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诗界的“差序混层”与“众层化创作”
文学史是历史的一个部分，文学史实应该是文学史书写的基础。一如历史总是残缺的，文学史实也永远不可能完整；期待文学史实的彻底还原，或者高度还原，都不但不可能，也没有充分的必要。但问题是，人们已知的文学史实是否能够构成文学史书写的柱础，现有的坐标是否能够揭示文学史发展的内涵？明清诗史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其差序混层、文人众多、作品海量，故对文学史实的发掘有很高的要求与期许。而这一学术工作又必须建立在重视对文人群体社会关系的理解，将众多层次的作者纳入研究视野，并充分观照各种社会环境中文学生产与诗人活动的基础之上。对明清诗史之发展、演变研究的难点也恰恰是在这些方面，学界对此有所涉及，但尚有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必要。
一、差序混层：文人身份与社会关系的流变
“差序”，是一个社会学概念，现在大家谈论这一概念大多是受到费孝通先生《差序格局》一文的启发。何谓“差序”？他认为“人和人往来所构成的网络中的纲纪，就是一个差序，也就是伦”。“伦”是什么，他用比喻的方法说，“我的解释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共同表示的条理、类别、秩序的一番意思”
。由此我们知道，所谓的“差序”或者“伦”，可以作为对社会和历史之人物关系、事物关联及其发生状态不同“层”的区分和“质”的把握。
其实，对文学史作历时性或共时性考察，都可以看到“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现象。这“一轮轮波纹”所表征的是，所有的文学家活动以及他们的写作，其实都不是独立的、完全个体化的行为，而是由社会关系和历史地位所决定的群体化的表现，或者说是一种代言性表达。由此我们可以理解每个作家不但属于他所处的时代，同时属于一定的宗族、群体、阶层。
费孝通先生强调的“个人是对团体而说的，是分子对全体”，大致可以用来说明文人都是网络关系中的节点，无论是在什么位置上，他都在网络化、团体性的关系之中。然而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我们对所谓流派、社团、体派的体认往往是凭借显性的盟约类文字为依据，但所有的盟约都有文字记载吗？心理向聚的盟约能够辨析吗？况且预盟并非契约，其间分分合合并非清晰了然。还应当注意：阶层、地位、关系等都是变动的范畴，“分子对全体”具有多种之“对”。与清晰可辨的状态相比，混沌也许更是常态。古人讲混沌乃溟涬濛鸿难以视闻而不易剖判的状态，今人讲混沌是非线性不确定的无序化，都符合“一轮轮波纹”的差序格局的复杂态势。
历史上的所谓文人，正如章培恒、骆玉明先生所说：“有些是平民身份的士，有些是普通的学者和官僚。就此而言，这也开了后来中国文人以平民、普通学者与官僚为主体的先河。”平民、普通学者和官僚，即为东汉以来文学史上的三个主要群体。这种以身份性为区别的文坛格局一直延续到隋唐时代，唐代以后学术重心和文学重心进一步分化、下移，宋元两代阶层性差序格局便逐步显现，虽然其间也有交错，但混层现象并不很突出。至明清两代情况发生变化，文人“分层化”与“混层性”的状态同时存在，而文化空间的混层性尤为突出。
这里须对“混层”问题做一些说明。在文学创作、知识传播、文化交流方面，“伦”的区分本属应然，故而分层化现象是自然而然的。明清时代的文人大致说来有三个层次：上有帝王将相、王公贵胄、朝廷显要、封疆大吏；中有馆阁翰林、府州僚属、莲幕名士、地方百官、书院山长；下有教谕塾师、廪膳生员、僧道教徒、山人布衣、名门闺秀、巫医百工等等。这样的社会学意义分层也会形成文化力的辐射层，但从文化空间的角度考察，文人的集合状态往往是混合型的，而不是分层化的，社会阶层地位在学问、文才、诗性的“文化名义”下往往被淡化。清初潘耒在《鸳湖唱和诗》序中说：“盖禾中诗人，月必有集，集必分题，英流髦士、遗民野老、禅人羽流、寓宾过客皆得与焉。”李确亦言：“余之与社中交也，以朱九先为畏友，宋二完为胜友，倪惺孩、时圣传、陆中黄、周云虬为益友，而王长鳞昆季为千里友也，元彻禅师则方外友也。大都与道近而与俗远者。”道光末湘潭罗汝怀等人重组雨湖诗社，有云：“诸老既殁，雨湖诗社嗣出，岁会月要，转视前辈为盛，士夫、韦布、土著、流寓杂然并进……人既不齐，诗亦不居一格。”这里在“与道近而与俗远”前提下“士夫、韦布、土著、流寓杂然并进”所形成的正是具有文化共生关系的“混层性空间”。
