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拟目及说明

泛论

一　思想和语言——一个文学界说

二　语言和文字——所谓文言

三　成文的文学和不成文的文学

四　文人的职业

五　文学的环境“全”的意义

六　文体之演化

七　文人的天才

八　工具的和艺术的

九　论文艺批评之无意义

十　翻译

十一　史料论略

十二　泛论中国古代文学

第一篇　殷商遗文

一　汉文起原之一说

二　殷文书之直接材料

三　殷文书之间接材料

第二篇　著作前之文学

一　殷周列国文化不是单元之揣想

二　西周的时代

三　周诰　金刻文附

四　泛论“诗”学　《周颂》附韶武说《大雅》

五　　《小雅》和《鲁颂》《商颂》

六　三百篇之文辞

七　《周易》

八　何为“东周”　 东周的分期

九　《周南》《召南》和《国风》

十　“史”断烂朝报的春秋观

十一　私家记言文的开始　《论语》

十二　《国语》记事文的开始　附论《文侯之命》及《秦誓》

十三　不风不雅的诗体　由老子到荀赋

十四　子家与战国的时代

十五　不著述的子家分论

十六　《汉书·艺文志》中著录秦前文籍表及考证存疑

十七　《世本》《战国策》问题　 《竹书纪年》问题附

十八　方技书

十九　最早传疑文人　屈原、宋玉、景差

二十　著作之开端

第三篇　著作大成时代

一　论荀卿

二　秦皇与李斯“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

三　论汉承秦绪

四　黄老刑名阴阳五行儒术之三角的相克相用

五　楚辞余音

六　上书和作赋

七　贾谊

八　汉赋体之大成

九　《吕览》之续《淮南子》

十　西汉盛时文人在社会中之地位　以东方朔、枚皋为例

十一　儒林

十二　汉武帝

十三　司马迁

十四　五言诗之起源

十五　汉乐府

十六　刘向

十七　扬雄

十八　所谓古文学

十九　泛论八代之衰

这一科目里所讲论的，起于殷周之际，下到西汉哀平王莽时。别有补讲若干篇，略述八代时新的方面，和唐代古今文学之转移关键。

这样断代的办法，或者需要一个很长的解说，才可不使人觉得太别致，但将来全部的讲义写完，才是把这样断代的意思写完，现在只能说几句简直的话。我们总不便把政治的时代作为文学的时代，唐朝初年的文学只是隋朝，宋朝初年的文学只是唐季，西汉扬子云的古典主义和东汉近，反和西汉初世中世甚远；东汉的文章又和魏晋近，和西汉远。诸如这样，故我们不能以政治的时代为文学的时代。若不然者，不文的汉高祖，成了我们分别时代的界限，岂不支离？即便把秦始皇之年作为断代所据，我们也还免不了感觉秦之李斯实是战国人，战国之荀卿却实是在思想上为秦之开端者，即汉代初年吴、梁诸王客依然是战国风气。文学时代之转移每不在改朝易代之时，所以我们必求分别文学时代于文学之内，不能出于其外，而转到了政治之中。以这层意思为标准，则我们断代的宗旨如下所说。第一，以自殷商至西汉末为古代文学之正身，以八代为古代文学之殿军者，正因周汉八代是一线，虽新文学历代多有萌芽，而成正统大风气之新文学，至唐代方才见到滋长。例如从韵文一边说，七言诗，新乐府，绝句，词，曲，杂剧，传奇；从散文一边说，文言小说，俚言小说，以开宋之平话，明清之长篇小说者，又若纯在民间的文学，如流行的各种唱本弹词(这些里面尝有绝好的文章，惜未整理过，我们现在看去，觉得披沙拣金之苦)。乃至尚未著文的传说歌曲。或者我们将来得见的材料多了之后，也可以在八代中为这些东西找到一个远端绪。不过这些东西，除七言及新乐府以外，到底在八代后才能大体滋衍，至少我们现在所得见到之材料如此。使近代文学成就得以异于古代者，是这些东西，不是八家的古文及其继续者，摹拟八代的五言诗、西昆、西江、三杰、前后七子等等。因为学古文摹古诗至多做到了古人之后劲；若新的端绪，新的生面，必用新体，必有异于古的感觉及理想，方才可以别开世代。我们既以这些色彩标别近世，则古代断代应在唐世。时间是自然的，断代是不自然的，所以不同世代的换移，尝经好几百年，才见得完全成就了。若果有人问我们断自何年，我们只好说无年可断。分别时期之时，还应标明时期不能分别之意。

至于以古代文学之盛，断自哀平王莽，而以其下之八代为“乱”者，乃因周秦西汉是古代文学的创作期，八代之正统文学则不然(此处所谓八代指东汉至隋，西汉不在内。苏子瞻称昌黎“文起八代之衰”者，正如此意也)。扬子云而前，中国只有文学，没有古文，虽述作并论，究未若东汉魏晋六朝之正统文学中典型观念之重。八代的东西若不是有自民间而上达的五言诗及乐府，和佛教的影响，恐怕竟没有什么可以说是这时候自己创造的东西；而骈文律诗，都是典型文学(俗译古典文学)中之极端趋势，翻新花样而已(骈文律诗之为典型文学，待后论)。骈文家之李申耆固认八代为周汉之流裔，而古文家自韩退之而后，都抹杀八代，八代之所以为八代，与其所以不为周汉者，正以他实自周秦盛汉出来，而不能凭空另起一线(五言诗等除外，但五言到晋宋以后，典型既成，与文同趋矣)。试看自扬子云开始，求整，用古，成为文学之当然风气。文章愈趋愈骈，直到庾子山晚年的赋，唐四杰的文辞，差不多是一个直线。若长篇著作，也是愈后愈觉形式先于骨肉，在文风上都是向“文笔”之分一个作用上进化。我们可以说这是进步，假如我们欢喜这个；也可说是每况愈下，假如我们不欢喜。转看周秦西汉，头绪繁多，作体自由，并不见有限制自己的典型。以这个理由，八代但可为周汉之殿。

至于周秦西汉之中，又分“著作前”、“著作大成”两时期者，乃因春秋及战国前半之文书，官籍而外，记言而已，方技而已。虽国语在这个时期内成就，但这书究竟还是记言文之引申，敷衍文辞者多，记录成事者少，当不同于楚汉春秋之多历史性质。若诸子之文，前期但记言，至荀卿、吕不韦、韩非等方才据题著文，抽象成论(《史记》明谓荀吕等始作)。且著作前期有文学而无文人，“奚斯颂鲁”之说，既不尽可靠；《小雅》中又只有一篇标作者。楚辞宋赋既不消说是和汉赋为一气，而远于战国前半的文学，且又是指名作者之文学；著作出来，文人出来，自然必是开新世纪的事。

不过我们究竟不要把分期一件事看得太固执了，譬如八代为周秦西汉文学之殿，本不能包括五言诗而论，即盛于唐代的七言诗也是造胎于八代的。由一个观念可以这样分，另由一个观念可以另一样分，这里分时期本不是作科学的计量，只是愿将一切看来好像散漫的事实，藉一种分时期法，略使我们看得一种比较扼要的“视线形”(Perspective)而已。

十六年十月拟目，十七年十月改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