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录三）
其一
慷慨歌谣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
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
《论诗》绝句三十首以评论作家作品为主，间或也发表诗歌主张。总的看来，元好问赞成刚健、自然的风格。这从他高声赞美曹植刘桢为“四海无人角两雄”，陶潜的“一语天然万古新”、韩愈乃“合在元龙百尺楼”，皆可以证明。特别值得寓目的，是他以突出地位标榜一首北国民歌，那就是以“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歌唱蜚声百代的《敕勒歌》。
“歌谣数百种，子夜最可怜。慷慨吐清者，明转出天然。”（《大子夜歌》）这是南朝歌手夸耀南方民歌的一首比老杜更早的论诗绝句。民歌从来言为心声，不假雕琢，所以具有“慷慨”“天然”的本色。不过，“宫商发越”的南朝民歌，同“重乎气质”的北朝民歌一比较，又要旖旎得多。换言之，“慷慨”与“天然”的评语，似乎更适用于北歌。但北方文化毕竟落后于南方，歌谣的记录和整理远未受到重视，任其自生自灭，湮没不少。《敕勒歌》这首本出于鲜卑语的民谣，居然通过汉译而流传下来（据《乐府诗集》引《乐府广题》），不能不说是一大奇迹。明乎以上道理，本篇上一联“慷慨歌谣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方有确解。两句起码含有三层意思，一是为北方民歌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而慨叹惋惜（“绝不传”啊）；二是说《敕勒歌》的流传弥足珍贵。因其诗有“天似穹庐”之句，故以“穹庐一曲”呼之。三是说北国民歌才是“慷慨”“天然”的典范，《敕勒歌》则是典范的典范。
显然，元好问的意思又绝不是说“慷慨”“天然”之作舍此莫属。如果作这样理解，读者就无法解释他对刘琨、老阮以及前面提到的那些作家的由衷激赏。遗山似乎正是为了消除这种误会和可能导致的指责，从而写出了既豪迈而更有分寸的下一联：“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这里的“英雄气”，乃指汉魏杰出诗人“鞍马间为文”的气概。以“英雄”名其气，是由其诗慷慨的特色着想，也是一种高度评价。“也到阴山敕勒川”，则给《敕勒歌》以同样高度的评价。将一首短小民歌与诗人杰作相提并论，在当时不能不说是一种新见和高见。前二句曾将《敕勒歌》称为“穹庐一曲”，这里又据歌的首句（“敕勒川，阴山下”），以“阴山敕勒川”相代指，“中州”和“阴山敕勒川”本是两个地理概念，在诗中则分别指代中原诗歌和北方民歌。说此处风气也到彼处，就与“春风不度玉门关”那样的说法恰恰相反，令人感到很新鲜，很有意味。
作为北魏拓跋氏的后裔，元遗山唱出“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显然是充满自豪之情的，其意蕴超出了就诗论诗之本身。虽然并非汉族人，然而在诗歌理论上，他继承了杜甫陈子昂，自成大宗，诗歌创作上则“气旺神行，平芜一望时，常得峰峦高插，动地澜翻之概，又东坡后一作手。”（《说诗晬语》）他是可以以中原文化的传人自许的。因而“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二句，似乎还传出了由于文化联系促进民族融合的亲切消息。“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赵翼）的豪情，在这里从另一个角度，另一种意义上，得到抒发。
其二
东野穷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诗囚。
江山万古潮阳笔，合在元龙百尺楼。
同时齐名的两位作家，随着时间的推移，往往也会分出高低，一般认为是品评孟郊这首诗，实际上是一篇“韩孟优劣论”。
孟郊字东野，中唐著名诗人，与韩愈齐名。他性格孤直，一生贫困，与贾岛一样以“苦吟”著名。韩愈形容他“刿目鉥心，刃迎缕解，钩章棘句，掐擢胃肾”（《贞曜先生墓志》），又给他的诗以相当高的评价：“有穷者孟郊，受才实雄骜，冥观洞古今，象外逐幽好。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荐士》）不过，韩愈说孟郊可上继李杜，就不免有私阿之嫌。襟抱旷达的苏东坡是尊韩的，但不甚喜孟郊诗，以“郊寒岛瘦”并列而不赞成韩孟并称：“夜读孟郊诗，细字如牛毛，寒灯照昏花，佳处时一遭。要当斗僧（指贾岛）清，未足当韩豪。”但有时也表示欣赏：“我憎孟郊诗，复作孟郊语。”（《读孟郊诗二首》）而推崇苏轼的元好问对韩孟诗亦作如是观。