混层现象也往往由文人个体的上下流动而显现出来。何谓社会流动？潘光旦、费孝通先生解释说：“社会流动普遍是指个人在社会结构中地位的改变。但是这名词也常常用来作狭义的解释，就是指在社会阶梯上的流动。社会阶梯是一个社会中所分化成的不同的阶层，而且这些阶层，依当地人民所具的价值观念，分成了高下，有如一个梯子。人民都希望在这个梯子上上升，但事实上却有升有降，升降的过程就是流动。”
这一分析简明而精到。一般认为基于先秦以来的儒学传统秉承的公原理，士大夫的精神本质、精神信仰是为公、为天下，欲降大任于斯人，故文人以向上流动、攀升为追求，其实并非尽然，个体的差别、人生阶段的差别是很大的。明清两代公原理精神趋于淡薄，内心向私原理倾斜现象相当突出。科名，关乎家族门第声誉；为官，是个人生平必要的履历和利益，但未必是毕生心性所在。在复杂的政治生态中，“向后转”往往成为一种较为显性的心理趋向。明代王鏊《六十三初度君谦以诗为寿和之》所云具有代表性：“古来富贵谁长保，早是抽身好。裴相午桥庄，疏傅都门道，到如今，尚瞻高节操。”华亭顾中立官至刑部员外郎，目睹朝廷腐败，“虽仕途方达，欣然弃官归，人咸重之。……花晨雪夕，与三四良朋举酒赋诗，不复料理人间事”。这种出于私原理意愿的解组挂冠形成了文人个体阶层变化，也随之带来新的混层性诗歌创作空间。这种混层现象，清代较明代有过之而无不及。
其实上述文人、诗家的混层现象是比较清楚的。更复杂一些的是，在社会变迁的洪流中，人们对“社会”这个总的“差序格局”已不易清晰感知，对一些“差序”中的“伦”的混沌状态更不易辨识。比如明初相当一段时期元遗民的创作是一个突出现象，但主主体意识表现却是极为“非典型”的。
入明的那些元遗民是社会差序格局中怎样一个“伦”？人们比较熟知元朝统治实行“四等人”的民族压迫政策，“内北国而外中国”成为一般认识。其实这应该属于根据部分史料得出的感知，缺少充分的佐证。汪元量曾说元代“衣冠不改只如先，关会通行满市廛”，这是否是事实呢？赵翼《廿二史札记》“元末殉难者多进士”等记载表明，元代末年曾有不少南人进士仗节死义。钱穆先生曾经在《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及其《续集》中论及元明之际士人夷夏意识淡薄，明初时期文臣们对蒙元普遍表示怀念，称此“大不如后人读史者想象”。此作只是基于对宋濂为代表的进入新朝者文集的考察，如果将力绝征聘、寄迹缁羽、山林隐逸的遗民的写作加以全面审视，则可以看到这个名单是相当庞大的，其不奉明廷为正朔的心理都抒发于黍离、麦秀之遗音中。
近年来有学者揭示出“谢翱《登西台恸哭记》在后世的广泛流传，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明初金华文士张孟兼所作之笺注”的史实颇可玩味。谢氏这篇本应用作阐发“夷夏之防”的文章被一时借题发挥，用来赞颂谢氏忠节，揄扬其“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君臣大义”了。这恰恰可以反证元遗民在明初社会的差序格局中成为一个特殊的“伦”，与宋遗民、明遗民皆不相同，与持有强烈“南北观”的晚清民初士人也形成鲜明对照。
对明初文学的变迁，许多学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左东岭先生认为：“元明之际文人的旁观者心态是一种普遍存在，它是由于民族隔阂所带来的政治边缘化的历史状况而导致的。”廖可斌先生指出，其时“正统的文学主张和文学创作垄断了文坛，非正统的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则受到严厉打击和压制。元末明初文学思潮的这一变化，不仅带来了前期文坛长达百年的沉寂，也造成了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的停滞。”
显然明初士人的心理紊流是巨大的，包括大量遗民在内的各阶层都有不同表现，而总体趋势是，在统治者造成的杀伐之气中，许多文人只能远避，无奈地被边缘化，向社会底层沉淀。而藉由此一客观环境，社会边缘、社会底层的文学边界得到极大的扩展，已经在元代胚育成的地域文学群体，特别是诗社获得了新的空间。由于元末明初政治演变的张力，带来了文人群体的分化与分流，故所谓的“新空间”具有由地方向上流动（以浙东与江右为典型）、由城市向山林乡村流动、原有在地群体进一步汇聚加强等不同特点。值得注意的是，元代在重农而不抑商的政策下，不少士人认为“胸蟠万卷不疗饥，孰谓工商为末艺”而弃文从商。洪武十四年（1381）颁贱商令，农家许穿绸纱绢布，而“商贾之家，止许穿绢布”。士人与农商阶层的流动转换，进一步促使底层社会更多地代入了文学、文化成分，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地域性文学群体，成为地域文学发展的重要契机。
