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壁鸠鲁哲学中的自我实现
伊壁鸠鲁生长于爱琴海的另一座岛屿——萨摩斯岛。萨摩斯岛在此地以东320公里处，比较靠近安纳托利亚（小亚细亚）。他生于公元前341年，只比柏拉图小8岁，但并没有受到柏拉图多少影响。伊壁鸠鲁思考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尽可能过好这一生，尤其是在人生只有一次的前提之下——他并不相信有来生。这个问题听上去是最基础的哲学问题，是所有问题的根本。但研究西方哲学史的学生们时常会沮丧地发现，几百年过去了，这个问题并未受到重视，反倒被那些所谓亟待解决的哲学问题挤到了后面。比如马丁·海德格尔那些迷幻的想法就曾让我哈哈大笑，因为完全不知所云，诸如“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反倒不在”以及知识论的问题“我们如何知道什么是实在的”。伊壁鸠鲁当然也思考过存在的本质，但他的思考是从根本出发去探究他所提出的终极问题：“如何充分地把握人生？”这是个好问题。
历经多年的深思熟虑，伊壁鸠鲁给出了他的答案——人生的极致便是收获快乐，尽享愉悦。乍听起来，这个结论似乎是明摆着的，里面的智慧含量就和天堂调味茶[5]包装盒一侧的成分表里的一样少。但伊壁鸠鲁知道，这仅仅是答案的开头罢了。一系列更麻烦、更令人费解的问题随之而来——快乐的人生由哪些要素构成？哪种愉悦历久弥新，能从真正意义上带来满足感？哪种愉悦转瞬即逝，终会招致痛苦？除此之外，还有两个经久不衰的问题——我们为什么会在获取快乐时屡屡受挫？我们又是通过何种方式让自己受挫的？
不得不承认，第一次意识到伊壁鸠鲁并不是一个享乐主义者，至少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享乐主义者”——耽于声色、享受美食之人——的时候，让我有种幡然醒悟的感觉。这么说吧，比起用乳香脂（由一种坚果树的汁液历经复杂工序制成的浓缩汁）烹制的烤山鸡（一道古希腊奴隶为贵族做的佳肴），伊壁鸠鲁更爱吃用清水煮的小扁豆。这并不是什么民主倾向所致，而是伊壁鸠鲁渴望个人的慰藉。很明显，这种渴望包含了能安慰人心的食物。尽管山鸡的滋味儿能撩动味蕾，但在这方面，伊壁鸠鲁并不是一位感官主义者，因为他并不醉心于令人目眩神迷的感官享受。没错，想想那些水煮小扁豆就知道了！一方面，他因为品尝亲自栽种的食物而备感愉悦——他吃小扁豆时获得的满足感中就包含着这种愉悦；另一方面，他对于感官抱有一种禅意的态度：如果他在品尝小扁豆时全情投入其中，他就能从小扁豆的滋味中体会到种种微妙的快乐，这样的快乐足以抵过品尝那些用香辛料烹调的珍馐佳肴。而这道菜还有一个优点：烹饪时间短。伊壁鸠鲁不喜欢做那些单调乏味、不费脑子的事，比如往小火慢烤的山鸡上滴几滴乳香脂什么的。
一些雅典人认为，伊壁鸠鲁和他的想法会威胁到社会稳定。他的哲学将个人的快乐作为人生至高目标，并公开宣扬利己思想，这可能会让他们眼中维系共和国的“利他主义”思想土崩瓦解。人们批评伊壁鸠鲁标榜以自我为中心，认为这无益于塑造良好的公民意识。但伊壁鸠鲁和他的追随者压根儿不在意这些非议者的批评。首先，伊壁鸠鲁对政治毫无兴趣。事实上，他们认为，一个人如果要想真正意义上享受快意人生，就必须与公共事务彻底划清界限。如果每个人都遵循和平共存的原则，寻求各自的幸福，那便是太平盛世。这一想法遵循的是伊壁鸠鲁的基本信条：“人若是活得不开心，那么愚蠢、苦难、不公正将如影随形。”
