总统的时候，他任总统府收支处处长，其权力凌驾于财政部长之上。曹锟批发的公款或私款，谁要是不向李彦青行贿，那就别想把款子拿到手。有一次，曹锟批发给冯部十门苏罗通野战炮，李彦青竟扣留不发，索贿十万银圆。冯就向曹锟揭发此事，曹锟严令李彦青发给。十门大炮倒是发给了，但是十门大炮上的瞄准镜却被留下了。大炮上没有瞄准仪器，那就相当于一个人没有眼睛。当时冯部经济极端困难，而眼看第二次直奉战争即将爆发，急于把这十门大炮的瞄准镜弄到手，几经讨价还价，还是东拼西凑地给了他八万银圆，他才把瞄准镜交出。后来，冯先生发动北京政变时，班师回京，首先逮捕了李彦青，在追出几十万银圆赃款后，把他枪毙了。那时候的财政总长是后来当了大汉奸的王克敏，他扣押冯部军饷达半年以上，冯向他索要，他推托国库空虚。后来，在逮捕李彦青的同时，冯曾经分兵逮捕王克敏，官兵们本已碰上他了，但是由于不认识他，被他使了金蝉脱壳计给逃脱了。后来，在日军侵华战争时，王克敏当了大汉奸，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他终于没能逃脱法网而被镇压了。

五虎将

冯任陆军检阅使在南苑练兵时期，他的部下有五个旅长，人们把这五个旅长比作刘玄德的“五虎将”。这五虎将是：第七混成旅旅长张之江，第八混成旅旅长李鸣钟，第二十五混成旅旅长宋哲元，第十一师二十一旅旅长刘郁芬，二十二旅旅长鹿钟麟。张之江，字紫珉，河北省盐山县人，行伍出身，曾任排长、连长、参谋、营长、团长；后来历任师长、军长、察哈尔都统、西北边防督办、国民政府国术馆馆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全国政协委员。李鸣钟，字晓东，河南省沈丘县人，行伍出身，曾任排、连、营、团长，后来历任师长、军长、绥远都统、甘肃军务督办。宋哲元，字明轩，山东省乐陵县人，行伍出身，曾任排、连、营、团长，后来历任师长、军长、热河都统、陕西省政府主席、二十九军军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刘郁芬，字兰江，河北保定人，云南讲武堂毕业，曾任参谋、旅参谋长、团长，后来历任师长、方面军总指挥、甘肃省政府主席、汪伪政权参谋总长。鹿钟麟，字瑞伯，河北定县人，先是行伍出身，后在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三期毕业，曾任排、连长，参谋、旅参谋长、团长，后来历任旅长、师长、军长、代理西北军总司令、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军法执行总监、冀察战区总司令、河北省政府主席、国民政府兵役部部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国防委员会委员。

郑州会师

1927年北伐战争时，西北军由五原转进陕甘，东出潼关，和在郑州与武汉国民政府的北伐军会师。武汉国民政府军政要人谭延闿、汪精卫、唐生智等先到郑州，在陇海路火车站迎候冯玉祥。冯的专车到达车站后，替卫部队纷纷下车站队，车上的人下完了，仍然不见冯下车，于是谭延闿就向刚下车的警卫部队队列排头一个全副武装的大个子士兵问道：“冯总司令在哪里？”那个大个子士兵连忙立正答道：“我就是冯玉祥。”武汉国民政府要人和冯商定，那天下午3点钟在郑州陇海花园开会议事。冯准时到场，看到议事桌上堆满了炮台纸烟和点心水果，而武汉政府的要人们却姗姗来迟，直到5点钟才陆续来到。于是冯先生半开玩笑、半挖苦地写了一副对联，对联是这样写的：“3点钟开会，5点钟到齐，是否革命精神，应该如此？一桌子水果，半桌子饼干，忘了前敌战士，饥饿未曾！”

1930年冯、阎联合反蒋的中原大战期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开府时代的建国豫军总司令樊钟秀，率所部受冯节制，编为第八方面军，在京汉线上作战。樊钟秀的司令部设在许昌城内。一天，冯由郑州乘火车赴许昌视察防务，樊钟秀在火车站迎候冯，冯的专车到站后，从一辆铁闷子车里下来一个农民装束的大汉，推着一辆上面放着两口袋粮食的手车，吱吱咛咛地进城去了。列车上的警卫部队下车后，也跟着进城去了。樊钟秀等候多时，老是不见冯下车，正在纳闷，车站上转来电话说，冯已经到了城内樊钟秀的司令部。原来那个推着一小车粮食的农民大汉就是冯。

红城

冯玉祥在苏联待了半年多，接触了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1926年9月17日在五原誓师、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后，部队由绥远经宁夏、甘肃转进到西安。一方面，由于冯离开部队时，张之江代理西北边防督办，其威望远逊于冯，以致西北军的诸将领各自为政，将帅不和，闹不团结；另一方面，张作霖、吴佩孚、阎锡山三大军阀势力联合起来向西北军进攻，西北军寡不敌众，以致南口之战守了近半年，终究难免溃败。败退途中，将领灰心丧志，部众军纪废弛，士气低落，军心涣散，几致不堪收拾。冯回国后，目睹这种状况，深感积重之后，非振之以猛、大加整顿一番不可。于是，他把大军云集西安，将其司令部设在旧皇城内，把旧皇城改名“红城”，皇城前面的广场，改名“红场”，红城、红场到处红旗飘扬。因此，张作霖、吴佩孚的部队对西北军作战时，命为“讨赤军”，说西北军“赤化”了。每天天蒙蒙亮，部队就在红场举行朝会。朝会由冯亲自主持，首先他亲自点高级将领的名，看他们是否有无故不到者，老将如张之江、鹿钟麟、宋哲元以及孙良诚、韩复榘、石友三、马鸿邃等，都和士兵一样，大声应“有”！点过名，作提振士气的简短讲话。讲过话，就练习阅兵式和分列式。练阅兵式时，高级将领们和士兵一样地要行举手注目礼。练分列式时，高级将领们也和士兵们一样列队走正步、向右看。有些老将多时没有下过操了，乍一走路队，有的就走不对腿，有的还在“拉钻”。当分列式走到阅兵台前时，冯就向大伙问：“同志们辛苦了！”众齐答：“为革命服务！”又问：“你们是谁的队伍？”众齐答：“老百姓的队伍！”又问：“你们的任务是什么？”众齐答：“一、打倒帝国主义，二、铲除卖国军阀！”又问：“你们准备好了没有？”众齐答：“早就准备好了！”分列式举行完毕，接着开始各种操练，尤其着重战斗教练。每天进行三遍操练和两次学科；学科以政治教育为主。冯亲自主持的这种训练，对提振士气非常有益，官兵的头脑中只有一个意念，即救国救民，其他全不想了。每一个军在西安训练两星期就开走，开到潼关以东，开走一个军，又来一个军，各军全训练了一遍，冯就从西安移驻潼关，不久又移驻郑州。

在南京

1928年北伐战争结束后，冯赴南京就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长职，蒋介石和行政院院长谭延闿、立法院院长胡汉民、司法院院长居正、考试院院长戴传贤、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以及张群、何应钦、吴铁城等设宴为之洗尘。筵席非常丰盛名贵，山珍海味无奇不有，中外名酒罗列俱全。宴会刚一开始，冯张嘴大哭地说：“豫、陕、甘三省（包括青海、宁夏）的军民，连草根树皮都吃不上，今天这样的酒菜饭食，我实在没法下咽。”接着他说了一声“谢谢”，起身而去。蒋介石一伙东道主想不到遭此一场奚落，个个气得发昏，于是大骂冯是矫揉造作，不近人情。

冯在行政院大厦内办公，中午下班时别人都回宿舍吃饭去了，唯独冯把饭菜用饭盒提到办公室，就在办公桌上吃午饭。有一天，中午下班时，院长谭延闿走得晚一些，冯要吃午饭了，就请谭延闿一起吃。谭延闿一看，主食是棒子面窝窝头，副食是白菜豆腐和疙瘩头咸菜，他就说：“您请吧！”冯说：“我这种饭菜，恐怕您还没吃过吧？在行政院大厦的办公室里，恐怕从来也没见过这样的饭菜吧？”据说，谭延闿这位大官僚是最讲究吃喝的人，经常是鸡鱼肉蛋不离嘴，隔不了几天，就要吃一顿60两银子一盆的燕窝或鱼翅，这就难怪他咽不下棒子面窝窝和白菜豆腐疙瘩头了。谭延闿的厨师曹某，据说是全国最有名的厨师。可是，谭延闿终于死在这位曹厨师的手里了，传说是蒋介石用重金收买了曹厨师，把毒药下到食物内给毒死的。

1928年，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讨论各级官员的薪俸问题。有人提议，现任官和中央委员每人月薪应为银洋800元。恰好那天轮值的执行主席是冯，提议者发言后，冯就以执行主席的身份说话了。他说：“现在是战乱之后，民穷财尽，特别是豫、陕、甘一带，连年旱涝成灾，颗粒不收，老百姓连草根树皮都吃光了，我们居上位者拿那么多的钱，不顾人民的死活，于心何忍！”冯的话一落音，那位提议者和一些附议者纷纷开腔了，他们说：“我们从广州出师北伐的时候，也曾光着脚板，穿着草鞋，茹苦含辛地什么罪都受过，什么苦都吃过，今天革命成功了，我们应该享受享受了，月薪800元并不算高。”但是，不管他们怎么说，冯一味推托，就是不予表决，这一天过去了。第二天，别人当了执行主席，提议月薪800元的人更多了，执行主席很快地付诸表决，除冯和极少数几位委员反对外，绝大部分委员都是举手、鼓掌通过。冯气得顿足并立即退出会场，不再出席会议。

冯在南京时，南京市市长是刘纪文。刘是蒋介石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时期的军需处长，是蒋手下最红的一个人。他当上了南京市长之后，炙手可热，骄奢淫逸，贪赃枉法，无恶不作，市民有冤无处诉，有理无处申。冯到南京后，市民向他投告者，日不暇接。当刘纪文和中央大学校花许淑珍结婚时，趋炎附势、乘机钻营者，纷纷馈送金银珍宝，作为贺礼。冯也不免俗，给刘纪文送了一个颇为精致的小匣子。刘纪文打开匣子看是什么贵重礼物，不看犹可，一看登时吓得面无血色，浑身打战。原来满匣子里面装的全是南京市民控告刘纪文种种罪行的状子。

主张公道

北伐战争结束后，全国实行编遣队伍，由蒋介石操纵的编遣会议规定，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缩编为12个师，冯的第二集团军也缩编为12个师，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缩编为10个师，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缩编为8个师。起初，冯、阎、李三位总司令对此还没有多大分歧。可是，除此之外，中央另有直辖骑兵若干师，炮兵若干团，工兵若干团，辎重兵若干团，通信兵若干团，宪兵若干团，合计起来超过了12个师，而所谓中央直辖，就是归蒋介石掌握。此外，还有一些不属于四个集团军的零星杂牌部队，有编三个师、两个师或一个师的，合计起来又超过了12个师，而这些名义上归中央直辖的部队，实际上又都归入了蒋介石的掌握。这样，冯、阎、李三个总司令当然认为太不公道，太不合理了。

不特如此，还有更不公道、更不合理的问题呢，那就是关于饷章问题。编遣会议规定，第一集团军的饷章比其他三个集团军的饷章要高出一倍，理由是西北和广西地方苦寒，负担不起较多的钱粮，而这些地方的官兵特别是西北军的官兵，过惯了艰苦生活，所以饷章要定得低一些，而江南一带比较富庶，官兵也习惯于较好的生活，所以饷章要定得高一些。

这算什么理由？冯、阎、李都愤愤不平，拒不接受，编遣会议遂告破裂。接着就是冯、阎、李三方联合起来，组织“护党救国军”，共同反蒋。他们的官兵左臂上都缀上一块八厘米见方、白布蓝边、里边横书“主张公道”四个蓝色字的臂章。这是1929年的事。不过这一仗没打好，一因桂系方面距离太远，与冯、阎方面联系不上，不能密切配合作战；二因冯的主力部队韩复榘、石友三两个军，被蒋介石以重金和高官收买过去，冯不得不把在山东、河南的部队统统撤出潼关以西，休养生息。到1930年，冯、阎再次联合反蒋，打了半年之久的中原大战。

奇异装束

1932年l月28日，日军在上海挑起战事，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国事会议，冯被邀，由山西赴南京参加会议。冯到南京时，穿的是蓝色粗布棉裤和短褡棉袄，腰里扎了一条蓝布腰带，头上戴了一顶毡帽。冯的老朋友、国民党中央常委李烈钧一见他这样打扮，认为不太合适，连夜替他赶制一套常规礼服——蓝绸子长棉袍，黑缎子夹马褂，灰色细呢子礼帽。冯倒是没有拒绝，但他却把长袍的下半段给剪去了，只留到长及膝盖为止，说是下半段走起路碍事，没有用处，且是浪费。礼帽的边缘，除留前面的一部分外，其余部分也都剪去了，形成了一顶鸭舌帽。第二天，冯穿戴着这一套“礼服”去参加会议，会场上为之哄堂大笑。

在泰山

1932年一·二八上海抗战军兴，以蒋介石为首的军政人员主和，与日军订立了《淞沪停战协定》，战事遂告结束。冯是主战派，但孤掌难鸣，其志未遂，不愿留在南京，准备仍回山西晋祠韬光养晦。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原是冯的部下，与冯有着几十年的患难之交，韩虽于1929年背叛冯，投靠蒋介石，而对冯的恩情不能忘怀；加之韩虽然投靠了蒋介石，但又不愿受其挟制，想要独霸山东。当他听到冯要回山西的消息后，遂想拥冯以自重，并借此以弥补叛冯的愆尤，于是，亲率钢甲火车前往徐州迎接冯，就这样，冯上了泰山，住在普照寺。

1933年长城抗战时，冯和吉鸿昌、方振武、任应岐等将领，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并和日军作战，取得不小胜利。但蒋介石同日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并同日军一起，派出大军进逼冯，要求他解散民众抗日同盟军，且将吉鸿昌、方振武、任应岐等加以杀害。韩复榘再次亲率钢甲火车，第二次把冯迎上泰山。

冯在泰山时，担任警卫的有一个手枪团。这个手枪团都是跟随冯多年而不愿离开冯的各级军官所组成。他们的粮饷，是由韩复榘和宋哲元分别承担的。这个手枪团，日常除操课训练外，冯经常领导着他们从事生产建设。普照寺位于泰山南麓，寺前是一片乱石岗，冯就把那一片上百亩的乱石岗开成一个林果园，聘请专家指导，引进良种，栽种苹果。泰山出产苹果，即从此始。泰安的“金帅”苹果，誉满中外，大量出口。

泰山有三溪，普照寺的西侧是西溪，西溪之西有疗养院、休养所、医院等许多机关，只因隔着一条溪沟，交通极不方便。于是冯督饬着他的手枪团，在那里修建了一座坚固耐久的石础铁架桥，冯亲笔题字镌石，取名为“大众桥”。这座桥，不仅便利了交通，而且如今成了泰山上的一个古迹名胜了。

冯虽然避开尘嚣，居住山寺，但南来北往路过泰安的军政要员，登山拜访冯并顺便游览一下泰山景色者，还是颇不乏人。有一天，铁道部部长、太子孙科，前来看望冯，冯亲自导游，从上午10点一直游览到下午4点，当然既不是骑马，也不是坐轿，更非乘车，只是步行，把孙科累得直不起腰来，满头大汗，渴得口内生烟，饿得头晕眼花。回到普照寺，先喝点茶水，歇息了一会，开饭了，都是不冷不热的小米绿豆稀饭，掀开笼格，便是冒着热气的棒子面窝窝头和一盆清汤豆腐白菜。孙科馋涎欲滴，喝着小米粥比牛奶还香甜，吃着窝窝头比面包夹火腿还好吃，就着白菜豆腐比山珍海味还要鲜。于是孙科狼吞虎咽地喝了两大碗稀饭，吃了两个大窝窝，豆腐白菜连汤都喝了。冯还一个劲地介绍说：“泰山有三美，白菜、豆腐、水。”孙科吃饱喝足之后说：“冯先生的饭菜太好了！今天这顿饭，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吃得这么多，这么饱。我在南京，成天吃的是西餐、大菜，鸡鸭燕翅，可是每餐吃的数量，不及今天这顿饭的十分之一，这是怎么回事呢？”冯说：“你在南京养尊处优，一天到晚坐着躺着，一动就是汽车，一步也没走过，一天吃上五六顿饭，上顿饭还在喉咙眼里，下顿饭又端上来了，根本不饿。再好的饭菜，一看就腻，怎么能吃得下呢？饥者甘食，渴者甘饮；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此之谓乎？”

“倒戈将军”

辛亥革命时，冯当营长，他同王金铭、施从云两位营长共同发动滦州起义，准备进攻北京，推翻清王朝；1916年袁世凯称帝，蔡松坡由滇入川讨伐，袁世凯的干儿子、四川都督陈宦，命冯率所部第十六混成旅在宜宾迎击滇军，冯却派参谋长张之江赴纳溪与蔡松坡谈判，为输诚佯装战败，十六混成旅由宜宾退到成都。冯力逼陈宦发出四川独立、要求袁世凯取消帝制的通电，这个通电成了袁世凯的催命符，不久袁便死去。1917年，冯反对内战，停兵浦口，拒不援闽；1918年，冯在武穴通电主和，反对内战；1920年，直、皖战争时，曹、吴命令冯率部参战，冯借故拖延，迟迟不行，未及开到战场，战事已告结束；1924年，第二次直奉大战时，冯发动北京政变，推翻曹、吴不久，又和张作霖火并，并和段祺瑞闹翻；1929年冯联合阎锡山、李宗仁，组织“护党救国军”，共同倒蒋；1930年，冯又联合阎锡山，发动了反蒋的中原大战。基于上述一系列的史实，有人称冯为“倒戈将军”。其实，冯之所以不听这个，不听那个，打这个，打那个，反对这个，反对那个，正是主张正义，不得不尔；正是顺应潮流，跟着时代前进。这正是他思想进步的表现。冯常常引用陶渊明的话“觉今是而昨非”。冯还常说：“昔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冯的所谓倒戈，大概就是基于这种哲理而行事的吧。

日记

冯自当旅长起，天天记日记，没有间断过，无论多么忙，深夜也得把当天的日记记下来，或者次日早早起来把头一天的日记补记下来。如果一天的日记没有记，就书一“死”字以代之。日记的记载范围很广泛，举凡工作，做了什么，怎么做的；会客：会的是谁，谈了些什么事；读书：读了什么，有什么心得体会；看操：看的哪些单位，操练的什么；视察：视察了什么，发现了什么问题；以及有什么计划有什么打算，有什么观感；等等。有时把作的诗歌也记在日记里。1930年秋，冯、阎联合反蒋掀起中原大战之时，冯的日记已印制成书，平装，书皮是草绿色的，封面上写着《冯玉祥日记》。当时，西北军的连长以上军官每人发给一本。抗日战争时期，《冯玉祥日记》一度公开发行，书皮是白色的，其内容在前次出版的基础上抽掉了许多。大慨是因为冯当时与蒋介石合作、共同抗日的关系吧，凡是日记里面有关反蒋的段落，完全给删去了，已非庐山真面目，失去了真实的历史价值。

半拉脸丢掉了

抗日战争初期，冯玉祥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受其指挥的部队，主要是宋哲元的西北军旧部和刘峙的中央军嫡系。宋哲元部已不像从前那样恪遵冯的命令了，刘峙所部更是不听冯的那一套，因而宋部不战而退，刘部一泻千里，华北大片土地很快地沦入敌手。冯见事不可为，遂辞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职务。不久，冯又代蒋介石任上海一带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这一战区的作战部队，完全是蒋介石的中央军嫡系，冯更是指挥不灵，处处掣肘，对于不听命令或作战不力者，由于蒋介石的包庇，亦无可奈何，于是只好又辞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的职务。又不久，津浦铁路北段战事吃紧，成立第六战区，这一战区的作战部队，主要是韩复榘的西北军旧部，冯又被任命为这一战区的司令长官。冯乘火车赴济南，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到车站去迎接，冯下车时，用手捂住半拉脸，韩复榘问道：“先生的脸怎么了？”冯说：“我这半拉脸被宋哲元给丢掉了，剩下的半拉脸，就看你争气不争气了！”结果，韩复榘更是不争气，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甚至不战而退，终致被蒋介石借口处死，第六战区被撤销。

爱国者友 害国者仇

抗日战争初期的1938年1月11日，蒋介石把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予以逮捕，并宣布四大罪状：不听命令，擅自撤退；保存实力，拥兵自卫；收拦民枪；贩卖鸦片。韩复榘被扣押到武汉后，蒋介石本已拿定主意把他处死，但他却给人以假象，说是要让韩复榘出洋，何应钦拿着为韩复榘办的出国护照，假惺惺地向冯征求意见。冯沉闷了半响，猜透了蒋介石的用心，是想把该杀而不让杀的骂名诿之于冯。于是冯先生提笔写了八个大字：“爱国者友，害国者仇。”别的什么话也没说。结果，蒋介石把韩复榘枪毙了。