正是从明初开始，文人群体性地向下流转，写作基地往往在社会下层。崇祯间夏允彝在《岳起堂稿序》中说：“唐宋之时，文章之贵贱操之在上，其权在贤公卿。其起也多以延奖，其合也或贽文以献，挟笔舌权而随其后，殆有如战国纵横士之为也。至国朝而操之在下，其权在能自立。其起也以同声相引重，其成也以其书示人，而人莫之能非。”明代文柄下移形成的去精英化使地域文学地位提升，似乎内在地契合着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某种应然规律，故能够成为明清文学史、诗歌史的演变方向和重要特点。
二、底边社会：“小传统”下的特殊文学样态
如果对明清文学创作的分层情况作大致分析，可以形成这样的看法：骈文、词赋较多出于都市和文化发达地区；小说、戏曲（除家班、戏社、草昆之类）以区域中心城市为主要生产和传播场域；歌谣、宣卷（宝卷）、说唱、评话等通俗文学主要流行于城市底层和乡镇民间。诗文写作具有普泛性，各个阶层、各类地区，从大都市到僻壤村里，无处不可，但市镇乡邑集中了众多文人，创作量极为可观，远远超过以往历代。
这里说“市镇乡邑集中了众多文人”，到底“众多”到何等程度呢？费孝通先生曾将收得的清代康熙至宣统时期915本科举考试朱墨卷资料进行整理、统计，发现有世居地址记载的共758本，其城、镇、乡的分布分别为：城，398，占52.50％；镇，48，占6.34％；乡，312，占41.16％。如此，乡镇所占比例就已达到47.50％，如果考虑到清代“市镇”两个层级交叉性强，部分“城”实际即为“市镇”的话，那么市镇乡邑文人的数量显然极大地超出都市和区域中心城市了。结合何炳棣先生的研究来看，他认为明初的社会形势对社会地位低下者的流动特别有利，而明代有75％生员来自白身家庭。虽然地域之间的差异要考虑进去，但明清两代总体而言，底层社会能文擅诗者甚众，这是研究明清诗歌发展演变必须明晰的一个文化现象。
“承”与“变”是文学创作的两个方面。文学史既是因时而变的历史，又是向古而生的历史。所谓“向古而生”，就是说前人的创作具有启示作用和效法价值，后人的作品出现与前人具有某种母系性关联。当然，“古”只应看作一片胚育的土壤，而不是一个用作规摹的模具；在前者意义上则自然能够效古生新，产生某些原创性的因素，而在后者意义上，则踵作雷同，成为文学的假古董。需要注意的是，在地方诗坛向古而生可能是广义的，即受过去诗歌经典的影响而形成创作成果；也可能是狭义的，即直接登筏于前辈地方诗人，或承流入津，或夺胎换骨。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不妨将目光移至江南，以明清苏州地区的两组咏物诗为例具体分析一下。王应奎《海虞诗苑》卷三录清代虞山布衣诗人庞龙《行舟十咏和杨文理韵》，其题注云：“文理本纨绮子，善吟诗。中岁贫甚，友人杜公以进士出为县令，杨欲往谒，苦乏资斧，趦趄久之。楚有商于吴者，难杨曰：为我作《行舟十咏》，即载以往。杨援笔立就，商跃然起敬，载之往，且厚赠焉。”庞氏所作“十咏”为《樯》《篙》《舵》《跳》《纤》《桨》《篷》《橹》《猫（锚）》《缆》。这十首诗可以说篇篇自成境界，堪称佳构，试举其《咏橹》一首：
惯依疏雨落花潮，入港回溪弄小舠。欸乃梦醒秋月淡，呕哑风落楚天遥。中流奋击知谁是，子夜行歌自不聊。回首荆州瓯脱地，潇湘忍见白衣摇。
杨文理为明代苏州诗人，与杜庠为友，其咏舟中物之事即与杜氏有关。这是明代景泰（1450—1456年）以来直至清末在吴中流传的一段文人佳话，在黄嵍的《诗话》、蒋一葵的《尧山堂外纪》、赵吉士的《寄园寄所寄》、李伯元《南亭四话》中都有记载。试看《黄嵍诗话》所记：
杨文理，纨绮子也，侈靡善吟。中岁贫甚，与杜公序善，杜以进士出为攸令，杨欲往谒，阙道里费，趦趄久之。楚有商于吴者，难杨曰：“为我作《行舟八咏》，即载以往。”题曰“篷、樯、篙、橹、锚、缆、舵、跳”。杨援笔一挥而就，商读之，跃然起敬，载之往，且厚赠之。”尝记其咏《篷》曰：“雨湿湘帆翠欲流，飘飘偏称木兰舟。才从红蓼滩头挂，又向白苹洲畔收。数叶饱风淮浦晚，一绳拖雨洞庭秋。蓬莱闻说三千里，藉尔何当作胜游？”《橹》曰：谁倩公输巧斫成，翩翩浑讶逐风鹰。分开水面秋烟冷，斫破波心夜月明。船尾驾来三尺短，棹头摇去五铢轻。不堪声作伊州调，客里闻来倍惨情。”余不能全记，《樯》有曰：“宵归海上疑撑月，晚泊山隈欲碍云。虽爱高标平地起，最怜孤影隔溪分。”《篙》曰：“谁剪潇湘玉一枝，棹郎长向手中持。撑开杨柳桥边市，移过桃花洞口祠。”《锚》曰：“一镮似月分中坠，四齿如锥向上擎。”《缆》曰：“秋风任掷孤篷外，夜月长维古渡边。”《舵》曰：“不入红尘芳草路，惯依疏雨落花津。”《跳》曰：“踏破晓霜还有迹，溜残春雨不生苔。”如此等句，诚亦动人，惜不见其全集。