伊壁鸠鲁将自己的哲学理念贯彻到生活中，并由此形成了一个名为“花园”的原始社区[6]。这座“花园”位于雅典城郊，他和为数不多的几名挚友在那里过着简单的生活：躬耕田园、同桌而食、促膝长谈——当然，聊的内容大多是伊壁鸠鲁的思想。不论谁想加入，都会受到欢迎，“花园”大门上铭刻的文字便是力证：“外来者，你该在此稍作停留；此间，快乐即至善。屋主是个热心肠，面包足以果腹，清水亦可畅饮，他还会对你说：‘是否尽兴？这座花园不会点燃你的欲望，反会将其浇熄。’”
这里未必有一份美食菜单，但价格公道、饭友有趣。
值得一提的是，女性也能自由出入“花园”，同样能对政治评头论足。这一点和伊壁鸠鲁时代的希腊主流观念背道而驰。有时，甚至妓女也会出现在餐桌旁，这助长了雅典人的风言风语，他们纷纷议论伊壁鸠鲁和他的追随者都是淫乱的享乐派。但这很明显是谣传：伊壁鸠鲁钟情于宁静致远的快乐，而不是放浪形骸的享受。事实就是这么简单，伊壁鸠鲁主义有别于同期的希腊哲学思想，它所支持和践行的是一种不论性别和社会阶级的彻底平等主义。
尽管伊壁鸠鲁的绝大部分原始手稿现今都已经遗失或遭到销毁（据称他曾著有300多部书稿，但只有3封信和几组格言警句完好地留传下来），但他的哲学思想在当时传遍了整个希腊，随后席卷了意大利。当罗马诗人卢克莱修在他的杰作《物性论》中记叙了伊壁鸠鲁学派的基本原则之后，这一学说愈发声名远扬。伊壁鸠鲁哲学的经久不衰，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自身的远见和财力——他临终时留下遗嘱，捐建了一所学校来传承他的学说。
作为人生巅峰的老年
伊壁鸠鲁认为，老年才是人生的巅峰，是人生所能达到的极致。在这本被称为《梵蒂冈语录》（这样命名是因为这份手稿是19世纪时在梵蒂冈图书馆发现的）的合集中，他这样写道：“幸运的不是年轻人，而是生活美满的老人。因为青壮之人朝三暮四、心猿意马；而老人则安靠于港湾中，坚守真正的幸福。”
读到这里，坐在迪米特里酒馆遮阳篷下的我精神为之一振，产生了要做一个安稳地停泊在港湾中的老人的想法，并开始细想如何才能以最好的方式度过人生的这个阶段。我意识到，我该摆脱那些摇摆不定的信念。从伊壁鸠鲁的其他教诲中，我了解到他也提到过年轻人摇摆不定的追求，正是源自他们摇摆不定的信念。伊壁鸠鲁的这一理念与佛教禅宗所谓“毗梨耶”不可得[7]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在我们的文化中，精进奋斗，是一个人正值壮年的标志。
信奉“青春永驻”的我们也正是这么做的：在尚有余力之时，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为自己树立新目标、新志向。很多永不服老的人受失意感驱使，认为自身未能一一达成先前树立的目标；将暮年视为放手一搏的最后机会。
最近，我对这一现象感触良多。我曾收到一封邮件，内容是大学同班五十周年的报告。我有一位同窗，现已是功成名就的律师和《华尔街日报》戏剧文化专栏的兼职记者。他在报告中写道：“我每天都在想还有什么事情没做，并为此焦虑万分。我身体现在还行，总算是一大福气，但这仍然在某种程度上导致我缺少动力去完成那些在我脑中酝酿多时的小说、戏剧，还有纪实文学……但我希望自己所剩的时间还够用。我们都是这么希望的，不是吗？”
