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悲歌歌一曲——李辉《胡风集团冤案始末》序
胡风问题，几十年来一直牵动着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它笼罩在中国知识分子心中的阴影，至今还没有完全消失。
八十年代，胡风问题经历了三次平反：一九八〇年撤销“反革命集团”案；一九八六年胡风逝世后，通过对死者的评价撤销了强加于胡风的不实之词；今年六月，宣布胡风的文艺观属于学术问题，撤销个人主义、唯心主义等罪名。历史是公正的，它经过曲折之后，终于宣告胡风无罪，终于确认无辜者的无辜，圣洁者的圣洁。
今天，胡风问题在政治上获得澄清，并没有像当年胡风被打成反革命集团时那样引起人们的亢奋、震惊、恐惧，也没有那么轰动，因为文化大革命发生后，类似胡风的冤案太多了。但是胡风的一切，对于知识分子毕竟是很重要的，对胡风进行理性重评，不能不在知识分子心中激起波澜。八十年代中，有的知识分子，早已想到自己的良知责任，例如巴金所写的《怀念胡风》，就襟怀坦白地承认自己良知上欠了胡风的债，他写怀念的文章，是为了还债而写的。这种文章说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并没有泯灭，它仍然具有道义力量面对自己良知上的缺陷，并有道义力量来弥补这种缺陷。可惜的是，却有真正欠了债的“战士”，并没有打算还账，而且觉得他们永远正确，无可忏悔。当然，从更多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不是震惊，而是不能不思考：为什么胡风的问题会变得那么尖锐，那么“你死我活”？为什么一个作家对文艺问题坦率地发表些意见造成这么大的历史冤狱？三四十年来，不说别的，仅仅胡风问题，不知道耗费掉我们民族多少精神能量，也不知道耗费了中国作家和中国知识分子多少精神能量！经历过内耗性斗争的我们这一代人和上两代人，常常感到心灵上的疲倦，不就是精神能量几乎被耗尽了吗？除了无谓的精神浪费之外，对胡风的错误处理，还深刻地伤害了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品格，使这种品格经历了一次历史性的危机。胡风问题在法律上解放了，但受到胡风问题震惊的心灵并不是一下子能够随之解放的，我国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品格也不是立即能够恢复它的光辉和活力的。知识分子在阶级斗争中形成的病态心理自然也不是可以立即治愈的。我们可以尽可能不往后看，但历史既然付出重大代价并造成精神创伤，那么，我们就有必要索回代价，治好创伤，以使我们的心灵安静一些，健康一些。
李辉的《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所作的正是这种工作。我翻阅了这部书稿后，心情一直沉重。尽管我与胡风毫无瓜葛。胡风在三十年代就投身左翼文化运动，信奉马克思主义，而且追随鲁迅（他对鲁迅的追随又是非常自觉的）。他作为鲁迅的自觉的、坚定的追随者，最早发现机械决定论将导致革命文学走入死胡同。照理，他走入新社会后是会很愉快的。但是他却遭到空前的痛苦，这除了社会的原因外，还有他个人的原因，他太认真，太执著，太热切了。他对革命总是那么关注，那么热情，为了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竟然写出了三十万言的意见书。且不说内容如何，能写出三十万言的意见书，而且是充满着建设性的意见，这要花费多少心思呵。既有敏锐的“革命文学”的危机感，又有切实的建设革命文学的责任感，这是多么可贵呵。但这种危机感与责任感，却使他遭到不幸。胡风的人格是很特别的（其实正是很正常，很健康的）。无论是从知、还是从情、还是从意的角度来看，他的人格都很有光辉。从“知”上说，他提出“到处都有生活”的命题，可见他对文学艺术的真知灼见；这比某些闹腾了一辈子文学而不知文学为何物的“文学理论家”，实在是高明得多。从“情”来说，他确信，他的“精神奴役创伤”的命题，包含着最深挚的爱和同情。从“意”来说，他的坚忍是不言而喻的，他的“主观战斗精神”，正是一种意志力量所激发的精神。他总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的心理构成显得比我们正常、健康、成熟。我们要建设一种健康的文化心态和文化性格，倒是需要从胡风的文化心态和文化性格中得到某种启发的。但恰恰是这种心态和性格，反而难以生存，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如果我们能通过对于胡风命运的思考，减少一点蒙昧和幼稚，更自觉地创造一种尊重人和尊重创造性心灵的环境，我们也许会取回一定代价。从这个意义上说，李辉的《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正是提供我们思考的一部很好的历史见证录。
记得布哈林在最后的遗嘱中对他的夫人说过这样的话：“阿纽达，你不要过于悲伤，历史总是要发生一些令人遗憾的错误，但真理毕竟要胜利。”真理的胜利是否是一种必然，还当讨论，但是，说历史总要发生一些令人遗憾的错误，却是很正确很深刻的。历史的错误令人遗憾，但是，敢于面对历史的错误却令人欣慰，我感谢一切敢于面对历史错误的人们，包括著写这份历史报告的作者。
（原载一九八八年十月十九日《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