在陆大上学

抗日战争初期，冯先后担任三个战区司令长官，由于事权不一，指挥系统紊乱，都未能展其抱负，发挥其应有作用。他鉴于抗日战争不是短期所能结束，乃要求训练新兵，编练部队。冯为了将来指挥作战能像身之使臂、臂之使指那样运用灵活，建议由他自己选西北军旧部为骨干，成立三个军，并提出鹿钟麟、石敬亭、张维玺任军长。蒋介石表面上答应，并批交军政部长何应钦照拨新兵，照发武器装备和经费。而实际上蒋介石和何应钦玩的是双簧把戏，何连一个新兵也不拨给，一支枪、一元钱也不给发。冯无可奈何，只好作罢。闲着无所事事，冯做了一段时间的献金救国运动工作，随后偕同鹿钟麟、石敬亭、张维玺、孙良诚等，进入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三期学习，以备来日更好地为国效力。

陆大校长是由蒋介石兼任，但只是一个挂名，实际负责的是教育长。当时的教育长是杨杰（耿光）。由于冯是以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身份带职学习，所以杨杰一遇着他，总是抢先向他敬礼，并向他请示报告；而冯每逢遇着杨杰，也总是抢先向他敬礼，这样，两人都是感觉不好意思。后来，冯提出一个两全办法，他对杨杰说：“在校外相遇时，你是教育长，我是副委员长，你是下级，我是上级，你须先向我敬礼；一进陆大校门，你是教育长，我是学员，你是上级，我是下级，我须先向你敬礼。”以后他们两人就是照此协议行事。

冯在陆大学习期间，非常认真，非常用功，从不无故缺课，听讲、作业从不马虎，尤其是战术作业，写字是楷书，画图是工笔，一丝不苟，非常细致，所得成绩总是“优良”。但是，他的作业，很少发还到他手里，都被教官们和同学们拿去作纪念品了。

西北军的带兵军官大多数是行伍出身，而其幕僚人员如各级参谋长、参谋、团附等，不是陆大出身，便是国内外军官学生出身。行伍出身的带兵军官，也不全是老粗，韩复榘就是司书生出身，他当团长时，还上过相当于陆大的高级教导团。1925年，冯在张家口办了一所西北干部学校，学员小部分是从部队中选拔的文化程度较高的初级军官和士兵，大部分是从京、津一带招收的大中学生。在这所学校里，还选派了二三百学员，分别留日、留德、留俄，去学习各兵科军事学。1928—1930年间，冯还在开封、洛阳举办过西北军军官学校。

在陆大讲演

陆军大学的校址，最早在北京，国民党当政时期迁到南京，抗日战争初期迁到湖南桃源，以后迁到贵州遵义，1940年夏又迁到重庆。迁到重庆后，正值将官班第一期（笔者就在这个班学习）和特别班第四期将要毕业，学校当局特邀在重庆的军政要员如孔祥熙、张群、于右任、王宠惠、李济深、何应钦、白崇禧、徐永昌和冯玉祥等轮流到校讲话。一天，轮到了冯，别人来时，都是把讲稿放在皮包里提着来，冯却用一块蓝粗布、白印花，好似农村妇女的顶头手巾，包着讲稿，挟在胳肢窝里而来。一开头，他说：“陆军大学校是最高军事学府，而我是个行伍出身的大老粗，我向你们大家讲话，简直是鲁班门前耍锛、孔夫子门前卖文了。你们成天学的是高级战略、大军战术，我要再对你们讲这一套，那就好比刚吃罢丰盛的酒席，再让你们吃红烧肉，你们会感到很腻歪而吃不下去的，因此，今天我不准备讲那些高深的军事理论，而给大家弄点小菜来解解油腻。”接着他就讲开他那所谓小菜的正题。他说，练兵最要紧的是，要让士兵练“咯吧死”，就是要多练瞄准，多练实弹射击。瞄准了，这边把扳机一搂，咯吧一响，那边的敌人应声而倒，这比练什么都要紧。接着他说，对士兵讲战术，必须讲得越通俗越好，深了他们听不懂。什么是战术？卖柴的老张和卖菜的老王，两人都担着挑子上街去赶集，街上路窄人多，老张的柴火挑子，碰撒了老王的青菜挑子，两人争吵相持不下，于是动手打起来了。卖菜的老王先用拳头照着卖柴的老张的头部一晃，老张只顾招架头部，冷不防老王从底下来了个“扫堂腿”，一下子把老张给摔了个嘴啃泥。这就是出其不意、声东击西的战术。而我们的指挥官，尤其是连、排长们，就不懂这一招，他们是“袖筒里装棒棰——直进直出”，那怎么能取胜呢？

冯讲了一个半小时，让大家休息一刻钟。别的要员们在休息时，都是到贵宾休息室里吸烟吃茶，冯却在院中一棵大树底下就地盘腿坐下，同围上来的学员们有说有笑地攀谈起来。下半段的时间，冯不再弄小菜吃了，而是端出山珍海味来了。他从上古直至近代的兵书如《六韬》《三略》《司马法》《尉缭子》《吴子六篇》《孙子十三篇》《李卫公问对》《纪效新书》《拿破仑战史》和《克罗塞维茨的战争论》等等，滔滔不绝，如数家珍地讲了两个小时。大家听得出神，一点也不感到腻歪，一点也不感到疲倦。在这以前，没有见过和不了解冯的人，都以为冯是一个黑旋风李逵式的粗人，及至这次见了和听了他的讲演，才知道冯是一个不简单的人。

慈祥长者

1938年3月17日，笔者在抗日战争滕县守城战役中，被敌人炮弹炸伤腿脚，先到汉口法国教会梅神父医院动手术，后转成都后方医院治疗。1939年1月11日，冯由重庆赴成都开展献金救国运动，他住到陕西街刘文辉的宅子里。第二天一早，我去看他，我知道冯向来是起床很早的，于是凌晨4点我就拄着双拐去了。一到他那住所大门外，就看到随他来的手枪队正在劈刀、打拳、练武术。到了二门，看见他的卫士们正在吃早饭。到了内厅，看见冯正在灯下写什么。我把名片（当时我是陆军第四十一军一二二师三六四旅少将旅长）交给他的副官呈上，冯立即走出厅房相迎。他看见我拄着双拐，连忙伸手搀扶住我，进到厅里，让我坐下以后说：“天这么冷，你出门怎么不穿大衣？”我答：“本来穿着哩，穿着大衣进谒老长官不恭敬，脱在门房里了。”他“嗨”了一声说：“你不怕冻着吗？快拿来穿上！”副官拿来之后，他亲手给我披上说：“你是在滕县受的伤？”我说：“是的，先生怎么知道的？”他说：“你受了伤，到武汉来就医，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就不怕我挂念？”我说：“先生日理万机，事情那么繁忙，我怎好再干扰先生呢？所以未向先生报告。”他说：“我还是听到王丕襄说，才知道你在滕县受伤，到汉口梅神父医院治疗。于是那天我就同王丕襄一道从武昌过江去看你，并且还给你带了东西（一百多本书，大部分是冯的著作），谁知你在头一天乘飞机到成都去了。现在伤势怎么样了？伤在哪儿？我看看。”于是我解开绑腿，脱下鞋袜，冯用手在伤处摸摸捏捏，说：“伤势很重，治疗得很好，若是把腿锯断、脚锯掉，那才糟糕呢，你还须好好休养，不要急着回部队去。”冯接着问我：“你还有哪里受过伤？”1927年8月26日，在北伐战争时，我在陕西同州攻城战中，敌弹贯穿右肺，几濒于死。冯命我解开上衣，亲手摸着前后弹着的伤痕说：“噢！这是致命伤啊！现在怎样？有后遗症吗？”我说：“没有。”他说：“那好，那好！”冯又问：“还有哪儿受过伤？”我说一处在腋下，一处在腕上，都是轻伤，没让他再看。随后，我说：“先生可不可以给我写点什么，以便遵循并作纪念？”冯问我带笔记本没有，我忘带了，我说：“回头送来吧。”我买了两张宣纸，订成一个16开的本子送去。冯写的是寸楷隶书，内容如下：“带兵之道，须如父兄之待子弟，饥为之食，寒为之衣，出之以至诚无伪，行之以大公无私。练兵之道，必以身先之劳之；言教不如身教，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己身正不令而行，己身不正虽令不从。用兵之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随机应变，坚定果决，出奇制胜，兵贵神速，巧迟不如拙速。我们一定要把日本鬼子打出中国去。”当时笔者的父母和张维玺、王恒心的父亲，都在成都寓居，他们在过去都和冯见过面，这次他们也去看望了冯，冯在百忙中接见了他们。随后，冯还派副官拿着他的名片、带着礼物，回拜了三位老人家。

1940年夏，笔者在重庆于陆大即将毕业时，抽空又去进谒冯，一见面，冯就说：“好啊！你把双拐撂下了，腿脚的伤都好利落了？”我答：“不拄拐棍也能行动了，只是还不能走远路。”冯说：“多坐车或多骑马，不要步行走远路。让我再看看伤势长得怎么样？”头天晚上我没有洗脚，不好意思脱袜子，我就说：“已经长好了，先生很忙，不必看了。”冯说：“我不放心，我得看看。”我只好把裤腿捋起，把袜子脱掉，冯一点也不嫌脚脏、脚臭，把伤处抚摩过来，抚摩过去，嘴里还说着：“骨头接合得还不错。但是，还须休养一段时间，才能重返沙场。”随后，冯亲笔写了一副对联送给我。上联是：“项羽破釜沉舟，立夺秦关百二。”下联是：“勾践卧薪尝胆，终吞吴地三千。”我感到他真是一位慈祥长者。

义务保长

1941年起，日军更加疯狂地轰炸重庆，每批敌机少则三五十架，多则百余架，一批刚去，一批又来，夜以继日，连续不断地进行狂轰滥炸。重庆市区不能安居，许多政府机关及其所属职工家属纷纷迁居到距市区三四十里的西郊歌乐山一带。冯玉祥也由市区移到这里。政府官员的家属自以为是特权阶层，不受当地地方政权的约束，抗粮、抗税，抗捐，拒服兵役，并且横行霸道，为非作歹。当地小民百姓愤愤不平，乡、保长们不敢过问。冯察悉这种情况后，挺身而出，充当义务保长。他把情况调查清楚之后，该纳粮的纳粮，该纳税的纳税，该认捐的认捐，该服兵役的服兵役，谁也逃避不了，谁也不能例外，铁面无私，毫不徇情。那些特权阶层敢怒而不敢言，而当地的小民百姓如乡、保长们，却是拍手称快，称他为“冯保长”。

穷人饭店

冯住到歌乐山，目睹肩挑小贩、升斗小民和来往客商，路过歌乐山一带时，住不起高级旅馆，吃不起昂贵酒饭，于是他在歌乐山下、交通要道上的陈家桥，开设了一座竹篱茅舍的“穷人饭店”。主食有大米蒸饭、稀饭和窝窝头，副食有萝卜、白菜和泡菜。住宿则是地铺，下面是一尺多厚的干稻草，上面夏覆竹席，冬覆毛毡，价钱非常便宜。因为饭店里的管理人员和服务人员是由冯的警卫部队中抽调来的，不赚分毫利润。因此，过往穷人无不称道。事为重庆市政当局获悉，组织了一个调查团，前来调查这个“穷人饭店”，吹毛求疵地察看之后，下了“卫生很好，营养不足”八个字的结论。人们不禁问道：哪里的穷人们营养是足的呢？在旧中国，穷人们能免于饥饿而死，就算是幸福无边了啊！

在美国

冯竭力主张停止内战，国共合作，联合各党各派，共同建设祖国，反对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政策和法西斯独裁专制。但是，忠言逆耳，蒋介石对于冯的劝告是听不入耳的。1946年6月，蒋介石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撕毁停战协定，掀起全面内战。冯看透了鸟兽不可与同群，也看透了蒋介石的反动政权不久就要崩溃垮台，遂即要求出国，并准备绕道到解放区去。蒋介石巴不得冯赶快离开，以免在他身边碍手碍脚，遂即给了冯一个考察欧美水利专使的名义，冯于1946年9月到了美国。

1965年夏，笔者在青岛疗养院疗养时，正值冯夫人、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到青岛度假，有一天我去看望她，承她告诉我冯先生在美国进行反蒋活动的一些情况。

李说，冯到美国的时候，美国政府正是由杜鲁门总统执政。他的政府是支持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它不仅以经济援助蒋介石，而且还以军事援助蒋介石。因此，冯在美国遂即进行反对美国援蒋的运动。1947年“双十节”（当时的国庆节）那天晚上，中国留美学生会在哥伦比亚大学举行庆祝会，特约冯去讲话。冯在会上大声疾呼，义正辞严地抨击蒋介石的法西斯独裁政策，并揭露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的贪污腐化、媚外卖国。他呼吁美国政府不要再支持蒋介石打内战。他说：蒋介石在中国屠杀了成千成万的知识分子、进步人士和老百姓，因此，可以说蒋介石是屠宰公司的总经理……蒋介石又是一个运输大队长，因为美国送给他的坦克、大炮和枪支弹药，都被他输送给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了……

就在庆祝“双十节”那天，冯还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他在会上宣布说，他坚决反对蒋介石的法西斯独裁和反对美国政府支援蒋介石反共反人民打内战的立场。有一个美国记者问他：“冯先生你这样讲话，不怕蒋介石谋害你吗？”冯回答说：“我如果怕他谋害，我就不这样讲了，我就不反蒋了。”冯在美国公开反对蒋介石，引起了蒋介石的忌恨，他立即解除了冯的考察欧美水利专使的名义；不久，又开除了冯的国民党党籍。国民党内的民主派于1948年元旦，在香港成立了以李济深为主席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冯被推为该会政治委员会主席。有人问冯，对蒋介石处理这两件事的感想怎么样，冯一笑置之说，这是早在意料中的事。冯的留美护照有效期满，希望回到祖国解放区，遂于1948年8月离开美国。

遇难

冯玉祥遇难逝世的消息传出后，死因如何，传说不一，有的说是蒋介石的特务害的，有的说是轮船失火烧的。1948年9月8日新华社自陕北公布的这一消息照录于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主席冯玉祥氏自归国途中于黑海因乘轮失火遇难逝世。据苏联塔斯社敖德萨4日电称：“胜利”汽船8月初离开纽约驶敖德萨。在开罗时有两千多名要到巴统的被遣送回国的阿美尼亚人上船。8月31日“胜利”号船已由巴统启航来敖德萨，途中船上起火，原因系影片着火、处理不慎所致。遭难者中，有中国冯玉祥将军及其女儿。该船已抵敖德萨，正进行调查中。又据塔斯社莫斯科7日电称：在“胜利”号轮船因着火遇难的冯玉祥将军灵枢，已于9月7日由飞机运抵莫斯科，遵照冯夫人的愿望，将其遗体焚化，骨灰罐将交给冯夫人。火葬时到场的有冯将军的亲戚、苏联武装部队及公共团体的代表。当将军的灵枢抵达机场及火葬场时，曾致以军礼辞灵。

1965年夏，笔者在青岛会见李德全部长时，承她详述冯先生遇难的经过如下：冯自赴美国，蒋介石的特务始终跟踪，不离左右，但在乘苏联“胜利”号轮船离开美国时，曾扬言到开罗居留一个时期。船抵开罗，冯一行下船住下，特务们也下了船，当“胜利”号轮船由开罗启碇时，冯一行悄悄地上了船，那帮特务们既无赴苏船票，又无赴苏入境签证，他们上不去“胜利”号，从此才把那帮特务甩开了。1948年8月31日船抵黑海，晚餐后，冯氏一家和部分其他乘客到船上电影室看电影。冯亲自动手，放映他在美国拍摄的纪录片，在倒片时，机轮滑脱，旋转速度太快，摩擦生电，以致起火，电影室内存放的影片拷贝很多，而拷贝非常易燃，火势蔓延迅速，一霎那间，满室是火，瓦斯气味令人窒息。冯和其他观众，争先恐后地夺门而出，但是到处烟雾迷漫，找不到出路。冯同他家人失散了，他自己左右冲突，先到左边通道，找不着出路，后到右边通道，还是找不到出路，最后倒在一个楼梯下面，及至烟消雾散，家人找到他时，他已窒息，气绝身亡。他的幼女冯晓达同时遇难（李德全夫人生三女一男：长女名理达，次女名颖达，三女名晓达，男名洪达）。李德全夫人亦被烧伤甚重，当到达莫斯科的时候还在昏迷状态中。船上其他乘客同时遇难者有七十多人。当火灾发生时，“胜利”号船发出求救信号，附近停有两艘苏联军舰，闻警赶至，立即把冯先生的遗体和他的一家以及其他乘客全部救出。冯的遗体在敖德萨装殓后，连同他的家人用飞机运到莫斯科。

荣哀

冯玉祥的死讯传出后，1948年7月8日新华社陕北电称：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顷电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及冯夫人李德全女士，吊唁冯氏之丧，原电如下：

李济深先生并转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诸先生鉴：

惊悉冯玉祥先生于归国途中不幸遇难，不胜震悼。冯先生连年为民主事业奔走呼号，此次归国，对于中国人民民主事业，定多贡献，今忽遭此意外，实为国家民族之损失。特电致唁，并申哀悼。

冯夫人李德全女士礼鉴：

惊悉冯玉祥先生及令爱不幸遇难，至深痛悼。冯先生致力民主，功在国家。尚希勉抑哀思，并为实现冯先生遗志而奋斗。

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三同志亦曾致电吊唁，原电如下：

冯夫人：

惊悉冯先生及令爱遇难，谨致哀悼之忱。

冯夫人李德全的灼伤痊愈后，携着冯先生的骨灰罐从莫斯科回到北京。新中国成立后，李德全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部长兼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她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在北京为冯先生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亲笔为他写了挽联，高度评价了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并且按照冯的生前愿望，在泰山西麓、普照寺西侧、大众桥的东端为他修建了陵墓。陵园依山而建，成一半圆开，墓碑高约5米，宽约20米，以白色花岗石砌成，具有民族风格。墓碑正面上方，镌刻着郭沫若所题“冯玉祥先生之墓”的斗大金字。墓碑正中悬挂着冯先生的侧面人头铜像，铜像背后就是墓穴，里面安放着冯先生的骨灰罐。铜像下面，挂着一块约50厘米见方的铜质铭牌，上面镌刻着冯先生生前自作自书寸楷隶字的铭文：

平民生，平民活，不讲美，不要阔，只求为民，只求为国。奋斗不懈，守诚守拙，此志不移，誓死抗倭。齐心尽力，我写我说，咬紧牙关，我便是我。努力努力，一点不错。

冯玉祥

一九四〇年五月卅一日作

冯玉祥的陵园，紧靠着大众桥的东端，陵园的正门是一座华表柱的青石牌坊。进了牌坊是白色花岗石的台阶，台阶分三层，每层22级，共66级而达墓前。冯先生终年66周岁，台阶66级，正是死其年龄之数。1952年10月在这里隆重地举行了冯玉祥先生安葬仪式。现在冯的陵园和大众桥，都已成了泰山上的名胜古迹。

致李济深的信

1948年9月19日新华社陕北电，据国外消息报道：已故的冯玉祥将军曾勇敢地拒绝了美帝国主义破坏中国人民民主阵线的诡计，并遭受了中美反动派的联合压迫。本月11日香港《远东汇报》刊载，冯氏8月12日致李济深的信称：冯氏留居美国时，美国政府官员曾向他表示，只要中国反蒋的派别抛弃与共产党联合的立场，美国政府便会抛弃蒋介石，而以充足的军火与金钱支持他们。该美国官员给他们六个月的时间考虑此事。但冯氏立即作了答复，拒绝了这个卑鄙的提议。美国反动派在实行利诱的同时，向冯氏实行了威胁。冯氏感觉到在美国的处境恶劣时，决心回到祖国来，从事有效的奋斗。冯氏在上述的信中说：最后的里程不是没有困难的，因为护照期已满。冯氏谴责蒋介石与美国反动派企图颠覆他的计划：“他们与国会里的恶棍楚德和鲁期联合成一气，一有可能就痛骂我。”前美国内政部的伊克斯于本月8日著文称：与希特勒或墨索里尼同样残酷的独裁者蒋介石，曾在美国官方显然的允许甚至帮助之下，派遣他的鹰犬追逐冯氏。冯氏有理由猜疑他在这里是不安全的，所以他悄悄地动身到另外一块土地上去，他希望能够在那块土地上找到较大的安全，以免遭到暗杀的可能。

论定

1948年9月8日新华社发布了冯玉祥的略历，原电如下：

冯玉祥，字焕章，六十八岁（1882—1948年，实际六十六周岁），原籍安徽巢县，生于河北青县。自幼入伍，历任营长、团长、旅长、师长、督军等职。曾参加辛亥革命、讨伐张勋等役。一九二四年冬成立了国民军，任总司令。一九二六年去苏联，九月返国，直至一九二七年国共分裂以前，曾经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帮助了陕西等地革命运动的发展。其后曾经一度脱离革命阵营，但受到蒋介石排斥。一九三三年五月组织察北抗日同盟军，亦因蒋介石的破坏而失败。一九三五年冬任南京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迄无实权，后因主张与蒋介石不合，被去职。一九四六年九月，以“考察水利专使”名义被蒋介石遣往美国。冯在美公开反对蒋介石的独裁政府，受到中国人民的欢迎，却很自然地受到蒋介石匪帮的痛恨，被撤销了专使的名义，并被开除国民党党籍。今年元旦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时，被选为该会的政治委员会主席。今年八月离美返国，八月三十一日行至黑海，遇轮船失火而遇难。

