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萼

花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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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云彬

这本集子的作者“弟兄三个”,是叶圣陶先生的公子和女公子。我和圣陶相交十六年,他的为人处世的态度和他的文学修养,在我的师友中间,是最值得敬佩的一个。他是我的益友,也是我的良师;只可惜我生性顽钝,没有能够从他那里学到一点涵养功夫和写作技能。尤其使我艳羡不置的,是他的那个美满的家庭。他上有七十高龄而很健康的老母。他的夫人胡墨林先生,是一位教育家同时是一位贤主妇。他的长公子小墨(至善)已毕业专门学校,女公子至美已进了大学,而他的第三个公子至诚我们一向叫他“小三官”的,六七年不见,已经是一个中学生,而且写得出那样情文并茂的作品来了。他的家庭中永远充满着融融泄泄的空气。现在让我来抄一段本书的序文罢:

吃罢晚饭,碗筷收拾过了,植物油灯移到了桌子的中央。父亲戴起老花眼镜,坐下来改我们的文章。我们各据桌子的一边,眼睛盯住父亲手里的笔尖儿,你一句,我一句,互相指摘,争辩。有时候,让父亲指出了可笑的谬误,我们就尽情地笑了起来。每改罢一段,父亲朗诵一遍,看语气是否顺适,我们就跟着他默诵。……

我们试闭目想想,这是一个何等美满的家庭,在这种家庭环境里面,学习写作,进步一定是很快的,除非是天生钝质。所以我常常对我的子女说:“小墨他们是幸福的。”

抗战以来,圣陶一直在埋头做切实的工作,不大发表作品,但他的公子和女公子,却于工作或课余之暇,写了不少篇散文,现在结集成这本《花萼》集。这里面二十多篇作品,除杂感、回忆之外,大都是写抗战大后方及学校中的形形色色,包含着各种不同的体裁,每个人又都具有自己的特殊的作风。虽然他们在序文里说,每篇都经他们的父亲修改过,但从每个人的作风不同这一点看,圣陶不过在字句之间,替他们略加修改而已,整篇的内容和结构,还是照原样的。这二十多篇作品,我每篇都仔细读过,不必看他们的具名,便能分别出哪一篇是小墨写的,哪一篇是至美或至诚写的,就因为他们弟兄三个各有自己的作风之故。至于作风怎样不同,却很难具体地写出来,如果用苍劲、朴茂、温润、活泼、沉郁等抽象的字眼来形容各个的作风,显然是不妥当的,还是让读者自己去分别吧。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优点,应该在这里指出的,就是:头脑冷静,观察深刻。而结构的谨严,文字的通顺与简繁得当,竟有为老作家或名作家所不及的。近来弄文艺的人,往往有一种偏见,以为写文艺作品,只要内容充实,情感丰富,不必专在字句上用功夫。其实文字是表达情感的工具,文字没有写通,如何能够把丰富的情感充分地表达出来呢?情感既不能充分表达,内容更何从充实起?记得有一位老作家,在回答“创作要怎样才好”这一个问题时,说:“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写不出时候不硬写。写完之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谁都不懂的形容词之类。”我们看这本集子里的作品,没有一篇是硬写出来的。他们是平常留心各样的事情,观察得深刻了,觉得非写出不可,才动笔写的。他们写完之后,不但自己在推敲斟酌,还经过他们的父亲——圣陶先生戴起老花眼镜,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至于除自己之外谁都不懂的形容词之类,在这二十多篇作品中,是绝对找不出的。他们自己很谦虚地说,“我们这些文章,原为练习,合将起来,岂不成作文本儿”,其实像这样的作文本儿,现在的中学校乃至大学校里,如何找得出来。我以为青年看看这一类作品,也许比读《精读文选》之类还要受用些。

上面的话,都是赞美的,但也有使我不甚满意的地方。那就是:他们的头脑太冷静了,所以在作品中似乎战斗的情绪比较差一点。尤其在爱与憎的方面,他们没有能够做到所谓“像热烈地拥抱着所爱一样,更热烈地拥抱着所憎”。例如至诚写的那篇《乐山遇炸记》,固然写得惊心动魄,但使读者只感觉到他们所遇的是一场天灾,对于敌人的憎恨写得太不够了,如果末了不引一段他父亲的日记,那连敌人的残酷都不曾充分写出来。小墨的《化为劫灰的字画》,也是惆怅、感伤的成分多,憎恨的成分少。我的批评,也许太苛刻一点,只因和圣陶相知有素,就这样很直率地把我的意见写了出来,至善他们能不嫌我“老气横秋”否?

云彬 (民国)三十二年八月于桂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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