在褚人获《坚瓠戊集》卷四“乩仙咏橹”条中将杨文理的《咏橹》诗与周密《齐东野语》记载的民间流传的《咏橹》诗并论，似以为其间具有题材类同、写法因袭关系。兹将周密《齐东野语》卷十六所记也迻录如下：
绍兴斜桥客邸有请紫姑者，命橹为题，诗云：“寒岩雪压松枝折，斑斑剥尽青虬血。运斤巧匠斫削成，剑脊半开鱼尾裂。五湖仙子多奇致，欲驾神舟探仙穴。碧云不动晓山横，数声摇落江天月。”
至此已大致将从宋代到明代直至清代江南文人写作“咏舟中物”的一条线索梳理出来了。仅以《咏橹》诗作为个案来比较，三首诗各有特点，难以轩轾。作为组诗的起源，在体制规模上，宋人所作为单篇，明人依“八咏”旧例作八篇，清人则扩大至“十咏”，才情尽逞。后代创作在题材上与前代有继承性，表达上保持自我特点，而规模则愈后愈大，这大概是我们可以看到的地方诗歌创作的一般现象。
上述的杨文理和庞龙都是地道的吴下布衣。应该看到，布衣群体面广量大，在明清文学史，尤其是诗歌史上的地位是无法忽视的。明万历年间屠隆专门讨论过“诗在布衣”问题，其《涉江诗选序》以唐代为转捩进行比较，认为唐代诗人，仰摹古法，运气心灵，闭门钻研，神采独照而成名家，出名作。降至明代，士人专注于八股帖括，长期不授诗道，不习韵语之作，而一旦入仕，勉为诗作，辄渔猎前人韵语秀句而成篇，故其诗无所可观，无所成就。反观众多布衣之士，失意于场屋，落魄于功名，乃专心致志，刳心尽力从事诗歌创作，反而能够取得相当可观的诗歌成就。所以他认为朱明一代的诗歌成就乃“在布衣”。钱谦益在《列朝诗集》中选录明代布衣、山人的作品，是以往历代诗人总集中比例最大的，根据其《传》文，庶几可以勾勒出一部明代布衣诗歌史。
其实如果对清代诗歌的实况做一个分析的话，则晚明人的观点也是大致适用的，清诗几乎是明代“诗在布衣”的扩展版。入清以后，大量布衣文人身沉野僻，因位处下层而不附朝政，反而名盛声隆，影响甚巨。顾炎武、黄宗羲、李颙、朱鹤龄并称海内四大布衣，为这一特殊社会阶层赢得了清誉，而著名诗人李符受曹溶赏识，以子弟称，亦为文坛佳话。高层云《布衣李君墓表》谓：“君诗清空一气，如姑射仙子，吸风饮露。词则尽扫臼科，独露本色。曹舍人升阶叹为稼轩后身。余读其桃乡诸调，虽稼轩不逮也。善为俳俪之文，陈太史其年录其所著《补袍集》示吴太守园次曰：‘江左有李君，吾与若不当韬笔邪？’”显然也极尽赞赏之意。这部分底层布衣文人的数量到底有多少，是无法确切统计的，但从“千叟宴”之事可略窥一斑。清廷于康熙五十二年、康熙六十一年、乾隆五十年、嘉庆元年都曾举办过“千叟宴”，与宴者近14000人。这些千叟野老实际上大都是各地知名的“老布衣”，藉此一端便可见其背后的地方寒士群体乃何等之庞大！
美国人类学家、民族学家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1956年在《原始世界及其类型》《乡民社会与文化：一位人类学家对文明之研究》中曾提出“大传统”与“小传统”（Great Tradition and Little Tradition）范畴，为人们研究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关系提供了富于启发意义的思想。其所谓“大传统”，是代表着文明或国家权力，由都市知识阶级所掌控书写的文化传统；“小传统”则指代表乡村的，由乡民通过口传方式传承的民间性、乡土性的文化传统。雷德菲尔德认为，所有的文明社会内部都存在着这样划分的大、小传统。这一学术理路是试图借助对现实的社会空间的层次划分，来说明社会的差序格局中同时并存着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这对于我们研究明清底边文化形态和文学生态具有重要价值。
明清大量文人汇聚于基层，使底边文化的得到发展。在特定的地域环境中，文学受到地方文化圈的影响，传统文化的风尚惯习、宗亲邑邻的人际交往、古贤遗迹的手抚目染、家族文献的整理刊播、私藏典籍的流转手抄、文人故事的口耳相传，形成了很强的文学小传统的链式传递功能。这使得地方文人创作具有了更多的承流向风的可能，催生出“差序格局”的“一轮轮波纹”的特殊样态。诗歌在明清地域文学中最具有典型性。从市镇向下看，乡邑毗邻相接，相去不过数百里，地相邻，情相亲；习相近，学相同；人相联，吟相和，文学小传统是最易形成影响的。在这种影响下，既能产生“六百家应无滥厕，五千首更有专攻。龙门除却渔洋峻，赵宋高田几巨公”这样的标志性诗人，也能出现很多像“庞龙之于杨文理”接踵写作且具有自新意义的典型。而许多地方诗歌总集，尤其是乡镇的地方诗集（如《语溪诗存》《木渎诗存》《唐墅诗存》《支溪诗录》）阐幽表隐，囊括一方人物，其中有不少砚田糊口的文人，“足不越城市，目不睹名山大川、四方九州瑰玮奇异之物”，其交游范围主要在乡邻、宗亲、社友这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中，女性诗人则更有人际交往的多种限制，天地更为狭窄，而他们因地方文学小传统的影响，亦存可诵之作。