随从冯玉祥麾下十一年

李肈武 曾宪洛 记录 整理

1913年，我在北京近郊平则门外，以一个普通学生的身份投到当时的京卫军第二营管带（营长）冯玉祥部下，开始了我的军旅生活。

从1913年（民国2年）起到1924年（民国13年）止，整整11个年头，我始终在冯的麾下。11年中，从他当管带，我当他的中哨三棚（班）亲兵开始，直到他当旅长以前，我都是他的亲兵，不离左右。从他当旅长直到做国民军第三军总司令，我也随之成为排、连、营长等中下级军官，最后的职务是第二十五旅一团一营营长，虽然不像当亲兵时左右不离，但也一直在冯最嫡系的部队中工作，经常见面。

关于冯玉祥，数十年来有关他的记述已经很多了。在军阀混战时期，我记得便有外国报纸称他为“豪杰”，称他的军队为“中国之一线光明”。今天来看，冯的治军、为人及其军风，确大有与众不同之处。11年中，我对他的深层政治活动接触不多，但所见所闻不少。因此，想借这篇琐记，把一些别人所没有涉及的见闻，可以说明冯的为人的，都如实记载下来，以供参考。

从自打耳光夜读说起

我入伍不久的一个晚上，约11至12时，轮到我站岗，忽然听见冯管带的房里传出几声清脆的耳光声。我跑近一看，大为惊奇。原来房中除冯外，并无别人，桌上放着一本书。他是因为读书疲倦，打起盹来，因此自打耳光，以资惊醒。这件事对我印象很深，直到今天，我也不能忘怀。以后，冯在对部下讲话和闲谈中，常常回忆起他个人自学的经历。冯说：他生长在保定府，12岁到小站，投入武卫右军当兵。从小家贫，不能上学，入伍之后才开始刻苦自学。

“我在棚子里才学认字，”冯说，“那年月，识字的军人可真不多。认不得的字，我就拿到营外，找杂货铺里的管账先生去问。回到营里，一有空我就练字、读书。到了晚上，我在棚里洋油灯下看书。同棚的弟兄有人说：‘喂，这洋油是大伙攒钱买来的，供你一人使的吗？’好，第二天我就自己打洋油看书。谁知道这也不行，我的棚头（班长）说：‘你没听已经吹过熄灯号了？不服从号令行吗？灯照得我们睡不着，你想当官，看看你的坟山，有那好风水吗？’我又想了一个办法，去买了一个破斗，把斗的四面去了一面，又买了一个灯碗，买了一个点豆油的小灯放在斗里，这才读成了书。以后当到哨官（连长），就好些了，请了个私塾先生来教我。——比起你们，现在有《八百字课》（冯部自印的一种扫盲课本）还不好好念书，行吗？”

确实，在我入伍后接触冯的11年中，他自学一直是很努力的。我记得他升了京卫军左翼第一团团长之后，有时间就读古文、习作诗文、练颜体字。1914至1915年打完白朗之后，冯部奉调由陕赴川，他在马背上总是手持一卷，孜孜不倦。1918年以后，他在常德当旅长时，不但读古书，还请了一个牧师教英文，请了日本人高桥教日文。对于自学，他一直是很重视的。

在行军之际，冯还自编了一首《勤学歌》，教全军都唱。其词曰：

勤为无价之宝，

成功唯在勤。

不受苦中之苦，

难为人上人。

古有悬梁刺股，

负薪与挂角。

人生百年如梦，

岁不待我们。

从这首歌里，也可看出他勤学的指导思想。

反对“二十一条”和编唱《国耻歌》

1915年，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了“二十一条”。那时我们驻扎在陕西汉中，冯听到消息，大愤！便登台对全军讲演。我记得他说道：“今日日本人欺侮我们，早20年我们小，晚20年我们老，不早不晚，刚好现在欺侮我们，我们有责任打！四万万同胞，拼他个小日本，一定能得胜！”

冯的讲话鼓动了全军，群情激昂。石友三上台表示，大家不要饷，建议把军饷集中起来支援反对“二十一条”，全军通过。同时又以全旅名义致电袁世凯，表示如与日本开战，我们秣马厉兵以待，愿为前驱。从这时起，我们每次学习，均以日本为假想敌。

冯又自编两首《国耻歌》，教唱全军。因年代太久，第一首只记得起两段了。词曰：

甲午年，日本造反。失去大沽口，海军轮船失落完。割款赔台湾！

庚子后，义和神团，除去外国人，八国联军侵中原。赔款四万万！

此后每次集合讲话时，全军先唱此歌。

撕马褂做纪念

1916年，冯奉陆军部令自四川调回，驻军廊坊。其时，冯在政治上的靠山陆建章已被陈树藩驱下陕西督军的位子，并取而代之。因此，段祺瑞政府便企图将冯部建制分隶别的军队，解其兵权。冯当然不愿意，于是，段政府令驻南苑、通州、天津的部队向廊坊十里外集结，取包围之势。

这时候，冯在全旅中威信很高，全旅官兵得此消息，大愤，集议要与来包围的军队决一死战。冯鉴于寡不敌众，硬拼必然吃亏，便出面阻止了大家。他说：“为了我一人打，师出无名，又坏了我的名誉。只要你们不要忘记我，也就够了。”于是，他通电下野。陆军部当时也转了个弯，没有拆散部队，下令以该旅团长杨椿堂代理旅长。

冯走时，全旅连长以上军官在廊坊火车站送别。其时有人很激动，把冯所着马褂当场扒下，撕成一条一条，各持其一，以作纪念。这在纪念品的历史上也算是别开生面。

冯离开军队为时并不长，1917年张勋复辟，段祺瑞马厂誓师之后，冯重回廊坊，在营门大喊：“快来打大辫子兵哦！”把连以上军官集合起来，进行了一番动员。最后，他表明个人态度说：“我是来玩票的。打一个漂亮仗，我还是下野传教！”从此，冯又重掌兵权，参与了反复辟之战。

打英国资本家

1917年秋，冯玉祥奉陆军部令率部援闽。他把部队开到浦口就按兵不动了。到了冬天，又奉令改道援湘，率全旅乘招商局“江孚”“江新”等十数只轮船西上。冯自己乘坐“江孚”。那时，我担任他的卫兵长（排级）。

船到九江停泊那天，我正在值勤，忽听见下面甲板上人声喧哗。原来，有一个英国人从岸上上船来，说要看船上机器房的英国同乡机师。我们的卫兵告以此系兵船，不可擅入，要上船必须先有命令。那个英国人一边大骂，一边举手打了卫兵两个耳光，往上就冲，于是一阵大乱。

当时，我闻声下梯，正好碰到那个英国人已经爬上扶梯来，下面弟兄们一喊，我居高临下，飞起一脚，把那个英国人踢下梯去，滚到了甲板上。我叫：“先把他绑起来！”那家伙赶快从身上掏出五块银圆，嚷着说：“钱、钱、钱……”旁边一个弟兄说：“谁要你的臭钱！”一把将他掀倒，绑了起来。于是，我去报告冯旅长。

冯正在舱房里练字，他听了报告说：“绑起来，等我写完这张字去问问他！”过了十几分钟，冯下来把那个英国人大训一通，还说：“你们国家号称文明，你今天先动手打人，这样野蛮！这里是中国兵船，不是英国租界！”那家伙还在分辩，冯先生给了他一个嘴巴，又加上一脚，回过头来说：“脏了我的手！护兵，拿鞭子抽！”于是，我们一齐上去，给了那家伙一顿饱打。

原来此人乃是九江英美烟公司的经理。出事之时，他的随从已经飞奔下船去求救。后来由一个牧师出面（因为冯是基督徒）说好话，又派人送了许多礼品上船赔罪。这样，才把这个英国人领回去。

装病见曹、吴

1917年冬，冯玉祥旅坐船到湖北武汉便停止前进，分驻要道。冯随即请陆建章联合长江三省（江苏督军李纯、江西督军陈光远、湖北督军王占元）与冯一起联名通电，主张和谈。这时北洋政府皖系当权，于是总统冯国璋下令，把冯玉祥撤职留任（其时，冯已加入直系，因此和皖系处处闹矛盾）。

冯也不管这样那样的处分，天天在武穴带着部队练习山地战。一天，他乘马回营，由马上摔下来，声称腿骨摔伤，被抬回旅部。从此，陆军部虽然一直急电催冯旅开往湘西，冯总是借口腿伤未愈，不能进兵。直到直系的曹锟做四省经略使，曹派人到武穴和冯联系好，冯才率部开到武昌。几天之后，冯得知曹锟已和第二师师长吴佩孚专车南下，便拄着一副拐棍，到汉口以北的刘家庙车站去等候。这次我没有跟他去，以下的事情是听随他去的弟兄回来说的。

据说，专车到刘家庙时，一停车，曹锟就在车上叫道：“下面拄双拐的是冯旅长吗？”冯应声说是。曹锟便叫副官们把他架上车去。冯上车敬礼后，说：“我在武穴，好像小孩子一样淘气不听话。蒙大帅的原谅，我今天特地来辞职。请大帅另择贤能，使我得以养伤。”曹说：“派别的人到你的队伍，你那些官兵未必听话。还是你去湘西，把蔡钜猷、鲁涤平他们赶走，我保你升湘西镇守使，再扩充点兵力。”正谈时，忽然火车鸣笛，吴佩孚说：“你快下车吧！”冯便告辞下了车。吴佩孚从窗口探头大声说：“你把拐杖忘在车上了！不要装病了，快到湘西，把临澧、常德、桃源拿过来吧！”于是冯、吴哈哈大笑而别。

湘西三战夜袭桃源

冯部开入湘西，主要敌人是地方军阀蔡钜猷、陈嘉祐、鲁涤平的部队。冯部一战取临澧，二战取常德，三战就是夜袭桃源。

冯平时最喜欢叫部下练习夜战、夜袭。民国四五年，他就编了《夜战歌》和《夜袭歌》，在军中教唱，至今我还记得。——

夜袭歌

敌人昼战夜必困，

步哨偷睡无精神。

暗进、暗进！

须乘敌人打睡盹，

无般防备好时分。

路崎岖，看不明，敌就不睡看不清。

奋勇扑敌人，

敌人必溃奔！

愿我军人学甘宁！夜袭敌营！

夜战歌（一谱，五节）

一

古今来，各种战斗，

夜战为最难。

森林村落皆黑暗，

进退实维艰。

二

远望见，队伍前进，

要去冒险问：友军我军与敌军？

务必辨清真。

三

夜行军，保持步度，距离忌伸长。

最忌张惶与紊乱，

镇静要当先。

四

当侦探，严密搜索，

警戒我全军。

刚胆、沉着自慧敏，更贵有热心！

五

倘若是，失迷方向，

举头望月明。

更有指北针可用，或看北斗星！

当时，桃源驻守的敌人除了蔡钜猷一个团外，还有所谓“神兵”数千人。“神兵”号称肉身不避子弹，武器是白蜡杆、长矛，作战时且用符咒，“神兵”头子尚穿八卦衣、执鹅毛扇。这是一支妖气十足的队伍。

为了夜袭桃源，冯是苦心布置的。他从各团中挑选了100名精壮之士，必须是练过拳、喜用火器、能单刀破枪的人，每人身背大刀。我也在百人之内。那天夜晚，大雨如注，我们100人翻城墙而入，砍倒门军，放开城门，与“神兵”巷战。“神兵”最初还用肉身拼火器，战斗甚猛，终于倒下的越来越多，七八小时之后，我们攻占了桃源。残余“神兵”则退往原州一路。原州即所谓“后州符”之发源地，也即“神兵”的老窝。

从那时起，冯便升了湘西镇守使，驻常德大练嫡系队伍。

支持打日本洋行事件

1919年，五四运动兴起，全国反日风潮弥漫。这时，常德城里有一个日本洋行，老板高桥，即教冯日文的人。运动发展到了常德，学生们爱国热情高涨，砸毁了洋行。高桥哪肯示弱，立即打电报给日本政府，声称常德民变，将他的货物抢劫一空，要求向中国政府交涉赔赏25000元，并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情。

当时，冯在常德，他将常德县长薛笃弼叫到湘西镇守使署来，问薛，如何处理？薛说：“洋行是学生捣毁的，还有几十个商人和老百姓。我已经把为首的几个人抓了，叫他们赔偿。”

冯说：“不是这个办法。你先把这几个人都放了，马上找电报局长，把日本人那封电报扣下来。先把我们的电报发出去，再登他的。”薛照办不误。

冯叫薛发的电报，是以湘西镇守使冯玉祥、常德县长薛笃弼和常德县商会三者名义分别发给北京政府的。主要内容是，“常德因有人向日商洋行买货，争执价格，言语不通，打坏了几块玻璃，并未造成民变或抢劫事件，合行呈报”云云。这三个电报发完，再发日本人的电报。

日本政府接到高桥电报，即转日驻华使馆向北京外交部交涉。结果，我方拿出常德三封电报做证，说明不能负责。几经交涉，后来双方同意先电询一个在常德的美国牧师，查问真相。偏巧那个美国牧师与冯处得不错（美、日矛盾当然是根本原因），因此回电说，并无民变。于是日本使馆只好叫高桥自己就地交涉。

高桥先找到薛笃弼，口气已经软了，只要求赔偿1000元。薛心中有数，说：“我不当家，你还是找镇守使去。”于是高桥又来找冯。

冯说：“你是想暖和一晚上呢？还是想暖和十年八年？”高桥问：“此话怎讲？”冯说：“你买卖要做长，要做短，看你自己。我们若是赔了你1000元，老百姓气愤，不做你的生意，损失还不止1000元哩！”高桥仍然坚持无理要求，冯便问：“你来中国的时候，带了多少钱？”高桥说：“大约500元。”冯又问：“现在有多少？”高桥说：“大约有万把块钱。”冯说：“那就看你想不想做下去了。”高桥不甘心。冯气极了，把桌子一拍：“王八蛋！要钱不要脸！给我砍了！”吓得高桥抱头而去。

最后，一个钱也没有赔给高桥。

冯是怎样失去半个小指头的

冯盘踞湘西，与当时统治湖南的皖系军阀张敬尧产生了矛盾。其时，冯的老婆刘氏有一个堂弟，在张敬尧手下任团长，张就派他到常德来活动，冯部官兵称之为“刘二舅爷”。

刘二舅爷到了常德不久，即装精神病发作，冯请了一个在常德的美国医生，人称罗医生（中名似是罗感恩）来看病，冯陪着罗医生在榻前诊视。罗诊断后，说刘并没有发病，刘忽大骂说：“哪个要你洋鬼子来看病！”说着，就从被底抽出手枪，一枪打去，弹入罗脑，罗医生应声而倒。

刘随即对准冯开第二枪，冯把他手膀一挡，枪弹朝上飞去。刘的臂膀已被冯捉住，而枪犹在手，便把枪头朝下，对冯开第三枪。冯一躲，小指头一截已经被打下。这时卫士闻声入内，刘被当场抓获。

冯立即审问刘二舅爷，对他说：“我信耶稣，因此我爱仇敌。你只要说出那个叫你行刺的，我就放你。”及刘供出系张敬尧主使之后，冯说：“你去对张敬尧说吧！要打就打，要刺就刺。他有刺我之法，我有防他之心！”便把刘二舅爷放走了。

罗医生既死，冯令官兵送葬，并电告美驻华使馆，抚恤罗家属一万元。罗的家属知道冯是基督徒，便将抚恤金购一木制能活动拆卸之礼拜堂，从美国送到信阳，送给了冯。

刘走之后，冯把留了十多年的胡子剃了。我见他的样子发笑，他说：“你笑！我这是性命重生、再世为人咧！”

军队中的牧师

军队中设有牧师，在近代史上，除太平天国是特例外，冯玉祥可谓只此一家。

在1912年以前，冯只是个人信仰基督教，并没有推行到部队。冯对我们说：他在信教之前，有一个哥哥吃喝嫖赌，无恶不作。冯大恨，起下杀心要杀他。在动身赴他哥哥处之前，路过教堂，忽然听见牧师传教，正在宣传基督要爱仇敌的道理。冯听了以后，居然大彻大悟，放下杀刀，入了基督教。

1918年，冯到常德立下地盘之后，便开始在部队中大力推行基督教。起初，他聘请一些牧师到常德向全军讲道，来的牧师近自常德，远自汉口，中外都有。后来，便逐渐有了随军牧师，随着队伍扩大，大致上是一个旅一个牧师，最多时有七八人。这些固定下来向士兵说教的牧师则全是中国人，他们大多是由美以美会的刘廷芳博士介绍给冯，加以任用的。冯是在刘博士那里领洗的，所以两人关系特殊。

由此，部队里有了一套宣传宗教的仪式，凡官兵读经、祷告、唱诗、受洗、礼拜，都由牧师主持，大讲灵魂升天之说，我也是那时在常德入教的。

部队里凡信教的官兵，每人发给《圣经》一本，早上起来，先唱国歌，最初是唱老国歌：“中国雄立宇宙间……”开往北京后改唱“卿云烂兮”的“卿云歌”。接着，读一个小时书。吃饭、睡觉则唱圣诗、做祷告。每逢星期日，凡信教官兵必集合于操场（或旅部），由牧师主持做礼拜如仪。有时由冯主祷，冯也对我们讲道。他的讲道，注重“精神学”，即把中国的圣经贤传和许多封建道德观念与基督教义结合起来，而仍以前者为主。冯主持自编“三精神书”，即《爱国精神》《军纪精神》《道德精神》三本书。其内容分条，类似格言和箴言，规定官兵每人必须能背诵。至今若干条我还背得。例如：

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我不杀敌，敌必杀我。我不以死救国，则我必作敌之俘虏。杀敌与否可知。

英雄本色，在枪林弹雨之下言笑自若，更易使人看出。战死在国，病死在家。荣辱之间，不可不别。

受伤能笑而歌曰：“吾荣矣！吾荣矣！吾为国家受荣也！”

以上是爱国精神的几条。

军纪者，命脉也。人无命脉必死，军无命脉必败。金人有言：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中东战时，拾到日兵手记有云：日本军者，只知前进而不知后退者也。

这是《军纪精神》举例。

悔改上要用功夫。闻过必改。过则无惮改。过而能改，复于无过，善莫大焉。

谦让不可少，谦受益，满招损，凡人能温良逊让，而人无不敬爱之者……

革故鼎新，刮垢磨光。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每夜就枕，必思一日所行之事。所行合理，则恬然安过。或有不合，即辗转不能成寐，思有以更其失。又虑始勤终怠也。

这是《道德精神》举例。这本书里还引了许多曾、颜、子路、墨子等的故事，而基督教的故事却很少。可以看出，不少是冯从一些理学家语录和《曾胡治兵语录》里搬过来的。

由于部队推行基督教，我们的生活中又增加了一个特色，那就是：冯部的军歌编得特别多（冯注重用军歌作为宣传武器，这一点也是当时别的军阀所不及的）。而差不多所有的军歌，都用赞美诗的调子来唱，每唱，以时音或军乐队伴奏。本文所引各歌，大都如此。因此，以圣诗调子来唱军歌，这也是中国军队中少见的奇事。

随军牧师制度一直推行到1926年。冯从苏联游历回来之后，便到处说宗教是文化侵略，取消了军队中的牧师，把他们送回了教会。

冯的用人

冯的用人和培养嫡系力量，有自己的一套办法。

冯部军官，最初大多为陆建章私人的，后来，冯才逐渐树立自己的力量。他招收新兵，不要营混子、兵油子，干过别的军队的也不要。他要的是农民、学生（民国5年叙府之战以后，冯派杨椿堂团长到河南招新兵一团，时我已升排长，随杨同去，冯特别交代新兵条件）。新兵入伍后，选拔其中较有文化水平的组成模范连，加以训练。模范连的工作，从1915年即已开始。我进模范连时，连长是韩占元、程希贤，但领导始终由冯自己抓。由模范连出来的，升任下级军官。排以上军官，则组成军官教导队（民国十二三年后改称教导团），再加以训练，这样逐步建成了自己的队伍。大约三年之后，冯终于把陆派的军官全部撤走。这些军官向他辞职，他说：“好，我庙小坐不下大神，请吧！”

冯的嫡系都是自己行伍里出身的人。冯对这些人是经过多次考验才提拔的。他在任营、团长时，时常于晚上穿一件兵士大衣，趁值岗士兵不在时，摸到空铺上和士兵睡在一起，听士兵们谈什么，所以他极能掌握下面的思想情况。在冯的部队中，公开明确所有官兵不许串营，不许与其他部队交往。在官兵之间则经常叫人汇报情况，官兵有连环保。这些工作，冯是抓得很紧的。

我记得冯当旅长的时候，补一个新兵，连营长也不当家。每个新兵都必须由冯亲自挑选。盘问了历史，检查了身体，合格才能补上。他当营长时，能说得上全营士兵的姓名和籍贯，他也不时地问连长，看连长对每个士兵的姓名、历史、优缺点能否答出，答不出的，立即罚跪，并且大训一通。

对于非嫡系的队伍，冯是极端不信任的。例如湘西之战中，湘省军阀部队中有个营长叫曾绍武，在常德之役率全营向冯投诚中，冯即派曾营做游击队。常德既定，冯立刻调曾为旅部副官，曾所属全营，调到常德师范学校后院点名以后，发饷遣散，同时收缴枪支。曾绍武当然也立不住脚，做了副官不久就辞职走了。