他的灵感来自亨利·沃兹沃斯·朗费罗的《将死之人向您致敬》（Morituri Salutamus），这首诗是朗费罗为1825届全班同学从母校博多因学院毕业五十周年庆典所作的。在这首诗中，朗费罗敦促他年事已高的同窗们要让自己一直忙下去，一刻不停地忙下去。
啊，一切都为时未晚，
直至疲倦的心停止跳动，
卡托八十岁学希腊文；
索福克勒斯写就巨作《俄狄浦斯王》，
西蒙尼德斯从他的同辈手中捧得诗歌的嘉奖时，
可都年逾八十。
而泰奥弗拉斯托斯，九十高龄
才开始动笔，撰写《人物志》。
这段诗歌中“一切都为时未晚”这一句相当诱人。七十出头的我们，可能正处在各自领域的巅峰，个个才思泉涌。伊壁鸠鲁会抑制我们的才思？会以牺牲《俄狄浦斯王》为代价，让索福克勒斯仅仅在港湾中悠然自得地坐着？这听起来简直是暴殄天物。
精进奋斗之人依旧没有休息。每完成一个人生成就“遗愿清单”上的目标，另一个目标又会浮现，前后相续，接连不断。与此同时，当然，时针也在嘀嘀嗒嗒不停转动——事实上，这声音相当聒噪。我们变得上气不接下气。我们没有时间冷静思索，品味晚年生活；没有那些美好悠长的午后，或与朋友坐在一起，或聆听音乐，或追忆往昔。并且，一旦错过，我们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这不是一个能轻易做出的决定。
从日常的牢狱中解放自我
伊壁鸠鲁对于真正令人满意的生活所应有的质量进行了全面评估，这令我醍醐灌顶，悟出了幸福晚年的真谛。他列了一份阻挠我们获得幸福的清单，最上排写着：用“生意”的桎梏自缚手脚。伊壁鸠鲁可能比麦迪逊大道[8]早诞生了几千年，但他早已察觉商人凭空制造需求的可怕能力——并且，当商界风风火火向前发展之时，人们的需求也日新月异。但我们购买的最时髦商品，通常都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而伊壁鸠鲁口中人生不可或缺的那种宁静致远的快乐却无处可寻。伊壁鸠鲁箴言中，有一句我特别中意：“什么都无法满足不知足之人。”
依伊壁鸠鲁之见，真正的快乐只要花很少的钱就能买到。比如，一份水煮小扁豆，或酸奶蘸酱。在安详的晚年，谁会因为吃不到慢火烤制的山鸡，或者与之类似——因为吃不到我和妻子在离开希腊前夕吃的松露水煮三文鱼而真觉得自己缺衣少食呢？“跟着简单的快乐走，”伊壁鸠鲁说，“不仅花费更少，对于年迈的身体而言，负担也更轻。”
而当伊壁鸠鲁写到“我们须从日常事务和政治牢狱中解放自我”，他想的不仅是将我们自身从对非必需品无止境的索求中解放出来，他是在警告我们，不要将人生都投入工作当中，这样，我们无疑会从一开始就受制于上司，只能听之任之，任由他对我们目前的行事方式指手画脚。即便你自己就是上司，就像许多我那些“不服老”的朋友一样，你仍须与其他人打交道，你的自由仍然受社会政治所困。你仍须告诉他们该做什么，与他们协商，激励他们。你仍未摆脱困境。而自由——伊壁鸠鲁别具一格的彻底的存在主义自由——才是快乐的人生真正不可或缺的。
放弃生意，即放弃日常工作，也许放在公元前380年的“花园”里来说是毫无坏处的（不过，我们很有必要认识一下古希腊金融家伊多梅纽斯，这位伊壁鸠鲁餐桌旁的常客，是否曾出钱购买那些他们的公有菜地里种不出来的东西，比如那些传言里他们每天都会喝的葡萄酒），但放到今天来说，这很难抉择。用现在的话来说，伊壁鸠鲁提倡的是一种六十多岁就无所事事的生活方式——且不论这种方式是好是坏，如果我们比现在年轻，没人会愿意完全接纳这种生活方式以获得彻底的自由。
