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跨越世纪的精神纽带

钱锺书与天府学人庞惊涛著

序：跨越世纪的精神纽带

一

钱锺书先生终其一生，未履及蜀地。在短暂的西南联大教学期间，也只在昆明的“冷屋”住了不足一年，然后即辗转湖南蓝田的国立师范学院。此后一直困居孤岛上海，直到解放。

有李杜在，有三苏在，有武侯祠在，有都江堰在，蜀中人物风情，想来他是十分向往的。在《徐森玉丈鸿宝间道入蜀话别》一诗中，他写“青天上亦难”，写“登高隔陇看”，于抒发别情、叮咛问切中充满了对蜀中的想象。

既是学生、后来又成为同事的吴庚舜曾经问钱锺书先生是否到四川耍（游玩）过。不知是钱锺书先生没有回答还是有回答而漏记，吴庚舜在怀念钱锺书先生的文章里没有告诉我们明确的结果。

著名翻译家、歌德研究专家杨武能先生在翻译学上得到过钱锺书先生的指导，杨武能也一直对钱锺书先生以师事之。20世纪80年代中期，杨武能任教于四川外语学院并主持召开“席勒与中国中国与席勒”学术研讨会，前后向钱锺书先生去信两封，力邀钱锺书先生赴会，并趁机作蜀中之游，但被钱锺书先生婉拒。

因缘际会，造化安排，被誉“文化昆仑”的钱锺书未到过文化重地的蜀中，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聊可安慰的是，虽然钱锺书没有到过四川，但在他数十年的写作和学术研究生涯里，却不间断地和四川学人有着或深或浅的文字之交。他和这些学人或书信往来，或诗文酬唱，有的有缘谋面，有的文字神交。其后或记在诗中，或录于日记，素交清水，大有古风。

咳唾遗珠，丰仪想见。随着钱锺书和这些学人的先后故去，这些珍贵的交往历史和掌故，已经越来越少人知道了。探询和发掘这数段交往历史，除有补于蜀中文化史料外，于此一段段掌故中，也能看到老辈四川学人治学之精神风貌，其勤劬坚韧、求真务实之学范，足为后来取法。

1998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钱学”研究学者李洪岩先生的《钱锺书与近代学人》，第一次比较深入地关注到钱锺书和其父钱基博及其师友陈衍、陈寅恪、张荫麟、吴宓、向达、许思园、朱光潜、冒效鲁、卢弼等学人的交往以及在文学、哲学、历史学等方面的学术旨趣，掌故和学术探讨兼顾其中，是了解钱锺书的“朋友圈”及其学术取向的极有价值的著作。唯一遗憾的是，书中所列学人，没有一个是四川的。

这便是《钱锺书与天府学人》这本书的由来。

二

本书所列11位天府学人，按出生先后时间，分别是乔大壮、白敦仁、吴庚舜、龙必锟、杨武能、陈子谦、何开四、张隆溪、向以鲜、胡亮、庹政，从晚清、民国而至新中国，时间跨度近90年。其中，乔大壮、白敦仁、吴庚舜、陈子谦4位学人已辞世，乔大壮是唯一辈分高于钱锺书者，故钱锺书先生以“先生”呼之，极尽尊敬和谦恭。庹政、胡亮则属于“70后”才俊，在11位学人中属于少壮派。按照30年一代人，我们正好从这11位学人身上，看到老、中、青三代人很好的学问传承。

除了上述11位学人外，根据我研究所及，和钱锺书先生有或浅或深交往的尚有巴金、贺麟、何其芳、赵毅衡等前辈学人。

根据《郑振铎日记》（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1947年12月5日所记：“六时许，靳以、默存夫妇、巴金、西禾、嗣群、伯郊、哲民及辛笛相继来，在此晚餐，谈笑甚欢。十时散，即睡。”可知钱锺书与巴金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熟识。又，1981年12月28日，陈丹晨《巴金评传》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罗荪写序，钱锺书题签。又可知钱锺书与巴金颇有交情。