冯掌握地方政权以后，对追随他多年、信得过的佐官（军需、书记官、军法官、军医官等）或者同事，便安排做地方行政官。例如薛笃弼由军法官出任常德县长，军医官邓琢如出任澧县县长，书记官江粹青荐到甘肃任某县县长，与冯同充营团长的董世禄被派任天津市税局局长等，都是由这条用人原则来的。

大致说来，冯用人，一要追随多年，二要不畏劳苦，三要与冯部以外的军队无接触，四要绝对服从，能任责罚。在培养嫡系时，冯不但注意行伍出身，也很注意籍贯，他专用北方直、鲁、豫三省的人。现在可以数得出来的，山东人有杨桂堂、谷良友（曹州府）、赵登禹（菏泽）、宋哲元（乐陵）、石敬亭（济南）；河南人有吉鸿昌（扶沟）、梁冠英（郾城）、李鸣钟（沈邱）、朱永和（郾城）；河北人有韩复榘（霸县）、佟麟阁（高阳）、张之江（盐山）、鹿钟麟（定县）、孙良诚（天津）、刘汝明（大名）、刘郁芬（清苑）、孙连仲（雄县）、冯治安（景县）；只有一个石友三是东三省人。当时中下级军官中，山东曹州府、河南归德府、河北景县的人尤多。上述这些人也莫不行伍出身。例如朱永和和我同时当兵。我当班长时，宋哲元做排长，冯治安、佟麟阁、张自忠都是班长，赵登禹和我算是曹州小同乡，那时还在当兵。

对于当兵的抓得这样紧，冯是自有其看法的。他对我们说过：“当兵，要知识简单才好，要是他比你高明，你管不了他。要找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人，打起仗来不怕死。官长总得比兵强，中级军官要胜过下级，才能指挥得动。”这是他的总结。

冯也从历史上吸取了经验。他最怕部下倒他的戈。我随他11年，没有听他说过他哪一个上司的好话。因此他决不用非嫡系的人，凡陆军大学毕业派来的学生，冯只让他们当参谋，决不让当部队长，也永不让他们掌兵权。参谋长做事从不当家，冯对所有的事一向独断专行。邱冰、蒋鸿遇都做过他的参谋长，一次，蒋在做工作时效率较慢，冯就对他说：“参谋、参谋，你吃馍馍！”终于使蒋一气而走。

为了搜罗精锐保卫自己，冯自1916年起成立了手枪队。每人发一大刀，一支盒子枪，挑选掌握国术之人组成。我任班长时即在手枪队里。

冯培养嫡系的情况大致如此。但是，他重嫡系不等于重私人感情。冯在当兵时，有个同棚兄弟叫尤鹤亭的，后来不当兵了，在保定府说书，听说冯做了官，便跑到常德来向冯要官做。冯对他兑：“我学的是兵术战法，你说的是三国聊斋，怎么能做官？好吧，给你派一个勤务兵服侍，一个月拿60块，逢星期天，你给士兵讲一回书。讲关公岳飞聊斋，不要讲花天酒地，官不能给你做！”就这样，部队里除了牧师讲道外，又多了一个专职说书人。

我所知道的冯玉祥

赵卓志

1920年，冯玉祥先生率领陆军第十六混成旅驻防湖南常德时，我担任旅部少校洋文书记官，同时教冯读些英文。由于这样的机缘，在公务之暇或教读间隙，和他闲谈的时候比较多，因此得以详细地听他谈叙他过去的一些事。

冯的出身和学习生活

冯玉祥字焕章，原籍安徽省巢县，幼年随父到河北省保定府（今清苑县）。因家境贫寒无立锥之地，11岁时在保定入伍当兵。在一次闲谈时我曾问他是哪个军校毕业的，他笑着对我说，因为家里穷，一天书也没有念过，假如有一间房、一亩地，我也不会入伍的。他入伍后，被分配到棚（旧军制的棚相当于新军制的班）里去当兵。棚里的弟兄们除了上操上课以外，还担负着轮流在棚外站岗放哨的任务，可是弟兄们有空就聚在一起赌钱，不愿意出去站岗放哨。由于冯自己不会而且不愿意赌博，因此每逢轮到同棚别个弟兄站岗守卫时，都请他代为值勤。正因为这样，才使得他有充分的时间学习。最初，他买了一本《杂字本》，一面抱着步枪站岗守卫，一面手持书本认字。以后由《杂字本》而《百家姓》《三字经》《四书》《五经》等书，甚至旧社会认为是闲书的《三国演义》《列国演义》等，他也认真读过。特别是《三国演义》一书，他能从头到尾全部背诵出来。他曾说他能把《三国演义》这部书以说评书的方式讲说出来。在学习过程中，并不是没有困难的，凡是遇有不认识的生字或对书内章句文义有不懂的地方，他就随时请教军中一些会笔墨的人，直到弄会弄通为止。

此外，每天无论怎样繁忙，他还要写两篇大字，就是在行军作战、炮火连天的情况下，也从不间断。每到一宿营地，就由随从弁士将随身携带的特制行军桌椅展开，摆上笔砚，写他这两篇大字。到1920年他39岁驻防湖南常德的时候，对于书法已经有了相当的成就。记得当年夏天我和他同到常德北门外山上避暑，一天我们漫游山谷中，发现一股小小的泉水，颇为甘冽，因为这是个荒山，泉水无地储积，听任流溢山下，不予利用，觉得实在可惜，于是立即派人找来了石工，在滴淌泉水的处所开凿了一个小小的池子，把泉水储积起来，以便他人来到此地时可以饮用。当时冯兴之所至，立刻提笔写了“德池”两个大字，刻在山石上留作纪念。字写得那么刚劲饱满、神气内蕴。这个石刻倘若没有被破坏的话，或许至今仍旧存在着吧！

冯的民族革命思想

1911年革命军尚未在武昌起义的时候，清政府曾抽调驻防奉天（今辽宁省）的新军第二十镇（镇相当于师，镇的长官是统制，相当于师长）进关参加秋操。这支队伍在到达京东滦州（今滦县）后就得到武昌起义的消息。该镇统制张绍曾立即联合第三镇协统（协相当于旅，协的长官协统，相当于旅长）卢永祥等联名打电报向清政府提出类似于最后通牒的十二条。结果事未成功，张绍曾本人却被迫离开了他所统率的第二十镇。这是因为第二十镇原是从北洋六镇中各抽调一部分官兵混合编成的。内中一部分军官是具有民族革命思想的，例如冯玉祥就是其中的一个，但是也另有一部分军官仍然具有封建保守思想。因此，在该镇内部就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倾向，清朝统治者对于这种情况是了解得相当清楚的。他们就采用了分化手段，加强了保守派的力量，从而迫使张绍曾不能立足，终于离开了第二十镇。

张绍曾出走后，该镇内具有民族革命思想的管带（相当于营长）冯玉祥联合同镇另两个管带施从云、王金铭密谋起义，并宣布独立，响应革命军。他们为了表示决心，都把发辫剪去了。不料因寡不敌众，被驻防芦台的王怀庆军包围击溃，施、王两个管带被俘牺牲。冯突围逃出，在外逃途中到了一座寺院，换上了一身袈裟装作和尚的样子，乘上火车潜来北京隐居。直到辛亥革命成功，才再出头露面。当冯谈到这一经过时，我曾问过他，对于清政府说来，你是一个反叛，怎么不到别处逃生，反倒往北京去送死呢？他笑着说，他们料着我决不敢自投罗网，我就给他们来一个出其不意，这样做倒是一个最安全的办法啊！其后袁世凯窃位为大总统，派陆建章训练新兵，由于陆的保荐，冯才又东山再起，被任为统领（相当于团长），驻防北京北苑，担任训练新兵的工作。

傅良佐对冯前据后恭的一段故事

1912年，河南农民起义军的首领白朗打着杀富济贫的旗帜，在河南、湖北的信阳、襄阳一带掀起了农民起义的斗争。他们攻陷了豫、鄂、皖等省的很多城池，还击败了北洋军阀王占元部下号称精锐的第二师。袁世凯看到农民起义军节节胜利，势如燎原，大为恐慌，特派陆建章为“剿匪督办”，发动了对起义军的大规模围攻。陆就把冯团扩编为一个混成旅，开往河南参与作战。这支起义军因寡不敌众，白朗本人又因病死去，终以失败溃散了。

冯在这次战役中，缴获了大量的弹械，随即奉命班师回驻廊坊。这时冯以弹械增多为由，请求当时陆军部就所缴获的枪支数目扩编军额，不料竟遭拒绝。与此同时，张敬尧的队伍被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只剩下师长一个人光杆回来，陆军部反而替他重新建制，编足一个整师，仍旧归张统率。冯看到当局如此行事，大为不平，就亲身到陆军部去找当时的陆军次长傅良佐重申前议，据理力争。不料又遭到傅良佐的严词拒绝。鉴于当时军政当局这种蛮横不公的情况，冯愤而辞职，到北京西山暂住休养。

陆军部虽另派旅长一人接替，但还未及到任，张勋就挂起龙旗复辟了。驻防廊坊的第十六混成旅全体官兵认为北京政局如此混乱不堪，全旅不能无人主持，遂决定推派代表前往西山迎接冯先生回到廊坊旅部，主持大计。段祺瑞马厂誓师后，由于廊坊地处京、津要冲，为了讨张军事的顺利进行，非与冯取得联系不可，于是派人到廊坊协商。所派代表不是别人，正是不久以前对冯蛮不讲理的前任陆军次长傅良佐。起初傅恐对己不利，不敢担此重任，嗣经段再三说明，冯是以国事为重的人，绝不会计其前嫌，保证可以无事，傅这才勉强答应下来。当即由路局准备专车，满载犒赏全军的物品，直驶廊坊。车到距离廊坊车站约半华里的地方停住了，傅先派随员到冯旅部通报，并观看动静。如其情况不利，也好掉头逃回天津。经来人向冯说明来意，并告以傅在车上等候云云。冯立即只身偕同来人前往车站迎接。一面走一面与来人有说有笑。傅在车厢中看得很清楚，约计相距百步之遥时，傅始下车一步一鞠躬，直到两人对面握手时为止。冯随即督率本旅官兵由廊坊直趋北京，进了永定门，击溃了辫子兵。张勋逃入东交民巷荷兰驻中国公使馆，一场复辟丑剧就此结束。

反对内战及武穴主和

复辟丑剧闭幕后，段祺瑞再度进京组阁，梦想武力统一全国。当时盘踞在福建、广东两省的军阀，都不是他的嫡系，段就想一并铲除，以圆其武力统一全国的迷梦。1917年，段编组了两支大军南征：一支是以吴佩孚打前阵援粤，一支则以冯玉祥为先锋援闽。冯率全旅官兵沿津浦铁路南下，经由浦口开至湖北武穴停止前进，就此安营驻下。但是冯部是先锋部队，尾随冯部南下的部队正源源不断地乘车南来。由于冯停军不前，后续部队当然无法前进，形成铁路沿线兵车拥塞的现象。段大为着急，一日数电，催促前进，冯均置之不理，并通电主和。段祺瑞接到主和电后，大为震惊。段的爪牙中，有人认为，小小的一个混成旅能有多大实力，可令后续的亲信部队把它包围歼灭，消除祸根；又有人说，冯旅士兵打起仗来称得起是以一当百，须要慎重考虑，不可等闲视之。段本人也认为冯是当代人才，收归己用，最为上策。因此就派了冯的旧长官陆建章专程由京前往武穴劝说。

冯见陆建章前来，考虑到若遵命起兵援闽，则内战一起，兵连祸结，实有悖通电主和的初衷；否则，又难却旧长官的情面。有一天，冯带同随从弁士数人骑马外出，正在放辔驰骋之际，冯忽然从马上摔下来，随从弁士们一见大惊，急忙下马向前问询，只见冯抚足呼痛，不能起立，及将军医找来看视，冯仍呼痛不止，因此一致认为冯是落马受伤，随即回营中休养。陆见此景象知冯非言词所能动，也就悄悄转回北方去了。正在这个问题不得解决的时候，坐镇武汉的四省经略使曹锟忽而出面缓颊，电请令段饬冯旅开驻湖南常德，并保荐冯为湘西镇守使，因此南征援闽之举也就云消雾散了。

布鞋向缎鞋敬礼

1920年春，有一天我同冯走出旅部大门到街上散步，转回来的时候，刚要走进旅部大门，他老远就向守卫在大门口的士兵立正，举手敬礼，并且站定不动，两眼注视着守卫士兵的两只脚。就在他立正敬礼之前，这位士兵看到长官回来，早已举起了步枪，严肃而又恭敬地向长官敬礼（旧制军礼，士兵向长官行举枪礼的时候，长官还礼，在手未放下、人未走开时，枪是不能放下来的）。长官既站定不动，手不放下，士兵也就只得保持着举枪敬礼、注目而视的姿态，不能松懈下来。在这种情况下，这位守卫的士兵大感不安，惊慌失措，当时我在旁看着这种情况也莫名其妙。紧接着，听冯先生对这位士兵说：“请你把枪放下来吧，我不是给你敬礼，而是我穿的这双布鞋给你穿的那双缎鞋敬礼。”我向那位弟兄脚下一看，原来他穿的是一双很亮堂的缎鞋，这才了解了这一幕戏的原因。接着，冯对该士兵讲了些不要忘本、不要学奢侈等勉励的话。这件事传遍全军，对于全体士兵起了很深刻的教育作用。

派兵“保卫”日本人的商店

湖南常德是内地通商口岸之一，日本商人在该城内设有一些商店，其中一家百货商店表面上是卖日用百货，实际上却是卖海洛因、吗啡等毒害我国人民的毒品的处所。冯到常德了解到此种情况后，认为自己身为地方军事长官，负有将其取缔的义务，但此事若直接出面干涉，又恐惹起外交上的问题，因此想了一个最妥善的办法，那就是以保护外侨为名，派了两个战士背枪站在日侨商店门口守卫。这么一来，当地的那些瘾君子就再也不敢登门购买毒品了。过了不多日子，该日侨因为没有顾客上门，生活无法维持，也就只得关门大吉，悄悄回国去了。

西北军见闻

石仁麟

我于1926年在冯玉祥将军戎幕充国民军联军总参谋处秘书，曾负责保管来往机密文稿。并曾参加全军军以上参谋长会议，担任记录，又奉命主编《冯总司令训令文稿汇编》，将冯对部下的重要指示选集数百篇订成巨帙，印发全军以资参阅。后来又随冯至南京，先后在编遣委员会和军政部工作，对于冯在北伐一段时期的事迹颇多耳闻目击。兹就记忆所及，作一简要回顾。

草亭密语 驱曹倒吴

冯玉祥原籍安徽巢县，生长在河北保定，家世清寒，出身行伍，历任北洋和国民党政府军政要职，为北洋军阀中的杰出人物；从他所策动的滦州起义，廊坊起义，驱曹倒吴，驱逐溥仪出宫，张垣政变，手掴曹锟宠幸的李彦青，怒斥蒋介石亲信刘纪文等一系列事件来看，可以说明他在反帝反封建方面都曾作出贡献。但有些人对他不无微词，千秋功罪历史自有定评，本文只据事直书。

当第一次直奉战争后，直系凭战胜声威，曹锟驻节保定，吴佩孚坐镇洛阳，互为声援，并借“猪仔议员”贿选曹锟登上总统宝座。吴佩孚任直、鲁、豫三省巡阅使，权倾内外，野心勃勃，战争烽火弥漫全国。先是冯玉祥充河南督军，在第一次直奉战争，长辛店一役率部策应，出力甚多。战后吴之亲信张福来继任豫督，冯则充任陆军检阅使，有职无权，与吴貌合神离。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开始前夕，冯的盟兄孙岳由大名镇守使调来拱卫北京，在检阅使署一座草亭之内密商主和之策。既有成约，复联合陕西陆军第一师师长胡景翼暗中布置，伺机而动。

那时冯部被调赴喜峰口一带与奉军作战，冯仅遣少数斥候队轻装前行，每到一地即以电报报告其行踪，取信曹、吴，并借口修路，把炮火兵力潜伏在沿公路两旁的城镇，不露声色，待吴佩孚嫡系部队第三师开赴山海关前线之后，立即班师回京，由孙部策应入城，包围总统府。胡部得讯亦由前线反戈，会师一处，驱曹倒吴，宣告主和，拥段祺瑞为临时执政，迎孙中山先生北上共商国是，成立国民联军总部。冯被推为联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任第二军军长兼河南军务善后督办，孙岳任第三军军长兼河南省长，在孙未到任以前由何遂代理；以张之江为察哈尔都统，李鸣钟为绥远都统，宋哲元为热河都统，刘郁芬代甘肃督办，鹿钟麟任北京卫戍总司令。冯入京安民布告中首述，“兵凶战危古人所戒，国家至不得已而用兵，必求有益于国有益于民，断未有不顾国家之安危不恤人民之涂炭，好战喜斗如今日者，殊不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云云，仅此寥寥数语，却已道出当地人民苦于内战的心情与他们主张和平的动机。自此之后，冯与国民党拉上关系，后来配合北伐军五原誓师，解西安之围，出兵潼关，与国民革命军会师郑、汴，直捣幽燕。“草亭密语”实为其历史转折点。因此冯玉祥对此具有纪念意义的日子非常重视。1927年驻节开封时曾为纪念此日大征诗文。我曾为秦德纯参谋长代拟七律三首，其中一首诗云：“草亭数语两心明，结合纯然出至诚。从此中原风气变，大河南北起欢声。”盖已道出此一事实的重要意义矣。

整饬内部 严格军纪

冯玉祥对于参谋长的选用非常严格，除非与他一起行伍，才识兼优堪膺斯选者，不讲究学历外，否则非国内外陆军大学出身者不用。所以他的历届参谋长都属于这两种类型。如蒋鸿遇、石敬亭属于老行伍出身类型，刘骥、熊斌、邱山宁、王乃模、曹浩森、秦德纯等都属于陆大出身类型。

冯部久戍西北，人才较缺乏。冯玉祥对于外来投效的知识分子，十分器重，提拔很快。如薛笃弼、薛笃烈、邓哲熙、邓崇熙、郭春涛、何其巩、黄少谷、唐悦良、邓翠英、邓飞黄、戈定远、简又文、凌勉之、孟宪章、王开化、李世军、郑方珩、雷嗣尚、周鸣湘等，后来在政治舞台上都是活跃人物。

冯军总司令部设总参谋长、副总参谋长、总参赞、左右参赞、参赞、总参议、参议、顾问、秘书长、副秘书长、高级秘书、参谋、秘书、副官、军务、军需、军医、军法、民政、机要及抚恤、外事、电政等处。总参谋长初为刘骥，副总参谋长为曹浩森，后刘调任第三十军军长，曹升为总参谋长，以二十三军军长秦德纯调任副总参谋长。后曹调本军训练总监，以第五方面军总指挥石敬亭调任总参谋长。后石又调任山东省政府代主席，秦德纯升充总参谋长，吴锡祺升代副总参谋长，后又易张联升。总参赞蒋鸿遇，左参赞林立，右参赞周煜坤，总参议熊斌，其余参赞、参议甚多，不能一一列举。参谋处长由吴锡褀兼，副处长虞典书兼军务处，秘书长初为何其巩，后易黄少谷，副秘书长戈定远，副官处处长许骧云，后许调铁路运输司令，以胡长海继，后胡又另调，以张自忠继，仍兼第二集团军军官学校校长；军需处长初为贾玉璋，后为傅正舜；军医处长谢文龙，副处长胡兰生兼后方总医院院长，军法处长徐维烈，民政处长任佑民，机要处长邓翠英，外事处长唐悦良，电政处长郑方珩，抚恤处长武景唐。此外还有总政部，由郭春涛任主任，下设秘书、组织、宣传三处，秘书处长李世军，组织处长简又文，宣传处长孟宪章。

冯部官佐分为三等十二级，一等比将官，二等比校官，三等比尉官。一等一级只冯玉祥一人，其余方面军总指挥、总参谋长、副参谋长和一些资深军长，均为一等二级，部分军长和师长为一等三级，旅长为一等四级；团长为二等一级，营长为二等四级，连长为三等一级，排长为三等二级。总部处长、副处长、科长比照师长、旅长、团长等级铨叙。将官用红缎胸章缀以黑星，校官用黄缎胸章缀以黑星，尉官用蓝缎胸章缀以黑星。但旅以上副主官如副旅长、副师长、副军长、副总指挥之类，则用红缎胸章缀以白星，使人一目了然。

冯部服装官兵一致，冬夏均是灰色，并绑裹腿，军服上身用窄袖，下身军裤均用中国式，便于前后掉换来穿，可以耐磨一些。冬日帽子多用棉帽，后面双层可以放下来护耳护脸，北地苦寒，此种式样正合实用。夏日戴大草帽，附以蓝油布帽罩，既可蔽日又可遮雨，同时蓝色是保护色，行军作战两得其宜。