说实话，我曾经这样尝试过。在我六十多岁时，曾教过我的教授蒂莫西·利里提出了“激发热情、内向探索、脱离体制”的口号，在那个时代激起了强烈的反响。我顺势辞去了自己在纽约为电视节目写脚本的工作，头一次来到这里——伊兹拉岛。靠着一些积蓄，我一整年里什么都没做，整天与当地人和其他隐士坐在酒馆里，喝乌佐酒，跟姑娘聊天，盯着不远处出神。
我就这样过着闲适的田园生活。一天早上，我在码头闲逛的时候，惊讶地发现一个哈佛同窗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他刚从一艘度假游艇上下来。当时我晒得黝黑，自从半年前来到这个岛上就再没有剪过头发，还穿着洗得发白的旧衣服。在此情此景下撞见我，这位同窗深感诧异，想知道我到底在这里干什么。“我在自己还能享受退休生活的时候提前退休了。”我答道。我本想表现得很有见地，但话一出口，便觉得自己是在遮遮掩掩、自我开脱。
尽管时隔很久，我依然觉得在伊兹拉岛度过的那一年十分惬意——我一点儿都不后悔——但说真的，我渐渐对自己感到厌烦。我又开始向往忙碌的生活，我想更多地接触世界，我想自己做点什么，所以我回到了商业世界里，即便如此伊壁鸠鲁式生活的吸引力对于我来说从未完全消失。
现在，我坐在迪米特里的酒馆，看到这一局“普瑞发”轮到塔索不参加了。他站起身，拄着手杖，在露台面海的一侧从容漫步，看着从埃尔米奥尼来的渡轮从多克斯岛（一座荒无人烟、酷似鲸鱼的岛屿，位于伊兹拉岛和伯罗奔尼撒之间）后方缓缓出现。这种渡轮是这里最慢的船运工具。几十年过去了，现在最流行的是比雷埃夫斯的水翼船——一种像密封的沙丁鱼罐头一样的运输工具，快到能在短短一瞬间就抵达另一个地方。
这艘来自埃尔米奥尼、缓慢行驶的渡轮，让我想起了环行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两列火车，它们背向而驰，速度比一个中年人慢跑也快不了多少。有时候，火车优哉游哉地突突而行，车上的人甚至可以毫不费力地将手伸出窗外，采摘轨道两旁树上结出的橙子。由此不难看出，希腊农村的科技并不发达，但这也有力地证明了希腊人更看重在旅程中享受快乐，而非赶赴旅途的终点。
我来过希腊许多次。有一次，我携妻女乘火车环绕了伯罗奔尼撒一圈。那是在2000年，希腊继1999年申请加入欧元区失败之后，再次尝试申请。我那生长于荷兰的妻子，透过车窗巡视着沿途的景色，一切在她讥讽的目光中都是“效率低下”的表现。“你看看他们！”当我们经过一队希腊人的时候她喊道。那个五人小队正悠闲地以递水桶的方式卸着一车茄子，其中几个人嘴边还晃晃悠悠地叼着烟卷儿。“这些人根本不是真心想进欧元区！”尽管她说这话时面带微笑，但听得出有一大半是认真的。当然，荷兰可是加尔文主义的世界之都。我和女儿马上给她取了个绰号——“欧元区巡视员”。
我们在伯罗奔尼撒北部的迪亚科弗托镇度过了几天美好的时光。一天早上，我们出发去火车站，准备搭车去往科林斯（Corinth）。我会一点小学水平的希腊语，因此成了这次旅行的领队。我买好车票，在火车开动之后找到了座位，一坐下便放松四肢，惬意地睡了过去。几分钟后，我被妻子叫醒——我们竟坐反了方向！我们应该沿着伯罗奔尼撒顺时针前进，可现在火车却是往逆时针方向开。我妻子在火车经过三个坐在长凳上的老男人的时候才意识到了这一点，因为我们几天前从反方向过来的时候他们就是这样坐着的。“他们就好像一直在那里没挪过地儿。”她说。我那古灵精怪的女儿插嘴道：“那我们肯定是坐上了一辆时光列车，带我们回到了过去。”确实如此。