巴金生于1904年，比钱锺书略长，两人的学问旨趣和追求不尽相同，但在上海孤岛时期都创作过小说，并且都希望通过小说关注战时知识分子的命运。学者刘青曾将巴金的《寒夜》和钱锺书的《围城》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两部作品凸现着战时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与悲剧命运”。刘青说：“钱锺书、巴金等作家在抗战时期以他们的小说参与其时代话语的建构……作家的社会经验和人生经历的差异让他们的写作表现出不同的美学风格，《围城》在嘲讽中写出了知识分子的辛酸人生，是一出笑声中的悲剧；而《寒夜》则以深厚的同情展现了知识分子的冷酷人生，是一本泪水中的悲剧。”（《抗战时期知识分子写作的话语指向——解读钱锺书〈围城〉与巴金〈寒夜〉》，《名作欣赏》2007年第16期）从这个比较视角里，不难发现他们在时代遭遇下共同的心境和思考，这样的经历和思考重合里，一定有情感、文字和话语上的交汇，这当然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的发现。

根据钱锺书与贺麟的年谱，可查二人有多处交集。一是1930年贺麟先生转赴德国柏林大学专攻德国古典哲学，其后不久回国，在北京大学任教，并在清华大学兼课。1929年钱锺书入读清华大学，在校期间，很有可能听过贺麟在清华大学兼讲的哲学课；二是1955年，贺麟调入中国社科院哲学所工作，其时，钱锺书已在社科院文学所工作，两人是一个院两个不同所的同事。1962年8月，钱锺书搬进干面胡同15号学部宿舍，在这里一直住到1969年10月（参阅钱之俊《钱锺书的住房变迁与文人际运》，《书屋》2013年第11期），同时住在这里的，还有贺麟、沙汀、夏鼐、戈宝权等文史哲领域的大家。钱锺书和贺麟可谓同事的基础上再加一层邻居关系；三是1986年，钱锺书和贺麟等朱光潜的生前好友，参加朱光潜遗体告别仪式。

但颇为意外的是，就我掌握的文献和资料所及，没有看到贺麟和钱锺书有过交往——即便连文字交往也没有发现。钱锺书倒是在《管锥编》里29次提到了黑格尔，且多有批评。如开篇《论易之三名》，直接批评黑格尔无知：黑格尔尝鄙薄吾国语文，以为不宜思辨；又自夸德语能冥契道妙，举奥伏赫变（Aufheben）为例，以相反两意融会于一字（ein und dasselbe Wort zwei entegengesetzte Bestimmungen），拉丁文中亦无意蕴深富尔许者。其不知汉语，不必责也；无知而掉以轻心，发为高论，又老师巨子之常态惯技，无足怪也；然而遂使东西海之名理同者如南北海之马牛风，则不得不为承学之士惜之。

在吴宓的日记里，有一次同时记录到钱锺书和贺麟：“又按钱锺书君，功成名就，得意欢乐，而如此对宓，尤复谬托恭敬，自称赞扬宓之优点，使宓尤深痛愤。”

吴宓日记背景是钱锺书为温源宁编辑的《天下》月刊写了一篇《吴宓先生及其诗》，写完后，钱锺书又寄给吴宓看，吴宓在日记里记录说：“该文内容，对宓备极讥诋，极尖酸刻薄之致，而又引经据典，自诩渊博。”

吴宓将这篇文章拿给和自己关系最密切的贺麟看，贺麟评价说：“钱未为知宓，但亦言之有理。”（《吴宓日记》，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六册第97页）

1992年，贺麟先生去世。1998年，钱锺书先生去世。两人大半生在社科院有交集而无公开的文字往还，其原因值得探析。

倒是在他们身后，杨绛先生和贺麟的女儿却有很多交往。根据清华大学公开的贺美英缅怀杨绛先生的文章，两人的交往是在钱杨夫妇设计“好读书奖”奖学金的时候，即2001年清华校庆90周年前夕，杨绛先生通过吴学昭找到校方，希望设立一个奖学金。贺美英其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兼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理事长，便主动上门和杨绛先生面商设立奖学金事宜。以“好读书奖”为纽带，此后十多年，两人有了更多的接触。