冯部在北伐时期因西北各省地瘠民贫，维持这一庞大军队食、穿、用三项，已感财力不胜，更谈不上按月发饷，官兵一律每月只发给菜金、服装、鞋袜。菜金每日每人三角，按旬具领，所省下来的钱发给本人，作为零用，其他一些则用于军医疗治，病号饮食公家有照顾。遇有特别用途可打借条，由直属长官批准报销。校官以下不准携眷，带眷者每周有一两天外宿假。所有眷属用的粮煤得比照本人标准向军需处请领。眷属一般以父母妻子为限，如有老年父母随营奉养，冯玉祥还不时赠与皮袄和肉米，以示优待。遇有重大节日或作战胜利，冯玉祥常给予官兵以现金或实物犒赏。所以大家还不觉得没有薪饷的困难。一直到北伐胜利之后，才按等级发给维持费。冯玉祥对于参谋、军需人员似较重视，常给以肥缺调剂。如刘骥曾充陇海铁路督办，王乃模、杨慕时曾充京汉铁路局局长，龚柏龄曾充京奉铁路局局长，陈琢如曾充津浦铁路局局长，舒双全曾充崇文门税关监督等。但时间都不很长，大家轮流来干，总使多一些收入，生活能过得去，安心为他效力而已。

冯部官兵除佩符号、胸章、识别带之外，军服内外还缀有标语式的印好的小布条，如“打倒帝国主义，瞄不准不放”，“不到二百米达以内不放，随便放枪就是懒虫就是反革命”，无论官兵在换洗军服时，必须将标语拆下缀上。冯玉祥时常于检查内务或召见部队长时亲自检查，如未佩戴，即受申斥。

冯部行军非常迅速机密。冯玉祥在北伐时期驻节郑州、新乡时，经常命车站方面掌握四辆火车头，朝东西南北向升火待用，一声令下，挂好就走。究竟冯何时要走，目的地在何处，他人很难捉摸。一看见他的手枪旅开始拆帐篷，就是要走的迹象。这时没办的事赶快办好，要吃的饭赶快吃饱。有时甚至事未办完，饭未吃好，车已开动，其迅速有如此。

在每次战役开始时，冯玉祥经常废寝忘食地批阅电报，研究敌情。时常用电话指挥作战，有时部队已动，命令才下，只是补办手续而已。他的部队经常要作好战斗准备，听候调遣。军令森严，作战非常勇敢，所以能打硬仗。从刘镇华部军长梅发魁在豫东作战不力，即被当场枪决，可见一斑。

冯玉祥有时从谏如流，和蔼可亲，有时声色俱厉，拒人千里。在开封，总部有一位二等一级参谋何成璞系日本陆大毕业，与曹浩森有同学之谊。由曹介绍来参谋处工作，并在禹王台参谋训练班任教官。他时常上条陈，深得冯的嘉纳，将他提升为一等四级高参，他很感激冯的知遇之恩。不料有一次他上条陈，提出凡涉及军法案件，应组织军法会审，然后执行，为冯所不能接受，说他信口雌黄，不负责任，授意叫他告退，何不得不走。因受此刺激，再东渡扶桑，后来回国在陆大任教，颇负声誉。冯看到不惬己意的文电，有时有很奇怪的批语，如“放屁”“放狗屁”“脱裤子放屁”等一类骂语。有一次对蒋介石的亲信、所谓党国元老吴稚晖因话不投机，竟用诸葛亮骂王朗的语调，骂他：“苍髯匹夫，皓首老贼……死有何面目见总理于地下！”骂得淋漓尽致，不留余地。

冯蒋关系 由合而分

当国民党宁汉分裂之时，冯玉祥初用两面手法，派刘骥为驻武汉代表，又派熊斌为驻南京代表。尽管宁汉两方都委他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他均不就职，仍以国民军联军总司令自居。后因蒋介石下野，南京军事方面群龙无首，指挥不统一，致为孙传芳部所隶而有龙潭战役的发生，南京岌岌不保。后来靠海军之助虽把孙军击退，但仍与何应钦部相持于明光、固镇之间，尚有威胁首都的可能。同时张宗昌、褚玉璞所部直鲁联军曾向陇海线猛攻，前锋逼近开封，给冯很大压力。冯感到有迎蒋返国主持北伐的必要，除分电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痛陈迎蒋复职之必要外，并派张之江、马福祥东渡日本迎蒋回国。彼时蒋正拟与宋美龄结婚，利用宋家的政治影响以图东山再起，得此机会正中下怀，乃即返国。当蒋宋举行婚礼之时，冯遣其夫人李德全前往参加，由秘书长何其巩随往。以此何其巩后来乃得到蒋的垂青，当上北平市首任市长。

自蒋介石东山再起之后，为着整饬军纪继续北伐，枪毙了作战不力的赖世璜、王天培两个将领，把前锋推进至徐州。冯玉祥也就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之职。同时将盘踞在陇海线东段的直鲁联军打垮，并与何应钦所部在徐州会师。蒋、冯两人先前原未谋面，这次蒋乘专车自徐州东来，冯乘专车从兰封（今兰考）往接，两车在野鸡岗相遇才获会晤；并同车回到开封，结拜金兰。当他俩在河南省府礼堂拍照时，冯让蒋居左，说蒋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让冯居左，说冯年长为兄。两人互让不休，后经王铁老转圈拍两张照片，两人互换居左，以表示既讲公谊又讲私情，两人均表同意。自此之后蒋给冯来电就称“焕章大哥”（焕章乃冯别号），冯给蒋去电则称“介石我弟”，在表面上煞是亲热。

在此次会谈中，蒋、冯决定了北伐大计。由四个集团军共同出兵分进合围，直捣平津。蒋部第一集团军沿津浦铁路线北进，冯部第二集团军向鲁西先取济宁，再攻济南，然后与第一集团军会师北进，将主攻兵力放在津浦线上。平汉线由第四集团军李宗仁部负责。第三集团军阎锡山部以一部兵力守住娘子关，并以主力从平绥路大同出击，以攻敌军侧背，预定在1927年秋季攻下平津。当时还约好冯先驻新乡，以欺骗奉军，牵掣其兵力，俟蒋回归南京与阎、李两方商妥部署完毕，再以电报通知。冯即移驻兰封开始进攻。

冯、阎两人说来也是换帖兄弟，从冯给阎去电每称“百川仁仲”可以知之。不过他俩因利害冲突而貌合神离。当冯坐镇新乡时，其先锋部队在磁县、邯郸一带集结故作欲动之势，果然张作霖所部奉军被迷惑，误认为将来如果革命军开始进攻，其主力可能放在平汉，这方面必有一场鏖战，当即将其精锐王牌部队三、四方面联合军团张学良、韩麟春所部配置在平汉线上。且乘我军未动之前先发制人，先将阎锡山部队打垮。乃围攻琢州，把阎部主力傅作义部队围困城内月有余日，一面分兵猛攻娘子关，使阎部首尾不能相顾。阎感到力不能支，乃派其参谋长朱绶光来新乡向冯请兵救援。冯以无兵可调为辞，仅允派骑兵郑大章所部在阎部侧翼活动，虚张声势，减轻阎军压力，以顾全阎的面子。其实当时冯并不是无兵可调，乃以冯在南口退却之时，阎曾乘人之危命商震将冯部改编不少，不免有介于怀，故不愿在此时期，代人火中取栗。

当蒋、冯在开封商定北伐军事大计之后，蒋回南京部署一切。冯到新乡牵制奉军。迨各方准备完成，李、白率部沿平汉线北进，冯撤出此线移驻兰封，彼时指定第一兵团刘峙部在津浦线大汶口出击猛攻张宗昌、褚玉璞所部直鲁联军。第四兵团贺耀组部挡住徐州、扬山、黄口一线，确保津浦、陇海两路要冲，相机出击。冯部第一方面军孙良诚从豫东出发，由鲁西菏泽一带向孙传芳所部五省联军进攻，以马鸿逵军为策应。方振武部向全乡鱼台出击，与孙良诚部合力围歼孙传芳部五省联军。兵力部署既定，一声令下，各路奋勇前进。全线战事非常吃紧。不料孙传芳部以贺耀组部第三十三军张克瑶部驻守黄口战斗力非常薄弱，认为有机可乘，如果把黄口占领，可以切断蒋、冯两大军联络，并可直奔徐州，截断刘峙所部后路，使全部趋于崩溃。因此仅留少数兵力守卫济宁，以主力出击攻下黄口车站。贺耀组抵挡不住，急向蒋介石求援，蒋急电冯玉祥抽调一部往援。冯立即派在兰封候命的石友三军星夜驰援。当孙传芳部击溃张克瑶军占领黄口车站正在扬扬得意时，石友三部业已赶到，乘其立脚未稳，拦腰侧击，打得落花流水，节节败退。中途又被方振武、马鸿逵两部截击，伤亡惨重，溃不成军，甚至连孙传芳的苏浙闽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大印也被马鸿逵部俘获。当孙传芳部倾巢出击时，济宁已被孙良诚部乘虚攻占，这时已回不得。同时张宗昌、褚玉璞又怪孙传芳不该离开济宁，贸然出击，以致失去犄角之势，影响全盘战局，造成此次惨败。孙传芳感于内外对彼不利，知大势已去，只好把残部交给李宝章、王金珏等统率，自己溜走。褚玉璞为着挽回危局，曾亲到兖州、泰安一带督战。但士气不振，节节败退。蒋介石急电冯玉祥即日前往济南指挥作战。冯在得电后由兰封回到开封稍事摒挡后，即启程赴鲁。在途中得到报告知，孙良诚部已攻占济南车站，贺耀组部已进入济南城内，方振武部已占领济南辛庄。彼时南京方面组织有战地服务团，以蒋作宾为团长，战地参谋团以张之江为团长，均已开到前线。

当我军节节进展之时，日本驻济南的××师团害怕革命军势力扩张，影响日本帝国主义在济南既得的利益，正在蠢蠢欲动之时，恰好我政工人员在城门口张贴标语和漫画，日本兵往下撕，我军予以制止，日军乃以护侨为名采取行动，并向战地服务团外交处处长兼山东交涉员蔡公时交涉，一言不合竟将蔡杀害，同时炮轰我军阵地，贺耀组部乃退出城外。蒋介石闻讯亲到离济南20公里的党家庄车站时，冯的专车行至泰安，闻前方有变，原拟折回开封，乃以蒋介石来电话坚邀冯到党家庄商议，遂继续前进。蒋、冯两人在党家庄车站站长室密商对策，决定以孙良诚为山东省政府主席。在孙率部作战未到任以前，调冯部总参谋长石敬亭代理，暂移省会于泰安。冯则移驻河南道口，所部由大名绕过济南，直取德州，进攻平津。并派何成浚为军使，进入济南，与日军师团长交涉，叫他们停止射击，遵循外交途径，由两国政府协商解决。

冯军移驻道口没过多久，就听到张作霖乘专车退回沈阳时，在皇姑屯车站被日本人谋害，遇炸身亡。冯玉祥乍听这个消息还不大相信，后经其驻津秘密代表丁春膏来电证实，真相始明，乃即移驻新乡，听候中央命令。

当北伐军事节节推进之际，冯部孙良诚、韩复榘两方面军都在最前线。蒋介石为使冯玉祥更加卖力，一鼓攻克平津，曾许下大愿，说鹿钟麟是河北定县人，过去曾当过北京卫戍总司令，韩复榘是河北霸县人，为着驾轻就熟和实现冀人治冀计，如攻下平津，即以鹿钟麟充任平津卫戍总司令，韩复榘充任河北省政府主席。冯玉祥对此非常高兴，驱军疾进。迨韩复榘部到达南苑之时，蒋即派何成浚秘密北上，暗中活动，利用冯玉祥过去在驱曹倒吴和驱逐溥仪出宫时，曾向北京各大户摊派捐款，触犯了富豪利益。他们听说冯要重来，无不戒惧，由北平绅商出面，公推王士珍为首组织治安维持会，欢迎阎而反对冯。蒋即以民意所在为由，以阎锡山任平津卫戍总司令，商震任河北省政府主席，仅以冯的秘书长何其巩任北平市市长，自食前言。按北伐收复平津战役，冯部出力最多，阎部出力较少，而论功行赏，适得其反，使冯对蒋大大不满。于是乃称病请假，赴辉县百泉疗养。

那时蒋约定四位总司令在北平会面，蒋、阎、李三位已到，冯则迟迟不行。南京方面已知此中原委，敦嘱张之江、马福祥一再去电促驾，冯才勉强成行。初起程时以泰山号铁甲车压道，过了保定，冯的专车先行，反叫铁甲车殿后。本列车原挂有花车一辆供冯乘坐，但冯将花车分配给参谋处乘用，自己坐在由巩县兵工厂加装钢板的铁篷车上，车至丰台时，冯令转向西直门车站驶去。因此集中在北平西车站迎冯的人们闻讯较迟，都扑了空。至冯的专车到西直门车站停车以后，欢迎人员才蜂拥而至。他们为冯玉祥选定颐和园为行辕，冯不去，令随行官兵仍留住专车之上，本人率一些卫队和随从人员到西山白云寺孙中山灵前伴灵。他的行动神出鬼没，与众不同，令人捉摸不定。阎锡山时任平津卫戍总司令，阎部张荫梧任北平警备司令，晚间城禁森严。虽然冯的专车停在西直门车站，但入晚10时城门紧闭，停止出入，非有上级命令不得开城。可见彼此勾心斗角，尔虞我诈。

冯玉祥到北平的当天晚上，蒋介石以四位集团军总司令均已到齐，即举行一盛大欢迎大宴会，尽情欢叙。冯即席大发议论，大意说，“北伐用了这样长的时间，动员这样大的力量，现平津虽告克复，而东北问题尚未解决，军国大计急待筹商，国人所寄望于我们者至为殷切，岂仅为此谋耶”。蒋为之动容，并提议四个总司令和其他重要人员，翌日在汤山开会磋商一切。决议东北问题改用和平解决，目前先以裁军入手，与民休养生息。约定在一个月以后，各总司令集会南京，会商编遣大计。但决议尽管决议，沿平汉、平津两铁路干线各站仍有不少部队在大招新兵，培养个人势力。冯玉祥对此深表愤慨，命参谋秘书两处在平、津、保、石各地报纸中收集此类招兵消息的材料，加以整理，以便在将来编遣会议时提出纠正。

冯玉祥在到平之日，即面饬参谋秘书副官各处着手筹备在南口旧战场开一大规模的追悼会，以追悼在此战役阵亡的将士。经过积极筹备，该会果即开成。是日，蒋介石、李宗仁和海军总司令杨树庄代表陈绍宽等均亲临参加。冯玉祥以阵亡将士的孝男身份，向各位长官来宾道谢，并作沉痛的追述和演讲。不少当年曾经参加此一战役生还的官兵，感动至泣下。

冯玉祥到平停留不及十天，即回开封，且不作去南京的准备，而以轻装简从，跑到西安去巡视。蒋介石知道他在华北军政要职人事安排上曾厚阎而薄冯，引起冯的不满。而冯部兵员人数最多，实力雄厚，裁兵问题如得不到冯的合作，很难收到良好的效果，必须挟冯以自重，如冯来则阎不敢不来，李更不成问题。乃以军政部部长一席为饵，让冯的挚友马福祥、驻京代表张之江，送电促贺，冯始成行。迨冯到南京之后，蒋即分电阎、李促其来京。他们虽各怀私意，但均不敢不来。阎原定由铁道乘车南下，开封方面闻讯已筹备欢迎。而阎鉴于徐树铮过去覆辙，忽临时变卦，从天津乘外国轮船到上海，转京沪路到南京。从这里可以看出冯、阎之间的内在矛盾。

蒋介石鉴于冯玉祥充任了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部长，恐冷淡了阎锡山，乃决定将冯系薛笃弼所担任的内政部部长一席让给阎锡山接充。另设一卫生部以安置薛笃弼，使冯、阎两方均感满意。

冯玉祥即就军政部部长之职。军政部规模甚大，设陆军、海军、航空、兵工、军需五署和总务所。部内组成人员除海军署署长由陈绍宽充任自行组织外，余采取中央与冯部各半为原则，掺杂少数他系人员。政务次长张群兼兵工署署长（蒋系）、常务次长鹿钟麟（冯系），总务所所长虞典书（冯系）、主任参事马晓军（桂系），陆军署署长曹浩森（冯系）、副署长项雄霄（蒋系），航空署署长熊斌（冯系）、副署长张静愚（蒋系），兵工署副署长徐廷瑷（冯系），军需署署长俞飞鹏（蒋系）、副署长贾玉璋（冯系）。后来张群调充上海市市长，所遗的政务次长兼兵工署署长一职由陈仪（蒋系）接充。

冯玉祥对于调京供职人员选择甚严，并且采取降一级任用为标准，非有正式学历和能力较强者，鲜能当选，因此使行伍出身者感到不平。韩复榘曾电冯大发牢骚，自请解甲归田，将兵权交与石友三（韩、石私交甚厚，石在西北军中资格与韩相埒。因在南口退却之时，石曾受商震改编，冯对石不满，不肯再重用石，当石敬亭调总参谋长之时，遗下第五方面军总指挥，韩曾力保石友三，冯未准，径委了张维玺）。冯得韩电后极为不安，乃向中央建议将河南省政府改组（原由冯担任主席，在冯公出期间由民政厅厅长邓哲熙代理），调韩复榘为河南省政府主席并将其兵权卸去，当经行政院会议通过。冯玉祥并亲书一长函用珂罗版复印多份，向校官以上官佐，每人送给一份，以示慰问，而安众心。后来由于蒋介石的收买，韩、石联合叛冯，在此时已露端倪。

蒋介石在冯玉祥未到南京之前，只恐他不来，用种种手腕要他来。既来之后，即联冯以对付阎、李，迨阎、李都到南京，又联阎、李以对付冯玉祥，在编遣会议上对冯施加压力。

国军编遣委员会由蒋介石任委员长，中央党部代表吴敬恒，国府代表谭延闿，行政院代表宋子文和各将领杨树庄、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李济深、何应钦、朱培德等为常务委员，下设总务、编组、遣置、经理四部。总务部主任李济深、副主任葛敬恩，编组部主任李宗仁、副主任张华辅，遣置部主任冯玉祥、副主任刘骥，经理部主任阎锡山、副主任朱绶光。当时蒋提出全国共编50个师的指标，交大家讨论。冯对于编遣标准首先提出这样意见，那就是：“强壮者编，老弱者遣，有枪者编，无枪者遣，训练优者编，训练差者遣，战绩优者编，战绩差者遣。”并主张各集团军部队混合来编，不必拘泥哪一区域，编遣后军权归中央统一掌握，各集团军总司令均到中央供职，加强中央领导，以改变以往割据的局面。但蒋、阎、李认为各集团军取消之后，所有部队均应归军政部直接节制，冯是军政部部长，那么冯的权力太大；而且他的野心不小，又很有一套权术；善于带兵将，很容易把别人部队拉了过去。蒋、阎、李各怀鬼胎，抓住兵权不放。因而在会议场中形成两种意见。一种主张不分畛域，但照军队素质、训练程度、战绩表现为取舍标准，混合来编。一种主张我国幅员辽阔，南北语言、生活习惯和信仰有所不同，不便强为合编。双方各执一理，无法取得一致。

冯后来又提出一个方案，即第一、第二两个集团军原来兵员较多，各编12个师，第三、第四两个集团军各编8个师，其不属各集团军的各省杂牌军队共编10个师，以符合全国50个师的指标。同时冯自以为他和蒋拉得很紧，以蒋冯的联合兵力可以控制一切，必能得到蒋的支持。其实这是冯的天真想法，他就没有想到蒋对他早有戒心，绝不愿冯的力量能和他分庭抗礼。倒是阎锡山看穿这一着，提出另一个方案，那就是第一、二、三、四集团军各编11个师，另设一个中央编遣区，也编11个师。所设中央编遣区也归蒋掌握。这个方案表面上是抬蒋压冯，拆散蒋冯合作关系，而实际上也便宜了阎自己，同时又讨好了李宗仁，很快就得到蒋介石、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等同意，并顺利通过。

按当时冯部共有9个方面军，第一方面军孙良诚，第二方面军孙连仲，第三方面军韩复榘，第四方面军宋哲元，第五方面军张维玺，第六方面军刘郁芬，第七方面军方振武，第八方面刘镇华，第九方面军鹿钟麟。每一方面军辖三个军，每一军辖三个师。此外还有不辖于各方面军的直属军、师、特种兵师和民团军等。兵员实数不下四五十万人，就按12个师改编所裁已多，若再改为11个师，要裁的数目更多。而中央和第一编遣区归蒋掌握的就现有部队还不足编22师，阎、李两部也是如此，无怪他们在平津克复之后还大招新兵增加自己的实力。冯至此已知为他们所抵制，孤掌难鸣，因而托病不再出席。一面急电后方，速将编余部队改编为各种警察和保安团队，以保存实力。蒋看冯态度暖昧，称病不出，虑有异志，借口北方局势未稳，让阎先返北平坐镇。这使冯更为恼火，乘蒋因事赴沪之际，留书向谭延闿院长请假，回转开封。编遣会议遂陷于停顿状态。

编遣不成，内战遂起，首由桂系发难。先从罢免非本己系统的湖南主席鲁涤平入手，企图把湖南、湖北与广西连成一片，进可以战，退可以守。桂系曾派代表温乔生与冯联络共同倒蒋，已承允诺，并由陶钧、胡宗铎在武汉开始行动。蒋闻讯急亲率精锐部队由海军第二舰队掩护，溯江西上，直取武汉。并令鲁涤平所部从湖南、江西一路出击，切断陶、胡两部与广西方面的联络。同时派贺耀组为代表，面请冯玉祥出兵相助，事后当以武汉相谢。冯采取两面手法，派韩复榘率强大兵力进驻信阳，挡住武胜关口，按兵不动，坐观鹬蚌争持，待收渔翁之利。陶、胡因蒋军节节进逼，感于势孤力弱，无法负隅，又兼李明瑞倒戈，使桂系倒蒋运动很快就告失败。西征胜利结束之后，冯欲在武汉方面分得一脔，蒋认为冯之出兵并无助己诚意，因而未与，仅允在山东日本问题获得解决后，将青岛交冯。冯只好耐心等待。