很明显，我有义务弥补这一错误。我找到了坐在这节车厢前部的列车长，他正端着一个意式陶瓷咖啡杯喝着咖啡——接着我发现，他要是想续杯，只需将手伸出窗外，便可以在路边各个车站的咖啡供应处加满。我和列车长道了声早安，他马上让我在他对面坐下，并为不能提供咖啡表示抱歉。我告诉他我坐错了车，他笑了，用英语跟我说：“常有的事，毕竟你只有一半的概率坐对。”
但接下来的几分钟，我们天南地北地聊了起来，重要的事情反而一件没提到：他问我是不是从纽约来，是不是住在皇后区的阿斯托里亚，得知我是从马萨诸塞州来的，他又问我知不知道波士顿的马尼吉斯一家，他们是他老婆的同乡。和他拉家常的时候，我刻意避开了妻子急切的目光。直到我俩好容易聊到一个我认识的人——现居马萨诸塞州雷诺克斯的乔治·杰纳里斯（他的祖父来自佩特雷[9]），我和列车长的希腊-美国人口学研讨会才画下了圆满句号。只见列车长拿起有一只木鞋那么大的无线电话，在上面按了几个键，飞快地说了一通方言。他说的话，我觉得就算让雅典本地人来听，一样听不明白。然后，他面带微笑指引我和家人带上行李准备下车。我们乖乖照做了。
几分钟后，火车在一片杏林旁缓缓停下。我们看到对面开过来的火车同样在这里停了下来。那班火车上的乘客走出了车厢，在杏林里闲逛。其中有人带了一大壶酸奶和大家分享，有些人点了烟抽，还有人摘了熟杏子啃得起劲，所有人都其乐融融地聊着天。我们的列车长和对面的列车长打了个招呼，指了指我们，然后友好地与我们作别。
这时我们才意识到刚才发生了什么：得知我们的情况后，迎面驶来的那列火车的司机把车停了下来，可尽管如此，他的乘客们依然毫无抱怨——事实上，他们看上去还挺享受这次意外的乘车间隙——一个个下车等我们。如果有谁之前制定了行程，这下肯定全泡汤了。这趟火车肯定不能准点到站了。什么叫“低效率”？这就是！这种事情绝不可能发生在荷兰。
我和女儿转向“欧元区巡视员”，笑得直不起腰来，差点儿都没法走向轨道对面的列车了。
现在回想起这一幕，我确信自己来对了地方。这世上再也找不到比这里更适合我思考如何完美安度晚年的地方。
历久弥新的伊壁鸠鲁哲学
不出所料，比起城市，伊壁鸠鲁所遗留的闲散精神在希腊乡村更好地保存了下来。爱琴海的岛民喜欢拿那些有钱的希腊裔美国人开玩笑，讲他们回岛度假的故事。话说有这么一位富裕的希腊裔美国人，他外出散步时撞见一个希腊老人。老人坐在岩石上，品着乌佐酒，懒洋洋地看着海上的落日。美国人留意到老人身后的土丘上长着几棵橄榄树，但因无人照料，橄榄掉得满地都是。于是他问老人，这些树的主人是谁。
“我种的。”这个希腊人回答道。
“那你不采这些橄榄吗？”美国人又问。
“我想吃的时候就采一颗。”老人说。
“你难道没有想过在果实成熟的时候修剪枝叶，采摘橄榄，然后拿去卖吗？在我们美国，人人都爱纯正的橄榄油，卖得价可高了。”
“我赚那么多钱来干什么呢？”希腊老人反问道。
“干什么？你可以给自己造栋大房子，雇些人好好伺候你啊。”
“然后呢，我还能干什么？”
“你可以干一切你想干的事！”
“可我就想坐在外面，看看日落，喝喝小酒啊。”
哲学思想的涓滴效应
一个公元前3世纪的哲学家，让一群现代希腊人心甘情愿地接受甚至享受了一次计划外的“杏林之旅”，这个想法是不是很幼稚？我不这么认为。
首先，让我们回到伊壁鸠鲁的时代（还要算上伊壁鸠鲁出生前和逝世后两个紧挨着的时期）。彼时，哲学家、诗人、剧作家们的思想远不只在“花园”的餐桌边、卫城的阶梯上、狄奥尼索斯剧场中传播，普通雅典民众茶余饭后都在谈论这些思想。人们都说，希腊人热爱交谈，并且会抽出时间来交谈。我们这个时代频繁使用的单向传媒等新型沟通方式毕竟还是比不上日常交谈。那时候，在狄奥尼索斯圆形露天剧场看一场戏剧，往往会花去一整天，因为观众们还要作为评审团，评出哪个角色的演出和观点最有价值。人们会在演出后热情高涨地讨论公正、正当行为、人性弱点等问题。他们谈论的恰恰是哲学思想。