当然，一些至今未为知闻的诗人是否都具有进入明清诗史的价值，这需要具体分析、取舍。但存在本身便意味着具有某种文学史料的意义，而将底层文学纳入研究视野，无疑可以丰富、深化我们对明清诗歌史发展复杂现象的认识，有利于我们理解文学发展的取向和规律。
三、藩府宫廷：文人集聚与创作的重要场域
文学史“差序格局”中“伦”的存在，意味着“层”的分化。“层”是文人社会学意义上不同阶层的地位，与其在文学史意义上的地位可能是对应的，也可能并不对应；层级较高者文学传播力则较强，但这也并不是绝对的。在这个问题上要防止预设立场，先验性地认定某些作家，而排除某些作家；经验性地肯定部分作品，而否定部分作品。
文学史，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历代文坛名家的排行榜，已经进入文学史家记忆中的内容被不断强化，而未曾被记忆的则往往长期处于失忆状态。毋庸讳言，在相当程度上这种记忆是选择性的。何谓“选择性记忆”？万斯同所论似可说明：“好恶因心而毁誉随之。一室之事，言者三人，而其传各异矣，况数百年之久乎？故言语可曲附而成，事迹可凿空而构，其传而播之者未必皆直道之行也，其闻而书之者未必有裁别之识也。”显然他说的“好恶因心”是一种“选择性”，但“闻而书之者未必有裁别之识”则涉及到认知考量了。
虽然我们认为明清时代底层文学相当发达，无愧文学创作、诗歌发展的重镇，但并不意味藩府与宫廷文学失去其影响。但在既往文学史家的认知考量中，明清藩府文学、宫廷文学往往被轻视甚至无视，这又偏移到一个极端了。在传统文化语境中，尤其置于科举文化背景下，藩府与宫廷必然成为“能文者”的聚集场域，也相应成为诗歌创作的重要基地。缺少这一认知，我们将无法完整描述明清诗文发展史，无法解释明清诗学演变的许多动力因素。
这里先以清代为例谈藩府文学。从社会层级来说，藩府是朝廷以下的管理高层，但藩主地位高低不等，幕宾流品相当复杂，然宾主关系往往建立于道与才的基础上，这便使得藩府作为文学场域具有了生生不息的热力。以清代江南来说，宋荦康熙朝任江宁巡抚驻节苏州，甫一莅任，即延毗陵名宿邵长蘅至幕下，又拜访退隐吴中的韩菼，与尤侗、朱彝尊等诗人书札往来，并以国士之目荐顾嗣立至王渔洋门下，其后选刻《江左十五子诗选》奖誉王式丹、吴廷桢、宫鸿历、徐昂发、钱名世、张大受等，形成了一个诗学文化圈。而嘉庆间阮元之于两浙、道光朝陶澍之于两江，他们领袖地方诗坛、修纂地方诗学文献的作用都极为显著，在推动一地诗歌发展方面厥功至伟。
拓展视之，各地藩府几乎都有这样的官僚文人典型存在。曾燠任职扬州时曾氏幕府成为乾嘉之际盛极一时的诗学坛坫，其时参与雅集文会者既有汪中、詹肇堂等淮海诗人，也有吴锡麟、吴煊、吴嵩梁等外地诗流。吴鼒云：“南城曾公转运邗上，清望既符，盐政以理，薄书克勤，啸歌无废。宾客之盛不减聚星之堂，湖海之士并有登龙之愿。”往来曾府者身份各色：曾燠乃掌两淮盐署的显要，吴锡麟时任书院主讲，吴煊、詹肇堂其时方为举人，吴嵩梁年富青春、其名未显，汪中已年过四十，乃学问得誉而孤苦潦倒者。他与众人酬唱的作品后编成《邗上题襟集》与《邗上题襟续集》，颇具影响。余伯扶作《读〈邗上题襟集〉呈宾谷都转》在历数各方文人如鱼趋渊般赴邗上文会后云：“其未识面皆知名，树帜五色居专城。始信秦晁世岂乏，要须大雅能寻盟。”
此类个案很多，如卢见曾乾隆时官至两淮都转盐运使，其幕中“名流毕集，极东南坛坫之盛”，毕沅在乾隆朝后期巡抚河南、陕西，总督湖广，学者、诗人入其藩幕者难计其数，其幕府艺文活动兴盛，一时有“龙门”之目。唐仲冕道光初年开藩陕右，众多寒逸诗人被“辱收奖进，既荣之以人伦之鉴，又任之以翰墨之责”。邓廷祯道光年间任安徽巡抚等藩臣，“绩学好士，幕府多名流，论学不辍”。曾国藩咸同之际历任各地封疆大吏，其幕宾竟达数十人之多，其中擅诗者皆能引领风骚。至于像谢启昆转镇各地，创作《咏史诗》500多首；宋湘出守曲靖，留滇十三年，其诗歌编成《滇蹄集》流布；郭庆藩署官四明时结社酬唱，“每逢嘉会袖诗来”，这样的例证就俯拾皆是了。
再谈宫廷文学。宫廷居于社会的最上层级，也是精英文人最集中的地方，但在清代诗史上的坐标是极为有限的，被忽略者很多，极端的典型自然是对乾隆的评价。他“平生结习最于诗”，已出版的《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有43630首。“乾隆一人之诗已几乎相当于唐诗的全部”，这似乎是一个不证自明的否定意见，其实对此也应具体分析。他的诗当然不像其所自诩的“向来吟咏，不为风云月露之辞，每有关正典之大者，必有诗记事。即游艺拈毫，亦必于小中见大，订讹析义，方之杜陵诗史，意有取焉。”其中口号诗很多，降低了诗的纯度，此乃客观事实，但这并不意味乾隆诗完全失去审美价值，“人文江左遥相望，却虑经临句未豪”未必全不可信。有人选出乾隆诗中质量较差的作品甚至联、句来说明其不值得研究，并没有充分的说服力。如果用这种方法来看的话，唐人罗隐“一二三四五六七”（《京中正月七日立春》）的句子也是很不像话的。其实仅就《南巡盛典》来看，所录载乾隆南巡的诗歌作品2738首，内容丰富，虽水平参差，却不乏佳作。对此如果仅仅作为其省方问俗的史料，而否定其中的诗学意义和审美价值，则可能有遗珠之憾。