蒋乘战胜桂系声威，认为无人再敢与他抗衡，重弹编遣旧调，因有编遣实施会议的召集。当时曾派出许多点验组分赴各部队实地点验，以为裁编标准。先是冯回西北之后，军政部长等于虚悬，此时改由鹿钟麟升任。至冯原兼的编遣会遣置部主任一职，此时也由李鸣钟接充。贺国光继刘骥为遣置部副主任。周亚卫继张华铺、葛敬恩身兼编组、总务两部副主任，使编遣会内部人事先获健全，便于推动工作。

日军自五三惨案强占济南、青岛、辽东一带之后，鉴于平津克复，蒋介石政权日趋巩固，此问题不便长拖不决，已有归还之意。只以蒋虑青岛收回之后，势不能不交给冯玉祥，这样使冯得一海口，可以向国外输入军火，不啻为虎添翼。因此蒋宁可将青岛收回问题暂搁一边不谈。此刻迫于当地民众要求、全国舆论压力，和国际声誉关系，势难迁延不决。乃捏造口实说日人批评冯部军纪不好，不让孙良诚出兵接收青岛，而任命葛敬恩为青岛市市长，派宪兵司令吴思豫率宪兵队前往接收。冯玉祥怒不可遏，乃命孙良诚自山东撤兵，并令韩复榘、石友三等部均退入陕西，据守关内，准备与蒋决裂。但韩、石原对冯不满，同时又贪恋中原财富，不愿再到陕、甘贫瘠之区受苦，因而受蒋收买，在撤退途中叛变，与冯分道扬镳。后来冯、阎、李与汪精卫等合作，在北平召开国民扩大会议，联合反蒋，引起中原大战，这是后话。

西北军十年

李九思 刁则纯 记录 整理

1920年7月，冯玉祥派人到郑州招兵，说是成立随营学校，招学兵。有个荆迪凤（音），也是郑州人，在冯部十六混成旅当排长。我找荆迪凤说：“我去。”并到关帝庙求得上上签。签上说：“公侯将相本无种，虽暂困，终必泰。”我始终相信它，决心跟荆迪凤上十六混成旅。同时去的共37人，都是学生。到了湖北谌家矶检查身体，有七人未过关。我被编在十六混成旅的补充团第一营第四连。

当时，十六混成旅有四个团：一团团长李鸣钟，二团团长张之江，三团团长张树声，炮团团长鹿钟麟，补充团长张维玺，旅参谋长刘郁芬，参谋刘骥。

冯玉祥曾对士兵讲话说：“你别看我现在当了旅长，我也当过伙夫，当过兵。你们好好干，保国卫民，才能当官。不吃苦中苦，难得人上人。”他常问我们：“你们的父母是什么人？”大家回答：“是老百姓。”“你们的亲戚朋友是什么人？”答：“是老百姓。”“你们脱了军装不干了是什么人？”答：“是老百姓。”冯又说：“钱跟你爹放在一块，你们不能见了钱就不要爹了。”他常讲孝悌忠信、礼义廉耻。

当时操练很严格，早晨3点钟起来，冬天穿短袄单衣，非跑到出汗不可，长距离跑步，最艰苦了。天冷打雪战，弄得浑身是雪。河水结冰了，赤身到河上，用脚蹬开冰块，下去洗澡，真是刺骨的冷，连长张自忠带着大家苦练。

每天早上操练两个钟头，下午练各种体操、木马、独木桥、跳高、跳远等。学军事知识，不识字的，认《六百字课》。一天不认三个字，不能吃饭。士兵臂上佩一个白布臂章，上写：“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

旅部原有一个模范连，连长是冯治安。11月，又把我们这个连调到旅部，成为模范第二连，还是张自忠当连长。这样，时常跟着冯玉祥，冯不断对我们讲话。

第三团团长张树声请假不干了，便由补充团张维玺调充。补充团长为刘郁芬，参谋长由刘骥充任。

1920年11月间，十六旅调到信阳，与毅军鲍德全、河南归德府镇守使闹矛盾。吴佩孚支持鲍，要打十六旅。冯把鲍打败了，把鲍1000多人的枪缴了过来。吴佩孚下令给冯：枪要交回去，少一颗螺丝也不行。冯没办法，只得忍气吞声、完完整整地退给他。

在信阳这一阶段，训练特别严格，特别紧张，吃穿更困难。

1921年，吴佩孚命令十六旅去陕西打督军陈树藩。陈有几个旅的人，吴叫冯一个旅去，想借陈灭冯。冯部到郑州后，两个模范连列队迎接吴佩孚。吴对我们很客气，拍拍我们的肩膀，笑笑。

冯部到了潼关后便不走了。冯玉祥、刘骥等曾在城楼上开会，我不知其内容。这时训练更紧，纪律极严。如一个姓杨的连长因调戏妇女，冯决定枪毙他。杨求饶，冯说不行，鹿钟麟、张之江都跪下求情，也不行，杨还是被枪毙了。

约在二三月间，冯部由潼关出发，过灞河，水齐腰，衣服尽湿，又冷。四个团在前面打陈树藩，两个模范连跟旅部在后面。前面张之江指挥，后面是冯本人指挥。我们只听见炮声枪声，不到半天，把陈树藩打跑了，冯带两个连上西安，那时陕西督军是阎相文。

这时冯玉祥的部队改编为十一师，冯是师长，旅长有李鸣钟、张之江等。

那时，陕西杂牌军很多，省长刘镇华有20多个营，胡景翼有4000至5000人，郭坚有l000多人。这些人都向督军阎相文要饷，阎没有办法，喝大烟自杀。阎死，吴佩孚叫冯玉祥当督军。

冯当督军后，两个模范连改为学兵营，张自忠为营长，冯治安升为第一团第一营营长。

这时，冯开始拉拢刘镇华和胡景翼。因郭坚拉拢不了，便想法子收拾他。冯请郭来吃饭，把冯部士兵的《精神书》200多本发给郭的部队，不断和郭见面，尽讲好话，说他不错。一天，冯请郭吃饭，以摔酒杯为号，让手枪队出来把郭抓起来，当场就拉出去枪毙了。冯对郭的部下说，愿干的留下，不愿干的回家。这样收编了一部分郭的部队。

1921年5月，吴佩孚叫冯把督军让给别人，上河南打赵倜。赵是河南督军，有四五十营部队。吴还是要借赵灭冯。

冯部上河南，刘镇华特别高兴。我们离开陕西时，刘部列队欢送我们。冯走后，陕西军政大权由刘独揽。

冯部由陕至豫，一路急行军。冯规定要严守纪律，一定要公买公卖，一草一木、一针一线都不准向老百姓借取。如有不守军纪的，要严办。一路上不准住民房，都搭帐篷露营。到潼关，休整一天，继续向洛阳前进。到郑州有火车，我们没有坐，步行到洛阳。部队由洛阳到郑州，驻在郑州附近，学兵营跟冯玉祥驻在洛阳。郑州附近还有靳云鹗的第八混成旅。冯带了一个手枪队到郑州和靳会面，赵倜知道了，准备晚上收拾冯玉祥，冯闻知后，星夜回到洛阳。到洛阳立即带领学兵营向郑州开拔。坐火车到汜水关，铁轨被扒去一条，修复半小时，继续前进。到了郑州，学兵营住在二里岗老百姓院子里。这时，在郑州以东20多里的地方，冯部与赵倜的部队接火了。赵倜人多，冯部打得很艰苦。一天夜里，冯命令学兵营向前方增援，在火线挖战壕，准备打。一夜无事。拂晓，有人来接防，学兵营回到二里岗休息。大约中午的时候，胡景翼和冯玉祥来到二里岗。靳部第八旅机关枪营长下命令说：现在我们向敌人攻击，正面由冯督军部队担任，右翼由胡景翼担任，左翼由八旅机关枪营担任。命令后，散开，前进，学兵也前进。张自忠不管一切，命令前进，谁不前进，枪毙。双方打得很激烈，我们没有什么进展；胡景翼的队伍上来了，他们枪支很少，见枪如命，六七千人上去空手夺枪，就这样把赵倜打垮了。冯把这些兵集合起来，整顿好，向开封前进。到开封，学兵营驻在演武厅，一面学习军事，一面学《精神书》。

三个月后，我到教导团学习，团长是石友三，教育长是张维藩。我被编在第一中队，中队长是高树勋。在教导团，一天操练两个钟头，其余时间学习军事：步兵操典、射击教范、初级战术等。六个月后毕业，我升为司务长，被编在河南第五团第二营第五连。团长门致中，营长吴清旺（音），连长李增志（音）。

当时官兵薪饷，每月只拿到五分之一，司务长5元，排长7元，连长71元，营长140元，团长280元，旅长400元，师长600元，特别费l000元。冯玉祥送钱给孙良诚，一送就是一两万现洋，所以孙感激冯。当时士兵借饷，规定交到我手里，叫“士兵存款”，这是西北军的老规矩。不叫士兵乱花钱，有钱一定要寄回家养父母；绝对做到“烟酒必戒，嫖赌必戒”。这是冯玉祥的规矩。我当司务长，从不喝人茶，抽人烟，兢兢业业，谨慎小心。

1922年一二月间，冯部开到北京，驻南苑、西苑一带。冯在河南时，成立了五个团，全是少喝没吃的老百姓。五个团长是佟麟阁、门致中、过之纲、葛景章（音）、韩复榘。五个团是冯自己搞的，没有饷，吴佩孚一看，冯几个月就增加了五个团，日子长了，更不得了，制服不了他。因此，把冯部调到北京。当时黎元洪当总统，曹锟为直鲁豫巡阅使，吴佩孚是副使，冯当陆军检阅使，无实权。冯把河南招来的五个团编成三个混成旅：第七旅旅长李鸣钟，第八旅旅长张之江，第二十五旅旅长宋哲元。

我当司务长，还管队伍。天冷，早上跑步，排长不去，我去。干了三个月，升为排长。先在机枪连，后调回二团二营五连。升了官，我更加拼命苦干，不敢出一点错。后来又把我调到学兵团辎重连当排长。石敬亭这时是十一师参谋长。

学兵团长由冯玉祥兼，团附张自忠。后来冯不兼团长，由参谋长石敬亭兼团长。学兵团的训练、学习，比普通团更紧张。排长以上还学英文，由美国留学生教。学军事，学各种技术，严格注意卫生。每星期先检查枪支，有一点脏就要挨打；再检查个人卫生，衣领、口、鼻、指甲都查；再就是查宿舍、厨房、厕所。营长戴白手套摸一摸，有点黑，司务长就要挨打。有一天，我当全团值星官，检查内务时，发现厕所有一个苍蝇，张自忠在全团军官们的面前叫我趴下，用洋镐把我打了五下，打得我几个月不能起来。我发誓一辈子也不跟张自忠。后来队伍要出发，我被送到第八混成旅医院。

1924年三四月间，冯部出发打张作霖。吴佩孚的计划是：分三路攻东三省。第一路总司令彭寿莘，第二路总司令王怀庆，第三路总司令冯玉祥。第一、二路攻山海关，第三路由古北口经赤峰攻东三省。吴佩孚的阴谋是：一、二路先打下东三省，冯到不了，回头一、二路打冯，消灭冯。冯玉祥看到吴佩孚要收拾他，就联合胡景翼、孙岳成立了国民军。胡、孙各有一万多人，冯是国民军第一军，胡是第二军，孙是第三军。吴佩孚催冯赶快出发，冯老是拖。吴下命令，冯没有办法，只好出发。一天走七八里，十天才走到古北口。我这时病未完全好，张自忠派人叫我上前方去。在前方住了两三天，忽然宣布回北京。一天一夜走了180里，天亮到了北京。老百姓说，天兵到了。学兵团住在旃檀寺，冯把曹锟赶下台，把溥仪赶出故宫，由鹿钟麟经手“逼宫”。溥仪、亲王、宫女等人出来时，什么都不准带走。

那时，学兵团和另外两个团在北京驻守。一、二、三军向天津、山海关进发，回过头来打吴佩孚，抄吴的后路。吴在天津，冯打天津，各国公使迫吴离开天津，吴只得坐两只兵舰，带七八百人，逃到湖北鸡公山（湖北督军肖耀南原是吴的部下）。吴走后，张作霖进关，与冯推段祺瑞为执政。

当时北京是冯玉祥的势力。鹿钟麟为北京卫戍司令兼一个师长。京兆尹（市长）是刘骥。青海、甘肃、察哈尔、热河、绥远、宁夏、陕西都归西北军。这时是冯玉祥兴旺发达的时期。

赶走曹锟后，胡景翼为河南督办，孙岳为河北督办。很快又把孙岳拿掉，提李景林为河北督办。山东督办郑士琦，后来是张宗昌取而代之。

段祺瑞派王揖唐当安徽督办兼省长，王有顾虑，要冯玉祥派部队保护他。冯派我带30名内卫队保护王督南下，冯亲自对我说：“你这次跟王督上安徽，有很大意义。他没有部队，你去，咱的部队向南方发展，你就是告示，好坏全在你。你几十个人就代表西北军，军纪要特别好，全国看着你。”这时冯是西北边防督办。

我当排长，带30个人的内卫队保护王揖唐南下。到蚌埠，王下车时，有五个混成旅长去接他。到督办公署后，王对我说：三天以内不见客，你这卫兵特别注意，不准闲人接近。三天以后，王接见了几个旅长，要看看这几个旅的部队。有一天阅兵讲话，王要他们守军纪，听命令。而后三个旅长向王要三个月的军饷，王发愁，没办法。一天，王到车站接陈树藩，乘机坐车跑到安庆，把我留在蚌埠。当我们决定走时，有一营军队要缴我们的枪。我们开会决定：宁死不交枪，并作好战斗准备。他们的旅长说，你把他们几十个人解决了，冯玉祥派十万大军来，你们谁能打得过。结果，他们不敢缴我们的枪，我们离开蚌埠到了安庆。

王揖唐曾是南北调和的代表。他在安庆的时间很少，时常以安福系首领身份到各省去活动、拉拢，以巩固段执政的地位。他到湖北找督办肖耀南，并去看吴佩孚。吴住鸡公山，王只带我一个人去。他不让吴知道我是西北军的。王说：“你们是死敌。”王、吴谈话时，叫我离开，不让我听。王还到江苏与卢永祥督办联系，到江西和方本仁督办联系，到芜湖与吴金标镇守使联系，为段执政做工作。

约在1925年4月间，王揖唐上北京，路过郑州时，胡景翼上车与王谈了话。到北京时，卫戍司令鹿钟麟、京兆尹刘骥都去迎接他，很隆重。在北京住了一星期，王上张家口见冯玉祥。冯带张之江、张自忠等团长以上军官都去欢迎。王冯谈话内容，我不清楚。听说是冯跟张作霖有矛盾，张占了天津，还要北京，说是快要打了。一打，南方要起来，吴佩孚要起来，四分五裂，段执政要完蛋。王督去见冯，大概是为这个。

王又上东北见张作霖，没有叫我跟他去。他去东北，主要是调和东北军与西北军的矛盾。两三天后，他回到北京。刘骥到郑家花园见王时，先到我的住处。刘对我说：“你要好好干，你这几十个人代表西北军，只要跟王督，升官不成问题。”不久王回安庆，以后再没有出去过。

6月间，王又上北京，仍然是去调和冯、张的矛盾，没有成功。王给我电报，说他不回安庆了，辞职了，叫我留在安庆。我打电报给冯玉祥，要求归队。冯复电，叫我率队北归。回到张家口，冯又叫我把家眷接去，住在督办署，和李德全住在一起，后来感到不方便，便在外面找房子住下。

一天，冯对我说，在衙门待了七八个月，吃苦耐劳的作风恐怕丢了，派你几十个人到附近的土山上掏井，一定要掏出水来。挖了一个多月，快有泉了。冯派我到交通兵团当上尉副官。

1925年冬，西北军和东北军打起来了，就在北京与天津之间。第一师第二旅被奉军打垮了，程希贤升任旅长，收容溃退官兵。程派我当旅部手枪队长兼五团二营营附。每天激战，旅长上前线，我始终不离。一天，在廊坊车站，徐树铮的专车经过这里，西北军把徐拉下来就地枪毙。是冯玉祥为陆建章报仇，陆是被徐害死的。

廊坊一带，每天激战，伤亡也很大。冯玉祥本想速战速决，三天把李景林打垮。谁知李很能打，我们打了个把月，一点没有进展。冯下令“总退却”，意思是北京都不要了，守南口。张之江、鹿钟麟一看电报，觉得这样丢人，也对不起冯。他们把“总退却”改为“总攻击”，规定不准放枪，全拿大刀、刺刀拼，分三道战线，前边拼完了，第二道上去，第二道完了，第三道上去，决心死战。一天拂晓前，以大炮为记号，开始攻击，把李景林打退了，我们向天津方向追。门致中带一个旅在最前面，进入天津市区。对方有三个团长、一个参谋长、一个师长往租界逃时，被抓住带到总指挥部。那个师长说跟鹿司令熟，要求见面。程希贤去报告鹿钟麟，鹿批了四个字：“准予袅首。”程希贤的号长把他们杀头了。李景林失败后，退到山东。

这次作战，西北军伤亡很大，战后各归原地。

1926年，张宗昌、李景林联合向天津进攻，兵力很强。此时孙岳当河北督办，顶不住，驻北京的西北军全部出动支援。我当副营长，到前线去打。张李两部攻势很猛，西北军只有防御力量，不能进攻。张有一团白俄骑兵，厉害，不怕死。我带一个连加一个排在天津不远的地方守一座大桥，对方多次进攻，被我打退了。白俄骑兵来冲，我们尽力防守，伤亡一半。最后他们用山炮轰，盖沟被掀了，一百几十人只剩下十几个人。我带着队伍，节节抵抗，节节后退，退到一个村子，又支持了几天，便退到北京附近，驻在离南苑一二十里的地方，全部挖沟，准备抵抗。很快，对方打到北京，我们向南口退。我们这个旅一直退到察哈尔附近。这时冯玉祥上苏联去了，由张之江代理西北边防督办职务。守南口的总指挥是刘汝明。东北军和吴佩孚的军队攻南口，很猛烈，我们伤亡很大，打了几十天，被东北军打垮了，南口被攻破。张之江见大势已去，离开张家口。队伍纷纷退却，刘汝明在后面收容散兵。“西北票”成废纸。我们第二旅归韩复榘指挥，跟着退到绥远。

西北军退到绥远一带，决定打阎锡山去。韩复榘大概是第三路总指挥，攻大同。锥子山（音）是大同的门户，韩复榘派我这一营去攻，他对我说：“打不下锥子山，我要杀你的头。”山上有三道防线，一道一道被攻破了。全营五六百人，最后只剩下三十余人。韩又给我拨了一部分人。

大同攻不下，就把它围住，抽我们这营去保护口泉煤矿。煤矿监督赵品山跑了，我们在赵的公馆里缴获了十几个皮箱，我报告了团长，结果给旅长拿去了，也给团长一些，我连一根毛也没捞到。

后来我部又被调去打大同。挖地道，用炸药炸开城墙，一连人冲上去，一个也没有生还。上面又决定还是派兵围住大同，绕过它前进，向山西进攻。晋军抄我们的后路，宋哲元（热河都统）带一个手枪团支援我们，才把晋军打退。忽然又接到命令：总退却。韩复榘的第三路军退到绥远驻防，和晋军接洽，说归他们指挥。晋军要求他们穿山西军服装，“白牌牌”要卸掉，韩复榘都答应了。具体归绥远都统商震指挥，到时要钱，领衣服。

行军路上，我们住老百姓的房子，临走扫地，糊窗时打破了碗，赔人家钱。一针一线不能动。这是冯玉祥的治军办法。冯还派军法官在队伍走后查，查出不按规定办的，给连长撤职处分。

到了洛阳，韩打电话叫我，我骑马到指挥部，韩复榘集合营长以上军官，说我打仗勇敢，是责任以内的事，但用办公费买盘、碗，从中渔利，判处五年徒刑。这是曹福林对我的报复，过去在北京时，我请假回家，当晚没有回营，团长曹福林骂我“混蛋”，我打了他一拳，他一直怀恨在心。现在他当了师长，就来报复我，这是1927年夏天的事。几天后，部队向郑州出发，把我送到洛阳县监牢里，坐了十个月的牢。石敬亭想办法把我放出来。我出来后，上训练总监部高级班，后当步兵一大队四中队中校中队长。在训练总监部受训的有三千多人，主要是各部队挑选的营、连、排长，我那个中队的学员原是连、排长，教官是保定毕业的。一次蒋介石来洛阳，到训练总监部讲话，大意是全国要团结起来，同心协力，步调一致，共同对敌，共产党是主要敌人。讲了一两个钟头，我是这次才见到宋美龄的。

北伐时，孙良诚最卖力，号称铁军，蒋介石为了使冯部里面起矛盾，直接委孙良诚为山东省主席。冯当时是蒋介石的军政部部长，见蒋委任省主席不通过自己，不买蒋的账，不让孙到差，而叫石敬亭去代理。当时训练总监已取消，后来冯才叫孙去当山东主席，这是蒋冯矛盾之一例。