当然，仅凭这些材料，是难以全面观察两位学人的具体交往以及在哲学旨趣上的异同的，所以关于钱锺书和贺麟两位先生的交往，也只有留待更多第一手资料的发现。

何其芳出生于重庆万州，彼时重庆尚属四川，因此，我很自然地将何其芳列入“天府学人”中。但关于何其芳和钱锺书交往的资料，主要都局限于两人在社科院文学所共事期间。这个时期，作为文学所副所长的何其芳，在学术研究和个人生活上，都给予了钱锺书极大的关照。如，何其芳确定钱锺书为一级研究员，指定编选《宋诗选注》等，既可看出何其芳卓越的学术眼光和领导能力，又可看出他对钱锺书特别的赏识。

这种更多是工作上的交往，使我们今天想要追索的吉光片羽消匿在琐碎的日常里了，更多让人追念的美好细节，可能只存在于他们彼此的记忆中，随着他们的先后故去，这些记忆从此被永久封存。今天的我们，除了能够怀想，还能怎样呢？

四川大学教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及符号学博士生导师赵毅衡1978年入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在读研究生期间，和钱锺书先生认识，并有交往。赵毅衡本人的回忆里，有对钱锺书的评价，为便于读者了解，不妨转抄如下：

现在钱锺书先生受某些人讥议，认为他没有思想立场。将来钱先生的全部笔记发表时，想必可以看出远非如此。1983年，在一个场合又见到先生，说起当时刚受注意的萨伊德（Edward Said）《东方主义》。“萨伊德之于阿拉法特，就如马尔罗之于戴高乐。”先生亮出谈锋，让我们一愣。“西方人写到东方，说坏话，是‘东方主义’；说好话，也是‘东方主义’。”说完，当然是莫测高深的钱式微笑。

钱先生片语，对我实如醍醐灌顶，廓清重雾。我知道先生能如此直点命穴，不仅是对国际文化政治的超人敏感，他的硕士论文《英国十七十八世纪文学中的中国》，至今是这个领域中的典范之作。不过萨伊德也是从作品出发，从埃斯库卢斯（Aeschylus）一直仔细读到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此书成为当代批评理论里程碑式经典，并非浪得虚名。

从赵的文章里，看得出他对钱锺书学问文章的折服。我本以为有同在成都工作生活之便，能在这篇文章之外，访谈出赵与钱锺书先生交往的更多掌故，未料我的约访未得到赵先生的同意，最终只好付之阙如。

此外，《槐聚诗存》里还收录有一首钱锺书先生写于1975年的七绝。这首诗的诗题很长——“西蜀江君骏卿不知自何处收得余二十二岁所作英文文稿，藏之三十年，寄燕谋转致并索赋诗以志。”这个诗题里当然也留下了一个线索：“西蜀江君骏卿”究为何人，和钱锺书先生是否有过交往？我检索了学者柴立中对钱诗注的注释，但很遗憾地发现，他对“西蜀江君骏卿”究为何人也失考。我虽然也下了很多功夫查考，但最后徒劳无功，也只好留待有志和有缘者在将来填此空白。

三

钱锺书和天府学人的交往，主要所凭借的是他们的往来书信。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十多年间，钱锺书相当多的时间忙于各种应酬。学者钱之俊曾在《晚年钱锺书为何没有大作品》一文里对此作过详细考证分析。他认为，回复各种书信占据了钱锺书大量的时间，以至于很多计划中的写作最后不得不搁置。1994年以后，钱锺书缠绵病榻，直到1998年去世，再无写作的可能。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但钱锺书大量写于那一时期的信件，又为今天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钱学”研究中最值得期待的学术资料，除了已经公开出版的中文笔记和外文笔记外，就是散落民间的各种书信了。钱锺书与杨绛两位先生相继辞世后，有关他们和外界的通信渐渐有了少量公开，这对研究钱锺书及杨绛先生的生平和思想无疑都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手资料。我在研究和写作“天府学人”系列作品时，也特别注意对这些信件的收集和引用。但私人通信受法律保护，钱锺书先生和几位天府学人的大量私人通信，在我持续两年多的努力中，仍然难有机缘亲炙，因第一手资料的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本书的影响力。