不妨再举冯溥一例。顺康之际冯氏官吏部右侍郎、左都御史、授刑部尚书，晋文华殿大学士，位居朝廷高位。这位政坛巨擘实无愧为一时诗坛领袖，其乐于延揽名家颇受称道。毛奇龄《益都相国佳山堂诗集序》曾记载：“暨予应召来京师，会天子蕃时机，无暇亲策制举，得仿旧例，先具词业缴丞相府。予因获随侪众谒府门下。适车马从阁中出，揭剥倒屣，延入为宾客。当其时，先予居门下设食授室粲然成列者，已不啻昭王之馆，平津之第也。”清初从“渐入宋元”转变为“宗尚三唐”有不少重要环节，是一系列文学家发挥作用的连续的过程，冯溥即曾介入且发挥过重要影响。徐嘉炎曾记载冯溥的诗学主张：“吾师之言曰：‘诗之为教也，温柔敦厚，文已尽而意有余。’……知清新大雅之作出于比兴者为多，溯流以穷源而寔见其然也”。冯氏所强调的“温柔敦厚”的“诗教”和“清新大雅”的诗风，恰恰正是唐诗的格调。施闰章为冯溥《佳山堂诗集》撰序云：“尝窃论诗文之道与治乱终始，先生则喟然叹曰：‘宋诗自有其工，采之可以综正变焉。近乃欲祖宋元而祧前，古风渐以不竞，非盛世清明广大之音也。’愿与子共振之。”冯溥受康熙帝之命主持博学鸿词科考试，这是聚天下才士于京师，传播正雅庙堂诗学主张，扭转诗界风气的最好契机。冯溥深明康熙的文化意图，并有力推衍之，而这种登高一呼领袖群伦的作用，是“赋诗称旨”方产生影响的王士禛其力有所不逮的。
近些年来逐渐有学者注意到康熙十七年（1678）试博学鸿词科的意义，并注意到冯溥“万柳堂雅集”等密集性的文学活动的影响。但清代诗史上“冯溥”类的人物甚多，更多的诗人和作品还未被打量审视，有些尚处于尘封状态。乾隆年间的窦光鼐，立朝五十年，屡掌文衡，以文章鸣世，吴锡麒《祭窦东皋先生文》云其人与文“循轨度之汪汪兮，亮苏世以为德”，“府然若渠匽，檃括之于己”。窦氏显然为当时有一定影响的诗人，从《东皋先生诗集》可知，他能为四言、五言、七言各体，古诗、律诗、绝句皆有佳作，俱见才气，而以五言长律与古诗为最。李宪乔在《留上窦东皋宗丞十八韵》诗中有“僻吟偏近岛，上国喜逢韩”句，将之直接比喻为当世韩愈。但恰恰因其在宫廷的特殊地位、与乾隆的特殊关系，以及部分“文章终报国，宠辱岂关身”的效忠性写作，窦光鼐一直不为研究者重视，成为清代诗歌史上的“陌生人”。
明清两代诗人创作数量之巨大，超乎我们的想象，但文学史家对其记载却比较淡漠。特别是在汪洋浩瀚、难窥涯涘的清代诗歌史上，部分诗人居于波峰之上，涟漪中心，后人放眼可见，但更多的作者，包括一些当时颇有地位和影响的官僚体系中的诗人，在诗史“一轮轮波纹”的旋荡中被淹没。究其原因，“官方地位”遮蔽了“文学史地位”。因此需要对复杂的士人群体持有客观分析的态度，看到不同阶层的“士”在文学史上的不同作用。
中国古代并没有职业性的、纯粹的文人、诗人，作者的文学创作不同程度地与一定的身份具有联系。何种身份最接近于文学？固然我们赞同“文章出贫贱，此事古今同”，之说但作者所具有的官方身份，哪怕是朝廷枢要或封疆大吏，对文学发展的作用未必一定是负面的。一些著名文人身在台阁而影响上下，莅治一方便引领一方诗学，执掌官学往往培养提携一个诗人群体，这是明清诗界极为显著的现象。然而如果先验性地对“文人”“诗人”加以界定，甚或人为地界定出“台阁文人”“宫廷诗人”等范畴，相当一批在诗歌发展中发挥过重要主导和示范作用的高阶文人，就很容易被有意识淡忘了。
罗素说：“选择就包括着在事实中间有一种价值标准。”预设立场的身份认定实际上是一种价值标准先行的选择，其所产生的部分文学史实的失落，不免会对诗歌发展脉络的梳理和呈现产生障碍。王夫之曾激烈地批评“有皎然《诗式》而后无诗，有《八大家文钞》而后无文”，既切中预设审美立场之害，也可用作对预设身份而产生排他作用的批评。
四、余 论
对明清诗人及其创作进行评价，其方法和路径总体上与前代诗史研究有相同之处，但又不尽然，这是由明清两代文人普遍参与诗学活动的“众层化”实际状况所决定的。“众层化”是文人不同社会阶层地位的体现，也是文人在文学发展中不同层次作用的反映。以上我们大致提及到上、中、下三个层次，事实上这是一个包容性极大的分层，各层之中尚有不同身份的众多文人；而层与层之间往往发生流动转变，各层内部也可能具有某种“伦”的混合交错，由此形成了“差序混层”。这使得明清诗界庞大的创作群体显得非常复杂，而诗史“一轮轮波纹”演漾的样态也相当丰富。