从冯内部说，也不断发生坏事。如郑州国民大队长王长春，曾是石敬亭的学生，因为贪污，被枪毙了。又如，陕西兵工厂督办沈家新（音）因强娶女学生，也被冯枪毙。沈是石敬亭的学生，石去电报保沈，电报未到，沈已处死。这些事例说明冯玉祥执法严，但犯法的人仍不少。

冯玉祥命令将编遣人员收容起来，在郑州设立训练所。训练所长是刘汝明，赵登禹的弟弟赵学礼是大队长，我在赵下面当中队长。

韩复榘当河南省政府主席后，把训练所改编为暂编第一师，师长是过之纲。我当时在这个师的第一旅第一团第一营当营长。那时上甘肃招新兵，到了天水，住一两个月，差不多团长以上的官都弄个姨太太。特务团长赵学礼花l000元现洋把一个名叫兰芬的妓女娶来做小老婆。过之纲撤了赵的职，赵带小老婆到潼关，他哥哥赵登禹在潼关一带驻防，有个旅长出缺，赵学礼当了旅长兼潼关警备司令。他逛窑子，叫手枪队把门，谁都不能去。各团各营分到各县招新兵，征来的兵，出几十块钱就可以放回去。过之纲师长发财，团长以上都发财。有个副营长杀了团长，架走营长去当土匪，跑的人到了汉中，张维玺（汉中镇守使）把几十个人抓了回来，一律枪毙。

各部把兵招齐了，第一师改名为军，过之纲当了军长，有兵无枪，便派两千人到鹿钟麟那里领枪，只领回四五百支破枪。没有枪，每人发一把大刀。赵学礼被撤职，过之纲派我去接任特务团团长，驻天水。

大半是上边知道过之纲在天水弄得不太好，忽有消息说，张自忠带第六师来接防。我当团长不到两个月，过调我为第一旅副旅长。我怀疑是过认为我是张自忠的人，靠不住，所以把我的团长职务拿掉了。张自忠到天水前一两天，过之纲带第一师跑到青海投孙连仲去了。过不叫我跟去，派我负留守责任。第二天张自忠带两旅人来了，见到我，要我想办法给认识的人打电话，叫他们回来。原来做什么，仍然做什么，保证不拨散。我去联系，一师二旅旅长董泽光（音）带一个团回来了。张自忠把特务团归董节制，成立十八旅，董当旅长，我为副旅长。一方面因我有功，一方面叫我监视他。不久，过之纲又回来了，大概是孙连仲把他的队伍拨散了。过后来奔西安，带着11个骡子驮着现洋、金沙，发大洋财了。

过走后，张自忠补充枪支，加紧训练，一个师完整的三个旅，人马齐全。一方面，整顿军纪，还是冯玉祥“不扰民”的办法，跟过之纲不同了；一方面，筹饷，要现洋，筹了几十万款，派一团人护送给鹿钟麟。押运部队走到武功县时，几千老百姓和红枪会打来了，想抢枪，抢接济，打了几个钟头，终于把他们打退了。他们都是老百姓，年景不好，弄吃的很困难。过了武功县，再没有遇到麻烦，平平安安到了西安。

这时听说冯玉祥由山西回来了，冯阎要联合打蒋介石。当时冯的部队大概有十万人。孙连仲从青海调回来了，高树勋跟孙当师长。青海不要了，后方部队全调上去，准备大战。西北军在平汉线，阎锡山晋军在津浦线。第六师张自忠直达郑州，开到离许昌几十里路的地方。接着，孙连仲、吉鸿昌、孙良诚、方振武、高树勋、鲍刚，都开到平汉线。第六师向许昌进攻。十八旅全是甘肃兵，最顽强，最能打。张自忠下命令：有枪的打枪，没有枪的拿大刀砍，扔手榴弹，不准后退，后退杀头。我是张自忠的人，董泽光让我指挥。第一次，攻下几个村子，打得蒋军节节败退。可是我们伤亡也不小，听说左右友军也打得相当激烈。特务团长刘振三受伤躺下了，张自忠派我去当团长，打到离许昌二三里的地方。张自忠决心要把许昌拿下，命令我带特务团进攻附近一个土围子，我带头爬上墙去，半路滑下来，跌伤了腰。我躺在担架上指挥，终于把土围子拿下来了。张自忠把我送到开封总医院去治疗，几个星期后我重返前方，许昌还未打下，张叫我仍去当副旅长。我照样上前线指挥作战。后来，两个旅被蒋军包围了，张派最精锐的十七旅绕到蒋军后面，不到半天，把包围我们的部队打退了。十七旅伤亡也很大。因为柘城方面吃紧，张又调第六师到柘城那边去，一到就上火线，很激烈，要不是第六师来，蒋军一下就到郑州了。

冯玉祥的总指挥部设在郑州，先驻在县政府，蒋介石派飞机来炸，把郑州炸得一塌糊涂。总指挥部搬到了城东北一座高塔附近。前方战斗激烈，伤亡很大，需要补充兵源，张自忠派我回郑州请总司令部想办法。冯玉祥批准由过之纲新兵师拨一团人，过不给，又经司令部黄维纲处长打电话联系，过才拨给一个团，团长叫姚启发（音）。验收时，我按花名册点名，姚对我不满。我用电报向张自忠请示，张叫我把部队停在郑州训练待命。这期间，我经常上冯玉祥那里去。一次，听见冯打电话给郑州十八里河的吉鸿昌，要吉坚决顶住对方进攻，要抽出部队出击，非死守不行。这时大约是1930年七八月间。

不久，听说汪精卫来，说是不打了，停止攻击。主要是阎锡山不打了，不但不打，还要撤兵，冯这边确实是胜利的。事后知道，蒋介石已经打不下去，准备撤退了，再打，蒋非垮不可。就在这个时候，阎不打了，西北军没有办法。阎锡山从津浦路一撤，我们一个也回不了。汪精卫去了以后，我们停止攻击，就在十八里河附近待着。在此情况下，蒋介石给西北军高级将领送现洋，给委任状，只要投过来就有钱有官，把冯玉祥搞垮了。孙连仲头一个带几个军投蒋了。还有梁冠英、吉鸿昌，六师十七旅王修身也走了，归孙连仲。孙良诚也走了。张自忠没有投，第六师还有两个旅没有投，跟张自忠走，过黄河北去，把姚启发团也带走了。张在渡过黄河向北走前，在郑州想见冯玉祥，没有见着，很泄气。回来路上，他对我说：“嘿，蒋给我二十三路总指挥，30万现洋，我没有接受，坚决要回来跟冯先生。没见着。我带部队过黄河，你是郑州人，留下，看看情况怎样。”当夜张带部队北走了。

郑州一片混乱，不愿投蒋的兵纷纷北逃。快到中秋节了，我还是决定走，追赶部队去。到了黄河大桥，人山人海，都是溃兵。过河往山西方向走，半路遇到一排兵，拦住我，叫我们把东西留下。我说，我是副旅长，奉命收容散兵。经我这一“唬”，他们不敢拦了。我“诈”他们，叫他们不得随便乱来。溃败的队伍，军纪坏到极点，随便拉人家的牲口。我带着四个卫兵，也拉了两匹骡子。走到山西地界，赶上张自忠部队，张自忠叫我回四十八旅当副旅长。

部队到了晋城住下，高树勋师也在附近。不几天，高树勋往南走了，他找孙连仲去了。

张自忠带着队伍——两旅一团在晋城，吃喝都成问题，就开到曲沃。阎锡山不给钱，他们就向老百姓要白面，每人要60斤，除吃三四十斤，多余的卖了买菜吃。这时，冯治安来找张自忠，他们是换帖兄弟，张自忠收容散兵给冯治安编了一个师。曲沃附近这两个师，都是冯玉祥的亲信。

孙良诚跑到天津不干了，他的三个师驻在翼城附近，也很困难，军纪也差。三个师长：张人杰原是张自忠部下，汤传声原是冯治安部下，鲍刚原是方振武部下。张自忠派我去找他们，想把他们拉过来。第一次去，没有成功。张人杰说，他现在是师长，过来当个旅长，不干。汤传声有点犹豫：去吧，当个旅长，不去，队伍没有张人杰大，怕张吃掉他。第二次又去，鲍刚请我吃饭，张人杰作陪。鲍当面说我，去拉他们的队伍，不客气的话，把你抓起来，不但不请你吃饭，还让你到小屋蹲着。这次去，汤传声，自动过来投冯治安，这是我的功劳。汤这一师过来了，冯治安把它拨散了，汤做了个师部参议，张人杰更不来了。

宋哲元失败后，人没了，官也没了，穿便衣过黄河，来找张自忠，住在曲沃附近。这时，张学良在北平，北平、天津一带都归张学良。宋哲元派肖振瀛到张学良那里活动以后，我们归了张学良，成立二十九军。张学良派弓富魁点检我们的队伍，点完以后，说部队要缩编，旅长编为团长，团长为营长，营长为连长，师长不动。缩编以后的二十九军，下有两个师：三十七师、三十八师。每师四个团，每团三个营，每营四个连，每连120人。我原来所在的十八旅编为二二六团，团长是原旅长董泽光，我是第一营营长。

缩编以后，发八成饷，团长120元，营长80元，连长50元，发中国票、交通票，可以兑现，还可以领衣服，待遇好多了。如果不归张学良，冻也得把我们冻死。

冯玉祥逸闻

仝菊圃

1927年，冯玉祥由西北进军中原，驻于开封。这时我在他的总司令部新建的教育部工作。因此，我有机会直接或间接知道一些他在政治军事生活中的逸闻故事。从这些故事中有助于了解他的为人和治军；但时过境迁，多被遗忘。兹就记忆所及，略述几个片段。

一

冯玉祥是行伍出身，是身经百战的总司令。他的部队各级长官，绝大多数都是他早年战友或下属逐级提拔的。他对士兵的教育，是家长式的教育，是冯的子弟兵，所以在他部队中流行着这样的歌谣：“打的亲，骂的疼，不打不骂是路人。”

冯到了官大位高的总司令和省主席时，所需辅佐人员决不是一个小圈内所能解决的，因而必须向各方延揽所谓“高级宾卿”或“高级幕僚”。对于这些人，绝对不能采用家长式来对待了。因此，冯玉祥对待幕僚就有几种不同的态度。

首先，以师待之。冯既是穷家出身，幼年失学，长爱学习，同时也由于他的地位一天天提高，迫使他非学不可。他学中文，又学外文；既学散文，也学诗歌；既学社会科学，也学自然科学等等。因而他的专业教师不只一个，也有条件请到一些饱学之士。他对这些专业教师是必恭必敬，以师待之，一点也不苟且。人所共知的有王瑚（铁珊）、徐谦、陈国梁等。

其次，以友待之。总司令部除了军事之外，也有一些科学、文化、卫生、教育事业，因而添设教育部专管其事，都需要专业人员以主其事。冯在这方面，也很想和他的军事一样，做点突出成绩，于是多方延揽大学生、留学生以及一些负有声誉的专家，云集开封，盛极一时。著名的如教育厅长江恒源（向渔）、教育部长凌冰（济东）、查良创（勉仲）、河南中山大学校长邓莘英，还有陶行知、邹秉文、许士骐；等等。他对这些人都是以友待之，对他们不摆架子，谦虚谨慎，促膝谈心，采纳意见。但其中的友谊程度又各有不同。与陶行知则属于“咬耳朵”之类的友谊。

最后，以僚属待之。中级以下人员，不管是聘请而来，还是自动投效的，一般说，都是以僚属待之。但其中也有程度的区别。至于从子弟兵中提升的，那就不管他地位高低，都是以僚属待之，但与一般僚属又是有区别的。

二

冯玉祥的名字，原来不叫“玉祥”而叫“玉香”。怎样改的？谁替他改的？有一段小故事。

冯玉祥入伍时，名叫“玉香”，以后逐步升为排、连长以至营长，依然还叫“玉香”。升为团长以后（是否团长，不很明确，但肯定还不是旅长），在北京投片进谒京兆尹王瑚（即上文师中王瑚）。王见冯相貌魁伟，谈吐不凡，心生爱意，从此常相往来，相谈甚得，冯亦以长者尊之。某次，二人又相聚，王说：一个人的名字，本来只是一个记号，也就无所谓好，无所谓坏了，但在习惯上常常代表一个人的名位事业，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地位高，事业大，而他的名字倘若庸俗小气，无形中就会降低人的尊严。因此，我认为你的名字“玉香”，就和你今天的地位事业很不相称。冯认为很有道理，便欣然向王说：“我自幼贫穷，没有上过学，名字也是老人家随便起的，入伍后也没有改，就一直叫下来了。现在，就请老师代我改换一个名字吧！”王略加思索说：“你的官职已经不低了，‘玉香’也已经叫开了，全改是有不便的。我想给你改换一个字，把‘香’改为‘祥’，不叫‘冯玉香’而叫‘冯玉祥’了，音很相近，不是好像没改的一样吗？”冯大喜，从此便改叫冯玉祥。

三

冯玉祥在开封时，不要人称他“总司令”或“主席”，要求以先生称呼。按那时的风俗习惯，“先生”是一种很广泛的普通称呼。但是，“先生”二字落在“总司令”和“省主席”身上，其含义就不同了。

总司令部的文人和省府系统的厅、局中高级干部，特别是列在师友的，不论在什么场合或私人谈论中，涉及冯时，总是说冯先生如何，或冯先生怎样。这些人和冯对面谈话时，迳称“冯先生”，不称“总司令”或“主席”。冯和这些人对面谈话，或在公开场所提到时，也是称某某先生，例如对教育厅长江恒源，不称江厅长，而称江先生；对教育部长凌冰不称凌部长，而称凌先生；等等。但在他子弟兵系统之内的人员，就不在其列了。

四

冯玉祥系统的军队，官兵都无薪饷，是人所共知的。冯兼河南省主席时，对省府系统的厅、局人员，基本上采取和军队一样的待遇，他的理由是：革命尚未成功，人民生活太苦，不应该增加人民的负担，应把有限的经济用在革命事业上，等等。同时，他又认为政府公务人员的生活习惯、家庭负担不同于军人，必须加以照顾，因而基本上采取军队式的供给制外，不分职务和等级，上自省府委员、厅长，下至文书、办事员，每月另发生活补助费20元。总司令部的教育部，人员多系文人，也和厅局一样。

对于公务人员的生活供应，衣服一律是棉布，唯蓝颜色不同于军队，上下级没有区别。吃饭供应，就大大不同了。冯强调说，公务员均属文人，所谓先生，要给他们吃得好些，否则会影响先生们的健康，也会影响工作。因此，当时首府各厅、局的伙食是很好的。一日三餐都是白米细面，自不待说，而副食菜肴也制作精细。按规定，八人一桌，每逢星期三晚餐，外加两个好菜，星期六晚餐，外加四个好菜。所以各部门工作人员都很满意，称之为“三日一小宴，七日一大宴”。

那时实行薪给制的工作人员，除少数高级人员外，中下级人员待遇很低，有吃无穿，更难养家。实行供给制后，对中下级待遇，不是降低而是提高了。真正降低的只是中上级的大官，因此，来自苏、浙一带的高级知识分子的大官、被当时革命浪潮鼓舞前来参加工作的人，只有“哑巴吃黄连”，忍耐一时之后，便“借故请假”，更接着来个“长假不归”，于是人才就这样陆续“逃跑”了。

五

1928年春，上海、南京等处一批学生来到河南，要求冯玉祥分配工作。冯在郑州亲自接见，并征询他们愿做什么工作的意见。他们表示愿做教育工作。冯说，军队的教育工作，就是教“大兵”（冯对外界人谈到士兵时，惯用“大兵”二字）。他们表示愿意教兵，而且露出教兵的工作是容易的情绪。这种情绪被冯察觉了。冯说，请诸位明天先参观一下军营生活，并给“大兵”们讲讲话。

第二天，冯亲自陪同他们参观和讲话。之后，冯就他们给士兵的讲话提出一些问题，例如术语和名词的问题。冯说，名词、术语，在大学里，先生、学生都很习惯，听了入耳，也很顺耳，但在军队中，就不入耳，更不顺耳了。因为我们都是大老粗，不懂得。对他们讲这些东西，好像对牛弹琴，无动于衷的。冯接着用几句通俗易懂的话，来代替“积极”“消极”的含义，并问道：这样说法，是不是符合“积极”“消极”的意义呢？是不是大兵们就容易懂了呢？学生们连连点头，一致表示同意说：好！好！冯接着说，教大兵这件事，说来好像很简单，但实际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兵的都是穷家孩子，没有上过学，一个大字不识的人很多；识字的人，也只认识斗大的字，一两箩筐吧！因此，教他们识字、读书是容易的；但是，他们都是经历过南征北战的人，东奔西跑，见得多，听得多，想到的也不少，因而就有许多实际问题瞒不过、骗不了。他们总是要打破沙锅问到底的，这又是不容易的……这一番话，说得大学生们口服心服。

学生们此后常对人这样说：冯先生是有真实学问的，见了他，才知道自己没有什么学问，自己是太不行了！

六

新中国成立前，一般城市的城门在晚上一定时间都要上锁的。上锁后，再有出进城门的人，必须持有当地最高级军警司令部的通行证，否则任何人都不能通过。

冯驻开封时，有一天夜间，有人自称总司令部的高级官员，由于出来早，也没有预料回来这么晚，因而没有带通行证，请门岗通融一次，准予进城。值班门岗说这个规定很严格，无证不能进出，并强调总司令部高级人员更应严格遵守。这位官员多方解说，自己负有重要任务，若明早进城，就要误事……值班岗哨坚决不允，并说，你既是总部长官，更能了解守卫人的责任，决不能放进无通行证的人黑夜进城。不这样做，不仅是违法的，万一发生事故，哪个能担得起这个责任呢？你如真有重要任务，打电话也可以解决。这时这位官员态度很强硬地说，依你的说法，什么人都不能通融或例外吗？假设总司令这时从城外来，也不能进城吗？哨兵毫不迟疑地回答说，没有“通行证”，谁也不能进城，即便是总司令没有证明，也不能进城的……

说到这儿，这位官员不慌不忙地从身上掏出一件证明，双手递给哨兵。哨兵接过一看，大吃一惊，目瞪口呆，连忙把门大开，口称：“总司令！总司令！”原来他就是冯玉祥乔装的。冯双手拉着哨兵的手，连称：“好弟兄！好弟兄！你不要以为我是冯玉祥就惊慌了，你做得对，做得很对！应该这样，以后永远这样做！”

第二天，冯传令，表扬这位值班哨兵，并给予奖励。

七

冯玉祥不仅经常乔装普通军人，暗查部队情况，而且乔装老百姓，深入民间，了解百姓对他的军队军风的反映。

冯驻开封时，曾乔装外地客人，到城西角游逛。有一老人正在园地做活，他就上前和老人打招呼，谈上几句后，向老人要水喝，便同老人到屋里，喝水后，就和老人及其老伴从家常谈起了。其中主要的对话是：

冯：开封驻的是什么人的军队？规矩不规矩？

老人：是冯玉祥的军队！总的说算是好的。

冯：怎样好？好在哪里？

老人：冯玉祥的军队管得严些，不许当兵的随便进老百姓的家，乱闯乱闹；也不许拿老百姓的东西。

冯：能这样好吗？每个当兵的都能做得到吗？

老人：人多品不齐，管得再严，也不是个个都能听话的。少数坏人、调皮捣蛋的，也不是没有的。

冯：有兵到过老大爷家里吗？

老人：没有来过。

这时他的老伴抢着说：当兵的虽然没有到家里来，可是有一天，我的一只老母鸡刚刚下过蛋，从家里跑出去，有两个老总从门前过，就被他们抓去了。我听见鸡叫，赶忙跑出去，鸡就没有了。

老人：一只鸡算个啥，不到家里乱拿东西，就是好的。

冯：一只鸡子说起来算不了什么；可是，拿老百姓东西，总是不应该的，就不能算是好军队。还听说拿别家东西没有？

老人：这倒没有听说。听说冯总司令很厉害，他常常到处私访，当兵的不敢胡闹，万一碰到他，那就不得了。再说几十万大军，管得人人都好，确实也不容易。

冯：老大爷见过冯玉祥没有？

老人：这样大的总司令，咱老百姓怎么能见到？

冯：他出来时看不到吗？

老人：出来时，站着许多岗哨，又有许多卫兵跟着，不许老百姓靠近，又怎么能看见呢。

冯笑嘻嘻地说：“老大爷，你想看看冯玉祥吗？我就是冯玉祥！（随手把帽子取下）请老人家仔细瞧瞧冯玉祥的模样吧！”

老人听说他就是冯玉祥，顿时惊惶万状，他的老伴更吓得打哆嗦，话都说不出来了。冯一手拉着老人，一手拉着老人的老伴，笑着说：“我谢谢你们，我冯玉祥从来不护自己的短处，你们不要害怕，我不是不讲理的人。”老人和老大娘吞吞吐吐地解释说：“我们老糊涂了，老总们没有拿我的鸡，我是胡扯的……”冯玉祥说：“老大娘不要这样，有什么说什么，偷鸡就是偷鸡，说出来很好嘛。”冯这时从身上掏出五块钱来，笑着说：“这几块钱是我赔偿老母鸡的钱，请老人家收下吧。”老夫妻俩一齐说：“不可，不能收，这怎么行呢？鸡不一定是老总们拿去的，即便是的，一只鸡能值几文钱？总司令宽宏大量，不责备我俩老糊涂就好了，要我们收下这些钱，我老两口还有脸吗？”冯反复解释、安慰他们说：“一只母鸡虽不值多少钱，但是下蛋的母鸡，连蛋算上，可就不少了，请老人家收下吧！以后有什么话，有什么事，去找我，或是写信给我，我是欢迎的！我打搅你们了，我走了，再见！”