那么，《钱锺书与天府学人》究竟是一本怎样的书呢？在成都文学院第九届签约作品的申报材料以及后来的专家评审意见里，这本书被归类于“散文随笔集”，这是大的文学类型；但从读者具体的阅读取向来看，我认为它更像一本名人掌故集。因此，我本人对本书的定位，是“可作掌故看也”。

即便如此，也有人会质疑这些已经公开的信件的价值。曾经有人认真研究过这些信件，认为钱锺书的回信，雅则雅也，但内容重复、格式统一，几乎换一个抬头即可以用在不同的人身上。信中，钱锺书对当事人皆有溢美之词，这些溢美之词，是钱锺书先生惯用的客套话，当事人不必当真，局外人也不必引以为羡，论者更不足用以评骘当事人的学问水平和能力。

对这个问题，我是这么理解的：第一，从总量上来看，钱锺书先生和外界的通信并不多，大多集中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目前已经公开的更有限，从研究其生平和学术思想的需要来看，这些书信是极有价值的。因此，从研究需要出发，这些信件不是多了，而是少了；第二，这些通信，大多限于学术圈，可见得出钱锺书先生本人在回信选择上的旨趣和纯粹性；第三，从已公开的信件来看，和他通信的人，后来在某个领域都有一定建树，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认为钱锺书先生当年的这些溢美之词，当事人确乎是当得起的；第四，也是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一点，这些通信，除了基础性质的联络感情之外，还有学人之间讨论学术、争辩问题等内容，这些讨论和争辩，很有可能是补遗性质的。所以，我对可能有的“以通信作为此种掌故钩沉的主要工具”的批评早已经做好了准备，并虚心地等待和接纳读者朋友们提供除了书信之外的更多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在没有更多的第一手资料被采信以前，这些书信的研究价值当然无可置疑。

四

近代史家蒙文通先生在《议蜀学》里说：夫伊洛当道丧学绝之后，犹能明洙泗之道，绍孟学之流，以诏天下。蜀人尚持其文章杂漫之学以与朔洛并驱。自顾以迄于今，其道已弊。吴越巨儒，复已悔其大失，则蜀中之士独不思阐其乡老之术以济道术之穷乎！是则承学之士所宜熟思而慎择者也。

蒙文通先生以其史家巨眼看到蜀学“其道已弊”的现状，希望蜀中有学之士阐其乡老之术以济道术之穷。可惜，这个振聋发聩的呼喊在当时并未产生多大的影响。改革开放四十年来，蜀人更是大多只问经济，少问“蜀学”。

作为蜀人，我有责任在研究“钱学”的同时，带着重光“蜀学”的使命，这当然也是我定下“钱锺书与天府学人”而不是“钱锺书与湖湘学人”这个选题的主要原因。将“钱学”及其钱锺书治学精神和“蜀学”以及蜀人治学精神相勾连，正是这本著作另一个微弱的意图。

如果这种选题思路以及这种勾连方法被证明有价值，我相信也存在“钱锺书与湖湘学人”这一个选题研究的可能。

11位天府学人，各有成就，且各有让人可感可佩的治学精神。

乔大壮先生专于篆刻和词学，是民国晚近以来最有影响力的篆刻大家和“一代词坛飞将”。他的英年自沉，使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失去了很多被重估价值的机会。在这一段掌故的钩沉里，我们既可以看到作为民国先生典型代表的传奇，更能够从中掘发作为一代学人爱国爱民的风骨。

白敦仁先生专于宋代文学，尤其是对陈与义的研究，可谓精一深湛，有填补文学史空白的价值。从这一段掌故里，我们可以看到两位先生评骘先贤的态度和眼光，以及追求真理的勇气。当然，作为宋代文学研究者，白敦仁先生在今天的研究难度是很大的，由此我们更能发现他的研究不拘于书斋，注重田野调查的可贵。另外，还有一点必须提及，就是他在晚年自费整理并出版先师庞石帚著作的义举，在尊师重教之风淡然的当下，具有特别的示范意义，其学生风义，让人敬佩。

吴庚舜先生有机会受钱锺书先生指导，在唐代文学尤其是唐诗研究领域用功最勤，用心最细，也因此成果丰硕，影响深巨。其通读《全唐诗》六七遍的壮举，即受钱锺书先生的影响。两代学人的治学精神核心，都是“熟悉研究对象”，后者的实践是对前者精神的很好传承。这个治学精神，放在今天，也仍然适用。