明清两代文人层级分布有一定的代际分别，但总的来看呈金字塔形，越向下群体越大，而底层聚集的文人很多。这座金字塔是一个完整的文学构造，需要通彻观照，包容众层。到目前为止，元代以前各代的诗歌总集都已经编竣，明清两代的尚在期待之中，这使得我们对这两代诗歌尚难以整体性观照、把握。由于个案不足，对诗歌发展差序格局“一轮轮波纹”的分析，固然可以产生一些基本认识，但还不能形成结论。明清诗歌评论、别集、总集洋洋大观，人们读诗话、笔记和读别集的感觉往往不同，而读别集与读地方性总集的感觉也有所不同。别集（尤其是名家别集）中多有追步前修、自树典型的气质，而诗话中的许多本事显示出各类作者日常生活的文学化；地方总集搜罗较全，主观选择性不强，正因为如此而能够保存不少较为稀见而值得关注的诗人和作品，尤其可以看到一些与体制保持距离的作家，对人生和社会问题的独特体悟和思考。如果对明清诗学的各类文献作比较深入的研读，或许可以发现：以唐宋诗歌的高潮为基点向后观察，那“一轮轮波纹”未必是弥散、弱化的；“如来掌心”无边，唐代以后能“翻出如来掌心”而创作出“好诗”者，当不在少数；“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后世莫能继焉”的判断也并非绝对可靠、正确。
徐朔方先生在《明代文学史》的《缘起》中提出“编写文学史应该将所编时期所有的作家作品巨细无遗地全部加以阅读”，这是一种科学的态度。虽然对明清两代诗史来说，遍察其人、遍览作品是难乎其难的，但文学史永远处在发现、争论、否定、肯定的循环过程中，而发现与争论的对象、视野决定了否定、肯定的可能。现代出版业的发展和文献集成化水平的提高，已经为明清诗歌史料的收集、阅读提供了很多方便，因此应力求面向各类文献，将文人各阶层的创作都纳入视野加以考察，使尽可能多的文学现象和创作成果呈现出来。如此，人们对明清诗歌的批评或辩护才会比较具体、辩证、全面，才能更接近文学史实的本然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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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这个问题学界有一定争议，也是需要注意的。有学者考证，发现赵翼所举的16位殉国进士中，南人进士只有4人，而“元朝南人进士出仕明朝者，现已考知19人。见萧庆伟《元朝科举与江南士大夫之延续》，《元史论丛》第七辑，第1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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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边社会，是文化人类学者提出的一个与“阶级”相关的“身份集团”（status group）概念。底，是社会底部；边，指边缘化。底边社会中活动者的身份地位通过习俗、生活方式和既定的态度来表现。参见乔健《底边阶级与边缘社会：传统与现代》，台北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15、36页。
- 草昆是“在农村中流动演出的草台班昆曲的俗称。所谓草台系指在乡村草场或田野里临时搭出来的戏台，因陋就简，随搭随拆，称为‘草台’，又称‘乡台’、‘村台’、‘野台’”。见吴新雷主编《中国昆剧大辞典》，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 关于这个问题，参见（美）施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2000年版；（美）林达·约翰逊《帝国晚期的江南城市》，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日）川胜守《明清江南市镇社会史研究》，汲古书院，1999年版；赵冈《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5年版；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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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炳棣《生员家世表》，《中华帝国晋升的阶梯》，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123页。