《六一诗话》说：“孟郊贾岛，皆以诗穷至死，而平生尤喜为穷苦之句。”大体符合事实。此即首句“东野穷愁死不休”的最好注脚。《诗经·小雅·正月》云：“谓天盖高，不敢不跼；谓地盖厚，不敢不蹐。”而孟郊诗曰：“食荠肠亦苦，强歌声无欢。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赠崔纯亮》）元好问就概括这些诗意来作为孟郊及其诗的形象性评语：“高天厚地一诗囚。”“诗囚”这个谥号，恰当地概括了孟郊诗穷愁局束的主要特征，及作者本人的主观看法，虽不如“诗仙”“诗圣”“诗豪”、“诗鬼”之谥那样被普遍认可，要亦有充足理由。
在《放言》中，诗人干脆把贾岛也圈进来：“郊岛两诗囚。”“诗囚”这个称呼在这里显然是带有贬义的，在这一抑之后，诗人用韩愈作对比，对后者给以很高评价：“江山万古潮阳笔，合在元龙百尺楼。”韩愈曾被贬为潮州（即潮阳）刺史，故诗中以“潮阳笔”代指韩愈诗文，以“江山万古”予以标榜，则暗用杜诗“不废江河万古流”（《戏为六绝句》），意言其足以不朽。末句用《三国志·陈登传》的著名典故，陈登（字元龙）因不满于许汜碌碌无为，令其睡下床而自卧上床，许汜一直怀恨，刘备知道了却说，如换了他，则“欲卧百尺楼上，卧君于地，何但上下床之间邪！”元好问把陈登事刘备语精要地铸为“元龙百尺楼”一语，说韩孟诗的比较岂止上下床之别而已。联系到韩愈“低头拜东野，吾愿身为云，东野变为龙”（《醉留东野》）等诗句，这里言下之意也有“退之正不必自谦”之意。
如果仅仅是扬韩抑孟，也只不过揭示出中唐诗中奇险一派两大诗人孰优孰劣的事实。但本篇的用心不限于此，它包含着更丰富的意味。元好问其实并不鄙薄孟郊，倒常常引孟郊自喻：“苦心亦有孟东野，真赏谁如高蜀州。”（《别周卿弟》）“孟郊老作枯柴立，可待吟诗哭杏殇”。（《清明日改葬阿辛》）就作诗的苦心孤诣，情感真挚，不尚辞藻，不求声律而言，他与孟郊也有一致之处。然而正如苏东坡爱白居易，而又批评“白俗”一样。由于知深爱切，反戈一击，反容易命中要害。元好问对孟郊的批评，实际上也是爱而知其丑。赵翼《题遗山诗》有句云：“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像元好问这样以国事为念的诗人，当然不会十分推崇孟郊那样言不出个人身世的作家。对于雄健奇创，有大家风度的韩愈，也就更为低首下心。在《论诗》中他曾两次通过对比表扬韩愈诗风，实有“高山仰止”的诚意。
元好问《论诗》系效法杜甫《戏为六绝句》而又有所发展。杜诗数首于作家只及四杰，而元诗常在一诗中比较两家，就是一种出新。本篇在写作上很注意形象性，因而说理议论中颇具情采，“江山万古潮阳笔，合在元龙百尺楼”比“未足当韩豪”那种概念化抽象的诗句，也就更有韵味、更易传诵。
其三
晕碧裁红点缀匀，一回拈出一回新。
鸳鸯绣了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
这首论诗绝句最别致之处，就在于它的隐喻性，诗本身刻画展示的是闺房女红。诗人虚构情节，也有一点凭借，那就是《桂苑丛谈》的一段故事：“郑侃女采娘，七夕陈香筵，祈于织女曰：‘愿乞巧’。织女乃遗一金针，长寸余，缀于纸上，置裙带中，令三日勿语，汝当奇巧。”后来人们就用“金针度人”代指传授秘诀。“晕碧裁红”，是女红剪裁之事，犹言“量碧裁红”；但“晕”有染色之义，亦是做衣绣花的一环。“点缀匀”指略加衬托装饰，使成品更完美。“一回拈出一回新”，则是说采娘得了织女秘传，遂能得心应手，花样翻新。
这两句完全是元好问的创造，根据在“汝当奇巧”一句话。后两句则转折到故事的要义上来，就是采娘对织女有所承诺，即不泄露天机。所以对于别的女伴只能是“鸳鸯绣了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诗人在叙事中，略去了原型的神话成分，而更多地描绘了一种生活情景。生活中不是就有这样的能干而矜持的巧妇么。所以元诗实是一种再创造。其手法大致与唐人朱庆余《近试上张水部》（洞房昨夜停红烛）相近，二诗可谓异曲同工。
元好问运用古代传说的目的乃在论诗。从这个角度看，本篇又有深刻的理致。《桂苑丛谈》故事本身就包含一个生活哲理，那就是创作能力是不能像技术一样传授的。虽然它采用了神话的外衣，类乎天方夜谭，但剥去这层玄虚的外壳，就能看到闪光的内核。《庄子》中“轮扁斫轮”的故事匠人可以教人方圆规矩，但不能把修习的造诣传给人，哪怕这人是他的儿子。这个不能传人的造诣，在《桂苑丛谈》中就形象化地变成“金针”，看来“鸳鸯绣了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并非不把金针度人，而是无法金针度人。
大抵圣于诗者，早已到了得鱼忘筌的境界，你要向他要筌，筌早已不知哪里去了，他只能示人以诗。通过这首诗，元好问形象地告诫人们，要写出好诗，就要加强自身的修养（不外思想、生活、艺术三个方面），修养到家，自然会“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庄子》），所谓“眼处心生句自神”，如果一味贪走捷径，最多只能得到“古人之糟粕”，正是“纵横正有凌云笔，俯仰随人亦可怜。”
朱熹说：“子静说话，常是两头明，中间暗，其所以不说破，便是禅。所谓‘鸳鸯绣出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他禅家自爱如此。”（《元诗纪事》引《月山诗话》）这并非元好问诗句的原意，但由此也可以见出“鸳鸯”两句富于机锋或理趣，可以给人多方面的启发。