龙必锟先生以新闻人身份而业余专攻《文心雕龙》，积数十年心血而成《文心雕龙全译》，为之眼盲而初心不改。更为难得的是，宁肯自费出版《龙学与新闻》，也要将自己大部分的稿费和版权收入用于捐助贫困学生和洪灾受困群众，此种精神，正是学术转化为现实关怀的价值所在。

杨武能先生专于德国文学，是国内有影响的“歌德专家”，他在翻译领域的成就，既受业师冯至先生的直接指导，也得到了钱锺书先生的间接关怀。作为一门学问体系的翻译学家，杨武能先生有机会亲炙钱锺书先生的翻译理论和思想，并从中受益，这是“蜀学”吸取外来营养的最好范例。

陈子谦先生和何开四先生都是第一代“钱学”研究生，都有重要的“钱学”理论专著传世并至今被学界引用。虽然陈子谦先生英年早逝，但其治学精神仍值得后来人学习；何开四先生对“钱学”体系的深刻理解和学以致用，尤能开人心智，为之借鉴。学以致用，这当然也是今天我们要弘扬“蜀学”的一个重要课题。

张隆溪先生作为成都走出去的世界级华裔学术大师之一，从20世纪80年代有缘亲炙“钱学”后，一直致力于打通中西。近年的讲学主题，无论是“比较文学”还是“阐释学与跨文化研究”，都紧紧围绕“钱学”这个中心，可谓最得“钱学”真昧，我称其为钱锺书先生的衣钵传人，应该是很准确的。“蜀学”走出四川，打通中西，当然需要张隆溪这样的学力和眼界。

向以鲜教授作为四川较有影响力的诗人、学者，在多年学术研究中一直以“钱学”作为指导，得“钱学”嘉惠良多，他对《宋诗选注》的选学及宋代文学的研究，最能显示“钱学”在当代的影响和价值。

庹政和胡亮先生作为“70后”，在11位学人中是一个另类。他们代表着天府学人中的青壮继承者，前者以“新官场小说”成名，后者以独到而深刻的当代诗评，向钱锺书和上述学人及其治学精神致敬。由此，我们得以由钱锺书而至白敦仁，由白敦仁而至张隆溪，由张隆溪而至胡亮，完成一条跨越世纪的“蜀学”及其蜀人治学精神的完整的精神纽带。

五

这本著作的完成，要特别感谢以下这些亲人、同事和朋友：

感谢我的家人，能容忍我不问庖厨，专事研究和写作；

感谢成都商报社和四川省记协的领导，尽量减轻我繁杂的行政后勤事务，能让我抽出时间完成我的业余事业；

感谢白与群、陈曼珞等学人的家属以及张国文、赵萃、康延芳等朋友，给我提供资料，或者提供相关信息；

感谢四川人民出版社的厚爱，尤其是责任编辑石云老师的支持和为之付出的心血；

尤其要感谢的是，成都文学院的评委，能在海量的优秀散文作品里，发现和肯定我这个小众的散文作品集的价值，并推荐给成都文学院，使我成为成都文学院的签约作家，使这本著作最终以成都文学院第九届签约作品的形式和读者见面。

这本书中的上编和下编中的主要作品，此前已在《中华读书报》《书屋》《文史杂志》《天府文化》等报刊上发表。此次集结出版，我重新作了补充和修订。其中，《龙必锟：从〈管锥编〉到〈文心雕龙〉》《胡亮：从〈谈艺录〉到〈窥豹录〉》《庹政：从〈围城〉到〈百合心〉》三篇，此前没有见诸报刊，系此次集结出版时，最新补定的内容。作为一个特殊的补充，三位学人尽管没有和钱锺书先生有过直接交往，但他们的创作和学问方法，仍然得惠于钱锺书先生不少，这也是我认为学术代际传承的重要价值所在。

这是我关于“钱学”研究的第二本著作。两年前，我曾经发愿，再用十年时间，写一本对当下有价值的、有承前启后作用的“钱学”研究学术著作。本书当然不算，两年草成，想来问题不少，敬请读者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