雅典的平民也会谈论哲学思想。又因为伊壁鸠鲁欢迎各个社会阶层的男男女女，甚至奴隶也来参加他不间断举行的座谈会，所以他的思想随即在老百姓中传播开来。和所有健谈的族群一样，古雅典人对绯闻津津乐道，他们甚至还有一位传播流言蜚语的女神——欧莎（Ossa）[10]，这一点无疑推动了伊壁鸠鲁派哲学的传播。由于妓女和洗衣女工也会到伊壁鸠鲁的花园来用餐，所以这里总是受到人们的诟病，而这些流言蜚语却成为有力的载体，将这套新奇有趣的思想传播得更远。
伊壁鸠鲁关于最佳生活方式的观点，引起了许多雅典人的共鸣。这为他们提供了认知自我并做出个人选择的新方式。“嗯……如果那个叫伊壁鸠鲁的家伙是对的，人生的最终目的是收获最多的快乐，而不是赚够钱让人给我做大理石雕塑让我永垂不朽的话，那我或许不该花那么多时间工作，翻来覆去在花瓶上画女人，而应该省下更多时间去到处走走，享受人生。”好吧，花瓶画家什么的可能有些扯远了，但是类似的情况在当时估计屡见不鲜。
当然，这并不能证明伊壁鸠鲁哲学的确在希腊文化中存续了千年。较晚出现的社会生物学则认为：希腊人的基因才是这些伯罗奔尼撒岛民天性开朗的根本原因，正是这样，才让他们意外耽误了行程却依旧在那片杏林中自得其乐。社会生物学在达尔文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认为除生理特征外，心理和社会特征也会随着特定地理环境和气候的自然选择而发生演化。在解释社会生物学在动物王国里如何运作时，人们常会举这样一个例子来描述众多物种的特定成员之间的“利他主义”行为，包括叶刀蚁和吸血蝙蝠。这些特定成员的行为虽不会让这些做出了牺牲的成员直接受益，但能惠及大家庭中的其他成员。最终，整个族群会因为这种行为更好地存活下去，因此“利他主义”的基因代代相传；而且在缺少“利他主义”成员时，某些类似的物种会走向灭绝。
那么，社会生物学家可能会这样假设：希腊的地势崎岖、气候炎热，相较于无忧无虑的希腊人，那些由于生活变故而备感焦虑的早期希腊人，相对可能会在生育之前就因压力太大而患病离世。因此，更多无忧无虑、能经受住压力的希腊人（以及他们的基因），就被自然选择了。我觉得这种假设算是有一定道理吧。不管怎么说，社会生物学家们基本上只会将那些伯罗奔尼撒的旅行者愉快享受计划外的“杏林之旅”这件事归于基因，而不是什么传承了几代人、几百年的哲学传统。
但也许，这两种解释都是对的：或许希腊人的基因里就是流淌着无忧无虑的性情和日复一日的闲适；也许伊壁鸠鲁分析的就是这种自然性情，并由此提出了既互不关联又一以贯之的哲学思想。最终，他的思想成了历久弥新、自知自觉的人生哲学，与希腊人自然进化而来的行为倾向一起，经历了时代的考验。自知自觉的哲学让人们能够自觉地思考他们的选择：“我猜我可能会抱怨火车司机，因为在杏林滞留并不在计划内，这会耽误我的晚餐，但如果我什么都不想，充分享受这次意外的闲暇，岂不是更能反映出我真正的价值观吗？”
最终，这就是哲学的主要目的——让我们清楚地思考这个世界，以及如何在世界上生存。这就是我坐在这里，盯着面前这本探讨伊壁鸠鲁哲学的书所要做的事情——思考我应该如何安度晚年。我无法改变自己的基因，但是也许伊壁鸠鲁和其他哲学家能助我一臂之力，在我必须做出选择时为我指点迷津。
选择伊壁鸠鲁式的生活