- 该诗题在“杨文理”前原有一“宋”之，或为衍文，或是对《齐东野语》卷十六《降仙》所记载内容的误读。详见周密《齐东野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71页。
- 王应奎、瞿绍基编，罗时进、王文荣整理《海虞诗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52—53页。
- 吴文治《明诗话全编》第3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113—2114页。
- 褚人获辑撰、李梦生校点《坚瓠集》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392—3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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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符《香草居集》附，《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252册，第71页。
- 叶舒宪《重新划分大、小传统的学术创意与学术伦理》，《社会科学家》2012年第7期。
- 这一观点见本书《清代“淮海文学圈”及其诗学谱系》，原文发表于《苏州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
- 茹纶常《容斋诗集》卷十五《题国朝山左诗钞》。作者自注：“山左诗学自渔洋、西樵，外如赵观察清止、宋观察荔裳、高侍郎念东、田侍郎山姜皆一代巨手。”
- 吴大淳《木渎诗存跋》，原载清咸丰八年版末，见《木渎诗存》民国十一（192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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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苞《万季野墓表》，中华书局辑注《音注方望溪文》，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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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闰章《佳山堂诗集序》，施闰章《学余堂文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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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宪乔《少鹤先生诗钞》卷三《留上窦东皋宗丞十八韵》，清光绪十二年西安郡斋刻李氏三先生诗钞本。
- 窦光鼐《省吾斋诗赋集》卷九《恭和御制仲春经筵元韵》，清嘉庆六年（1801）家刻本。按：欧阳修《苏明允墓志铭》：（洵）“年二十七始大发愤，谢其素所往来少年，闭门读书为文辞。”此句说自己二十九岁方知读书求知，较苏洵为晚。
- 参读本书《宫廷文人的“在场”与“走出”——以清代诗人窦光鼐为中心的讨论》一文。
- 张耒《送吕际秀才南归》，《张耒集》卷六，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2页。
- （英）罗素《论历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 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外编》，《船山遗书》卷六十五，《四部丛刊》本。
- 鲁迅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手。”《鲁迅全集》（编年版）第八卷（编序341219）《致杨霁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681页。
- 王国维《宋元戏曲考·自序》：“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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