八

大约是1928年春末夏初的一个上午，冯在开封南门大菜场集合部队及总司令部各单位和省府各厅局干部讲话。冯登上讲台时，左臂夹着一件灰布棉大衣，讲话时才把大衣放在一旁。大意是：外面有些人说冯玉祥会装假。冯玉祥穿布衣、吃大饼，都是作假……是的，冯玉祥穿的是布衣，和弟兄们一样，吃大饼也是不错的。我想，一个人对于吃饭穿衣，真能够作假的话，也不算什么坏事吧！一个人能够在吃饭穿衣上作假几十年，更不算什么坏事吧？！但是，我不管那些人怎样说，我在吃饭穿衣上要作一辈子假呢！我这样说法，当然又会有人在背后议论说，冯玉祥又在说假话了！

九

冯驻开封时，洛阳西工是他的军事学校集中地。这里有初级军事学校、高级军事学校、各兵种专业学校等等。

一次，冯到洛阳公毕离开时，各校学生列队欢送。冯从每一队前走过，看看他们的精神面貌。走完又回到其中一队前面，叫他们全体坐下，脱去鞋袜，伸出两脚。全场为之惊异。这时，冯从衣袋中掏出一把剪刀，蹲着给学兵剪脚趾甲。一边剪，一边不住地问：“你的脚趾甲长了这么长，多少天没剪了？”或者问：“你的脚这样脏，几天没洗了？”等等。当时他的夫人伴随在旁，很风趣地插话说：“你还说他们，你自己的脚趾甲够长的，脚也够脏的了……”冯同样有趣地答道：“是的，我还有你来关心我，他们有谁来关心呢？”

他说：“今天我给几个弟兄们剪脚趾甲，将来又会有人指手画脚地说：冯玉祥又在作假呢！是的，我不能给我军每一个弟兄剪脚趾甲，但是，我要提醒你们各级官长，尤其是排、连长特别注意。你们应该关心自己带领的弟兄的一切生活，不仅要关心他们的吃穿，更要关心他们的清洁卫生。大家想想看，弟兄们离开了家乡，离开了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谁是他们的亲人？你们天天生活在一起，不关心他们，还有什么人关心呢？官长就是他们的亲人。如果官长不以亲人看待他们，他们又怎么能不思家念亲呢？剃头、洗澡、修指甲等，都是小事，但我们不能看作小事，事实上也不是小事，它是生活的一部分，对身体的健康，对军容实力的影响，都有很大关系，而且更表现了官长对弟兄们是否关切！”

最后，冯高声问道：“冯玉祥是在说假话吗？”“不是！”“冯玉祥是在做假事吗？”“不是！”冯于是“噢”了一声说：“只要你们不认为冯玉祥在作假就行了！”

十

冯玉祥在群众性的大会上讲话时，常在有意无意之中借题发挥，指桑骂槐。有一次他在讲话中插入这样一段话：“现今世道，不讲什么‘人道’‘不人道’了！现在的世界，是‘霸道’的世界，是‘横行霸道’的世界，是你抢我夺的‘强盗’世界。处处有‘马道’（马路），没有‘人道’（人行道）的！就拿开封来说，最好的也还是‘马道’（开封当时最好的一条路，也是最热闹繁华的一条路，是相国寺东边的‘马道街’）！‘人道’不如‘马道’！”

十一

冯玉祥某次在集合部队讲话时，好像心有所感，因而一开始就用极不平常的语调问道：“弟兄们！现在有人说冯玉祥是个‘大军阀’！你们说，冯玉祥是不是一个‘大军阀’——”全场高声回答道：“是——”这个出人意外的答声，弄得冯玉祥下不了台。怎么办呢？冯不动声色地站着不动。稍停一会，他用不很高的声音，不是用问的口气，而是用自言自语的口气说：“噢——冯玉祥——还是一个——大——军——阀！”这时又应声而起：“不是——”冲破了短暂的沉寂的空气，活跃了全场的人群！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大笑话呢？由于部队惯例，答话是用简音的“是”或“不是”。那时的讲话，既没有扩音器，又是在讲话的开始，会场还没有安静下来，话音也不是很高，因而士兵没有弄清楚问话的内容，就不自觉地答个“是”，弄得全场各级官长都下不了台，又由于冯的应付得当，转变了气氛。

接着，冯玉祥讲了什么是“军阀”，怎样就不是“军阀”，才结束了这次啼笑皆非的集合。

十二

冯玉祥对部队的学习很重视，因而经常鼓励士兵学习。他发给每人一只背包，随身携带应读的书籍和用具，以便随时随地学习。一般士兵学的是识字课本、冯总司令语录、三民主义问答，等等。高一级的官佐学的是三民主义、曾胡治兵语录、总司令语录之类。总部一些高级知识分子也不例外。他还制定了一些学习制度，例如在吃饭前和睡觉前，一定先学习5—10分钟，或是认识几个字之后才能吃饭或睡觉，以表示读书和吃饭、睡觉是同样或更为重要的。

在一次鼓励士兵们要认真学习的讲话中，冯说道：“现在你们的官长都希望你们学习，领导你们学习，发给你们学习的读本和用具，给你们定出学习时间，你们为什么不好好学习呢？我当兵时，和你们今天是大大不同的。官长固然不领导学习，还不给学习时间。自己有时自学，官长和弟兄们看见了，不是讥笑你，就是挖苦你，使你啼笑皆非。那时我经常偷偷地在夜间学习，在住室墙壁上挖个洞，小小油灯放在里面，书就拿在洞口外边，一则为了看清楚；二则为了遮避灯光，不妨碍大家睡觉，更不会使弟兄们知道。但是，一天夜间一个弟兄起来小便，见我正在学习，当时虽没说什么，可是第二天，他就当着我的面对许多弟兄说：‘冯玉祥夜间在用功，想升官，想当班长；班长有缺时，还不是冯玉祥顶补吗……’大家一齐哄笑，弄得我无地自容！”

十三

韩复榘当河南省政府主席时，冯驻洛阳。有一天，冯命令调韩复榘最精锐的手枪队去洛阳，韩不肯从命，冯大为震怒，即派总部大员某人（据说是参谋长李兴中）亲去开封，把韩复榘叫到洛阳。韩见冯时，脚上穿着一双新皮鞋（有的说是礼服皮鞋）。冯就从鞋上开话，说：“你的这双鞋很好呀，新买的吗？价钱很贵吧……”接着就说：“你现在当了主席，吃穿都很讲究，在家有人守卫，出外有人保驾，事事都很威风了！我在这里，没人管了，连守卫的人都没有？好啦，请你去给我站门岗守卫吧！”韩本是在冯的家长式教育下成长起家的，这时他虽满肚子气愤和恼火，但敢怒不敢言，只有乖乖地走到司令部门外执行站岗任务，一直站了两三个小时。经一些高级人员再三求情，冯才饶恕了韩复榘。

1929年，冯军由开封西撤，韩复榘行至黑石关，掉转东去，背叛了冯玉祥，投靠了蒋介石。有人认为与这两个钟头的门岗是不无关系的。

一天下午，冯在陕西华阴驻地办公室接到一份电报，大吃一惊，怒气满面，默不作声。少顷，大呼拿绳子来。左右人不知何用，不敢不拿。这时，冯一面伸出自己的双手，一面喝令：“把冯玉祥绑起来！”这真吓坏了左右的人。他们服从命令就得动手“绑”，不“绑”就是违抗命令，真叫左右为难了！他们只有垂手而立，俯首不语。冯再三喝令：“绑！绑！绑！”但他们只有抗命到底。这时，冯向地下一坐，用自己的双手乱打自己的脸，哭泣又气愤地说：“冯玉祥不要脸！该打！该打！”一些高级人员前来劝解。冯说：“冯玉祥太丢人了，几十年教育出这样的部下，自己应该负责，不加惩罚，还有什么法纪呢！……”他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原来是因为韩复榘的叛变。关于这个消息，冯已有所闻，但他决不相信。自信他的所有将领都是他几十年亲手教育提拔的，一向管束很严，怎么也不会叛变他的，因而认为是谣言，是传说，绝不足信的。这天来的电报，证实了消息不是谣传，而是真的。冯对此事感到万分痛心，感到家长的威风丧失殆尽，对其他将领是否忠诚也已丧失信心。经人劝解，怒气虽然稍平，但坚决要记“冯玉祥大过一次”，以示薄惩！

亲见冯将军

姚铭枢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将军举行反直武装政变，反对吴佩孚，囚禁曹锟，驱逐溥仪出故宫，电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国政，为中国的统一与建设进行的革命行动受到了人们的敬重。但政权很快落在皖系军阀段琪瑞手中，由于奉系军阀张作霖的进攻，冯将军部宋哲元率军到热河充督统。届时，我父亲姚景川任热河团练，负责地方治安，剿匪颇见成效。宋哲元面见父亲，请他参加了国民革命军，充混成旅旅长。我当时年幼，记得国民革命军戴灰布军衣帽，青天白日旗，约8厘米宽、14厘米长的四方形袖章，蓝地白心，蓝字，上写“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当时的百姓对于鲜明的口号，感到新奇和兴奋。尤其是宋哲元部军纪严明，公买公卖，与官匪有天渊之别。处在当时的情况下，我父亲将冯、宋看成是救国救民之师，遂下决心追随，参加了国民革命军。

由于直奉军阀围攻，冯出走苏联，我父亲在冷口、喜峰口与奉军激战，双方伤亡很重，宋部西撤至张家口。父亲在大滩亲率所部骑兵同席液池旅、聂玉岭旅一起，与奉军血战三整夜，最后父亲毁家弃产，携全族家小西撤绥远，最后到了包头。父亲的壮举在西北军中引起强烈反响。冯将军从苏联归来，在包头听见宋哲元将军的报告备受感动，对父亲嘉奖备至。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冯将军。

那天下大雪，包头军运频繁，郊区停十几架烂飞机，我还跑到跟前往机舱内看。我和祖父被副官长领到一个大帐篷内，看见一位形似罗汉的人，农民装束，身高一米八以上，穿灰布中式短棉衣、棉裤，白布褂，布操鞋，腰扎宽皮带，短平头，浓眉大眼，脸刮得干干净净，面带笑容，用响亮的河北保定口音，双手握着祖父的手说：“您老人家受惊了，吃苦了！”祖父很激动，眼含欣慰的泪花，感到宽心喜慰。我祖父从外逃以来，第一次有了笑容。冯将军随手拿起一个半斤重的莜麦面馒头给我吃，又拿方块冰糖给我们吃。当时的包头颇有革命气氛，街上时有工、农、商、学、兵的游行队伍，“打倒军阀”“打倒列强”的口号声不绝于耳。李大钊的学生杨绍宣、张伯平、俞绍农是当时群众运动的领导者，也是父亲的同学和朋友。西北军西撤五原，他们遭到商震的迫害，被关了起来。父亲当时是绥远督统府总参议，保他们出狱，一直住在家中，这是李大钊在北平被张作霖绞死后的事。这些往事说明，冯玉祥将军一贯主张联俄容共。

1931年“九一八”炮声响，沈阳一夜之间被日军攻占，全国人民义愤填膺，东北、华北各地纷纷组织义勇军。1932年日军三路进攻热河，冯将军命肖振瀛、李炘到天津催促父亲速返热河重建骑兵，义旗所至，乡亲们纷纷来投，不日便有数千人。同孙殿英部猛攻赤峰，收复数城。1933年冯将军在张垣成立抗日同盟军，父亲充骑兵司令兼第一师师长。我当时在北平高中毕业，目睹国破家亡，决心弃学从军，参加抗日。在张垣我第二次见到冯将军。一天午后两点，在南营房操场，父亲领我谒见冯先生，父亲说：“我的第二个儿子也参军了。”冯将军笑了，还拉拉我的手说：“救国嘛！国都没有了，还有什么家，我们要雪国耻！”当时军中有很多北平来的爱国学生，为了国家存亡，不怕吃苦牺牲。当时抗日同盟军条件很差，六七月还身穿烂棉衣、破皮大衣，吃的一半是莜麦、荞麦。察哈尔本身就比较穷，忽然一下增加了十几万军队，并且当时日伪军已进逼多伦、独石口，蒋介石也派重兵暗中围剿同盟军。山雨欲来风满楼，形势是严峻的。在我们见到冯将军的当天晚上，放映电影，我同大哥姚铭超同去看，操场上坐满了官兵，白上衣，灰裤子，光头，齐齐整整。听说这支部队是二十九军留守的一个团，还有山西来的汾阳军校（即西北干部学校）学员。电影放映的是冯将军1930年中原大阅兵，访贫问苦，慰问伤员的纪录片，冯将军亲自为伤员理发的场面十分真挚感人。电影放映间隙，宣传队唱起《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日歌曲，激昂、热烈，我受到教育，精神上感到很充实。

在张垣时，我见到方振武、吉鸿昌、李发、佟麟阁、李兴中。父亲与吉鸿昌、张凌云部属一度收复多伦，同盟军抗击日军义举得到全国人民的强烈支持。朱子桥捐巨款援军，各地纷纷通电声援，但是蒋介石政府倒行逆施，一面派周炳勋、关麟徵等部十多万人马从南口向抗日同盟军扑来，一面派熊斌、李炘劝说冯将军，实际是逼冯下野。冯将军为了顾全大局，主张宋哲元将军回察哈尔主持政局，收编遣散同盟军。当时宋在河北只有两个师番号，不足两万人，因此扩编成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新二师（师长刘汝明），宝昌警备司令姚景川，沽源警备司令张允荣，昌都警备司令高树勋，高走后由张凌云、张德顺接替。阮宣武是沽源副司令，此人是方振武的参谋长。吉鸿昌、方振武率部去河北被中央军击溃。吉逃至天津后被特务捕获被害。方振武当时传说已阵亡，后来方知逃往香港。轰轰烈烈的抗日同盟军就这样夭折了。父亲告诉我，住在冯将军住处的那个大鼻子不是苏联人，后来才知道叫柯庆施。汾阳军校的干部学员多数是共产党员，很多人留在二十九军军官教导团，张克侠充教育长。我从军抗日的梦想破灭了，乃回北平暂在民大读书，雷殷时任校长。

1934年底，我决心到三十八师张自忠部学兵连当兵，后入二十九军军官教导团。1936年日军桂田旅团督蒙军进犯宝昌、沽源，北平爱国学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九”运动，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宋哲元将军任冀察政务委员会主席，张自忠部进驻天津，肖振瀛任市长；冯治安、赵登禹部进驻北平，秦德纯任北平市市长，佟麟阁在南苑办军官教导团。宋哲元将军屡次召集高级将领会议，再三表决心，加紧扩军备战，与日军最后一战，收复失地以雪国耻。当时已放弃察北六县，我军已撤长城以内，刘汝明是察哈尔主席，父亲骑兵扩充为骑三军，郑大章任军长，父亲任副军长兼骑兵十三旅长，加紧练兵，以应战局转变。我奉命到河北新乡、威县募兵千名，在宣化集训。步兵训练见效快，骑兵能练成上马还容易，而能发挥作战能力就不容易了。所以骑兵扩充很不容易。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炮轰宛平城，第二十九军三十七师吉星文团奋起抵抗，从此揭开了中国全面抗战的序幕。日首相近卫文麿增兵华北，日军二十师团侵占廊坊，我骑兵十二旅一个团一举收复崇礼县，我大哥姚明超受重伤。7月27日，北平四郊发生激战。28日，南苑被日军攻陷，佟麟阁、赵登禹阵亡。29日，北平、天津相继失守。8月8日，南口战役拉开序幕，第十三军汤恩伯部与日军激战半月有余，最后失守。我部骑兵从长城赤城、尤关，后撤至平绥线铁路沿线，程潜任一战区长官，宋哲元副之。实际华北局势很混乱，父亲深感时局严重，收复失地已成泡影，加以祖父在卢沟桥前夕已病故于宣化防地，父亲爱国忧民，更忧今后前途渺茫。父亲昔日与宋哲元部、抗日同盟军所部皆已被改编为二十九军各师旅团，只有父亲骑兵始终保持独立番号。

当时与李守信所部如陈景春、丁其昌、朱恩五、崔兴五、郭秀珠等师长，皆属父亲旧部，这些人再三表示，如果国军大反攻，他们首先起义投诚，共歼日本强盗。这个问题在同盟军时代就有，陈景春代表李守信就曾来张垣见冯将军，同盟军倒旗，陈也曾几次来张家口，由父亲引见宋哲元将军，也一再表示如果我军反攻，六个骑兵师将同时倒戈反正，还几次将日伪军蠢动情报预先通知我方，使我早有准备，并偷运七九步枪子弹两万箱赠给我方，宋将军命父亲以高级手表10只回赠李守信等人。所以二十九军进入河北，父亲仍留在察哈尔，在宋哲元将军扩军备战的统筹计划中，对李守信反正寄予很大希望，在一次重要高级将领会议中，张克侠参谋处长的作战计划中也着重提到李守信、陈景春的反正问题，把这部的兵力用于从热河直攻东北主力。平、津失守，宋哲元将军处境艰难。冯玉祥将军在中央任军委会副委员长，对当时情况也深感不安，1938年宋哲元将军因病辞职，到四川养病。我部同五十九军张自忠部增援山东临沂，打了场恶战，堵击了日军坂垣师团的进攻，敌我伤亡皆重，刘振三、黄维纲二位师长负伤。我部缴获日军洋马20余匹，为台儿庄战役胜利奠定了基础，为徐州保卫战争取了布防时间。否则台儿庄也无法持久以至胜利，因为敌军两路向台儿庄进犯，一路被歼，另一路已失去优势，加以孙连仲、庞炳勋等皆西北军系统。当时韩复榘不战而退，蒋介石在枪毙韩时也曾征求冯将军的意见，冯表示军法从事，决不姑息。当时二十九军已扩编成三个军，李宗仁始终把张自忠、冯治安这支部队抓在手。台儿庄战役后，当时张自忠领导的这支部队撤守汉水一线，屡次击溃日军进攻，为重庆大后方的安全起到屏障作用，敌人未能越雷池一步。张自忠将军阵亡，大后方人心震动，义愤填膺，敌人在汉口、南京开庆祝会，国民政府举行国葬，蒋介石、冯玉祥等国民党中央要员亲临迎祭，全国下半旗致哀，张自忠是抗日民族英雄，是军人的楷模。冯将军对张的阵亡深感哀痛。

1940年，陈诚提出重新按苏式编制整军。父亲任骑二师师长，历年战役造成人员马匹伤亡很重，马匹补充困难，训练骑兵非一日之功。屡建战功者，受部队名额局限，该升者不能升，诸如步兵部队当排长的都已当了团长，而骑兵还在待编，由两个师编成一个师，编外军官只好在军官队报到。父亲决心辞去师长职务。

1940年，父亲随同张自忠将军到重庆谒见冯玉祥将军。我当时也辞去团长职务，让给其他有功者，冯先生对我们倍加慰勉，并亲自到亨得利钟表行选怀表一只，亲笔题字刻于表盖上：“景川将军，一门忠义。冯玉祥赠。”这块怀表一直由我保存，可惜在一空难中损失。为了抗战，冯玉祥将军、李济深将军向蒋介石委员长推荐父亲以军委会热河军事特派名义去西北陕坝成立行署，策反李守信部八个师。兄长姚铭超率100人马去了陕坝。冯将军将我留在身边，保送我和梁霭然（鹿钟麟的秘书长）、王维贤（冯先生的亲属，英国剑桥大学毕业，学天文的）到中训团党政班七期受训。也认识了王侔如、赖亚力等。在中训团我们同时参加了国民党和青年团，介绍人一栏我们填了冯玉祥先生。但是在审查中，对梁霭然提出刁难，认为他有共党嫌疑，后来还是通过了。实际梁霭然、王侔如、赖亚力都是中共地下党员，冯将军对他们倍加信任。鹿钟麟任兵役部长，梁充次长，我们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友谊。

我来到后方，目睹国民党政府腐败，牢骚满腹，在中训团对孔祥熙子女发国难财、过着骄奢淫侈的生活提出批评，受到教育长王东原的责备，此事冯先生得知后，也说我“幼稚”。在保举我去中训团前见冯将军时，他曾风趣地说：“去镀镀金嘛，什么教导团，高教班！”中训团是在“精诚团结、抗日到底”的幌子下为国民党培养、集聚各派势力而设的。中训团毕业后我当军政部部附，又到军官训练班受训，为组建军官总队预备干部。冯将军教导我要安心工作，都是为了抗日，一切从我们做起。

1941年父亲病故于宁夏马鸿逵寓所，戎马一生为抗日积劳成疾，未能完成使命，含恨九泉。冯将军非常悲痛，对我慰勉再三，鼓励我努力工作。1943年经冯先生同意，我到航委会空军一大队充政训主任兼中美混合团随军记者，随B-25飞机轰炸汉口飞机场、黄河铁桥，破坏了日军机场，使之两个月不能使用，敌人铁路运输也面临瘫痪。这些报道文章登在报纸和《中国的空军》刊物上，鼓舞了士气。抗日胜利后，我被从空军中排挤出来，突然被免去职务。那时正是冯先生与蒋介石矛盾恶化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