对我而言，在晚年选择伊壁鸠鲁式自由的意义重大。这个时机恰到好处，因为这种自由针对的就是我们这些年过65岁，却仍未决定到底是在树林里搭个棚屋过日子，还是在社区里安居的老人——尽管细想之下，依靠社区赡养可能是我们的最佳归宿。无论如何，伊壁鸠鲁式的晚年自由，对于那些“服老”的人来说，可能是一个绝佳的选择；我们基本都有退休工资，即使那些钱不够我们吃上美味珍馐，或者甚至可能还不起我们工作时的房贷。伊壁鸠鲁会让我们缩减这些开销，品尝这种自由带来的甘甜。
老人远离了“日常琐事和政治的牢狱”之后，只需要对自己负责。他无需严格坚守一份日程安排，或为了维持生活而放弃那些奇思妙想。他能够，比方说，和朋友们一起静静地坐上几个小时，其间还能时不时一嗅野薰衣草的芬芳。
友人的陪伴之乐
塔索也许没能意识到一件事，即在迪米特里酒馆桌旁收获的快乐，很大程度上来自友人的陪伴，而这种陪伴是不计回报的。他的三位同桌好友，之前的工作分别是渔夫、教师、服务员，现在都已退休——他们都是土生土长的伊兹拉岛民，而塔索是前任雅典法官，年轻时曾在塞萨罗尼基和伦敦研读法学。即便如此，这也很难影响他和几位朋友的关系。
一个整日沉浸在职业生涯和社会关系网中的人，在与朋友交往时根本不可能做到不计回报。一个生意人，不管他做的是什么行当，都必然服务于某个目标，而这个目标和真正的友谊关系不大，或者根本没有关系。一位上司下达指令，是因为他想要结果；一位员工听从指令亦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他想要的结果之一就是薪水。不论有多少企业管理指南建议我们真诚对待员工和同事，隐藏在表象之下的事实却不会有丝毫改变：商业形势总是摆脱不了政治环境。在工作上，同事是我们达到目标的首要途径，对他们来说亦然。这一点自古至今都没变。伊壁鸠鲁在警告我们商业和政治的危害时就知晓了这一点。
在康德的伦理学理论中，我们被明确告诫：千万不要把别人当作一种途径，而应该将他作为他自己来对待。康德在其不朽著作《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一书中总结道：“就所有伦理行为而言，我们需要一条抽象的绝对原则，来作为一切特定道德选择的试金石。”由此他推断得出了自己的“道德黄金律”——更像一条定言令式：“要只按照你认为也能成为普世的准则去行动。”因此，康德认为，如果人们遵循这一原则，就不会将他人作为达到自己目的的途径来对待。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如果人们这样行事，他们自己也会受到同样的对待，明事理的人都不希望这样的事情成为普世的法则。
事实证明，如果我们将他人当作其本身而不是一种途径来对待的话，就不仅仅是在善待自己，也同样是善待与我们相关的人。除了陪伴之外，塔索对他的渔夫朋友别无所求。他不会希望他的朋友出庭做证或严格准备卷宗，就像他当法官时常希望律师做的那样。他不会想掌控、剥削或用任何方式差遣他的渔夫朋友。是的，塔索只想要朋友陪着他罢了。他希望朋友陪他聊天、嬉笑、打牌，在一起看海的时候分享不说话带来的宁静，最后这点也许是最重要的。伊壁鸠鲁认为，这种共同的宁静意味着真正的友谊。
对于一个将“日常琐事和政治”抛诸脑后的老人来说，这种情谊是最棒的礼物。可对于那些还在事业上打拼的“不服老”的人而言，即便有这样的情谊，他们也很难完全获得。
在伊壁鸠鲁的快乐生活清单上，“陪伴”名列榜首。他这样写道：“源于智慧，让人终生幸福的莫过于拥有友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